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inghua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Landau (Dau), 信区: Tsinghua
标  题: 学者的晚年(2)
发信站: 紫 丁 香 (Mon Sep  7 17:47:44 1998), 转信

【 以下文字转载自 History 讨论区 】
【 原文由 stking 所发表 】


                    二

    一个学者的晚年就这样开始了。

    确定顾亭林的晚年时期是有轨迹可依的。顾亭林成名早，
据其自述，“甲申巨变”之前，顾氏已有十年的文名。明朝倾
覆，顾亭林才三十岁出头，从清顺治元年算起，十余年间顾亭
林的青中年时代是在不尽长泪洒的国难家仇中度过，此中的悲
哀不足为人道。“念二年以来，父昆弟之死焉者，姻戚朋友之
死焉者，长于我而死焉者，少于我而死焉者，不可胜数也”（
《先妣王硕人行状》）。生死虽只一瞬，而眼中的人生早已苍
然老矣。“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余年，读书日以益
多，而后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钞书自序》）。一段从未
有过的沉重人生开始了。它以“开拓万古之心胸”为标志，开
始了一段“独往之踪”的生命历程。

    这就是顾亭林晚年的意义。

    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以受同里劣绅煎迫为触发
点，四十五岁的顾亭林决意离开四十余年哺育他、滋润他的吴
中故土，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北国游历生涯。关于顾氏后半
生的这段经历，数百年间众说纷纭，近人一般认为顾氏北游实
为察四方江山形制，以待天下有变。今天细细考察，与其说顾
亭林北上主要有意从事政治活动，倒不如说顾亭林浩然有志开
始了一段新的文化旅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后
悔其向者立言之非”，这是一种新的人生顿悟，也是一种崭新
的文化视角。在顾亭林二十余年的“晚年”，大概每至十年为
一期，每一时期顾氏都有相类似的新感受。在四十五岁离开江
南一隅的前夕，顾氏平生挚友、也是吴中高士的归庄，作序为
顾亭林送行。序中有语云：

        宁人之学有本，而树立有素，使
    穷年读书山中，天下谁复知宁人者？
    今且登陟名山大川，历聘列国，以广
    其志，而大其声施。焉知今日困扼非
    宁人行道于天下之发轫乎？

    归庄知亭林极深！他已经预言了顾亭林的后半生，也预言
了顾亭林晚年“历聘列国”的深沉的文化意义。

    这是一段十分罕见、漫长、孤寂，却也最见精神的文化旅
程。

    在二十余年间，顾亭林往返于山东、北京、山西、河南、
陕西也即昔人所说的关外、关内及关中等地，足迹几遍及北国
的名山巨川。按顾亭林的说法，他已“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
四”（《与戴耘野》）。顾亭林晚年的游历，在其生前不少事
迹已呈扑朔迷离之象，在身后更因其书稿多有佚散而留下了许
多谜，但游历之艰辛仍在其传世之遗稿中能窥一二。《答人书
》有语云：

        出游一纪（按：一纪为十二年），
    一生气骨幸未至潦倒随人。而物情日浇，
    世路弥窄，追想与吾兄语濂读书之时，
    真是武陵洞口，不可复寻矣！丁酉之秋，
    启涂淮北，正值淫雨沂沐，下流并为巨
    浸。跣行二百七千里，始得干土，两足
    为肿。寄食三齐，明年客北平，又明年
    客上谷。一身孤行，并无仆从；穷边二
    载，藜藿为飧。

    这种“跣行二百七十里，始得干土，两足为肿；穷边二载，
藜藿为飧”的人生历程，需要付出的是多大的毅力？顾亭林并
不是一个文人，他大半生对治学几近苛刻的要求，使他没有留
下多少可供后人资谈的“生平轶事”，不过透过一些遗稿的字
里行间，后人仍能感受这种一生孤行的悲怆。顾在一封答谢友
朋问候的书函中曾这样述及二十余年的生涯：“雹散蓬飘，忽
焉二纪；东西南北，音信阙如。为天涯独往之人，类日暮倒行
之客”（《与周籀书书》）。天涯独往之人，日暮倒行之客，
今日读之，这些三百余年前的文字仍如水一般凉沁，透人心脾，
其清寒之气挥之不散。

    在痛苦的游历中能坚忍前行，必定有着巨大的精神寄托与
灵魂慰藉。这正是顾氏晚年活着的源泉。顾亭林眼中的山水带
恨，眼中的天地含愁，其兴亡之感经年溢于胸间，在“人与自
然”的融洽与感悟中，已达“天人合一”的境界。

        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
    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
    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
    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
    手自钞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
    辄喜而不寐。
                  （《金石文字记序》）

    飘泊的欢愉全在这种穷天地之灵气、寻古今之流变的索求
中，此中的文化意义已远远胜于在“登危峰，探窈壑”时所宣
泄的家仇国恨带来的人生遗恨。康熙六年，五十五岁的顾亭林
刊行《音学五书》，并作《音学五书序》一文，详尽论述自三
代至明音韵变化的痕迹。顾氏在文中自信而云：“世日远而传
日讹，此道之亡，盖二千有余岁矣。炎武潜心有年，既得《广
韵》之书，乃始发悟于中而旁通其说……天之未丧斯文，必有
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十三年后，六十八岁
的顾亭林再作《音学五书后序》一文，笔触已然完全归于平淡，
起首即云：“余纂辑此书三十余年，所过山川亭鄣，无日不以
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然久客荒壤，于古人之书多所
未见，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犹至数四
”。悠悠三十载，所过山川旧城，没有一日不携带在身边，而
且作过数次刊改，顾亭林简朴的记叙，应该已经隐去了无数这
样的场面：一个孤丁的旅人，或乘一匹马，或肩荷行囊，艰辛
地行进在崇山峻岭之间。每遇荒墟废寺、破庙遗迹，必踟蹰良
久，披寻残缺，拂去陈年的尘土，抚碑慨叹；勘史籍之阙失，
追源流之故道，思接千载，心潮翻滚不已……。日出日落，月
升月沉；荒途寞寞，野岭漫漫，旅人的脚步数十载不易。此中
的深情，三百载下仍可见旅人眼中闪耀着清澈的泪光。文化的
跋涉，永远没有归宿。顾亭林晚年的脚步已昭示了这一点。生
命的消亡可以令脚步终止，然而生命的精魂将永远这样地走下
去……

