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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经济解释》之十四(转载)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3月30日09:10:04 星期五), 转信

【 以下文字转载自 Economics 讨论区 】
【 原文由 rainy 所发表 】
经济解释：功用非快乐　解释行为难

第四章 功用的理念

西方经济学常用的Utility一词，国内译为「功效」，但我认为「功用」比较恰当
。问题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来没有Utility这个概念。文化不同
，你有我没有，翻译就只能如瞎子过河，胡乱地摸索。有些因为文化不同而很难译
得恰当的字--例如Cost--我们要设法译得好。但Utility这词译得不好不重要。

我说Utility译得不好不重要，是因为曾经有百多年的时间，西方经济学者也不清
楚Utility是什么。故老相传，他们只是以为自己知道，自己明白，但其实大家都
不清楚。西方经济学要到二十世纪中叶才能给Utility一个明确的定义。话虽如此
，到今天，好些经济学者还不明白Utility（功用）的正确定义。这些学者中不乏
聪明才智之士，所以不可能是因为生得蠢而不明白。他们是不愿意明白：要是他们
明白而又同意本章内所说的「功用」理念，他们就会失却了改进社会之能，变得像
我一样，成为小人物了。


第一节：悲哀的发展

一七八九及一八○二年，英国经济哲学大师边沁（J.Bentham,1748-1832）提出了
功用（Utility）的概念，对后人影响甚广。边沁的原意是有三方面的。其一是功
用代表快乐或享受的指数；其二是每个人都争取这指数愈高愈好。这后者给自私的
假设数学化，一百年后微积分被引用到经济学时，功用函数就变得大行其道了。今
天，功用函数在经济学上还是极为普及。这可不是因为功用的理念有不可或缺的解
释用途，而是适用于数学。不懂经济但善于数学的，可以容易地大做文章。

边沁的第三个原意，是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其收入在边际上的功用就减少了。他跟
着假设每个人对收入的多少有相同的享受，那么富人的边际收入功用低，穷人的边
际收入功用高，社会整体最高的福利，是人与人之间的边际收入相等。这是平均主
义的理论基础，也是今天还存在的福利经济学的前身。

一个人的收入增加是否会导致收入在边际上的功用下降，大有疑问，而今天经济学
者一致同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功用指数不能相比。一个大富的人对一元的看法，
可能比一个街头乞丐重要得多。单是这一点，福利经济（Welfare economics）就
大有问题。一九五○年，森穆逊（P.Samuelson,1915-）在一篇湛深的文章内指出
，若一个社会的总国民收入增加，不管增加多少，只要有一些人（甚至一个人）的
收入减少了，经济学就不能证实社会福利有所长进。

森穆逊是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首要人物，连他自己也那样说，为什么福利经济在今天
还有那么多的从事者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上文提到的经济学者认为自己
有改进社会之能。其二是经济学者要改进他们自己的福利：可以改进社会，作个政
府经济顾问是会增加收入的。事实上，政府也乐于慷他人之慨，送给经济学者纳税
人的钱：政府官员为自己的利益要推行某项政策，总要找些经济学者附和才来得顺
理成章。

从科学上看，最重要的功用问题是边沁的第一点：功用是快乐指数。子非鱼，焉知
鱼之乐？你怎可以知道我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又或是我今天比昨天快乐一点？江山
易改，本性难移，好些经济学者老是认为自己有超凡的本领，有上帝之能。功用被
认为是一个快乐指数，今天在某程度上还是存在的。

一九一五年，一个无师自通的俄国经济学者--E.E.Slusky（1880-1948）--用意大
利文发表一篇举足轻重的文章，后来在一九五二年被译成英语。这篇伟大作品的一
个要点，是指出如果我们要用功用的理论去解释人的行为，那么功用的理念要与主
观的快乐或享受脱离关系。可不是吗？要解释行为，我们需要的是推断人的选择，
或在什么情况下人的选择会怎样改变。至于人的选择是否以增加快乐为依归，是无
关宏旨，完全不重要的。

边沁之后，参与功用理论研究的，差不多包括所有重要的经济学者，天才辈出，好
不热闹。很不幸，屈指难算的理论天才的工作，只赢得一篇血泪史。一九五○年，
史德拉（G.J.Stigler,1911-1991）发表了题为《功用理论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Utility Theory）的长文，追溯百多年来功用理论的思想史，学
究天人，文采斐然。在结论中史氏忍不住破口大骂：他认为经济学者不热衷于理论
的验证，以致众多高手在功用理论上的刻苦耕耘，获得的对人类行为解释的贡献，
微不足道！

我很喜爱史德拉在该文结论中的一段文字，一九六八年请他用墨水笔写在白纸上，
让我放在书桌旁作为自己研究时的警句。墨色淡化了，但该稿今天还在。我把它刊
登在这里，好让读者能欣赏一下这位二十世纪天才的笔迹与风采。

其文如下：
"The criterion of congruence with reality should have been 
sharpened-sharpened into the insistence that theories be examined for 
their implications for observable behavior. Not only were such 
implications not sought and tested, but there was a tendency, when there
 appeared to be a threat of an empirical test, to reformulate the theory
 to make the test ineffective. Economists did not anxiously seek the 
challenge of the facts."

翻译过来是：
「与事实相符的准则是应该尖锐化的--尖锐地坚持理论的含意要受可以观察到的行
为的审查。然而，不仅这些含意没有被找寻及验证，而还有的倾向是，当一个含意
受到事实验证的威胁时，理论就被修改，使验证无效。经济学者不渴望事实的挑战
。」

无论怎样说，功用理论今天还是大行其道，所以我不能不花些篇幅细说其重点。

一九七二年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婚姻的文章，是关于「盲婚」及「童养媳」等
现象的。在最后一节中我大肆抨击功用理论，认为其用途不大，可以取缔。英国的
《经济学报》要发表该文，但要减少五页，我就简单地把这最后一节取消。文章发
表后，布格南（J.Buchanan）与托洛克（G.Tullock）来信谴责，说我不应该取消
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一节。这节的文稿后来遍寻不获。

我反对功用理论的主要原因，是「功用」只不过是经济学者想出来的概念，是空中
楼阁，在真实世界不存在，所以要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不仅困难，而且陷阱
太多，以致推出来的很容易是套套逻辑，自欺欺人。

当时站在我那边的是高斯（R.H.Coase），站在另一边的有三个我拜服的人：佛利
民（M.Friedman）、贝加（G.Becker），与老师艾智仁（A.A.Alchian）。他们要
保留功用理论，因为好些经济物品--如友情、声望、天伦之乐等--是不可用金钱量
度的。他们认为若不能用金钱量度，就要用「功用」数字来量度了。我将会解释为
什么这三位师友的观点我不苟同。但先让我解释我们大家同意的「功用」理念是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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