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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沈从文晚年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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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沈从文晚年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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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晚年口述
 
来源：《书摘》2004年6月29日 
 
我始终是一个不及格的说明员 

我十五岁就离开了家乡，到本地的破烂军队里面当一个小兵，前前后后转了五六年，大概屈原作品中提到的沅水流域，我差不多都来来去去经过不知道多少次，屈原还没有到的地方，大概我也到过了，那就是乡下。所以我对沅水的乡情，感情是很深的。后来有机会到北京去学习的时候呢，能够写的多半也就是写家乡的事情。 

我对家乡新的事情知道得还是少，比较少，知道的还是过去的。关于比较下层的生活，划船的船夫、纤手，小码头上的人士我比较熟悉。但是我的写作应该说是失败了，前前后后写了三十年。我的思想比较落后，也许是严重落后吧!所以到了解放以后我就离开了写作，又不能做空头作家呀!因为没有生活，思想又比较保守，一下子适应不来了，就转到历史博物馆工作。 

当时历史博物馆大约有十三个教授级的，我们在一块。我清清楚楚记得，大家谈到学习时都坐下来学习，我一天就泡在陈列馆，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对文物没有一点知识，有兴趣没知识，我只觉得这个东西应当好好地学。因此有个很好的机会，每一次历史博物馆的展览，我都要参加，从开始展览一直到关门，我都参加。什么辉县的，郑州二里岗的展览，安阳展览，麦积山的，炳灵寺的展览，楚文物展览，全国文物展览，我都参加了。特别是敦煌艺术展览，我呆得特别久，差不多前后一年。我的基本常识就这么点儿。所以刚才讲我是专家，绝对不能相信的。我始终是一个不及格的说明员，主要原因就是东西越来越多，来不及了，人也老了，所以到了快八十岁了，又转业了，转到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怎么是历史所呢?我历史又没有底子，我主要是文物的常识，所以到这里很显然也做不出什么东西。但是得到领导和各方面的支持，才起始，把六四年着手的、一本通俗性的、关于服装发展同衍进的图录，得到大家的帮忙，特别是在坐的大家都知道的王（予予）同志的帮忙，才勉强完成。 

这几十年社会变化太大，这个工作远远配不上我们的要求，远远地落后。再一个原因，我是一九二八年就混到大学教学这一行，教散文——那也是骗人了——教散文习作，一直到解放我才离开学校。离开学校以后，我就直接到历史博物馆，名分上是做研究员，实际上我是甘心情愿做说明员。 

我深深觉得这几十年生命没有白过，就是做说明员。因为说明员，就具体要知识了，一到上面去，任何陈列室，我就曾一点不知道，什么仰天湖的竹简，二里岗的新的黑色陶器。我也有机会跑北京最著名的琉璃厂，我记得是三反五反的时候，参加三反五反关于古董业的问题清点。当时北京有正式挂牌的一百二十八个古董铺，我大约前四十天就看了八十多个古董铺，就是珠宝、皮毛我没有资格看，其他的关于杂文物类的东西我几乎都看到了。这个时候我长了不少的常识，我就总觉得——我有那么一个偏见吧，就是要理解文物文化史的问题，恐怕要重新来，重新着手，按照旧的方式，以文献为主来研究文化史，恐怕能做的很有限。放下这个东西，从文物制度来搞问题，可搞的恐怕就特别多了。 　　 

谈谈我到美国得到的印象　　 

这个地方——美国，总的来说思想是相当混乱，在学校这些方面迷信钱啊，简直是无以复加了!馆子里到处贴了恭喜发财，到处都画着钱的样子，这就是唯钱是问。但是仅限于钱也不一定，研究还是相当出色的。 

