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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卡尔.波普 著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Wed Mar 13 11:49:01 2002) , 转信

这是一篇有关方法论的著名文稿，谨供参考——转载者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By Karl R.Popper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卡尔.波普 著　
杜汝楫 邱仁宗 译
　
历史的注解 .
 序
导论
I.历史决定论的反自然主义学说
1．概括 2．实验 3．新颖性 4. 复杂性 5．预测的不精确性 6．客观性和评价 7．整体主
义 8．直觉悟性 9．数量方法 10．本质主义与唯名主义
II.历史决定论的泛自然主义学说
11．与天文学的比较。长期预报和大规模预报 12．观察的根据 13．社会动力学 14．历史
规律 15．历史预言与社会工程的对比 16．历史发展的理论 17．社会变革的解释与设计 
18．分析的结论
III. 对反自然主义学说的批评19．批评的实际意义20．社会学的技术方法21．渐进工程与
乌托邦工程的对立22．与乌托邦主义结成的非神圣同盟23．对整体主义的批评24．整体主
义关于社会实验的理论25．实验条件的可变性26．概括局限于时期吗？ IV.对泛自然主义
学说的批评27．有进化规律吗？规律和趋势28．回归法，因果解释，预测和预言29．方法
的统一性30．理论科学和历史科学31．历史学中的境况逻辑，历史解释32．关于进步的社
会建构学说
33．结论，历史决定论的感情吸引力　
　
　

历史的注解
本书的基本论点是，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
类历史的进程。本书这个论点可以追溯到1919-1920年冬天。它的基本大纲完成于1935年前
后；1936年 1月或2月，它作为一篇题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论文在布鲁塞尔我的朋友
阿尔弗雷德·勃朗塔尔家中举行的一次私人会议上第一次宣读过。在这次会议上，我以前
的一位学生对那次讨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叫卡尔·希尔弗丁，不久他就成为盖世太保
和第三帝国历史决定论迷信的牺牲品。出席者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其后不久，我在伦敦
经济学院F.A.冯·哈耶克教授的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类似的论文。这篇论文的发表耽误了
好些年，因为我投稿的那家哲学期刊拒绝接受我的稿子。第一次分三部分发表于《经济学
》N·S．1944年第11卷，第42、43期，1945年第12卷，第46期，自从那时以来，意大利文
译本（米兰，1954年）和法文译本（巴黎，1956年）相继以书籍形式问世。本版的正文已
作了修改，并有若干补充。
　
序
我试图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证明，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拙劣的方法——不能产生任何
结果的方法。但我过去实际上并没有反驳历史决定论。
在那时以后，我成功地对历史决定论给予反驳：我已证明，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我们不
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
这个论证包含在1950年发表的《古典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中的非决定论》一篇论文中。但
是我现在又不再满意这篇论文了。在我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的《跋：二十年以后》中讨
论非决定论的一章，有更满意的论述。
为了让读者知道这些最近成果，我拟在这里简单谈谈我对历史决定论的这个反驳。我的论
证可以概括为如下五个论题：
（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即使把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科学
思想看作某种物质发展的副产品的那些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前提的正确性。）
（2）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这个论断可以由
下面概述的理由给予逻辑的证明。）
（3）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4）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即摈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
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埋比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 （5）所以历史决
定论方法的基本目的（见本书第11至16节）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
当然，我这个论证并不反驳对社会进行预测的可能性；相反，预测某些发展将在某些条件
下发生，这个方法可以用来检验社会理论——例如经济理论，这是同我的论证完全相容的
。我的论证只是根据历史发展可以受到我们知识的增长影响这一点，来反驳对历史发展进
行预测的可能性。
这个论证的决定性步骤是论题（2）。我以为下列的说法是令人信服的：如果有不断增长的
人类知识这回事，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可能预先知道我们明天才会知道的事情。我认为这个
推论是站得住脚的，但它还不是这个论题的逻辑证明。我在上述论文中提供的（2）的证明
是复杂的：如果能找到较为简单的证明，我也不会惊异。我的证明在于指出了任何科学预
测者——不管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部计算机——都不能用科学方法预测它自己未来的结果
。只有在事后，这样做的尝试才能获得结果，但对于预测来说，就为时太晚了：只有当预
测已成为追溯（retrodiction），这些尝试才能得出结果。
这个纯逻辑的论点适用于各种各样的科学预测者，包括相互配合的预测者“社会”。这意
味着任何社会不可能科学地预测它自己未来的知识水平。
我的论证多少有点拘泥形式，所以即使它的逻辑有效性得到承认，它也会被认为没有任何
实际意义。
然而，我已在两部著作中设法说明问题的意义。在后一部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
我已从历史决定论思想史中选取若干事件，以证明这个问题对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到黑格
尔和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的持续而有害的影响。在前一部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现在第一次用英文以书籍的形式出版）中，我力图证明历史决定论作为一种智力结构所具
有的意义，我已试图分析它的逻辑——往往是如此深奥晦涩，如此咄咄逼人，如此容易骗
人——并且我已经证明它有着固有的、无法弥补的弱点。
卡尔·雷蒙德·波普
1957年7月于白金汉郡，潘恩
一些最有眼光的本书评论家对它的标题表示困惑。这个标题意在暗示马克思一本书的标题
《哲学的贫困》，后者又是暗示普鲁东的《贫困的哲学》。
卡尔·雷蒙德·波普
1959年7月于白金汉郡，潘恩
导 论
人们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科学兴趣比他们对宇宙学和物理学的科学兴趣来得早一些；
古代有些时期（我指的是柏拉图的政治理论，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制度论文集），社会
科学似乎比自然科学更先进。但是由于伽利略和牛顿，物理学的成就出乎意料地远远超过
所有其他科学；而且自巴斯德（生物学的伽利略）以后。生物学也已获得几乎同样的成功
。但是社会科学尚未找到它们的伽利略。
在这种情况下，从事某门社会科学的研究者非常关心方法问题；他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
往往盯着那些日益繁荣的学科，尤其是物理学。例如，正是有意识地试图模仿物理学的实
验方法而导致冯特时代的心理学改革；并且，从J.S.密尔以来，人们一再试图按照有点类
似的路子来改革社会科学的方法。在心理学领域, 这些改革也许已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
尽管还有许多令人失望之处。但是在理论社会科学中，除了经济学以外，这些尝试除了失
望之外没有带来什么。在讨论这些失败时，人们就会立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物理学方法
是否真的能用于社会科学呢？顽固相信物理学方法的可应用性的不正是造成这些研究处在
非常可怜的状态的原因吗？
这个问题促使人们给那些对不怎么成功的科学方法感兴趣的思想学派加以简单的分类。根
据他们对物理学方法可应用性的观点，我们可以把这些学派分为泛自然主义的或反自然主
义的；如果他们赞成把物理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则称他们为“泛自然主义的”或“
肯定的”；如果他们反对这些方法的应用，则称他们为“反自然主义的”或“否定的”。

一个研究方法的学者究竟是赞成反自然主义学说还是赞成泛自然主义学说，还是采取两类
学说相结合的理论，这主要取决于他对所研究的学科的性质持什么看法，以及对这一学科
的内容的看法。但是他采取的态度又取决于他对物理学方法的观点。我相信后一点是其中
最为重要的。并且我认为，在大多数方法论讨论中，关键性的错误在于对物理学方法的一
些十分常见的误解。我尤其认为，这些错误起源于对物理学理论的逻辑形式、检验这些理
论的方法、以及观察和实验的逻辑功能的错误解释。我的论点是，这些误解有着严重的后
果；我试图在本书第III、IV部分证明这个论点。我要在那些部分阐明；反自然主义的和泛
自然主义的各种不同的，有时彼此冲突的论证和学说，确实都在于对物理学方法的误解。
然而，在I和II部分，我只限于解释某些反自然主义学说和泛自然主义学说，这些学说形成
了这两种学说都具有的一种特别的方法。
我建议首先说明这种方法，然后才加以批评。我把这种方法称为“历史决定论”。在讨论
社会科学方法时常常遇到它；而且常常不加批判地使用它，甚至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我
说的“历史决定论”是什么，我将在本书中加以充分解释。在这里我只需这样说：我说的
“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
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
达到这个目的。我深信这种历史决定论的方法论学说从根本上应对（除经济学以外的）理
