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xwz (小甜枣儿), 信区: Humanity
标  题: 为了瞬间的永恒（二）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5月21日18:27:37 星期一), 站内信件




　　本世纪最后一年，我称之为"千年之变"。我在这个专栏里曾经写过"关于我们
人类的下一个千年"的预言和埃略特提出的三百年周期波浪理论对世纪股票市场的
预测。我在那篇文章里讨论过目前我们正在进入的"大熊市"在人类社会发展长周期
里的位置，指出未来五十年会是这一长周期的下降阶段。那篇文章是在年初美国股
市高涨的时间写的，现在看来更加符合我们的直觉了。不过直觉后面还需理论的支
持，否则就很难区分预测与神喻之不同。

　　在决定世界经济长期走势的各种力量当中，我觉得有三个是最主要的力量：（
1）人口结构的变动。如研究储蓄函数的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的，在一个趋于老化
的人口里，由于单位家庭中劳动力比例的下降，整个经济的边际储率蓄趋于下降。
这当然会影响投资和与投资密切相关的技术更新的速度。人口结构的变迁还有更复
杂和长远的影响，例如朱利安曾经研究的人口平均年龄与发明创造（专利申请数量
）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例如人口老化所引致的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需求结构的变化
，又例如人口老化引致的主流政治势力趋于保守的倾向以及相应的阻碍制度创新的
倾向；（2）知识传统的转化。这在诺斯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注意，他总是强调决
策者的心智对决策的影响。这在占据了主流位置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里也可以(用
贝克尔的语言)描述为，你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你的口味，而你的口味决定了你的选
择。这也就是"贾府里的焦大绝不会爱上林妹妹"的道理。用我的语言表述，每一时
刻的社会博奕的均衡解总是依赖于博奕者各自对历史上实现过的博奕均衡的阐释。
如此演进，以至无穷。资源配置与产权结构都不过是这样一个社会博奔的演进过程
在任一时刻达到某种均衡的结果。不断积累和变化着的人类知识存量，通过对历史
的新的阐释而改变博弃参与者们的"世界观"，从而影响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模
式——制度的与资源配置的，后者决定了经济的绩效，决定了经济的长期走势（参
见我的《知识时间和空间的互补以及相关的经济学》，《经济研究》，1997年6月
）；（3）自然环境的变迁。这是显然的，例如不可再生性资源的耗尽对经济增长
带来的影响。目前又一次流行起来的所谓"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尽管缺乏经济学基
础，仍反映自然对人类发展的无法回避的限制。想象一下，在人类二百多万年的发
展中，只有最后这二百多年进入了"非稳态"发展过程，在此之前是一个漫长的稳态
过程，为了使这一过程持续如此长的时间，社会经济必须保持几乎为零的增长。仅
仅凭了目前为止不到全部过程的万分之一的"增长阶段"，我们很难相信未来时代仍
会保持这样的增长，除非，人类正在走向灭亡，或者另一种可能性是，除非人类知
识进步的速度可以大大超过资源耗尽的速度。

　　在上述的三种力量中，我不打算讨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因为资源对
人类活动的限制可以是负面的，也可以激励出正面的影响，甚至可能通过收益递增
效应引致突变（参见我的《资源经济学前沿问题》，《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
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这里我只能满足于对上述的另外两种力量的影响作一描
述，事实上这两种力量相互之间的密切作用，在我看来主要地决定了我们人类社会
的发展过程。

　　在几百年的人类历史上，人口的出生率与死亡率几乎总是保持(在高水平上的
)相等，于是人口自然增长率就保持为零。只是到了近代，由于知识积累导致在医
学和公共卫生制度上的改善。决定了出生率的，首先是母亲以及父亲和其他家庭成
员的教育程度，这包括宗教与道德的教育，也包括所谓"教养"（例如法国宫廷所代
表的那种教养）。其次是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引致的父母劳动时间的价值增长，
从而，至少在贝克尔看来，儿童的单位成本上升并导致对儿童的数量需求下降，即
生育率下降。不论理论是否可信，当死亡率迅速下降时，出生率并没有随之下降，
这是一个事实，被称为"人口生育率转移"。这一变动所带来的是所谓"人口爆炸"现
象(当土地资源有限时)，以及随之而来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即经济"
不得不发展"的问题）。我在《大学》1998年创刊号上发表的大学讲义，对此有更
加详尽的说明。