我就想知道他们研究的博士论文写什么，本来更详细地了解应当去国会图书馆去看材料。研究中国文化，不一定有中文系，但都有一个东亚文化系，照例有一个中文专业。 

他们做的论文照例都有一些很奇怪的，比如前不久到北京开中美史学会的人——我有机会参加啦，就听到副秘书长谈到，他们的论文啊，没法子称赞，没法子对话。比如说“《金瓶梅》同荀子的关系”，这个太荒谬了，这题目还是向中国方面提出来的，中国专家没法子对手，就好像打拳用另外一种方法打。还有人问我，他想研究“袁中郎”，我说我不懂没办法。 

博士论文还是很庄严的，外国人对博士论文还是满尊重的，他要有一个博士论文才能当教授，这个学位还是挺重要的。也有人做杜甫《秋行巴蜀》做了多少年。 

有些东西我们是不可想象的，认真是认真，搞材料也很方便。读书那儿的条件是太好了，一个不是研究生的在看书，有那么大的一个位子，都有微型的看书的放大镜，灯，还有打字机，要复印什么材料，外面的廊子上有很多复印机，投个五分的镚儿，书摆在上面立刻就印出来了，要多少材料有多少材料。所以我去了。 

他们把我当一个作家看的，其实我这个落后作家早就没有资格了，承蒙他们的好意，也还有专门研究我的。我的很多文章他们都知道，不但知道，还知道是哪年哪月的，不是他知道，是图书馆知道。图书馆的不一定是入了名人录的，不一定是名人。知名人士和比较知名的，按照他的习惯，都很详细入他哪年做什么，哪年做什么。所以他们讲笑话，钱伟长出去，人家知道他哪年写检讨。所以人家要问到我，我也同样不知道，但是他们知道。所以很多外国朋友、中国朋友充满了好意，一定要我谈写作，我说这个我没有资格说话，只能够说二十年代我怎么初学习用笔，到三十年代这一段的社会背景和它的文学运动的情况。 

尽管谈这个，我还要争取时间，达到我另外一个目标。所以幸好我还带来一些服装的幻灯片和另外一个专题的幻灯片。谈一谈，他们倒相当有兴趣，完全出于他们的意外，有些问题太新了，他们是按着规矩——因为别人都是用转手材料谈中国问题，所以隔得很远。 

也有学考古的，都有考古系。他们的材料太少了，哈佛大学的中国东西算是最多的，我看了一个外国人捐的古玉，那就可观了，恐怕科学院，故宫啦都不及了。 

但是也有很多可笑的地方，有一个民俗博物馆，他把最好的长沙出土的那块笭床——国内没有了——放到干了，摆在那里，怪可怜地油漆了，再加上一些不相干的战国坛子罐子，他弄不清楚这个东西，从这个陈列法就看出他没有发言权。特别可笑的是他把商朝的玉鱼——玉雕的鱼可以做切割工具用的，上面有个眼儿，他把它用塑料丝悬挂起了，叮叮当当的，让人又担心又难过，完全不解决问题。证明他们一般情况，特别是民俗部分，东西是应有尽有，但是不行，谈到研究他们好像也不懂。这些有待于我们中国怎样更大量地把这些材料整理，想法子印出来。 

教中国文学的也碰到这个问题，研究明清小说，“三言二拍”，也做博士论文，《红楼梦》有，陈独秀有……再上去的古代的没有。但它有一个好处，图书馆好，这是太值得我们学习了。陈列方面，看书的便利不能够设想，一个人吃饭也可以看书，看书的条件实在太好了。 

美国一面又重视钱财，一面又尊重知识，没有中国人那么多忌讳，当然政治情况不同啦!但是也麻烦。目前科技方面有好多成果，但情绪方面，某些方面的不安的情绪，是失业。反映到读书人身上更容易见出来，资本家方面不消说。但是他的学校在社会上虽然有充分的自由，但还是在学校的圈里。他特别的现象很奇怪，很不如中国。比如说每个人到六十五岁都要退休，退休也惨，没几个钱。现在有的就像杨振宁他们，吴健雄，还有我的一些朋友，都是第一流的科学人才，一年也就五万美金，也是自己开车，自己做饭，生活都是平等化了。 

