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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科学标杆——与“两弹元勋”周光召对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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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科学标杆——与“两弹元勋”周光召对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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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标杆——与“两弹元勋”周光召对话(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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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0-31 08:50:30 来源: 楚天都市报   不良信息举报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时间:10月10日—28日

　　人物:周光召

　　采写:周洁 曾涛

　　摄影:肖克军

　　对话背景

　　今天，盛况空前的武汉市首届学术年会闭幕。在10月10日年会的开幕式上，“两弹元勋
”周光召，做了题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振兴》的主场报告。独特的学者幽默，
让“纳米材料”、“细胞移植”等科学“冷术语”变得通俗易懂，富有情感。

　　报告会后，周光召留给武汉媒体专访的时间只有10多分钟，随后记者四方寻找采访途径
，但因周光召这杆“科学标杆”向来低调而无突破口，正在焦急之中，碰巧武汉科技报副社
长肖克军全程跟踪采访周光召三天，北京电视台记者曾涛也曾采访过周光召，在他们的帮助
下，赶在武汉首届学术大会闭幕前夕，楚天都市报记者得以走进他那富有魅力的科学人生。

　　人物介绍

　　周光召，1929年5月生于湖南长沙市，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现任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他在理论物理的各主要领域
都有过杰出的创造性成果，在国际物理学界享有盛誉。他还是美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
欧洲科学院等11个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小时候是个顽童

　　问：您曾是我国科学院院长，是我国杰出科学家的领头人。人们习惯将那些聪明过人的
孩子称为神童，您小时候有被人叫神童的经历吗？

　　周：（笑）我在小的时候是一个顽童。从小学到中学，成绩都不是非常好。

　　问：成绩不好怎么可以上清华大学？

　　周：我进大学很不容易。1946年结束逃难之旅，从重庆回到湖南，唯一出路是考大学。
当时高中没有念完，结果很荣幸地进了清华大学先修班，实际上就相当于高中的最后一年。

　　问：在清华园，同学都管您叫“周公”，有何典故？

　　周：你听谁说的？同学们好像是这样子叫我的（笑）。

　　清华大学集中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因为我觉得自己很笨，原来也不太好学，基础差，要
跟上整个学业，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学习。比如，当时晚上有图书馆，没人管，我就愿意去管
，因为可以坐在图书馆里多学一点。

　　那时，我话也不会讲，活动也很少参加，倒像个书呆子。受同学影响，类似游行示威的
一些重大活动，我都是积极地参加了。

　　问：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周：我大概是1946年10月11月到北京的。没多久，北京就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学生沈崇
的那个事件。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气愤，所以我第一次参加学生游行。

　　消失十多年

　　问：世间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走上科技之路，谁对您影响最大？

　　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人。拿大学时期说，如王竹溪先生、叶企荪先生。王先生是一位
非常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从英国留学回来，作风严谨。上他的课，要聚精会神才能学好。
从他身上，我学到了怎么样做学问；叶企荪先生非常爱护年轻人，像王竹溪都是他的学生。
他有很多爱国事迹，在抗日战争时期，还做些炸药为八路军送去，从他身上，我学到了爱国
。

　　还有一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他就是陈远。

　　问：陈远与您有何渊源？

　　周：他是我中学同班同学，陈布雷的儿子，后来做了《中国日报》总编。陈远非常聪明
，思想先进。上大学后，他在北大，我在清华，常来往。

　　读中学时，我只想学工程，因为我觉得工程可能对社会更有用，也更容易找到职业。正
在我要考大学那年，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报纸上登出消息，我跟陈远讨论此事，他
很明确地说，搞原子弹是最有前途的。我那时候连中学物理都没有学过，竟然就改换门庭去
考物理系。想想，都是一件很荒唐的事。

　　物理确实很奇妙，逐渐熟悉以后，你就会被它自身的一些规律所吸引，真是一种美的享
受。大学毕业后，我做的事情，就是教学，跟核武器没什么关系，也早把造原子弹的事给忘
记了。

　　问：是谁让您真正投身到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中去？

　　周：钱三强。他当时是中国原子弹的负责人。他找我谈了一次话，具体细节不记得了，
但我有一个承诺：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科学家，时刻准备放弃手头的基础研究，接受国家
交给的任务，不管回国做什么。

