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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hitsoul (借尸还魂), 信区: HITComment
标 题: Re: 王力雄退出中国作家协会的声明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un Jul 21 16:21:18 2002) , 转信
新疆追记
王力雄
1、新疆课题
写完《黄祸》以前，我应该归类为写虚拟作品的作者。《黄祸》虽然仍然是小说，我在写
作过程中却一直被其中的真实牵引并且震撼。正因为如此相信《黄祸》中的真实，那以后
我不再写小说，完全转到了研究现实，以及如何避免发生黄祸上。
1998年我出版了谈西藏问题的书——《天葬》。我研究民族和边疆问题是出于这样一种认
识：中国避免黄祸唯有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首当其冲的挑战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能否
解决，决定着政治改革是否能成功，甚至是否能开始。因为若不事先就消除国家分裂的危
险，专制权力就会以此为拒绝政治改革的理由。这理由恰恰可以迷惑很多中国人。未来中
国若发生动乱，法律乱了可以重建，经济乱了可以恢复，再乱也是“肉烂在锅里”，而领
土分离却可能覆水难收。历史上已经有外蒙古独立和被沙俄占去的领土。中国现实的民族
问题——尤其是西藏和新疆问题——是有可能再一次带动这种分离的。西藏新疆占今日中
国百分之四十以上面积，中国经不起那种分离。所以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政治改革能不能
进行，民族问题成了一个前提。
我做完西藏问题，并没有想马上再进入新疆问题。Q在这时出现。他是个颇具魅力也颇有建
树的人，忧国忧民礼贤下士的风格足以使我们成为朋友。他提出支持我去研究新疆问题的
建议。他主持的一个民间研究机构可以向我提供经费，不附加任何条件，完全按照我的意
愿研究，成果也属于我。也就是说我只多了花钱的自由，不会失去任何自主。这倒是吸引
人，我还从来没有用别人的钱搞过研究。新疆问题是我一直关注的，迟早会去搞，碰上这
幺好的条件并不容易。我因此动心，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同时也看好Q的研究机构。那应该算当时中国最活跃也最有成果的一个体制外研究团队。
Q虽脱离了官场，却仍然有把研究成果送达权力层的渠道。虽然“递折子”的方式往往被视
为依附权势，但是按照Q的看法，在祖国处于危机中，仍然“爱惜羽毛”是一种自私和不负
责任。毕竟国家向何处去更多被权力决定而非被知识分子的清高决定，只要还有能够影响
当权者的机会就不应该放弃。
不过，我和Q之间存在一些分歧。虽然我们都把“为人民”当作出发点，我们的“人民”概
念却不相同。在我看来，他的“人民”是整体性的宏大概念，我的“人民”则是个体化的
，由具体的个人组成。按照他的人民概念，为人民是可以不在意牺牲个人的，而按我的想
法，没有空洞的人民，为人民首先是为个人，牺牲具体的个人就是在牺牲人民。不过只要
不是掌握权力的人，这种区别只体现为理念不同，毕竟我们有更多的共同点。Q的资金加快
了我开始新疆课题的进程，否则我是不会在99年寒冷的1月就向新疆进发的。Q给钱不需要
繁琐手续，只问要多少，他的不同意见是认为我要的太少，一定加倍给。这种古风做派使
我心存激赏。
2、身份
去新疆做研究，身份去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搞研究如果缺少身份，所有信
息都会对你封闭。我离开“体制”20年了，没有任何归属或头衔，档案都不知去向。Q的课
题组不属于体制，本身就没有身份。他也许有一些别的渠道，但不适合给我用。我除了不
是体制内的人，某种程度上还属于“异己”。
想来想去，我唯一一个与体制有点关系的身份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在80年代加入作协
，当时主要也是为了找身份。那时我正准备搞一次开车环绕地球的旅行，后来没有成功，
以后和“作协”再没有过联系。这次我先是托人去问“作协”领导人，能不能给我开去新
疆采访的介绍信，作协领导人一明白要开信的是我，便从大包大揽变成推脱。我明白走上
层路线是错误，应该直接从基层办，因为基层的人不知道我是谁。于是我带着十多年没用
过的会员证去“作协”。接待我的基层工作人员态度挺好，按照作协章程，他们应该帮助
会员完成创作采访，于是我一口气开了三封介绍信——一封给新疆，其它两封给宁夏和甘
肃（我准备把西北穆斯林作为一个整体研究）。那时我由衷地感到了“组织”的温暖。在
我来看，这几乎是作协唯一值得存在的理由，也是我加入作协这幺多年得到的唯一一次好
处。
即使是唯一一次好处，我也是记住的，照理说人不该以怨报德，然而“作协”后来的表现
实在令人难以继续沉默。即便是毛泽东时代，所提也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现在的
作协领导人，要的只是为权力集团、甚至就是某个当权者服务。不久前我已经宣布退出“
作协”。
3、深入维吾尔人
1999年的元旦刚过，我先去宁夏找一位多年的回族朋友A。1984年我在黄河漂流时和他认识
（他送我的救生衣在漂流途中救过我的命），当时他是黄河上的水手，现在成了私营企业
家。钱虽然挣了不少，然而总是怀念当年浪迹天涯的时光。听到我要去新疆，便要和我同
去。正好我的研究中包括回族，他可以提供很多帮助，当然我也愿意和他重温在高原荒野
以酒当歌的早年。于是我们约定在银川汇合，开上他新买的一辆桑塔纳2000上路。
我们在宁夏回族地区一路走村串镇，看当年回民起义的战场，参加开斋节礼拜，深入百姓
人家，听贩毒者自述。进入甘肃，左宗棠的行军大道在古长城和祁连山之间绵延不绝，走
过古代那些声名显赫的郡城要塞，仅是那一个个地名都足以让人沉浸于历史。我们在横扫
的风雪中进入新疆，那里冰天雪地，广阔无垠。
新疆一直是我神往之地。这一次是我第五次到新疆。前四次有两次是自己开车走，走遍了
新疆所有地区。不过以前只是为旅行，没带任何研究目的。我们直奔乌鲁木齐，住进市中
心一家名叫“鸿春园”的旅馆。我让A自己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我自己留在乌鲁木齐，成
天奔波于政府部门、研究机关、出版社和书店，以“文学创作”的身份把凡是有关新疆的
文字尽可能搞全——这是我此行的第一个目的。以后我将用几个月时间在北京阅读和消化
那些材料，为夏天再来新疆实地采访做准备。我此行的第二个目的是结交维吾尔族朋友。
研究新疆问题，只在汉人圈子里打转是一种荒谬，但这种荒谬正是目前中国研究新疆问题
的现状。进入维吾尔人的圈子，并不意味只是和维吾尔人打表面交道，那容易，而是能不
能进入他们的心，对汉人而言，那可不是一般的困难。
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的相互敌视我早知道。虽然我数次到新疆，走了很多地方，却从来没
有与维吾尔人打过稍微深入的交道。1993年我准备开车去维吾尔人聚居的南疆，所遇到的
汉人无不警告我维吾尔人凶险，汉人在那里如何不能保障安全。我为此专门去新疆军区了
解情况。接待我的军官以非常强烈的口吻告诫，一辆车最好不去南疆，如果一定去，要遵
循“三不”原则，即在维吾尔人聚居区不停车，不过夜，不接触（这也正是军区的人遵循
的原则）。结果那次我放弃了去南疆，因为若是遵守那“三不”，我不知道去的意义还有
什么。
在新疆旅行和在西藏旅行，最大不同就在身处民间时的感觉。在西藏，和藏人普通百姓打
交道时不需要有担心，他们亲切友好，不会因为你是汉人而表现敌对。在新疆却常有恐惧
之心，汉人一般不敢单独下乡，不敢置身于维吾尔人中。当然有很大的成分是被传闻误导
和夸张，属于自我惊吓。但的确也可以感受到维吾尔人对汉人的敌意。如在乌鲁木齐的维
族餐厅吃饭，只要我离开一块同往的维族同伴，遇到的眼光就常有不友好的，有时还会遇
到挑衅。但是回到维族同伴身边，立刻毫无问题。只要一个维吾尔人向其它维吾尔人介绍
“这是朋友”，他们个个都会变得温和有礼，让你放心。这就是我必须结交维族朋友的原
因。按照我的计划，准备夏天去南疆采访，要进到维族百姓中间去，了解他们对新疆问题
的看法，那靠自己硬闯是行不通的，必须有维族朋友引路。我这次到新疆，最重要的目的
也是在这里。只为收集资料，通过北京的渠道，不跑这一趟也能做到大部分；而要找维族
朋友，则必须亲自来，不是来采访，是要喝酒、谈心、取得他们的信任。
做到这一点不容易。维吾尔人对汉人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他们为什
么要信任一个属于压迫民族的人，为什么要告诉你他们的真实想法？为什么要引你去见他
们的亲友？这样做是不是在引蛇入室？我被他们接受，主要是《天葬》一书。他们认为应
该帮助我写出一本谈新疆问题的《天葬》。一位维族朋友说，考托福填表时，表上列出的
0-99个民族条目中竟然没有维吾尔族，他只能在“其它”一栏上打勾。由此他意识到，虽
然他的民族有近一千万人，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世界却不知道，更不要说明白有新疆问题
。
经过一系列的接触、谈话、餐厅和酒吧里的彻夜长饮，我逐渐扩大朋友圈子——维吾尔人
、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柯尔克孜人。他们帮我计划夏天的旅行，各地的接待，陪同、
翻译、车辆等。有Q提供的资金支持，有这次布下的关系网，我相信我可以完成一个出类拔
萃的研究，效率也会比写《天葬》高很多。
相反是在汉人那里，我却找不到这种友情。虽然我动用了与新疆有关的所有资源，请各方
面朋友给我介绍关系。但是到了新疆，却发现人们多数表现冷漠，似乎疑虑重重，不愿意
沾惹是非，也不认为新疆的问题需要由我来搞。我只接触了其中的两个人，而他们都和我
后来发生的事情有关。
4、兵团老战士
我在新疆接触的另一个汉人J是一位“兵团老战士”——他这样称呼自己。“兵团”的全称
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个遍布新疆的庞然大物，总人口240万，职工近百万，其中
百分之九十是汉人。新疆到处都有它的“团场”，很多地名就是其下属单位的番号。兵团
是个正省级行政单位，与新疆自治区平级。它有自己的“领土”、城镇，设有公安、司法
、检察机构，有独立的户口造册、结婚登记处、监狱、科学院、银行、保险公司等，完全
