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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OMi (渡鸥靡迤~Ontology Data Migration)
 
时尚和后现代身体
 
来源：诗生活文化谭 作者：伊丽莎白·威尔逊/宓瑞新 译
 
后现代主义
 
　　目前，文化批评家们已经习惯于在后现代主义这把大伞下寻找庇护，在过去的十
年间，后现代主义已经成功地为我们遮挡了冷嘲热讽的冲击，这些冷嘲热讽常常是针
对那些试图认真对待通俗文化 (我将时尚包括在内) 的人们而发出的。“后现代主义
”这一术语似乎履行了一种与1890 年代所用的术语“颓废”相类似的功能：虽然所
处的时代和所用的术语不同，但当我们滑向一个也是开端的尽头的时候，也许和世纪
末有关的事情会驱使我们发现一种突出的主题和情绪。在1990 年代，由于我们所走
近的不但是一个世纪的终结，还是一个千年的终结，这种推动被强化了。正如事实所
表明的，我们正在一个越来越奇怪和可怕的全球环境中干这些事情：随着东欧集团―
―更确切地说是作为单一实体的苏联的瓦解，随着全球范围内出现的生态灾难的威胁
，不稳定的局势和战争的幽灵，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无论我们如何怀疑
预言，如何为自己不迷信而自豪，但是，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的著名预言和


长久以来建立的核大战末日（Armageddon）的威胁，在人们日益阴郁的情绪上更增强
了宿命的气息。
 
　　总之，后现代主义对这一切都有反应。“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这两个术语
作为对含混的、普遍的“时代精神”的简略表达，已经渗入了准通俗的语言。无论是
在西方社会的文化层面，还是在政治或经济层面，这两个词都频繁出现，它们已成为
表达巨大变革和剧变意义的代码语词。有关后现代主义话题的大量著述和争论，已成
为一种我们必须面对的思想方式，或至少在其中传达这种有时显得无法抗拒的重大变
革的意义。
　
　　首先，后现代主义表达了一种矛盾的精神状态：“后现代主义具有一种奇怪的双
重标准，会使你确信资本主义已经获胜：一方面，存在着市场且人们的生活都比较富
裕，每个人都过着自己独特的幸福生活；但另一方面，我们同样相信，在这些社会中
存在着难以置信的不幸，他们的生活正在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而且我们知道，这
两个方面都是真实的，也是不相容的。” [1]后现代的社会场景有一种因这种矛盾状
况而带来的极其庸俗的骚动。“虚幻的欣快症（hallucinatory euphoria）”和闪亮
的、无深度的后现代城市景象的光泽，反射出一个被剥夺了感觉的世界”。 [2] 　
亚瑟（Arthur）和 马瑞路斯·克若克（Marilouise Kroker ）将“自然物的窒息”
（自然的消失）、“普遍的经济过剩”以及时尚都看作是一种特别“壮观的寄生文化
符号”，这种文化符号无论如何过剩、无积累和亏本，它也会被无情地引入到大灾难
的狂喜当中 [3] ――它们那些“过剩的”、绝顶的言词（over-the-top-language）
为他们分析的对象提供了一种后现代方式的回应。


 
　　在赞美我们文化当中最庸俗、最堕落的方面的时候，后现代主义观念似乎最能让
人入迷。正是这种被扭曲的或被挫败的乌托邦冲动，将潜伏在消费文化丑恶腐朽面当
中的异化问题歪曲为一种解决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后现代主义表达了对于西方消费
主义社会的破坏性过剩的恐惧，但通过对这种恐惧的审美化，我们莫名其妙地将恐惧
转换成令人愉悦的消费对象。一些批评家因此认为，后现代主义对商业文化中那些最
粗俗的方面赋予了一种不应有的可敬性。后现代主义也被攻击为琐碎不堪，甚至被攻
击在替那些不合理的残酷和过剩作法西斯式的辩护。
 
　　我们在此可以找到一些很有力的理由，反对将后现代主义当作一个术语来应用。
例如，有人对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混合概念的有效性提出了疑问：“要理解一个概念
是如何从一种媒介转移到另一种媒介常常是困难的……，不同的作家将后现代……理
解为与各种的、有时甚至对立的政治立场有本质关联的东西。后现代建筑通常在某种
意义上被视为是反动的；另一方面，后现代舞蹈被认为与(美学和政治方面的)进步发
展有关。” [4]
 
