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fangwen (松山孤竹), 信区: HITComment
标  题: 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何清涟(14)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Fri Oct 26 21:05:20 2001) , 转信


结语
公平和正义：评判社会制度的阿基米德支点

※“效率优先”经济增长战略的缺陷
    以“效率优先”为价值取向和政策目标的经济增长战略，其伦理支持是这样一个观点
：生产先于分配，发展和公平不可兼得。要想发展经济，必须牺牲社会公正。这一战略在
我国的实践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不良政治反应，以破坏法律制度和社会公德达到互利目的
的社会性腐败必将使改革夭折。因此我国现在一定要放弃那种以效率优先为目标、没有发
展的经济增长战略，重新选择具有社会内容的发展战略。

※我们应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
    为克服传统经济增长战略的缺陷，发达国家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观，认为发展应
以民族、历史、环境、资源等条件为基础，具体来说，发展是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
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多方面因素的总和。这种
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应该成为我国下一阶段的政策选择。

※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文化中带有终极意义的一个基本命题。它的意义，主要在于它作
为一种理想，根植于社会制度和人们心中，成为人类世世代代追寻的目标。不少中国经济
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之所以被人评为“既不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前科学预测，也不是
对社会经济现象事后的实际分析”，成为一门严重脱离中国现实的“屠龙术”，其原因就
在于缺乏人类关怀精神，在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中“见物不见人”，只注重编制数学模
型，陷入了数学观点的方法论陷阱。中国经济学家要努力的，就是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
，恢复经济学的本来意义：经济学是文化的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范
畴。
     
※ 向政治之癌：权力市场化宣战
    深刻反思改革中的全部难点问题，就会发现成为改革最大阻力的因素就是权力市场化
。正是权力市场化造成了大面积的社会分配不公、社会腐败和高通胀率，阻碍了改革的深
化进行。
   
※腐败的路径指向：非法权的金权政治
    认为腐败有利于推动社会转轨、并断言以腐败为手段获利的利益集团会进行努力建立
法治社会秩序的人，全然没有想到腐败所要消解的“旧体制”，即极左型专制已不是转轨
时期的主要社会问题。在新法规不断出台的今天，腐败所要消解的就是这些新的法律约束
。而腐败泛滥的最终结果只会是目前已露初兆（在少部分地区已型构成社会现实秩序）的
“黑权结合”；腐败推动的“社会转轨”，其路径指向一定不是知识分子天天在纸上型构
的“公民法治社会”，只会是高度腐败的金权政治或政府和黑社会共同治理社会的“意大
利模式”。

※人的品质取决于人文教育的品质
    人文科学的意义，绝不止于道德精神层面，转型期许多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就在于没
有将人文科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理性判断结合起来。我们必须摆脱古典经济学“经
济学”单一的人性观，通过人文意义教化启动人性中利他与自我超越的一面。

※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
    事实证明，缺乏人文精神的经济发展，使人们在利益的角逐中将不再受到自制、理性
、公正、博爱等精神的约束，只有对金钱赤裸裸的无耻追逐。这样的“发展”就算是暂时
获得了效益，但充其量只是一种残缺的发展。从动态操作上来说，公平与效率理论虽然表
现为时序问题，但哪一原则是解决后一原则的前提和基础，是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价值判断
之一。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对新制度倾注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思想。一个国家如不能为
自己的国民寻求公平和正义，将永远不可能使自己获得真正的发展。因此社会公平和正义
，既是我们评判改革的阿基米德支点，也是评价我们现代化成就的全部出发点。

     
    通过对转轨期政治经济学问题及种种不良事后反应的条陈缕析，应该承认一点：以效
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的实践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必须尽快
予以矫正。

“效率优先”经济增长战略的缺陷

    正如前面讲述过的那样，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实质上是一种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战略
的价值取向和政策目标是效率优先，这种观点表现在经济生活中，就是对GNP的努力追求，
对高速度的强烈攀比。为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大规模地增加投资，而大规模投资，又要求
有较高的资本形成和储蓄率，这方面的理论代表是“哈罗德－杜马模型”。这一理论模型
的伦理支持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曾流行一时的看法：生产先于分配，发展和公平不可兼得。
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尚不足以从社会公正方面思考并付出平等改革的代价。要想达到
经济发展，必须牺牲社会公正。这种思路在我国改革初期被演绎成这样：在经济发展初期
，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腐败也有利于消解旧体制，GNP的高速增长
就是一切，为此甚至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代价。只要把蛋糕做大了，经济增
长的效益就会通过“涓滴效应”自动流入社会下层，一些社会经济问题就会自动改善。这
种观点在政治学上的反映，就变成了“实力论”。“实力论”者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实
力，就应只以军力、国力、GNP等作为发展的指标和尺度。总之，效率优先的增长模式和实
力论者的共同特点就是将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丢在一边不予考虑。
   这种以效率优先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战略，在本世纪50～60年代曾在刚赢得民族独立，希
冀迅速摆脱贫困的后发展国家中风靡一时。联合国也与此相配合，于60年代初制定的第一
个10年（1960～1970年）国际发展战略，强调把经济增长、GNP和工业发展速度作为最主要
的发展目标和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并具体提出发展中国家GNP年均递增5％的数量指标。

