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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回想“两弹一星”的日子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3年10月16日16:26:50 星期四),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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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0月16日 10:16 BTV《世纪之约》栏目供稿 
 
　　1948年孙家栋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1951年被空军选派到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
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设计维修及管理。1958年毕业，获得全苏斯大林金质奖章。回国
后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从事导弹原创工作。

　　1960年孙家栋担任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1967年参加领导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一号”以及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1971年任总体设计师的“实践一号”卫星
发射成功。1975年任总体设计师的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成功。

　　1982年孙家栋任航天部总工程师。1984年，作为总设计师领导中国第一颗同步试验通
信卫星“东方红二号”发射成功。1985年任航天部副部长。1986年任中国第二代卫星“东
方红三号”，“风云二号”、中巴合作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总设计师。

　　1989年担任中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谈判代表团团长，参加中美两国政府间的国际商业
发射服务协议谈判。

　　1988年孙家栋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2年当选中科院院士，1996年当选国际欧
亚科学院院士。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3年任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金牌毕业生

　　1958年，在这张照片上的22位中国军人中，立在最后一排的孙家栋没有想到自己会成
为中国卫星的设计者。这里是苏联著名的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当时的空军司令刘亚
楼为了中国的空军建设，从部队挑选了年轻优秀的军人到苏联学习最新的飞机技术。

　　从哈尔滨工业大学预修班毕业的孙家栋赶上了命运的眷顾，他参了军，并且一下就被
选送到这所著名的学校。在以后的岁月中，孙家栋的命运也和刚开始的巧合一样，充满了
偶然性。茹科夫斯基是苏联著名的飞机设计师，他的学生中有设计了雅克、图波列夫和伊
尔等著名飞机系列的大设计师。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已经在这里度过了将近七年的时光。他的才华和品格引起了
飞机设计大师伊留申的高度赏识。

　　许多年后，孙家栋回忆起那段生活，对苏联人民的热情还怀念不已。

　　曾涛：在苏联将近七年的时间当中，有哪些事情给你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孙家栋：50年代我们去学航空的时候，那里确实是有比较先进的技术。学校的课程也
比较新颖。

　　曾涛：自己有很大的兴趣吗？

　　孙家栋：哎，那确实有非常大的兴趣。这个学校在世界上都有名的。在苏联来讲，在
它们自己的军界里头，空军界里头，确实也是首屈一指的。能有机会到这个学校去深造，
感觉到是自己莫大的荣誉。

　　这个学校课程对我们完全公开。他们学生学什么东西，好比说它的武器、飞机有什么
最先进的东西，也同样给我们来讲。但是我们感觉还是多少有点区别的。这个学校开办的
时候就有区别，就是它的学生，我们跟他们不混班。学校有四个专业，一个是飞机发动机
，一个是武器，一个是电子设备，一个是通讯设备。那是为东欧学生设的。我们亚洲的所
谓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单独成立一个五系。五系里头再设相同的四个专业。因为它的学校
为你培养，你要配套的，所以就等于变成了分校，外国学生的一个分校。

　　曾涛：我听说您在毕业的时候，一共得到了三个还是四个金质奖章，您自己的照片上
了榜，一年比一年大，毕业时就贴了一很大的照片，是不是？

　　孙家栋：(笑)在苏联所有的高等院校里，也有一个政治思想工作的内容吧。就像咱们
的厂里头也好，企业里头也好，有一个光荣榜。大概为了区别一年年不同，照片越往后越
大。假设你要拿到全五分，毕业的时候，学校里专门给你举行个仪式，在苏联红军俱乐部
开一个晚会，这个晚会的前头有一段就是发奖。由苏联的国防部长亲自来给发这个毕业证
书。它不是个奖章，是个纪念章，有点像咱们现在一毛钱的那个币似的，大小也是这样。
但是是纯金的，正面是斯大林的头像。这是国家统一的规定，高教系统全五分毕业的学生
都有这么个纪念章，就是斯大林纪念章。

　　曾涛：在苏联的时候，你们喜欢去参加舞会吗？

　　孙家栋：那个社会是有这么一个习惯。头一年大家还不太完全习惯，渐渐在那儿待了
六七年了，和苏联的音乐，苏联的电影等等这些接触多了，就比较习惯苏联的生活方式了
。尤其是那时候刚二十几岁，正是成长的时候。时间长了还是受影响很厉害的。现在有时
候晚上在家里头，还把苏联过去的旧歌曲老唱片拿出来听听，那确实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前年元旦苏联来了个歌舞团，我到那儿去买票去看，一看，年轻人很少，观众基本都是像
我这么大岁数老头。我就明白了，都是在苏联学习过的这帮人。

