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inghua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Landau (Dau), 信区: Tsinghua
标  题: 学者的晚年(1)
发信站: 紫 丁 香 (Mon Sep  7 17:47:38 1998), 转信

【 以下文字转载自 History 讨论区 】
【 原文由 stking 所发表 】



陆键东



    写下这个题目后内心踌躇了很久。

    这是一个很诱人但也难度不小的话题。首先就面临着“学
者”与“晚年”两个概念的界定。“学者”的本义，含有求学
之人、治学之人及学有所长者等诸义。从“活到老，学到老”
而言，求学与治学两义相通不悖。学有所长者似可专指在学术
上有相当造诣的专门人才。

    对“晚年”的理解则要复杂多了。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曾作过这样一段广为人知的人生论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第二
》）。孔子是夫子自道，寥寥数语已概括了自己坎坷的一生。
此语经历代的注经者笺释仍留下了不少可议之处：“而立”、
“不惑”、“知天命”诸句，显得实在可感；“耳顺”、“从
心所欲、不逾矩”等却有点玄虚了。孔子大半生颠沛流离，处
处碰壁，到六十多岁才决志归隐于鲁，继续设帐授业，传授圣
贤之道，按孔子一生的政治主张与修身立行的追求，“知天命”
应该是孔子眼中最高的人生境界。五十而能知天命，孔子画出
了一个学者（或者也可以说是士人）在某一个生命阶段中应该
达到一种至境的界线，人生的无奈则在于，无论是精勤者还是
早慧者，要领略此至境，不付出大半生的时间大概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古人与今人生存条件的不同，决定了划分人生阶
段的差异。最显著的例子是，唐人韩愈曾在多篇文章中分别描
述过自己青中年时期的精神面貌，比如有这样一段文字：“吾
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
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祭十二郎文
》）韩愈死于长庆四年，终年五十六岁，用今天的标准衡量，
算是英年早逝，但细究韩愈的一生，韩氏年过四十便生垂暮之
感，并非是文人的伎俩。按韩愈自述，其人生少孤且多病，“
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上宰相
书》）。若以今人的眼光看，韩愈所处的中唐在经历过八年的
“安史之乱”后已进入衰败的时期，其实从韩愈及其同时代文
人的大量诗文去分析，此时期士人的人生追求、心理特质仍承
袭着“盛唐气象”的余荫，故韩愈二十岁不到就走上了欲以科
举博取功名的道路，沉浮经年，便有“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
选于吏部卒无成”之自怜。在同侪流辈中，韩愈的命运已算顺
利，只是在早存“我年十八九，壮志起胸中”、“念昔始读书，
志欲干霸王”（《岳阳楼别窦司直》）大志的韩愈眼中，这样
的遭际自然是甚可叹息的。所以在贞元十八年左右，年仅三十
五岁的韩愈已写下了《送孟东野序》、《与崔群书》等奇气横
溢、却已有浓郁沧桑感的雄文，不妨摘其要者引录如下。

      《与崔群书》云：

          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
      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
      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
      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
      者或至眉寿……仆无以自全活者，从
      一官于此，转困穷甚，思自放于伊颖
      之上，当亦终得之。近者尤衰惫，…
      …两鬓半白，头发五分亦白其一，须
      亦有一茎两茎白者。仆家不幸，诸父
      诸兄皆康强早世，如仆者又可以图于
      久长哉？

      《送孟东野序》云：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
      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
      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
      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
      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
      ……

    韩愈是个早慧者兼早悟者，在而立之年已对历史、文化与
人生有着相当深刻的把握及大气的阐述，“物不得其平则鸣”，
“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等思想的喷涌，
已远不是“一个青年士人对生命的体验”这种论述所能涵概。
三十五岁的韩愈，生平的功名虽尚未建立，然能传诸后世的功
业——“文起八代之衰”——已经建起了框架。十年后，韩愈
作《进学解》，对自己的大半生作了一次总结式的回顾。韩愈
不可能预知十二年后生命将完结，所以《进学解》实际上是韩
愈一生的写照。更因它写于韩愈四十五岁这样的年龄，完全有
理由认为，只活了五十六岁的韩愈，同样有一个严格意义的“
晚年”。韩愈在《进学解》中用设问的手法尽情抒发云：

        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
    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
    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
    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
    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羝
    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
    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
    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
    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沈
    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
    书满家……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
    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
    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
    于为人，可谓成矣。