论社会科学那种不令人满意的状况负责，因而我对这些学说的介绍当然并非毫无偏见。但
是我已努力提供支持历史决定论的理由，以便我尔后进行批判。我试图把历史决定论描述
为一种考虑周到而结构严谨的哲学。而且我毫不踌躇地构思一些支持它的论据。据我所知
，历史决定论本身从未提出过这些论据。我希望，这样我就成功地建立一种确实值得抨击
的观点，换言之，我已使一个理论变得完善，人们常常提出这个理论，但是也许从来没有
以充分发展的形式提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故意选用有点陌生的说法“历史决定论”。我
希望通过引入这个说法，能避免有人在文字上吹毛求疵。因为我希望不会把任何人引向这
样的问题：这里所讨论的论点是否真正完全或基本上属于历史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
这个词的真正的、完全的或基本的意思是什么？
I．历史决定论的反自然主义学说
历史决定论强烈反对社会学领域中的方法论自然主义，而声称物理学特有的某些方法不能
应用于社会科学，因为社会学与物理学之间有着深刻的差异。它告诉我们说，自然法则或
“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都是始终有效的；因为物质世界受着在整个空间和时间之内不变
的物质统一体的支配。然而，社会学规律，或社会生活规律则随着不同的地点和时期而有
所不同。虽然历史决定论承认，有许多典型的社会条件，并且可以观察到这些条件有规律
地一再发生，但它否认在社会生活中所发现的规律性具有物质世界规律性那种不变的性质
。因为它们取决于历史，取决于文化上的差异。它们取决于特定的历史境况。例如，人们
谈到经济规律时不应不加限定，而应该说封建时期的经济规律，或早期工业时期的经济规
律等等，总要提到所说的规律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历史时期。
历史决定论断言，由于社会规律具有历史相对性，因而大多数的物理学方法不能应用于社
会学。这种观点所根据的典型的历史决定论论点涉及到概括、实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
精确预测的困难以及方法论本质主义的意义。我将逐一讨论这些论点。
1．概 括
按照历史决定论的看法，在自然科学中，概括及其成功的可能性在于普遍的齐自然（unif
ormity of nature），在于观察到（也许不如说在于认定）在类似的条件下会发生类似的
事情。这个原理被看作是在整个空间和时间内有效，据说它是物理学方法的基础。
历史决定论坚持认为，这个原理在社会学中必然是无用的。类似的条件只发生在单个历史
时期内。它们决不会在时过境迁时还继续发生。因而社会中没有可以作为长期性概括的根
据的那种恒久的齐一性——其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那些平凡的规律性，例
如下述的真命题：人类总是生活在集体之中，或某些东西的供应是有限的，而另一些东西
如空气的供应是无限的，只有前者才能有市场价值或交换价值。
按照历史决定论者看来，忽视这种限制并试图概括社会齐一性的方法，无形中假定这些规
律性是永恒的；因此一种在方法论上很幼稚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能够采取物理学的概
括方法——将造成一种错误的和可能误人子弟的社会学理论。这种理论会否认社会发展、
或者否认社会总是发生重要的变化。或者否认社会发展（如果有的活）可以影响社会生活
的基本规律。
历史决定论者常常强调，在这些错误的理论后面通常有一种辩解的意图；而事实上，社会
规律不变的假贫可能很容易被滥用于这些目的。首先，它似乎认为，由于不愉快或不合意
的事情是由不变的自然法则决定的，所以必须加以接受。例如人们引用了经济学的“不可
抗拒的规律”来证叨，用法律干预工资交易是无效的。滥用持久性假设的另一种辩解，助
长了一种不可避免性的普遍感觉，从而使人容易安静而不加抗议地忍受不可避免的不幸。
现在的一切将会永远存在，试图影响事件的进程，甚或对它作出评价，都是荒唐可笑的。
人们并不对自然规律提出异议，而企图推翻它们那就只能导致灾难。
历史决定论者说，这是保守的和为现实辩解的，甚至是宿命论的论点，是主张社会学应该
采用自然主义方法的必然结论。
历史决定论者反对这些议论，认为社会的齐一与自然科学齐一迥然不同。社会的齐一是随
着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改变的。而人的活动正是改变它们的力量。因为社会的齐一不是自然
法则，而是人为的；而且虽然可以说它们依赖人类的本性，它们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人
类的本性有力量改变它们，而且也许能控制它们。所以人类能够使事情变得更好些或更糟
些，积极的改革不一定无效。
历史决定论的这些倾向吸引着感到应该有所作为的人，尤其是感到应该干预人类事务并拒
绝承认现有事态不可避免的那些人。趋向于有所作为并反对任何暗自满足的倾向，可以称
之为“能动主义”。我将在第17和18节更多地谈论历史决定论与能动主义的关系；但我在
这里援引一位著名的历史决定论者马克思的一句众所周知的劝诫，这句劝诫突出表达了“
能动主义者”的见解：“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2．实 验
物理学运用实验方法；即它采用人工控制、人工隔离，以此来保证再现类似的条件及因此
而产生的某种效应。这种方法的基础显然是，在条件类似的地方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历史
决定论者声称，这种方法对社会学是不适用的。他争辩说，即使它是能够适用的，也不是
有用的。因为，当类似的条件仅仅发生在某个时期内，任何实验结果只有十分有限的意义
。而且，人工隔离正好排除了社会学中极其重要的因素。有的经济问题正是由于个人和集
体在经济上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而鲁宾逊·克鲁索及其与世隔绝的个体经济决不可能成
为这种经济的有价值模式。
历史决定论者进一步论证说，真正有价值的实验是不存在的。大规模的社会学实验决不是
物理学意义上的实验。它们不是为了促进知识本身的发展，而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这种实验不是在一个与外部世界隔离的实验室中进行的；相反，这种实验改变了社会的条
件。由于进行第一次实验就改变了条件，这种实验决不会在完全相似的条件下重复。
3．新颖性
上述论点值得推敲。我已说过，历史决定论否认在完全相似的条件下重复大规模社会实验
的可能性，因为第二次进行实验的条件必定受到以前进行的实验的影响，这种议论依赖于
这样的观念：社会犹如有机体，它具有一种我们通常称之为历史的记忆力。
在生物学中，我们能够谈论某种有机体的生活史，因为有机体部分地受过去事件的制约。
如果这种事件重复发生，它们对于有经验的有机体，就失去了新颖性，而带有习惯的色彩
。然而这正是为什么重复事件的经验不是原来事件的经验之故——为什么重复的经验是新
的。所以，被观察事件的重复可能相当于观察者产生了新的经验。由于重复形成了新的习
惯，因而产生了新的习惯条件。所以，我们对同一个有机体重复某一实验的全部条件——
内部的和外部的——不可能十分相似而使我们能够谈论真正的重复。即使环境条件的完全
重复也是与有机体中的新条件相结合的，因为有机体从经验中学习了。按照历史决定论看
来，这也适用于社会，因为社会也有经验：它也有它的历史。社会只能缓慢地以它的历史
（部分）重复中学习，但无可怀疑，从它部分地以它的过去为条件来说，它的确学习了。
否则，传统和对传统的忠诚和怨恨、信任和不信任，就不可能在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
所以，在社会历史中真正的重复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对出现性质全新的东西
有思想准备。历史是会重复的——但决不是在同样的水平上，如果所说的事件具有历史重
要性，如果这些事件对社会有着持久的影响，就更是如此。
在物理学所描虚的世界中，不可能出现真正全新的东西。人们可以发明一部新发动机，但
我们总可以把它作为原有要素的重新组合来加以分析，物理学中的新只是排列或组合的新
。历史决定论坚持认为，社会的新则完全相反，如同生物学的新一样。是一种内在的新。
它是真正的新，不能归结为组合的新。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同样的旧因素在新的排列中决
非真正是同样的旧因素。在社会生活中，一切都不可能完全重复，而必然出现真正的新事
物。历史决定论认为这一点对于考虑历史新阶段或新时期的发展是很重要的；每一个阶段
或时期内在地不同于任何其他阶段或时期。
历史决定论声称，没有比出现真正的新时期更为伟大的时刻。我们对物理学新情况的解释
是把它们视为原有因素的重新排列，但对于社会生活这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却不能按照我
们在物理学中这个习惯的路子来加以研究，即使普通的物理学方法可以适用于社会，但决
不会适用于最重要的特点：社会划分为各个时期并出现新情况，一旦我们理解社会新事物
的意义，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这样的想法，即把通常的物理学方法应用于社会学问题会有助
于我们理解社会发展问题。
社会的新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已看到，每一特定的社会事件，社会生活中每一件事，在
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新的。它可以和其他事件归入一类；它可能在某些方面类似那些事
件；但它在某一个十分明显的方面总是独特的。就社会学解释而言，这导致了显然不同于
物理学的情况。可以设想，通过时社会生活的分析，我们也许能够发现和直观地理解，任
何特定的事件如何发生和为什么发生；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它的原因和结果——使它发生
的那些力量和它对其他事件的影响。然而我们发现，我们不能提出普遍规律，不能用普通
名词来描述这种因果联系。因为它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社会现象，而我们所发现的特殊力量
则能对这种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这些力量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也许在这种特定的
社会境况中只出现一次，而不再出现。
4．复杂性
刚才概述的方法论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人们十分经常讨论的一个方面（这里不拟讨论）是
某些独特的人物的社会作用问题。另一方面是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在物理学中我们处理的
课题则简单得多；尽管如此，我们还要用实验隔离方法人工地使问题简化。由于这种方法
不能应用于社会学，我们面临双重的复杂性——不能进行人工隔离而产生的复杂性，以及
下列事实造成的复杂性，即社会生活是以个人的精神生活即心理为条件的自然现象，而心
理学又以生物学为条件，生物学又以化学和物理学为条件。社会学在学科系统中排在最后
，这一事实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涉及社会生活的因素是极端复杂的。即使有不变的社会学
齐一性，象物理学领域中的齐一性那样，但由于这两重复杂性，我们完全不可能发现它们
。如果我们不能发现它们，那就没有什么必要认为它们依然存在。
5．预测的不精确性