自成体系，不受地方政府管辖。我在过去写的一篇文章里称其为“新疆自治区内的汉人自
治省”，邓小平将其视为“稳定新疆的核心”（1981年邓视察新疆时所言），而那些主张
新疆独立的人则视兵团为武装占领军。无论是研究新疆问题还是解决新疆问题，兵团都是
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J是一位对兵团充满感情的老军人。他对兵团的现状感到焦虑。兵团原本的职能是屯垦戍边
，是个以政治任务为主的准军事化组织。六十年代中苏对抗期间，新疆的中苏边境纵深10
-30公里地带全部由“兵团”接管，迁走所有老百姓，建立起一条链状的边境农场带。四百
多个兵团的民兵连常年进行边境值班巡逻，形成一道“反修防修”的“血肉长城”。寓兵
于民的兵团是不吃军粮、不穿军装、不要军饷，拥有百万兵员而且永不退役的“驻军”。
当年兵团的主要首长张仲瀚这样形容他的队伍：“一旦有事，能做到不分昼夜，不分山川
，不用向导，运用自如，召之既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然而兵团却远非一个合理的
经济组织。在“政治第一”的年代，经济可以服从政治需要。自打中国把重心转移到经济
，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兵团体制的不适应就日益严重地暴露出来。兵团是计划经济
体制的典型产物，亦是一个全能型的权力机构。它担负沉重的政府职能，必须兴办大量社
会事业（仅担负的退休职工就有三十多万）。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许多人把它看成一个
“四不象”的怪胎——“是政府要交税，是企业办社会，是农民入工会，是军队没军费”
，即是对它嘲讽性的形容。市场只认经济规律，只懂竞争，注定不能与政治目标兼顾。若
想真正实现向市场经济转轨，除非义无反顾地抛弃过去遗留的政治结构与约束，然而那也
就失去了兵团存在的理由。事实上，兵团的军事化使命今日在其基层已经名存实亡，“屯
垦戍边”大部分也只剩下口号。
J认为必须让最高当局知道这种状况的严重性，不能仅从经济的角度看待兵团和衡量兵团的
得失。兵团的根本作用是在巩固主权，主权高于一切，什么都要服从这个最高原则。如果
兵团垮了，散了，那是分裂分子做梦都想而实现不了的，却是由我们自己去实现，是不可
饶恕的犯罪！历代中央政府都对西域屯垦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今天为什么不能，为什么
不该？！说没钱，那些腐败分子们每年喝掉的酒相当于一个杭州西湖，吃掉的宴席价值上
千亿，怎么就有钱？用到捍卫主权上就舍不得？！
我和J做了两次长谈，被他的真挚深情和忧国之心打动。他的观点有一些是我不同意的，虽
然我深知兵团对稳定新疆起到了何种作用，但我也知道兵团的确已长成一个怪胎。它是帝
国时代的人造产物，缺乏现代文明社会所需要的相应法律、文化、经济与人文基础，只能
靠政权的意志维系。当政权的专制程度高、人为性强时，兵团可以被塑造为有力的治国工
具，当社会走向多元化和法制化之时，它落入一个四处掣肘、动辄得咎的困境并不奇怪。
改变这个局面，要做的不能是退回帝国时代，继续给它营造往昔的环境，输送专制与人治
的养料，而是去找出一条现代文明社会的安定边疆与和睦民族之路。
5、我对一次请客的猜测
我在新疆接触到的两个汉人，其中一个是某机构驻新疆的L。是由一位原来在其北京总部的
朋友介绍。朋友说已经先给L打了招呼，L是他当年的小字辈，应该会给面子。以L的职业，
肯定非常熟悉新疆情况，即使不说那些他认为需要保密的事，也应该能给我很多信息和启
发，因此是我最重视的关系。但是当我到乌鲁木齐后给他打电话，却没让我看出北京的朋
友有什么面子，他推脱工作忙，听不出一点愿意和我见面的意思。对此我虽失望，也不奇
怪，没有官方身份的人遇到这种情况是寻常事，我已经习惯，于是我把他从联络名单中勾
掉了。
出乎意料的是几天后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表示要请我吃饭。我在感谢之余，心里不免内疚
，觉得错看了他。我按照约定时间到他的办公室，想和他推心置腹地聊聊。但是他面色凝
重，让我感到刻意保持距离。他没有给我和他独处的时间，立刻招来另外三个年轻人，让
他们一块与我们出去吃饭。他解释几个年轻记者常在下面跑，了解情况多。我当时没有在
意，感觉这种安排也挺有心。不过我还是免不了奇怪，为什么整个过程只有别人讲话，他
自己几乎什么都不说？他传递出的“场”让我有一点不安，似乎对我有一种排斥。照理说
我还完全没有机会与他产生不容，如果说他是嫌我占用了他的时间，本来他完全可以不再
找我，为什么又主动邀请呢？若是只因为北京朋友的面子，我直觉上不太相信，北京那位
朋友已不在官位，因此看不出对他有什么份量。
如果我是个懂得分析直觉的人，可能对心里的这些疑惑还会仔细想想，或者会由此引起警
觉。但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只是谢谢他请我吃了一顿饭，知道我们从此再不会打什么交道
。让我重新想起这个人是在我被捕以后，审问者问我每一个接触过的人，惟独只字不提我
和L的会面。正是这种不提让我感到奇怪。照理说L所在的部门无疑是他们认为的“要害部
门”，惟独把他漏掉不合常识。
比较容易解释通的，只有L请我吃那顿饭是被布置的任务。L在事后已经汇报了一切，他们
因此不再需要问。当我在监狱里无所事事的时候，半带消遣地勾画出那一幕情景：秘密警
察从窃听电话中知道我与L接触（听说我一到乌鲁木齐监视者就住进了隔壁房间），于是想
通过L对我进行更多了解。他们去L的办公室，亮出安全部门证件，客气地请他给予协助。
我相信L并不愿意做这种事，否则他不会对我那样生硬，但是他不敢拒绝。虽然他所属的机
构牌子硬，他本人却是新疆本地人，家人亲友都在新疆。在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新疆，安
全部门的权力超越一切，成为无人不怕的阎王殿，拒绝与安全部门合作可能会给自己或家
人带来麻烦。于是按照秘密警察的布置，L约我吃了那顿饭（不知道饭钱是由谁报销）。对
他而言那只是应付一件讨厌的差事，多拉几个人一是可以做见证，二是可以避免由他直接
向我“刺探”（那种感觉多半不舒服），在大家东拉西扯的过程中，可以汇报交差的东西
也就自然可以得到了。当然，这些情形完全是猜想，可能永远也无法证实。我担心这会是
一种玷污了L的妄想。我将会非常乐于为我的错误向L道歉。但即使L真是像上述猜想的那样
做了，我也能够理解。因为后来的经历告诉我，特务政治无孔不入，谁都可能在一念之差
中被卷进去。
6、兵团是否违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面临的困境是非常复杂的，对其进行改造也非常困难。正因为兵团不是
一个法制产物，缺乏制度支撑，因而难以达到平衡状态。半个世纪中它要不断随形势变化
调整自己，在不同的夹缝中拓展空间，做各式各样的局部修补。虽然那些具体应对中不乏
令人称绝的聪明，但是经年累月，众多局部的拓展和修补层迭盘错，却变成了整体的畸形
，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越修补越难作整体改变，越难做整体改变越得小修小补，从而更
加层迭盘错，陷入更严重的畸形，困境也越来越深。
我直觉意识到，搞清兵团的状态和问题的征结，首先应该从兵团的法律地位着手。例如中
国宪法对行政区域的划分没有兵团，但是兵团却有上百块“飞地”分布在新疆全景，总面
积达到7.43万平方公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98年年鉴》），有240万属于兵团户口的居
民，而且存在着一个新疆州县各级政府无权管辖、由兵团垂直领导和任命的政权体系。在
中央政府下发的各种文件上，除了“各省、市、自治区”的抬头，还要单独加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俨然它就是并列的一个省。新疆本是进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自治区
，却在这个自治的区域内插进上百块另外的“自治的区域”，形成对原本自治区域的割裂
。这在法律上怎么解释？能不能解释？
再如宪法规定地方政府首长、法院院长和检察长都要同级人大选举。但是像石河子那样的
城市，1950年只有几十户人家，完全由兵团从无到有建成，现在人口达到20多万，是兵团
农业第八师的师部所在地，同时又是新疆自治区正式建制的区辖市。兵团把石河子视为自
家财产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法律无法那样认可。折中的办法是目前搞了个“师市合一”
体制，农八师的师长同时担任石河子的市长。这本身就是矛盾——作为师长，应该由兵团
任命，作为市长，应该由石河子市人大选举，到底按照什么来执行？兵团当然坚持自己的
任命权，但对地方从法律角度发出的质疑却无法做出言之有据的回答，只能靠中央摆平。
而中央的摆平同样缺少法律根据，从长远看是无法坚持下去的。同样，兵团自身的法院系
统和检察系统也面对这个问题，过去都是兵团各级党委任命法院院长和检察长，现在进入
强调法制化的时代，如何面对与法律的冲突，一直是兵团的困境。
兵团对此往往用政治说法来应付，专制社会的政治是可以超越法律的。每当遇到冲突，兵
团就会本能地到中央去拉大旗做虎皮。其中最现成的说法就是新疆的主权稳定。
与早年充当抵抗“苏修”的前线不同，今天新疆最大的危险已被说成是民族分离主义。J这
样说：“兵团的作用就是保证新疆这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永远姓‘中’！”我不怀疑J对
此的真诚，但这无疑也是兵团解决自身与法律冲突的护身符。尽管以此为由可以让兵团一
时得以回避矛盾，长远看却会使兵团更深地陷入自我封闭和对外冲突，使其无法理顺关系
，筹划久远，无法以开放的姿态与当地社会结合。因为这种强调和强化兵团充当新疆“看
守”的思路，相伴的必然是要把新疆地方和当地民族当作被看守的对象，兵团因此不可能
不成为新疆人民与当地政府的异己者，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敌视，遭到地方势力抵制和拆
台也就是毫不奇怪的。
因此，理清兵团与现行法律的冲突，搞清楚它目前在以什么方式回避和解决这种冲突，其
中什么是可以继续利用的资源，什么是继续制造麻烦的源泉和产生隐患的温床，在我来看
可以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我知道这个研究将很麻烦，首先要去研读那些迭床架屋的法律、