　　然而，正因为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混合概念，我才想为它辩护。对我来说，后现代
主义显现了对于最糟的社会境遇——当代文化具有的众多尖锐性，以及我们对于那些
制造快乐的东西的相反的回应――的审美化。如果有一个领域能为我们面临的混乱定
位，能为我们选定无法真正设想的变革的渴望，是非常有益的。试图在诸如建筑学和
哲学这样的学科中对 “后现代主义”下更为严格的定义，尽管在某一方面是有用的
，但在本质上却遗漏了更为广泛的一点。这一点就是矛盾心理（ambivalence）。


 
 
时尚、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据说对独创性艺术和大众文化、“艺术”和“工艺”之间的差别提出
了挑战。结果，文化批评家们就随意地去探究通俗文化的意义，分析并时常为诸如肥
皂剧、浪漫小说之类的低劣艺术品辩护。女性主义对性别美学价值体系的挑战，已经
成为这一重估运动的重要构成要素。我们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一些美学形式是如
何最终被定型为“女性的”， 与更多的“男性”艺术种类相较，它们随后又是如何
被自动地断定为具有不太重要的、价值不高的和不太崇高的含意。例如，在整个十九
世纪，所有“精细的”或“装饰性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女性的和低等的，这种区别被
一直带到了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之中。 [5] 　如果美学产品的观众或消费者是或被
想象为是女性，它们的价值按惯例就要相应地被贬低；比如就浪漫小说和肥皂剧来说
，这种情况就是实际存在的。
 
　　因此，后现代对于美学区分的拆除，已经为重新估价那些在传统上被视为女性的
事物开辟了空间，而且后现代文化批评也为女性主义作家提供了论坛，她们可以去探
索那些曾经被认为不值得严肃关注的主题，同时强调女性／女性主义观点的合理性和
严肃性。
 
　　在这里讨论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于时尚有着重要的含意，因为连一些最时尚


的文学也披上了一种完全属于女性研究领域的陈词滥调。詹姆士·雷沃（James Laver
）和J. C.弗路格尔（J. C. Flugel）非常有力地陈述了这个观点，认为十九世纪早
期“伟大的男性弃权”运动已将男人置于时尚之外。 [6] 　现在，女性主义者已开
始探究时髦服饰和其它各类服饰的意义。这项探究已经完全违背了传统的女性主义者
对时髦服饰的质疑：许多女性主义者拒绝时尚，是因为其中有强化女性成为性对象的
方式；因为它与炫耀消费以及将妇女定位为经济奴隶和所有物的行动相关，还因为时
髦的服饰被认为穿着并不舒服，并会使女人变得无能和无助（例如，高跟鞋和箍缩的
紧身胸衣会妨碍运动）。时髦服饰被认为与特权、财富和随之而来的不受欢迎的阶级
和种族涵义有关联。
 
　　到1980 年代，对于时尚的明显的女性主义兴趣似乎有了惊人的发展，也受到了
一些将此误解为天真的、不加批判地赞美时尚的人的批评。 [7] 实际上，这是对最
直接和最重要的日常文化表现进行探究和分析的一次尝试，在这种尝试中，我们忽视
了要承担风险。
 
　　在西方社会中，着装是似是而非的事情。当我们穿着流行的时装时，我们既是在
努力地顺从时尚，但同时也是在努力地展示自身的个性。衣服使我们的身体社会化，
将它们从李尔王的“可怜的叉状物”转变成文化存在。我们的服饰构成了我们的“外
观”；“衣服的包装”将我们制造成社会人。
 
　　用凯亚·西若曼（Kaja Silverman）的话来说，“服装和其它的装饰品使得人体
显现出文化意义……，服装呈现了身体从而使得可以将人体当作文化来看待，服装以


 
一种意义形式将身体的文化意义明确表达出来……着装是形成主体性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表达身体的同时也明确地表达着精神”。 [8] 　服装是身体的文化隐喻，它
是我们用来将身体的表现“书写”和“描画”进文化语境的材料。后现代主义的争论
至少可以间接地将服装研究从低下的地位中拯救出来，而且已经创造——或至少命名
了一种学术风气，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文化的或美学的对象都可以得到严肃的关注
。
 