在讨论历史决定论的泛自然主义学说时将表明，历史决定论往往强调预测作为科学任务之
一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历史决定论，即使我并不认为历史预言是社会科学
的任务之一。）然而，历史决定论争辩说，社会预测必定是十分困难的，不仅由于社会结
构的复杂性，而且由于预测与被预测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引起的某种特殊的复杂性。
预测可影响被预测事件这种看法是十分古老的。传说中的俄狄普斯杀了他以前从未见过面
的父亲，这是一个预言的直接结果，这个预言曾使他父亲把他抛弃。所以我建议把预测对
被预测事件的影响（或者更一般他说，某条信息对该信息所涉及的境况的影响）称为“俄
狄普斯效应”。这种影响或者会引起被预测的事件，或者会防止这种事伴的发生。
历史决定论者最近指出，这类影响可能与社会科学有关，它可能增加作出精确预测的困难
，而有损于它们的客观性。他们说，假定社会科学能够如此发达，以致可以对任何社会事
实和事件作出精确的科学预报；但是从这种假定会得出荒谬的结论，所以根据纯粹的逻辑
理由就可以反驳这样假定。因为，如果新制订了这样一种科学的社会日历，并且为人所知
（由于它在原则上能够由任何人重新发现，它不可能长期保密），它肯定会引起扰乱预测
的行动。例如，假设人们预测股票行市三天看涨，然后看跌。显然与市场有联系的每个人
都会在第三天抛售股票，这造成了当天股票行市下跌，从而否证了这个预测。简言之，精
确而详尽的社会事件日历这种观念是自相矛盾的：所以精确而详尽的科学的社会预测是不
可能的。
6．客观性和评价
我们已经看到，历史决定论在强调社会科学中预测的困难时所提出的论点，是基于预测对
被预测事件的影响的分析。但是，按照历史决定论的看法，在某些条件下，这种影响可以
对作出预测的观察者有重要的反作用。类似的考虑甚至在物理学中也是有的，在物理学中
，每一次观察都基于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能量交换，从而导致物理学预测中通常可以
忽略的不确定性，即所谓“测不准原理”。
坚持这种不确定性是由于观察客体与观察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致；这是可能的，因为二
者均属于同一的作用和反作用的物质世界。正如玻尔指出的，物理学中的这种情况，在其
他学科中，尤其在生物学和心理学中有类似之处。但是科学家及其对象属于同一个较大的
世界这一事实，在社会科学中是没有的，这导致社会科学中（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预测
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有时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在社会科学中，我们面临着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充分的而复杂的相
互作用。觉察到一些可能产生某一未来事件的倾向，进而觉察到预测本身可能影响被预测
事件，这很可能对预测的内容有反作用；并且这些反作用也许严重损害预测的客观性以及
社会科学的其他研究结果的客观性。
一个预测就是一种与其它社会事件相互作用的社会事件，其中包括与它所预测的社会事件
的相互作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预测可以促使这个事件的发生；但不难看出，
它也可以从其它的方面影响这个事件。在极端的情况下，它甚至可以引起它所预测的事件
。因为，如果没有预测该事件，也许它本来就根本不会发生。在其相反的极端情况下，对
即将来临的事件的预测可导致防止该事件的发生（因此可以说，社会科学家能够通过故意
地或不经心地不去预测它，来使之发生，或引起它发生）。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显然会
有许多中间情况。预测某件事的行动，以及不去作出预测的行动，都会有种种后果。
显然，社会科学家必须及时知道这些可能性，例如，一位社会科学家预测某件事，预知他
的预测将引起它发生。或者他否认某种事件可以预期发生，从而阻碍它的发生。在这两种
情况下，他也许都遵守科学客观性的原则，因为他的确说的都是实话。但是，尽管他说了
实话，我们也不能说他遵守了科学客观性；因为在作出预报（预报某事件将实现）时，你
可能是按照他个人的喜好来影响那些事件。
历史决定论者可能承认，这种情况多少是特意安排的，但是他将坚持认为，这种情况显然
在社会科学的几乎每一章中都有。科学家的意见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几乎不可避免
地造成一种境况，在这种境况中，我们不仅必须考虑意见的真实性，而且必须考虑它们对
未来发展的实际影响。社会科学家也许正在努力发现真理；但同时他也必定总在对社会施
加一定的影响。他的意见确实起作用这个事实本身就破坏了意见的客观性。
我们迄今一直认为社会科学家确实努力发现真理，并且纯粹为了发现真理；但是历史决定
论者会指出，我们所描述的境况给我们的假定造成困难。因为只要偏爱和兴趣对科学理论
和预测的内容有这种影响，则能否判定和避免偏见就很成问题。因此在社会科学中几乎没
有类似我们在物理学中遇到的那种时真理的客观的和理想的探求，就不足为怪了。我们必
须预期在社会科学中尽量发现社会生活各种趋势；尽量发现各种立场和兴趣。人们可以提
出疑问：历史决定论的这个论据是否导致极端的相对主义，以致认为社会科学中只有成功
——政治上的成功——才是重要的，而客观性和真理的理想全都不能应用。
为了证明这些论点，历史决定论者可以指出，只要社会发展中某一个时期具有某种固有倾
向，我们就可期望发现能影响这种发展的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科学起着助产士的作用
，帮助产生新的社会时期：但是在保守派手里，它同样能用来为阻碍即将发生的社会变革
服务。
这种观点可能给人们提出，如果参照各种社会学说和学派与它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中普
通存在的预测和旨趣之间的联系（这种方法有时称为“历史主义”，而不应把它同我所说
的“历史决定论”相混淆），或者参照它们与政治的、经济的或阶级利益之间的联系（这
种方法有时称为“知识的社会学”），就能够对这些学说和学派之间的区分给予分析和阐
明。
7．整体主义
大多数历史决定论者相信，自然科学方法之所以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还有更深刻的缘由。
他们争辩说，正如所有“生物”科学，即涉及生命体的科学一样，社会学的研究不应采用
原子主义的方式，而应采用现在称之为“整体主义的”方式。因为社会学的对象（社会集
团），决不能被视为只是个人的集合体。社会集团，不仅仅是其成员的总和也不仅仅是在
任何时刻在其任何成员之间存在着的个人关系的总和。甚至在三个成员组成的简单集团中
，也容易看到这一点，由A和B组成的集团在性质上不同于由同样数目的成员B和C所组成的
集团。这可以表明，人们说一个集团有它自己的历史，而它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
它的历史（参阅上面第三节论“新颖性”），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集团失去一些不那
么重要的成员，它仍然能容易地保持其性质完整无损。甚至可以设想，即使一个集团的全
部原先成员被其它成员所取代，它仍可以保持其许多原有的性质。但是，如果现在构成这
个集团的这些成员不是一个接一个地加入原先的集团，而是成立了一个新的集团，他们本
可以建立一个十分不同的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的个性对集团的历史和结构可能有很大的
影响，但这并不妨碍这个集团具有它自己的历史和结构：更不妨碍它对其成员的个性产生
强烈的影响。
所有社会集团都有它们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建构（institutions）、自己的仪式。历史决
定论声称，如果我们要理解和解释集团的现在，并且如果我们要理解也许还要预知集团未
来的发展，我们就必须研究集团的历史，研究它的传统和建构。
社会集团的整体性质（即这种集团决不能完全解释为它们成员的单纯集合），说明了历史
决定论者关于物理学中的新事物（只是原有要素和因素的新组合或新排列）与社会生活中
的新事物（不可归结为纯属新排列的那种真正的新事物）之间的区别。因为如果社会结构
一般不能被解释为它们的各个部分或要素的组合，那末，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新的社会结构
显然绝不可能。
另一方面，历史决定论坚持认为，自然结构可以解释为纯粹的“构象”，或仅仅是它们各
部分及其几何构形的总和。以太阳系为例；虽然研究它的历史是有趣的，并且这种研究有
助于说明它的目前状态，但我们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状态与这个系统的历史无关。
这个系统的结构，它的未来运动和发展，完全取决于其成员目前的构象。只要知道任何一
个时刻其成员的相对位置、质量和动量，则就完全可以确定了该系统的未来运动。我们无
需再知道哪一颗行星更老些，或哪一颗是从太阳系之外被带入该系统的。结构的历史虽然
也许是有趣的，但对我们理解它的运动，它的机制以及它的未来发展却毫无帮助。显然，
自然结构在这方面与任何社会结构迥然不同：即使我们对社会结构在某个时候的“构象”
十分了解，但是如果对它的历史没有仔细的研究，则我们既也不能理解它，也不能预测它
的未来。
这些考察有力地表明，历史决定论与所谓社会结构的生物学理论或有机理论（把社会和活
机体类比来解释社会集团的理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据说整体主义的确具有一般生物
现象的特征，而且在考察各种有机体的历史如何影响它们的行为时，整体主义方法被认为
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历史决定论的整体主义论证往往强调社会集团与有机体之间的相似
性，虽然它们不一定导致接受社会结构的生物学理论。同样，认为存在着某种集团精神（
作为集团传统的载体）这个著名学说，虽然其本身不一定是历史决定论的一部分，但与整
体主义观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8．直觉悟性
迄今我们主要讨论社会生活的某些特征的方面，例如新颖性、复杂性、有机性、整体主义
以及把历史划分为各个时期；按照历史决定论的看法，某些典型的物理学方法是不能应用
于社会科学这些方面的。所以，认为在社会研究中采取一种对历史学较适用的方法是必要
的。我们必须设法直觉地认识各种社会集团的历史，而这正是历史决定论的反自然主义观
点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有时发展为与历史决定论关系密切的一种方法论学说，虽然这种学
说并非总是同历史决定论结合在一起的。
这种方法论学说认为，与自然科学的方法相反，社会科学的特有方法则是基于对社会现象
的深入认识。人们通常强调下列的对立和对照与这种学说有关。物理学的目的是解释因果
关系；而社会学的目的则是理解意旨和意义。在物理学中，可惜助数学公式对事件作出严
格的定量说明。社会学则试图较多地从性质上去认识历史的发展，例如用冲突的倾向和目
的，或用“民族性”或“时代精神”来理解历史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物理学运用归纳的
概括，而社会学则只能借助联想。正是由于这个理由，物理学能够达到普遍有效的齐一性
，并把特殊事件解释为这种齐一性的实例，而社会学则只能满足于直觉地领悟发生于利益
