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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hitykun (马刀), 信区: Wisdom
标  题: 深深的忧虑-关于王力雄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2年11月11日10:38:56 星期一), 站内信件

　　十年过后谈黄祸
　　·王力雄·
　　◎《黄祸》的“预言错误”
　　《黄祸》已经出版十年了，十年变化是非常多的。《黄祸》刚出版时，人们认为它
是对中国前途的预言，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社会正在走向一个不确定的未来，《黄祸》
描写的灾难不是没有可能发生。然而不久，邓小平的南巡把中国重新推上经济自由化之
路，“六四”后的沉闷和沮丧被勃兴的商业大潮一扫而空，政治上的敌对也被纸醉金迷
消融，中国的走向似乎就与《黄祸》的描写分道扬镳了。
　　今天，中国的现实似乎离《黄祸》差得更远。《黄祸》的故事在现实中几乎都没有
发生。《黄祸》写到中共内部会有人打“六四”牌，以翻案争取民意，现实却是中共要
员对“六四”保持一致的强硬态度。《黄祸》写到军队夺取了国家权力，把中共领导人
当作傀儡，目前情况却是军队完全被江泽民控制，原来人们预料江是过渡人物已被证明
是个错误。他不但在邓后继续留位，而且稳定地控制局面。
　　《黄祸》写到军事政权引发沿海省份的地方势力与北京决裂，事实是各地诸侯在重
大问题上唯北京命令是从，除了搞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小动作，完全没有胆量
与中央政权对抗。
　　《黄祸》另一个脉络是台湾对大陆的介入，实际情况却是台湾朝野对大陆唯恐避之
不及，没有任何卷入大陆事务的动力。《黄祸》还写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那时苏
联尚未解体，现在来看那种冷战时期的思路十分过时。苏联从原来的第二号强国变成了
一堆三等国家。危机四伏，国力虚弱，完全没有能力再与美国对抗。
　　因此，以占卜的命中率来论《黄祸》，打分应该是“０”。
　　◎我不想当算命先生
　　1994年我对《黄祸》做了一些修订，改动了很少细节，主要是把苏联改为俄罗斯，
做了相应地名和情节的改动，其他方面都与原来完全一样。
　　照我的本意，把苏联改成俄罗斯都不是很有必要，因为我从来没有把《黄祸》当成
“预言小说”，我也不想成为一个预言家。如果现实真按照我的描写兑现，倒会使我毛
骨悚然——我成了一个什么？当年苏晓康作的序言把《黄祸》称为“寓言小说”，我觉
得更为合适。我要讲的是故事之下的东西，不是故事本身。我与苏晓康至今未曾谋面，
也未有过联系，但仅从“寓言小说”之称，我已经感到他是一个知音。
　　◎《黄祸》的主线是什么
　　《黄祸》故事里那些党派斗争、诸侯分裂或美苏大战等都是笔上生花，在稿纸上过
主宰世界命运的瘾而已，真正推动着我写下去的动力——也是贯穿小说的脉络——是我
对中国社会深层危机的忧虑。纵观今天中国的现实，一是人口最多，二是人均资源最少
，三是欲望最高，四是道德水平最低，这四项中的每一项单独论都算得上够严重的危机
，四项凑在一起，又是“四最”，可想而知会造成多么巨大的失衡。正是这种失衡，是
我眼里中国最严重的危机所在！即使《黄祸》表面描述的那些危机全都没有发生，都是
错的，这一深层危机却一直是严峻而现实的存在。
　　《黄祸》出版至今的十年，四个“最”的走向如何？首先中国人口又增加了上亿，
人均资源因此更少，生态也遭受更多的破坏，中国人的欲望有增无减，社会道德却继续
江河日下，因此四个“最”更加“最”，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更加失衡。这说明《黄祸
》描写的深层危机没有消失，而且仍然在发展，那么《黄祸》描写的灾难就仍然有可能
发生，不同的只是灾难由什么引发和表现为什么形式而已。没有《黄祸》那些故事，也
会有别的事使那深层危机浮出水面。
　　◎故事还可能继续
　　其实《黄祸》故事中使用的元素这几年已经有不同面目的出现。《黄祸》开篇写的
是大水，98年长江不是发了大水吗？波及两亿人口，造成两千多亿的损失。那灾难的背
后原因就是人口过多，砍伐森林、围垦湖泊、堵塞河道等，造成了生态的失衡。
　　《黄祸》中发水的是黄河，98年的黄河却是一大半时间无水入海，那当然也是一种
生态灾难。黄河断流的天数91年是16天，95年122天，97年226天，断流长度也从131公里
增加到704公里。危机加深的速度是惊人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断流的意象比发水