规章和文件，从中找出逻辑路径和现实接口——这一最基础的工作就已经让我望而生畏，
那必定要求投入太多的精力。但是既然已经看出这是一个切入点，我在收集材料时就开始
有意识地注意与此相关的文字。
7、秘密文件
对于没有体制内身份的研究者，看“文件”——这个词在中国往往专指党政部门的内部文
件——是最难之事。一个偶然机会，我在兵团某办公室的书架上发现一本文件汇编。那是
一本装帧简陋的32开书，厚厚一本，是兵团内部印刷的。上面汇集了从中央到新疆自治区
针对兵团的有关文件，涉及各方面内容。如果能得到这样一本文件汇编，我可以省掉太多
的事。让我喜出望的是，当我试着索要的时候，那办公室的负责人爽快地答应。也许是我
的迫切之心过于外露，就在我生怕人翻悔，拿起就想溜时，办公室另一人突然抛出一句“
内部文件不能外传”，搞得那负责人只好又把他的慷慨收回。当时他还尴尬地向我表示抱
歉，但是若能知道后面发生的事，他一定会感谢手下人的及时提醒。
那文件汇编的封面上的确印着“秘密”二字，然而我当时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一是既然
做研究就需要看到秘密，何况自以为是为国家来解决问题，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二是中国
一向把什么都搞成“秘密”，印着秘密的东西反而到处能看见，让人也搞不清什么是真秘
密，什么是假秘密了。
自从发现那本文件汇编，它成了我心里的一个事，很想拿到它，不是简单看一遍，而是有
一本。因为从法律角度切入研究，必须依据精确无误的文本，琢磨每一个字，而不是靠笼
统模糊的想法。笼统在法律面前毫无价值。于是问题就变成了这样，研究能不能搞下去，
相当程度就取决于能不能得到那本文件汇编。
我去见J的时候，事先已经打这个主意，我相信以J的身份，应该会有那本文件汇编。果然
，我在他家的沙发上刚一坐定，马上就在他身后的书架上发现了已被我记在心的那个不起
眼的书脊。
我能和J接上头，是他过去一个老部下给写了信，再加上作协的介绍信。他没有下层机关人
员的官僚气，只要感觉出你真心关爱新疆，问题也能问到点上，就会视你为知己。他的谈
话排山倒海，精彩纷呈。当然，他也不是信口开河，他讲的很多话隐含着要将其传到北京
决策层那里的愿望。他似乎把我当作一个可能的中介。虽然我没提到任何与上层有关的渠
道。但我这个作协的人兴趣太明显地与文学无关，因此就难免显得有点神秘，让人可能联
想起一些“特派”之类的角色。J话中有话地向我感叹，从北京看新疆，会比从新疆看高得
多，远得多，深得多，中央领导人应该学古代那些贤明君主，不用多，派几个人下来搞点
“微服私访”，就能打破地方的粉饰太平，了解到真实情况。
当我提出借那本文件汇编看时，他爽快地答应，没有丝毫顾虑。我接受了在兵团办公室得
而复失的教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随便翻翻，没有透露复印的打算。
为复印我又费了一番心思。虽然满街都是复印的地方，钱也不是问题，但是我记得不久前
一位台湾记者就是在乌鲁木齐复印或传真稿件，被店家举报稿件中有对中央领导人的议论
而被警方抓起来。我若上街复印一整本文件，当然更逃不过乌鲁木齐人民的火眼金睛。后
来是辗转在私下做的复印。
再一次见J的时候，我还回了文件汇编。由于担心复印的文件丢失，我把它放在随身包里携
带，而没有随通过邮局寄的材料一块走。就这样，我心满意足地认为完成了此次到新疆的
任务，对正在身前身后张布开的罗网，没有丝毫察觉。
8、被跟踪
事后想起，我感到奇怪。似乎在新疆被捕前的一段时间，我的所有关于自身安全的感觉都
关闭了。以前可不是那样，往往通过直觉我就能意识到危险，而且可以在事后得到证实。
照理说此次到新疆没有理由放松警惕。一年前我刚出版了《天葬》，同时对外公开了《黄
祸》作者的身份，可想已经被记帐。1999年又是国内政治转为进一步强硬的当口，我来新
疆的前两个月，刚有数人因为筹组民主党被判重刑。可是我为什么没有一点警惕之心呢？
事后想起临到新疆前我在北京与两个外国人的谈话，不禁有点羞愧。我那时对他们这样解
释中国的政治——今日中共已经比过去聪明，虽然他们在打击底层造反者时依然强硬，但
却可以容忍持不同意见甚至充当反对派的知识精英，因为从农民转变为知识官僚的共产党
已经懂得，与他们不那么一致的头脑能够产生更多思想资源，是可以为他们所用的。我说
那话的时候，暗中是在为自己属于知识精英以及能为当权者所用而沾沾自喜的，似乎只要
把自己与底层造反者划分开，就可以被恩赐表达不同意见的特权。我想我对安全的敏感在
新疆之所以失灵，可能就是由这种肤浅认识造成的。我后来所遭遇的一切，都应该被看作
是对这样一种特权心理的讽刺与警醒。
我虽然从未把自己当作权势集团的人，但却自以为我的研究对高层有可能产生影响，也愿
意有那样的效果。因此当J暗示我可能有“钦差”身份时，我并没有特地向他说明不是。可
想而知，带着那样一种自我感觉，难道我还能注意身后有没有盯梢，旁边有没有密探，电
话有没有窃听吗？我把每日行程都做详细记录，每天整理采访谈话，所有的文字、录音磁
带、联络地址都摊在旅馆房间里，丝毫没去想在我每次离开时监视者就会大摇大摆地进去
尽情查看。
一直到我离开乌鲁木齐，什么事都没有。后来我明白，那是安全部门的工作习惯。只要你
在他们掌控之下，他们就不会着急抓你，会监视你到最后一刻，为的是看还能不能发现更
多的线索。新疆如同一个口袋，向东的出路只有两条——或者说只有一条，因为从若羌翻
越阿尔金山的路远在千里之外，且偏僻荒凉。几乎所有出入新疆的汽车都走乌鲁木齐到兰
州的公路。在新疆甘肃交界处的星星峡，新疆方面设了一个关卡，对新疆安全厅来讲，那
就应该是我最终不能逾越的界线。
开车穿越天山，听着喜多郎的“西域”。A在旁边座位上沉睡。我喜欢在孤独中欣赏窗外的
雪山戈壁。一辆日本产的越野吉普车超过我，逐渐又被我超过，丝毫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后来我知道，那车里坐的就是正在跟踪我，并且准备抓捕我的秘密警察。他们就像猫捉老
鼠之前那样，正在玩味着我这个没有知觉的猎物。
快到吐鲁番，那辆日本吉普车快速超车先进了城。在乌鲁木齐跟友人电话告别时，我说的
还是要在吐鲁番过夜。八十年代初我曾在吐鲁番住过一段，很想故地重游忆一下旧。我在
电话里询问了吐鲁番宾馆的情况，因此监听了电话的警方不仅知道我将住吐鲁番，还知道
会住哪家宾馆。他们急速超过我，大概是去我将入住的旅馆安排监控。然而他们没想到，
吐鲁番让我太感失望，长久怀念的异域小城荡然无存，变成了一个平庸俗陋的丑八怪。为
了不败坏回忆，我甚至不要再多看它一眼，车都没停，一踩油门就永别了吐鲁番。后来听
说，准备抓我的人等不到我的踪影，可让他们着实忙乱了一阵。
9、我们出了人命？
第二天，1999年的1月29日，我们先去交通队。像中国各地的交通队一样，里面挤满了人，
烟气腾腾。人们比赛着谄媚警察，托关系说情走后门的人络绎不绝。警察个个都是大权在
握的样子，傲慢冷漠，说不上话。我们努力了半天，得到的回答只是让我们等。我们的问
题在哪，没人给我们说明。
正当我楼上楼下乱走不知该找谁的时候，一间办公室内突然有人打招呼，一个看上去像个
当头的人向我招手。我的感觉就好象是突然找到了组织，总算有归依了。那人和别的警察
不一样，和蔼可亲，对我的一连串提问，他娓娓道来地解释：昨天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载有两个人的摩托车被一辆超过的轿车别了一下，造成摩托车翻下公路，驾驶员当场
死亡，另一人受伤。据现场目击者说，超车的轿车是一辆黑色的桑塔纳2000，无牌照，跟
我们的车一样。我说不可能，我们的车没有别过任何摩托车，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车上
没有任何痕迹。他说出这种事不一定非得直接接触，对你们而言，有可能只是超车后回轮
太快，一个小小的操作不当，但是被超的车做了一个幅度过大的躲闪动作，就可能冲下公
路，造成事故。因为出事的时候你们已经在前，速度又快，因此你们可能都不会察觉发生
了事故。
他这番话说得很圆，我无法辩驳，尤其他也说了也没有认定事故就是你们造成的，但是因
为死了人，也报了警，总得把事情查清楚，所以只能麻烦你们在这里呆一段时间，配合查
清问题。他为耽误我们的行程表示歉意，对我接着就事故时间、地点等问题，也耐心地一
一做了回答。我问他姓什么，他回答姓薛，还跟我扯了一会家常。
随后我在交通队门口张贴的警察照片中想找到这位亲切的警官，但所有警察中只有一位写
着姓薛，职务是交通队的指导员，而照片上那张脸却对不上号，不是他。刚才他的确是在
指导员的办公室里叫我，中间有一个到交通队办事的人从门外进来，很熟悉地叫他“处长
”。交通队怎么会有处长呢？不过我那时没有对此深想，我的思维完全缠绕在我是不是杀
了一个人之上。那是比什么都大的事，使我受到震动。我无法遏制自己，非要去想那是一
个什么人，他的家人正在怎样的状态。而且我越是回忆昨天的情景，越是好象真地看到我
开车超过了一辆摩托车，连那骑手的棉帽是什么形状都在眼前。是我造成了他的死亡吗？
当我和A在街上一个清真小馆吃拉条子的时候，我向他说了刚刚了解的全部情况。A沉吟半
晌，说他不认为是这幺回事，里面肯定有文章。A平时表面大大咧咧，一般总是对我言听计
从，实际上内心精明，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但我当时没有在意他的看法。我被那个“死者
”缠绕着。
下午，我们找到了真正的薛警官——交通大队的指导员。他说办案的警察正在调查事故现
场，得等他们回来才能进入具体处理。于是我让A在交通队继续等，自己回到旅馆，想睡一
觉，看能不能躲开那个“死者”的冤魂。
10、哈密被捕
后来我把一些线索联系起来，判断当时情况大概是这样：从乌鲁木齐一路跟踪的警察在吐
鲁番宾馆没有等到我，找遍吐鲁番还是没有，才知道我没有住下。他们会把我在电话里说
的当作是个金蝉脱壳之计。不过他们并不慌张，只要是开车走，必得通过星星峡，那里警
察和武警众多，插翅也飞不过去。除了布置堵截，还要通知沿途城镇的警察进行查找。听
到终于又发现我的踪迹，执行抓捕任务的小组肯定松了口气。他们只能第二天再从吐鲁番
往哈密赶。所谓的交通事故是哈密警察编造的。他们知道只要扣下车，我们在冬季的新疆
就无法行动。第二天交通队继续拖延时间，是等待抓我的小组从吐鲁番赶到。至于那位自
称姓“薛”的处长（他后来再没有露过面），应该是哈密地区安全处的处长，亲自来坐镇
指挥。那天我周围一定布满了便衣，走到哪里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直
到傍晚才动手抓我。吐鲁番赶来的小组应该是在下午2点就到了，因为那个时间我正靠在交
