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xiaotong (冬冬), 信区: HITComment
标  题: 毛泽东 3 (ZZ)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Fri Dec 28 09:13:46 2001) , 转信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Fri Dec 28 07:59:52 2001) 

  

  

  

　　民主与独裁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曾高瞻远瞩地指出：“避免中国兴衰周期率的唯一出路 就是民 


主”。建国时，毛泽东创造性地建立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独一无二的、由 各民主党派和 


无党派爱国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其中甚至包括蒋介石的 爱将宠臣及其他国民 


党人士。由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打江山，却和民主党派共享胜 利成果，这不仅需要毛泽东 


有民主的意识，更需要民主的胸怀。这一制度曾让共 产国际和斯大林深感困惑。“文革 


”前，在部长级干部中非共产党员曾占叁分之 一。五七年，毛泽东率团去莫斯科参加苏 


共代表大会，代表团中更有孙中山的遗 孀宋庆龄，他是否有意展示自己党的民主和自信 


？ 

　　中国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至今还是一颇有争论的问题，尤其是“六·四”和 苏东巨 


变，才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民主建设的复杂性和渐进性。站在今天的 立场上要求毛 


泽东时代有一个健全的民主政体，显然是不客观的。 

　　中国从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过渡到民主共和政体需要一个过程。孙中山的“叁 民主义 


”建国理想固然好听，但在帝制余毒甚深的环境下根本不好用，导致袁世 凯复辟和接踵 


而来的军阀混战；也给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涂上了浓重的“书生造反 ”的色彩。至蒋介石 


执政时期，已只有民主的幌子，再无半点民主的行动。 

　　毛泽东本人虽有民主的思想，也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及党内 民主集 


中制的民主体系，但该体系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原因主要有二：首先 ，缺少实施民 


主政治的文化环境；对中国人来说，明主比民主重要，官府施仁政 比自己参政重要。在 


毛泽东时代，领导干部普遍的廉洁奉公使人民对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及民主体制建设根 


本没有兴趣，也认识不到它的必要性。其次，毛泽东 太高的个人威望成了政治民主化的 


重要障碍。“文革”后检讨五十年代政策失误 时，邓小平等老一辈政治家曾说：“我们 


也是有责任的，也是举手赞成过的”， 这决不是谦词，原因是“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当 


对某问题有不同意见时，最终都 证明毛主席是对的，主席看得比我们远”。《毛泽东传 


》形象地描述为“当毛泽 东思考时，他的人民已习惯于将自己头脑中相应的一部分关闭 


”。在这样的环境 下，民主政治根本就是空谈。“一言堂”和家长制作风的出现将是必 


然的。很显 然，这并不全是毛泽东的过错，这更多地属于历史的必然。 

　　当邓小平在《决议》中批判毛泽东家长制作风时，他自己也将犯同样的错误 。以军 


委主席身份在四年内撤换两个党的总书记，不能说没有家长制作风，而且 更严重，至少 


毛有家长制作风时自己正在“家长”的位置上。但在邓小平用非民 主的手法处理“六· 


四”问题上，谁能说他全错了？这就是历史。 

　　毛泽东拥有民主开明思想的另一例证是于五十年代末，在海峡两岸统一问题 上，首 


次提出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两岸各保留自己的社会制度这一“一国两制” 的核心思想。 


然而，今人已将“一国两制”的发明权毫无疑问地送给了邓小平。 如果说海外华人华侨 


的这一失误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和中 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 


则是令人费解的。作为毛泽东时代主要领导人，邓小 平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有关台湾问 


题的这一重要精神。但他面对群众误送上来的 荣誉，并没有作任何的纠正。 

　　当然，邓小平作为第一位成功实践了“一国两制”的领袖，为国家的统一做 出了历 


史不可磨灭的贡献。 

知识分子、反右与“文革” 

　　毛泽东是作为一代明主，对文人贤士以礼相邀，厚待有加。建国时，邀文化 界德高 


望重的名士加入政协，甚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至于这些老学 究们对新政权 


的建立是否作过值得一提的贡献，是否有一谋一计之功，不谈也罢 ；他们在旧中国文艺 


界的声望和地位获得新政权的认可和尊重也是正常的。至于 他们在新政权的领导下能有 


多大作为，毛泽东等建国的领袖们未必抱太大希望。 原因很简单，他们除了认识几位中 


央领导人外，没证据显示他们对新政权的本质 有深入的认识，他们在古纸堆里积累的学 


识也难以应付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他们 同样缺少毛泽东那种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 