    在收入分配领域，发达国家在19～20世纪上半叶确实曾经历了为效率而容忍一二代人
的不公平分配，甚至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付出了惨痛代价，如丧失尊严、品质恶化、金钱压
迫、不安全感、社会动乱等等。但是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在前，人民
的福利意识普遍增强，大家认为，贫富差距过大远比普遍贫困更难忍受。今天广大贫困国
家的人民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平等是一个应该在实践中付诸实施的政策目标。也正因如
此，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战略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的实施结果令人失望，因推行这一战略
而陷入困境的典型就是拉丁美洲以及南亚诸国。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等国以
高通胀、高失业率、高度腐败、严重的收入两极分化和累累外债为代价，虽然换得了GNP的
高速增长，但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如贫穷、人口激增、资源短缺、分配恶化、政局不稳等
却使这些国家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南亚的巴基斯坦到了1958年，由于大规模的腐败与经济
、社会和政治矛盾而导致了“民变”。这些国家共同的特征是：民众只是政治的对象而不
是政治的主体，政府亦不能有效地通过法律和民主手段来进行利益整合，官僚、商人、内
阁部长等组成了一个个剥削民众的联盟，这些带垄断性的恶性分利集团，垄断了国家的经
济，影响政策制定，操纵舆论，向政府寻租，其结果是经济增长的好处广大民众没有享受
到，相反却流向富裕阶层，种种社会病反过来又严重阻滞了社会发展。先增长后分配的发
展战略因此也就成了没有发展的增长战略，到了60年代后期受到了严重挑战。
    这一战略在我国实践的结果一方面是本书前面十章所述的社会不良反应，另一方面在
经济上也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如果将这种仅仅在经济领域内推进的改革历程梳理一下，就
会发现对自1978年开始的这场改革在经济发展中的表现，可以做出如下概括：
    经济发展仍未摆脱“膨胀--紧缩--萧条--再膨胀--再紧缩--再萧条”这种一热一冷反
复交替的不良循环；
    政府的改革思路仍然未跳出“只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才能救中国”的框框。这种思路注
定企业改革只能沿着放权让利的路子走下去。而十多年改革实践告诉我们，放权让利救不
活国营企业。由于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国有企业的改革因此也就
会成为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一个相当危险的瓶颈口。
    在调校“需求过热”病症之后，中国现在正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的痛苦。从实际情况
分析，贫富差距过大，民众整体购买力不足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真正根源。承认这一现实，
就会发现目前通过刺激消费来启动市场的政策目标有可能达不到。
    中国必须走改革之路，因为改革中出现了种种问题而否定改革，将使我们再度陷入灾
难之中。因为从根子上说，上述问题并非是改革带来的。但是对改革出现上述问题，尤其
是腐败对改革侵蚀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甚至视而不见，那种权钱交易、以破坏法律制度和
社会公德达到互利目的的社会性腐败必将使改革夭折。基于此，我们需要对前十几年的改
革进行真正的反思。首先一定要放弃那种没有发展、以效率优先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战略，
重新选择具有社会内容的发展战略。对改革的认同不应只认同“名”，还要注意其实质内
容。

我们应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

    强调“效率优先”、只注重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战略由于自身的缺陷而受到了挑战，
世界各国都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战略性调整，相继为发展战略引进了“公平”这一社会因
素。1963年，美国人率先建立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各项指标在内的新的
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第一次冲击了以单一的GNP为中心的“发展＝经济”的经济学发展观。
也就在此时，罗马俱乐部为批判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而提出了“增长极限论”
，认为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谴责技术对环境的破坏。虽然罗马俱乐部是从技术
性角度以人口、工业化资金、粮食、不可再生资源和环境污染五大方面预言经济增长已达
到极限，但实质上的深刻含义却是宣告传统经济增长战略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结束，为人
类认识未来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新视野。
    在未来学提出“增长极限论”不久以后，由欧美一些经济学家组成的“新经济学研究
会”（TOES）提出了生存经济学。这一观点和罗马俱乐部报告有相似之处，他们强调健康
的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的基础上，因此他们将自己这一派的论点称之为“持续发
展观”。其要点是重视社会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重视改革社会关系，改革权力结构，提
倡社会公正，提倡人民参与。在持续发展观里，实际上已隐含把个人的充分发展当作追求
的目标。有人将这一理论观点简单概括为：“发展＝经济＋社会”。但到了80年代，各国
学者继续就发展观进行了跨地域、跨学科的研究，最后形成了一种“综合发展观”，这种
发展观以法国学者写的《新发展观》为代表，对持续发展观既有继承又有突破，提出了人
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的新主题。综合发展观认为发展应以民族、历史
、环境、资源等条件为基础，具体来说，发展是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
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多方面因素的总和。
    到了90年代，世界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物质财富空前增多，但是各国的社会紧
张程度却在增加。全世界有1/5以上的国家近年来经历过民族冲突，自从1990年以来，全世
界发生80多起战争和武装冲突，政变此起彼伏。在财富增加的同时，穷人越来越多，失业
队伍日益庞大，各种犯罪案件急剧上升，和平与发展因此也就成了全球关心的话题。在这
种情况下，持综合发展观的未来学家们提出了“以满足人的需求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从
而将发展的内涵界定为“发展＝社会＋人”。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了各国首脑会议通
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两个文件阐发了不少重要的理论观点：
    1、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人民是从事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课题，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
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
    2、社会发展与其所发生的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精神环境不可分割。
    3、社会发展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中心需要和愿望；也是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各部门的
中心责任。社会发展应当列入当前和跨入第21世纪的最优先事项。
    上述观点是对综合发展观和持续发展观的继承和突破。作为国际大家族成员中的重要
一员，中国在1994年已经提出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这段话表明我们已找到社会发展本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落实这一点
。
   要落实这一点，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公平与效率”这一亘古常新的话题上来。

