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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PowerWang (Paper & Water), 信区: Jiangsu
标  题: 江苏发展的另类思考（二十）——仇和改革与苏北新疾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Mon Jan  3 14:32:43 2005), 转信

江苏发展的另类思考（二十） 
——仇和改革与苏北新疾 

1980年代的苏北与苏南或许有差距，但绝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悬殊，因为长江或许是隔绝家 
交通的有形障碍，但还绝不是体制、制度、文化、历史上的天堑，江南、江北虽被隔开了 
浅层的脉搏，而在深处，依旧无别。20年前，以宿迁县耿车镇命名的耿车模式，作为一种 
典型，曾经与苏南模式一道成为江苏省内学术讨论会的谈资。可惜的是，没过几年，耿车 
模式就销声匿迹了，以至20年后，耿车模式连一点片甲都没留下，而苏南模式尽管被扬弃 
无形，但其后果却福泽遍地。并不否认，耿车模式或许原本就不成熟，但其时，温州模式 
也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发展不起来显然不仅仅与当初的发育是否成熟有关。“推脱”永远 
是无能或近似无能者的借口。今天明摆的事实是苏州人均生产总值是宿迁市的7、8倍，个 
别县市之间甚至相差到10倍。触目惊心的差距及其触动下朝三暮四的举动不仅仅反映着苏 
北特别是部分地区今日触目惊心的贫困，也预示着飘忽不定的未来。 

因为差距的存在，各级官员的压力更大，在盲目乱加压力的情况下，干部并非不进取，群 
众并未不勤勉，干群付出的代价比发达地区或许更多，可差距愈大的结果却令人愈益的沮 
丧。愈加沮丧后，再加更大的压力，再做不切实际的行动，劳民又伤财，预支了后任的财 
力，掏尽了后世的资源，却依旧困苦不堪。这虽不是整个苏北完整的写照，但对于局部地 
区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群众不欢迎不干事的干部；但更害怕乱干事的干部。勤勉是一种美 
德，但对于官员却不一定，而且主方向错掉的勤勉对社会只有加倍的危害。饱受争议的仇 
和在许多方面的确如此。而在仇和示范效应作用下继续和准备继续仇和道路的苏北，潜在 
的危机比危机已重重的现实更重。 

苏北落后加剧的问题固然有大方面的原因，但对于一个普遍贫困的地方，干部不受诟议那 
是天方夜谈，而且很多指责的确切中要害，鱼肉百姓或许言过其实，但人浮于世，自置于 
人民百姓之上的老爷派头和官僚作风，却还相当普遍。这种风格结合仇和们带来的新作风 
，产生着更为可怕的后果。牛不能一下子推到田野中的一棵大树，却能一脚踩死田埂上的 
萌发的幼苗。没有被清醒人广泛论证和社会合法许可的职能部门权力越大，当地百姓自主 
创业、创新的阻力就越大，障碍就会越多。 

中国官本位思想由来已久，在全球“民主”思想早已普照的时候，中国官本位思想却在近 
几年又愈益的加深。在背后反映的恰恰是官僚机关权倾天下的事实。在发达地区，强势政 
府的弊端在其不计成本地制造出的眩目政绩面前可能不甚明显，可在欠发达地区或发展失 
败的地区，弊端即使不一目了然，也会暴露无遗。严格说来，官僚机关强大对于后起追赶 
式的国家或地区后来居上是必需的。1980年代得以顺利挤身发达国家或地区俱乐部的“亚 