通队走廊的墙上看书，一个人走过我面前，他看我的眼光使我感到奇怪。我当时想可能是
我在交通队那种从不读书的地方如此读书过于异类。但是当我被抓时发现，那人穿著警服
也在其中，而且是负责人。后来我知道他姓杨，是新疆安全厅九处的一个科长，主办我的
案子。
被抓时我正躺在床上看书，“死人”缠绕着使我无法入睡。听见有人敲门，我连想也没想
就去开门，却看见外面黑压压一堆人，随着门开潮水般涌进。为首是一个近两米高的大个
，把一个安全警官的证件伸在我眼前，宣布因为我随身携带危害国家安全的物品，要对我
进行搜查。另外一些人团团围住我，照相录像，闪光灯不停，使我产生了是在召开记者招
待会的感觉。我当时没有特别惊慌，脑子转了一圈，知道只有我复印的文件可以成为他们
的目标。我从旅行包里拿出那迭文件，问他们是不是这个。
哈密瓜已开始成熟。好，证据确凿（他们当然早就知道），就可以对我名正言顺地实行拘
捕了。下面一切都是按程序展开，检查我的物品，一一进行登记，凡是他们要收走的，除
了要我确认，还要在场的旅馆保安见证和签字。正在搜查的时候，A回来了，照相和录像的
又对准了他。他愤怒地抗议，当时我还劝他冷静，照个相有什么了不得。同时我告诉警察
，我做的所有事A都不知道，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说那时我对自己将会怎样完全不清楚，至少一点可以感到安慰——我不会连累A，因为
我什么都没有跟他说过。我来新疆要做什么，背景是什么，见过什么人，搞过什么材料，
他一概不知。倒不是出于我对他保密，实在没有什么密值得保，只是我知道他对那些不感
兴趣。我从北京出发前他要我带一些新写的东西给他看，我特地打印了一份尚未完成的书
稿带着，但他只看了一页就昏昏入睡，从此再没有翻过。我被抓后，那书稿中间的“反动
内容”成了我的罪证之一。我和A当时被分开带走，整个被捕期间我们再没有见过面。后来
我知道三天后就让他开车回宁夏了，因为他一问三不知，的确什么都不知道，那种效果是
装不出的。审问者最终只能认为他是个傻帽，糊里糊涂就被我利用了。
11、编织罗网
安全部门有伪装成不同面目的据点。我被捕的第一晚是在哈密一处不起眼的建筑。整座楼
似乎没有别人，我被关在二楼一间类似招待所标准间的房子进行审问。开始我并没觉得事
情有多严重。虽然我复印的文件名义属于秘密，但实际上在许多机关谁都能看。何况我又
不是为出卖情报，而是研究如何解决新疆问题。不过我在开始没说复印文件的目的是为研
究，也没有扯出Q的课题组。我想尽量自己承担，少别牵扯别人。虽然Q有言在先遇到情况
时我可以说课题组，但我打著作协会员的身份，拿著作协介绍信，扯出个课题组反而容易
使事情复杂化。于是我只说是为写书来收集材料。
关于复印件的原文，我知道不可能把J瞒下来，就告诉审问者我先是持作协介绍信去兵团宣
传部联系，由兵团宣传部介绍给J，因此J借给我那本文件汇编不应该有责任。如果有什么
问题，完全在我。
后来我发现写书的说法和承揽复印文件的责任都是他们需要的。对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就可以被扣上确定无疑的罪名，有了拘押和审判的法律根据（这是一种进步，至少不像
毛泽东时代那样无所顾忌）。而复印文件的目的是写书，那就有了盗窃情报换取金钱（通
过写书）的逻辑关系。不过这种逻辑不是一就子清清楚楚端到我面前的。他们的审讯手法
除了在开始急于确立罪名，以使拘留和审讯有法律依据外，进一步的审问都是以迂回方式
进行，不会让人一下就看清其中的逻辑与目标，因为那样就可能让人知道如何躲避陷阱。
他们花了那么大力气，不应该仅是为了办一个复印文件案，而是要抓大鱼，最好不是一条
，是一群。
我是在第二天让我在拘传文件上签字时开始意识到事情严重程度的。拘传文件的发出单位
一栏写的是“哈密地区国安处反间谍支队”。这使我陷入深思。我当然不是间谍，然而事
实到底是什么并不重要。共产党制造过无数冤案，从来不看事实，而是需要。1999年被当
局视为“大事之年”，接踵而来的有“六四”十周年、“五四”八十周年、西藏事件四十
周年、千禧年等一系列关口，当局对这一年会不会出事心怀紧张，层层布置严加防范。除
了重判民主党骨干，还有施滨海、方觉被捕，彭明“中发联”被禁等，都是措施。
被抓以前，我没有把这些事串起来看，一旦自己身临其境才开始猜想，我会不会也是当局
为安渡“大事之年”棋盘上的一颗子呢？抓我可以警告知识界与我类似的人不要乱说乱动
？判我入狱不仅是对“现行”活动的警告，还可以传达秋后算帐的威胁——就算《黄祸》
已过多年，仍然逃不了应有的惩罚！
第二天，我被路上跟踪我的那辆日本越野车押回乌鲁木齐，关进新疆安全厅的一个秘密据
点。那是外表看上去类似居民楼一样的建筑，但是铁门紧闭，进出复杂。我被带进其中一
个单元，杨科长煞有介事地端起一张纸向我朗读，宣布对我实施“监视居住”。我的“居
住地”是那单元房内的一小间，铁栏封窗。
12、审讯
接连几天的审讯都是在关我的那间小屋里进行。一天审数次。每次都由墙角一台摄像机录
下全过程。开始的审讯者是一位从哈密跟过来的警官，完全是用对待“阶级敌人”的方式
，因此我和他的对抗逐步升级。随后他消失了，再未出现。换上了杨科长登场。杨对我解
释因为那警官态度不好被换掉。但我后来明白态度不好也许就是为了演白脸，因为我发现
他们总是既有演红脸的，也有演白脸的，那似乎是规范化的工作程序。
不过初始我还不懂这种手法，换上温文有礼的杨科长，让我感觉像是遇到了一个知心朋友
——这就是设置白脸的作用。杨科长不是一本正经地坐在桌后审讯，而是跟我面对面地促
膝聊天（虽然我们的膝离得挺远，但却给我那感觉）；负责记录的任警官面目慈祥，笑容
可掬；还有开车的祁师傅对我问寒问暖，关照我的生活；女警官小李还动辄叫我一声“王
老师”。可是没有多久，我就意识到这种方式比哈密那位警官的简单粗暴更难对付。对白
脸你可以干脆不理他，你能被激发出那种斗志。可现在人家笑盈盈的围着你聊天，说的是
为了你早一点自由，把问题了解清楚，你总不能不理吧。而只要你开口说话，他们就会引
导你不断往下说。比如你接触过甲，他们会问和甲是怎么认识的？如果是通过乙，就会问
乙是什么样的人，人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然后又会接着问和乙是怎么认识的？通过丙，
又开始问丙……这样的“谈话”很快就对我形成极大的压力。虽然我不说对别人不利的话
，但即使只说出别人名字也会让我产生出卖的感觉。
除非什么话都不说，就像张春桥对付审讯那样。然而张春桥有那种意志，是因为知道无论
怎样都不可能改变他的下场。我可不是，我是千方百计想把自己解释清楚。我推翻了原来
说的为写书收集资料，告诉他们我是来做关于新疆问题的课题，复印文件只是为了课题，
不是要危害国家安全，恰恰相反，目的是要维护国家安全。然而对方一句话就能让我哑口
无言：法律不考虑动机，一个好人杀了坏人照样是犯法。不管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行为
已经触犯了刑法，按照法律规定已经可以判刑。但你若是好好配合，我们也可以帮助你解
脱——结果怎么样，完全取决于你的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你产生了对方能够帮助
你解脱的期望，就不可能有勇气对审讯不回答，顶多是不做对他人不利的回答。
如果把审讯视为一场斗智斗勇，被审的人是处于绝对劣势的。审讯者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体
系，有专业知识，有分工合作，掌控着一切信息和资源。而被审的人一切渠道都被封锁，
孤独无助，任人宰割。对我来讲，压力最大的时候不是审讯过程中，虽然那时脑筋转动激
烈，事后会感到筋疲力尽。但比起审讯之间的间歇，至少不那么紧张。那时除了看守者，
其它人全到另外的房间（那房间里究竟有多少人我一直没搞清，只是听出人来人往）。那
时清楚地知道一群专业屠夫就离我咫尺的地方，在那里合伙算计着如何对我宰割，他们分
析前面的审讯情况，寻找其中的破绽，商量对付的策略，拟定下一轮审讯内容，而我却无
法知道他们到底要怎么做，要达到什么目的。那时会拼命地猜测，却是绞尽脑汁也没有可
凭借的信息。那种大脑陷入盲目空转的滋味非常难受，就像被蒙着眼睛等待不知何时将从
何处下手的刀割一样。我逐渐开始产生顶不住的感觉，我怎么能对付得了他们？！他们的
职业就是整人，而且他们是一个机关！机关——那是何等形象和准确的一个词！
我逐渐发现，他们的审讯手法很有讲究，绝不是把所有想知道的问题一下统统摆出，而是
分出步骤与层次，有时还会故意制造一些迷惑，让你搞不清他们的最终目的在哪。你觉得
每次问的是些小问题，回答起来不会对自己和别人有伤害。但是分开看无足轻重的小问题
，合起来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圈套，让你不知不觉就已经钻进套中。而当你最终明白的时候
，已经无法解脱，因为你已经在每份审讯记录上签下了“属实”的字样，在每一页按下了
手印，不可更改。等到他们最后把不同的审问记录组装在一起，你才会大吃一惊地发现，
你承认的东西已经可以解释成为罪行了。
尽管我已经告诉了他们我来新疆的目的是做研究，但能够感觉他们并不相信或是不想相信
。按照他们的思路，我应该是多年一直在盗窃国家秘密，炮制著作，再换取金钱。我这回
来新疆也是做同样的事。甚至进一步，何必非得通过写书把秘密转化成金钱，直接窃取秘
密进行出售岂不更简单？明镜出版社一直是他们眼中的重点，在他们眼中是敌对势力与异
议分子的阵地。既然明镜出版社是从出版《黄祸》起家，我和明镜的关系又是那样密切，
那么明镜出版的大量涉及党政军内幕的出版物中有我提供的情报，在审讯者看来就是再合
理不过的逻辑，甚至我就是为他们在国内刺探秘密代理人和传递情报的枢纽？
审讯一度集中在我与明镜的财务关系，明显地是想从中发现我靠“出卖情报”得到的收入
。这使我想到会陷入一个卡夫卡式的城堡，越来越说不清。我有一个账号，由朋友与我共
同署名并帮我管理。我倒没有多少钱，但按规矩银行每月都寄一份帐单。可是在来新疆前
两个月，属于朋友的一笔数额不小的钱被错打进我的账号，随后马上又被调走。那以后，
银行不再把每月帐单给我而是给朋友，因此从我堆在抽屉里的帐单上，能看到一笔钱在我
来新疆前打进，却看不到那钱又被原封不动地调走。安全机构对此能有什么解释呢？那只
能是出卖情报的收入，或是给我来新疆刺探情报的经费。而要我辨白，却成了糊涂帐。我
说真实情况，会被认为是小儿科水平的编造，能为我作证的因素都在境外，既难以得到，
他们也不会相信。
除了我的收入，他们对我的花销也感兴趣，而我一被问起这方面的内容，更是乱七八糟，
因为我从不理财，这方面的记忆力出奇地差，说起来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看上去就特别
像是有鬼。在他们看，得需要很大花费才能支持我的生活方式。譬如经常去难到达的地方
