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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然我是一支芦苇”——记舒婷 
红孩 

    我的心底一直装着一个美丽的名字———舒婷。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我是
伴着新时期文学一起走过来的文学青年。 

    第一次听到舒婷的名字是1984年，那时我尚在北京郊区的一所农村中学读高
一。记得那年的夏天，我到区文化馆听文学讲座，主讲老师是诗人杨炼。我从那
一天起记住了舒婷等诗人的名字。次日，我从学校图书馆里找来一摞过期杂志，
在《诗刊》上读到了《致橡树》和《风暴过去之后》，由于有了昨日杨炼的教诲
，我读得便十分激动，尽管是一知半解。 

    由于工作关系，我同很多诗人有着深厚的交往。但在我内心深处始终有个舒
婷情结。美丽的舒婷，何日我才能与你相会呢？ 

    命运注定我与舒婷有缘。今年6月中旬，《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作家肖复
兴打来电话邀请我月底到新疆参加’99人民文学“伊力特”杯中短篇小说颁奖活
动，我一听有舒婷，马上感到一阵兴奋，直呼天助我也。数日后，我们一行到达
乌鲁木齐。晚上，舒婷由《人民文学》编辑陪着翩然而至。她给我的印象很瘦小
。接下来，便是我们十几天的旅途生涯了。 

    依维柯旅行车在北疆的戈壁急驰着。一路上，舒婷总坐在靠近车门的座位上
。她不时地回过头来同大家说说笑笑，尤其将主攻目标放在诗人杨匡满和雷抒雁
身上。她戏称杨匡满为“羊满筐”，而把大她10岁的雷抒雁称“小雷”，叫得大
家十分开心。有时，遇到较长的路途，正当大家“饥肠响如鼓”时，她会变魔术
般从书包里取出多种小食品，结果被一抢而空，肖复兴给这种方式起了个好听的
名字，叫“闷头蜜”。其实，这词儿在北京满不是那么回事，不过是逗大家一笑
而已。大约第三天，在我们去伊犁河谷的途中，舒婷突然问起我为什么起个笔名
叫红孩，我有意告诉她天机不可泄露。于是，她又问我姓什么，我说姓陈。她一
听，马上笑着说，我先生也陈姓，看来我们可以论亲戚。我问怎么论法，她说从
年龄上她可以做我的干妈。我连说不行不行。几年前，歌唱家耿莲凤就曾提出让
我认干妈，我当时叫是叫了，可回家跟我妈一说，她死活不同意，说这不是咒她
么！想到此，我说，你姓龚（舒婷本名龚佩瑜），先生陈姓，你不过是陈龚氏而
已。你怎么能做我的干妈呢？舒婷并不急，遂笑着改口，那你就叫我大姑。我说
，叫大姑也不行，因为你不姓陈，要叫就按北方的规矩，叫你舒婷“大婶”。这
时，雷抒雁插话说，红孩不能白叫，舒婷应该给份见面礼！听罢此言，舒婷说给
礼也不能让你们大家看见，我要单独给我大侄子“闷头蜜”。从那天始，每天见
到舒婷，我就张口闭口称她舒婷“大婶”了。只是不知她回到鼓浪屿后将此事跟
没跟我那本家大叔讲。 

    性格即命运。从小活泼调皮的性格，5年的插队生活，家庭的风云变幻，七八
年的工厂体验，使舒婷过早的走向成熟。这种成熟绝不是成年女性相对于日子的
成熟，而更多的是指情感，或者说是以自己独有的认识世界的文学情感。这点，
从她早期的诗歌创作足以证明。我要说，舒婷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白话诗自
“五四”新文化运动、延安解放区文学后，又掀起了第三次浪潮，构成了20世纪
中国新诗的灿烂景观。 

    如果说舒婷大婶的《致橡树》是她做姑娘时的女性独立人格的骄傲宣言，那
么她的《神女峰》则是对要求女性从一而终的封建节烈观的背叛——— 

    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人间天上，代代相传／但是，心／真能变成石头
吗／为眺望远天的杳鹤／错过无数次春江月明／沿着江岸／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
流／正煽动新的背叛／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神女峰一向被历代文人作为女性坚贞的化身而备受礼赞。但是，在舒婷以前
，却从未有人从女性生命的角度揭示过这一神话的悲剧性质。神话一旦击碎为“
心真能变成石头吗”？亘古不变的真理从此化为腐朽———“美丽的梦留下美丽
的忧伤”。 

    这在当时引起争议，我很欣赏舒婷大婶当时的抉择。尽管在全国诗歌界争论
、声讨“朦胧诗”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我不会忘记舒婷大婶于1979年4月写的那
首轰动诗坛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该诗曾被某诗歌编辑批驳为“低沉、
晦涩，不符合青年女工的感受”。然而，舒婷却深信自己对青年女工的感受最有
权利：我从来认为我是普通劳动人民中间的一员，我的忧伤和欢乐都是来自这块
汗水和眼泪浸透的土地。也许你有更值得骄傲的银铧和杜鹃花，纵然我是一支芦
苇，我也是属于你，祖国啊！ 

    对于这段生活，想来舒婷大婶会刻骨铭心的。在我们此番新疆之行，不论在
首府乌鲁木齐，还是在石河子、伊犁、阿勒泰，到处都有舒婷的崇拜者。虽然近
几年舒婷的散文十分看好，可众多的文学爱好者记住的还是她早期的诗。在艾青
诗歌馆———石河子文联举办的座谈会上，有人问舒婷：我很早就读你的《致橡
树》，请问你现在还坚持当初的观点吗？你现在还写诗吗？舒婷大婶答：写《致
橡树》时我像你现在一样的年轻，带有理想主义。我始终觉得作品就像自己的女
儿，长大了，就嫁出去了。写作对于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到现在很多年过去，
仍然有姑娘跟我要橡树，找理想的爱情，我劝她不要让爱情绑在悬崖上。我知道
，我对她们最大的满足就是不断地写诗。当然，也写散文。在伊宁市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农四师文联举办的座谈会上，一个诗歌爱好者问舒婷：我从事诗歌创作20
余年，为什么就走不出果子沟？我也注意到舒婷近年写了不少散文，这是否意味
着对诗歌的绝望呢？舒婷说，写作是比较自愿的事，它是流自心灵的东西。写作
也很痛苦，它来的时候，你无法拒绝。我很幸运，到今天仍有很多人记得我，应
该感谢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我中了一个大大的彩票。诗歌是带有自发性的民间
艺术，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力量能阻止它。1996年至1997年，我写了二三十首诗，
在1998年、1999年的报刊上都以头条发出。我热爱诗，因为我爱美。写散文，我
认为是对语言的一种翻耕，是对语言的一种重新获得。 

    舒婷大婶爱花，她结婚的嫁妆就有20几盆玫瑰花。在阿勒泰的小白桦森林公
园，她告诉我她能将鼓浪屿所有的花都叫出名字。从新疆回来，肖复兴给我主持
的副刊写了篇小文《这里的野花都认识我们》，他言是在喀纳斯湖草地上听舒婷
随便说一句偷来做题目的。而我则在伊犁河谷的那拉提草原为她照了一张“她在
丛中笑”，权做我对大婶的一片孝心。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0年09月26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