　　从导弹到卫星

　　正当孙家栋等23位留苏的军校状元学成即将回国之际。负责中国导弹计划的聂荣臻元
帅就向空军司令刘亚楼要人了，刘亚楼上将心疼地诉苦说：“聂帅，你要，我不敢不给，
给三分之二吧，给我留八个行不行？”这八个人中没有孙家栋。1958年4月20日，一纸调令
将他调到北京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导弹研制工作。

　　就在仿制苏联P-2导弹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1960年8月12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
夫突然下令撤走全部专家，带走所有资料，停运所有设备。

　　身在其中的孙家栋体会到了一种复杂的感情。

　　曾涛：在苏联学习了那么久，应该说有很多的感受和情感都渗透在其中了。可是当您
回来这个期间，又碰上了中苏关系从亲密到分裂的这个过程。您恰好又在搞这样一项工作
，那个时候您的感受是不是也很强烈？

　　孙家栋：这么大的工作，你给搞到半截，什么也不说，第二天早上拍拍屁股就走了，
这叫人特别不可理解，这对我们的工作那确实是损失太大了。就从这一点来讲，我辛辛苦
苦办这么件事情，你给我扔了就走，你这不是坑我干什么呢？所以他走了以后，当时大家
那个干劲不是低潮，相反地那真是一鼓作气，自己把它干起来。

　　孙家栋所在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由钱学森领导，负责中国的导弹研究。

　　这是一个对外严格保密的单位，它对外的称呼叫0038部队，入伍的人不能对父母和妻
儿泄漏任何有关单位性质和驻地的情况。

　　今天，我们在采访孙家栋的时候，他对当时的严格保密措施记忆犹新。

　　曾涛：那个时候你们家里都没有人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孙家栋：不仅仅是我们家里头，就是我们干这件事情所有人家，除了家属也在我们单
位工作也知道外，不在我们这工作，一般来讲都不知道。那时候还没有打电话习惯，像我
们年轻人根据不可能接触到电话。见到过去的同学朋友，肯定都要问问你，你哪儿去了？
就给他们编，说我哪儿哪儿去了。就绝对不能谈。

　　曾涛：人家问您干嘛去了，您怎么说？

　　孙家栋：那就随便编一个吧。现在都想不起来当时怎么编的。有时候第一次编完了以
后，第二次再见着，自己也忘了，又编一个。人家感觉你这人很奇怪。那也没办法，这种
事情有很多。有的同志在写信里头不加小心，说出去了，就受处分了。有的同志出去谈女
朋友，一谈起在做什么，吞吞吐吐地把女方弄得莫名其妙，最后吹了，也大有人在。

　　曾涛：您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在部队里形成了非常谨慎的习惯？

　　孙家栋：这倒是。50年代，在空军部队里头保密是很严的。在苏联学习的时候，也算
是学的保密专业，要求也很严。回来以后，刚一参加工作的时候，每人都有个保密包，单
位专门做的一个大口袋，帆布，绿色的。再给你发个保密本，你领的时候都要签字。保密
包顶上的封口有两个绳搁在表面上，有块橡皮泥把两个绳按上。按上以后你自己有个戳子
，盖个戳，完了交到保密室。保密员看你这个有戳，给你收起来。晚上下班只要你离开这
个楼，你这个包所有的文件都要装到这里边交到保密室。保密室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
值班的。因为我有时候晚上要加班设计啊。第二天你要上班的时候，你要办个手续得签字
，才能领出来。你领包也得看一下，我昨天盖的那个戳子有没有人动过，证明没人动了，
你再领出来。就是这么一整套保密手续。

　　孙家栋从60年开始就担任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在五院工作的日子里，他为东风系列
中进程导弹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1966年10月27日，中国成功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从此中国具有了实战效能的战略
武器。

　　就在孙家栋埋头图纸中进行导弹设计的时候。1967年的夏天，一位名叫汪永肃的军人
来到他的办公室，通知他到新组建的五院出任卫星总体设计部负责人，并告诉他这是钱学
森亲自点将，聂帅亲自批准。

　　由于中国的人造卫星计划前领导人赵九章、钱骥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接手人造卫星计
划的孙家栋第一项任务就是挑选人才，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以非凡的才干，挑选出了后
来著名的“航天18勇士。”在文革那个时代，做到这一点相当不容易。

