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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gaea (嘎雅§无焦距的凝视), 信区: Wisdom
标  题: [溶解权力] 第二章（下）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8月21日10:51:02 星期二), 站内信件

　　◎第四节　限制沟通——专制的基本手段

　　专制权力是权力私有的典型代表，也是极端形式。专制之所以成为专制、并能

够做到专制，其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切断社会对权力的纵向沟通，以及控制社会内

部和权力结构内部的横向沟通。

　　关于切断纵向沟通，前三节已经讲了不少，这一节着重从专制权力对横向沟通

的限制看专制统治如何实现。

　　从宪法条文上看，当今世界的专制社会有时会显得比民主社会还民主，言必称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有官员都是人民公仆，也进行选举，也有差额候选人，也搞

秘密投票……

　　那么它的专制从哪里来？

　　专制统治者最清楚要害在哪里，那就是沟通。只要能控制沟通，宪法无论说得

怎么天花乱坠都没有实际意义。以选举为例，它并不剥夺人民的投票权，也不用搞

制造假票那些名堂，它甚至还会发动各级组织动员人们履行“主人翁”职责，积极

投票。然而只要涉及到沟通，它就绝对卡死。最典型的不允许竞选。

　　在一个选民之间无法进行充分直接沟通的大范围进行选举，竞选的沟通方式是

选民了解候选人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式。只有通过竞选，选举才有真实意义。

否则，即使候选人名单有再多差额，只要是在那名单上“选”，再怎么选也都等于

是专制者的任命。

　　你要是拒绝选名单上的人，又能选谁呢？也许你可以选你的邻居，你认定他特

棒。可是除了你，其他选民有多少人知道他呢？你的一票是几万、几十万、几百万

分之一，效果上等于零。其他选民没你那么认真，既然不知道别的候选人，就按名

单选了，你的一票只能被淹没。而如果人人都和你一样认真，每人各选自己看中的

人，选票就会分散到成千上万的人身上，结果谁也不能当选，选举就无法进行。

　　好了，你想，当局不允许人们自己进行竞选，你愿意替你的邻居去宣传，让选

民都选他。如果你仅仅用口头宣传——也就是直接沟通，受制于直接沟通的限度，

相对当今社会的选举范围，能受你宣传影响的仅是极少数人，对选举结果无足轻重
。
你要想扩大你的沟通范围，只有两种途径：一是借助间接沟通结构，按前面所讲，

间接沟通结构就是组织；二是借助沟通媒介——大众传播网络，从而与更多的人发

生沟通。但是这就捅到了专制者的要害，他们对这两条途径封得最死。他们从不允

许成立“非法组织”，进行“跨行业串联”，从事“非组织活动”；他们对成立社

团百般阻挠，任何有可能对其构成威胁的间接沟通都绝对不被许“结构”起来，一

有苗头就要“铲除”；他们同时垄断传播媒体，使其成为“党的喉舌”，不允许他

人所用，更不给新闻出版以自由。

　　他们不让社会成员有超出耳和嘴沟通的可能，即便是耳朵，他们也要干扰“敌

台”，切断沟通；即便是嘴，“沟通”得不对也会被判“反革命宣传罪”。专制政

权防止人民造反，关键就在于防止人民相互沟通，只要能做到让人民无知无识，彼

此隔膜，如散沙一盘而不能团结和组织起来，人民就只能是愚氓，任其宰割。这一

直是历代专制统治者努力不懈追求的。

　　限制沟通不仅是专制权力统治人民的保证，也是专制权力进行内部控制的手法
。
专制权力一般都采用“倒树型结构”。那种结构的基本思路就是实施垂直领导，不

允许下级之间发生横向沟通。自古以来，下级官员背着上级（亦可称“组织”）私

下“串联”“密谋”，从来都是专制权力最痛恨的大忌。犯忌者鲜有得到宽恕。不

仅如此，专制权力还用尽心思防止下级官员在辖区或职权之内形成独立的个人沟通
。
古代帝王频繁调动军队将领，使“将不知兵，兵不知将”，与如今的大军区司令、

各省负责人定期对调出于一个目的，都是为了避免形成既能堵塞上级沟通、又能进

行私下个人沟通的独立沟通体系。

　　为此，清代还规定了不能在本籍作官的回避制度，以割断官员在乡土、亲族中

形成的沟通网络。

　　“分而治之”之所以成为专制权谋一个要诀，就在于“分”首先是切断沟通，

然后制造隔膜或误解，挑唆相互的戒心甚至敌意。“分”而后权谋者就成为唯一的

沟通枢纽，从而可利用枢纽地位使“分”的各方相互制约，充当发号施令者、仲裁

者、平衡者……达到“治”的目的。

　　保密是对沟通的一种限制。为了社会安全或团体利益，保密有时是必须的，但

专制权力更多地是出于维护专制，把社会应该得到的信息与本应畅通无阻的沟通管

道用“保密”封锁起来，让社会，也让下级处于云山雾罩、摸不清全局的糊涂状态
，
从而只能听其摆布。另外，沟通既是一种权力资源，保密也就是对权力资源的垄断
，
能使权力更为升值，这也是专制社会许多不可思议的保密之由来。

　　专制者使用心理战术也往往在沟通上做文章。那些故弄玄虚、故做神秘，都是

让人无法与其真实的内心世界相沟通、从而保持威慑力的方法。一些在敌人面前英

勇不屈的下级，在主人面前常懦弱得令人难解，原因就是他们与敌人之间的沟通是

明确的，只有斗争关系；而和主人的沟通一旦模糊，便只能处于猜忌、紧张与无所

适从——所谓“伴君如伴虎”。

　　很多人对中共当局六四时调动几大军区的部队和重武器进京感到不解，认为是

惊惶失措，才把形象搞得那样狰狞。实际上，调进那些军队和武器主要不是为了对

付六四抗议者，而是为了以军队对付军队，以保证中央的安全。在当时形势下，虽

然一个军区的部队足够镇压抗议者，但是同一军区内部不必通过中央就可相互沟通
，
极易串联，因此也有可能发动政变，倒向抗议者一边。不同军区的部队之间却难以

直接沟通，只有以中央为沟通枢纽。当时那些军队被交错部署，相互钳制，彼此摸

不清对方的态度和兵力，于是哪个部队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听从中央指挥。同时

堵塞社会信息进入军队（不许官兵看报、听收音机）。最终使军队成为其手中的屠

刀。如果中共当局当时没有玩那么多沟通方面的招数，六四说不定还会有另外的可

能。

　　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已将限制沟通的技巧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尤其在中国这