　　其次，后现代主义似乎以一种更直接和更有限的方式来解释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
和80年代处于支配地位的流行时尚的特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将大杂烩模仿（pastiche）和折衷主义等同为在广泛的赝品和美学产品领域出现的
后现代时尚的本质。这些产品必然是高级女性时装的式样以及在60年代后期之前出现
在主要大街上的模仿品（在1989年，法国设计师马丁·西本[Martine Sitbon]还在介
绍大杂烩，或者“怀旧的款式（retrochic）”，20世纪70年代的各种时尚式样本身
就是20世纪40年代的模仿！）尽管我怀疑大杂烩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才被用于服装的，
 [9] 但在20世纪70年代它肯定已经成为时尚杂志的陈腐模本，它不再是一条“线”
，不再是时尚，而是各种时尚，是一种被迫的风格多元主义。
 
 
碎片，时尚及后现代主义
 
 


　　现在可以说，这种多元主义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对后现代“宏大叙事终结”的微弱
回应，由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的这些观念，认为我们可以不
再赞同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对于不断进步、进化和科学理性至上等方面的信仰。
 
　　也有人主张，我们不能再相信世界历史就是西方文明史的单一的“宏大叙事”。
首先，我们的全球大众传媒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之多的信息，因此只能出现大规模
的文化折中主义。我们已经完全不再可能将西方历史设想成世界史；如果我们不能再
将历史认识看作是从野蛮走向文明的线性进步，那么，就会有许多的历史，许多的“
故事”。其中没有任何一种历史优于其它的历史。我们也必须拒绝——后现代主义者
所说的——其它的“宏大叙事”理论：像马克思和弗洛依德等思想家的著作，他们声
称已经发展出了能解释一切的包罗万象的理论。在后现代思想中，这不仅被认为是欧
洲中心的，而且也必然是专制的。这种理论表明知识可能成为一种控制手段的趋势；
越多的知识被“集聚成一个整体”，就越会产生一个无法逃避的信息和理论牢房。
 
　　后现代著作认为，是我们都受其支配的再现和信息的轰炸导致了“碎片”。这已
经变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个流行口号。有时候它似乎专指个人遭到了来自多种资源
的文化和信息的轰炸。这种轰炸被视作为一种不能转换为有意义的整体的经历。它是
知识的碎片（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当历史和哲学的“宏大叙事”面临终结的时候）。
在别的时候，所谓碎片实际上讨论的正是身份的破碎；“破碎”也不只拥有一种意义
。对于一些作家来说，碎片在这个意义上似乎意味着身份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一个虚
构；凭借心理分析，他们论证出身份的概念是虚假完整的意识形态，是对无意识冲动
的抑制。与之相对，其他作家描绘出一个与后现代世界相关的共同心理方式――运用


“精神分裂症式的”空虚、感情的丧失、“幻觉的陶醉欢欣”来抗拒真实的烦扰的世
界，那么碎片也可以指思想和感情的分裂。
 
　　在这些辩论中存在着深层的矛盾：一方面在讨论个体身份的破碎，但却在别的地
方告诉我们，被压迫群体、少数民族群体以及各类“他者”现在有机会去主动争取“
身份”；后现代主义也给这些人提供了表达自己和判断、发现或重新找回自己“身份
”的机会。所有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族群、妇女、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在这里都有
自己的位置。 [10] 　这样，后现代主义被赋予了反种族歧视和反性别歧视的维度。
然而，那种将 “黑人”、“非洲人”、“女性”或“男同性恋者” 当成一致身份的
观念，难道与个人身份在这个碎片化的世界中是破碎的观点不构成矛盾吗？在碎片化
的世界上还存在这样的身份吗？
 