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

    公平与效率，无论在经济学、哲学等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都是一个带有终
极意义的基本命题。它的意义，不仅仅只在于它能否为地球村的全体居民在现实中能否寻
求到公平和正义，更重要的是在于它作为一种理想，根植于社会制度和人们心中，成为人
类世世代代追寻的目标。可以说，本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人类寻求公平的大规模实践。
我们从巴贝夫的《平等共和国》、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和谐制度》这些19
世纪杰出思想家的著作中，以及本世纪不少杰出学者的著作，如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
》、冈纳 .缪达尔的《世界贫困的挑战》《亚洲的戏剧》等，都能清晰地看到他们对“社
会公正”这一人类理想的张扬和追求。尤其是冈纳 .缪达尔对平等的看法值得我们深思。
他在考察了南亚11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后，明确地提出，“研究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而不
将腐败作为严重问题来对待的理由是不恰当的、显然是浅薄的或干脆是错误的”，在这些
国家，社会不平等是经济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经济不平等又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最终使一个国家很难摆脱贫困。
    公平与效率在经济学中到底占有什么位置？这只要看看中国经济学的遭遇和难题，就
知道丧失了对公平的追求，一门学科会堕入什么境地。
    人类历史上至今为止已有过四种“显学”：原始社会中巫术至高无上，中世纪神学称
雄，到近代哲学一跃成为众学科之王。而降及现代，经济学则成了学术“皇冠上的一颗明
珠”。与学科尊荣相适应的是，这几门“显学”的大师级人物都分别是各时代天空中闪烁
的明星。神学（后来演变为神权）的威势更非其它学科所能望其项背，连赫赫王权都曾被
迫对它低下高贵的头颅。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学也日渐成为“显学”，不过这种“显耀”还仅仅只体现在传媒的
渲染和部分经济学家的自我感觉上，并非体现在社会评价上。面对“时代呼唤大经济学家
”的焦灼和急切，中国经济学界陷入了一种相当难堪和痛苦的境地。
    可以说，中国经济学界的痛苦由来已久。只是如今这“痛苦”的来由和改革以前并不
一样，改革以前是受外部条件约束而无法展示智慧与才能，因而生出“智慧的痛苦”，而
现在则十足是一种难堪和失落。试想想，西方的同行们莫不“出将入相”，上结权贵，下
交商界。从政者可以入阁，成为部长、总理和大臣；经商者可以成功地在股票、期货、资
本市场上纵横驰骋，腰缠万贯。尤其是那些在行内熬出了名气的经济学家，即便人在学府
，也照常样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影响政府决策，对金融界、商界颐指气使，那风光，那得意
，真是让中国的同行看了以后不自禁要从心底里生出几许羡慕之情。
    反观中国，经济学家的风光便不同于国外。一些据说曾轰动一时的中国经济学家，在
纸上纵马驰骋之时游刃有余，而一将理论用之于实践则一触即溃，凡“下海”者大多铩羽
而归，偏偏是那些未入流的准文盲在商海中如鱼得水。长此以往，经济学莫说成为中国学
术“皇冠上的明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连以何为本立足于众学科之林都成问题。当笔
者到南方一所建校数十年的大学去教了一期书以后，这感觉便不由得又深了三分：无怪乎
我们的“经济学家”要谦虚地声明“经济学家只教人家怎样赚钱，自己并不赚钱”；无怪
这个省及省会城市的政府领导并不请这些“经济学家”去为政府筹谋擘画，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这些常在深墙大院里处于半幽闭状态的经济学教授、副教授们，长期以来就凭着
一两本经典和数本东抄西凑的教科书“治天下”，对中国这十多年改革到底是如何进行都
不甚了了。既然连了解都谈不上，又怎能指望他们对现实经济问题“望、闻、问、切”地
进行诊断？这情景确实令人难堪：要知道，经济学在它的发源地一直就是一门学以致用的
实用学科，但“淮桔”最后易地竟成了“枳”，到了中国后却被“创造性地发展”成了一
门只是在纸上侈谈的“屠龙术”。此情此境，又怎能指望时时刻刻需要在现实中“操刀作
手术”的政府和商界倚重这样空有“屠龙之术”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呢？
    为什么会如此？关键在于我国的经济学家这些年来在对现实经济的分析中见物不见人
，只注重编制数学模型，陷入了数学观点的方法论陷阱，整个社会制度差不多不在他们考
虑的视野之内。有部分学者甚至还公开声称“历史从来就是靠不公平推进的”，“在中国
目前这种状况下，根本不能考虑公平”，“不要反对行骗，要骗出一个新体制来”。有的
学者形象地概括了这一现实：“（目前）经济论文中充满大量的数学公式，以数学推导代
替了经济机理分析，特别是把经济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客体化，然后再抽象化为符号，建模
、输机，而制度问题不见了，人消失了，这样的数学模型必然失去可操作性。”（曾昭宁
《公平与效率》）我国不少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之所以被人讥之为“既不是对
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前科学预测，更不是对社会经济现象事后的实际分析，成为一门严重脱
离现实的“屠龙术”，其原因就在于此。中国经济学界的现状告诉世人，中国的经济学亟
需引回人类关怀，中国的现状也亟需人文道义评价。人文道义评价不在于它能否在短期内
改变社会现实，使“人皆为尧舜”，而在于它为世人高张了公平和正义的旗帜，昭示了什
么是值得人类为之追求和努力的目标。在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道德理想国的存在，但
道德理想却赋予了人类以生存意义与追求目标，一些民族对其不懈的追求，终使自己的生
存环境变得较为理想；而另一些奉行功利主义的民族却受到了惩罚，如南亚和南美诸国，
他们的短视行为最终使自己的生存环境变得恶劣不堪，其结果是没有任何人在那种制度下
感到生活愉快。
    没有人类关怀精神的博大，中国的部分经济学者们才会忽视了“分配”的公平规则，
忽视了“腐败”在资源分配中的巨大作用，而一再强调“腐败是消解旧体制力量的最佳选
择，成本最小，效益最大”，才会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几乎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的“自发私有
化”过程-----其实就是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视而不见。
    只想到上“条陈”“奏折”，就不会愿意去正视权力市场化的恶劣结果：生活中的分
配法则早已被扭曲为凭权力、人情关系和投机进行分配。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就是在
这种分配法则下完成的！
    现实对中国经济学界的惩罚已经够多了：忽视地下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
用，根据并不包括地下经济在内的统计数据对中国经济的所作出的种种分析预测，因为其
失去准确性而陷入空论，进而使人们对“经济学家”存在的价值开始质疑。回避国营企业
对职工的历史债务，去谈压在国有企业头上的“三座大山”如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等问
题，永远使国有企业的问题无法得到真正解决。不去正视腐败已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润滑
油，就使经济学者对现实的许多解释成为一纸虚文，最后使经济学在社会公众心目中丧失
信誉。而要让公众信服，就必须以公平原则为价值取向来进行制度安排，中国经济学家所
要努力的，就是将经济学重新引回到道德的、政治的道路，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

