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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tst (洛之秋), 信区: Wisdom
标 题: 重读巴赫金/tst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3年06月15日09:36:25 星期天), 站内信件
重读巴赫金:关于对话理论的几点思考
tst
摘要: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其思想体系的灵魂,但由于巴氏学说自身的开放性和多义性
,因而造成我们至今对于一些像“对话”“复调”这样的核心概念还暧昧不清,随意换
用。本文在廓清对话理论的一些疑义的基础上,试图对巴赫金展开更加深入的思考,即
:巴赫金的对话是如何笼罩在乌托邦的色彩之下;从对话理论出发又如何能建构一种综
合的批评模式,动态考察文学中的各个因素之间所有可能的对话关系,从而实证巴氏对
话学说的未完成性。
关键词:巴赫金 对话理论 对话
1. 为什么要重读巴赫金?
在过去的三十年,巴赫金无疑是国际学术界追捧的热点。和欧美同行蔚为大观的巴赫金
研究相比,“我们一迟就是二十年”(白春仁1998:101)。当国际范围内的巴赫金热潮
已经开始消退的时候,中国国内对巴赫金成体系的研究才刚刚展开。尽管目前国内关于
巴赫金的论文层出不穷,但是多半停留在散论的层次,系统的专门论著极少,其中具有
代表性的是两篇博士论文,分别为董小英的《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19
94)以及张杰的《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研究》(1992)。就研究方向而言,则主要集
中在巴赫金的文艺和诗学理论上,尤其是复调理论,“是国内巴赫金研究者用功最勤,
也是成绩最为卓著的研究领域”(凌建侯2000:177;李斌1998)。然而,伴随着巴赫金
的创造性术语(如对话,复调,狂欢化等)越来越广泛为学者所使用,一种危险的学术
弊端开始渐渐暴露出来,即对巴赫金理论的误读和滥用。
该警告并非笔者的危言耸听。在1997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巴赫金专家Caryl Em
erson推出了专著The First Hundred Years of Mikhail Bakhtin。在该书中,Emerson
总结了近几十年来欧美学人对巴赫金的研究,尖锐的指出了很多学者“对巴赫金的核心
术语进行的浅薄而懒惰的运用”,并断言“某些巴赫金本人在六十年代末就承认被广泛
误解的关键概念(如复调),仅仅是在最近才开始得以揭示”(Emerson 1997:65,78)
。
这里面有巴赫金自己的问题。很多深入研读其著作的人都会发现,虽然巴赫金善于创造
各种新术语,但却很少对其下直接的学术定义。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他本人对一些术语
也存在似是而非,前后矛盾的说法。加之后来学者一些不严谨的学术风气,所以出现这
样一种奇怪现象:谈论巴赫金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巴赫金却越来越不被人真正理解。其
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将复调与对话随意换用,混为一谈(参见滕守尧1997:前言)。
因此,本文拟从巴赫金对话理论最基本的概念出发,力图以原著为依据,还原或者廓清
一些术语的真实面貌,并在此基础上就对话理论中一些有争议性的理论疑点做批判性分
析。
2. “复调”与“对话”之辨
2.1“复调”的迷团
“复调”一词是所有对巴赫金一知半解的读者最热衷于套用的时髦术语,然而很少有人
关心该词的真正含义。一些人要么简单的将“复调小说”等同于“对话小说”,要么望
文生义,将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与音乐中的复调概念混为一谈。
巴赫金显然预感到了这种误解的可能,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一书中早早
的指出,“就连我们所用的比喻-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比作复调-,同样只是一种
现象的类比,如此而已”,“音乐和小说使用的材料大相径庭,因此它们之间除了作形
象的类比,除了作一般的比喻,谈不上更多的相同点”(巴赫金1998 a :28)。
所以,巴赫金的“复调”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解释模型,用来将陀氏的小说与其它当时
和之前的传统小说进行区别。该比喻的主要依据是,陀氏在小说的文学布局中,采取了
类似复调音乐的“对位”原则,让“不同的声音用不同的调子唱同一个题目”(巴赫金