　　另一方面，人们为什么要假定，当“白种西方男人身份”——人们一直认为非常
强大——正在成为碎片之时，这些“他者”却可以维持自己的身份呢？最近的研究表
明，白种美国男人确实正在“忍受日益增长的焦虑感、孤独感和防御感的痛苦”。“
在面对那些强调自身差异的自信的少数族群时”，他们经受着“身份和归属的缺失之
苦”。女性日益增长的身份自信增强了这种焦虑。实际上这并不是说白种美国男人正
在失去他们的权力，而是说他们将不再是在数量上占优势的群体。根据美国劳工统计
局的统计，到2000 年，白种美国男人将仅占劳动力总数的30%。对他们来说，“身份
的丧失”似乎意味着，当其他的群体要求分享更多的面包份额时，他们感到了威胁。
 [11]
 


　　后现代“碎片” 因此可能体现了白人男性批评家在讨论后现代性的写作中丧失
 
了身份。同时，在一个碎片化的世界中，其他人感到他们能以某些方式“选择”他们
与生俱来的身份，或者能重新定义和重写这种身份。然而，在所有这些身份选择当中
，我们最终都没有选择我们的身体，因此后现代的嬉戏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成功。
 
　　运用“碎片”和“身份”来讨论后现代主义时，尽管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和不一致
的思路，但这两个概念与服装的关系非常密切。例如，为了装腔骗人，服装要么在表
面上将虚假的身份粘合在一起，要么为当代世界的幻觉体验提供戏剧性和表演性的外
表；我们成了演员，为接连出现的下一次的露面不断地创造着我们的装束，掩饰着我
们永远不可能彻底改变的难对付的身体。时尚也许成了身份的替代品，风格的流动性
 (它在理论上可以被任意改变) 也许提供了一种可以替代停滞性的“老式”个性和核
心身份观念的东西，或许正相反，时尚被用来更稳固地固定身份。不管是那一种方式
，我们都可以将服装理解为创造身份的一种手段。例如，在1990年代，纽约的非洲裔
美国人将目光投向非洲来寻找他们的根，寻找进行文化表达的一种替代方式。这就产
生了各种服装风格以及其它许多种类的美学实验。事实上，为了反对支配（dominant
）文化，至少从1960年代以来，黑人妇女和男人就使用服装风格来表达集体的身份认
同，而且在此之前，早就有各种“局外人（outsider）”群体利用服装风格来创造“
反主流文化”。这些风格通常表达了社会上的不同意见。有趣的是，它们也常常涉及
到对流行的美学标准的批评，以及替代这种标准的问题。例如，朋克（punk）就是对
“标准”美的猛烈冲击。在“黑色是美丽”的这一口号中，1960年代的种种非洲风格
表达了直接的政治声明。


 
　　对于反主流文化服装的所有研究都迫使我们承认，许多个人和群体微妙地运用服
装来创造意义，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在社会中为自身定位。女人和男人并不是仅仅模仿
那些在社会等级秩序上高于自己的人；相反，他们可能用服装来强化阶级之间的界线
和其它的差异形式 (举例来说，黑人男女的发型就不能成功地为白人所模仿)。
 
 
时尚、福柯和身体
 
 
　　服装和身体不但可以被用来在对抗或反主流文化方面，而且可以在主流社会当中
被用来创造一种假定的渴望效果。颇有悖论意味的是，正是那个我们没有选择的身体
，却是我们最想通过装饰媒介而部分地改变的东西。有关时尚与身体的关系的讨论似
乎相当少。尽管在许多文化中都有用装饰来改造身体的事例，但在西方，有关体形的
讨论却一直受制于有关健康与女性压迫的道德关注。例如，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
是那些为青年人、甚至前青春期的年轻人的体形所设计的时装款式，以及自1960 年
代前从推盖（Twiggy）开始的对于非常年轻的时尚模特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引起
”了神经性厌食症。
 
　　在质疑这几类解释时，我并不想减化或淡化诸如厌食之类的情况，但我的确怀疑
这样一种对于因果关系所做的过分简单化的理解。许多妇女追随时尚，也许会不时地
节食，但并不是厌食者。在1980 年代，厌食现象并没有减少，而在这十年间，时尚