洲四小龙”，之所以能迅速地完成工业化和实现现代化，都离不开政府行为的勤勉和策略 
的得法。但是，两者缺一不可。光有勤勉的行为或光有停留在脑袋中的善良想法，前者不 
能良性地改造社会，后者不能有效地改变社会。吕日周治下的长治，或许能够长治；仇和 
主政过的沭阳，或许能尽情沐浴阳光；但仇和折腾中的宿迁却只能见异思迁。作为一个政 
绩明显、思想活跃的年轻干部，仇和无疑值得肯定；作为一个严格要求干部，克扣干部工 
资变相地转移给沭阳百姓的县委书记，仇和无疑值得拥护。但仇和主政江苏最穷地区的一 
把手，仇和的所作所为，特别是把教育彻底放给社会，不仅对宿迁及整个苏北的老百姓， 
而且对仇和以后的宿迁主政者来说，都不是一件值得乐观的事。剖析苏北存在的问题，最 
终是为了走向未来，建设新苏北。仇和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以一种希望。但仇和更多地在树 
立着一个并不利于苏北良性发展的榜样。人们渴望勤勉作为的政府，但政府过分地勤勉， 
尺度就会难以把握，物极必反，难免不会圈囿于自身利益，一旦过分地从自身利益或扬名 
的需要出发，勤勉就不再是一种美德，模糊自身与社会的角色定位，混淆自己的职能，也 
就势必不可避免。改革也难逃其窠臼。并不仅仅只是物质利益才是利益，为荣誉等非物质 
利益的私利考虑危害更大。政府一旦把改革当作一个扬名或换取政绩的手段，为改革而改 
革，即使不与民争利，也会让民减利。倘若改革最终不能成功，那么在过程中的力度越大 
，效果越南辕北辙，将来的改革难度也会愈益的加大，将来的发展也会愈益的艰难。 

在鼓吹词中并没有排斥寄希望于民间力量的仇和改革，看似在把未来寄希望于民间，但他 
给民间的责任远比希望多，给民间的责任远比权利多。把过重的原本由政府承担的职能交 
给能力不足的基层和社会，结果只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民众最终必会因此而被耗得更 
穷，而政府被养得愈富，最终的结局只能依然是社会愈弱，政府愈强。教育产业化、私营 
化或民营化，在宿迁走得太快，减轻的只是政府一时的负担，加重的却是民间永久的负担 
，实乃彻彻底底的穷民之策，不仅从表面上还是骨子里都不符合富民之策，对后任来说也 
只有一利而有百害。对于今后的农民来说，接受良好的教育，通过进入好的学校或好的专 
业走向社会，是改变身份的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仇和的改革力度不可谓小，改革的热 
诚不可谓不真，但在教育的方向上显然错了。再延伸到当年的小城镇建设上，也有同样的 
问题。 

仇和知道民间力量的重要，仇和的改革在制度设计上也的确考虑到了这一方向。拔苗助长 
，只会苗(增)“长”空，由于过分急切地希望产生效果，仇和施政的实际效果只能是民间 
更弱小，政府更强大。不考虑政绩效果政府官员的胡作非为，只会滞缓地方经济的发展， 
一旦官员更换，后果自然消极。积极作为的政府官员，一旦决策失误，社会进步不仅会停 
滞不前，还会为未来制造更大的难题。前者充其量只是原地踏步，方向依在，而后者则是 
在相反的方向上愈走愈远，危害和纠正的难度更大，因为方向被颠倒了，今后若反正，则 
不仅要重新开始，而且还要弥补先前的损失；若将错就错，只会一错再错。 

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差距，苏北交通优势在晚清丧失后再怎么重建也不可能恢复元 
气的客观事实的存在，让无视乡村工业化，只是指望苏北通过一两个大城市带动迅速的工 
业化或政府一本万利、民众失远大于得的铺天盖地的招商引资来改变苏北落后的工业格局 
，只能是得不偿失的妄想。或许，幸福的人幸福的理由可能大差不离，不幸的人不幸的理 
由千差万别，但地区的发展却与此大不相同。温州二十年来崛起的事实已经让既没有自然 
资源也一穷二白的地区永远发展不起来成为彻底的借口，也让三个三角洲（长珠闽）汗颜 
不已。发展好的地区各有各的理由，发展不好的地区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民间的力量受 
到抑制或被引入歧途。民间的力量与来自于政府的力量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政府与社会 
的关系。始终没能存在独立游离于政府之外的民间社会是整个当下中国存在的迫切问题， 
对于苏北来说，更是如此。中国农村自1949年以来，就不存在独立于政府体制的乡村民间 
自治。乡村基层组织，村、组及先前的生产大队、生产队，不是自下而上的直接承接民意 
的组织，更多的承担着自上而下的上级代理人角色，即使代表了民意，也不是直接的民意 
，而是通过层层过滤循环而来的。改革之前，不论城市、还是农村，根本不存在与政府可 
形成二元关系的社会，所有的一切都在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1978年开始的改革于是在另 
一个层次上就是，政府回归政府本分的一个过程：各级政权从一味的向上变成了向上和向 
下的结合；基层的群众也由此从政府完全管制下变成了可相对独立于政府及其附属组织（ 
包括工厂、农村基层组织）的独立人。于是，民间的活力方才得到释放，而且，解放的过 