　　不久，我因接受一项重要科研项目，“消失”10多年。当时还有一个传说，说我从（前
）苏联回国时，飞机爆炸了，这是我到70年代（上世纪）以后才听见的（笑）。

　　苟以国家生死以

　　问：你们那一代人，好像都绕不开一座山———文化大革命。当年正在从事氢弹研究工
作的您，受到冲击没有？

　　周：我是单位主要领导之一，说话又很直，得罪人就比较多一点。而且出身也不好，家
被抄了三四次。

　　问：境况如此差，怎么还能完成工作？

　　周：当时我已产生了一些消极的情绪，心想，把氢弹做完以后，就退出。能不辱使命，
与聂帅、周总理等领导同志的激励分不开。

　　记得1966年，我们要做一个原理性的实验，看氢弹设计的原理对不对，聂帅也去了现场
。那是1966年12月份，天很冷。因为是受批判对象，我住在一个干打垒的房子里面。聂帅找
我们研究工作时，首先就问我的病怎么样了，希望我搬到楼房里面去，当时几乎要掉下眼泪
……中国的氢弹不爆炸，我们的历史使命显然没有完成。所以我想，不把这个事情做完，无
论如何是对不起国家的。

　　问：两弹发射成功，震动了世界。它们带给您的是怎样的震动？

　　周：多了，看你从什么方面上来讲。从国家的角度讲，中国没有核武器，人家就不承认
。国家把这个历史责任交给我们，我能够参与，并完成任务，觉得是人生中一件做得无愧于
国家，也无愧于自己的事情。

　　我一直强调，“两弹”是一个集体的事业，是10多万人的共同工作。它训练出一个很棒
的集体，团结一致、共同奋斗。这种集体荣誉和个人的某项成功，感受是不一样的。真正能
代表国家，那是一种无以言表的自豪。

　　不畏浮云遮眼望

　　问：从1987年开始，您做了10年中国科学院院长。因为改革，特别是办高新技术企业，
您受到很多指责？

　　周：改革之初，因为没有资金，科技公司都要自己扛着东西到外头去卖。加上没经验，
还上当受骗。科学院每年投入3000万，10年下来一共投了3个亿，这些都被认为是做了无效
投入，而且还制造了很多坏人，比如腐败之类。这10年我不知道挨了多少骂。

　　问：有过犹豫吗？

　　周：没有。第一，我们必须要做这个事情，世界发展是这样过来的；第二，如能打出一
条路来，前途就是非常光明的。

　　做企业的人非常辛苦，他们又被人看不起。可是，办产业远远不止是科技的事情，它在
管理的、市场的和综合素质上的要求，远远高于一个普通的科技人员。办企业不是为了个人
赚点钱，而是要为中国在发展高技术这个历史上写下一笔，所以我就经常给他们打气。大概
经过四五年，有一批产业如联想集团，逐渐取得规模，反对声也就逐渐减少。

　　问：从理论物理学家转到科学院院长，这两个角色您都做得很成功。假设有个选择题，
您心里更喜欢哪个？

　　周：从我个人来讲，还是愿意做一个物理学家，因为那比较单纯。作为一个管理者，你
要改革，实际上是要改变人家的观念、习惯，一不小心就伤害了别人。

　　问：看来您是得罪了不少人？

　　周：哎，得罪了很多人。比如我说不应该留自己的学生在身边工作，搞近亲繁殖。立刻
就有反对声，就连我们科学院自己的报纸都发表文章说应该近亲繁殖。

　　巨大压力，令我非常头疼。改变人们的观念、习惯是需要长期细致的工作，不能下一道
命令，说非得怎么样不可。我一般是提出主张，希望他们自己认识了以后自己去执行，不强
制。但是我觉得什么是对的，就一定要把它说出来，大不了下台。

　　谦虚努力受人尊重

　　问：李政道先生曾说，您如果继续自己的研究，非常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一个得诺贝尔奖
的人。怎么看老朋友的这段话？

　　周：这是他很客气的恭维话。第一，这是一个无法证实的事情；第二我自己也知道自己
有很多的弱点，比起李先生（李政道）或者是杨先生（杨振宁），我在很多方面不如他们，
所以我自己从来也没有这种奢望。

　　问：当年在杜布纳，您4年发表了30多篇文章，国外报道都称：“周光召的成果震动了
杜布纳。”据说围绕相对性粒子的自旋这个问题，您和（前）苏联专家发生了激烈争论，后
来您用100天的时间，将之推论出来，成为年轻人挑战学术权威的范例。

　　周：那确实是我非常努力的一个时期。

　　那个时候的中国，比（前）苏联要落后很多，（前）苏联同行有看法也很自然。要改变
他们对中国人的看法，不能让人看不起，必须要努力。

　　问：艰苦努力终于换来别人的尊重。

　　周：是的。态度绝对是180度以上的改变。所以，我总是要求身边的人，对年轻的和一
些落后的国家的人，要尊重，不要看不起人家。

　　问：我们采访过不少科学家，他们都有不少业余爱好，比如袁隆平的小提琴，欧阳自远
的二胡等，那您工作之余都有什么爱好？

　　周：我这个人比较笨，一样东西都学不好，爱好实在不多。如果要找点爱好，平常偶尔
听听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