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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失意者的呐喊——关于余杰的读书笔记(转载)(转寄)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5月24日14:50:58 星期四), 转信

【 以下文字转载自 xfzhang 的信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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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puccini (无声的乐手),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失意者的呐喊——关于余杰的读书笔记(转载)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01年05月24日14:24:54 星期四), 站内信件

【 以下文字转载自 puccini 的信箱 】

　　我第一次看余杰的书大概是在九五年，那时有很多人在说有一本叫《火与冰》的书
很好，后来在书店看见了这本副标题叫“一个北大怪才的抽屉文学”的书，没多想就买
下了，花了一个晚上看完。书没给我留下好或不好的印象，但有一种感觉非常强烈，那
就是在字里行间跳跃的，是一个北大文科生的典型思维，这种思维不论其对错，总是有
种激动人心的内在力量，我原本以为北大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事故后会沉寂一段时间，事
实证明北大永远不会失去语言能力，以余杰（包括摩罗，孔庆东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人
，用行动证明了北大仍然是民间话语的集散地和思想者的乐园。

　　曾经有人对北大和清华的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过分析，得出的结论之一是清华毕业
生做官的比例远远超过北大，北大毕业生则在选择自由职业的比例上远超清华，也就是
说，清华比北大更趋于稳定。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从中我可以得出一个相应的结
论，北大是失意者，北大人代表的是一个失意的群体。当然这里所说的失意是相对的。
余杰在他的一系列的作品中，这种失意的情绪表达得至为突出。最明显的是，余杰把社
会成员简单地划分为两个对立面：得意者和失意者，而他的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对得
意者的谴责和对失意者的同情。

　　在余杰看来，得意者的代表是官员，警察，公务员，而地位上与此对立的一切是失
意者，仿佛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在他的文字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一种扑
面而来的情绪，对前者的愤慨和对后者的同情，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清楚地知道，在
我这个存在着表达的艰难的人的背后，还有自由表达对他们来说更为艰难的‘沉默的大
多数’”（余杰：《说，还是不说》自序），这种愤慨和同情从来没有超出过一般文人
的思维惯性，两千多年来，这种惯性存在于所有具有忧患意识的文人的作品中，我们早
已耳熟能详。甚至于在失意群体中余杰也不忘给出相对的得意者，比如说在对教育问题
的论说中，余杰把教育体制下的一切荒谬归罪于教师和学生的对立，教师在整体上算不
上得意，但在与学生的对抗中，他们是当然地掌握权力的一方，于是也就此成为冷嘲热
讽的对象，权力是造成这一切荒谬的根源。

　　这样的二元对立在我看来是不存在的。我有一位当警察的朋友，我不否认他是那种
极有正义感的人，他在监狱工作，曾经有一回为了一个和他毫无瓜葛的犯人，他和监狱
长拔抢相向，因为监狱长无端地对犯人进行殴打，为这事他得了个警告处分。我一直以
为他是那种少有的真正正直的警察，但我错了，他也拿犯人的钱，在外面开歌厅，为了
私利给犯人减刑立功，坐出租车不给钱，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好警察，关心犯人，给生活
困难的犯人家里送钱，他自己未尝不在腐败，但他提起腐败现象义愤填膺，我从来没有
想象到一个人身上会同时集中了如此多的善与恶，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一种混沌现象
，这种现象和社会地位无关，和权力无关，当然余杰所强调那种简单的得意和失意的二
元对立更加与此无关。

　　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在我看来也只是一个表面化的虚拟词汇，仅够说明一类现象，
从表面上看，是有这么一个大多数，他们的沉默好象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固有地位，是地
位使他们沉默，如果设想一下，不让他们沉默，会发生怎么样的一种情况？有一天我打
出租车，司机是个善聊的人，一边开车一边和我聊天，正好有人横穿马路，司机在距离
那人很近的地方猛踩了一脚刹车，我想两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那人是个四川人，一看
而知是那种来打工的民工之类，之后司机开始滔滔不绝地痛骂四川人，从败坏社会风气
到影响城市市容，末了他狠狠地说：我要是省长，就挖一个坑把他们全活埋了。他说这
话的时候非常认真，我知道他说的绝对是真话，而且他要是真的当上了省长，比如说真
的掌握了这样的权力，我相信他一定会这么做的，正因为他现在是沉默的大多数，所以
我放心了。对于文革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但我认为有一个问题不能忽略，那就是文革中
给了原本是沉默的大多数的人一个肆无忌惮地说话的机会，文革的灾难和这种话语权的
无限释放有极大的关系。余杰在文章中对极少数清醒者比如遇罗克，李九莲等人给了极
高的评价，并且一厢情愿地认为如果这些优秀分子不遭到厄运，今天我们所生活的必然
是另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这种看法是过分天真了，我一直有个想法，不敢说，那就是
文革中的老干部为什么会被打倒？仅仅是因为伟人的号召？群众为什么会自发地采用极
为残酷的手段对待自己的同类，这其中体现出的是一种愤怒的情绪，这种情绪是如何在
民间积累的我不得而知，但这种情绪的爆发必定有他的原因，那就是一群混沌者猛然间
掌握了权力，他们不知道该如何使用权力，于是按照最朴素的想法，用手段的残忍来体
现内心的愤怒，沉默的大多数不过是混沌的大多数。