还令人沮丧。黄河近年没发水跟北方持续干旱有关。其实黄河自身的泄洪能力早已惊人
下降。98年花园口1号洪峰的流量仅为58年的21%，水位却超过58年0.56米。下游黄河有
几百里高悬空中（高出河南新乡20米，高出开封13米），一旦遇到洪水决堤，破坏将难
以估量，成为推动危机爆发的引信完全可能。
　　目前中共党内虽然看似偃旗息鼓，然而党内斗争说穿了就是争夺权力，只要权力结
构是专制的，得到权力就只能通过斗争，平衡必定就是暂时，发生斗争才是必然。而社
会的基本矛盾从底层向上传递，最终也会引发高层斗争，不同的利益集团都会在高层寻
找自己的代表，由此形成向上的凝聚和富集。只要有一天社会的深层危机浮上表面，眼
前平静就会立刻打破。
　　台湾现在采取对大陆不介入的对策，但是台湾的当权者和百姓不会不明白，近在咫
尺的大陆是躲不过去的。只要大陆仍然由中共统治，台湾头上就时刻悬着利刃。面对这
样的威胁，我不太相信一旦有一天只需要台湾助一把力就能在大陆推翻中共，台湾仍然
会不介入，那不是帮助大陆，是在救台湾自己，现在只是还没出现那个时机而已。
　　设想未来，如果中国发生动乱，导致生产萎缩，这块土地无法再养活如此多的人，
被求生欲驱使的中国人就一定会走出国界，走向世界。现在只是为了挣多一点钱，他们
都不惜冒死偷渡，将来面对的是生死之交，难道能指望他们坐以待毙？当年几十万越南
人漂洋出海震动了全球，如果百万、千万、上亿中国人走向世界，将导致怎样的反应链
条？最终造成什么结局？现在虽然无法预料，但可以确信那必定是致命的。
　　人们认为《黄祸》中与今天最不贴边的是美苏核战。不错，俄罗斯现在沦落了，但
它仍然掌握着一个足够把世界摧毁几次的核武库。一个掌握着致命武器并且充满挫折感
的巨大穷国，有可能比原来还可怕。说它穷，已经不得不卖家底，但你看它卖的都是些
什么——苏凯战机、宇航设备、航空母舰……这样一个国家，谁能断言它将来会毫无作
为？
　　99年4月上万法轮功信徒包围中南海，震动了中共，也震动了世界。随后的《亚洲周
刊》说《黄祸》预见了气功团体的强大能量，并称“文学的洞见往往出奇的准确”。事
实上，这种类比多次出现，流民、生态、人蛇等方面一出现问题，就会有人提到《黄祸
》。甚至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中国掀起反美运动，也被联想到《黄祸》中的一些
情节。
　　我则在祈祷，《黄祸》中那些元素的再现到此为止，后面那些可怕的故事千万不要
再继续成为现实。
　　◎稳定之下的危机
　　十年来，我的内心没有随时间的过去而放松，反而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劫难正在逼近
。无疑会有人认为我把问题极端化了。我说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但类似的说法历
史上从未断过，中国国歌的歌词也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哪个年代的忧国
之士不曾担心中国要亡？鸦片战争面临的列强、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日本占领大半个
中国、还有文革和六四，不都好像马上就要没有明天？可是中国都一样过来了。今天谈
论的中国危机，是不是还会像过去一样，不过是一种当事者迷的过度解释，中国还是会
安然过去。毕竟几千年的历史航船都走下来了，怎么会偏偏就在今天触礁沉没？
　　对此，首先应该谈的不是危机，而是中国目前为什么会这样稳定？如果真存在那么
严重的危机，为什么现在看到的现象是相反？而我恰恰在这种稳定之下，感到着最大的
危机。
　　今日中国除了政权以外，没有任何有组织力量可以在整体上对社会进行整合。政治
反对派、意识形态、国家化军队、宗教、公民社会那些任何完善社会所不可缺少的整体
性整合机制，不是已经死亡就是被铲除，或是在压制下无法生长。唯一的整体整合力量
只剩下政权。中国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前所未有的稳定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在这个社会
当中，除了政权本身，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凝聚社会，引导人民，足以对政权形成挑
战。一切都只能在政权的指挥棒下运行。
　　所以，当今中国的基本状态是这样的：一方面是社会自由度扩大，出现了很多新的
空间，原来那种社会分子之间被强加的刚性连接逐渐解除，但是并没有新的组织化形式
取而代之，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越来越散漫，虽然人人都在钻营，但都是一盘散沙的个体