　　人口增长为什么必定导致经济增长？或者,为什么人口增长使得经济"不得不发
展"？经济学家们，特别是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不会同意我这么提出问题。政策
制定者们也不喜欢我这么提出问题，因为这似乎意味着"人口越多越好"，后者的确
是个有些荒唐的主张，只不过它不能从我提问的方式里必然地推导出来。我对我提
出的问题的解释或许颇有些"残酷"，因为这解释简单他说接近社会达尔文主义：当
人口多而资源少时，人求生的本能和人的创造精神足使人找到改进生存方式的道路
，即"经济发展"，而那些没有创造精神的人则逐渐消亡。在一个没有竞争的社会里
，人的创造精神很可能会蜕化。这个看法的极端化可以是尼采的"反道德"立场，因
为"道德约束"是生存竞争中的弱者用来对付强者的最后武器。在纽约市郊那个聚集
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格林威治村里流行一句话："假如你是天才，就不要顾
及道德。"总之，大凡人类社会发明出来限制生存竞争的制度，包括道德和政府，
总会或多或少地限制少数人的创造精神。当然，这种限制在我看来往往有必要，社
会毕竟是多数人的社会，"公平"或者有节制的个人自由，是人类合作的秩序所要求
的。

　　众多的人口导致为了争夺稀缺资源而竞争以及人的创造精神，这两件事情可能
(但不必定)导致制度创新及建立效率导向的社会制度。这一可能性，很遗憾，除了
欧洲人已经把它实现了以外，在欧洲以外的地方似乎还没有实现过。"西学东渐"的
结果是欧洲的市场制度扩张到了欧洲以外的地方。我们之所以不能把这一可能性变
成现实，我以为道理在于上述的第二种力量——知识传统的转化，没有提供给我们
东方人朝着市场经济发展的那种心智结构。这是由梁漱溟先生很早以前相当有说服
力地论述过的观点。我在以前写的许多文章里讨论过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
系。这里不再赘述。即便缺乏建立一个市场社会的文化传统，许多国内学者仍然发
现或者"认为"，中国自宋明以降人口与土地比率的恶化是导致中国"资本主义"早期
萌芽的重要因素。我不愿意苟同这种观点，但愿意承认它合乎直党的那一方面：人
口多了，耕地少了，自然有发展工商业的动机和机会，伦理的束缚也就容易被克服
了，甚至可以团体转化出新的为工商业服务的，例如余英时先生论述过的"中国近
世伦理的世俗化"来。

　　在开发人的创造精神的诸种条件里，或许，那些专门研究企业家才能的学者们
发现，"个人主义"精神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他们认为日本人没有能力在科学发明
方面赶上世界先进国家，主要因为日本文化过分地压抑个人主义精神(参见琅特尔
《各国的竞争优势》)。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与此吻合。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
精神被认为是宗教改革时期"个人直面上帝"的结果(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
义精神》)。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第一个敢于去吃螃蟹的人确实如鲁迅所说，是很
可钦佩的。

　　宗教与伦理当然与人的心智结构有密切关系，但是它们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则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与制度来实现的。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结构从年轻到衰老
，人的心智结构也会发生变化。例如，大部分老人缺乏创新精神，甚至缺乏个人主
义精神。按照芝加哥学派的解释，当生命之烛即将燃尽的时候，未来价值的"贴现
率"会变得非常高，也就是说，创新所带来的未来的好处对创新者而言所值甚少。
所以对老人来说，创新激励随时光流逝而减少。假如老年人占据了社会政治生活的
主导位置，那么这个社会对制度创新会没有太大的兴趣，从而当经济发展要求在新
的环境下创设新的制度时，这种要求很难得到满足。于是经济发展逐渐停滞。当然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途径可以改变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例如美国历史上的自由移
民政策，对美国经济民主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因为从后进国家向先进国家的移
民，在严格的移民标准下倾向于"正向选择"人口质量——移民人口的平均教育程度
和能力。但是美国正在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关闭自由移民的大门。这将加速人口
老化过程，倾向于减少人口平均的创新能力。

　　上述的故事的另一个方面是，人口老化过程恰恰是生育率迁移的产物，而生育
率主要是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下降的。这样看来，一个已经完成了生育率迁移的
人口常常同时是一个享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口。这意味着知识积累也达到一个较高
的水平，从而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假如收益递增在这里是普遍规律的话，应当变
得更加容易（参见我的《近年来经济增长理论的新进展及其反思》，《经济研究》
，1994年）。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一些美国学者提出所谓"美国已经进入一个新
时代的增长模式"的说法，换句话说，在这里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再是物质
投入的数量，而是知识含量的变动。这也是德鲁克最初讨论"后资主义社会"之为知
识社会时所强调过的论点（顺便说一句，时下流行的提法"知识经济"，应当重新定
义为"知识社会的经济"，而不是关于知识的经济，"收益递增"现象是知识社会的经
济的最重要特征，参见上引我的关于"知识互补性"的文章）。