还有一个问题很有趣味，就是为什么博物馆的东西，收藏那么多中国的书啊，整理得真好，你到博物馆的图书室里就感觉到，我们哪年哪月能够做到啊!这不是钱的问题，基本上都把书处理好，任何一个像我们都不大知道的杂志，他都整理研究的。放到那里，你复印东西五分钱一张。 

——以上摘自在湖南省博物馆的讲演 　　 

文学方面我没有资格　　 

谈到文学方面，我没有资格说，我只能来学习，这次我有机会出来，是先到广州，再到长沙，主要还是学习。至于文学方面我没有资格，事实上没有发言权，已经隔了三十年。我在解放以后，就转到历史博物馆，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创作界、文学界。 

说到文学了，我就随便谈谈吧。我的书呢，五三年就烧掉了，再加上这多少年的变化，我在这个文学方面是绝对没有发言权的，绝对没有发言权。 

过去的呢，我当时动笔写作，我只想做一个好像打前哨的，小哨兵样子，来做些试探，探路子。路子通，大家都可以走上去，分头并进，可以共同形成一个效果吧。因为当时我离开家乡时，我的本钱就是小学毕业，资格就是小学毕业。所以大家知道我不能够考进北京大学。那么，我没有别的能力，我非要靠着这一只手撑着活下去，愿望尽管好像很伟大，工作能力很低。 

到北京充满了幻想，总是以为最不得意可以去卖报哇，可以活下来。可又不能卖报，各个地方都有规矩嘛，像这么一个乡巴佬出去，说话人家都搞不懂，搞不清楚的，怎么能卖报呢?再不成去讨饭吧，那更难了，北京讨饭非常之严格，大都市有规矩，每个街道都有一个讨饭的头头，手里拿个棒棒。我到历史博物馆后还专门买这么一个收藏。 

但是呢，真是奇迹啊，居然能够活下来，活下来靠什么呢，就是在军队里头什么苦都吃过，说一切不在乎。饿还是饿的，没有饭吃就没有饭吃，饥一顿饿一顿是很平常的。当然啦纯粹靠节食恐怕是抵不过消化这东西的。幸好我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农业大学这四个大学很快就结识了一些朋友，这些朋友都是在读书的，都是搞文学的，有的搞政治的，知识啊常识啊都比我丰富；大概勇气呢，我妄想没有我的多。 

一到吃饭困难饿得受不了的时候，我就到那里去解决问题。农业大学在当时也很奇怪，就是好像是个家庭制的，有农场，学生可以分白菜，每个月每个人可以分得大量的几百斤白菜，学这个园艺的；学家禽畜牧的可以分鸡蛋。所以我一到困难的时候，就到那里吃饭去。 

“三·一八”的时候，我也跟他们摇旗呐喊啦，跟在前面走，拿一个小旗子，散传单，我也不懂传单内容，到东交民巷口都不能进去，只能远远的拿着传单向里边撒，就是说那时候没有结果。 

我慢慢地来写作，大概是在二二年。其实我连标点符号都不知道，要做作家?根本不是的，不是这么打算的，不敢这么设想，只是说万一有一天我的作品能够在报的尾巴上发表了，那我就兴奋极了，就是天赐的恩惠了。 

我头一次发表大概是在一九二四年左右，都两年多了；在什么地方，在《晨报副刊》个小的角落里面，是小孩子的作品里面；得到多少钱呢，得到七毛钱，那是书券，大概是比当时抄稿子还要低一点。因为抄稿子当时是一块钱一千字，我那个大概不值一千字，得了七毛钱的书券。但是对我说来，是一生的影响大，觉得有出路了。我的新的文章，作品，能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简直是高兴得不能设想了，真是做了王爷了，太高兴了。 