    《进学解》从容不迫，恣意挥洒，除了体现韩愈一向雄健、
浑厚的文风外，更有一种吞吐古今的气势。而在同一文中韩愈
所论“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
之不公”，比起十年前“不平则鸣”的热切呐喊，人生自是另
有一种升华。四十五岁的韩愈已步入“知天命”的境地。可惜
韩愈的心曲并未为后人所解。《旧唐书》本传在全文引录《进
学解》后紧接着这样叙述：“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
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在史臣的笔下，《进学解》成为韩
愈求仕的敲门砖！

    在“学者的晚年”这个特定的范畴内，韩愈的晚年遭遇不
能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已隐约为我们透露了“学者的晚年”
一些应有的特征：一生学问文章未尝一日弃废；耻与世沉浮，
为人为学独自树立……

    至此，我们可以转入正题了。

                  一

    可以说，“学者的晚年”其历史的内容与文化的内容，要
大于人生寿命几何的含义，这正是它最值得探讨的地方。正如
当代一位作家曾对命运作过这样精辟的概括一样——人生紧要
处其实就只有几步，同样，历史的关键之处也只有那么几个重
要的阶段。尽管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丰厚无比，此中的杰出人
物如恒河沙数，但要寻找一个具有“完整的一生”──毫无疑
问，“晚年”这一阶段在这“完整的一生”中显得是多么的重
要——的典范，又是多么的不容易。从这个角度看，三百多年
前的一位杰出者，历数百年的风雨，仍能以其鲜活、独特的形
象，进入今人的文化视角，历史的确不余欺！

    他，就是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

    谈论“学者的晚年”，千年间也许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
中国历史的变局，总带来文化的变局，顾炎武不幸生于明末板
荡的时代，他的一生是极孤寂、痛苦的一生；而对于后人来说，
活在乱世，先后经历过明万历、天启、崇祯，及清顺治、康熙
五朝的顾炎武，他在中国文化史上提供的是一种文化精神薪尽
火传、不屈前行、昭于天地的范本。顾炎武生前绝不同流，死
后亦有违时势，无论生前身后，顾氏留下的都是孤独的身影，
直到今天回眸，在明末清初风云激荡的浴血场上，在形形式式
的文人武将、举子学人、隐士逸民的群像中，顾炎武支撑着的
天空，依然是一片很独特的天空。一如在幽暗的舞台上，突然
有一束亮光照出了幽深处一个孤零零的塑像，烟雾一直缠绕，
人像一直看得不清……

    顾炎武生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初名继绅，后
名绛，清兵攻陷南京后即改名为炎武（字宁人），以后学者又
以亭林先生称之。明末天崩地裂的剧变，似是为一代文化大师
的诞生准备了了个必不可少的历史环境。暮年时顾亭林曾这样
追忆明末的动荡对幼年的影响：

“自臣母授臣《大学》之年，而东方兵起，白
气亘天。明年三月，覆军杀将。及臣读《周易》
为天启之初元，而辽阳陷，奢崇明、安邦彦并
反。其明年，广宁陷，山东白莲教妖民作乱。
一日，臣祖指庭中草根谓臣曰：‘尔他日得食
此幸矣！’”（《三朝纪事阙文序》）

