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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是应《东方》杂志之约，为纪念文革三十周年所写的一篇个人回顾。放在这
里，可以作为我早年的一份思想简历。 


我父死于文革（文革后的术语称为“迫害致死”），那年我十五岁。后来人们所历
数的文革之苦，大部分我都亲身尝受，因此我从文革得到了什么，肯定不是当年的
造反派、军宣队者可能仍在怀念的既得利益。我之所以写这个题目，一是觉得不差
在已有的众多控诉之上，再加一份我个人的抱怨；还有一点，是因为我的确有这样
的感觉——我从文革所得，抵得过我在文革所失。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文革，我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无法断言和具体描绘，
不过肯定跟现在很不同。文革前我上小学，曾在大街上尾随着求一老妇让我帮她提
包袱，因为老师教导我们要象雷锋那样扶老携幼。当时我不理解老太太为何把包袱
换到远离我的那只手上，而且对我想做“好人好事”的愿望百倍警惕。文革前我曾
激动万分地为中国爆炸了原子弹欢呼雀跃，因为原子弹可以成百万地杀死“美帝”
和“苏修”. 那时我还秉承老师的意志在班里开展“思想整风”（我是班干部），
因为有女同学议论哪个男生长得好看。我们那时在解放军士兵的亲自指导下每天苦
练“杀敌本领”，却曾被几个“小野孩”（当时对干部子女寄宿学校大墙外的孩子
统做此称）打得上百人不敢还手……总之，那时我是父母的好宝贝，老师的好学生
，毛主席的好孩子，还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十三
。 


面对现在十三岁的孩子，我无法想象那时的我怎么会去走南闯北“大串联”，仅剩
自己一人时还继续在全国转了一个多月。记得第一次“大辩论”我败下了阵，原因
是一个内蒙红卫兵宣称要撕下我的“资产阶级遮羞布”，我不懂“遮羞布”为何物
而无言以对。第一次撒传单是在上海街头，当我把昼夜刻制出来的传单按照预想多
次的姿势抛向空中，却因为传单揣得卷了角如一块砖头落地，人群中窜出另一红卫
兵一把抢去撒了个满天开花——他那潇洒雄姿至今犹在我眼前。不久，我已能在叮
当作响的有轨电车上把大团传单乘风撒向街头人群，感觉自己象十月革命的布尔什
维克；有时还会在“大世界”楼顶一张一张向下扔，逗下面的人们争抢取乐。 


文革使我领着弟弟独立生活，在父母皆被关押的岁月，学会以偷填充饥腹，有时连
一块取暖的煤都得靠偷才能得到。我们学会了用自制铁钩“钓”垃圾箱旁出没的野
狗，吃掉它们本来就很瘦的身体，再让它们身上的跳蚤吃我们。我跟很多被称为“
流氓”的人打交道，也从自己被冠上这样的称号而改变过去对“流氓”的看法。 



我那时莫名其妙地喜欢一本黄山风景画册，并且策划过一次最终未成行的黄山之游
——计划在进山时砍倒“迎客松”，出山时砍倒“送客松”，再把那张最美的“石
猴观海”照片中的石猴掀到山底下去。我还养了一条蛇，经常把它系在脖子上当领
带。有时用黄磷在脸上抹出会在黑暗中发光的条纹斑点，夜晚出门游荡。 


但是那时我写诗，我读完了父母所有没被造反派抄走的藏书。在寂静深夜用自制的
天文望远镜凝望星空，从月球环型山或土星光环中产生跨越时空的遐想。我画油画
，拉小提琴，不经任何训练，直接“创作”，只是想画出心里那在宇宙深处璀璨闪
耀的天堂，听到内心那让我坐立不安的飘渺在天际的音籁，表达那让人如醉如痴的
诗意。我不否认那是一个文化绝对荒芜的年代，可那时对美的敏感、渴望和吸收也
是前所未有。似乎所有审美神经都血淋淋地剥离出来，任何一点轻微的触动都能引
起颤栗。当我们全家被弄到一个没有电的村庄，为了能够听家里劫后余生的几张“
老贝”（贝多芬）和“老柴”（柴科夫斯基）的唱片，我那巧手的弟弟把半导体收
音机改成电唱机的拾音器，而老式唱机每分钟三十三又二分之一的转速，是靠我们
用手指头驱动！我和我弟轮班，一人转一人听，最后几乎练到准确的程度，竟能在
转动中产生是自己指挥莫斯科交响乐团的感觉！ 


那时盼望和苏联开战，理由之一是可以到莫斯科去抢唱片——当年能听到的好唱片
几乎都来自苏联。我认识的同代人中，一多半都认为自己将来会是拿破仑或列宁，
至少也能当国家总理。为了胜任未来将要充当的角色，我们生吞活剥地读一切可能
有用的书，通宵达旦地讨论世界革命、国际政治和未来战争。我那时跟毛泽东的作
息时间差不多，早上睡觉，傍晚起床，夜晚活动。夜晚适合偷东西，适合看星空，
适合在旷野拉提琴，适合在北风呼啸声中围着火炉讲故事。那时没有歌星影星，少
男少女们的话题是普希金、托尔斯泰、雨果、杰克·伦敦……还有基督山伯爵和梅
花党。 


