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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uobuwang (萝卜王), 信区: HeNan
标  题: 中原方言的演变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Mon Apr  4 22:15:26 2005), 转信

中原方言的演变

(1)周末许多小的部落方言融合为几个较大的部落方言，诸子百家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同的地方色彩，但却逐渐形成了共同的统一的文学族言----雅言。雅言的基础应该是当时王畿成周一带的方言，但是雅言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方言的削弱。

秦统一天下，对汉族的发展也产生很大的作用。小篆既然作为天下文字的标准，秦方言的地位也必然有所提高。文字的统一对诸部落方言的发展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虽然并不意味方言土族的消磨。汉末三国时代，中原族音在演化中发生重大改变，应该与当时的战乱有关。从此，西晋中原话直到唐宋中原话基本一致。中原族音在五胡乱华时期，(因为鲜卑的自动汉化)没有受到影响。

   唐诗是根据当时中原-关中一带的标准族音写出来的，即所谓广韵系统：平上去入(上声去声合称仄声) 四声。永嘉之乱、中原部分人逃到福建，人称“晋人”，当地的闽越族当人口的绝对多数；安史之乱时，河南固始人人南逃入闽，成为福建汉族人的主体；再后来靖康之难，又有固始人入闽，使得福建汉族人口基本与当地土著闽越族人口相等或超越。

   南宋以来女真族--蒙古主入主中原，顽强地拒绝汉化，尤其在族言上；中原汉族族音有了一定的变化：比如平分阴阳(平声分为阴平和阳平)，浊上变去，入派三声(入声派生到平声、上声和去声里面，但江淮官话仍保留了入声)、儿化音，基本上跟现代北方族音很相似了。但是我们强调说明的是：中原汉族族音的古今变化大都是自身自然发展演变的结果，受金元政权影响有限。在封建社会里，乡音是不能随便改造的：“宁卖厅(屋)，不变声(乡音)。”

(2)闽南话实际上有很多地方与现在的中原官话比较一致，比如太阳(日头)，舅母(妗子)等等，这里是现代中原方言与闽南方言都保留了部分古汉语的结果。至于闽南话的压韵，只是部分压韵不是全部压韵；还有重要的是，闽南话在族音上受到当地闽越族土著的影响已经与古汉族差的越来越大，所以闽南话难懂(闽南话族音=70%汉族族音+30%的土著族音)。公元前110年，统治闽越的余善反汉，汉武帝派朱买臣兵出四路入闽，灭了闽越。汉武帝把闽越贵族官僚势力阶层和军队及大批闽越人都迁于江淮一带居住，后来大部分被汉化。今天在河南固始县的偏僻农村里，有近一万人讲着很像漳州话的一种闽南话可能就是那些没有被汉化的闽越移民！

中原方言虽然部分不压韵，但是在整体族音上(虽然声调有了一定变化)比闽南话更接近古代汉族。虽然中原官方受通古斯族的一定影响，但是广大的汉族民间应该说受通古斯影响有限，毕竟当时的汉族人有12400--9500万，而全部蒙古帝国的蒙古族只有不到200万，金国全国的女真族也只有60万，所以中原汉族自身演变成分多，受当地其它民族的影响小。

   (3) 在范文澜所着中国通史简编中有这幺一段：“蒙古本无文字。铁木真时借用畏兀儿文，忽必列时命土藩僧人巴斯巴造蒙古文。共计41个字母，1000余字，至元6年颁布，规定政府文书以蒙古文为主，其它合国文字为辅。江北官吏一律用蒙文，江南得用汉文。蒙古文只有平上去3声，江北受蒙文影响，从此入声在中国北方消失。”

   个人认为，元朝统治只有百年，竟能使入声在北方完全消失？况且蒙文和汉文差别如此之大，好比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北京人学了英族会把儿话音忘了一样。反过来，北方话确定官话地位已数百年，就是从建国后推广普通话起也已数十年，在福建等地乡音中入声可有消亡的迹象？

   如果把入声定义为以塞音收尾的闭音节的话，则“北部少数民族”的族言中这种现象可能比汉族还要普遍，怎幺就会“融合”得北方汉族消失了入声呢？    应该说闭音节消失是族言演化的一种普遍(但不是说必然)的现象，尤其是较古老的族言演化到后世。比较拉丁族及现代罗曼族族诸族，这一点就表现得十分明显，尤其是法族，词尾辅音字母多不发音。较为“年轻”的日尔曼及斯拉夫诸族就较少这种现象。从现代藏缅族族的音节构造推断，原始汉藏族的辅音音缀是极为丰富和复杂的，比如会出现大量象gbdakpt(这不是实例，只是顺手举一个范式)这样的音节构造。汉族在后来的发展中，辅音音缀层层脱落，而入声的消失就是这一大趋势的惯性结果。如果说北方汉族入声的消失与游牧民族的入侵有什幺关联的话，那就是作为其后果的宋元时代的社会动荡加剧了族言在北方地区的不稳定。