　　曾涛：从以前那种很纯粹的科学研究突然变成一位科学管理者会很难？

　　孙家栋：形成一个队伍是非常难办的一件事情。两个单位，要真正把它混合起来，这
里头人事关系什么关系都是复杂的。根据技术上的需要，好比搞卫星的，这里头应该是有
几个实验室。这个卫星里都有什么东西，应当怎么组织，还要考虑到要搞总体的特点。因
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要考虑到政治上两派不同的意见。这个事情就非常难办，但是最
后我还是下决心了。首先它的技术要依靠科学院同志，但是搞这么一个新的单位、特殊研
究单位，这里头有一些特殊的性质。不是科学院水平不行，他没搞过，没这个经验，需要
搞导弹的人。我就在南苑里，办什么事情拿什么人。也很凑巧，十八个人，那时群众闹革
命，分派别，这十八个人里头，正好是两派，一边九名。

　　曾涛：不是刻意考虑的？

　　孙家栋：不是刻意考虑，最后南苑的同志也很满意，感觉到还能一碗水端平，没偏向
哪一部分同志。其实我当时并不是这么考虑，还要从工作来考虑，但是我感觉科学院同志
确实也有很大的支持，因为南苑来的人总归还是少数，这个工作还要依靠科学院的同志。
大家到最后团结到一块儿，用两年多的时间把这个事情搞起来，当时确实不是容易的一件
事情。我还是这句话，技术上有这么几位老同志，政治管理上部队也有这么些老同志，这
些老同志对我一生的工作来讲，确实给了非常大的支持。

　　曾涛：是他们对你的信任吗？

　　孙家栋：一个信任，一个工作上的支持。当然这句话不是下面这些老同志说的，就是
张爱萍将军说的。张先生他有个口头话，你们大胆去工作，但是你们要非常认真非常负责
。只要你们是认真在这儿踏踏实实，好好办，成功了，成绩是你们的，出了事，是我的。
他确实是真心话。我到五院也接近四十岁的人了，拿现在的干部来比就不是年轻人了，在
那时候还是相对年轻的。这么大一件事情交给你去办，那感觉确实是不一样。


图为《世纪之约》栏目采访孙家栋先生。

　　东方红一号

　　就在孙家栋组织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时候，法国也发射了人造卫星，成为第三个能
发射卫星的国家，亚洲的日本也在紧锣密鼓加快准备。

　　这种局面促使中国第一颗卫星首先是一颗政治卫星。为此孙家栋对原来的卫星方案进
行了简化。他后来说，这种简化是把一辆汽车变成了平板车。

　　在新的目标中，卫星必须要做到“上得去，跟得上，看得到，听得见。”

　　钱学森曾经对孙家栋有过一句评语：“看来，把孙家栋找来还是对的，他的确敢干事
，会干事。”但是在当时混乱的状态下，孙家栋的命运也是变幻不定的，就在东方红卫星
最后发射的时候，他却没有能够到发射场指挥发射。

　　卫星发射成功后，国防科委推荐出以钱学森为首的17位功臣组成观礼团，在天安门观
礼台与毛主席周总理共度“五一”良宵。

　　这17人中却没有技术总负责人的孙家栋。

　　曾涛：第一颗人造卫星您没有去靶场，后来也没有登上天安门，是不是会心里很难受
？

　　孙家栋：能有机会上天安门见着毛主席，见到中央领导，那是非常有荣耀的一件事。
但是坦率来讲，文化大革命的那个期间，大家在那种政治形势下，也没有追求个人的荣誉
，也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大的失落感，因为我干的事情是卫星在天上了。

　　曾涛：听说您那天晚上独自在天安门广场待着，是在想什么呢？

　　孙家栋：就看我这卫星什么时候过来，这倒是最关心的事情。因为是第一颗卫星，不
像现在发卫星大家都很习惯了，那时就是一件大事。我不知道你看没看那时的《人民日报
》，整篇登的几点几分过天津，几点几分过广州，几点几分过上海。同时特别给大家解释
什么时候能看见，白天你是看不见的，就正好晚上刚要黑天的时候，过你这个城市，你就
能看见了。