、倾向和命运的特定斗争中的独特事件及其在特定情况中的作用。
我建议区分直觉悟性学说的三种不同的变式。第一种变式断言，如果对引起某一社会事件
的力量进行分析，即如果知道有关的个人和集团，知道他们的目的或利益以及他们所拥有
的力量，就能认识这个社会事件。在这里，个人或集团的行为被理解为符合他们的目的—
—即扩大他们的实际利益或至少是他们想象的利益。在这里，社会学方法被认为是用想象
来推测具有一定目的的理性的或非理性的活动。
第二种变式走得更远。它承认这种分析是必要的，尤以认识个人的行动或集团的活动为然
。但是它认为，要认识社会生活，这种分析是不够的。如果我们要认识某个社会事件的意
义，例如某个政治行为的意义，那么，光靠目的论的方式是不足以认识它是如何和为什么
引起的。除此以外，我们必须理解它的意义，即它的发生的重要性。“意义”和“重要性
”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从我所说的第二种形式的论点来看，回答是：某个社会事件不仅
产生某些影响；也不仅迟早导致其他事件，而且它的出现本身就改变许多其它事件的境况
值（situational value）。这个社会事件创造了一种新的境况，要求在该特定领域内对所
有对象和所有行为进行重新定向和重新解释。比方说，为了理解在某一个国家中建立一支
新军队这个事件，就必须分析意旨和利益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不分析这种行动的境况值
，我们就不可能完全理解其意义和重要性：例如，另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在此之前一直完
全能保卫自己，而现在也许已经很不够了。简而言之，甚至在进一步发生任何实在的变化
（物理变化或心理变化）以前，整个社会境况也许已经改变了；因为当有人注意到境况变
化时，它有可能早就变了。因此，为了认识社会生活，我们不能只限于分析事实上的原因
和结果，就是说不能只分析动机，利益和行动所引起的反应；我们必须懂得每一个事件在
整体中有着某个待定的作用。这个事件由于它对整体的影响而获得它的意义，所以它的意
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整体来决定的。
直觉悟性学说的第三种变式，不但完全承认第一和第二种变式所坚持的一切，而且甚至走
得更远，它认为，为了认识某一社会事件的意义或重要性，仅仅分析事件的起因、结果和
境况值是不够的。除了这样一种分析以外，必须分析那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根本的客观历
史趋势和倾向（例如某种传统或权力的兴衰），还必须分析该事件对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
，而这个历史进程又促使这种趋势的出现。例如，要完全理解德雷法斯案（DreyfusAffai
r），除了分析它的起因、结果和境况值之外，还要求透彻了解这是在法兰西共和国发展过
程中两种历史倾向（民主和贵族，进步和反动）之间的斗争的表现。
直觉悟性方法的第三种变式强调历史的趋势或倾向，认为应该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从一个历
史时期推出另一个历史时期的类比推理。虽然它完全承认各个历史时期有着内在的差异，
并且承认任何事件都不可能在另一个社会发展时期重复，但它可以承认类似的倾向可以在
不同的也许相差很远的时期中都占支配地位。有人认为，这种类同或类似是存在的，例如
亚历山大以前的希腊和俾斯麦以前的南德意志之间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直觉悟性方
法认为，我们应该把某些事件与早期类似事件相比较来评价它们的意义，以便帮助我们预
测新的发展——然而，决不能忘记，必须充分考虑到两个时期之间的必然差异。
因此，我们看到，理解社会事件的意义的方法必须远远超越因果解释。它在性质上必定是
整体主义的；其目的必定在于确定该事件在某一复杂结构之内——在某一整体之内所起的
作用，该整体不仅包括当代的部分，而且包括时间前后相继的短期发展阶段。这可以解释
何以直觉悟性方法的第三种变式往往借助于有机体与集团的类比，何以往往采用例如时代
精神那样的观念，认为它是所有那些历史倾向或趋势的源泉和监督者，对判定社会学事件
的意义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
直觉悟性方法不仅与整体主义观念相符，它与历史决定论者强调新颖性也十分一致。因为
新颖性不能给予因果解释或理性解释，而只能直觉地把握。而且在讨论历史决定论的泛自
然主义学说时，我们将会看到泛自然主义学说和强调历史倾向或“趋势”的直觉悟性方法
第三种变式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例如，参阅第16节。）
9．数量方法
在历史决定论者通常所强调的与直觉悟性学说相关的对立和对比中，如下的对立和对比是
经常强调的。他们说，在物理学中，事件都是借助数学公式在数量上进行严格而精确的解
释。另一方面，社会学则较多地从性质上（例如采用冲突的倾向和目的等术语）去认识历
史的发展。
反对数量方法和数学方法的可应用性的议论，绝不是历史决定论者所特有，而且事实上，
这种方法有时甚至被那些持强烈的反历史决定论观点的作者们所拒绝。但是反对数量方法
和数学方法的某些最有说服力的论点却很能表明我称之为历史决定论的观点，这里将讨论
这些论点。
当我们考虑反对在社会学中使用数量方法和数学方法时，必定会因我们的反对态度看来与
事实相违而立刻遇到强烈的反对。因为数量方法和数学方法实际上正极其成功地应用于某
些社会科学领域。面对这种情况，又怎样能够否认它们是可以应用的呢？
针对这种不同意见，历史决定论思维方式所特有的某些论点。也可以对数量的和数学的观
点提出反对意见。
历史决定论者可以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但是在社会科学的统计方法与物理学的数量
——数学方法之间仍有巨大差别。社义科学不知道有任何事情可以和数学公式所表示的物
理学因果律相提并论。
例如考虑一下，（对于任何给定波长的光）光线通过的孔隙越小则衍射角越大这个物理学
定律。这种类型的物理学定律有如下形式：“在某种条件下，如果量A以一定的方式变化，
那么量B也以某种可预测的方式变化”。换言之，这种定律表明了一个可测量对另一个可测
量的依赖关系以及一个量对于另一个量的依赖方式是以精确的数量形式来规定的。物理学
用这种方式表达它所有的定律向来是成功的。为了达到这一点，它的首要任务是把所有的
物理性质翻译成数值量。例如，必须用某种光的定量描述（例如一定波长和一定强度的光
）来代替它的定性描述（如鲜艳的黄绿光）。定量描述物理性质的这种过程显然是数量表
述物理学因果律的先决条件。这就使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发生某事情；例如，根据关于孔
隙宽度与衍射角之间关系的定律，我们可以依据孔隙的缩小给出衍射角增大的因果解释。

历史决定论者认为，社会科学也必须进行因果解释。例如，他们可以用工业发展来解释帝
国主义。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个例子，我们就会立即看到，试图在数量上表达社会
学规律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例如“领土扩张的倾向随工业化的强度而
增加”这种表述（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一种表述，尽管可能不是事实的真实描述），我们就
会马上发现，我们缺少能够计量扩张倾向或工业化强度的手段。
总之历史决定论反对定量的数学方法的论点认为，社会学家的任务是对例如国家、经济体
制或政治制度等社会实体在历史进程中所经历的变化给予因果解释。由于没有任何已知的
方法在数量上表达这些实体的性质，因而不可能表述为数量规律。因此，社会科学的因果
律，即使有，在性质上也必然与物理学的因果律迥然不同，因为它们是定性的，而不是定
量的和数学的。如果社会学的规律能够确定任何事情的程度，它们也只有用十分含糊的措
词，充其量只能作出大致的估计。
关于性质（不管是物理的还是非物理的），看来只能用直觉来评价。所以，我们在这里讨
论的论点可以用来支持直觉悟性方法所提出的那些论点。
10．本质主义与唯名主义
强调社会事件的性质特性，进一步引出了表示性质的那些词语的作用问题，即引出了所谓
“共相问题”。这是最古老和最根本的哲学问题之一。
在中世纪，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激烈的论争，但它来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人
们通常把它看作纯粹的形而上学问题。但是，象大多数形而上学问题一样，它也可以有新
的提法，使之成为一个科学方法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讨论方法论问题，但作为引言，我
将对这个形而上学问题给予简略的梗述。
每个学科都采用所谓的普通名词，例如“能量”“速度”、“碳”、“白”、“演化”、
“正义”、“国家”、“人”。这些名词与单独名词或个别概念如“亚历山大大帝”、“
哈雷彗星”、“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同的。（这些名词是专有名称，是在约定俗成中加
于它们所表示的那些个别事物的标记。）
两部分人之间对普通名词的性质有过长期而频繁的激烈论争。一方认为，普通名词和专有
名称的区别只在于它依附于一组或一类单个事物的各部分，而不是仅仅依附于一个单独的
事物。例如，“白”这个普通名词不过是加给一组许多不同事物的标记，如雪花、桌布、
天鹅等。这是唯名主义学派的学说。它与传统上所说的“唯实主义”的学说相反。“唯实
主义”是一个容易使人误解的名称，因为这个“唯实主义的”理论也一直被称为“唯心主
义的”。所以我建议给它另起名称，把这种反唯名主义的理论称为“本质主义”。本质主
义者否认我们首先是收集一组单个事物，然后把它们叫作“白”；他们认为，我们之所以
说每一个白色的物体为“白”，乃是因为它和其他白色东西共同具有某种内在的特性，即
“白”。这个用普通名词表示的特性可看成是一个对象，并且和个别事物一样值得研究，
（“唯实主义”这个名称从如下断言引伸出来，即认为普遍对象——例如“白”是超乎个
别事物及其集合或组合之上而“实实在在地”存在的。于是，普通名词适合表示普遍对象
，而单独名词则表示个别事物。这些用普通名词来指称的普遍对象（柏拉图称之为“形式
”、“理念”）也称为“本质”。
本质主义不但相信共相（即普遍对象）的存在，还强调它们对科学的重要性。它指出，单
个的对象有许多偶有属性，但科学对这些属性并无兴趣。从社会科学中拿出一个例子来说
吧：经济学关心货币和信贷，但它并不关心硬币、钞票或支票等采用什么形状。科学必须
剥开这些偶然的东西而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而任何事物的本质又总是某种带有普遍性的东
西。
这些最后的话语表明这个形而上学问题的某些方法论含义。然而，我现在所讨论的方法论
问题，事实上可以撇开这个形而上学问题来加以考察。我将沿着另一条道路来探讨它——
这条道路避开普遍的和单独的事物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等问题。
我建议称之为方法论本质主义者的这个哲学家派别，是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他认为科学
研究必须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才能对事物给予解释。方法论本质主义者往往以“物质是什么
？”“力是什么”或“正义是什么”之类语词来提出科学的问题，他们还认为，对这类问
题给予透彻的回答，揭示这些名词的真实的或本质的意义，从而揭示这些名词所表示的真