程越快、越彻底，氛围越活跃，活力便强大也愈持久。温州模式、晋江模式如此，早期的 
苏南模式和鼎盛的珠江模式也是如此。经典苏南模式的终结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人从基 
层组织解放得并不够彻底，而当年取得阶段性成功的苏南乡镇企业在产权和经营方式上加 
速紧靠而不是远离基层政权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这一趋势。苏南没能产生可以不依附于 
政府的强大力量，这样整个社会的风险，政府无力承担却必须承担，而可以尝试的民间渴 
望分担却无缘参与的可悲境地，民富的滑落也就不可避免了。 

基层政府的成功决策，可以引起群起而效之，失误也因此能被放大传染。但这种没有保证 
可以听从民意的体制保障，良性的被放大，本就不是常态。长远来说，没有民间力量规引 
的政府，即使碰巧可以有几次正确的决策，却不能保证永远。而只有一极独大的情形，不 
可避免的会使独大者滋生目中无人、眼高手低的盲目倾向。缺乏民间力量有效制衡的政府 
也难逃这一规则。于是，苏南内生的活力几乎在同一时期被迫短暂窒息，幸好的是，苏南 
民间的官本位思想并不极端浓厚，更重要的是它符合外商投资苛求的先天标准，苏南没有 
制衡的政府对当地的发展并没有产生特别致命的影响，但负面效应仍非常明显。而苏北则 
远没有这么幸运了。 

苏北原先发展不起来，官本位思想太重，是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但官本位思想之所以滋生 
、燎原，有浓厚的历史原因，但当下的行政体制和行政方式影响更大。苏北要想真正走向 
现代化，不拖江苏“两个率先”的后腿，整个社会被政府牢牢地有形控制，民间没有令人 
欣喜的活力，必须被改变。但现在我们看到的却是与之背道而驰的局面，不能令人遗憾。 
民众的官本位思想太重是个表象，并不能因此被上升为致命原因。不加辅助措施的改变官 
本位思想，强调观念先行，只能是闹剧，实质是画饼充饥，决不可行。改变官本位，只能 
通过政府理智的自醒，进而有意识地消弱自己对社会无孔不入的影响和控制力。必须在发 
展中逐步弱化官本位思想，但这可谓难上加难。发展不起来与官本位思想已成为一对孪生 
恶瘤，维持官本位去发展或旨望通过去除官本位就可以发展，都是一种幻想，即使暂时可 
快走几步，弄出几份明显的政绩，拉长时空距离来看，都是在自裹其足，最终将欲速而慢 
，欲愈速而益慢。 

这是苏北，也是仇和热点反映的苏北症结。大刀阔斧的改革，肯定会立竿见影的效果，见 
的并非是竿子，只是影子，即使是影子，也只能随阳光或忽长忽短，忽东忽西。对于苏北 
来说，大多数行为往往都是在不断重复地朝秦暮楚，朝秦暮楚不如一味“朝”秦，也不如 
一味“慕”楚，更何况是天天的朝秦暮楚呢？在不促动政府大体制下的政府改革和官员作 
为，迫切很急，力度越大，政府的影响力也会越强，结果民间的活力也愈加地受到压制。 
大方向错误了的有为勤勉的政府，在取得了一些短暂政绩的同时，却又为未来埋下了更难 
以控制和清除的障碍。于是，苏北旧患未除，新疾又生。 

（待续） 

草于2004年3月初，录入于3月8、9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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