　　为了能让地面看见，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因为咱们卫星是一米直径，做大了，咱们火
箭不行。但是一米直径的卫星，搞找天文的人问，他说这一米直径卫星在天上飞，地面看
不见。想办法把它抛光，把它做得非常亮。我们就抛光。搞天文的人再来看，算一算，说
不行，还看不见。最后呢把它做成七十二面多面体，就是七十二个平面把它堆成圆的，这
样有什么好处？一转的时候散光。搞天文同志再来看，说好一点了，不过也不见得能看见
。后来就又想个办法，卫星上天的时候，卫星在前面飞，三级火箭在后面飞，三级火箭是
固体火箭，固体火箭虽然大，表面是黑的，是灰色的，它也不反光。那就在三级火箭外面
套个套子，是个球形的气套，气套往上发射的时候你不能叫它鼓起来，就等于一个塑料套
捆在三级火箭上。上天以后，卫星弹出去了，这个气套里得有充气，一充气充成个大气球
，这个大气球四米，外面再把它镀亮了。请搞天文同志来算一下，说，肯定能看见了。(笑
)你说叫人家看这玩艺不等于骗人吗？前头那个卫星不太容易看见，但是基本还能看见。那
它俩挨排飞，你会先看见后面气球，你就接着再往前看，就看见我们前面这个卫星了。其
实上天以后，如果好天的话，前头那个卫星是完全能看得见的。

　　曾涛：除了看得见，还一定要听得见东方红乐曲。

　　孙家栋：对，东方红卫星大家是动了很多脑筋。那个时候一般的老百姓只有收音机，
这个频率短波的听不见。大家后来想个什么办法呢，就由中央广播电台给转播一下。但是
即使这样的话，听什么呢？你光听工程信号，嘀嘀嗒嗒，老百姓听不懂这是什么。大家在
一块儿讨论，你一句我一句，就怎么碰出个火花，哎，放东方红乐曲。哎，大家感觉可以
。最后研究完了，拿主意的时候，说好就按这个方案向领导来报。最后给钱学森汇报。钱
学森也支持这个事情，但这么大事情不是开玩笑的事情，钱学森又叫人写了一个报告，给
了聂元帅。聂元帅也同意了，报给中央，中央最后批了。可是，提出这个事的时候，大家
热情很高，情绪非常昂扬。但中央批了以后，就等于说是中央下了这个任务了，那就得把
这个办好了。这一来就有点感觉压力大了。第一次搞这种仪器，如果升了天以后又变调了
，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绝对不可以的，那压力可就大了。后来做得很好，搞设备的同志
可是立了功了。

　　曾涛：我听说原来卫星上还有很多毛主席像章？

　　孙家栋：对。乐曲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毛主席像章。文化大革命期间，有
同志满街上走，全身都是毛主席像章，那确实是出于真挚的感情。所以大家做完仪器，最
后都自己设计了一个毛主席像章，非常大，有的做得非常重，那个时候，做得越大越漂亮
就越显示对毛主席越热爱。但这种东西一加上去以后就会给这仪器带来很多问题，比原来
沉了很多。你验收的时候就不好办。好比说这件仪器搞出来应当两公斤。他给你拿来以后
，2.5公斤，超了半公斤，你还不敢说，你说你怎么超半公斤？他有非常名正言顺的理由，
我仪器就是两公斤，那半公斤是毛主席像章呀，你敢说这半公斤增加得不对？但是多了以
后加在一块儿，这火箭就打不动了。这是第一，第二，这个仪器它有个散热条件，什么颜
色，这个结构多厚，里头热量能不能散出来等等况，都是影响技术。你加上毛主席像章以
后，里头热量可能温度就高了，就等于说你这个仪器外头壳子太厚，里头热就散不出去。
从技术来讲你也不敢说。你说你加个毛主席像章把我仪器弄坏了，你要说了这句话，将来
可能什么帽子都给你扣上。这样的话对整个卫星的质量就根本保障不了。这个事情大家心
里都明白，搞技术的人心里都明白，都心照不宣。

　　曾涛：可是谁敢去说呢？

　　孙家栋：谁也不敢吱声。最后卫星快出厂以前，总理非常关心，要我们去汇报。钱学
森同志带我们去了。临去的头一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没睡觉，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办？要不
要说？因为总理非常关心啊。一进去的时候精神非常紧张，因为我是第一次，但总理几句
话就让你这心情完全就松下来了。后来钱学森同志先汇报，完了钱学森再叫我补充补充。
我想这个事情再不汇报不行了，所以把这个事情汇报了。