旅行，自己开车去西藏等。包括这次来新疆，竟然买了一辆新车（好在这一点容易查清）
。如果对此解释不清，至少有“财产来源不明”之嫌，那本身已经是罪名，何况对我，意
义远不在经济，而是可以由此证明我是通过出卖情报换取高额收入的间谍！
他们真会相信我是间谍吗？我觉得不应该。我哪有一点间谍的模样呢？就从我毫无防范地
让他们监视，从未采取过任何“反侦查”手段，就应该能说明我不是搞“秘密活动”的材
料了。世上有这样的间谍吗？我力图打动他们，别往那种将会置我于死地的方向引导案情
。我努力和他们沟通，希望能够打消他们这种怀疑。
我逐渐发现，问题其实不在于他们个人认为我是什么，而在于他们的部门（或上司）需要
我是什么。中国年轻一代的情治人员基本已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对社会的看法和普通百姓
差不太多，甚至听你谈论民主也会点头附和。但你如果认为因此他们就会放你一马，那就
大错特错了。相比之下，他们这一点可能还不如上一辈。老辈情治人员有意识形态，面对
“阶级敌人”仇恨满腔，可一旦真了解到对方是好人，有时还真可能提供一些帮助。年轻
一代则完全是技术化的，原则不再是意识形态，是个人利益，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在于是
非对错，而在于能否完成任务、立功受奖。表面接触，他们会比老一代温和得多，容易沟
通，总是把自己摆在“吃这碗饭”的位置，说些有人情味的话，告诉你不是他愿意这样做
，是职业所迫的不得已，因此希望你能够“配合”他完成工作，别砸他的饭碗。然而你一
旦被这种话打动，去“配合”他们的“饭碗”，结果就一定遭殃。因为他们的“饭碗”是
没有底的，怎么装都不会满。那些提升、加薪、奖金等有关他们个人的所有切身利益，取
决的不是能不能为你解脱冤情，而是能不能板上钉钉地把你定为罪犯——不管事实上你是
不是。
13、恐惧
当我想明白了是否被定罪不在于有罪与否，而在于需要与否，就真地开始陷入恐惧。我想
起早有人提醒过的话：你这样的人当局不动则已，动就要置你死地。那么今天是不是就到
了我的死地呢？
80年代曾辗转听说我上过一个名单，那是准备借“清除精神污染”和“打击刑事犯罪”双
重之机搞掉的一批人。那批人被认定可能在未来具有威胁。接受一旦异议人士形成知名度
就不好处理的教训，深谋远虑的做法是及早把他们铲除在萌芽，用刑事罪名投进监狱，消
磨掉他们的青春和锐气，会为将来减少许多不稳定因素。据说那名单后来随“清除精神污
染”的夭折而搁置。我虽一直不敢确信存在过那样的名单，但对一个专制集团而言，至少
是个有“创意”的思路。如果我真在80年代被投进监狱，后来就不会有《黄祸》和《天葬
》问世。现在，他们是不是正要亡羊补牢呢？
我无法判断可能被判几年刑。审讯者说按法律规定我犯的罪应判5到10年，如果数罪并罚，
可能更多。面对突然近在眼前的刑期，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多么脆弱。我这从来无拘无束
的人，对失去自由的生活根本不能想象。一想到将有那么多年在监狱度过就感到恐惧，那
恐惧在漫漫长夜深入骨髓，随之而来的各种想象也异常活跃，具体而细微。其中想的最多
的是70多岁的母亲将怎样奔波于北京和新疆来“探视”。那种想象让我痛苦万分。
更大的恐惧接踵而来。杨科长在一个阳光明媚（我只能在从不允许打开的窗帘上看到光影
）的上午突然转移了话题，不再问那些只跟我有关的事情，他的问题是：谈谈跟你来往的
各界人士吧。什么叫各界？！我惊悸地问。外表的激烈其实正出于内心恐惧。我一直怕被
问到这样的问题。
杨科长不急不躁，微笑着解释他的“各界”：比如说学术界啦、文化界啦，还有新闻界什
么的。
我回答：我认识的人都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学术界，没有文化界，也没有新闻界！
杨科长遗憾地摇头，这种貌似强硬的谎话在他眼里只是虚弱，如果我真地强硬，回答的声
音不需要那么尖锐，应该很平稳，只说一句就够了——我不想谈，也不会跟你谈。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我一直盼着让我躲过这样的问题。我知道不少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在
受审时连累了别人，在他获得自由后（甚至还在服刑时），就没有人再提起他曾经受过的
苦难，而只记住他的“出卖”，并且会无休止地流传下去。从被抓那一刻我就担心抓我是
要扯出一个窃取和出卖情报的网络。我一直盼着审讯只跟我自己有关，不要牵扯别人，理
智上却又知道不可能，因此始终对此提心吊胆。
一个被切断一切信息来源的人对处境的判断很容易变成幻想。那幻想能利用的材料只有以
往的经验。80年代那份传说中的名单在我头脑里成了模式，深想下去，越来越认为今天也
有如法炮制的可能。只要把我搞成窃取情报的间谍，就可以通过指控为我提供过情报的罪
名，在我交往过的人中随意挑选整肃对象。因为什么是情报，他们可以随便说。中国什么
都能成为情报，即便是闲聊天也可以“泄密”。而定这种罪名，前提是从我这得到指控所
需要的证据。只要我承认了谁给我讲过什么，让我看过什么，一起做过什么，审讯记录上
有了我的签字和手印，就可以将其定为我的同谋，断送掉他的前程。
我当时真正相信他们会那样做而且正在那样做。即使后来被释放，我也认为那种相信有合
理成分，因为那是出自对专制权力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那不信任是共产党用其血腥历史
造就的。对共产党和它的机关而言，做出我所怀疑的事情实在寻常无奇。旅居德国的作家
龙应台从已经公开的当年东德公安部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对付一位物理学家的计划。那位名
叫波普的学者被视为“坏分子”。1987年，波普的妻子袅丽可无意中对女友透露了对婚姻
的厌倦，负有监视任务的女友马上汇报给公安部，负责波普的公安部22处处长随即进行了
如下设计：
第一阶段：促使袅丽可申请进修以加强她与其夫分手意向……同时进行，避免波普本人在
其工作单位及社交生活有任何升迁或改善可能。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二阶段：扩大波普婚姻危机，加强女方离婚意愿，应设法使袅丽可与第三者（线民哈洛
得）发生亲密关系。完成日期：1987年6月。
第三阶段：给波普工作单位主管写匿名信，使波普成为问题人物。完成日期：与前同。
第四阶段：在《青年》报上发表波普和前妻（克莉）所生女儿一篇文章，赞美其“坚定的
社会主义信仰”，以之为榜样来警告坏分子。完成日期：1987年5月。
第五阶段：促使波普女儿就读学校加强对该女政治信仰教育。该女儿最得波普宠爱，影响
其女儿应可加深波普无力感及家庭分裂。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六阶段：在波普朋友圈中散布不利于他的谣言。完成日期：持续进行。
仅从这段文字中还看不清秘密警察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也许需要结合有关波普的全部档
案才能知道。不过这段文字足以让人看到，秘密警察可以把工作做得何等细致，阴谋设想
得何等长远，布局设计得何等复杂。中国的秘密警察即使没有德国人的效率，毕竟也养了
那么多人，花着那么多钱，一年365天都在琢磨这些，在诡计方面中国人不输世界任何民族
，因此从险恶方面估计他们的用心，并非多余。
14、我出卖了一个人
面对审讯，我陷在矛盾之中。那矛盾源于我的双重恐惧。一重恐惧是怕出卖别人，另一重
恐惧是怕失去自由。这双重恐惧分不出孰清孰重，因此无法得到一个稳定的重心，结果变
成两头都想要——既不要出卖人，又能获得自由。其实若不是身心被恐惧渗透，不难判断
出二者都要的想法其实根本无法实现。因为获得自由，前提取决于安全机构是否释放，而
你不答应出卖，他们怎么又会放人？然而我那时渴盼自己有克服不可能的能力，或者是像
抓住救命稻草那样，相信最终能发生被稻草救起的奇迹。
后来我对那种矛盾心理是这样反省的，之所以那时有幻想，总是期望与审讯者沟通，原因
是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如果我是因为进行政治反对派活动被捕，自然知道应该的态度是
“大义凛然”；如果我是在写完《黄祸》后被捕，也会因为那是预料之中而坦然处之；然
而这回明明来为“国家安全”做事，却被“国家安全”机构所抓，难道不是“大水冲了龙
王庙”吗？会不会一旦弄明白哈哈一笑，眼前的麻烦顿时化为乌有呢？
我决定不要一味抗拒，还是应该说点什么，否则无法过关。审讯者循循善诱地劝导：抗拒
没有好下场，你违法窃密已是事实确凿，按照法律说判就能判，不过这种事是橡皮筋，抻
长也可，抻短也可，就看我们怎么处置。只要你跟我们“配合”（这是他们最爱说的一个
词），不判也不是不可能。在这种诱惑下，我想即使讲一点“各界朋友”，只要都是他们
已经掌握的，由我再说一遍应该算不上出卖。
下次审讯我开始和他们“配合”，几乎又恢复到促膝谈心的气氛。谈到以往以何种身份出
去采访，我先做了一番铺垫，为我要谈到的一个朋友做了很多开脱，然后说出我那时有个
“特约记者”身份，是那朋友给办的。每次出门我都去开一封介绍信，但并不允诺一定写
文章给他。那身份对我在外面活动很有帮助，如果不是朋友后来发现与我来往会影响仕途
，这次来新疆我还会是“特约记者”而不是作家。按照我的想象，这应该是一个早被“有
关部门”掌握的情况，说和不说不会有本质不同。
看到认真倾听的杨科长脸上闪过的一个表情，我突然意识到错了。那表情虽然一闪即逝，
可其中的兴奋如此地强烈，像一把利剑深深刺进我的心——那是抓到了大鱼的表情！是取
得了“重大突破”的喜悦！我开始向深渊坠落。原来他们不知道！原来这成了我的出卖！
这成了一个沉重打击，我的整个脑子都乱了。
审讯结束后任警官让我在每页记录上按下手印。我要求重读一遍记录，但并不知道能做些
什么补救。我觉得全身心都陷入了沮丧和绝望。虽然理智在告诉我不要过多想“出卖”的
问题。他们——广义的他们——对此肯定早知道，只不过杨科长地处边隅，没有掌握充分
的材料罢了。那位朋友和我的最后一次见面已经让我感受到这一点，那以后他就和我断绝
了来往。他已经在仕途上走了半生，人生意义除此无所可系。平时他会尽可能帮我，在影
响到这一根本时，我们就只能分手。然而即使再不相见，我也始终把他当作朋友，感念他
的一切好处。最后见面时他的紧张状态和仓皇神色一直留在我脑海，现在又浮现出来。看
着我的供词，印在上面的鲜红指印像流淌在上面的鲜血。那是谁的血？！我似乎看到朋友
的妻子哭着怨我毁了她家前程，朋友的儿子在后面牵着她的衣服。那使我的心都要破碎，
