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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蒋廷黻(转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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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蒋廷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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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蒋廷黻


宋秋蓉


蒋廷黻，1895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一个中等农家。幼年读私塾，接受旧式教育。10岁到长沙入明德小学，次年改入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益智学堂，开始学习英文。1911年，适值辛亥革命爆发，蒋廷黻只身留美，年17岁。先是入密苏里州派克学堂接受中等教育，三年毕业，转制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主修历史，获文学学士学位。之后，他曾应基督教青年会之征赴法国为华工服务。1919年夏，返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历史。当时该校历史系人才鼎盛，教授都是第一流学者，最露头角的是海斯教授，蒋廷黻跟从其研究，1923年获博士学位。

同年，蒋廷黻回国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后任历史系主任兼文科主任，讲授过西史大纲、欧洲近代史、法兰西革命史、欧洲势力扩充史等课程并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1929年，转赴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继续外交史的研究。从南开到清华，蒋廷黻度过了11年的教学生涯。治学时间虽不长，但在学术界的影响较深，被誉为“一代学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


早年对史学的贡献


从南开时代起，蒋廷黻便有雄心开拓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为此，他首先用现代的历史研究法，进行了中国近现代外交史原始史料的编辑整理工作。

在研究原始档案资料方面，蒋廷黻是个开风气之先的人。他最早提倡实际档案的研究时就认为，与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是要根源于事实的。历史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个规律的初步就是必须从原始资料的研究入手。为搜集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原始资料，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南开，他频繁地与各方面鉴定家、收藏家接头，探亲访友，以搜寻史料为线索。为了掌握1896－1900年期间有关李鸿章从事外交的史料，他走访了李氏的许多旧部，或助手，或秘书，一有机会旧把话题引到资料的搜集上。经过多年的努力，蒋廷黻在整理中国近代外交史第一手资料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是率先运用我国的史料在南开历史系讲授中国近代外交问题的人。他用现代历史研究法编辑整理了《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并为日后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早在南开时期，蒋廷黻即主张研究历史要参考多方面的意见，要本着客观的态度解释史实。1928年，在介绍英国史家汤恩培《中国革新运动与日本土耳其革新运动的异同》译文的前记中，他即强调借鉴外国人看中国的见解，多听听旁观者的话。在《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序言中，他指出：“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因此，“研究外交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资料。根据已过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

据此，他后来发表的许多专题论文，不仅对比参证中外各方史料，并且折衷中外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得到“兼听则明”的结论，从而跳出了中国传统的“虚桥”史证的旧套子。他不倾向于在中国外交史上大骂外国人，这并不是他不痛恨西洋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他认为19世纪帝国主义侵略是一个历史事实，侵略的对象也不只是中国，要紧的是看我们如何应付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所采取的策略得失利弊如何。从这个观点出发，其外交史的研究便有新的方向、新的思路。

早在南开时代蒋廷黻海倡导和重视口述历史学和社会调查，努力探寻历史直接服务于社会的途径，这在当时大学的历史教学中也是少有的。

在引进现代历史研究方法，建立现代中国历史学方面，蒋廷黻也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蒋廷黻对中国传统的考据式治史方法很不赞同。他指出中国旧的史学家往往一个人熟读了许多史书，或专治一部史书，费了很大的精力，对版本训诂也许有所发现，但对史料本身却没有多少知识，人们变成了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了。这是“治史书而不是治历史”，这种研究方法已经落伍，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为了建立现代中国历史学，在清华历史系，蒋廷黻一方面网罗已有成就的学者，一方面积极训练后进。他吸收了一批年轻的学者，减少他们的授课时数，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研究条件（参考书、助理人员），让他们在两三年内开设出中国历史的新课。他的计划是使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有专门学者和教授研究。当他1935年离开清华时，这一计划已实现了大部分。当时清华历史系中国史研究的阵容使：中国通史及古代史专家雷海宗，隋唐史专家陈寅格，元史专家姚从吾和邵循正，明史吴晗，清史萧一山（兼任北大教授），近代史及近代外交史蒋廷黻。

为了引进现代历史研究方法，蒋廷黻首倡将清华历史系的教学目标，定位开创新史学，培养新的历史学家。这种新，就是区别于中国古代史学的考据方法，而采用西方综合的治史方法。在课程安排上，他要求历史系“应多学习外国语及其他人文学术，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从而“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体性，帮助我们作综合的功夫”。