却发生着多种变化，并不象1960 年代中期那样是一律的前青春期风格。
 
　　米歇尔·福柯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条更富成效的探究思路。福柯一直被指责将身
体当作被动的客体来讨论，并被指责将身体当作最基本的“既定物”，当作社会游戏
的基础或原材料，但是他至少把身体放回到了社会科学当中，既将身体理解为一个生
物学实体，也将它理解为一个社会建构。就像每一位设法节食的人所知道的，从根本
上改变一个人的体形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然而，所有文化当中的服装和装饰一直被
 
用来做这种事情：从纹身、项链到染发、卷发以及高跟鞋的使用，女人和男人都一直
在努力生产“不同的”身体。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详细说明了监视的发展，以及各种权力形式依靠具体的
实践被配置到各个社会角落的方式。他感兴趣的东西是各种操练形式、体育以及一般
的“改良”形体的方式的发展，认为所有这些训练都起到了生产“守纪的身体”的作
用，使得身体“适合于”更有效地履行和完成更大范围的任务和活动，或者仅仅充当
效率和秩序的“再现”。从隐寓的意义上看，制服在十九世纪的急剧增多，也有助于
这种规训“体制”的形成。同样，无论在那时还是在稍后，时尚无庸置疑地被资产阶
级社会用作一种规范、调控和社会管制的形式。对丧服的研究尤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
点。它所用的材料和装饰品的每一个细节或细节的缺席都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12]
 
 
　　说19世纪的鲸须紧身衣、帆布紧身衣和钢制妇女紧身衣（外在的强迫规训）已经


让位于20世纪由锻炼和节食制作的肌肉紧身衣（内在的主观的规训），也许显得有点
陈腐了。从这一点来看，与当代对于节食和锻炼的痴迷相比，十九世纪紧束腰围的紧
身衣——几乎一直被指责为一种强迫和限制的直接形式，也被指责为是将维多利亚时
代妇女塑造为“优雅奴隶”的关键，似乎较少具有道德和心理的强迫性（一些妇女也
发现，紧身衣是使人安心的、有它自己的舒适方式，是一个置于个体和世界之间的起
支持作用的外壳或甲胄）。
 
　　如果我们将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时尚看作是仅仅用来限制女性的，我们就将问题
过分简单化了。同样，如果我们将二十世纪时尚的兴起仅仅看作是表现了增强的自由
和解放，也会犯类似的错误。在现代英国的监狱系统中，女犯人现在都穿她们自己的
衣服而不穿罪犯制服。这种变化发生在1960 年代，被解释为自由和进步，但它还有
另外一面的意义。早在1836年，法国的帕雷特－杜持特勒（Parent-Duchatelet）医
生就发表了对于卖淫问题的开拓性研究成果，他旨在论证，作为妓女“个性化（individual
isation
）”的一部分，对妓女进行注册是必要的。每一位妓女必须有她自己的档案，因为官
方越了解那些成问题的单个妇女，他们对她的监管就会越成功。 [13] 帕雷特－杜持
特勒的论证似乎比福柯占先，而监狱改革者们提出在英国女监中废除制服时，给出了
非常相似的理由——如果女囚穿着她们喜欢的服装，她们会更充分地“显示”自己的
个性，而那种旨在贬低囚犯人格、削平囚犯个性的制服则很难完成这一使命（女子监
 
狱的男性长官们也认为时尚和化妆品可以在女性监狱中促进一种更可接受的异性文化
）。


 
　　因此，女囚穿衣和化妆的方式被重新定义了。穿衣和着装不再被作为惩罚她和必
须剥夺的一种奢侈，也不像一种需要被根除的空虚和自私的形式。相反，它是对自我
应尽的义务，以建立起自尊和规则的生活方式，帮助她们去遵从一种被认可的性身份
。在德行中也有种种的时尚；在维多利亚时代被定义为空虚和自私的行为举止，在当
代福利文化中被理解为是充分社会化的顺从。一个不能为自己外表“感到骄傲”的人
将是一个“不健全”的个体。
 