1998 a :58)。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小说结构上的多角度叙事或者对位的情节安排并不
能完全满足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小说”的苛刻条件。正如格非指出的,“复调结构不
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叙事学上的方式技巧,它还涉及到作家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对生活
的理解和行而上的把握”(格非2002:77)。换而言之,复调作家必须对小说中处于对位
位置的声音,意识,或观点采取一种对话的立场,承认并尊重其独立的价值和意义。这
也是为什么巴赫金承认一些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具有复调因素
,但并不是复调作家的原因。
基于这种狭隘的阐述,近当代小说中能被巴赫金称之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复调小说的可
以说是寥若晨星,巴赫金对于复调小说的解释也渐渐失去了陀氏研究之外的应用价值。
原因有三点:1)这个来自于比喻的术语非常粗糙,让人联想到音乐,却实际上和音乐大
异其趣。2)巴赫金对于陀氏小说和复调之间联系的解释犯有常识性错误,竟将陀氏本人
所暗示自己小说中运用的“变调”与音乐中的“复调”混为一谈(参见巴赫金1998 a:5
8; 王钦峰2000;25)。3)受所处时代和个人兴趣的局限,巴赫金对陀氏之后的二十世纪
文学作品未做出过评论。
所以,Emerson也略为讥讽的感叹道,在巴赫金的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上,竟没有一篇论
文是关于巴赫金对于陀氏复调小说研究的(Emerson 1997:134)。巴赫金本人在访谈中
坦承自己音乐方面只是“一知半解”(巴赫金1998 b:572)。除了自己早期陀氏小说研
究之外,巴赫金没有继续发展“复调”这个概念。巴赫金显然也意识到了自己“复调”
模型的内在缺陷,并在1960年修订再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中,巧妙的将
复调中的“对位”置换为“对话”,并引伸为:“音乐上的对位关系,只不过是广义上
的对话关系在音乐中的一种变体罢了”(巴赫金1998 a:58)。
至此,我们已经非常清晰的看到,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对话”是一个远比“复调
”更具有概括力,连惯性,和精确度的核心概念。“复调”让小说降格为音乐的一种模
仿和变体,而“对话”则将小说与音乐的对位实现了完美的统一。所以,笔者建议慎用
“复调理论”一词,更不可将之当作“对话理论”的同义词。
2.2“对话”的真相
尽管巴赫金的学说体系交缠错结,繁而且深,但是包括Michael Holquist,R. B. Kers
hner在内的一批顶尖的巴赫金学学者早已经明确指出,“对话理论”是其创造的最为核
心的一个概念(参见Booker 1996:104)。然而,我们对于“对话”望文生义的误读不比
对“复调”来的少。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术语,不妨先看看什么是“对话关系”(dial
ogic relationship)。
对话关系是“两个不同主体的话语之间所具有的同意和反对,肯定或补充,问和答的关
系”(董小英1994:46)。巴赫金进一步强调,“对话关系又不可归结为逻辑关系,不可
归结为指物述事的语义关系……逻辑关系和语义关系只有述诸言语,变成话语,变成体
现在语言中的不同主体的不同立场,相互之间才有可能产生对话关系”(巴赫金1998 a
:243)。换而言之,对话关系需要具备两个要素,缺一不可:1)由不同主体产生的完整
的话语,2)逻辑关系。
所以,不能简单的认为将多种声音,思想,情节在文本中进行混合拼贴,或者对位的安
放就能产生巴赫金意义上的对话关系。重要的不是语言和人物的多样化,关键恰恰在于
,“上述各种语言材料是按照怎样一种对话的角度,并行或对立的组织在一部作品之中
”(巴赫金1998:240)。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两个聋子互相用有声语言交谈,他们表
面上看和一般的对话没有任何差别,但问题是该对话中的所有对语(rejoinder)都缺乏对
话关系。
巴赫金将小说中的对话形式进而分为两类,即所谓的微型对话(microdialogue)和大型
对话(great dialogue)。微型对话是指的话语微观层面上的双声现象,而大型对话则
指的是小说结构上的对话安排,可以是人物思想之间的对话,也可以是作者与主人公的
对话关系(参见董小英1994:32-33)。
然而对于微型对话,内部对话(internal dialogue),内心独白(interior dialogue
)三者之间,国内学界存在混淆的认识。譬如在董小英的《重登巴别塔》中,作者就将
内部对话视为“一种内容上表现出来的微型对话”,并声称“内部对话很特别,当它仅