除《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外，蒋廷黻还著有《中国近代史》、《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并在《清华学报》、《中国社会政治学报》、《独立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数篇学术性文章。

综其一生，蒋廷黻的史学著作并不算多，然而这些综述对旧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史和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著作，几乎有半数以上都是因袭蒋廷黻的史学观点。而蒋廷黻的著述，又是旧中国大学历史系的教本，影响更为广泛。时至今日，他的一些代表作仍被一些近代史专家不时提及。究其原因，正如郭廷以在其《近代中国史》一书中所说：“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罗家伦）同开风气”。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为旧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在近代中国史的研究上，他是一个开山的人。


教育主张及实践


蒋廷黻是反对学生死读书、读死书的，他主张“使教育人生化，与中国生活的实际事实相关联”，他认为中国社会有一种惊异的特别，即知识分子与一般人民漠不相关，“有时，他们好像全不知道民间生活是怎样”，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在南开，作为文科主任，蒋廷黻曾谆谆告诫学生，社会经验是文科学生所不能缺的，读书不能包括求学的全部，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他指出一般人总是拿语言或文字做事实，例如听某人说过什么，某报某书写过什么，就深信不疑，这不是研究问题的科学态度。

为了丰富学生的社会知识，他亲自带领南开经济史班的学生去调查八里台村的村史和裕源纱厂工人生活史。他交给学生调查研究的方法，事先准备好调查问卷，以备填写。他要学生深入纱厂，了解工人的生活、家庭、工资、工作时间、所受教育、卫生状况、娱乐活动、年龄状况和死亡率。将所调查的结果，用科学的方法，组织排比，登诸报端，以有所贡献于社会。20年代后期，由于蒋廷黻等人的倡导和推动，社会调查成为南开教学工作的一项正式制度。

对学生第二课堂的活动，蒋廷黻也是热心的资助和支持者。他曾带领南开文学社的学生，利用课外时间翻译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海斯的《国家主义论文集》，他亲自为之作序并推荐到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他还是学生编辑出版的《南开大学周刊》的顾问之一。

蒋廷黻也是南开较早倡导通才教育的人。作为文科主任，他列举世界许多有重大成就的社会科学家同时精通自然科学的例子，要求文科生要稍习理科的课程，要略识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诸种重要学科，以期思想清晰，养成科学态度。

蒋廷黻反对教育上的全盘西化。他对国内大学照抄照搬西方教育模式，社会科学学科中，西方课程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很不满意。他认为留学归国的博士、教授不能只读洋书、教洋书，还应研究和探索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开拓中国社会科学的新园地。“使教育以中国的实在需要为基础，不以外国的模型为基础”。“惟独在中国生活的实况的土地上，中国的教育家能够找得到材料来创造一个适合中国需要的教育制度”。“中国的学生将来既要为中国服务，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比知道西洋的国会和交易所还要紧些”。他在清华致力于造就中国历史的专家，也是依据这一思想。

蒋廷黻从学生中选拔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史学人才。1930年，中国尚没有日本、苏联、蒙古和我国西藏地区的历史专家。有鉴于此，他在清华历史系一旦发现优秀的学生，就说服他们进研究院学习上述国家和西藏地区的语言，如果成绩好，就设法推荐他们到国外去深造。循此道路，蒋廷黻培养了日本史专家王信忠、蒙古史专家邵循正等人。毕业生吴晗留系执教后，蒋廷黻鼓励他潜心学术，并尽量减少他在系里的行政事务工作，加之本人的勤奋和努力，吴晗最终成为著名的明史专家。

蒋廷黻对教学十分认真。他认为当时国内大学存在着学生听讲多、应考多、自修少、与教员接触少的弊端。他反对学生平日忙于作笔记，考试忙于背笔记，丢掉了自己的观察和思索，他对大学教授讲课钟点过多，许多人因为经济困难而忙于兼课的现象也十分不满，认为这样必然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因此他赞扬南开，教师的薪水虽不算很高，但从不拖欠，严格按规定付酬（当时国内大多数高校都发不出薪水）。教师全力授课，学生出席率极高，这也是他最初选择南开任教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对清华的措施也很称道，教师有休假，上课钟点少，较其他大学进修的时间多，还可以资助教师进修深造。