　　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了福柯的回声，这次涉及到他最后的一部著作——《性意
识史》第二和第三卷：“快感的享用”和“关注自我”。在这些著作中，他研究了古
希腊和古罗马的礼仪、食谱和自前基督教时期以来的其它“实践”文件，在其中发现
“生存艺术的发展是受自我关注（self-preoccupation）支配的”。 [14] 他专注于
考察那些与饮食和性活动有关的规则。福柯的这些最后著作不仅阐明了他正在考察的
那个时期，而且也阐明了我们当代的世界。福柯将那时和现在做了一个对照：他认为
，这两个时期都是传统道德和信念形式正在崩溃或正在转变的时期，也是个人在一种
真正的意义上必须创造他们自己的道德规范的时期。正确的“关注自我”包括一个处
理自我与世界关系的适当态度：这是一种使精神肉体化的伦理学。
 
　　在这些最后的著作中，福柯很少关注权力，但是在《规训与惩罚》以及1970 年
代以来的其他著作中，他将权力作为一种弥漫在社会各个角落中的事物来讨论。所有
的社会互动都涉及到权力关系。各种规训活动都表现出权力的配置。然而，这个权力
或这些权力，又必然产生出反抗。知识固然是控制，但它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反叛。


当十九世纪的性学家们对同性恋和其他的“性变态”行为下定义之时，他们对于知识
的使用是受规章限制的，是在控制一种权力的行使，但同性恋们却将他们的定义曲解
为一种颠覆性的、反抗的身份：（男）同性恋身份――一种用衣服、珠宝饰物、发型
和身体运动显示的身份。
 
　　性别是一种权力。性特征与服装和时尚之间的关系也许被早期的一些服装史学家
和理论家们夸大了，例如像詹姆士·雷沃和J. C.弗路格尔就写到了“性感区的转换
”；他认为，时尚一会儿强调女性身体的这一部分，一会儿强调另一部分，都是为了
防止男人变成性厌烦者。他声称, 这可以说明1930 年代强调后背性感区的原因，也
部分地说明了衣裙贴边的升高和降低的原因。雷尔（Layer）的论点中存在一个突出
的问题：它纯粹是依据男人看女人的方式来解释时尚的，完全忽视了女人作为性别人
而进行的主动的自我建构。另一位服装史学家塞西尔·威勒特·柯宁顿（Cecil Willet
 Cunnington），甚至认为时髦的服装可以从相当没有希望的原料中创造出显示性欲
的身体。他写道，女性时尚战胜了造物主。与她的服装相比，女人的身体“被它不好
的体形和暗淡的颜色可悲地限制和阻碍了，成了被抹上性感气息的怪异的粉红棒棒糖
！” [15] 。
 
　　近年来女性主义文化对女性服装的兴趣，已经包含了对那种认为女性服装只与性
吸引相关的观念的一些不言而喻的反击，因为后者毕竟依赖于那种认为妇女仅仅是为
了吸引男人而存在的传统观点。除此之外，更多地强调了服装所表现的所有其它的社
会意义。性别和服装无疑是紧密相关的。1987 年，当异性恋者关注爱滋病毒的传染
问题之时，一些新闻记者为女人和男人日益增强的性感所困惑——受巴黎设计师阿瑟


丁·阿拉亚（Azzedine Alaia）启发而出现的那些紧绷、窄短的裙子和服装，很多采
用了皮革甚至橡皮。对这种现象的一个尝试性的解释是，这种性展示的外观发挥了一
种“不要碰我”的盔甲的作用，以窥阴癖来替代实际的性接触。三年以后，各种来自
于物恋、束缚、色情的女用内衣和紧身运动装的主题，在年轻的荷兰先锋设计师们于
阿姆斯特丹的贝列（Balie）咖啡馆举办的作品展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也成为葆莱
·泰瑞赫斯（Pauline Terreehorst）的《模式》（Modus）一书开始部分引入的话题
。 [16] 　这本书就像展览一样，走到了一个极端；它赞美了在时尚与被禁止的性体
验领域存在的浪漫联想，它的说明尤其没有回避物恋因素以及服装常常表现出的暧昧
的性政治。长久以来，一些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群体采取了一种类似的有争议的策略
，然而，正是暧昧的性描写意象更多地涉及到半裸的女性身体，而不是完全裸露的女
性身体。实际上，衣服有一种可以表达身体观念和性观念的独特性，但同时它又的确
装饰了身体。服装所带来的“心醉神迷的幻想” [17] 也清楚地说明了穿用者的身体
性别。
 