正本质，这至少是科学研究的先决条件，如果不是它的主要任务的话。方法论唯名主义者
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用如下的语词来提出他们的问题：“这个东西是如何起作用？”或
“它在别的物体存在的情况下如何运动？”方法论唯名主义者认为，科学的任务只是描述
事物是如何活动的，并且认为，要这样做就得在必要时灵活地引进新的名词，或者为了方
便而对原有的名词下新的定义，而大可以不考虑原来的意义。因为他们认为语词（Words）
不过是有用的描述工具。
多数人都会承认方法论唯名主义已经在自然科学中取胜。物理学并不探求原子或光的本质
，物理学极其灵活地由使用这些名词来解释和描述某些实际观察，并作为某些重要的和复
杂的自然结构的名称。生物学也是如此，哲学家可能要求生物学家解答诸如“生命是什么
？”或“进化是什么？”等问题，有时有些生物学家也愿意满足这类要求。然而，科学的
生物学总的说来是研究另一些问题，并采用物理学所采用的那些解释法和描述法。
因此，在社会科学里，我们可以想象，方法论自然主义者是赞成唯名主义的，而反自然主
义者则是赞成本质主义的。事实上，本质主义似乎在社会科学里占上风；并且没有遇到很
有力的反对。因此，人们常常说，虽然自然科学的方法基本上是唯名主义的方法，但社会
科学则必须采取方法论本质主义。人们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是理解和解释诸如国家、经
济行为、社会集团等社会实体，并且认为这只能深入到它们的本质才行。每一个重要的社
会实体都必须先有普通名词才能给予描述，任意引进新名词（在自然科学中是很成功的）
是毫无意义的。社会科学的任务是明确地描绘这些社会实体；即把本质和现象区别开来，
这就要求获得本质的知识。“国家是什么？”“公民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政
治学的根本问题）或“信贷是什么？”或“教士和教派成员（或教会和教派）的本质区别
是什么？”等问题，不但完全正当，而且正是社会学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
历史决定论者可能在这个形而上学问题上有所不同，他们在自然科学方法论方面的看法也
有所不同，但是，仅就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他们显然是站在本质主义一边而反对唯名主
义的。事实上，我所知道的历史决定论者都是持这种态度的。然而，值得考虑的是，他们
之所以如此，是否只是由于历史决定论这种普遍的反自然主义倾向呢？或者，是否历史决
定论者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而不得不赞成方法论本质主义呢？
首先，很明显，在社会科学中反对定量方法的论点同这个问题有关。强调社会事件的性质
特性和强调直觉悟性而反对纯粹的描述，正是与本质主义有密切关系的态度。
但还有其他论点——历史决定论的更典型的论点，是从读者目前所熟悉的思潮而来的（顺
便一提，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这些论点实际上就是使柏拉图提出第一个本质学说的那
些论点）。
历史决定论强调变化的重要性。历史决定论者认为，凡变化必有变化之物。即使没有不变
的事物，但我们说到变化时也必须得找出有什么东西在变化。这在物理学中是比较容易的
，例如在力学中一切变化都是物体的运动，即物体的时空变化。而社会学主要是关心各种
社会建构，从而遇到的困难较多，因为这些社会建构在它们已经发生变化之后是不那么容
易识别的。在纯粹的描述意义上说，我们不可能把变化之前的一种社会建构和变化之后的
那个建构看作同一个建构。从描述的观点来看，它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对英国政府现时建
构的自然主义描述就是一个例子。也许必须把它们表述成与它们在四个世纪以前的情况完
全不同的。然而，就一个政府来说，我们可以说尽管它大大的改变了，但它在本质上是相
同的。政府在近代社会中的职能在本质上类似于它那时所履行的职能。尽管所剩下的可描
述的属性极少相似，但该建构的本质同一性是保存着的，于是我们可以把一个建构视为另
一个建构的改变形式。在社会科学里，当我们谈论变化或发展时，不可能不预先假定有不
变的本质，因而不能不按方法论本质主义来进行研究。
当然有些社会学名词，例如萧条、通货紧缩、通货膨胀等当初显然是以纯属唯名主义的方
式引进的。但它们也没有保存它们的唯名主义性质。随着情况的改变，我们很快就发现，
社会科学家们对于某些现象实际上是不是通货膨胀的问题，有着分歧的看法，于是，为了
准确起见，就有必要研究通货膨胀的本质性质成本质意义。
所以，对于任何社会事物都可以说，“仅就其本质而论，它可以出现在任何其他地方，采
取任何其他形式，它也可以有所改变而事实上又保持不变，或者虽说改变了，但改变的方
式与实际变化不同”（胡塞尔）。有多少可能的变化，是不能先验地给予限定的。我们不
能说某社会事物能有哪种变化而又能保持原状。有的现象从某种观点来看，可以在本质上
是不同的，而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又可以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从上述的历史决定论的论点可以看出，对社会发展的纯粹描述是不可能的；或者更确切他
说，社会学的描述决不可能仅仅是在唯名主义意义上的描述。如果社会学描述不能不需要
本质，那么社会发展的理论就更不可能不需要本质了。因为谁会认为，对某个社会时期的
特性以及它的矛盾和内在倾向和趋势等等给予判定和解释，是能够用唯名主义方法来处理
的呢？
于是方法论本质主义可以建立在历史决定论的论点的基础上，而这正是使柏拉图得出了形
而上学的本质主义。这个论点也就是赫拉克利特的论点，他认为变化的事物无法给予理性
的描述。因此，科学或知识必须假定有不变的、与它本身保持同一的东西——即本质。历
史（对变化的描述）和本质（在变化中保持不变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两个相关概念。但
这种相关也有另一个方面：在一定意义上，本质也假定有变化，因而历史也是如此。因为
，如果一个事物变化而该事物的原则却保持同一或不变，则这个原则就是该事物的本质（
或理念、或形式、或本性、或实体），那么，该事物所发生的变化就显示了该事物的各个
侧面或方面或各种可能性，因而也就显示了它的本质的各个侧面或方面或可能性。于是，
本质可以被解释为该事物所固有的潜能（Potcentialities）的总和或本源，而变化（或运
动）则可能被解释为事物本质的隐蔽潜能的实现或表现，（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
由此得出：事物即它的不变本质，只能通过它的变化而被理解。例如，如果我们想发现某
物是否由黄金制成，我们就必须锤打它或用化学方法来检验它，以便改变它，从而展示它
的隐蔽的潜能。同样，一个人的本质（他的个性），也只有当他的经历展示了他自己时才
能被理解。把这个原理引用到社会学中去，就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社会集团的本
质或真正特性，只有通过它的历史才能表现出来也只有通过其历史才能为人们所认识。但
是，如果社会集团只有通过它们的历史才能被认识，那么，用来描述社会集团的概念就必
须是历史的概念；的确，例如，日本国或意大利民族，或雅利安种族，这种社会学概念，
只能解释为以历史研究为基础的那些概念，而不能作其他任何解释。对于社会阶级来说，
这样说也是能够成立的。例如，资产阶级只能按它的历史来定义：即定义为通过工业革命
获得权力并把土地贵族挤开以及同无产阶级相斗争的那个阶级，如此等等。
本质主义也许是由于如下理由而被引进，这就是说，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在变化的事物中看
到同一性，但它又提出了一些很有力的论点支持一种学说，即认为社会科学必须采用历史
的方法；这就是说，它支持了历史决定论的学说。 
　
II.历史决定论的泛自然主义学说
虽然历史决定论基本上是反自然主义的，但它丝毫不反对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
法有着共同成份的看法。这也许是由于历史决定论者一般认为社会学同物理学一样，是知
识的一个分支，其目的都是达到理论的和经验的知识（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
我们说社会学是一门理论学科，意思是社会学必须借助理论或（它试图发现的）普遍规律
以解释和预测事件。
我们说社会学是经验学科，指的是它得到经验的支持，它所解释和预测的事件是可观察的
事件，而观察是接受或摈弃所提出的理论的根据。当我们说到物理学中的成功时，我们指
的是它预测的成功；并且它预测的成功可以说是物理学定律的经验确认。
当我们把社会学相对的成功与物理学的成功相比较时，我们假定社会学的成功基本上在于
对预测的确认。因此，某些方法（借助规律进行的预测，以及用观察来检验规律）对物理
学和社会学必定都是一样的。
我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尽管我认为它是历史决定论的一个基本假定。但是我并不同意这个
观点的进一步引伸，因为它导致我将在下面描述的一些观念。乍一看来，这些观念似乎是
刚才概述的一般观点的直接推断。但是事实上，它们包含着其他的假定，即历史决定论的
反自然主义学说，尤其是关于历史规律或趋势的学说。
11．与天文学的必较——长期预报和大规模预报
牛顿理论的成功，尤其是它能够长期预报行星的位置，给现代历史决定论者以深刻的印象
。他们声称，进行这样的长期预报是可能的，而且这表明，预言遥远未来这个古老的梦想
并未越出人类心智可能达到的范围。社会科学的目标也必须这样高。如果天文学预测日蚀
和月蚀是可能的，为什么社会学预测革命就不可能呢？
然而，尽管我们应该有这样高的目标，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历史决定论者将坚持认为），
社会科学不能希望，并且它们也一定不去追求天文学预报那样的精确性。我们已经表明（
在第5、6节），比方说，可以与航海年历相比的关于社会事件的精确的科学历法，在逻辑
上是不可能的。即使社会科学可以预测革命，这种预测也不可能是精确的；关于革命的细
节及其发生时间，必定有不确定的范围。
历史决定论者虽然也承认甚至也强调社会学的预测在细节性和精确性方面是有缺陷的，但
他们仍然认为这种预报的范围和意义可以补偿这些缺陷。这些缺陷主要由于社会事物的复
杂性，由于它们的相互联系，以及由于社会学术语的定性性质所致。但是虽然社会科学终
归难免有含糊的缺点，但它的性质术语却使它具有丰富和全面的意义。这种术语的例子是
“文化冲突”、“繁荣”、“团结”、“城市化”、“效用”等。这类预测的含混，即长
期预报的含混，因其范围和意义而被抵销，所以我建议称之为“大规模预测”或“大规模
预报”。按照历史决定论的意见，这就是社会学必须努力作出的那类预测。
这种大规模预报（范围广泛而且可能有点含糊的长期预测）显然在某些学科中是能够做到
的。在天文学领域内就可以找到重要而颇为成功的大规模预测的实例。例子是根据周期律
（它对气候变化是有意义的），或者根据大气上层电离子情况的每日变化和季节变化（它
对无线电通讯是有意义的）来预测太阳黑子的活动。这些预测类似于日蚀和月蚀的预测，
因为它们探求比较遥远的未来事件。但是它们与日蚀和月蚀的预测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们往
往只是统计性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有关细节、时间和其他特点方面都不是那么准确。我
们看到，大规模预测本身也许不是不能办到，并且社会科学如果真的能够做到长期预报的
话，那么它们显然只能是我们所说的大规模预报。在另一方面，从我们对历史决定论的反