蒋廷黻重视学生的体育发展，指出中国旧文人，尤其是文人而成为名士者，大都手不能动，足不能行，背不能直，这种体格上的破产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根本的毛病之一。他本人则十分热爱体育运动，常常打网球、高尔夫球、游泳、滑冰、打猎和骑马。


学识个性和为人


蒋廷黻学识渊博，不仅对一般的社会科学书籍广泛涉猎，而且对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也有相当的修养。他的英文造诣甚深，出口成章，总是一气呵成。他的文章不是雕虫小技，而是大手笔。早在留美时代，他已显露出使人钦佩的辩才，谈论问题头头是道，精辟动人。别人的文稿经他修改，便能去滓存精。在南开，面对众多学生所作的调查报告，半天功夫，便能决定去取，其明快的程度，令人由衷地佩服。丰富的国际知识，使他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中，眼界开阔，独辟蹊径。

蒋廷黻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对人对事，总有他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见解。他时常和人争辩，单刀直入，毫不留情。他性格耿直，自信自负但并非有意骄傲，不喜敷衍应付，厌恶恭维迎合。对社会、对国家，负责敢言，不计得失。

他有着强烈的爱国心，早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期，对当时国内发生的五四运动，就有“心焉向往”的表示。1921年，九国会议在华盛顿召开，他参与组织了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后援会，以五四的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宗旨，从事活动，出版刊物，他还是英文刊物的主编之一。回国在南开任教时期，他常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为日本强迫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举行的国耻纪念会上，他激励南开学生，“吾辈皆黄帝子孙，岂容外人将祖遗夺去而不顾”，要学生立志爱国。在20年代天津爆发的抵制日货的运动中，他建议南开的学生征收日货所有人的爱国捐，并提议用这笔捐款建立工业研究机构。他认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是好事，但还不彻底，还不是治本的办法。希望工业研究机构努力研究现代科学和技术生产方法，以提高国货质量，与日货竞争。

蒋廷黻是个讲求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湖南，在近代产生了魏源、郭嵩焘等一批经世致用的代表人物，深受故乡经世致用学风及人文环境的影响，蒋廷黻自拿起粉笔，就决心将自己的研究面对现实，并将心得贡献于国家社会。

他主张学术要为社会现实服务。他自己研究近代中国史及外交史的宗旨就是为了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研究每一时期内我们的抵抗方案及分析每一方案成败的原因和程度，以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使自己有所贡献于社会。

他对社会问题非常关切，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努力做现代人，这种现代人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回国之初，为了解国情，他与南开同仁游历了北平、西安、上海、南京、杭州，并对东北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形作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认真考察。早在南开时期，他便把东北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预见到东北对国家安危的重要性。从南开到清华，他还以学者的身份发表了多篇政论性的文章。

晚年的蒋廷黻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力图输进西方的学问、治学工具和方法是重要的，但更有历史意义的任务是利用西方的知识及求知方法与工具来了解中国的国情及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这样，知识阶级与实际的生活才不致脱节，知识阶级的求知对象将扩大，而求知方法亦将更加灵活。知识阶级才能更加了解人生的复杂。这正是蒋廷黻治学时代的主导思想之一。他早年治学，中年以后从政，一生的经历正是经世致用的典型。

有所贡献于社会，是蒋廷黻人生观的核心。事业，在他人生观中占有重要位置。他认为“中国士大夫阶级不以财产为人生最高目的而重视事业，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与最高目的”。

蒋廷黻热爱学术事业。从政后仍乐于探讨学术，手不释卷，一遇有好书便忙不迭地介绍给亲朋好友。对研究历史仍有高度的热忱，常读历史书籍。在出任外交大使阶段，他对外交档案特别重视，颇有重操旧业的雄心。从政后，他利用职务的方便，对学术工作往往会给予特别的扶植和保护。他仍热心于国家的学术、文化和教育建设，提出许多积极的建议。他有志于撰著一部具有权威性的中国近代史，作为他的传世之作。晚年一再请求退休，目的在于完成上述的志愿，终因突发的不治之症使上述志愿成为永久的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