　　曾涛：是您说的吗？

　　孙家栋：是我说的。我就把这个事情汇报了。我还是先说点政治上的，大家对主席热
爱，装了毛主席像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事情从技术上来讲，这个产品要上
天的话，对这个产品质量是保证不了的，这个恐怕要有一定的影响。没说几句话，总理马
上就非常清楚了，总理水平非常高。他并没正面说你这件事情是对是不对。总理说对毛主
席热爱确实是对的，但是你看看我们人民大会堂政治上这么严肃的地方，有的地方当然是
挂了主席的像，有的地方是写了主席的字，但是放在什么地方都是非常严肃的，得非常认
真来考虑什么地方能挂什么，说你看咱们这个会议室并没有挂。说你们回去要好好考虑考
虑。我就明白了。我回去以后，也把总理的原话给大家传达一下。大家马上按总理这样安
排，这件事情确实是非常重要。

　　曾涛：我不知道您每次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孙家栋：一句话，任何一件事情干和没干这个感受是绝对不一样的。我在南苑搞火箭
，也参加过第一次发射，那个时候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搞第一颗卫星同样是这样情况。这
个火箭就是几十分钟的事情。我搞第一颗火箭的时候它的进程七分钟。上天以后大家非常
紧张，等到七分钟就过去了，卫星上天本身就比火箭时间长得多得多，大概要二十多分钟
，才最后证明它上去了。上去了以后在天上要工作，当时第一颗卫星定的是在天上工作二
十四天。每一圈都要接收东方红乐曲，要听它里头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这第一颗卫星一
上去以后，感觉它成功了，那当然皆大欢喜。

　　你方才给我看那个片子，这里头有个同志叫胡世祥(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
长)，我们俩现在有时候还见面。他当时管按一个电钮。这个口令下来，他说他手都是哆嗦
的，就觉得电钮按都按不动，真正按到底了，感觉还没按到底，全身劲都使上了。这样一
个压力！所以那阵那个心情确实是，哎呀……

　　卫星一旦真正上天以后，全国人民都皆大欢喜。天安门广场上那简直人山人海，灯火
辉煌，那是第二天的事情。25号的事情，那种心情又是另一个心情，等到大家多少稳定下
来以后，你要工作二十四天。因为那个声音嘀嘀嗒嗒我们自己能判断出来，好比说规定应
该是15度，如果信号传下来告诉你不是15度，稍稍偏点，12度，那就非常非常紧张了。就
害怕这个东西是不是要坏了？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搞航天的、搞卫星发射还有这么个习
惯，因为现在都是应用卫星了，有时候在天上工作五年，有的需要工作八年的，不定哪天
晚上出现点问题，你还得在地面想办法怎么来解决它。现在第一线同志平常老讲这句话，
就卫星发射上去以后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指挥所来电话”。指挥所来电话干什么？好
事不找你，发现天上有点小毛病，半夜打电话告诉你出了毛病了，你赶快解决。(笑)

　　发射失败的回忆

　　1974年，作为总体部负责人的孙家栋已经领导设计研制了中国第一颗导弹，第一颗卫
星，和第一颗空间物理探测卫星，下一个目标是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研制返回式遥感卫星
。

　　上级把完善卫星设计和工程实施的重任再次交给了孙家栋。

　　但是，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飞行20秒钟以后就爆炸了，冲天的大火让孙家栋痛哭失声
。

　　返回式卫星首次发射失败后，中央决定让张爱萍将军重新领导国防科研工作。

　　1975年11月26日，由“长征二号”火箭发射名为“尖兵”的返回式卫星。卫星按预定
时间返回，落在贵州关岭铁索桥的树林里。奇妙的是，这里正是长征时期张爱萍率红三军
团先遣团强渡大获全胜的地方。

　　到1978年，中国已经连续三次试验成功了返回式卫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返
回式卫星的国家。

　　曾涛：75年的时候，您又参与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工作，那次卫星和火箭都爆炸了？

　　孙家栋：是，74年底发射的时候，对我们教训最大。造成这么大的失败，是由于火箭
的原因。但是最后把这原因查出来，非常简单非常简单的一件小事。就是火箭里头一根导
线，这根导线里头的铜丝质量不太好，断了，但是外头胶皮套没断。断开了以后，你要不
抻它的话，它还连着，因为外面有一个胶皮套。火箭发射的时候，一震，它就有时候离开
，有时候接上，就这么简单一件事。