自然主义学说的阐述中可以得出，社会科学的短期预报必定有很大的缺点。缺乏准确性必
定对它们有很大影响，因为根据短期预报本身的性质，它们只能处理社会生活中不那么重
要的细节问题，因为它们限于短暂的时期。而一个在细节上不准确的细节预测是没有什么
用处的。因此，如果我们真的对社会预测感兴趣，按照历史决定论的看法，大规模预报（
也就是长期预报）不仅十分令人神往，而且确实是唯一值得尝试的预报。
12．观察的根据
科学的非实验观察的根据，在这个木语的某种意义上，其性质总是“历史的”，天文学的
观察根据更是如此，天文学所根据的事实包含在天文台的记录之中；例如，记录告诉我们
某某先生在某个日期（时、秒）在某个方位观测到水星。简言之，记录给我们以某种“按
时间顺序登记事件的记事册”，或某种观测编年史。
同样，社会学的观察根据也只能由事件编年史，即政治或社会事件编年史的形式来提供。
在社会生活中，政治和其它重要事件的这种编年史，就是人们惯常所说的“历史”。这种
狭义的历史是社会学的根据。
把这种狭义的历史作为社会科学的经验根据是十分重要的，否认这一点就会闹出笑话。但
是历史决定论的一个特点（与它否认实验方法的适用性密切相关）就是认为政治和社会的
历史是社会学的唯一的经验来源。因此，历史决定论把社会学看作是一种理论的和经验的
学科，它的经验根据不过是历史事实的编年史，它的目标是作出预报，最好是大规模预报
。显然，这些预报也必定是有历史的性质，因为它们是由经验来检验，它们的证实或反驳
必须留给未来的历史。因此，历史决定论认为，作出和检验大规模的历史预报是社会学的
任务。简言之，历史决定论者主张，社会学是理论历史学。
13．社会动力学
还可以进一步对社会科学和天文学进行类比。历史决定论者通常考虑的那部分天文学——
天体力学是以动力学为根据的。动力学理论认为运动是由力来决定的。历史决定论的作者
常常坚持说，社会学同样应该以社会动力学为根据，即以关于社会的（或历史的）力量决
定社会运动的理论为根据。
物理学家知道，静力学只是动力学的一种抽象：可以说，静力学是关于在某些条件下如何
和为什么不发生任何事情的理论，即为什么不发生变化的理论：而且它以反作用力大小相
等来解释这一情况，另一方面，动力学则涉及一般情况，即涉及作用力相等或不相等的情
况，并可被描述为如何和为什么确实发生某事的理论。因此，只有动力学能够给我们提供
真正普遍有效的力学定律，因为大自然是过程；它运动、变化、发展——虽然有时只是缓
慢地，因而某些发展可能难以观察到。
显而易见，这种动力学观点与历史决定论者的社会学观点十分类似，因而无需作进一步的
评论。但是，历史决定者也许认为，这种类似性要深刻得多。例如，他也许说，历史决定
论所设想的社会学类似于动力学，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因果理论，而因果解释一般是关于
如何和为什么发生某些事情的解释。从根本上说，这样一种解释总是有某些历史因素。如
果你问问一个腿部骨折的人，如何和为什么发生骨折，那你是希望他将把事故的来历告诉
你。但是，甚至在理论思维的层次上，尤其是在使我们能够作出预测的理论层次上，对某
事件的原因给予历史分析也是必要的。历史决定论者将断言，需要历史的因果分析的一个
典型例子，是关于战争的起源或它的本质原因的问题。
在物理学中，这样一种分析是通过判定相互作用的力，即通过动力学来完成的；历史决定
论者声称社会学也应该这样做。它必须分析产生社会变革和创造人类历史的力量。我们从
动力学中知道相互作用的力如何组成新的力；反之，通过把力分解为它们的分力，我们就
能够洞察该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同样，历史决定论要求承认历史力量的根本重要性，不
管是精神力量还是物质力量，例如宗教观念或伦理观念，或经济利益。分析和分解这许许
多多的冲突倾向和力量，并且深入到其根源，深入到普遍的动力和社会变革的规律——这
是历史决定论所说的社会科学的任务。只有用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发展一种为大规模预报
奠定基础的理论科学，而大规模预报的确证则意味着社会理论的成功。
14．历史规律
我们已经看到，历史决定论者认为，社会学是理论历史学。它的科学预报必须以规律为根
据，既然它们是历史的预报，社会变革的预报，因而它们只能以历史规律为根据。但是，
历史决定论者又认为概括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并且认为我们不能认为社会生活的齐
一性在整个空间和时间中始终有效，因为这种齐一性通常只适用于某种文化时期或历史时
期。因此社会规律——如果有任何真正的社会规律的话——必定具有某种多少与基于齐一
性的通常概括有所不同的结构。真正的社会规律必须是“普遍”有效的。然而这只能意味
着，它们适用于整个人类历史，包括它的一切时期，而不是仅适用于某些时期。可是，其
有效性不限于某个时期的那种社会齐一性是没有的，因此唯一普遍有效的社会规律就只能
是把前后相继的时期连结起来的规律。它们必定是决定从一个时期过渡到另一时期的历史
发展规律。这就是历史决定论者认为唯一真正的社会学规律是历史规律的本意。
15．历史预言与社会工程的对比
正如业已指出，这些历史规律（如果它们能被发现的话）能够使人甚至对遥远的事件进行
预测，尽管在细节上不十分精确。因此，认为真正的社会学规律是历史规律的这种学说（
主要从社会齐一性的有限有效性中推导出来的学说）又回到“大规模预报”的观念，而与
模仿天文学的做法无关。这使这种观念更为具体，因为它表明这些预报具有历史预言的性
质。
因此，在历史决定论者看来，社会学是要解决预卜未来这个古老问题的；与其说是预卜个
人的未来，不如说是预卜集团和人类的未来。它是关于未来事物和未来发展的科学。如果
能够成功地给我们提供科学上有效的政治先见，那么，社会学就确实对政治家，尤其是对
具有超越当前事变的先见之明的那些政治家，具有历史命运感的政治家有极大的价值。某
些历史决定论者满足于仅仅预测人类历程下一阶段，即使这样的预测也是十分小心谨慎的
。但是有一个观念对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共同的——社会学的研究应该有助于揭示政治的未
来，因而它能够成为有远见的实用政治学的最重要工具。
从科学实用价值的观点来看，科学预测的重要性是明明白白的。然而，人们却始终没有意
识到科学预测可分为两类，因而也有两种不同的实用价值。我们可预测（a）台风的到来，
这种预测可以有极大的实用价值，因为它使人们及时躲进避风处；但是我们也可以预测（
b）如果要建立躲避台风的避风处，它一定采用某种建筑形式，例如在它的北面采用钢筋混
凝土撑墙等等。
这两类预测显然是迥然不同的，虽然两者都是重要的，都实现了古老的梦想。在第一种情
况下，我们被告知了一个无法防止其发生的事件。我将称这种预测为“预言”。它的实际
价值在于警告我们将发生所预测的事件，以使我们能够避开它或作好对付它的准备（可能
借助其他预测）。
与这些预测相反的是第二类预测，我们可以称之为技术预测，因为这类预测是工程的依据
。可以说，它们是建设性的，表示我们若要达到某些结果我们要采取什么步骤。物理学的
绝大多数领域（除了天文学和气象学外），都是作出这种形式的预测，从实用观点来考虑
，它们可以称之为技术预测。这两类预测之间的区别，大致上与有关的学科中有计划的实
验与纯粹的耐心观察所起作用之间的区别相吻合。典型的实验科学能够作出技术预测，而
主要采取非实验性观察的科学则作出预言。
我不愿意人们认为我的意思是指所有的科学，甚或所有的科学预测基本上是实用的——必
定或者是预言的或者是技术的，而不可能是别的任何东西。我只是要人们注意两类预测之
间的区别以及与这两类预测对应的科学。我选择“预言的”和“技术的”这两个词，当然
要表明它们在实用观点来看所显示的特点；但我使用这种术语既无意说实用观点必然比任
何其他观点优越，也无意说科学的兴趣只限于在实用角度来看是重要的预言和技术性质的
预测。例如如果我们考虑到天文学，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的发现主要具有理论意义，
但从实用观点来看，它也不是毫无价值的；然而作为“预言”，它们全都类似于气象学的
预言，对实践活动的价值十分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预言的科学性和工程的科学性的这种区别不同于长期预测与短期预测之间
的区别。虽然大多数工程预测是短期的，但也有长期的技术预测，发动机使用寿命的预测
就是一个例子。再者，天文学预测既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长期的，但大多数气象学预言
则是比较短期的。
下面将看到，预言的实践目的和工程的实践目的之间的区别，以及有关科学理论的结构之
间相应的区别，是我们的方法论分析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此刻，我只想强调指出，历史决
定论者认为社会学实验是无用的，不可能的，与此相适应，他们赞成历史预言（关于社会
的，政治的和社会建构的发展预言），而反对将社会工程实际用于社会科学实践目的的社
会工程。社会工程的观念、建构的设计和创立，也许还有对未来社会发展的阻止、控制或
加速，在一些历史决定论看来，似乎是可能的。但对于另一些历史决定论者来说，这几乎
是绝不可能的事，或者认为这无视政治计划象一切社会活动一样必然处在无比强大的历史
力量的支配之下。
16．历史发展的理论
这些考虑已把我们带到了我建议称之为“历史决定”的那些论据的核心，并且这些考虑证
明，选择这个说法是对的。其论题是：社会科学无非是历史，但不是在传统意义上的纯粹
的历史事实编年史。历史决定论者视为与社会学等同的那种历史，不仅是过去的回顾，而
且也是未来的展望。它研究起作用的力量，尤其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我们可以把它
描述为历史的理论，或理论历史，因为只有普遍有效的社会规律才被视为历史规律。它们
必须是过程、变化和发展的规律——不是关于外表的恒定性或齐一性的假规律。按照历史
决定论者的看法，社会学家必须设法对社会结构变化所遵循的总趋势有一个总体的认识。
除此以外，他们还必须设法了解这个过程的原因以及引起变化的各种力量的作用。他们应
该设法提出社会发展根本总趋势假说，使人们能够根据这些规律作出一些预言，从而能够
适应即将到来的变化。
仔细考察我所作出的两类预测之间的区别（以及两类科学之间的有关区别），就可以进一
步澄清历史决定论者的社会学概念。与历史决定论的方法论相反，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方法
论，它的目的在于技术的社会科学。这种方法论将导致对社会生活普遍规律的研究，以便
发现一切必要的事实，作为谋求改革社会建构的人的工作根据。
这些事实无疑是存在的。例如，我们知道的许多乌托邦体系之所以行不通，原因不过是他
们没有充分考虑这些事实。我们正在考虑的技术方法论是为了提供＝些方法以避免不切实
际的构想。这种方法论是反历史决定论的，但无论如何不是反历史的。历史的经验将是一
个极其重要的信息来源。但是，它并不致力于发现社会发展规律，而是寻求对社会建构的
结构给予限制的各种规律，或寻求其他齐一性（尽管历史决定论者认为这些齐一性并不存
在）。
历史决定论者除了利用已经讨论过的某种反证之外，还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对社会技术的可
能性和效用提出疑问。让我们设想一下他可能说，有一位社会工程师根据你所设想的那种
社会学制定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的计划，我们假定这个计划是可行的，切合实际的，因为
它与已知的事实和社会生活中的诸规律并不冲突；我们甚至假设这个计划获得了同样可行
的并且已经成为新的结构的其他社会改造计划的支持。即使如此，历史决定论的论证仍能
证明这种计划不值得认真考虑。它仍然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梦想，原因恰恰在于它没有考