样的超大规模社会里，沟通本来就极为困难，限制沟通就更容易。专制小国之所以

政变频繁，原因之一就在于容易私下沟通，大国专制者却得益于私下沟通不便，往

往可以在相当长时间把统治维持得坚如磐石。然而大国一旦动乱不容易恢复稳定，

吃亏也是在沟通困难，因而不易实现整合。

　　专制权力的金字塔分为若干层次。每个层次的当权者都用上述手法控制下级，

也被其上级用同样的手法所控制。他们对下级是主人，其权力可以按个人意志行使
，
也可以为其个人牟利，因此属于其个人私有的；但对上级，他们又是工具，其权力

只能是上级意志的延伸，又是非他私有。专制权力结构的每一层次都有这种双重性
，
只有位于权力金字塔顶尖的最高统治者，再无上级，整个权力结构都是其下级，都

向其负责，因此是社会权力的最终私有者。

　　专制权力的私有有时可以达到权力随人而走、与职位分离的状态。毛泽东“退

居二线”或是邓小平“彻底退休”，都不影响他们继续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或是

慈禧赵高之流，虽无名正言顺之位，也能把帝王置为傀儡。这种常令人困惑的权力

现象，以沟通观点不难解释：在专制社会中，这种最高（或实际的最高）统治者多

年充当权力结构的核心枢纽，控制着所有关键的沟通渠道。权力结构内的下级当权

者（即下层沟通枢纽）皆由其一手安插，对其有强烈的个人依附性。这时，权力结

构内以职位为网络的程序化沟通就很容易被效忠个人的沟通所取代，即使最高统治

者不在位，却仍然可以把持对全盘沟通的最终控制。可以说，原本他那个职位应该

具有的沟通被他带走了，继任者的沟通能力超不过他，也就只好甘当傀儡。因此，

慈禧可以囚禁光绪，毛泽东能够打倒刘少奇。林彪虽然把陆海空三军首脑都安插成

自己的心腹，但毛直接向八大军区司令“打招呼”（沟通），司令们全都表示“听

从主席指挥”（即堵塞林的沟通，等于缴了林的军权），使林彪调动不了一兵一卒
，
落得葬身蒙古沙漠。

　　即使当时八大军区司令并不全都真心效忠毛，然而他们互相难以（也不敢）直

接沟通，毛分头进行沟通就使他们互相成为对方的钳制与威慑。比较毛和林的沟通

能力，稳妥的押宝只能选择毛。

　　这种现象不仅在最高层有，基层也同样可见卸任的大小当权者阴魂不散、幕后

操纵的情况，他们同样也是依仗在个人“辖区”内经营多年所形成的沟通能力与网

络。除此而外，专制权力和当权者限制沟通和利用沟通之处还可以举出无数，掌握

原理，就不必一一陈述。

　　第五节　难以沟通——民主之局限

    随着社会发展，二元社会结构——权力与社会的分离与对立——越来越暴露出

问题，公民意识的觉醒也对权力私有提出质疑。近代西方民主制便是对这种二元社

会结构进行的改造。

　　比起专制制度，民主制无疑是巨大进步，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以确凿

事实表现出其优越之处，并且成为当今世界之潮流。追根溯源，民主制对专制的改

造在哪里？——就在于它为二元社会结构中无权的一元提供了通往权力一元的若干

沟通渠道。

　　仅此便导致了两种社会巨大的区别。

　　民主制提供的沟通渠道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多数裁定全民公决是民主制对社会提供的最具普遍性的自下而上与权力的

沟通。多数意见具有最高权威，权力必须予以服从。这种沟通虽然并非社会生活的

日常行为，却是民主社会的基础。

　　二、选举与竞选选举提供了普通社会成员与当权者之间的沟通，改变了完全由