向政治之癌：权力市场化宣战

    现实表明，在中国进行的经济改革，如果不考虑中国现存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
只是生吞活剥地照搬西方经济理论，抛开制度特点去谈市场功能，往往会出现权力市场化
的情况，从而导致不少改革措施出现“淮桔成枳”的局面。中国这17年改革最大的教训就
在这里。
    深刻反思改革中的全部难点问题，就会发现一条，成为改革最大阻力的因素就是权力
市场化。
    追寻改革的轨迹，就会发现十七年改革中，权力寻租活动领域是随着改革重点的变化
而变化的：商品的价格双轨制--生产要素双轨制（股票交易和土地的批租）--买卖中小国
营企业。几乎在每一个阶段，都可以看到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在操纵着利益的分配。越
到后来，这种权力寻租活动越明显，越肆无忌惮。大量俯拾即是的事实表明，正是权力市
场化造成了大面积的社会分配不公、社会腐败和高通胀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权力市场
化阻碍了改革的深化进行，并为改革埋下了许多隐患，这些隐患一旦爆发，其后果不堪设
想。中国的现实告诉我们，不谈公平、仅以效率为中心的“经济学”已无力指导中国的改
革实践。我们必须从墨西哥危机中总结经验，从南美国家软政权化和分利集团化所造成的
农业凋敝、通货膨胀、全社会高度腐败、政治不稳和突发事件频繁等问题中认真吸取教训
，既要避免墨西哥式的危机在中国出现，也要避免近百年来不断重复的“中国特色”的社
会危机再一次出现。
    廓清人们对腐败在社会转型期中所起作用的错误见解，已成了中国时下的当务之急。


腐败消解旧体制付出的社会成本真是最小吗？

    就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一书杀青之际，从一些朋友那里得知，北京还有一些经济学
者和其它学科的学者还在发表他们持之已久的看法：用“腐败”来消解旧体制，成本最小
，效益最大。
    我不明白要用腐败来“消解”的体制到底是极左体制，还是目前新旧并存的“转轨期
体制”？亦或是我们民族那奄奄一息的公平正义？因为事实表明，作为“腐败代价“的牺
牲品不是极左体制，正是公平与正义。
    80年代中期，“腐败”面将会扩散至多大，以及在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将起什么
作用，大家缺乏经验性体验。那时候看到的只是用贿赂等手段，很容易绕过旧体制的障碍
，达到一些特定目的。不少人因此认为：这是因为转轨时期有许多体制缝隙给人钻造成的
局面，一俟法律制度完善，情况就会改观。但在新的法律条文不断出台，包括“阳光法”
在遏制腐败方面的软弱无力等所有事实都已证明：有 “法制”未必就能形成“法治”，大
规模扩散的腐败造成的不平等分配对中国社会环境起了极为恶劣的毒化作用。面对这些事
实，大家本应收拾起对腐败作用的一厢情愿的看法才是。但还有一批学者在大谈腐败有理
，认为不管通过什么途径，只要“变”过来就行，一位近几年声名大噪的文化学者，这几
年在所到之处都不遗余力地宣传一个观点：腐败有利于中国社会转轨，腐败者获得既得利
益后，会为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努力使社会通向法治之路。
     -----如此国情，却提出如此媚俗的主张，无论如何都使对中国有现实感的人想不通
：《荀子》所提倡的“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那种绝不媚俗的中国传统
人文精神今天难道真要成为绝响了吗？
     我不由得想起一位从事哲学研究的朋友向我谈到的一点感想：如今中国不少经济学者
突然都走到另一极端，变成没有良心的数字机器，所有的研究都是“见物不见人”，只谈
生产力，不谈生产关系，这样的经济学叫什么“经济学”！他认为今日中国亟需人文科学
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位朋友谈的是有关中国当代经济学包括所有社会科学的价值取向
的根本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这些年来不少学者对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理
解失误，脱离了中国现在的实际变化、发展特点来大谈“对策”。
    中国改革的深化，现在已不是诉诸“法律”和法规性文件的问题。因为已出台的许多
法律，即使是关系到“国运”的“阳光法”与关系到民族生存的“环境保护法”，都只是
纸上谈兵，对政府官员和企业经理层缺乏约束作用。为什么会如此？根源是因为在社会转
型期间，中国人对生存的理解和适应发生根本性变化。在以满足私欲为价值指向的常识理
性恶性膨胀的同时，是人文精神的大退缩。这一点只要看看一些贪官对权力的“解释”，
就可知纯洁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何等重要的当务之急，如一些县太爷之类的就曾公开鼓吹“
读书就是为了当官发财，当官就是要当大官，发财就是要发大财”，“当官之道吗，就是
会做人，能合人，敢压人，善哄人”之类的自白，就可知道我国部分公仆的价值观念已被
扭曲到何种可怕的程度，人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发生了怎样可怕的劣变。而价值理性从
个人来说，涉及的是每个人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和追求；从民族来说，则关系到一个民族的
精神高度。工具理性则涉及到个人的价值取向，在经济生活中则决定了人们追求、使用、
管理财富的行为方式。
    价值理性被严重扭曲的社会，社会生活其实已经丧失了高尚的生存意蕴。而在严重扭
曲的工具理性支配下，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悖。按照现阶段人们这种价值
取向和行为方式发展下去，只会使中国经济陷入过度投机的旋涡中，造成一种恶性经济环
境。如贪污腐败盛行下的化公为私、经济信用失常、职业道德水准的低下、教育问题上的
短视、完全不顾及后果的环境污染。这些问题，笔者在第六章“缺乏伦理规范的市场游戏
----兼论当代中国经济化理的剧变”中已谈得相当清楚。
    认为贪污腐败在促进社会转型方面成本最小的看法，实际上就是价值理性被严重扭曲
的表现之一。
   