行为，或局限在很小范围的整合。另一方面，政权以行政化的方式控制和管理整个社会
。形象地形容这种状态，就是一只政权的桶装着十三亿人的散沙。散沙内部进行着活跃
而无序的分子运动，而桶因为失去信仰的凝聚也已经“脆化”，从毛泽东时代的铁桶变
成了今天的玻璃桶。当然散沙无论如何不会挑战桶，哪怕桶是玻璃桶，这就是今日中国
在外人眼里显得稳定和繁荣的原因所在。
　　但是，这稳定并不是吉兆，却应该说蕴含着极大的危险。危险在于，万一一次意外
的震动使那玻璃桶破碎了呢？——唯一的整合就会丧失，社会就会失控，那时的中国将
会怎样，能够怎样呢？所有的危机将一同爆发，桶里的散沙也就会漫天飞扬，无法收拾
。
　　不愿意看到这种前景，问题就成了中共政权到底会不会垮？如果它能够永远屹立，
也就没有什么可愁。即使过得不太好，至少不会有大灾难。然而回答显然应该是否定的
。不谈具体，仅从共产党自己尊奉的“历史唯物主义”，世上就没有永恒的事物，中共
自身当然也不例外。何况它的高度腐败、意识形态缺失、丧失民心等，都已经构成它可
能垮台的因素。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它以自觉的死亡挽救中国，然而现实没有让我们看
到那种前景的丝毫希望。
　　◎我们能否逃出劫难
　　有人也许会说，中共政权垮了难道天就会塌？车到山前自有路。历史有过多次大起
大落，政权崩溃也层出不穷，不都过来了。不错，历史有多种可能，但今天中国与过去
的不同是，以往即使其他整合因素都失去作用，至少还有一个“框架”在支撑，一个“
底座”在承托——那“框架”就是文化，“底座”就是生态。
　　一个社会发生政权崩溃，只要文化结构保持完整，传统的伦理、道德、调整人际关
系原则和价值系统还在，人们就可以在没有法律和警察的情况下自行维系，社会就仍然
是凝聚而不是发散的，即使社会失去了政权的整合，也仍然可以维持基本稳定，获得一
个缓冲时间以重建政权、法律等上层建筑，继而重新整合社会。
　　如果这种文化结构没有了，那就危险了。人们只要没有警察看管就相互损害，那么
政权垮台，控制消失，人与人的关系就将以争斗为主，社会因此会进入发散状态，动乱
将迅速放大，社会重新建立统一政权和有效法律的过程，将需要漫长时间。
　　如果那时人口不多，有一个好的生态，事情也不会到最糟程度。人们虽然不能同舟
共济，共渡难关，至少可以分散到自然中去，各自找一块地耕种，找一片水捕鱼，或是
找一片树林狩猎，总之能活下去，直到社会重新稳定，建立新的整合。而且在好的生态
环境下有重新建立整合的物质基础，人们也有为更大利益而联合的可能，因此那种整合
会从局部逐步向整体扩展，最终实现新的统一。在那种过程中，即使社会政治发生大变
化，却不妨碍民族和文明的延续。历史上很多民族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状况可能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绝望，今天的中国既
失去了能够支撑社会的文化结构，又没有了能在最后关头承托社会的生态底座，一旦唯
一能够进行整体整合的政权垮掉，就可能落入一个碎片化乃至粉末化的坠落过程。最终
灾难非常可能是毁灭性的。人类历史曾数度发生过大文明的毁灭，我们没有理由盲目相
信中华民族一定不会灭亡。
　　嘲笑这种担忧是容易的，但远不如正视这种担忧对中国更有益。“杞人忧天”顶多
是白费了忧虑，而“不见棺材不落泪”却会在看见棺材时悔之莫及。前者的代价微不足
道，后者的代价却是承受不起。生活常识经常告诫“以防万一”，那么哪怕未来发生危
机的可能只有万分之一（何止），我们也只用万分之一的力量应对，十三亿中国人中就
至少应该有十三万人投入为危机做准备。而事实上有几个人？且都被视为“有病”。
　　悲观论者不一定全是在扮演糟糕角色。古人教导“临事而惧，三思而行，好谋而成
”的慎行原则，就是要多考虑不好的可能。从这种意义上，悲观有其独特的价值。然而
悲观论者面临一种悖论，人们如果听信他们的预言，做出了努力去防止，他们的预言就
会落空，也就会因此被讥笑为杞人忧天。
　　所以万能的上帝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做预言时总要附加一个条件——就是人们全都
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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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作多情，书中觅倩影--
    异想天开，梦里会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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