　　在现场看，一片火海，半个天是红的。我们在地下室底下，外头二十几秒钟，就掉下
来爆炸。那个惨劲，再回想起来这十几年的心血，这么多人的代价，对大家教育是比较深
的。虽然过去也强调搞航天质量第一，搞一个螺丝钉也得绝对认真地严格地来搞，但是终
究没有这么大的失败的体会。

　　这个问题找出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在那一片大沙漠里头，大家甚至把那个沙地
都翻一尺多深拿筛子筛，任何一个小块的东西都要把它筛出来。炸得再碎也得把它挑出来
。完了以后大家来认，这一块小铜片是我这个仪器上的，那个螺钉是我这个仪器上的。大
家都分门别类把它都找出来。完了一块一块来看，正好就找着这么一根导线。也特别有意
思，这根导线中间断的这部分没崩断，两头都断了。拿起来用光一照，里头导线断了。但
是光找着这个还不算充分的证据。还要弄明白这根导线是干什么的，在哪个系统上，在这
个时间上这根导线要断了，它应当出现什么现象。先理论分析，再上实验室里进行模拟实
验。实验得的结果和那天火箭往上飞的时候运动摇摆情况完全一样，就证明这个东西确实
是它。

　　曾涛：火箭爆炸的那一瞬间，您是什么反应？

　　孙家栋：脑袋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可以说确实感觉得当时就有点呆了，不知道是
怎么回事，好长时间自己没反应过，渐渐渐渐地就反应过来了。

　　曾涛：所有现场的人都蒙了。

　　孙家栋：大部分人都哭鼻子了。

　　曾涛：据说您跑到一个单独的小房子里嚎啕大哭。

　　孙家栋：就是在地下室里头。那阵子腿都走不动了。我在地下室里都已经听见了这个
东西掉下来，就像个炸弹似的，因为掉得离发射台很近。地下室有这么几十米深，上面都
是水泥防固的设备，有防爆门把它关上。指挥员装一个潜艇的潜望镜，把它推上去，看见
外面。我们在里头，就发射前的几秒钟不能出去。等过十几秒了，拿潜望镜看，火箭确实
转弯了，才能把这防爆门打开，完了大家出去再看外头的景观。等到二十几秒钟一下掉下
来以后，像个重磅炸弹似的，在地下室都感觉到震动特厉害。我就有点蒙了，不知道怎么
回事了，当然有些人赶快把这门打开了，跑出去了，有的人在里头就呆了。那阵子我自己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确实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曾涛：有几次您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就突然晕倒了，是吗？

　　孙家栋：突然晕倒了有几次。确实压力比较大，最典型的一个事情，比如说返回式卫
星，就是它要回来。咱们这卫星从北方往南飞，落在四川。假设一旦落下来慢了一点，是
不是卫星还继续往南飞？往南飞的话，走不好就出国了。就掉到海里去了。掉到海里还好
办一点。卫星要偏了，就到了柬埔寨、越南这一带，落到人家国家去了。所以当时里头装
了个炸药包，就是考虑到一旦发现这个问题往下落下来的时候，轨道不正常，往南跑得太
多，我下个指令就把它赶快炸掉就完了。不要出国，那时候出国也是个比较大的事情。这
想得很好吧。等到了靶场以后，开始电测了，再过几天卫星就要发射了。忽然又想明白一
个事情，这个卫星假设不出毛病，非常正常落下来了，收回来以后，你也得拉回到自己工
厂去把它打开，分解，把片盒拿出来吧？你这里有个炸药包，上了天以后又回来了，谁知
道这炸药包里头出没出毛病？你一开盖，里头炸药包要崩了，你不就出事了？这不自己找
活干吗？(笑)那时候就压力大了，到底装还是不装？因为你原来装是有道理的，你现在说
怕出事你又不装了，也得讲出些道理。到底行还是不行？所以这个炸药包问题当时把大家
搞得非常紧张。作为这个技术负责人，当然我就压力比较大了。白天晚上都在研究这个问
题，确实是精神实在支撑不了了，身体上就出现一些小毛病。

　　进入国际卫星发射市场

　　1975年12月，孙家栋被任命为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开始研制和发射静止轨道试验
通讯卫星。

　　1977年孙家栋担任中国试验通信卫星总设计师。他将“试验卫星”定为“试用卫星。
”目标是一步到位。

　　1984年4月8日，“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进入38000千米的远地轨道。孙家栋指挥
了卫星的调姿，用了8天的时间，这颗卫星准确定点在东经125度的赤道上空。5月14日，这
颗卫星正式交付使用，开始传输电视节目。中国成为第五个发射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国家
，而且第一颗卫星就具有实用性。