我那时住在东北长春，口袋里有二元钱就敢上北京，从不买票。下乡以后，更是把
全国火车都视为理所当然免费。我认识一群插队到长白山的知青，他们没有用国家
发的安家费盖房子，而是买了猎枪、鱼网、小船、冰车和雪盲眼镜，养了二十多条
狗加上一百多只鸽子。那个“集体户”是当时我认为全世界最好玩的地方。那里的
皑皑白雪和寂静山林让我永生难忘。 


来我一个人在东北丘陵地带的一个小村庄生活了两年。我成了生产队的干部，学会
了所有农活。我那时开始渴望“改造世界观”，摆脱渺小的个人不幸，与过去的颓
废彻底决裂。我体会到了宗教的境界。记得一次凝视毛泽东的画像，竟能在入定后
流水般地渗入像中，与毛泽东溶在一起，化作圣体之内的一个分子。那一刻大彻大
悟的感觉使我内心充满光明和感动。为了对“皈依”的坚定进行证实，追肥时哪怕
清楚地看见没沤好的新鲜人粪，我也一定要坚定地抓在手中，象抓住了革命，捏得
人粪从指缝溢出——连贫下中农都不会那样干啊。 


插队四年的时光，我吃了不少贫下中农的饭，听他们讲祖祖辈辈的故事，和他们的
女儿眉来眼去，品尝他们平凡生活中的甜酸苦辣。“中国”两个字的概念，从此在
我心中展现的首先是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没有那一段时光，也许我现在——甚至终
生——也不能真正了解中国。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几年我上了“工农兵大学”. 那是中国教育史上倍受奚落的
一段，对我却恰到好处，使我至今仍庆幸生逢其时遇上了“毛主席的教育革命”.
没有作业，从不考试。我学的专业是汽车设计，但是我可以自豪地宣称上了一个“
政治体育汽车系”. 每天有三分之一时间泡在运动场。还有三分之一时间是政治学
习，那是躲不掉的，却也不象现在想得那样可怕。在表面的千篇一律和陈词滥调之
下，反叛者的灵魂一样可以存在，百年不断的“中国向何处去”的探索同样可以进
行。我那时读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不是装样子，是真正如饥似渴。我用那些
书批判现实，又从现实对那些书产生质疑。“工农兵大学”特有的“开门办学”使
我的大学生活三分之一是在各地的工矿企业，旅行于大江南北，从而能一直清晰地
感受时代脉搏。我感谢那些时光。至今我最重要的思想，仍是那时植下的根基。 



与我的同龄人聚在一起，“文化大革命”总是在回忆中占有最多的位置。文革之前
和之后，往往几句话就能带过，红卫兵年代和上山下乡的岁月却似乎总也谈不完。
也许这不能说明什么，每一代人都珍惜自己的青春，五十年代的青年不也照样赞美
其“青春万岁”，然而“文化大革命”毕竟隆起了一道分水岭。“文化大革命”的
青春是无所依靠的，是从原本紧密结合为一体的社会逐步疏离的过程，是在最不自
由中获得充分自由的过程，是在人格扭曲中得到延伸和舒展的过程，是暗无天日中
确确实实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文化大革命”使我认识了太多的不义、背叛和
邪恶，使我从此冷漠，从此不再会哭。“文化大革命”让我目睹太多的死亡，心也
变得残忍。“文化大革命”展现的起落沉浮和福祸相依让人从此宠辱不惊。 


从“文化大革命”宣称的要让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言，“文化大革命”应该
说实现了它的目标。既然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会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也
就清楚地说明了那“革命”对我的作用。然而灵魂的革命并非按照既定程序，革命
的结果也许会与初始的“设计”背道而驰。以“混沌”观点来看，当变量多到一定
程度，系统就会在高度复杂性中产生不可预测的走向，从而脱离主观控制，使结果
与既定目标偏离。几年前轰动一时的美国电影《侏罗纪公园》正是演了这样一个故
事——资本家的金钱与科学家的智慧结合，利用遗传工程复制出了绝种上千万年的
恐龙，并且在一座封闭的海岛上建起名为“侏罗纪公园”的恐龙观光地。一切可能
出现的问题都在考虑之中，管理的“科学”和严密无可挑剔。然而恐龙最终还是在
一连串“意外”事故中逃出了人的控制，并且对制造出它们的人发动了残酷攻击。
“科学”在那时则变得完全无能为力。 


相对于“侏罗纪公园”，囊括了数亿人的“文化大革命”无论从变量数目还是还是
从复杂性上都超出千万倍，结果的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就更成为必然。在看那部《侏
罗纪公园》时，我想到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只可能是那只被扔进栅栏里喂
恐龙的羊。“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是一位有超凡想象力的诗人，他想创造更为
刺激、更有活力的奇观——把羊变成恐龙！ 


他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也自信能把创造的恐龙关在笼子里。 


记得七六年九月的那个下午，我和女友正躲在我们的小天地。当我听见初秋滚滚天
雷中传来远处的哀乐，立刻想到就是他——那位始作俑者撒手人寰。那时我眼前熠
熠生辉，女友也显得格外漂亮。我迫不及待地起身，脑海翻舞纷纭迷乱的五彩。 



一个念头就是出去！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