腐败的路径指向：非法治的金权政治
   
    治理一个12亿人口的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民族统一，并非易事。可以说在今后几
十年内，经济发展会一直做为政府目标。但是社会持续发展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千万不能
漠视公平，并视“腐败”为“社会发展”应付出的社会代价。因为腐败永远只会对参与腐
败的个体在短期内有益，对社会则是为害久远。意大利、南亚和南美诸国的历史经验告诉
我们：如果以腐败来推动经济发展，最终受惩罚的只会是我们自己。
    贪污腐败在我国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肆无忌惮的程度？为什么还会有部分学者如此公
开坚持、宣扬这种对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弱者来说简直是非常残酷的“代价论”和
“腐败有利论”？这得从近几十年中国国情的变化谈起。
    不管是何种公共权力，从其诞生之日起，就都存在着否定这种权力的异化力量----腐
败。不承认公共权力伴生腐败这一现实，愚弄的只会是自己。建国以后，共产党作为执政
党，控制了全社会的经济资源，庞大的国家机构拥有支配这些资源的绝对权力。由于既缺
乏权力制衡的外部力量，又缺乏独立的监督系统，在建国后不久，就产生了两个严重的问
题，一是政府中官僚主义泛滥，政府部门为公众服务的意识淡薄；二是贪污腐化问题。在
这些问题的困扰下，一向对精神力量特别相信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采取了他习惯采用的
非制度性方法，就是不断开展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以抑制腐败。1950年的整风运动，19
51～1952年的“三反”运动、“五反”运动，1954年及1957年的“整党”运动，1963年的
“四清”运动，实质上都是毛泽东对党内腐败分子和反对派进行清洗的一种方式。但最后
他认为用这些方式清洗并没有到位，于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晚年悲剧有其深刻
的文化背景，和他本人对制度与精神二者作用的认识有关：人的精神力量作用于人和自然
的关系之上，可以改天换地，那么在社会生活中，人的自律精神自然应该比制度约束更起
作用。所以他一直强调用“整党整风”这类方式解决腐败问题，从来就未想到建章立制。
应该说，在毛泽东领导中国的那几十年中，反腐败、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一直没间断，然而
他使用的非制度化手段如极其残酷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群众运动等对中国社会却十分
有害，其结果是将中国拖入了动乱的深渊当中----被“极左“梦魇的余悸缠绕，就是一些
学者主张用“腐败”来消解旧体制的缘由所在。
    改革要变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地方和部门分权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必然要重
新进行资源配置，所以在掌握资源配置权力的部门和一些行政执法部门，腐败现象丛生。
政府也一直为迅速在全社会蔓延的腐败现象深深困扰，采取了以下三方面办法，一是逐步
建立和健全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监督机构，近两年还专门成立了反贪局；二是加速立法
；三是不断地发动反腐败运动。这些都表明我国经济市场化和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党内腐败和政府腐败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严刑重罚之下，政府和庞大
的国有资产还是成为各利益集团的寻租猎物。发展到今天，自上而下，社会各阶层都有腐
败的倾向，“有肉的卖肉，有灵魂的卖灵魂”是对当前这种现象的客观总结。可以说，腐
败已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严重污染源，正在毒化社会环境和民族精神。从执政
党和政府的角度来说，必须反腐败，因为“一个政府的腐败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
詹姆斯.哈林顿语），历史证明，高度腐败的政府从没有不垮台的。从人民来说，也必须反
腐败，因为如果生活在一个高度腐败的国度内，一切不能诉诸法律，而必须诉诸金钱，诉
诸关系网，那诉求的结果绝不是社会正义和公正，而纯粹成了利益诉求；得胜者亦不代表
道义优势，只代表他们对掌权者的贿赂手段到家。可想而知，对无钱无势的弱者来说，这
种生存环境绝对不会轻松。本书所有的章节中，都真实地分析了中国人的生存意蕴已经堕
落到何种可怕的程度。鼓吹腐败有利，实际上是对既得利益者无耻的献媚取宠。
    现在四十岁至五十岁的知识分子，属于这个共和国的第三代人，其经历无非是文革和
后文革两个时期，人生经验中只有反右、阶级斗争、文革等政治运动造成的灾难，由于这
些苦难太过深重，以至于其中一些人认为不管用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只要能够永远
和极左型专制告别就行。对这些主张“代价论”和“腐败有利”论的学者，笔者只能说一
句，他们对于腐败的作用只是基于这种一厢情愿的设想：国有资产在这些“假老板”手中
，最终结果只是不断的流失，直到消耗至无。奉送私有化既然在政治上得不到肯定，那还
不如让“假老板”们趁早化公为私，成为私产以后，这部分资源就会得到合理使用。这种
设想之幼稚，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国有资产流失的成本有多高，以及这些流失到私人
口袋中的钱有多少能转化为生产资本。根据笔者多年来与不少局内人交谈而产生的调查体