专制权力金字塔自上而下进行任免的程序，把一部分当权者的任免交由公民决定（

仍属多数裁定）。竞选则是选民与候选人之间的沟通渠道，也是在大规模社会使选

举具有真实意义的保证。

　　三、言论、新闻的自由传播这种渠道不仅使社会信息和思想能够进行横向沟通
，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打开权力以复杂性和保密制造的屏障，使公民了解权力的运作及

当权人物的真实面目，为公民对权力的监督提供纵向沟通可能，同时又起到凝聚舆

论的作用，以压力形式自下而上对权力进行制约。除此，民主制提供的所有沟通也

都需要借助这个沟通才能实现，因此可以把这个沟通视为民主制的基本手段。

　　四、政党（利益团体）体制民主制允许在社会权力结构之外，存在独立的政党
、
利益集团和民间组织，并提供它们活动的基础与空间，也就等于在社会的整体沟通

结构之外，允许存在另一些为特殊目标自愿组合起来的独立沟通结构，这无意是给

公民表达个人意志提供了新的渠道，也有了与权力一元抗衡的更多能力；同时，这

也为少数派提供了与社会和权力结构沟通的渠道，使之不致为多数所“淹没”。

　　五、制衡原则上一章说过，社会权力脱离不了金字塔的模式，然而对于民主社

会，却不象大一统或全能的专制社会，只有一座权力金字塔（所谓的“一元化领导
”
），而是把权力分散到不同的领域，形成多个大大小小金字塔并存的状态。除了三

权分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还有独立的企业、团体、机构等。这种体制不仅提供

权力一元之内的相互制衡，也为普通公民提供了更多与权力沟通的渠道。如一个美

国公民既可以投票选举总统、联邦议员，还可以选举州长、市长、州议员、市议员

……这种多渠道可以将每个公民的意志表达得更充分，对权力的制衡也更有效。

　　民主制的另外几项内容，如法治、人权保障等，都是在上述几种沟通保证下才

有可能实现的。专制社会——尤其是现代专制社会——也常把法治、人权挂在嘴边
，
但是没有上述沟通，便从来不过是一纸空文。

　　民主制对社会的改造无疑是可贵的，不过人们也普遍看到它存在的局限。迄今

为止，不论何种形式的民主制，提供社会对权力的沟通都只是有数的一些渠道，公

民社会与权力之间的整体断裂并没有消除。

　　以图8 为例：

　　只为示意，立法、司法、政党以及其他领域的权力都未画上，其性质大致可根

据此图类推。图中▲代表高层当权者，其下的权力金字塔一般都由其自上而下地任

免指挥。

　　企业权力有一部分受到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覆盖，地方政权受到中央政权的

覆盖就更多，表明其受到上级政权管辖。民主制权力与全能型的专制权力的不同在

于那种覆盖只是部分的，地方首脑与企业首脑都不受自上而下任免，并有相当的自

主权。

　　公民与政权的沟通以线段u1、u2示意。在民主制社会，这种沟通一般以选举实

现，除了选举国家首脑，还选举各级地方首脑（此图只画出一级地方首脑）。

　　对于大规模社会的选举，仅从操作性而言，也只能有少数高层当权者由公民选

举，不可能去选举权力结构内的所有“枢纽”，所以这种沟通只能算是“线沟通”
，
考虑到选举又只能每隔几年举行一次，“线沟通”又变成了“点沟通”。当今任何

民主社会都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全民与权力的全面沟通，提供的沟通是非常有限的，