但是我晓得我隔得太远，我的作品隔得太远，从任何角度出发看，都是很幼稚的，非常之幼稚的。 

刚才听到什么同志讲呢，讲严文井写篇文章，谈到我，提到有天我帮他改文章的事，我总是要写得太快，改三次。其实我的那个文章，我还觉得最有趣味的，大家经常提到我的一个不成熟的《边城》小说——那是一九三三年秋天，那时候巴金正住在我家里，跟我住在一块，我刚结婚，他一个月就先把《雪》那个长篇写出来了，我那时候其实写《边城》都是到院子里面写，他到我书房里面写，我写半年才写完，他一下写十万字，十二万字——我半年中间才写六万字。一方面也可以说我不善于写中篇，另一方面，我总是有那么一个认识，就是说写得好的恐怕不在字数多少。你要达到效果，明白它的效果，你明白文字的效果，又明白它的内容什么样子能够产生效果来，恐怕有几万字还是能够的了。 

一直到好像大家都称我为作家的时候，我实际自己惭愧得很，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当作家，从来没感到过我是作家。我生平也没参加过公开讲演，从来没参加过，公开的集会我也很少参加。只有一次，“一二·九”的这些学生，北京各方面的负责人，他们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开了一个欢迎我们的会的时候，我是参加了那么一次。所以我写了那么多，好像我熟了那么多的人，实际上我对文坛的问题是完全隔膜的。 　　 

到了作家要排队的时候我就不大习惯了　　 

我是关到房门里面来写，读书。到了学校以后就根本不同了，一天到晚谈的短篇小说，写的是，教人家的是，帮人家改的是，整个是成天滚到短篇小说里头了。再呢，就是给我有个机会，能够活下去以后继续学习的机会。 

但是当时毛病也看出来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快到三十年代，文学革命转到革命文学。因为转到了实际问题来了。另外我还知道文学革命是什么：自由写作，自己找出路，各自打天下；还有好处，在当时，可以说不管你李大钊先生也好，陈独秀先生也好，胡适之先生也好，鲁迅先生也好，那么多没有说是哪个第一，先排队的。纵然他是第一，上帝也不指定这个，没有人能指定这个，每个人一起始都是开步走，这个我认为好，能够鼓励年轻人朋友，不作兴哪个在先，这是对我们后来的发展情况说，不同的一点，这也许在我思想上是个包袱，到了作家要排队的时候我就不大习惯了。我总觉得写嘛，是个职务，是个义务，不是个权力。这个写得好么，是必然的。写得好，写十年八年二十年，写几篇像样的文章，那是应当的。写得不好是你活该不中用的，你努力不够的。这是我的想法。我总是有这么一个还是乡巴佬的想法，没有近代化的这种。 

大家讲我有天生啊，那是天知道，绝对没有。我是相当蠢笨的一个人，我就是有耐烦，耐烦改。特别是改，这改大家不能一下想像，有朋友写道——巴金什么的说我“最耐烦改了”，因为我改来去，改来改去我文字就通顺了。 

那个时候我最抵抗这个批评家，我总觉得一个作家到某种程度，他自己是最细微的批评家，少少的一句话，一个标点，都非常之掂斤播两地在那里考虑。前后几万字，观察上哎，这个地方同前头有点矛盾，性格上或者他都考虑到，一个细心的作者。但这是从我们这些比较低能的学习者而言吧。有些聪明朋友那不是这样，聪明朋友像老舍、巴金他们，稿子烧掉以后他都能够复写一篇。我要假定被烧掉以后，大家问我，没目录我都不知道了。为什么呢，我是慢慢的凑拢来的，慢慢地凑呀!凑拢来的看起来好像很舒服，实际上很费功夫。 

他们讲到我是多产作家，这在当时是批评多于褒奖，都是开玩笑的说法。你没有别的嘛，就是大量生产。他们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是完全当作学习来写的，学习过程总觉得是写来写去。这多呢，不是因为要露面的，那么这样子试完再这样子试，完全是个学习过程。但是这个社会变化太快，我原来是想学五十年，我也许有机会拿这个作品面对社会，但这个社会变化得太快了，不到三十年就变了，我是真正没有发言权啦。所以就不能不改业了。 

——以上摘自《湘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摘自《沈从文晚年口述》王亚蓉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