    顾氏陈述式的语句似不带感情色彩，然其逼迫的语势已含
无尽的悲哀。顾亭林人生的起步与传统士子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一样是幼读诗书，不过，被亭林自己称为“隐君子”的祖父顾
绍芾，给予了他至深的影响。这位最终耕读自守、归老田园的
老人，将一生的抱负都倾移到爱孙的身上。身处乱世，顾绍芾
极有意识地命幼年的顾亭林进读古兵家诸书及《左传》、《战
国策》、《史记》等典籍；稍长，更诲之曰：“士当求实学，
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
同上）。若要简单地陈述顾亭林一生的行状与治学的轨迹，大
可以借用一话统摄之，顾绍芾死于崇祯十四年，对于一个长忧
国事的明朝臣民来说，可算是有始有终，三年后明朝大好江山
已易姓。也许因为这样，在顾亭林后半生那些极为孤愤的诗文
中，谈论顾绍芾悲情一生的地方并不多。即使如此，顾亭林还
是在不经意中为后人理解其祖父对于他一生的意义留下了一些
重要的线索。顾亭林曾在一篇专门谈论“修史之难”的文章中
这样说到他对明朝史述熟习的源流，“吾自少时，先王父朝夕
与一二执友谈论，趋庭拱听，颇识根源”（《与公肃甥书》）。
在《三朝纪事阙文序》中亦云，“臣祖生于饶州官舍，随臣曾
祖之官广西、山东、南京，一切典故悉谙，而当日门户与攻门
户之人，两党之魁皆与之游。……具晓其中曲折，亦时时为臣
言一二”。这是在文化长河中一种十分亲切的历史场面。二千
年前司马迁在述其一生行状的《太史公自序》中曾饱含伤痛之
情叙述云：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
    公（司马谈）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
    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子
    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
    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
    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
    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
    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
    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
    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司马谈带着遗恨托付了他认为可流芳百世的后事；司马谈
也将一生的所见所闻、一生积蓄于腹中的历代掌故、轶史尽付
与爱子司马迁。这种场面古今都十分相似，在历代一些文化巨
匠的人生中，都先后出现过。近人陈寅恪在暮年追思家世旧事
时，便有这样的回忆，“清代季年，士大夫实有清流浊流之分。
寅恪本人或以世交之谊，或以姻娅之亲，于此清浊两党，皆有
关联，故能通知两党之情状并其所以分合错综之原委……偶以
机缘，得接其丰采，聆其言论，默而识之……”《寒柳堂记梦
未定稿》）。“颇识根源”、“默而识之”及“请悉论先人所
次旧闻”，这岂止是普通的家学私授相传，它更多地体现为一
种文化源流的续承。很难想象，若没有司马谈、顾绍芾，会有
文化意义的司马迁、顾亭林！同样，这也是令人无限向往的一
种人生场面。今天，能“趋庭拱听”、“聆其言论”的小子也
许还不难寻觅，只是能道“古今之流变，成一家之言”的长者
却稀矣。许多时候，今之视昔，总会留下长长的叹息。

    对学术与历史“颇识根源”的顾亭林，在三十岁前后，已
打下了很好的基业。此刻，他所欠缺的，仅是人生的磨砺。十
分残酷的是，这竟是国破家亡的磨砺。顾亭林以他后半生的经
历向后世者昭示，学业与思想，只有与人生的经历紧紧相连，
才会碰撞出璀璨的异彩。一个不容人选择的时代降临了。生命
的堕落与沉销，抗争与升华，在顷刻间决定！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陷北京，
明朝倾覆；未几清兵入关。这就是晚明史上极之沉痛的“甲申
巨变”。该年同为大清顺治元年。该年顾亭林三十二岁。

    明末的世变，并非突然出现在朝夕间。不幸生于晚明的士
人，从他们降生之日起，便在风雨飘摇的末世一点一点地感受
着极不安与极忧患的人生。当天翻地覆的一刹那来临时，大部
分的士人极自然地走上了反抗异族南侵的生死路。这是在中国
历代江山更替过程中一个很特别的历史现象。三十来岁的顾亭
林，第一次显示了生命中的热血与激情。数年间他先后参与了
南明政权、地方义兵等组织的抗清活动，江浙一带的重镇都先
后留下了他的足迹。博览群书的书生，在此惨痛的裂变中亲身
体验着“经世致用”实学的真谛。在这段时期，顾亭林留给中
国文化的，是他用血和泪写下的一批雄浑悲壮的爱国诗篇。顾
氏的这一批诗歌，无论气象、意境及所抒发的历史盛衰兴亡之
感，都直逼唐人之风。这批诗歌表明，此时的顾亭林已完成了
一个卓越的知识分子所必须经历的人生历程与心路历程，以后
的提升则是直奔“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的境界了。指出
这一点很重要：历代众多优秀的士人在家国危亡的考验下，或
以九死一生的遭遇，或以鲜血、生命的付出，在历史中铸下的
是长留人间的浩然正气和爱国情操；人生有此追求或许还不太
困难，而在此基础上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特质、带来新的启示
者，综观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上，有这样的经历并有这样贡献
的佼佼者，可算是凤毛鳞角。顾亭林正是这样的人。

    这段历史值得开拓的地方其实尚有很多。在酷烈的抗争中，
顾亭林数次侥幸逃避了死亡。他身边或周围的许多江南才子却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些人的才华并不逊于顾亭林。典型者便
有东南俊杰陈子龙。顺治四年，松江名士陈子龙欲结太湖兵以
举事，不料事泄被擒，同谋者俱被杀，陈“乘间投水死”。陈
子龙的才华在顾亭林的挽诗中获得这样的评价：“陈君晁贾才，
文采华王国；早读兵家流，千古在胸臆”；“呜呼君盛年，海
内半相识”（《哭陈太仆子龙》）。在这段刀光血影的岁月里，
多少有晁错、贾谊之才的士人永远消失，而顾亭林这类极之少
数的旷世大才艰难地留了下来。这里面似乎有很多偶然因素，
但今天审视这段历史，总觉得文化的选择一直有着难以解释的
“天意”。薪火相传，文化神州袭一身；天，同样拣选着堪可
承受大任者。