　　1985年，孙家栋任航天部副部长、科技委主任。

　　1986年，任中国第二代卫星“东方红三号”、“风云二号”、中国和巴西合作的地球
资源卫星总设计师。两年后，孙家栋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2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
士。

　　早在70年代末，孙家栋就作为中国航天代表团的成员，多次出国考察，开始和西方航
天科技人员进行了交往，长期和世界隔绝的局面终于被打破了。

　　1985年10月，经中央批准，中国航天部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要走向世界，进入国际市
场。这一消息震惊了世界。

　　当时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和大力神火箭，欧洲的阿丽亚娜火箭相继发射失败，而
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再次发射通信卫星成功，时机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

　　此时的孙家栋已经是航天部副部长，领导着中国设计和研制第二代卫星的重任。在中
国火箭进入世界市场的艰苦谈判中，他又一次出任了主帅。

　　而当时世界火箭市场的情况却异常复杂。

　　曾涛：在国际上尤其是美国并没有把中国的能力放在眼里，您当时去谈判是不是有一
个很深刻的体会？

　　孙家栋：是这样的情况。中国提出来对国际市场有发射服务，最大的障碍就是对中国
航天事业到底发展到什么水平，人家不了解。但从商业活动角度来讲，它一方面看低你，
另一方面它也有所担心，就是你要真正商业活动能力很强的话，它有点担心。实质来讲就
是对中国的火箭能力他看不透，他们思想是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又瞧不起你，又一方面怕
你夺了它的市场。所以当时咱们中国火箭一进入市场的时候，这两方面问题都遇到过。中
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怎么样才能推销出去，这个事情是大事，两眼一抹黑。过去在西方
学习过的老同志都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情了，我们这帮人跟西方从来没有过接触。改革开放
以后，我们国家参加了航天学术活动。欧洲航天局局长对中国还是比较友好的，他就说你
中国火箭要想进入市场，需要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但是欧洲的阿丽亚娜火箭当年进入国际
市场的时候，从提出来，到真正找了第一个商业合同，用了八年的时间，当时这句话对我
们刺激很大。

　　曾涛：中国最终花了多长时间进入这个国际市场？

　　孙家栋：我们进了国际市场是85年提出来的，真正出去活动是87年，第一个合同是90
年拿到的。

　　曾涛：五年的时间。

　　孙家栋：从提出来到发射成功当然用了五年时间。但真正活动大概三年多一点时间。
确实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怕中国的火箭确实是质量比较好，报价也比较低，他怕把这个
世界市场冲击得很厉害，所以他又千方百计来限制我们。限制我们的最大的是什么呢？因
为那阵咱们卫星质量还不行，进入不了国际市场。那么只是火箭要进。火箭的买主买了美
国卫星或者欧洲卫星，然后再买咱们火箭来发射。那美国就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他说我
的卫星是特殊产品，出口得需要国家批准。因为这不是中国买的，所以我的卫星不准许出
口到中国土地上。到了中国土地上，我的技术安全保证不了。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把它这话给驳倒了。我就说你这个卫星到我中国来发射，不是你出口到我中国的。我中国
没买你卫星，你这个卫星到我中国是过境，从这儿路过一下，进来以后到我的靶场，从靶
场就上天了。那过境和进口有什么区别呢？你过境的东西我可以不检查，但是由于你过境
，我可以采取特殊办法。特殊办法怎么办呢？你自己把你的卫星好好包起来，你不是怕人
看吗？老怕你技术泄密，你就派专人，你自己看着，到了靶场以后你要测试，我租给你一
个厂房。这个厂房包括大门钥匙都交给你，这个厂房里头电在什么地方，水龙头在什么地
方我都告诉你。开电门开水龙头你自己来，你卫星拉进来了，你关上大门，你在里头愿意
怎么干就怎么干。但你给我保证一条，你不能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事情。这个要
叫我抓着了，那是肯定不行。完了以后你搞好了，你再把它用塑料包起来，装在我火箭上
，我火箭整流罩一包，到时候给你发射就完了，我也没看见你卫星什么样，这才解决这个
问题了。