　　这些见解可以让我们避开那些对于时尚的简单的、道学的拒绝，后者已经成了许
多左翼激进运动的特征。例如，它们超越了斯图亚特（Stuart） 和伊丽莎白·伊文
（Elizabeth Ewen）的观点，这两个人对美国移民追随时尚的方式感到悲哀，将追随
时尚解释为传统文化的丧失，将“真正的”反叛“置换”成对琐细东西的反叛。 [18
] 今天，我们被迫接受更为复杂的观点：衣服是自我和身体的扩展；它们以一种非常
直接的方式表现文化；必然会表现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例如，蓝色适合于男
孩，粉红色适合于女孩——发生在婴儿身上的几乎首要的事情是被颜色编码化和社会
性别化）；然而，这种支配本身为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再阐释和抵抗开


辟了道路。而且，这些时尚之战都是“真实的”。被征服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被他
们的英格兰征服者禁穿苏格兰方格呢短裙，因为苏格兰短裙被视为凯尔特人身份的一
个有力象征，实际上也被视为反抗的召唤。阻特装(Zoot suits)在1940年代的美国西
海岸引起了骚乱。服装代码领域是一个争夺控制权以定义地位和我们自身并用来创造
意义的场所。我们仍然承认服装是一种控制和支配的有力武器，但也要扩展我们的视
野，将服装同时所具有的颠覆性品质也纳入理解范围。
 
　　当代对于时尚的兴趣，与那些被描述为后现代转向的东西是一致的，即从对知识
的强调到对存在的强调，“从知识到经验，从理论到实践，从精神到身体”。 [19]
 　因为时尚不只是一种语言，它确实还传达信息。它还是触觉的和视觉的，是和触
摸、表面、颜色、外形相关的事情。它具体地显现了文化。因此，比压抑或根除时尚
更为激进的目标应该是对时尚的扩展、繁殖和增殖，后者包括在观念上将时尚从社会
性别、种族、和年龄的刻板定型中解放出来的意义。至少在道义上可以讲，十九世纪
晚期的 “理性服装” 可以被认为像时髦服装一样带有自己的强制性。正如米根·莫
里斯（Meaghan Morris）在描述1970年代的激进主义（包括女性主义）时所说的：“
目前，我们听到了很多有关迷恋时尚（style-obsessed）的肤浅的后现代理论：但是
城镇周围那些时髦的姑娘和小伙子，在说明运用时尚进行独裁政治控制方面，的确没
有多少可以教给左派的知识。我们毕竟是这样一群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安装了一个无
情的监视系统，来监测风格的每一方面——衣服、饮食、性行为、家庭品行、‘角色
扮演’、内衣裤、读物，写作和艺术中的“愚民主义”和对应的“通俗易懂性”、房
地产、室内装饰、幽默等等，这个监视系统是如此的完备，以致于那些被冠以个人政
治、日常生活的事情都成了纯粹的符号过程（semiosis）运作的场所。这个监测过程


经常发挥如下的作用：决定什么风格、哪种手势可以算作好的（‘正当的’、‘合理
的’ ）政治，哪种不能算作好政治。” [20]
 
　　价值体系必然会显现在我们的服装上。也许八十年代存在的问题不是风格迷恋，
而是那些风格，至少是服装风格，非常充分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企业－文化精神。在
一种颠倒的抵抗中，穷人 (朋克)创造的引发骚乱的风格被转变为支配性的或成功者
的风格，他的靴子确实是为走路而制作的，也的确准备走上来向你献殷勤。但不能说
这种过程是不能被颠倒的。
 
 
结论
 
 
　　就像后现代主义本身, 时尚也存在着二重矛盾。1991年1月，当我参观在维多利
亚和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举办的皮尔·卡丹时尚展览时, 我
重新进入了空洞而怪诞的服装世界。一方面，这种展览是非常旧式的，伴有那些一定
是由卡丹推销部门所做的解说词——充斥着夸张的修辞、陈腐的词句并弥漫着设计者
是天才的观念。相比之下，创造的气氛却是未来派的，房间中心那个古怪的嗡嗡叫的
空间设备随着柔和的光线有规律的跳动。最令人奇怪的是，死白色的、茫无所见的人
体模型专注地凝视着前方，好像是在激烈的运动当中突然凝固了一样。仿佛是置身于
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之中，或者是一个讲述某些恶人把所有人变成化石的神话故事。
衣服本身色彩鲜亮，线条清晰，显示出一种富于幻想的未来派风格，同时仍然很简洁