    顾亭林活了下来。顾亭林将如何生存？这是一个两难的时
代。只有区区十余万精兵入关的清廷，要比历代异族入主中原
者高明得多，一方面毫不手软地推行铁血政策，另一方面又百
般柔怀在明朝社会组织中起着相当重要作用的士人阶层。“进
亦忧，退亦忧”，今天已很难精确地探寻明末知识分子那种生
亦两难、死亦不易的矛盾心境。活着，进仕根本不可能；而隐
逸又与一生的匡世之志有着极大的冲突。两难的顾亭林，必须
要找到生存下去的信仰，这点也正是他与其他明遗民一个重要
的区别点。顺治二年七月，清兵占昆山、陷常熟，正居常熟语
濂泾避世的顾母王氏，闻讯“遂不食，绝粒者十有五日”，饮
恨而亡。两年后，也即顺治四年，顾亭林归葬其母，作《先妣
王硕人行状》一文，文中披露了王氏临终遗言：“我虽妇人，
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
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这一细节很重要，顾母
临终遗言是否说得这样工整周详可不深论，重要的是顾亭林借
这几句话在显志。顾亭林找到了后半生安身立命之所在：既不
可为异国臣子，又不能忘先祖遗训。生命的两难选择终于获得
了一个坚实的支点，以后顾亭林便有这样惊世骇俗的议论：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
    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
    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
    天下，是至于所谓杨、墨之言，至于
    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
    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
    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
    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日知录》“正始”条）

    这就是在近世一百多年间一直激励着无数中国人的一句话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最初出处。顾亭林表面上看是论述
历史（曹魏正始年间），实质是影射现实。顾亭林的《日知录》
写作、修改达三十多年，其“正始条”最后定型于明朝覆亡之
后实无疑。“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分，不仅使顾亭林超越
了一般意义的明遗民与孤臣孽子的历史身份，在此裂变的时代
对人生与历史有了全新的看法，它还决定了顾亭林后半生的学
业与操守。保国，肉食者谋之，顾亭林将批判的锋芒直指直接
导致明政权灭亡的官吏集团；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耳矣”，顾亭林道出的是这样一种“兴亡观”：所谓“仁义充
塞”中的“仁义”者，实指一种文化、一种伦理道德风习，它
涉及到每一个士人及每一个子民（尤其是前者）。保此“仁义
”，也就是保天下。至此，顾亭林“无为异国臣子，无忘先祖
遗训”的后半生便有了一个很充实的指导思想。三十多年后，
政局大体已稳的清廷以纂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征举海内名
士，被荐呼声甚高的顾亭林，以其母“遗命炎武读书隐居，无
仕二姓，迄今三十五年，每一念及，不知涕之沾襟也”（《与
史馆诸君书》）这个唯一的理由断然拒绝出仕。顾亭林暮年之
际重提旧事，而且凛然气直，这绝非巧合，可知顾亭林一直以
“母遗命”作护身符，得以在险恶的数十年间保持独立自由的
人格。而顾母王氏之节操，事关“千秋之风教矣”（同上），
也即事关“保天下者”。

    这就是顾亭林得以生存、并将完成一生伟业的基础。

    风霜催人老。三十来岁的顾亭林已愀然有老气。《海上·
其一》诗云：“日入空山海气侵，秋光千里自登临。十年天地
干戈老，四海苍生痛哭深。水涌神山来白鹤，云浮真阙见黄金。
此中何处无人世，只恐难酬烈士心。”《桃花溪歌赠陈处士梅》
也有句云：“桑田沧海几回更，只今尚有遗民老。语罢长谣更
浮白，七十年来似畴昔”。至于其他诗篇中“伤心千里目，愁
绝百年中”；“有人宗国泪，何地洒孤忠”；“一身去国无所
泊，类此鸿雁三秋祖”等等诸句透现的沧凉意，在此时期的诗
作中随处可见。顾诗追慕杜诗是可以肯定的，在人生的年龄上
顾亭林却比杜甫更早体味世纪裂变。所以顾诗不是“老”在字
句的提炼上，而是老在心灵上。

    在三、四十岁之际，人生前后两个阶段的一条界线就这样
划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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