验，国有资产流失到个人口袋的成本大约是7：3，即每流失1万元国有资产，其中有70％的
资产要作为掩盖这种流失的“成本”，在无数中间环节流失、沉淀（其结果是刺激了黄色
产业的畸型发展），那30％也还不一定能转化为国内的生产资本，相反倒是转化为国外的
购买力，大量的事实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将来源不明的财产大规模地卷逃至国外。反过来
说，如果一个腐败者贪污到手了3万元，国有资产的损失绝对不是这3万，而是要以10万来
计算。以此观之，腐败绝对不是成本最小的推动社会转轨的方式，相反是最消耗社会资源
的一种方式！
    这些认为腐败有利于推动社会转轨、认为以腐败为手段获利的利益团体会进行努力建
立法治社会秩序的人，全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想要消解的“旧体制”，即极左型专制
已不是转轨时期的主要社会问题，因为在新法规不断出台的今天，腐败所要消解的就是这
些新的法律约束。而腐败泛滥的最终结果只会是目前已露初兆（在少部分地区已型构成现
实秩序）的“黑权结合”，腐败推动的“社会转轨”，其路径指向一定不是知识分子天天
在纸上型构的“公民法治社会”，只会是高度腐败的金权政治或政府和黑社会共同治理社
会的“意大利模式”。这一路径指向已不仅仅只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经验，而是已现雏
形的中国现实。在本书的上篇“自发私有化”的各章节中，作者对尚处于初级阶段的“金
权政治”已分析得很清楚，在下篇“危机与选择”的第八、九、十章中则都已分别剖析了
“黑白合流”这一问题在中国的现实性。要知道，这并不是作者为作惊人之语而发的“新
论”，而是建立于大量事实基础之上的实证分析。
    “代价论”或曰“腐败有利论”之缺乏道义和社会良知，还在于他们在设想中只将腐
败面限制在经济领域，全然没有想到腐败渗透到司法部门之后，只会导致公义退位。而“
作为公平的正义”本应是”不受存在的需要和利益支配，它为对社会制度的评判建立了一
个阿基米德的支点”（罗尔斯《正义论》），没有了这一支点，司法部门只会变成“衙门
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所以说，这种“代价论”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简直是
一种非常残酷的嘲弄，试想想，如果现在中国的劳动监察部门和工会，也是按照腐败有利
的原则来办事，只怕是劳动者根本没有权益可言，《劳动法》将成为聋子的耳朵！因为任
何一个老板，包括国有企业的“假老板”，都在经济上比他的“打工仔”们更具经济优势
，更能通过贿赂而使“正义”倾斜到自己那边。他们更没想到，腐败一旦蔓延到全社会，
其结局绝对不会只限于通过贿赂越过条条框框办事以获取经济利益，而是会渗透到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将整个社会变成坏人和无良者为所欲为的天堂。人的生存意蕴也会堕落不
堪，连最能张扬人性之美的两性情爱也会堕落成金钱和肉体的买卖。
    1996年8月26日，南朝鲜那场引起世界注目的“世纪审判”以南朝鲜两位前总统受到严
正制裁宣告落幕。这场审判对亚洲来说，其意义非同小可。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韩国经
济虽获得了长足发展，但韩国人民却长期生活在社会性腐败制造的痛苦之中。由于高层政
府首脑贪赃枉法，导致中下级官员纷纷仿效，在日常生活中，装有手续费、加急费、礼金
等的小包成了生活必需品，贿赂和回扣成为民众办事所必须的“敲门砖”，人称黑金政治
当道，特权经济盛行，红包文化泛滥，贪污贿赂成风。最终造成经济资源严重错置，社会
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悬殊，出现了“韩国病”这一流行腐败综合症，韩国也因此在国
际社会中得到“腐败、舞弊的罪恶王国”这一“美称”。高度腐败最终严重制约了社会经
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在1992年年度报告中把韩国从“四小龙”队列中剔除出去。这一次韩
国的“世纪审判”，与其说是审判这两位前总统，勿宁说是审判韩国的黑暗历史。说它对
亚洲有非同小可的意义，是指这次审判提醒了亚洲：现代化应有一定的政治标准。如果人
民创造的财富都被权贵贪污挥霍，这样的经济发展又有什么意义？这次韩国通过“世纪审
判”来清算黑暗历史，昭示着有可能将韩国从黑金政治中引领出来，朝着建立公正社会的
目标行进。这场以反贪污腐败为目标的“不流血的革命”，其意义早超出了国界，为纯洁
亚洲的价值观做出了贡献，也为亚洲其它国家反腐败提供了榜样：只要下定决心，可以将
腐败这种政治之癌根除。
   在韩国忙于清算黑暗历史的时候，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认为腐败会推动社会前进，牺牲公
正就能换来经济发展？韩国经验昭示给我们的是：为纯洁中国人价值观做出努力的时候到
了。
    应当承认，学者们主张腐败有利也好，反对腐败也好，都不能从实质上改变当前的腐
败现状，因为决定社会现状的毕竟不是这些声音。但是学者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特殊高层
次群体，他们的态度、他们的声音却代表了社会良知。部分学者在腐败已成为社会发展走
向何方的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时，他们还在主张“腐败有利于消解旧体制力量，对推进改
革有利”，只能说明社会公共价值观念已被扭曲到何种可怕的程度。倘若这些学者愿意将
“腐败有利论”化为纸面上的文章，我想那一定会成为后人论证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丧失
良知的具体例证。
    上述情况已表明，为学术研究引回人类关怀精神，尤其是在中国的国情研究中，对现
在所发生的一切进行道义评价，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人的品质取决于人文教育的品质