我无法按照理智判断冷静对待，白纸黑字和鲜红指印逐渐扩展，充满了我的视野，那印证
着一段不可更改的历史，是我亲自写下的，记录着对朋友的一次出卖。不，不要辩解，即
使不是实质上的出卖，也是意象上的出卖！
我在头脑一片混乱中要求和杨科长谈话。我告诉他，我拒绝这种把别人牵扯在内的审问，
如果继续这样的审问，我不会回答，而且将会以绝食进行抗议。态度虽强硬，内心并没有
战胜恐惧。在那种场合，没有一种坚定不移是不可能获得足够勇气的。我的话混乱摇摆，
在拒绝审问的同时，又给他们提出替代方案，建议他们搜查我的住处，我的全部文件和联
系名单都在那里，你们可以自己去拿，不要让我来说！
刚说出这建议我就意识到，这完全是乱了方寸的表现。这样建议无非是想摆脱自己的责任
，期望他们不通过审问就掌握我的全部情况，而不需要再由我说，似乎那就可以避免我再
“出卖”了。这样一种混乱表明我已经快要顶不住了。尽管他们搜查我的住处不会取决我
是否提出邀请，但我这样建议，说明我的底线在后退，现在已经不是不连累他人，仅仅是
不要通过我的嘴连累他人。然而如果他们不停止审问呢？他们就是要利用我栽赃，用我的
口供把他们想整的人拉下水呢？我最终会不会开口说，会不会为了对自由的渴望而与他们
“配合”？我难道没有可能再一次或者更多次落进同样的陷阱——在说以前以为他们已经
知道，说出后却在他们的脸上看到抓住大鱼的表情吗？
我的抗争没有吓住杨科长，我的倡议也没有让他动心。任警官显得十分兴奋，杨科长异常
冷静，没给我任何回答。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是一反常态，没有像平时那样紧闭房门
，而是敞开着，杨科长就坐在门口的沙发上向我这边观察，沉稳而威严，如同猫在观察被
逼进了死角的耗子。我想他们的教科书和多年经验都在告诉他们，犯人此时已经到了心理
防线被彻底攻破的边缘，就快大功告成，只消再继续等待一会，犯人就会缴械投降。
15、自杀
在杨科长的冷眼审视下，我来回踱步，思想疾速地飞驰。然而那时头脑并不混乱，反而条
理越来越清晰，结论越来越肯定。我清楚地意识到，对目前的状态需要做最坏的打算，必
须正视这种可能，我最终也许会抵抗不住。对此需要事先知道可能带来什么后果？我把可
能遭受连累的线索逐一排列，从每条线索一步步往下推，连累可能延伸到多远，会带来多
少伤害。一个代价的表格逐渐形成，一边是一系列与我密切相关的人，他们或者受指控，
或者被捕入狱，或者是断送前程，而表格的另一边，只有我一个。
怎么来衡量这种代价？
其实不要说一系列，哪怕只有一个亲近者陷入危难，问我是否愿意交换，我也不会说不。
记得早年一次和女友在黄土高原行车，卡车在冰雪路面爬坡时突然打滑溜车，我跳下车想
找石头挤住车轮，可是遍地只有黄土没有石头。卡车在光滑如镜的路面上载着女友和司机
滑向路边几十米的深沟。那时我闪出一个念头——只有腿可以代替石头，一瞬间我真生出
了把腿伸到车轮下的冲动，幸运的是卡车突然改变了下滑的方向，最终撞到了路另一侧的
土坡上停住。因此那闪念究竟只是个冲动还是真会成为行动也就没能得到检验。但是现在
可能坠下沟去的是一群人，不是因为冰雪路面，是因为我，我的冲动该是什么呢？
我的确产生了冲动——就是去死。
自杀！
只要我死了，所有的线索就会中断，正在编织的罗网就会失去目标，指控和举证就都无法
进行，所有可能被我连累的人就都得到了解脱。以我一个人的死换取这样的结果，值得不
值得？收支表显示得非常清楚——值得！
我要这样做，当然并非完全是“献身”，其中很大成分是为我自己。即使是现在，我也不
能断定哪一种成分占的份额更大一些。我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懦弱，即使不想正视也不可回
避。我无法克服失去自由的恐惧，因此就没有战胜对手的勇气和信心。所谓最值得恐惧的
就是恐惧本身，我那时最恐惧的的确就是我的恐惧。我恐惧自己会因为恐惧而成为“叛徒
”，而且恐惧地相信自己逃不脱恐惧的结果。如果是那样，即使换来了自由，那种自由也
已腐烂变质。即使回到熟悉的世界，目睹朋友受我所累的结果，承受人人指着脊梁的屈辱
，那样的自由和生命又有什么价值？
那种生，不如死。
我的内心却是在向黑夜的星空软弱地哀号，上帝啊，请给我勇气吧！
一些很小的声音在表达另外的意见。有的提醒我，母亲怎么办？她中年承受丈夫自杀，怎
么忍心老年又让她承受儿子自杀？但那声音很快被排除。只是为了不让母亲在晚年时光奔
波新疆监狱承受“探视”之苦，我的一了百了对她也是一种仁慈。还有一个声音在说，你
的逐层递选制呢？个人荣辱对历史算得了什么？如果你的目标是想影响历史，个人即使受
胯下之辱也是小事一桩。那声音速度更快地被甩在一旁，一个人如果失去尊严，他也就失
去了整个世界和历史，他还有什么资格去谈改变世界和影响历史呢？！
这时有办案的人从外面回来，他们进了对面房间，把房门关上，也许是开始研究怎么对我
进行最后突破。这次可能是认为我就要缴械了，因此对我放松了警惕，没有留人看守我。
这可是一个机会。我突然对执行刚刚的决定变得急不可待，心里认定必须马上就动手！现
在回想，那种急迫感也是出于恐惧。从保证自杀成功的角度出发，最佳时机肯定不是当时
，而是深夜。只消再挺几个小时，深夜就会来临，那时看守者落入梦乡，从容一些，有足
够的时间做完足够的事。然而我太害怕了，对自己完全失去了把握，我怕自己挺不到深夜
，万一在深夜来临之前就被“突破”了呢？万一对失去自由的恐惧战胜了对成为叛徒的恐
惧呢？那时再死就晚了，死也成了白死！你就连保持尊严的唯一手段都丧失了，而只能成
为永恒的屈辱者！所以，要死就得马上死，现在就死，才是死得及时，才能死得有价！
一旦横下心，我感到激动，同时又升出些伤感。我知道一旦死了，我这些想法不会有任何
人知道。对我的死，唯一说法只会是安全机构的解释——无疑是些最庸俗的故事，或是吓
破了自杀，或是怕间谍罪行暴露而畏罪自杀。人们开始还会议论一下，很快就会忘掉，这
样的人不值得记忆。我把目光看向虚空，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样感到一直信奉的唯物主义
多么无所依托，也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样希望宇宙中真有一个万能的神存在并且主宰。我
盼望神无所不在的眼睛此刻正在看着我，神能知道我这样选择是为了什么，而且能把对我
的理解溶进他的慈悲，溶入宇宙的永恒。
我本来还有写下一点什么的愿望，实在不甘心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世界。可是转念又觉得
顾不上了，必须争分夺秒，否则一旦他们出来，就有完不成死的可能。我先把平时从不允
许关的房门关上，把插在门外锁孔里的钥匙拔下，再从里面锁上门，那样即便他们发现，
打开门也得多费一些时间。以我的死法，多那点时间可能就够了。
我找出平时不太戴的近视镜，掰下一个镜片，精心地放在脚下，用恰到好处的力量踩破。
对比两块玻璃残片，我选出了大小、刃口都更合适的一块。然后用手指压脖子左侧，我知
道那里应该有一根动脉，只要把它割断，几分钟内体内的血就可以一喷而光。然而平时对
此只有一个概念，真到找的时候却怎么也摸不到应该存在的动脉跳动。不过我很快就放弃
了寻找，顶多割的距离长一些，总会割得到动脉。
我留了比较大的余量开始动手，第一下玻璃没有扎进去，力量不够。第二下用的是猛劲，
皮很轻易就被扎破，玻璃片插进脖子里面。手指碰到了翻开的皮肤，感觉到温热的血涌出
。那时没有疼痛的感觉，好象割的不是我自己，是在给别人做手术。好，需要开始横向移
动，割动脉。一方面头脑异常清醒，如同工程师在进行技术操作，同时眼前开始出现幻觉
，似乎看见父亲正在向我召唤。父亲死于文革，被定为自杀，一直有人为他辩护说是被杀
，但我完全相信父亲有可能会在那黑暗的年代选择自杀。世上的生物只有人会自杀，因为
只有人会追求活的尊严。从这个角度看，自杀不是耻辱，而是人性的光荣！
正在这时，房门轰然洞开。开车的祁师傅瞪大眼睛一步跨进。后来我一直想不明白，当时
他为什么没有遇到门锁的障碍？我清清楚楚记得锁上了门，怎么会被他一推就开。只要他
再晚进来一秒钟，我的整个操作就会如期完成，因为只要割断了动脉，即使他们在最短时
间内把我送进医院，我身体里的血也会早流得一滴不剩。我想象我那时的模样肯定吓着了
祁师傅，他惊悸地问我在做什么，我一边向他微笑，一边用玻璃片的刃口加快去割脖子里
面的血脉。他狂叫着扑上来抓我的手，其它人也都随之冲过来扑向我。我马上就被压倒在
下面。那时天旋地转，宇宙的能量在一齐爆炸。我喊叫“我不做一摊狗屎活着”！那话是
想给世界留下一个声音，也可以算作理智层面的最后一步操作。然而我的内心却是在向黑
夜的星空软弱地哀号，上帝啊，请给我勇气吧！
16、在医院
据说我只割断了静脉，离动脉还差一点点距离，因此失掉的血可能不是很多。对于我拒绝
输血，医生也没有坚持。我被送进医院里急救后，新疆安全厅来了很多人。审讯时一直躲
在幕后的那位维吾尔族处长（无意中被我看见一次）这回也走到了前台，对我表现得关怀
备至。还有更为神秘的人，带着遮住大半个脸的口罩过来看我，再无声无语地消失。
我亲切地感受着医院那种人间气氛。一位女医生的臂膀让我觉得无限温柔，她托着我的头
为我上药。不知为何让我想起在德国见过的训鹰姑娘。鹰站在姑娘的手臂上是不是也能感
受这种温柔？医院使我彻底放松，感到安全，因为医院里不再会有审讯，我也无需再经受
担心成为叛徒的恐惧。听到医生对杨科长说我至少要住一个星期才能出院，我心里甚至浮
出了感激的喜悦。
我被安排住进一个所谓的高干病房。便衣警察们四人一班轮换看守我，防止我再次自杀。
其实没有必要，只要我不是感到时间那样紧迫，怎么肯付出生命的代价？住院使我获得了
一个宝贵的缓冲时间。面对接连不断的审讯，被审问者最缺乏的就是时间，因为想出一套
能够应对审讯的说法不可能就事论事，必须有全盘斟酌和整体思考。审讯者正是出于这一
点才总是在开始阶段进行密集轰炸式的审问，让被审者没有时间思考整体性的自圆其说。
而针对每个具体问题的隐瞒，一定会在不同问题之间的相互印证中显出漏洞和破绽，只要
审问者不断对那些漏洞与破绽发起进攻，被审者就会认识到靠编造难以过关，从而失去抵
抗意志，最终全盘招供——那就是审讯者所称的心理防线崩溃。他们追求的就是这个效果
。
我就是因为害怕心理防线可能发生崩溃而决定自杀的。自杀虽然未成，却给了我加固心理
防线的时间。住院时，每天从早到晚，我得以从容地疏理思路，看着天花板一点一点地回
忆、思考和编织。我要织出一张无懈可击的网，没有任何破绽，经得起任何审问，既能开
脱我自己，又能不连累任何人。做到这一点，我就可以获得信心，就能同时对付恐惧失去
自由和恐惧成为叛徒的双重恐惧，也就没有了再自杀的必要。
这是一种斗争，我在头脑中反复模拟可能进行的审问，所有的角度，每一步挑剔和对最小
细节的求证都不能忽略。我动用全部智力想象审讯者可能对我施展的各种手段，我必须在