　　这样，影响经济发展的两种长期力量相互作用，至少就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而
言，它们倾向于产生相反的影响。就具体的特定的社会经济而言，哪一种力量可以
占据主导地位，这个问题只能从该社会的历史中去寻找解答。我是个悲观主义者，
当我没有足够充分的论证时，我总是倾向于相信事情的悲观的那一方面。所以我相
信美国经济正在走下坡路，它的人口正在不可挽回地衰老下去，它的技术进步与制
度创新的速度，尽管有增无减，却似乎难以抵消人口老化所带来的政治的。社会的
。文化的和经济的消极影响。我相信在下个世纪的后半叶，整个世界的人口都将完
全进入老化过程，我不知道那个时代的知识进步以及技术和制度创新的速度会是什
么样的，不过我对此不很乐观，我觉得二百年经济发展仅仅是人类漫长稳态社会的
一次变式的波动，均衡早晚会实现，增长早晚会消失。

　　很抱歉，对那些持有股票的读者来说，我这篇文章十分可恨。好在我也持有股
票，而且我相信只要选择"好"的企业，股票总会升值的。对于那些仅仅购买股票指
数基金的人，就长期而言，我认为那是一件肯定赔本的事情。

　　"千年之变"就要降临了，人们对此缺乏心理准备。千年之变往往使人们变得心
理脆弱，感觉敏锐，反应过度。那些想要坚强起来的读者，不妨回顾一下公元前
1000年，基督元年，和公元1000年的时代发生过什么。对于像我这样的"渐变主义
者"来说，千年之变在五十年内完成其变化的最明显的部分，那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在"走向千年之变"里，我想要考虑清楚的，也只是未来五十年的变局而已。

 

关于研究生制度的讨论

　　就我个人经历所及，我们国内的研究生制度似乎存在很严重的缺陷，而且，这
种缺陷在我看来是无法修补的，它也是改革以来教育成为"最大的失败"的一个部分
。关于教育的失败，我在《读书》上曾经写文章谈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前途》）
。主要原因在于，或者说，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全面转型所造成的核心
价值体系的全面转变，以及相应地传授新的价值体系的教育体系完全无法形成。这
问题的实质其实是"教育者的缺位"……受教育者事实上没有"老师"。这里我指的是
人文教育。就科学教育而言，学校里面当然有许多优秀的教师，但是缺乏人文关怀
的教育体系很难培育出具有深刻思想的科学家（参见我在《方法》1997年的文章《
中国科学的两难困境》）。

　　第二个层次的问题，也是我早已谈过的，"学术研究中心的三个必要条件"（参
见《读书》1996年），罗列出来就是：(1)社会对基本问题的关注；（2）物质条件
；（3）研究者的本土问题意识。这三个条件在我观察到的许多地方都不存在，它
们或许对某些个别研究领域的个别研究者而言是成立的，但"个别"很难形成学术研
究的"传统"。如我一再强调的，没有这样三个必要条件，任何地方的学术研究都不
会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充其量，只是世界学术中心的"殖民地"。

　　第三个层次的问题，这或许是"研究生制度"这一层次上的问题吧，是我们的研
究生大多数正在沦为他们的导师的"劳动工具"。研究生应当从导师那里学习一件事
情,是"批判性地思考(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的人，即便学会
了人类积累的全部知识,只不过是一台计算机,而不能算是一位"学者"。而据我观察
，在大学里我们的许多研究生们恰恰就在干"计算机"的工作（检索资料、翻译、编
写、调查……）。我说这是"计算机"的工作，并不是说这些工作本身不算"研究工
作"。事实上，它们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的基本工夫。但是使得这些工作变为"计算
机"工作的，是研究生们从事这些工作时表现出来的那种盲目性。他们仅仅按照导
师的指示去工作，并且常常今天于这项工作，明天就被指派去于另一项工作，而学
生们并不明白这些工作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内在联系，这样的研究生固然可以毕业，
因为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可是他们能够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吗？否！没有批判性思
考能力的人甚至还不是一个独立的人。

　　可是经过了仔细思考以后，我发现上面谈到的三个层次的问题，都不是研究生
们的问题，而是我们当"老师"的人的问题。是我们，在社会变迁时期失落了自己的
使命感；是我们，为了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而放弃对基本问题的关注；是我们
，出于无能，或者无知驱使我们的学生们从事他们不理解的工作。

　　于是在这样一个散发着秋雨寒意的夜晚,我不断地想起电影"Good Will 
Hunting"里那位心理学教授含着泪水对天才的年轻的主人公反复述说的话：
"It'not your fault,it'snot your fault,it's not vour fault，（……这不是
你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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