    我曾不止一次听过一些在司法部门工作的人感叹过：现在的问题早已不是无法可依，
而是有法不依；也曾不止一次地在调查中知晓，所谓假冒伪劣商品得以大行其道的原因，
是因为商业部门负责进货的人拿了回扣；更曾听不少国有企业的员工谈到，他们的老总是
如何贪污，而大家明知他的腐败劣行却无法可施，因为他早已用钱将上级部门的领导“搞
惦”，职工告他不但没用，反还会砸了自己的“饭碗”，等等。这些谈话者有的人因格于
形势而不得已做过一些事，如因为某种原因在某件事上曲法枉法，放过了本不该放过的腐
败分子；或是为领导造假帐，为其领导贿赂有关部门人士尽过力等等，但他们在心底深处
都没有认为腐败有利，相反还因腐败行为的泛滥而感到茫然无措，不知这样发展下去，国
家前途如何。他们能够这样判断，是因为他们还有社会良知，还没有丧失起码的是非感。
但是这种社会良知如再不加以重申，只怕到了下一代，连分辩何者为是，何者为非这类道
德的认识难题都会出来。
    社会良知是靠人文教化长期培育并代际相传，而不是靠空唱利他主义的高调那种说教
式教育。我们现在要恢复的不是文革中肆虐的血腥理想和虚假的崇高，而是趁社会成员还
没有完全丧失是非感的时候重申民族的固有道德，恢复社会良知。而恢复社会良知就必须
仰赖于人文教育，因为人的品质决定于人文教育的品质；尤其是在当今社会道德大滑坡、
人心浮躁飘荡之际，我们更须如此。
    但恰恰是我们的人文教育品质出了严重的问题。和世界上其它国家不一样的是：其它
发达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恰好是人文科学辉煌、文化大师灿若群星之际。且不说文艺复
兴、法国的启蒙时代、德国的古典哲学那些至今都令人类受益的伟大文化成就，就连沙俄
时代那样一个黑暗统治时期，他们都出了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别林斯基
……就是由于有了这些文化巨匠的存在，就是由于这些文化巨匠用自己的思想信念昭示了
人类存在的价值，用他们的信仰、价值、道德、伦理观点燃了爱和智慧之火，维系人类精
神于不坠，这才为近现代精神文明提供了原动力，才将世界近、现代史熔铸成人类历史上
一部辉煌的史诗。观诸人类文明史，不是阶段性物质成果的产出者，如发明蒸汽机的瓦特
等杰出人物，而是阶段性精神成果的产出者，如荷马、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伏尔泰、
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等不世出的文化巨擘，才使我们这些后来者能准确判断他们
所代表的那一时代的文明所具有的价值。
    我们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问题？我们有反右、文
革这种世界历史上都罕见的浩劫，但对这两段历史，我们至今最多只有展示运动经过的著
作，却没有一本著作昭告世人，中国为什么会发生反右、文革？更没有产生过代表这一时
代阶段性文明成果的大思想家或文化巨匠，即使是五四时期或三十年代曾辉煌过的一些文
学大师，经此两役以后，也大都成了“不唱歌的夜莺”，以至俞平伯先生临死，竟觉自己
毕生心血所浇铸的 “红学研究”没有价值。老一代的悲剧已尘埃落定，而我们这一代在思
想领域内能否为自己建立纪念碑却也值得怀疑，虽然我案头有一篇某人写的 “时报书评”
，正在竭力让读者相信最近出版的一本经济学著作的 “巨大包容性无论是以往我国经济学
的教科书，还是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都难望其项背”，但我的感觉却是“数风流人物，难
看今朝”，因为代表着爱和智慧之源的人文科学在中国正处于日益衰竭之中。尤其是从事
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几乎忘记了这门学科的本质：经济学是“文化”的而非“自然”的科
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范畴。他们更忘了，具有强烈人文精神的自由主义经济学
大师哈耶克就曾告诫过世人：他起初满怀对自然科学方法普遍有效的信心来开始详尽探讨
自己的论题，“后来才发现，当自然科学家急于尝试将其专业思维习惯应用于考虑社会问
题时，却常常不可避免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哈耶克的思想为什么能垂之久远，至今仍
是西方思想界的重要精神资源，就在于他的学说充满了人类关怀精神。人文科学的意义，
绝不止于道德精神层面，转型期许多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就在于没有将人文科学的道义评
价与社会科学的理性判断结合起来。
     教育的困境，尤其是人文教育的困境，已无须我在这里细说。文革之前的30年，中国
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人文研究和人文教育。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科技当令，举国上下视经
济增长为最高目标，因此教育也就理所当然成了经济发展的工具。而教育政策短视和偏差
的后果，就是使教育实践沦入了实用的技术性和工具性教育，重视价值和意义创造的人文
教育在大学日渐萎缩，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这些名牌高校的历史系和哲学系多年来连招
生都感困难。人文研究（实际上还只是处于一种介绍西方思想的初级阶段）除了在80年代
中期的“文化热”中曾热闹过一阵之后，日渐处于一种萎缩的弱势状态。发展到今天，遂
有前一向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们向自己的老师们提问：“作为一名文科学
生，我们目前所耗精力所学的一切，对于校园外那个熙熙攘攘的世界，到底有什么用？”
这些问话的悲剧性就在于问话者根本就不了解人文教育和科技教育的本质区别：技术性、
工具性教育才培养人的谋生技能，而人文德性作为本体价值从来就无法作为商品进入市场
。
    中国人文科学那种令人揪心的困境，于此可以感知一二。尤其是想到这一问题竟源出
曾哺育了老子、孔子、屈原、司马迁、杜甫、顾炎武等一代又一代文化巨擘的古老中国，
那种令人震颤的揪心感更是使人灵魂都不得安宁。只有短短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他们的
学者都注意到人文精神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内在结构性支撑，新制度经济学就体现了信仰体
系的经济制度意义。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在他的理论中,摆脱了古典
经济学“经济人”的单一人性观，而注意到人性利他与自我超越的一面，认为人文意义教
化依然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人文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有不可或缺的职能功用，从社会总
成本核算角度提到了“意识形态的知识型倡导者的报酬体制”。而我们这个国度，可以每
年花200个亿的公款去洗桑拿浴，可以花近2000个亿的公款去吃喝玩乐，却只能拿出1000万
这么一个可怜的数目来作为社会科学基金。人文科学这种外在的困境反过来又影响师资队
伍水平和生源质量，从而导致中国现在出现了大批拥有博士、硕士头衔的知识贫乏者。社
会价值观的转变更使当代学者的气度和功力受到影响，以至于1996年出了这么一本对中国
及世界历史及现状缺乏常识理解、令中国的有识者为之汗颜的《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
能引起轰动，除了说明我们的国民已肤浅到了何种程度之外，什么都不能证明。
    到了这种地步，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难道还不应该关心一下中国
人文科学的现实困境？