　　如果有沉默的大多数，按照逻辑就必然有不沉默的一个群体，事实上我没有发现这
样一个群体，余杰说自己是“存在表达的艰难的人”，但谁是表达不艰难的人？是与大
多数对应的极少数还是别的什么异类，我想在现实中不存在这样一个表达不艰难的群体
，那么余杰的自述就没有意义。如果说是没有权利进行某种表达，那么丧失这种权利的
人必然是社会全体成员，如果某一个群体的人可以表达，那就意味着这种权利已经充分
下放，事实上余杰并不存在这样一种不能表达的尴尬，他可以表达，所有人都可以，但
不能超出默许的程度，程度之外，是沉默的全体。余杰说他读摩罗的文章能读出一种正
常的感觉，这是摩罗异于那些只会拿百十个新名词说事的人最大特点，但我认为这恰是
一种不正常的感觉，因为所有现象都是真实的，但他只肯给出真实的一面，在普通人心
目中这一面必然取代了现象的全部，于是原本的真实成了不真实。在余杰和摩罗等人的
作品中，社会处于一个尖锐对立的状态，这不是事实。事实是社会处于混沌状态，对立
存在于从上到下的一切方面，而又在混沌中被调解。我从小学到大学所学过的一切关于
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在十多年中被反复无常地推翻又重建，许多知识在学到手的同时
就被淘汰，这已经和教育体制无关，是社会的一种功利性的需要，在这个混沌的社会中
，不存在真正的清醒者，只存在能看到某种现象的人，包括文革中那些殉道的思想者，
他们所做的思考，从来也没有超脱出现象之外。

　　我感觉也许有两个例外，一个是鲁迅，另一个王小波，余杰毫无疑问是这两人的信
徒，但他缺乏鲁迅的胆识和王小波的聪明。鲁迅从来批判的对象不是集中于大多数的对
立面，恰相反，他的火力是对准混沌的大多数而发的。作为我，我并不认为存在这样一
个大多数，而只存在一个全体，鲁迅对抗的是全体。余杰所谓铁屋中的呐喊是对他认为
的沉睡之外的人的尖声喝骂，而不是企图唤醒，他认为有这样一个群体是在大多数之外
的，鲁迅认为没有。王小波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知道他处于什么样的时代，而他选择的表
达方式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具有危险性的，他的杂文是那种风花雪夜的杂文，从来不
企图直接地对他的不满进行发泄，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他的文章的教化功能大大地降低，
在知识分子之外，王小波的影响力几乎没有，而知识分子可以被他启发，但无从把他的
思想翻译成大众语言。而余杰这种背着炸药包去炸碉堡的做法，让人在一个安宁的大环
境中觉得不合适宜，这也是他的悲哀。

　　余杰对昆得拉的热潮和哈维尔的缺席觉得遗憾，集中体现于一个有象征意义的细节
，那就是签名问题，签还是不签，这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困扰了这一群“存在表达的艰
难的人”，他无疑是赞成签的，因为签名也许没有任何作用，但可以让社会成员知道有
这样一群人是不屈服于暴政的。在我看来，这件事也许在捷克有意义，在俄罗斯有意义
，但在中国绝对没有意义。签名隐藏的意义是把话语权下放，也就是企图让沉默的大多
数喊叫起来，但呐喊起来的后果是什么，则是这群“存在表达的艰难的人”所无从考虑
的。每个朝代都会经历一个沉默的大多数呐喊起来的时候，结果无一例外是以暴易暴，
因为这个大多数不具备“起来”的素质，余杰身上固有的悲悯之心也许会让他永远不承
认这一点。
　　余杰式的批判无疑是需要的，但在批判的过程中一再把言说的自由作为自己之所以
进行批判的辩护词则显得娇情，对现象的不满应该建立在充分客观的基础之上，我毫不
怀疑余杰的善良，但我从他的文字嗅到了北大文科生固有的特点：浅薄，激动但是真诚
。
（完）
——《失意者的呐喊——关于余杰的读书笔记》　作者：南琛 作者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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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道无所偏爱，常与善人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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