　　遗憾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更不会到田间、工厂 去为自 


己的学识注入新内容；还以为似过去的文臣谋士，靠引经据典就可以治理 一个现代国家 


。建国后不久，老学究们就开始为自己的不被重用和待遇太低而牢 骚满腹。毛泽东在《 


七律·答柳亚子先生》诗文中即表露了对类似柳亚子、梁漱 幂等老学究们的规劝和无奈 


。 

　　这些老学究们所为并非偶然的，实际上表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所共有的一 些特点 


。这些特点对毛泽东发动反右、“文革”、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了重 要的作用。 

　　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相当特别的群体。共产党将知识分子归类于工人阶级 实在有 


点勉强。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们身上聚集了这个民族文 化的精髓和糟 


粕；一方面，胆小怕事、追名逐利、斤斤计较、自私自利、附庸权 贵，另一方面，淡薄 


名利、胸怀圜宇、大公无私；高雅与庸俗一体，自不量力与 博学广闻同在，眼高手低， 


目空一切，脱离实际。从群体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 ，囊括了中国人品行的整个光谱， 


且表现的比工人农民更强烈、更鲜明。故在中 国老百姓眼里有“文化人难打交道”和“ 


读书人知书达理”的矛盾认识。 

　　毛泽东作为开国明君和大知识分子，他清楚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奠定了 中国文 


化的基础；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开创了大唐盛世。五十年代，在文艺界提 倡“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即是他在新时期所作的尝试。这与他本人在文艺方面 的开明思想密不可分 


。他在古体诗词方面的造诣为唐宋后所罕见，但他却不提倡 年轻人作古诗，称古诗束缚 


人的思想。他的这种开明思想与现在学术界广泛存在 的学阀作风形成鲜明对照。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不久，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不量力、目空一切、 追逐名 


利的毛病逐渐显露出来。他们在战争年代胆小怕死，只能躲在学堂里或香 港指点江山， 


清谈国政；“百花齐放”似乎让他们看到了“坐江山”的机会。什 么“红旗能打多久” 


、“外行领导内行”相继出炉，明显超越了学术争论的范畴 ，直接挑战现政权的意味甚 


浓。如果回忆一下“六·四”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表 演，就能想象反右前一些知识分子 


自不量力的形象。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出于维 护政权的本能而发动反右，是非常自然的 


反应。 

　　中国太大，一场运动一旦开始，就很容易产生失控局面。当发现问题而紧急 煞车时 


，冤假错案已经铸成。反右扩大化中将不少无故的知识分子错化成右派， 是令人遗憾的 


。 

　　中国知识分子无疑令毛失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 毛改造 


知识分子的重要尝试。中国知识文人轻视劳动，远离民众生活的恶习是颇 有历史的；毛 


泽东试图让他们放下高贵的腰板到生产第一线接受锻炼。今天看来 ，这种改造知识分子 


的方法实在有些粗糙。学外语的没必要在农村生活五年，学 物理的不必要知道如何种田 


。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包含 的积极内容。 

　　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远离民众的毛病至今并没有完全扭转。“六·四” 前，如 


果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能深入基层了解一下工人农民的想法，他们就能知 道他们理想的 


“民主”在中国到底有多大的市场。很遗憾，如果某教授到基层去 一定是指导工作，而 


非学习。 

　　人文科学方面的学者们多了解社会尤其必要，否则必将对国家祸患无穷。(如 北大 

厉以宁在八十年代就提出国营企业的出路在于股份制，以本人对经济学的认 识和在多种 


公司多年的工作经验，认为股份制可改善管理是非常可笑的。厉基本 不了解国营企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及毛泽东教育思想值得教育界深入的研究和借鉴 。实际 


上，教育部门已经注意到现今应试教育体系的巨大危害，并重新评估“文 革”期间基础 


教育的闪光点。作者读小学时正直“文革”后半期，学校要求学生 每周至少参加集体义 


务劳动一天，放学后要拣粪、割草。这些劳动并没影响基础 课的学习，却对学生的品质 


进行了塑造。中国某着名演员形象地称“‘文革’让 我们少学了很多没用的东西”。而 


今天的学生除了考试，再无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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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无产阶级又一次的被出卖了！ 



  

  走资产阶级路线的当权派，在完成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 

  在完成对毛泽东思想的背叛之后，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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