如图8 所示，其权力结构的底面，仍然和公民社会保持着整体的断裂。

　　企业是当今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多数社会成员置身于形形色色的企业组织之

内，企业是他们参与社会劳动、分工、分配和获得资源的主要沟通结构，所以与多

数公民日常生活最为紧密攸关的权力应该是企业权力。而企业权力却是当今民主社

会成员最难与之沟通的。对企业而言，他们只是受雇者，只被要求完成企业管理系

统下达的指令，即完全处于被沟通的地位，而极少有对企业权力系统进行沟通的可

能。企业上级拥有对下级进行任免与指挥的绝对权力，下级如果不唯命是从，就可

能被解雇或降职。总之，专制社会的特征在民主社会的企业领域继续存在。

　　我在图8 用三个不同的金字塔代表三种分立的权力，图中可以看出，金字塔之

间虽各有边界，相互却紧密相连，而不像权力与公民社会那样断裂分离。无论信息

的交换与反馈、人员流动、相互影响及彼此依赖，权力的各个分系统之间都是相互

全方位开放，密不可分的。民主社会中企业家出任政府官员，或反之离任官员应聘

为企业高级领导比比可见；工商界利益集团的说客挤满议院走廊，也可略见一斑。


　　对于民主，有一条界限是不能逾越的，即民主制是以私有制为最高原则的。私

有制在很多方面要求保护权力私有，尤其经济权力的私有。因此，私有的经济权力

就会成为一个托举起其他权力的底座，使权力在整体上与公民社会保持断裂。民主

先贤的设计再精巧，囿于这个局限，也只能做到把权力从专制社会的个人私有，变

为民主社会的集团私有。

　　我们可以从民主社会的选举来证明这个结论。看上去，民主社会的选举似乎是

完全自由的，无论是选和被选，都没有以社会集团区分的限制。然而在事实上，能

够当选的人已经在事先就被局限于一个范围——首先，能当选的人肯定是能被全体

或大多数选举人知道的人；其次，他还必须能在大范围向选民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

和纲领。在当今民主社会，是否所有的人都具备这种条件和能力呢？

　　在一个能够实现充分直接沟通的小范围里，人人都具备这种条件与能力。每个

人都被其他人知道，每个人只用嘴就可以把自己的主张传达给所有人。人人条件平

等。然而在只能依赖间接沟通的大规模社会里，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必然极少。

　　在大规模社会里，被多数人知道的人是“名人”。名人一部分是大众传播机器

制造的特定产物，如体育或娱乐明星，那些人名气虽大，一般却不会被当成从政材

料；还有一部分成就突出的专业人士、作家、学者等，也很少涉足政治领域；只有

原本就在权力结构——政界、法界、企业界——中掌握或曾经掌握权力的人，既会

被众人所知，擅长的也正是政治，多数选民会自觉不自觉地局限于他们当中进行选

择，从而使当选者保持与权力斩不断的“血缘关系”。当今民主社会各种职务的候

选人大都由政党提出，并由政党支持其竞选，这也是把当选人限定在权力体系之“

血缘关系”范围的原因之一。

　　在大规模社会与选民进行沟通，只能借助大众传媒——电视、报纸等。当代传

播业塑造形象的能力几乎无与伦比。民主社会的选举实例证实，谁能最充分地利用

媒体，至少就有了一半的成功。民主社会的传播媒体虽不象专制社会那样被政治权

力垄断，理论上人人可用，但实际上却取决于另一种远非人人都具备的因素——钱
。
传播媒体从权力工具转变为企业，利润原则取代意识形态，这是进步，但也形成新

的局限——即把民主选举的当选者限定在少数有钱使用传媒的人之中。

　　竞选者不一定自己出钱。钱从哪来？除了有些国家对竞选实行少量政府津贴，

大部分要来自工商界的“政治”捐款。在这个意义上，当选者等于是工商集团推选

的代表，必然是要以工商集团的利益为主的。

　　权力需要金钱支持，金钱需要权力保证，二者相辅相成形成民主社会的当选范

围——一个既需有权又需有钱的范围。当选者一方面是权力圈的“自己人”，一方

面又要经过金钱的“预选”。民主选举再自由，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挑选的自由。


　　专制社会的统治者以“差额选举”给了选民一个“自由”选举的范围，在那范