仅处于双声语阶段,用双声形式来表明思想矛盾的时候,属于微型对话,但是当内心矛
盾已经分裂为两个人的时候…内部对话就不是微型对话,而成为大型对话了”(董小英
1994:30-32)。董的这段分析显然缺乏巴赫金原著的支撑,而属于一种对对话理论的自
我发挥,在笔者看来有误导的嫌疑。实际上,巴赫金本人将内部对话视为微型对话的同
义词,而并非一个子集,一个间接的证据是巴赫金对于内部对话的一段论述:“...形诸
布局结构的对话,与内在对话(亦即微型对话)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并在一定程度
上以内在对话为基础”(巴赫金1998:359)。
所以,笔者认为,内部对话就是微型对话,是巴赫金对同一概念做的两种称呼,它们都
是具有双主体,双指向的话语双声现象的体现形式。而内心独白则是一种组织情节的修
辞方法,是文学作品中最适于表现话语中包含的微型对话(即内部对话)的地方。在某
些特定的情况下,内心独白甚至也可能成为表现大型对话(如思想体系的斗争)的场所
。
而董显然是将“内心独白”与“内部对话”等量齐观了。《罪与罚》中对拉斯科尔尼科
夫式内心冲突的文学描述最好还是被称为“对话式内心独白”(巴赫金1998:99),因为
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中的内心独白都能体现出内部对话来。一些我们熟悉的欧洲忏悔
式(如奥古斯丁,卢梭)或书信体(如理查德森)小说尽管也充满了他人话语,但因为
这些他人话语被高度客体化,所以无法达到对话的高度。
3. 对话理论的阙失与补充
3.1 对话主义的乌托邦
从巴赫金被主流学术界发现开始,对他的赞扬从来就是伴随着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可惜
的是国内学术界对其对话理论的阙失和疑点还缺乏应有的批判性解读。笔者试图在此就
其对话主义的乌托邦色彩做一些批评性的总结。
“对话”是巴赫金的理论建构中,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其语言哲学研究,贯穿始终的灵
魂。与索绪尔将语言作为自足的系统来静态的研究不同,巴赫金首先将研究的对象放在
人类的话语(utterance / discourse)上。每一个话语,都具有独立的主体,也拥有自
身的价值。话语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积极的对话关系中,由此,他人话语(other’s dis
course)就进入自身话语从而形成超语言学中所谓的“双声”现象。巴赫金甚至断言“
存在就意味着交际”(巴赫金1998 a:378)。而且,存在只有通过外在于“我”的他者
才能实现,“对话关系成了人的社会存在的本质特征”(白春仁2000:164)。在将对话
做了这样本体化的提炼后,巴赫金眼中的“对话”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理想主义情境:
两个平等独立的主体,在超然的环境中,每一句对语都蕴含着积极的理解。
然而,这样的对话乌托邦在人类社会真实的交际中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它回避了
深刻影响对话交际的三个因素:
1)对话者的交流能力或意愿 对话一方在参与对话时所具备的能力和意愿是千差万别的
。很多时候,包括在小说中,大家各说个话,滔滔不绝却对他者话语不进行积极理解,
而任由自己思绪的发展,直到对话的结束。巴赫金本人是这方面最具有讽刺性的例子。
在他晚年,当一些慕名而来的学生来探望他,巴赫金面对年轻人的激烈讨论,他从来都
只是微笑的倾听,不愿意多说话。正如Emerson分析的,巴赫金“对人仁慈,但却是贵族
做派,容忍他人仅仅是因为对他们的意见不屑一顾”(Emerson 1997:95)。这样的对话
显然是无法带来积极理解的,是无效的交流。而在另一些时候,问题在于对话者是“沉
默的大多数”,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在历史上只能被谈论,而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参
加社会上层建筑领域的对话。
2)人际距离 对话者之间的关系亲疏,权势高低在决定对话进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说话人的社会身份差异就可能使得话语的意义在对话中受到曲解歧视,甚至变得无效。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看,距离是任何处于社会阶级分化中的话语代码传达意义的先决要
素,甚至是真实生活中权力的具体化。然而巴赫金在自己的对话研究中对距离避而不提
,因为他本人根本就拒绝承认真实世界中人际距离(distance)的价值,尽管所有的对
话交际都建立其基础上(Emerson 1997:135)。
3)对话的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包括的因素就更多了。哪怕是对同样两个对话者,哪怕话