。但是没有活生生的身体，就不能说这些服装充分地存在。没有运动，这些服装就变
得古怪抽象和朦胧怪诞。任何东西都不能更直接地证明身体在时尚中的重要性，而且
这也有助于支持如下的论断：时尚研究对于推进文化研究中有关身体的思考有重要的
作用。
 
　　同时，形式古怪的博物馆展览，将衣服像僵尸那样悬挂，呈现了一个诱人的“幻
觉陶醉”的例证，让我们瞥见了一个丑陋不堪的地方：那里充满着无深度的颜色、无
人性的光亮和对生命的名副其实的模仿。
 
[1] Fredric Jameson,　‘In Conversation with Stuart Hall’,
Marxism Today, August, 1990.
[2]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no146, July/August 1984.
[3] Arthur Kroker & Marilouise Kroker(eds), Body Invaders:
Sexuality an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London,1988,p.45.
[4] Janet Wolff, 'Postmodern Theory and Feminist Art Practice', in Boyne
 
and　Rattansi (eds), Postmodernism and Society, London, 1990, pp. 192-193
.
[5] Adolf Loos, 'Ornament and Crime', in　Ulrich Conrads(ed.), Programmes
 
and Manifestos on Twentieth-Century Architecture, London: 1964.(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08.) See also Adolf Loos, ’Ladies Fashion’,
in Adolf Loos(ed.),Spoken into the Void: Collected Essays 1897-1900,
trans.Jane Newman and John H.Smith,Cambridge,Mass.,1982.(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00.)
[6] See James Laver, A Concise History of Costume, London, 1969a;
James Laver, Modesty in Dress: An Inquiry into the Fundamentals of
Fashion, London.1969; and J. C. Flugel, The Psychology of Clothes,
London, 1930.
[7] See Sara Lovibond,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Boyne and
Rattansi, 1990, op. cit.
[8] Kaja Silverman, 'Fragments of a Fashionable Discourse' in Tania
Modleski (ed.), Studies in   Entertainment: Critical Approaches to
Mass Culture, Bloomington, 1986, p. 145.
[9] See Elizabeth Wilson, 'These New Components of the Spectacle:
Fashion and Postmodernism', in Boyne and Rattansi, 1990, op. cit.
[10] See Andreas Huyssen, 'Mapping the Postmodern', in Andreas Huyssen,
 After the Great Divide: Modernism, Mass Culture, Postmodernism, London,
1988.
[11] 　Simon　Tisdall,　'Anxious White Males Green in America's
Tossed Salad' the Guardian, 2 January 1991, quoting the work of
Anna Duran of Columbia University.
[12] See Lou Taylor, Mourning Dress: A Costume and Social History,


 London.1983.
[13] A. J. B. Parent-Duchatelet, De La Prostitution Dans La Ville de
Paris, Paris, 1836.
[14]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Three:
The Care of the　Self, Harmondsworth, 1984, p. 238.
[15] Cecil Willet Cunnington, Why Women Wear Clothes, London, 1941, p. 52
.
[16] Pauline Terreehorst, Modus, Amsterdam, 1990. Pauline Terreehorst （1952
－），
荷兰文化批评家，涉及家居时尚、摄影、影像等多方面，1986年后转向对时尚的研究
。
[17] Cecil Willet Cunnington, op. cit.
[18] Stuart Ewen and Elizabeth Ewen,　Channels of Desire:
Mass Images of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Consciousness, New York, 1983.
 
[19] See Roy Boyne, 'The Art of the Body in the Discourse of Postmodernity
',
i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Special Issue on Postrnodernism ,
vol. 5, nos 2/3, June1988, p. 527.
[20] Meaghan Morris, 'Politics Now (Anxieties of a Petty-bourgeois　
Intellectual)' in Meaghan Morris, The Pirate's Fiancee:
Feminism Reading Postmodernism, London, 1988, p.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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