虑历史发展规律。社会革命不是由合理的计划，而是由社会力量——例如利益的冲突所引
起的。据说一个强有力的“哲学家王”会把某个考虑周详的计划付诸实施，这个古老的想
法是为了土地贵族的利益编造出来的神话，这个神话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迷信合理的论
证会说服足够的好心人进行有计划的行动。历史已表明社会现实并非如此。历史发展的过
程从来不是由理论构思（即使很好的理论构思）来规定的，虽然这些方案和其他不那么合
理的（甚或十分不合理的）诸多因素会起来无疑会有某种影响。即使这种理性计划与强有
力的集团的利益相吻会，它也决不会接它所设想的方式实现，尽管争取其实现的斗争是历
史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实际的结局总是与理性构想十分不同的。它总是当时互相争斗的各
种力量的格局的结果。而且，在任何条件下，理性规划的结果不可能成为稳定的结构：因
为力量的平衡必然会发生变化。所有的社会工程，不管它如何以它的现实主义和科学性质
自豪，注定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
历史决定论者还会继续说，这些论点是直接反对某种理论社会科学所支持的社会工程的实
际可能性，而不是反对这种科学的本身。然而这些论点很容易扩大，以致证明技术性的理
论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看到，实用工程的冒险之所以必然失败，可以由极其重
要的社会学的事实和规律来说明。但这种说法不仅意味着这种冒险没有任何实用价值，而
且也意味着它在理论上也是不对的，因为它忽视了唯一真正重要的社会规律——发展规律
。据说这种冒险是根据“科学”，但这种“科学”必定也忽视了发展规律，否则它就决不
会为这种不切实际的构想提供根据。一种社会科学若没有讲授理性社会构想的不可能性，
那就是完全没有看到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并且必定也不知道唯一真正有效和真正重
要的社会规律。所以支持社会工程的那种社会科学不可能是社会事实的真实描述。它们本
身是不能成立的。
历史决定论者将声称，除了这个决定性的批判之外，还有其他理由抨击技术社会学。例如
，它们忽视社会发展会出现新事物这个特点。认为我们能够在科学的基础上合理地构想新
的社会结构这个想法，意味着我们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准确地按我们的计划使一个新的社会
时期出现。然而，如果这个计划的根据是探讨社会事实的科学，那么，它就不可能说明内
在的新特点，而只能说明新的排列（参阅第3节）。但是，我们知道，一个新时期有它自己
内在的新颖性——这个论点必然使任何详尽的规划归于无效，而这种规划所根据的任何科
学就不能是真的。
这些历史决定论的理由可以应用于一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所以经济学不能给我们提
供汪何有价值的关于社会改革的信息。只有某种假经济学才会设法为理性的经济计划提供
根据。真正的科学经济学必需有助于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动力。它可以帮助我们
预见未来时期的轮廓，但它不可能帮助我们提出和实现某个新时期的详尽计划。社会科学
是如此，经济学必定也是如此。经济学最终目的只能是“揭示人类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
（马克思）。
17．社会变革的解释与设计
历史决定论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宿命论，它也不一定导致无所作为——恰恰相
反，大多数历史决定论者都具有十分显著的“能动主义”倾向（参阅第 1节）。历史决定
论完全承认，我们的愿望和思想，我们的梦想和我们的推理，我们的恐惧和我们的知识，
我们的兴趣和我们的精力，都是社会发展的力量。它并不教导说，我们不能做什么事情；
它只是预测你的梦想、你的理性所构想的东西都不会按计划实现。只有与历史的主流相适
应的计划才是有效的。现在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历史决定论者所承认的合理活动是哪一
种。只有这种活动是合理的，因为它们适应和促进行将来临的变化。社会助产术是我们所
能有的唯一完全合理的活动，唯一能以科学的先见之明为根据的活动。
虽然没有一种科学理论本身能直接鼓励人们的活动（它只能使人不做某些不切实际的活动
），但它无形中给予那些自认为应该做某事的人以鼓励。历史决定论肯定提供了这种鼓励
。它甚至使人类理性起某种作用；因为只有科学的推理，即历史决定论的社会科学才能告
知我们，如果要同行将来临的变化方向相一致，任何合理活动必须要取什么方向。
因此，历史预言和历史解释必须成为任何考虑周详而切合实际的社会行动的基础。于是，
历史的解释必定是历史决定论思想的中心工作：事实上它已经是如此。历史决定论者所有
的思想和行动都是为了解释过去，以便预测未来。
历史决定论能否给那些想看到一个较好世界的人提供希望或鼓励呢？只有对社会发展采取
乐观看法的历史决定论者才能够提供这种希望，因为他相信社会发展自然将会越来越好和
合理，意即它自然而然地趋向于越来越好和合理的状况。但是这种观点等于相信社会奇迹
和政治奇迹，因为它不承认人类理性具有实现一个较合理的世界的能力。某些有影响的历
史决定论作者确实已经乐观地预言自由王国的到来，那时人类事务就可以合理计划。他们
教导说，从人类目前正在其中遭受苦难的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和理性的王国是不可能由理
性来实现的，而只能由严竣的必然性，由他们劝我们服从的盲目而又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
规律来实现的。
历史决定论只能劝说那些希望扩大理性对社会生活的作用的人们去研究和解释历史，以便
发现历史的发展规律。如果这种解释表明他们所盼望的变化行将来临，那么，他们的愿望
是合理的，因为这符合科学的预测。如果行将到来的发展恰好是朝着另一个方向，那么，
使世界较为合理这个愿望就完全不合理了；这时历史决定论者就会认为这只是一种梦想。
能动论只有默认并促进行将来临的变化才能说得通。
我已经表明，在历史决定论看来，自然主义方法包含着某种社会学理论——这个理论认为
社会没有重大的发展或变化。我们现在发现，历史决定论的方法包含着一种极其类似的社
会学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社会必然变化，只是沿着一条不变的预定道路并要经过不可避
免的必然性所预先决定的各个阶段罢了。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它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
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阵病。”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个表述突出地代表了
历史决定论的观点。虽然它既没有教导人们无所作为，也没有主张真正的宿命论，但历史
决定论却教导人们，要改变行将到来的变化是徒劳的；这可以说是宿命论的特殊形式，可
以说是关于历史趋势的宿命论。无可否认，“能动论”的告诫——“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
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可以使人们同历史决定论者产生共鸣
（如果“世界”在这里是指发展着的人类社会的话），因为它强调变化。但是它与历史决
定论的极其重要的学说相冲突，因为正如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可以说：“历史决定论者只
能解释社会发展并以种种方式促其实现；但他的问题在于无人能改变社会发展。
18．分析的结论
人们也许感到，我最后的提法偏离了我公开宣布的意向：即在着手批判历史决定论观点之
前尽可能明确地和令人信服地概述其观点。因为这些提法试图表明，某些历史决定论者的
乐观主义或能动性倾向，正是由其分析本身的结论而受到挫折。这可能意味着对历史决定
论前后矛盾的指责。人们也许会表示异议，认为在叙述中悄悄渗上了批评和嘲讽是不公道
的。
然而，我认为这种责难是不公正的。只有本来是乐观主义者或能动主义者而后来成为历史
决定论者那些人，才会把我所说的话看作是贬意的评论。（将有许多人认为是如此，因为
他们起初之所以被历史决定论所吸引是由于他们倾向于乐观主义或能动主义。）但是，对
于那些本来就是历史决定论者的那些人，我所说的话应该不是对他们的历史决定论学说的
批评，而只是批评把历史决定论与乐观主义或能动主义相提并论。
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能动主义都可以被批评为与历史决定论不相容，而只有它的某种极端
形式才是如此。纯粹的历史决定论者会争辩说，与自然主义方法相比，历史决定论是鼓励
能动性的，因为它强调变化、过程和运动；然而，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它肯定不是盲目地
把各种活动都视为合理而加以支持：许多可以开展的活动是不切实际的，它们的失败也是
科学所能预知的。他会说，这就是为什么他和其他历史决定论者要对能够被他们视为有用
的活动的范围给于限定之故，就是为什么要强调这些限定对于进行任何明确的历史决定论
分析是必要之故。而且他会辩解说，这两段马克思的引语（在前一节）并非互相矛盾的，
而是互为补充的；虽然第二段引话（年代更早的引语）本身也许有点过于“能动主义”，
但第一段引语已对它给予适当的限制；并且如果第二段引语引起了过激的能动主义者的兴
趣并使他们接受历史决定论的话，那末第一段引语就应该是把任何能动性的适当界限告知
他们了，虽然这会失去他们的赞同。
由于这些理由，我认为我的论述并不是不公道的，而只是在能动主义这个问题上加以澄清
。同样，我认为我在前一节中的其他评论也不能被视为对历史决定论的贬意评论。这些评
论的大意是说历史决定论的乐观主义只能建立在信仰之上（因为否认理性具有实现一个较
合理的世界的作用），对于本来是乐观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的那些人来说，它也许是贬意
的批评。但是始终如一的历史决定论者将在这一分析中看到对通常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
，以及理性主义的那种浪漫性和乌托邦性的有益告诫。他将坚持认为，真正科学的历史决
定论必须不依赖于这些要素；认为我们必须服从实际存在的发展规律，正如我们必须服从
引力定律一样。
历史决定论者甚至可以走得更远。他可能补充说，所采取的最合理的态度就是调整人们的
价值体系以符合行将来临的变化。如果做到这一点，人们就会得到某种能看成是正当的乐
观主义，因为按其价值体系来判断，任何变化必定都是好的。
某些历史决定论者实际上持这类观点，并发展为颇为连贯的（并且十分流行的）历史决定
论的道德学说：道德上的善就是道德上的进步，这就是说，道德上的善是提前遵守将要到
来的时期要采取的那类行为准则。
这种历史决定论的道德学说，可以描述为“道德现代主义”或“道德未来主义”（它与美
学现代主义或美学未来主义相对应）；它与历史决定论的反保守的态度颇为一致。它也可
以被视为对某些价值问题的回答（参阅第6节，论“客观性和评价”）。尤其是，它可以被
视为一个标志，表明历史决定论（本书只在其方法论方面作了认真的考察）可以扩大并发
展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或者换句话说，历史决定论方法也许本来是关于世界的一般哲
学解释的一部分，这似乎并非不可能。因为从历史的而不是逻辑的观点来看，方法论通常