题一模一样,如果在天气,谈话地点,听众,时机的选择等任何一个变量中有改变,都
可能会让对话的结果发生本质的改变。
所以巴赫金理论体系中的对话乌托邦到了真实的对话情境中,就变成了“一种孤芳自赏
或者离群索居”(Emerson 1997:147)。Gardiner也看到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存在的
这个问题,并说,“巴赫金思想的中心缺陷就在于他过分夸大了对话式文学和流行文化
的影响,认为对话可以将人类意识从独白主义的桎梏中解救出来”(Booker 1996:108)
。尽管巴赫金一直致力于从话语的内在社会性入手来建立历史诗学,但是这种理想主义
的对话蓝图缺乏的正恰恰是真实的社会性。
即使回到文学中的微型对话,巴赫金对于对话小说的建构也招来了颇多诟病。这里的代
表人物是Reed,她在博士论文中就尖锐的指出,尽管巴赫金试图在微型对话中再造出他
者话语的独立声音,但这种再造注定是徒劳的一厢情愿(参见Emerson1997:141)。拉斯
科尔尼科夫那种高度内在化的对白更像是装饰着他人话语的内心独白,而和互动的交际
行为相去甚远。巴赫金认为,“思考它们就意味着和它们说话”(巴赫金1998 a:90)。
笔者不赞同这样的说法,因为在这样臆想的交谈中,交谈对象实际上被主人公以主体化
的名义客体化,一切的对语都是主人公脑海中预知的,和真实的双向交流中的那种不可
预测性大相径庭。
正是因为巴赫金的对话模型不能接受真实的交流情境的考验,所以尽管巴赫金早在二十
世纪二十年代就提出了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话语和对话,福柯更关心的却还是权力与话
语的关系问题,而哈贝马斯则致力于现实中有效的对话机制的建立。
3.2 小说大型对话中的其他可能对话关系
美国学者M. H. Abrams 在其名著《镜于灯》中将文学作品的创作和接受过程用下图加以
表示:
(略)
以文学批评为例,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都只明显的偏向于一个要素。就是说,批评家往
往只根据其中的一个要素,就生发出他用来界定,划分和剖析文学作品的主要范畴,生
发出藉以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据此,蔡赓生将文学理论和流派大体上分为四类:
作品与世界(如历史批评,社会学批评),作品与艺术家(如传记批评,心理分析批评
),作品与欣赏者(如读者反应批评),和视作品为自足的鼓励研究对象(如形式主义
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新批评)(参见蔡赓生1997:140)。
以上四种文学批评模式都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但是由于其各持一端,因而总是瑕瑜互
现。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给超越这种孤立模式的文学批评带来了一次重要的契机,因为我
们可以借助对话,来对文本交流中所有因素作动态的综合考察。然而可惜的是,巴赫金
本人主要关心的是“作者-主人公”和“主人公-主人公”这两种对话关系,对其他的
可能关系语焉不详。笔者在Abrams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图例来说明文学批评中可能涉
及到的对话关系:
(略)
由该图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出,在小说的大型对话中存在八大类型的对话关系:读者-
文本(主人公),作者-文本(主人公),作者-读者,作者-作者,读者-读者,读
者-世界,作者和世界,以及文本(主人公)-文本(主人公)。
正是因为巴赫金相信,他人话语无处不在,所有的话语都具有内在的对话性,故而文学
批评的这四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具有在文本内或文本间发生对话的潜力。
在巴赫金之后,随着Wolfgang, Fish, Iser等人实践的接受美学为学术界所认同,批评
家的目光第一次投向了长期被忽视的“读者-文本”和“读者-作者”,尽管该派学理
更多的受益于西方近代哲学中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潮。读者反应批评
所强调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以及期待视界(Horizon of expectation)很好
的解释了读者对于文本的动态接受过程。而作者和读者的对话则体现在作者在创作作品
时脑海中所蕴含着的进行答话的对象。Iser称之为“隐在的读者”(Implied Reader),
Stanley Fish称之为“理想化的读者”(Idealized Reader),而巴赫金则将之命名为
“超受话者”(meta-addressee)(参见Booker1996:43-46; 巴赫金1998 c:335)。正