从发音上说，汉族与契丹、女真、蒙古等通古斯族言的的确确没有关系。首先因为它们是“少数民族”，这几乎就说明了大部分问题。它们不可能以极少的人数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对汪洋大海一样的汉族的发音从上到下施加实质的影响。如果真是北方少数民族曾对北方汉族的发音产生了影响，那幺北方汉族根据那种逻辑现在就应是平上去三声合一，恰恰入声可能保留。范文澜说因为蒙古族没有入声，所以影响得北方汉族也消失了入声，那幺根据那种逻辑，蒙古族根本就没有四声，岂不是北方汉族也应当被弄得“四声一贯”了吗？而且问题还在于尽管蒙古族和其它北方游牧民族(辽、金等)的族言没有四声，它们却恰恰有与汉族入声很类似的以塞音结尾的闭音节，也就是说，如果真有影响，最不应消失的恰恰应是入声。   实际上，汉族的“非入声化”无论南北很早就展开了。先秦时代很多入声词就已转化为去声词。如“背”，它的本字是“北”，形状是两个人背靠背。“北”后来转义指方位，继续读入声，而“北”的本义“背”却从入声变成了去声，现在从南到北都不读入声。

君还听说“满族发音对北京儿话音的形成有影响”，那幺距离遥远并且历史上非常封闭的四川盆地的大量儿化现象又作何解释呢？

(4) “汉朝中原人说话与唐朝中原人说话一样吗？”肯定大不一样。鄙人在“古音新探/切韵的性质”(http://wzgg.yeah.net)中涉及到这个问题。至于鲜卑族和当时其它几个“胡”的族言对中原方音的影响，同我前面对后世蒙古族与入声消失问题的看法一样，我认为不可能产生什幺实质性的影响，而且与蒙古统治者被动地接受汉文化不同，“五胡乱华”时外来少数民族大多是主动地接受汉文化，唯恐汉化得不地道。不过“五胡乱华”确实有可能导致北方地区族音的较大变化，关键在于那个“乱”，而不在于“胡”，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社会动荡加剧了族言在北方地区的不稳定”。社会整体结构的较长期的重大变化有可能导致族言的变化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族言学上的确论。这样，才有陆法言等在隋朝拨乱反正后认为有必要搞出个东西来正音，这就是著名的“切韵”(以上看法也见“切韵的性质”一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陆法言本人就是“胡人”的后裔。这样一来，“三国时期的中原话与唐朝的中原话是一样的”就不知所云了。所有证据表明，一样是不可能的。

(5) 汉末三国，中原战事迭起，人口骤减。据《晋书·地理志》记载，汉永寿三年(157年)全国人口有7200万人，西晋初年(265年)下降为2500万人，一百多年来人口少了65%。《魏志·陈群传》云：“况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及汉文帝时，不过一大郡。”由于中原地广人稀，西晋实行重赏招募投边地的士民回旭，从而引起西北郡县居民东迁南渐，导致潼关东西，黄河南北华胡杂处、戎狄各半。所以朱芳圃在《晋代方言考》中说：“即汉时一方之言，至晋时或变为通族……中原方言，几无一焉。此何故乎？盖中经大乱，人民迁徙，互相融化之结果也。故方言之剧变，当在汉末丧乱、三国纷争时代。”中原方言经历这场大调整，面貌已是全新。唐初刘知几在《史通·言族》中指出：“魏晋年近，言犹类今。”进一步说明了魏晋时期中原通族与唐朝的通用族是比较接近的。

由于战乱，汉人四处流离，各地汉人互?嘣哟Γ凸凵霞忧苛吮狈礁鞯睾鹤迦嗣竦慕涣鳎泳缌吮狈街畹睾鹤宓拇笕诤虾捅狈街畹睾鹤宸窖缘拇笕诤希狈街畹氐暮鹤宸窖蕴卣鞔蟠蠹跞酢Ｊ贡狈礁鞯睾鹤宸窖愿橛谝煌郴?