　　曾涛：您觉得最难沟通的或者最难做的是什么？

　　孙家栋：最难沟通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双重矛盾。在谈的过程中，你能感觉出来他本
身并没有瞧得起你，认为你中国火箭并不是说说就能拿走合同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从另
外一个角度，他确实怕你真正打开这个场面以后，把他的市场，他的利益给冲击了。所以
在条文上他写得非常苛刻。好比说从技术保密角度来讲，你一定得保证我怎么地怎么地，
那个口气都是口大气粗的。同时你一定得保证你每年最多不能拿走多少个合同，就是限额
。这类条款定得特别多。但他条款写的这个口气都是单方面的，所以我们在第一轮谈判的
时候先没跟他纠缠，就先谈这个文件本身咱俩是平等的，我不是求你的，这个文件得是商
量着办。你应当办什么事情，我应该办什么事情。这是第一轮。跟他谈了一顿，他也感觉
跟中国人打交道起码这口气上得是平等的口气。但是第二轮就变成实质性东西，好比他规
定说你这个火箭报价不能低于世界上市场上平均多少。咱们的最大优势就是我便宜，我才
能拿着合同，因为咱们名声没打出去，假设跟他一样报价的话，那咱们火箭肯定是合同一
个拿不上。那我就强调中国本身报价就便宜。他说你这是政府补贴。

　　曾涛：实际上是不是在补贴呢？

　　孙家栋：作为商业活动来讲，确确实实国家是没有补贴的。因为你进入国际市场，假
设你国家再商业补贴，国家再赔钱，这确实是不行的。

　　曾涛：实际上我们签的这些商业合同是有效益的？

　　孙家栋：实际上是有效益的。这个效益当然可能比西方低一些。第一颗卫星发射上去
以后，我们不仅仅给它发射成功了，就是要求卫星得送到那一个点上，我们就给它送到哪
个点上。我们就是精度高，搞了几十次发射，国外用户当时就说中国火箭发射卫星的精度
是非常高的，非常佩服。从那以后，他就连续跟我们定了几个合同，用中国火箭发射。

　　家庭生活

　　孙家栋的爱人魏淑萍是一位医生，在她的回忆中，除了谈恋爱时有过一次长谈，几十
年孙家栋都是沉默寡言的一个人。

　　1999年9月，江泽民总书记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授予孙家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回家后，孙家栋给妻子带上了奖章，表达他对妻子的衷心感激。

　　曾涛：我看到一张照片，您把功勋奖章戴到了您夫人的身上，表明这功勋里面也有她
的部分？

　　孙家栋：对，是这样。所以我非常欣赏这句歌词“军功章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
半”。

　　曾涛：在家的时候太少了。

　　孙家栋：太少了。中国的妇女自己要工作，还要负担起整个家庭的责任，对男方的支
持确实是很大的。我两个小孩生下以后，我基本都没管过，尤其是第二个小孩。她住院的
时候我都不知道。因为她本身也是个大夫，是个内科大夫，在我们职工医院里，是她们同
事把她接去的。小孩生完了以后，送回家也是她们同事把她送回去的。生第二个小孩，正
好搞第一颗卫星，那确实是一点时间也没有。

　　曾涛：没有办法牵挂。

　　孙家栋：就感觉精力不在那儿。那时候白天晚上想的东西就是这颗卫星，到底哪件事
情应当怎么办。而且兜里就老揣个笔记本，晚上睡觉时候压在枕头底下，半夜稀里糊涂地
忽然间醒了，想起一件事情，赶快记下来。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就去办这件事情。

　　曾涛：1994年的时候，您夫人患脑溢血，您突发心脏病，结果你们俩竟然就碰巧就住
在一个医院里了。孙家栋：(笑)94年底正好要发射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一个通讯卫星，我要
上在靶场。我走的时候她说，你出差了，我就借这个机会把到医院做结石手术，拉一刀把
它拿出去就完了。但结石做完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得血栓了。而我那次发射刚一上
去，卫星不太顺，压力也比较大。那阵还跟美国谈判这个发射服务，正是第二轮谈判，谈
得也很紧张。卫星那边问题刚解决，几天没休息，西安北京，西安北京来回跑，这样才晕
倒了。就被送到海军总医院住院。她知道我回来了，就老说我不去看她。后来两个大夫陪
着我到医院去看她。等她出院以后，因为得休息，正好我也心脏不好，领导就批准我们俩
到小汤山职工疗养院，在那个地方住了一段院。

　　曾涛：所以住院倒成了她一生印象中最深刻的事情。

　　孙家栋：(笑)那段一块儿住得这么长时间，确实是没有过。

　　曾涛：一生都少有吗？

　　孙家栋：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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