围里怎么选，结果都不可能不是统治者看中的人。专制者是以“有形之手”切断社

会沟通而保证其规定的“选举”范围。民主社会的选举范围则是被“无形之手”确

定的，但同样把多数人排除在沟通之外，最终的结果也同样保证当选者与统治集团

立场上的一致。民主社会中有一种经典的抱怨：选举不过是“在一群坏蛋中选一个

好一点的坏蛋”，矛头所指的就是这种范围。

　　当然，把当选者全说成“坏蛋”是偏激说法。民主社会毕竟提供较多公正，也

在力图让更多的人打破沟通局限，进入参政范围，并尽量切断金钱与权力的沟通。

但是若不从结构上消除掉社会的二元化，权力与社会成员的全面沟通是不可能真正

实现的，后者将始终被排除在权力的主体之外。

　　民主制的另一个问题是，即使在已经受到限制的选举范围内，也不能保证适合

的人当选。这是因为在大规模社会里，让一个只能了解极小局部的普通人去判断并

选择谁最适合领导整个社会，本身已经是一个沟通方面的严重断裂；普通群众具有

的政治素质与社会领袖应具有的政治素质之间，更有难以弥补的差距，这是又一个

沟通方面的断裂。

　　民主制的选举就是在这种沟通断裂上进行的。选民们通过电视、报纸、街头集

会来认识和判断竞选人。他们很少能真正理解或有能力评价竞选者，大多数不过是

在比较竞选者通过媒体创造出来的形象，最终选择不是出于理念而是喜欢或讨厌谁
。
所以也就有了这样的笑话：三个外科医生自夸，一个说：“我给一个男人接上了胳

臂，他现在是全国闻名的棒球手！”第二个说：“我给一个人接好了腿，他现在是

世界著名的长跑运动员！”

　　第三个说：“你们的简直是小菜，我为一个白痴接上了笑容，他现在已经是国

会议员了！”

　　不错，民主制的选举能够罢免不称职的当选者，靠蛊惑与欺骗上台的政客在这

次选举得逞，却逃不脱下次被选下台。比起只能靠等待寿数“罢免”专制昏君，无

疑有进步。

　　然而由于沟通的差距，普通公民只能通过经验感觉权力暴露的问题，不可能提

前发现错误，一般总是要等到恶果广泛显露之后，才开始对当权者进行否定。而那

时，危害肯定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当前任何形式的民主选举都无法避免这种“滞后”，越高层的当权者，选民与

其的沟通障碍越多、政治素养的差距越大，“滞后”——其权力错误所造成的现实

危害——也就会越大。

　　这种状况使民主选举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算帐”，选民选举的行为重点是放

在否定自己上一次所选的人上。竞选者大都善用这个法宝，争取选民的关键不在自

己的纲领，也不必顾虑将来说了不算，而是怎样尽一切可能抨击前任，反衬自己，

以投合选民的“算帐”心理。此种选举与其说是为了选举后任，不如说更多地是为

了罢免前任。于是，一俟选举结束，否定了上一轮“滞后”，却有可能又是新一轮

“滞后”的开始。

　　一般来讲，即使选民已经明确地感受到权力的错误，只要是在当选者任期之内
，
也难以改变。因为在大规模社会里，哪怕是成本最低的沟通——投票选举，也不可

能做到随时举行，而需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间，几年一次。在那期间，只要当选者没

有犯足以按法律弹劾的罪，一般就拿他无可奈何。

　　其实，当今世界权力纯为个人私有的已不多见。哪怕是专制社会也在向“制度

化”过渡，赤裸裸的个人专权逐步让位给集团——所谓的“集体领导”（哪怕那集

团小如“政治局”），法律和程序的功能也有所加强。当权者已少有终身任职，改

革与法制不断被推出台，成为当今潮流。这不仅是出于被迫，也是因为变权力个人

私有为集团所有对统治集团的整体稳定更为有利。

　　然而，权力为集团所有并没有改变其与社会相脱离的二元状态，因而许多弊病

都依旧存在。无论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权力自身面临的困境在许多方面是一样
。
权力结构的问题是整体性的，解脱困境远非在民主制与专制之间进行选择那般简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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