那些手段面前能做到左右逢源，经得住考验而不被击破。那是一种非常繁重的智力工作，
需要一次又一次推倒重来，往往在好不容易编织起一片时，一个细节的无法衔接就导致前
功尽弃。这种庞大的工程常常让我感到疲惫不堪，有时甚至对能不能做成产生怀疑。
自杀使我得到了缓冲时间，不过那也使我在审讯者心目中加深了可疑。如果不是有什么重
大隐情，我为什么要选择自杀？因此得到缓冲的同时也增加了我需要面对的压力。我要给
他们一个为何自杀的解释解除他们的怀疑。于是我告诉他们那是因为我的心理发生了崩溃
。这种解释没有错，如果我的心理坚强，就没有必要用自杀的方式躲避心理崩溃，因此这
种惧怕崩溃本身也应该算是一种崩溃。不过我还是要给他们一些“导向”，让他们感觉我
有文人的懦弱和神经质，情绪容易失控，这样可以比较容易地解释自杀行为，办案人也愿
意接受这样的解释，因为可以使他们在上级面前的责任减小。
现在回头来看，自杀的行为似乎是一种惊慌失措，说明心理素质脆弱的程度，我远远不能
成为“对敌斗争”的英雄。不过从另一面，我也通过这个行为得到对自己新的认识。以往
我只知道自己极其怕死，但是这件事证明，死对我并非那么困难，因为在它的上面，还有
我更加珍视和更不能放弃的东西。
不管怎么样，医院那些缓冲的日子使我逐步建立起信心，保护自己的网逐渐编织成型，虽
然不是天衣无缝，至少已经可以周旋若干回合，不至于一交手就被攻破。
一天晚上医院气氛变得非常紧张，即使我不能出病房也知道发生了事情。主管我的那位维
族处长来了，说公安系统有一名警官刚刚被恐怖分子所杀。看来新疆没有因为抓了我而变
得平静，血腥的味道在空气中四处蔓延。维族处长亲热地对我问寒问暖，声称过几天要跟
我好好谈一谈。“谈清楚你就回家！”他姿态豪爽，特别大方。祁师傅待我一直非常好。
他太太就在我住的医院当护士。他甚至让太太把医院里的葡萄糖输液偷出来给我喝，说是
可以补血。出院那天，趁周围没有别人，他叮嘱我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挺住，哪怕
别的都不为，为了你母亲，也得好好活下去。他的关怀使我感动，同时也让我意识到，维
族处长的豪爽只是姿态，等待我的是更多的难关。
17、正式被拘留
押送我的车开出医院，开出乌鲁木齐，车窗外掠过积雪的田野和萧条的农村。我被两个警
察夹在中间，贪婪地看着外面的自由世界。开出几十公里，到达一处围着高墙和电网的建
筑。那是新疆安全厅的看守所。即使是安全厅自己的车，荷枪实弹的武警也要一丝不苟地
盘查。进去的每道铁门都发出轰响，白墙上的巨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扑面而来
。
我先被送进看守所的审讯室，又是一通摄像照相等，搞得煞有介事。我不明白拍下向我宣
布拘留和让我在拘留文件上签字的过程为的是什么，仅仅是一种走过场还是以后真会有什
么用处？
这回他们有了变化，刚抓到我时是严防走漏消息。即使允许我给家里通过一次电话，也是
因为我表示不打电话会让家人到处找，更容易被人知道。那次通话杨科长就站在旁边，只
要我的话稍不对劲伸手就可掐断电话。我当时告诉母亲要临时下乡几天，很快就回，同时
心里真地抱着希望能够不久回家。他们越不想让外界知道，回家的希望反而存在。然而这
次向我宣布完拘留，却是要把通知书直接寄给我家。这说明他们已经决定把我推进法律程
序。一旦进入法律程序，就不是轻易可以摆脱的了，也就意味最终可能躲不掉判刑——因
为他们和法律是一家。
我知道在这种时候，早一点让外界知道我的情况有好处，至少可以早一点展开营救。营救
开展的早和晚，作用可能差很多。但是我算了一下时间，拘留通知寄到北京的日子正好是
春节前一两天，家人的节日立刻就会变成受难的日子。他们都已年近古稀，还有几个快乐
的节日好过？何况母亲的老伴刚做完换肾手术，别再为此出什么事。我向他们提出拘留通
知暂时不发。他们这时很讲法律程序，要求我把暂时不发的字样亲笔写在拘留通知书上，
已示不是他们扣住不发。这回又允许我打一个电话回家。我给母亲编了一堆更大的谎言，
说是维族朋友约我去南疆农村旅行，喝酒吃羊看跳舞等，那边通讯不便，所以春节无法联
络了云云。别说，母亲还真信了。
正式进牢房前，对我又进行了一次审讯。这次我前面坐了一大排人，使我感觉好象是我在
给他们开会。区别只是他们个个前面有桌子，唯独我只有孤零零一个凳子。一些原来从未
见过的人也出场了。包括那位维族处长也是第一次出席审讯。虽然维族处长说了他自己的
名字，但是听说维族警官在维族犯人面前从不用真名，为的是防止维族恐怖分子把他们当
维奸处置。我不敢断定他告诉我的名字是真还是假，为了他的安全考虑，这里我不写出那
名字，用K称呼他。 K处长比我年龄大一点，看上去精明强干，思维敏捷，汉话说得至少跟
我一样好。审讯是由几个人轮流提问题，问到我在《天葬》中用的内部材料从哪搞到，我
坦白说是在拉萨一个机关走廊的废纸堆里捡的；问我那些材料此刻在哪，我说写完《天葬
》后一把火烧了；问我写完书就烧材料是一贯做法吗？我回答那倒不是，只是因为那些材
料从垃圾堆中捡出，十分骯脏，无法保留。K处长这回不再保持医院中对我那种亲切，眼光
严厉并且饱含威胁。他警告我对抗没有好处，必须"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把一切彻底
交待。说这话时他两手举肩做出倒竹筒的姿势，我似乎真看见圆滚滚的豆子从溜光竹筒里
哗啦一下子倒干凈的场面。看着他那张典型突厥人的面容，我心里浮出的是另一个毫不相�
傻奈侍猓盒陆裁吹胤匠ぶ褡樱�
我还是表现得很软弱，努力跟他们拉近乎。我说你们是为国家安全，我也是为国家安全，
咱们目标是一致的呀。你们不应该把我推倒敌对一边，我们其实可以合作。你们给我提供
材料，我做研究，岂不是我不用"窃密"，你们也多了一份研究成果吗？K处长对此轻蔑地回
答：我们党有六千多万党员，那么多研究机关，每年投入那么多资金，要你来做什么研究
？！这话说得真有劲，让我一时哑口无言。可是我心里不是没有话，只是到了嘴边没敢说
：不错，你们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但是搞出来的研究顶得上我这没花纳税人一分钱
的布衣吗？！
关进看守所让我感到前途黯淡，不过同时获得一点安慰的是，医院的日子使办案者疲惫（
他们只能在病房沙发上睡觉），急于休息，正好又碰上春节，因此整个春节期间都不会再
有审讯。这一下又多出十多天的时间让我继续编织和推敲，我也因此就有了更多的信心去
对付未来的挑战。
18、安全厅看守所
以前听人描述过看守所的情况，非常糟糕，警察横行，待遇恶劣，犯人之间弱肉强食。不
过那都是属于公安系统的关押刑事犯的看守所。相比之下，安全系统看守所的条件好得多
。当我被关进我的“号”时，甚至有点喜出望外。
我在8号。那是一栋独立小屋，长宽大概各4米。一道一米多高的木板墙把洗脸池和马桶围
在一角。屋内有一个暖气，年久失修，基本没有多少热度。不过看守所有时会发一点柴和
煤，可以自己计划着在最冷的时候生火取暖。让我特别高兴的是屋外有个小院，虽然小到
只有屋内面积一半大，毕竟可以呼吸一下室外空气。小院的墙有三米多高，上面整体地扣
着铁栅栏。天日永远是被铁条分割。整个看守所只有8栋这样的牢房，全是一个格式，彼此
分开。外面围着一圈更大的高墙。昼夜有全副武装的武警在上面巡逻。
不过不管怎么样，只要“管教”（犯人对监狱警察的称呼）不来，只要武警没有正好走到
头顶居高临下地观察，这种牢房可以算是个自由天地，比起那种每个牢房里都有摄像机监
视的“正规化”监狱，不知要好到哪里。
除了提审和一些特殊事情，看守所的“管教”每天只有两个时间露面。一是送饭时间。院
子铁门上有一个一尺见方的小口，平时从外面锁住，送饭时打开，大铁勺“□□”敲几下
，我们就得以最快速度冲出去领饭。送饭的也是犯人，“管教”只是在旁边看着。还有一
个时间就是每天晚上查房。那时一般几个“管教”同时进到牢房里，带着枪，手拿电棍。
不过也是例行公事，除了在酒喝得多时容易找点事，多数时间都是看一眼就走。
“管教”进牢房时，犯人必须起立站成一排。我虽然不知道要求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但
也入乡随俗，包括经过任何一道门都必须说“报告”（被提审一次可能得说七八个报告）
。我一般不认为在细节上较真有多大意义，和基层人员对抗也不聪明，因为他们只是执行
者，他们改变不了你的命运，却有能力给你制造很多麻烦。总体来说，狱警对我态度不算
坏，有的还可以说挺好，所以对背监规、写“思想汇报”一类的要求我也照做。出狱后我
曾把背下的监规录成电脑文件，遗憾的是后来发现没能保留下来。现在能够记住的只有不
许犯人之间交谈案情和传授对付审讯的方法；不许穆斯林犯人祈祷、守斋、宣传宗教；不
许攻击党和政府；不许讲黄色故事；及时揭发同监犯人的不法行为等。那可以作为一个挺
有意思的文本进行研究。
按照常规，看守所一天两顿饭，基本永远是每顿两个馒头，菜也几乎总是一样——早上是
胡萝卜丁咸菜，晚上是土豆汤。要想改一点口味，得花钱定中午的加餐。每份加餐8块钱，
大部分时间是“拉条子”（新疆的一种炒面），偶而是米饭和菜。看守所对供应加餐很有
积极性，因为可以赚钱。每份加餐的成本应该不超过1块钱，因此有很高的暴利。从加餐中
赚的钱归看守所，用不着上缴。听说以前看守所还推出过“大盘鸡”（新疆一种做鸡的方
法）。外面一整只鸡的大盘鸡只卖20多元，看守所里四分之一只鸡就要卖40元，而且好的
部位还都叫“管教”们近水楼台先得月了。所以尽管“管教”们热心地推销，两次过后就
再没有人定了，看守所的生意也就没做下去。我听了倒是有点遗憾，因为我当时很馋，哪
怕40元只能吃到四分之一只鸡，我也愿意。
“管教”克扣伙食一直是犯人不衰的抱怨话题。春节期间包了一顿羊肉饺子，我也被叫到
食堂参加包饺子。我们尽量把每个饺子里塞进最多的馅，因为分饺子的时候是按个数给。
但明明包的时候饺子鼓鼓，煮好以后却都瘪下去。因为包进去的并不是肉，主要是羊油。
那种饺子即使是在胃里缺油的情况下，吃不了几个也就会被腻住。老犯人对此的解释是春
节给犯人吃肉是国家规定，但是好的部分都被“管教”吃了，剩给犯人的只有羊油和杂碎
。
19、犯人
看守所里的犯人有少数民族，也有汉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少数民族犯人都是政治犯，
而汉族犯人几乎都是经济犯。照理说经济犯不归安全厅管，但是因为公安系统与社会上联
系太多，腐败严重，能量大的犯人即使被监禁起来，也能在公安系统内部找到渠道，与外
界相互沟通、串供或影响案情。而安全系统跟社会的联系少一些，安全厅的看守所也相对
隔绝，因此一些大案要案的办案单位就把犯人送到这里委托看押，籍此切断犯人与外界的
联系。
另外有些汉族犯人是通过关系转进安全厅看守所的，图的是这里的条件比公安系统看守所
好，犯人也相对文明。这两种汉族犯人几乎都不是普通百姓，或是高官，或是巨商，即使