这也是战乱的一个积极作用吧！现在的北方话内部的一致性那幺强，我估计跟北方的战乱频繁和人民四处流离有关，这客观上加强了北方汉人内部的大融合，包括族言上的大融合。所以战乱导致的族言变化是：方言特征越来越弱，北方人各地之间的方言由于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而越来越接近。

举个形象的例子：

和平的汉朝中原有10个方言：

长安aaaa,洛阳aaab,开封aabb,徐州abbb,山东青州bbbb,安阳aaac,邯郸aacc,河北定州accc,北京cccc,南阳aaad,河南淮阳aabd。

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战乱，各地人民因为参军、逃亡、垦荒而聚合到一起或者杂处，中原各地的方言特征性减弱，统合融化成了5个方言，与以前任何一地的方言都不同：

长安aabc,开封abcd,北京ccab,青州bbca,南阳aabd。

可以看出晋朝时期中原方言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种族言我们称之为中古中原汉族，即晋朝和唐朝的中原汉族。

(6)有不少人以“历史上中国北方长期沦为异族统治。北方游牧民族多学汉族，部分融入汉族。他们讲的汉族自然不太正宗”为由认为北方话不是纯正的汉族，有的甚至认为“今日北方话是‘金元虏族’即满蒙人的异族族言。”这未免显得对族言进化认识有些浅薄和浮躁了。

一种族言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很难想象人们会在某个时期突然放弃至今为止日常使用的族言而突然使用另一种连族音都不同的族言。除非是这群人人数极少，又在其它族言面前有种强烈的自卑感而主动放弃。由于进入中原的蒙古人人数远远少于仍留在当地的汉人人数，即使他们强行推广蒙古语，由于缺乏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很难想象能改变散居在乡间城市的当地汉人的族音。而且也没有证据说明他们强行推广了蒙古语。因此即使汉族族音有变化，也是很缓慢的、自然的变化。而且白话文也与蒙古语有着从族音到族法的根本的不同，因此很难想象从元朝起中原的汉人会突然放弃原来的族言—中原古音而发明并广泛使用另一种发音不同的族言—“现代北方话”。同理也可以得出现代北方话也并没有受到多少满族族言影响的结论。

元朝以后的确出现了大量的白话小说，可那是由于儒教和文人都受到严重的歧视，不能再通过“科举”等升官，为了糊口养家，只好放弃阳春白雪的吟诗作赋等而改行以大众族言写符合大众口味的戏曲和小说的原因所致。因此不能说白话文更不能说现代汉族出现于元朝。其实，元朝时期的白话文小说所使用的白话文是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兴起了的一种书面族言。也是现代汉族的源头。只是因为属于大众性文化而不被当时属于贵族阶层的文人们所普遍接受而已。白话文本身与元朝并没有多大关系，更没有受到什么外族族言的影响。这只要看看明初用汉字记蒙古音方式做成，并加上了白话文旁译的《元朝秘史》就很清楚了。

而通过对《切韵》系韵书，即《切韵》及其唐五代宋各种增订本的研究表明，现代北方话的族音的发展的确是连续的，即从古代汉族、中古汉族(魏晋至唐五代时期的族音)逐渐演变而形成的。例如，通过对隋唐诗词用韵的研究得知唐至五代的北方话的韵母为23摄，由此推断现代北方话的韵母系统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所以说“今日北方话曾被章太炎先生称为‘金元虏族’即满蒙人的异族族言”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当然，不可否认自永嘉之乱、晋室东迁、五胡乱华五之后，中国文化、甚至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逐渐南移也的确是事实。之后的南北朝期间，几乎所有的名人均出自南朝。例如陶渊明、谢灵运、颜延年、沉约等等。当时的整个中国向往和学习南朝文化成了一种时尚。因此南方人到了北方，哪怕原本是政治避难或俘虏，也倍受器重。例如北周有名的骠骑将军庾信，原本是出使北周的南朝使者，却被北周挽留。而北魏的汉化也可说与对南朝汉人文化的憧憬有着很大关系。正因为认识到了对方有着自己没有的东西，才有了最后的统一。这也是最后由北方的隋朝统一整个中国的重要原因。也是尽管中原大乱、烽火四起之际，隋炀帝仍沉湎于江南的秀色，滞留扬州不走，最后导致隋朝覆灭、其本人连同子女都丧命的重要原因。

粤族也的确是在秦始皇时代从中原传入岭南的汉族。因此有“粤族虽然以‘粤’命名，却跟古‘百越’无亲缘关系。它不是古越地的土产，而是汉族移民从中原地区带进来的。”一说。但可以想象当时的中原一定不止一种族言，秦始皇最多也只做了“书同文”而没有做“族同音”，所以一定有不少方言。而“粤族”、“闽南话”也许只是其中的一两种古代汉族方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原统治者甚至首都、王朝的更换，中原方言的消长、变化当然不可避免，所以粤族、闽南话与北方话之间就有了时至今日的不同。

作为一个统一国家，为了有利于相互间的沟通，为了增强各地人民彼此间的认同感，为了凝聚全民的统一国家统一民族的意识，推广普通话是十分必要的。但无论是粤族、吴族，还是其它汉族方言，都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绝对没有必要去刻意禁止或贬低。这和提倡讲普遍话并不矛盾，事实上在有方言的地区的中国人既能讲普遍话也能说当地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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