是哲学观点的副产物，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我打算在别处考察这些历史决定论的哲学。
在这里我只对上面介绍的历史决定论的方法论学说提出批评。
III. 对反自然主义学说的批评
19．批评的实际意义
究竟科学探索的真正动机是否出于求知的欲望，即出于纯理论的或单纯的好奇心，或者我
们是否应该把科学理解为解决人类生存斗争中的实际问题的工具，这是一个不必在这里解
决的问题。可以认为，维护“纯粹的”或“基础的”研究权利的那些人应该获得一切支持
去反对那种狭隘而不幸的时髦观点——认为科学研究只有确属合理的投资才是对的。但即
使是有点极端的观点（我本人有此倾向），即认为科学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是人们所知
道的最伟大的精神冒险之一，这种观点也可以同时又承认实际问题以及为了科学进步而进
行的实践检验的重要性，而不论应用科学和纯粹科学；因为实践无论作为踢马刺还是作为
马缰，对于科学思考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不必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以赞赏康德如下的话
：“允许我们出现各种好奇的怪念头，除了我们力所不及之外，不要让我们的探索热情受
到任何约束，这就是不致于成为学究的那种精神追求。能够从所出现的无数问题中找出那
些其解答将对人类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智慧”。
这个观点显然适用于生物科学甚至社会科学。巴斯德（Pa steur）对生物科学的改革就是
在非常实际的问题）其中有一部分是工业和农业问题）的启发下实现的。当今社会研究的
现实迫切性甚至超过癌症的研究。正如哈那克（HayeK）教授所说：“经济分析从来就不是
探求社会现象何以如此的那种超脱的心智好奇心的产物，而是强烈要求改造令人极为不平
的世界的结果，除经济学外，其他一些社会科学还没有采取这种看法，它们毫无成果，表
明它们的思考何等迫切地需要实践的检验。
当我们深入考察科学研究的方法，特别是深入考察我们在这里要谈到的概括性或理论性的
社会科学方法时，显然同样需要实际问题的刺激，对方法问题的有成果的论争总是由研究
人员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引起的；凡是并非由实际问题引起的关于方法的论争，几乎都是无
用的推敲，这种情况使实际的研究人员看不起方法论。然而，应当认识到，更为实际的方
法论论争不仅有用而已必要。正如科学本身的发展和改进一样，在方法的发展和改进中，
我们只能在反复试验中学习，我们需要别人的批评以发现我们的错误；由于新方法的引进
意味着根本的和革命性的变革，因而这种批评就更加重要了。把数学方法引进经济学，把
所谓“主观的”或“心理的”方法引进价值学说等等例子就是明证。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
价值学说与统计方法（需求分析）相结合。方法上的这种新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长期和大
量的批判性论争的结果；方法研究的辩护者肯定会从这个事实得到鼓舞。
对社会科学及其方法的研究采取实际的态度，是许多历史决定论的追随者们所提倡的，他
们希望他们能够用历史决定论的方法把社会科学改变成政治家手中的有力工具。正是这种
对社会科学实际任务的认识，为历史决定论者和他们的一些反对者之间的讨论提供了共同
的根据；我准备在这个共同的根据上表明自己的立场，从而批评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拙劣的
方法，它不能产生它所许诺的结果。
20．社会学的技术方法
虽然在这里我的题目是我所不赞成的历史决定论的方法学说。而不是我认为已取得成功并
希望有进一步的和更加自觉的发展的那些方法，但是在这里首先简单地谈一谈那些成功的
方法，以便向读者表明我自己的倾向，阐明我的批评所根据的观点，是有好处的。为方便
起见，我将称这些方法为“渐进技术”（piecemealtechnology）。
“社会技术”（social technology）这个词（以及在下一节即将介绍的“社会工程”）可
能会引起怀疑，并且可能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他们一听到这个词就会想到集体主义计划者
或“专家治国论者”的社会蓝图。我是意识到这种危险的，所以我加上“渐进”这个词，
以排除不愉快的联想和表达我的信念：“渐进的修补”（有时这样来称呼）和批判性分析
相结合，不论在社会科学还是在自然科学中都是取得实际成果的主要方法。由于人们对社
会的改进提出批评和建议，或者更确切他说，由于人们力图发现某种经济行为或政治行为
会不会产生预期的或所希望的结果，从而使社会科学获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方法确实可
以称之为古典的方法，而这就是当我把技术方法归结为社会科学或归结为“渐进工程”的
时候我心中所想的方法。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技术问题可以有“私人的”和“公众的”性质。例如，关于商业管理
技术或改善劳动条件对生产的作用的研究属于前者。关于监狱改革或普遍健康保险或者关
于借助法庭来稳定价格，或者实行新的进口税等等对收入平均的影响则属于后者；有些亟
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例如控制经济周期的可能性；或者在国家管理生产的意义上的中央“
计划”是否与有效的行政管理民主监督相一致的问题；或者如何向中东输出民主的问题，
也属这一类。
强调实际的技术方法并不意味着应该排除通过实际问题的分析而提出的理论问题。恰恰相
反，我的主要观点之一是认为技术的方法可能有助于提出一个纯属理论的重大问题。但是
，技术的方法除了帮助我们选择问题这一基本任务以外，还把一条戒律加给我们的纯理论
倾向（特别是在社会学本身的领域中，这些倾向很容易把我们引入形而上学的领域中去）
；因为这使我们不得不使我们的理论服从一些确定的标准，例如明确性和实践的可检验性
的标准。我或许能够把我关于技术方法的观点表述如下：社会学（或许一般的社会科学）
与其说应该寻求“它的牛顿或它的达尔文”不如说寻找“它的伽利略或它的巴斯德”。
这一点以及我上面提到的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之间的类比，很可能会引起人们的
反对，这就象我们选择象“社会技术”和“社会工程”这些词的情形一样（尽管“渐进”
这个词表达了重要的限制条件）。因此我最好说，我充分理解对僵化的方法论自然主义或
“科学主义”（用哈耶克教授的话来说）的斗争的重要性。然而，我不明确我们为什么不
能利用这种有成效的类比，纵然我们认识到它已经在某些方面被严重地滥用和曲解。再者
，我们已表明了这些僵化的自然主义者所抨击的一些方法基本上正是自然科学中所采用的
方法，除此之外，我们很难提出比这更有力的论点来反对他们。
表面上看对我们称之为技术方法所提出的一种异议是，这种方法意味着对社会秩序采取”
能动主义的”态度（参阅第①节），因而容易使我们不赞同反干预主义者或“被动主义者
”的观点。这观点认为，假使我们对现存的社会经济状况不满，乃是因为我们不理解它们
是怎样起作用的和为什么能动的干预只能使事情更糟。在这里我必须承认，我当然丝毫不
赞同这种“被动主义者”的观点，我还认为全面的反干预主义政策是站不住的——即使以
纯逻辑的理由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它的拥护者们不得不为了防止干预而推荐某种政治干预
。然而，技术方法本身在这个问题上是中立的（它本来就应该是中立的），而与反干预主
义不相容；相反，我认为反干预主义包含着一种技术方法，因为断言干预主义会使事情变
得更糟，就是说某些政治行为不能取得某些结果——取得的不是希望的结果。任何技术的
最典型任务之一就是指出什么是不能实现的。
更严密地考虑这一点是值得的。正如我在别处表明的，所有的自然规律都可以表述为断定
某事不可能发生；就是说，可以用谚语的方式表述为一句话“你不能用竹篮子打水”。例
如：能量守恒定律可以表述为：“你不能制造一台永动机”，热力学定律可以表述为：“
你不能制造一台效率为100％的机器”。对自然规律的这种阐述方法使其技术意义变得明显
，因此它可以被称为自然规律的“技术形式”。假如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考虑反干预主义
，那么，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它很可以用这样一些话来表述：“你不能得出如此结果”
，或者，“如果没有如此伴随作用，你就不能取得如此结果。”但这表明反干预主义可以
被称为典型的技术论。
当然，社会科学领域并非只此而已。相反，我们的分析的意义在于这样的事实：它使我们
注意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一种真正基本的相似性。我想，社会科学规律或假说
是存在的，它们与自然科学的规律或假说是相似的。鉴于这些社会学规律或假说的存在（
不同于所谓“历史规律”）常常受到怀疑，我现在要举出一些例子：“你不能采用农业关
税而同时又减少生活费用，”——“在一个工业社会中你不能象组织生产者压力集团那样
有效地组织消费者压力集团。”——你不能有一个中央计划社会的同时又保持具有竞争价
格主要职能的价格制度。”——“你不能实现充分就业而又没有通货膨胀。”另一组例子
可以取自权力政治：“你不能进行一场政治改革而又不产生对所要达到的目的来说是不可
取的影响。（因此，要提防它们）。——“你不能进行一场政治改革而又不使反对力量加
强到大致与改革的范围成比例的程度。”（这也可以说是“总有与现实相联系的利益”的
技术推论）——”你不能进行革命而又不引起反抗。”还可以给这些例子再加上两个，这
两个例子可以称为“柏拉图的革命规律”（出自《理想国》第八卷）和“艾克顿勋爵的腐
败规律”，分别是：你不能进行一场成功的革命，如果统治阶级没有因内讧或战败而受致
削弱的话。”——“你不能给一个人以控制他人的权力而又不诱使他去滥用权力”——这
种诱惑大致随着所掌握的权力的增加而增加，而且几乎无人能够抵御这种诱惑。”在这里
我们没有假定已有证据的力量支持这些其表述还有很大改进余地的假说。它们不过是渐进
技术要讨论和充实的那种类型的陈述的例子罢了。
21．渐进工程与乌托邦工程的对立
尽管“工程”这个词会带来有异议的联想，但我还是用“渐进的社会工程”来描述渐进技
术结果的实际应用。这个词之所以有用，乃是因为需要有一个适用于各种社会上活动的词
（私人的活动和公众的活动），这些活动要实现某个目的就得自觉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技
术知识。渐进社会工程和自然工程一样，都把目的置于技术领域之外。（技术之对待各种
目的，只是看它们是否彼此相容或能否实现而已。）在这一点上，它和历史决定论不同，
因为历史决定论认为人类活动的目的取决于历史的力量，因而它包括在历史决定论的范围
内。
正如自然工程的主要任务是设计机器和改造、维修机器一样，渐进社会工程的任务是设计
各种社会建构以及改造和运用已有的社会建构。这里所用的“社会建构”（Social insti
tutions）这个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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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哈工大紫丁香 http://bbs.hit.edu.cn [FROM: 61.158.7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