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

    世俗社会从来就离不开对人文意义的依赖，有深厚宗教资源的国家更还通过宗教精神
陶冶教化全社会。事实证明，缺乏人文精神的经济发展，在利益的角逐中人们将不再受到
自制、理性、公正、博爱等精神的约束，只有对金钱赤裸裸的无耻追逐。这样的“发展”
就算是暂时获得了效益，但充其量只是一种残缺的发展。广东、浙江农民的富裕已让人看
到了残缺发展的活生生样板。生活在沿海已经数年，我常常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现代化的
标志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是物资充裕，那么广东沿海及浙江温州一带的农民已经非常富庶
，现代物质文明所能给予他们的一切他们都应有尽有，包括买台奔腾586回家玩游戏。但我
从来就不觉得这些农民们已经“现代化”；现代化甚至也不是现在所谈的第三产业产值占
GNP比重、非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受高等教育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以及人均
住房等一切有关金钱、人才、技术的总和。因为这些指标在广东沿海几乎都已达到相当高
的水平，但我从来就不觉得这个地方已完成了“现代化”。至于那些早已拥有“别墅、轿
车、美女、叭儿狗”这90年代的“四大件”的暴发户，在我眼中，也只不过是全身披挂着
现代物质的野蛮人。在反复思考以后，我终于悟到一点，一个富有的社会，如果缺乏对人
类充满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如果缺乏对社会批判力量的博大包容，缺乏对除物质之外更
深远的精神追求，这个社会一定不知道自己应该走向何处，那些财富最终也只会被用在一
些对社会有害无益的追求上，如吸毒、赌博、玩女人、花天酒地、造豪华阴宅……，处于
这种生活状态的社会，无论对其怎样宽容地进行评价，都不能认为这种状态算是完成了“
现代化”。现代化应该有其特定的精神内容，没有精神追求的社会，财富最后都会花费到
畸形消费上去。这是历史对素质低下的暴富者的惩罚，也是对片面强调物质现代化的社会
的惩罚。因为这些个人、这个社会既缺乏人文精神的薰陶，又缺乏宗教信仰对人的制约，
不少人已丧失了起码的道德感和羞耻感。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是因为人是唯一能够创
造精神生活的高级动物，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人应该追求更美的生活，远过于生活本身
”，这位先哲所说的更美的生活，应该是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富有与和谐。从一意义来说，
人的存在就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丧失了精神家园的人类，与动物又有什么区别？物质文明
毕竟只解决物质生活的问题，一上升到精神世界，它就无能为力。精神世界的所有问题，
只能仰赖于人文科学作出解释。人文科学的作用，就是为人们寻找精神家园。轻视、削弱
人文科学的行为，不但使我们现在正在付出代价，将来注定还要受到更严重的惩罚。
    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并不需要我们去创造，世界上已有现成经验可循。如前所述，
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特别在第四条中
规定了“社会发展与其发生的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精神环境不可分割”，从而使发
展观进入了以人为中心的新阶段。在此基础上，我们只须结合国情，在进行非经济领域改
革的同时，重视以意义为“导向”的人文教育，赋予社会以理想，赋予社会成员以生活意
义。因为金钱不能代替价值，科学技术不产生伦理道德，工具理性不能取代价值理性。正
如作者在本书“导论”中所强调的：我们不能在抛弃“计划偶象”的同时，又引进“市场
偶像”。在引进市场经济模式时，不要只注意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经济法规，要根据中
国的国情对转轨期的经济发展进行人文调剂，否则照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终有一天会引起
危机共振。
    转轨期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人文精神。没有植根于人文精神这块沃土上的
人类关怀，人只会沦为纯粹的经济动物，丧失人所应具有的一切生存意蕴。在进行制度设
计时，那些能够对决策产生影响的理论家，尤其是经济学家们，不应该对民众的要求显得
过于“冷静”，反对进行分配改革，而应该考虑公平与效率两者之间何者为先。因为从动
态操作上来说，公平与效率理论虽然具体表现为时序问题，但哪个目标作为经济发展起始
阶段上的优先考虑，哪一原则是解决后一原则的前提和基础，是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价值判
断之一。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对新制度倾注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思想。
    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难都表明，平等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为
自己的国民寻求公平和正义，将永远不可能使自已获得真正的发展，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
林。
社会公平和正义，既是我们评判改革的阿基米德支点，也是评价我们现代化成就的全部出
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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