是因为作者已经有这样一个读者在脑海中,所以作者就可以故意利用不完全叙述,留白
等修辞方法来挑逗刺激在作者预期内的读者的统觉背景和期待视界,就象双声语的第三
种类型暗辨体一样(参见巴赫金1998 a: 265)。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读者反应批评取消
了作者在文本接受中的主体性,过分夸大了读者对于意义的创造角色,因而和巴赫金的
对话关系还有一定差距。
学界内还没有从对话关系角度加以研究的是“作者-作者”和“读者-读者”型。笔者
认为美国学者Harold Bloom在诗学研究中所提出的“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
nfluence)这一理论模型可以提供很好的借鉴。Bloom用初始压抑(primal repression
)这个精神分析术语来说明前辈诗人和后起诗人之间的关系。那些强悍的前辈诗人,如
弥尔顿,总是占据一种权威的,居先的地位,因而将到诗人的想象力扼杀到摇篮中(陆
扬1998:180-182)。而为了摆脱这样的“影响的焦虑”,后起诗人必须要经历Bloom总结
的六种修正阶段(six revisionary ratios)从而才能摆脱前辈和传统的阴影而成为新
的强悍诗人。
再来考察小说家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譬如拉伯雷和后来一些的后现
代作家运用parody对先于他们的庄严体式的话语和体裁进行戏仿,或者用Bloom的话说,
一种处于对抗阶段故意的误读(misreading)。这种戏仿的原因就在于释放他们来自强
悍前辈作家的“初始压抑”。例如David Lodge就承认他1965年的小说《英国博物馆的倒
塌》是模仿乔伊斯《尤利西斯》中布鲁姆的内心独白(胡全生2002;128)。这里不仅仅
是文本间性的问题,而是作家与作家之间所存在的文本以外的大型对话。这种对话的发
生机制和动态过程已经在Harold Bloom的书中得到详尽阐述,这里不再赘述。
至于说“读者-读者”,同样可以生发出强悍读者对后到读者的初始压抑来。一个权威
的莎士比亚评论家对于《哈姆雷特》的解读可能就会对尚未接触莎翁原著的后到读者带
来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或“影响的焦虑”。这种成见构成后到读者“前理解”的一部
分,并与后到读者在阅读时产生对话。读者之间的闲聊,网络文学的回帖,金圣叹对《
水浒传》的眉批,甚至先前读者在书页中留下的标记等,都能构成一种读者间话语的动
态交流,并对读者对文本意义的获取产生影响。
4. 结论
巴赫金穷其一生心血所建立的正是其对话理论。该理论纵跨多门学科,从文学理论到语
言哲学,从文化研究到哲学人类学,无不闪烁着这个俄罗斯思想巨匠超越时代的光辉。
要而言之,巴赫金从本体论角度强调存在与它性的紧密联系,因而人之自我意识的获得
必须要靠“他人眼中之我”才能实现。这种“我”与“他者”生生不息的依存关系则衍
生出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即对话关系。自我话语也存在于杂语(heteroglossia)之中
,与他者话语相互影响,相互进入,从而形成超语言学研究中特有的双声语(double-v
oicedness)现象。这种对话性的双声语渗透到文学中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复调小说,或对
话小说。对话关系是一种特殊的语义或逻辑关系,参与对话的话语互不融合,各自具有
充分的独立的价值,话语的主体各自平等。因而对话的意义不在于评判对错,而在于对
话这一事件本身。对话中本身蕴含的积极理解使新意义的产生成为可能。因而对话也具
有未完成性(unfinalizability),开放性,和多意性。
作为对话理论的开创者,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本身就具备有对话的一切特性。因为其开放
性,所以各个学派都从中能找到理论上的启发;因为其多意性,人们对巴赫金对话理论
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莫衷一是,对一些基本的问题各持己见;因为其未完成性,巴赫金的
学说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完善,修改,和补充的地方。
笔者所作的工作仅仅只是一场大型对话中抛砖引玉的一个对语。通过对巴赫金对话
理论的批判,通过对对话关系的可能形式的扩充和探索,本文对于巴赫金的重读只是完
成了极小的一部分。但是就此,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以对话的姿态加入到巴赫金对话理论
的研究中来有多么必要,前景有多么广阔。而这正是巴赫金理论的魅力所在,因为巴赫
金带给我们的不是结论,而是思考问题的崭新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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