是在监狱里，他们的模样也能看得出原本在外面的威风。尽管安全厅看守所相对廉洁，他
们也能获得比较特殊的待遇——亲友可以探望，私人物品可以拥有得较多，外面送进的食
品和营养品也比较丰富。
因为钱在被捕时被扣押，我进看守所的头两天什么都没有。同牢的一位前官员给了我一包
煮牛肉，虽然那已经放了多天，美味仍让我难忘。我当时心中打算为那包牛肉将来还他一
头牛（后来出狱给他寄了500元钱）。他的床铺下面整个是个箱子，里面简直就是个市场，
什么都有（当然是就犯人眼光来看）。跟他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我甚至尝到了在外面都没
有吃到过的马肠子、库尔勒香梨等风味食品。不过没有多长时间，我的情况也好起来。办
案者对我在生活方面的要求基本都给予满足，反正我有钱扣在他们手中。祁师傅开车去按
我开列的单子买食品，后来甚至买来了我要的英语字典和教材。
与我们这些汉人相比，少数民族犯人的境况要差得多。他们大多家不在乌鲁木齐，又多是
底层百姓，没有在安全厅内部疏通关系的能力。家人来看望不让见，东西也送不进来。同
时他们多数没有钱。今天中国的监狱，有钱能使处境改善很多。然而新疆的确是这样，以
民族划分人群，少数民族群体的收入比汉族群体低得多。汉人不用想就可以出手的“小钱
”，对少数民族往往就是难事，不是花不起就是舍不得。所以有些买不起加餐的少数民族
犯人长年只能吃看守所供应的营养不足的两顿饭。他们如何能长期支持下去，我无法想象
，因此我在提出购买食品时，总是要清真食品，那样就可以与同号的穆斯林犯人分享。
还有一点使少数民族犯人处境更难——他们都是政治犯，而他们的政治往往与新疆独立或
是反对汉人统治有关，因此他们在以汉人警察为主的看守所中，是被真正当作敌人的。中
国原有的意识形态已经瓦解，过去被视为丑陋的行为诸如贪污受贿等，现在都见怪不怪成
为可以理解之事，只剩下一个民族主义被不断强化，充当当局整合人民思想的手段。在民
族主义的持续煽动之下，新疆汉人几乎个个仇视有独立倾向的少数民族，大汉族主义的叫
嚣之声到处可闻。在安全厅看守所这样的地方，警察们自然会认为他们面对的都是真正凶
险的敌人，对那些分裂主义者进行打击和镇压也都是理所应当的。
我见到的所有“管教”，其中只有一位是维族，其它都是汉族。那位维族“管教”的名字
现在我已记不起来，但我在当时比较注意观察他。他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看上去非常内
向，不像平时见到的维吾尔人那样外向开朗。他对犯人的态度冷漠，然而也不耍威风。他
对维族犯人从来只讲汉语，不讲他们民族的母语，好象他们不属于一个民族，或者是他已
经加入了汉族。他也从来不对维族犯人有任何照顾与怜悯。但是我想他回到家里，对他的
妻子和孩子讲的一定是维语。深夜时分，也许他会想起被他看管的同族人。我想他的内心
不可能没有痛苦。一个连本民族语言都不敢随便讲的人肯定是受到极大压抑的。我认识一
些在汉人中间混得很好的维人都常感觉受到侮辱，因为新疆汉人只要不注意身边还有维人
存在，歧视和侮辱的话就常常脱口而出。包括对某个维吾尔人表示好感时，他们最好的赞
美就是说人家“一点不像维族”。在看守所这样的汉人圈中，那位维族“管教”每天不知
道得尝受多少这种有心无心的侮辱，但只能压在心底。
除夕之夜，外面的农村和附近的米泉县城鞭炮响成一片。在牢房的院子里看得见周围夜空
被烟火映成彩色。那时汉族犯人大都免不了伤感，有的情绪波动很大。但是在维族犯人眼
里，他们多是罪有应得。维吾尔人之所以要独立，很大程度上不就是为了摆脱这些异族的
贪官污吏吗？相对而言，维族犯人对我是另眼看待，因为我属于少见的进到这里却不是贪
官污吏的汉人，而且我的罪名和他们一样，都是“危害国家安全”。
20、新疆哪里最危险
中共曾经针对新疆问题发过一个著名的“七号文件”，其中有这样一个关键的定性——“
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这句话在句式上模仿当年毛
泽东所说“新疆的主要危险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只是把矛头从外部的国际关系转向了
内部的民族关系，成为近年中共治理新疆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
治理新疆的思路变化，有其复杂的演变，不能一言论定。然而明显的一点是，如果把新疆
的主要矛盾定为“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就等于先天地把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和
当地民族分成两个集团，并且使他们之间互相对立起来。因为无论是“分裂主义势力”还
是“非法宗教活动”，都是针对当地民族的。首先汉族肯定不会要分裂，其次汉人很少信
仰宗教，尤其不信当地民族的伊斯兰教。所以把分裂和宗教问题定为新疆的主要危险，就
会导向一个必然的结果——汉族理所当然地成为依靠力量，而当地民族则成为需要警惕并
加以看管的人群。于是就会发生所谓“预期的自我实现”——汉族把当地民族当作防范对
象，当地民族最终就会真地被推倒敌对一方。在我看来，这才是目前新疆最大的和主要的
危险所在。
回顾半个世纪的历史，即使毛泽东时代曾对新疆当地民族进行过残酷镇压，但由于那时在
意识形态上成功地以“阶级”取代了“民族”，新疆的民族关系也没有恶化到今天的情况
。虽然不能证明当年广为流传的维族农民库尔班大叔骑毛驴去北京感谢毛泽东的故事是真
，但是我的确亲耳听过老辈维吾尔人讲述当年的民族关系和他们对汉人的好感。六十年代
在乌鲁木齐，公共汽车上的汉人见到少数民族会主动让座，少数民族去北京时更是到处倍
受欢迎。他们那时把汉人当成老大哥，认为汉人到新疆真是来帮助当地民族发展。然而这
十多年的时间，民族关系的恶化速度惊人，程度也特别严重。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汉族
和当地民族隔阂越来越深，彼此越来越对抗。甚至在同一个机关宿舍大院里，小孩子都以
民族分成不同团伙，互相之间只打架而不在一起玩。
这种民族关系恶化主要是由汉人引起的。汉人总是以统治者的眼光看待当地民族。非我族
类，其心必异。1997年新疆出过爆炸事件后，公共场所要求检查来者随身带的包，对汉人
只是马马虎虎地看一眼，纯属走形式，对当地民族的人却检查得非常仔细。这种明显的民
族歧视很快蔓延到整个中国，无论在哪个城市，看见新疆少数民族模样的人，警察动辄就
要拦住盘问，出租车司机不给停车，店家也特殊防范。
一位乌兹别克族的教授讲他去上海的经历，那天深夜才下火车，正赶上大雨滂沱，雷电交
加，他跑进车站附近一家私人小旅店，已经全身湿透。店主是个里弄老太太，只因为看他
长着新疆人的面孔就拒绝他住，说是按照市政府规定，新疆人只能去一家指定的回民旅店
。他当时实在按奈不住，大发雷霆，说你们上海当年来新疆几十万人，我们收下了，给你
们吃和住，什么都不要，今天我到你们上海住一夜，我是给钱的，你们都不让，你们上海
还有没有一点良心？他发誓从此再不去上海！
中国内地城市对新疆人的歧视伤了很多新疆人的心，仅这一件事就足以把很多新疆人推到
汉人对立面。既然你们像防贼一样防我们，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一个国家？罪犯哪里都有，
怎么能因为新疆出了恐怖分子就把所有新疆人都当成罪犯。汉人犯罪的更多，为什么不对
汉人采取那些对新疆人采取的措施？西方社会有种族歧视，但要隐蔽得多，至少不敢像上
海那样赤裸裸地实行种族隔离，然而都可以让那么多去过西方的中国人变成民族主义者，
新疆当地民族的人为此憎恨汉人一点也不难理解。
原来新疆民族的知识分子普遍不怎么去清真寺，自从把“非法宗教活动”定为新疆的主要
危险并且进行打压后，反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去寺院。政府在伊斯兰的斋月发布文
件，禁止学校老师和学生封斋，然而封斋的人一定会比不发文件之前增加很多。原本那些
“民考汉”（即少数民族学生去汉语教课的学校上学，并用汉语参加考试和升学）的家庭
，现在又让自己的孩子去上本民族学校，同时开始为自己汉语比本民族语言好而感到羞愧
（过去会为此感到自豪）。今日新疆，“逆反”一词总是能最充分地得到体现。
新疆汉人和当地民族的不认同，一个典型例子是在时间的使用上。新疆的地理位置和北京
相差两个时区，新疆人民代表大会曾为此通过法令，在新疆实行乌鲁木齐时间。然而去看
当地人的表就会发现，新疆汉人的表一定都是北京时间，而当地民族的表则一定都是乌鲁
木齐时间。所以在新疆约时间，一定要视对方的民族身份来认定约的是什么时间。当地民
族与汉人约时间，双方也必须先说清到底是北京时间还是乌鲁木齐时间。这种区别反映出
双方的取向，汉人更愿意和北京保持一致，不把当地法令放在眼里，当地民族则坚持强调
自己与北京的不同。
汉人总是自觉不自觉把自己摆在镇压者的位置，就连兵团那些临时从内地农村招来的农工
，对镇压当地民族的任务都兴致高昂，摩拳擦掌地请战。中国内地大量发生的民事纠纷或
刑事案件，若是发生在新疆，往往就会被那些企图从一切事物中发现“不稳定萌芽”的人
政治化，提升处理的层次，导致事情越弄越大，最后会使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政治案件。
民族之间原本没有那么大隔阂，就是因为不停地念叨分裂，结果就会真地开始发生分裂。
新疆本地民族把三四十年代统治新疆的汉人盛世才视为刽子手，从而把在新疆实行强硬政
策的中共书记王乐泉称为王世才。然而乌鲁木齐一位汉人出租车司机看见我手拿一本刚从
书店买的《塞外霸主盛世才》，立刻热情地表达对盛世才的敬佩，告诉我“那时的政策才
好”。新疆当地民族对屠杀过大量本地人的王震恨之入骨，新疆汉人却对王震崇拜有加。
这种彼此完全相反的认识眼下似乎没有多大影响，然而在历史观点上的对立从来就是冲突
与分裂最深处的根源。它表现的是民族之间人心的分离，比别的分离都更为本质。
目前中国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西藏和新疆）的治理表面上看行之有效，控制有力，局势
稳定。两个“封疆大吏”——新疆的王乐泉和西藏的陈奎元（刚刚调任）所用手法如出一
辙，遥相呼应，受到北京嘉许。然而其症结所在是日益失去当地民族的人心。失去人心的
稳定只能是维持一时的稳定，是以失去长远稳定为代价的饮鸩止渴。所谓“失人心者失天
下”，今天的表面稳定正在为未来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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