    在这里，顾亭林已将人生的跋涉与文化的跋涉紧紧地融汇
在一起。生命的历程，也就是一种文化的历程；生命给文化以
温暖，文化又给生命以滋润。顾亭林的晚年，使“文化人格”
这一概念，自明清以降变得分外有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穷源索流式的文化苦寻，为编一书而
数十年“无日不以自随”，并非是一个孤例：《日知录》成书
前后达三十余年，直到暮年生命快将沉销，顾亭林仍有这样严
苛之论：

        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
    之于人……马文渊有言：“良工不示人
    以璞。”今世之人速于成书，躁于求名，
    斯道也将亡矣……《日知录》再待千年，
    如不及年（此年字如“赵孟不复年”之
    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
              （《与潘次耕书》）

    可以相信，若顾亭林晚年再多几个“十年”，《日知录》
的修订仍将继续延续下去，直到临终绝笔为止。

    这是很难令人释怀的一种历史场面。顾亭林那忧伤的跋涉
者的形象已别具一格地留在清代文化学术那琳琅满目的长廊上。
跋涉者的孤独、忧愤、痛苦，和着一个思想者愤世嫉俗、却又
对天下存亡有着无限关怀的矛盾，这种种百感交织的痕迹，全
都刻印在这位学者那张充满了沧桑感的脸上。这是一座不能轻
易雕刻的塑像。在文化长河的跋涉中，它不仅意味着三百余年
间后人对这位学者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它还意味着顾亭林在历
史与文化的长河中从未死去，顾亭林式的愤世、忧患以及强烈
的爱憎，三百年后仍如状在眼前，握手可感，炽热逼人。明末
世风浇漓，士风尤其衰颓，在晚年顾亭林从未停止对其作文化
意义的批判。其愤世之深，忧伤之切，及发聋振聩之效，直启
本世纪前期不少思想者对中国社会的批判。《日知录》“廉耻”
条有云：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
    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
    乃灭亡……”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
    故夫子之论士，日“行己有耻”。《孟
    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
    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
    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
    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
    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吾
    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
    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
    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
    未尝无独醒之人也。

    顾亭林不是第一个愤世伤时者，可是说顾亭林是千年间将
士风与国运紧密结合起来考察、以辨天下兴亡轨迹的突出学者，
大概是不会错的，十分难能可贵的是，顾亭林的愤世嫉俗并不
关乎个人的进退、一己浮沉的悲戚，而具有“匹夫之心，天下
人之心也”的博大胸襟。这可以说是将自“屈贾”以来遭时不
遇而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顾亭林对末
世士风的批判已近冷酷无情，二十多年间，顾亭林在著述或与
人书的议沦中常常表达了他对士人“无耻”行径的深恶痛绝。
“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
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为不可阙哉。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
朝一夕败之而有余”（《与人书》）。“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
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呜呼！士而不先
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
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与友人论学书》）……这样的抨击，比比皆是。顾亭林是在
为明朝世纪末画像，只是今人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又何尝不觉
得顾亭林同样是为他身后才出现的另一种世纪末画像？！很多
年过去了，顾亭林笔下有着特别含义的“士风”、“廉耻”、
“人心风俗”等词，依然有着其不灭的震撼力。

    探讨忧愤者的心理。是相当有意思的。比起同样出现在明
代后期的一批批判者，顾亭林显然另有一种冀盼能“传先王之
业”的文化情感，正是这种情感才使顾氏对传统文化的迷失（
顾谓之曰“文武之道尽矣”）有如此切肤之痛感。顾亭林所推
崇的“先王之业”及其“经世”思想，也许从整体上说并未超
越前人的窠臼，但在士风糜烂、人心尽丧的千年大变局下，顾
氏以“致用”、“实学”激浊扬清，努力使久已不传及已被歪
曲的“君子之道，兴王之事”返之淳正；并身体力行，坚定不
移，三十多年孜孜不倦，以巨大的人格力量、饱经忧患的晚年
遭际，在混浊、颓败的末世，用活生生的形象重新阐释了罕见
的“君子之道”。在当时的士林，已没有人可以视而不见这么
一个形象；在后世，追溯明末清初这段文化伤心史时，更没有
谁可以漠视这么一个形象。而顾亭林对传统文化衰落的痛心疾
首，实开近世一批坚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甚浓的忧患意
识的先河。“盖三十年之间，而世道弥衰，人品弥下，使君而
及见此，其将［口敫］然而哭，如许子伯之悲世者矣”（《常
熟陈君墓志铭》）。“［口敫］然而哭”，此情结可以说延续
至本世纪一些文化大师的身上。

    历史总会选择一、两个关键之点让积蓄已久的生命之花作
短暂而又意义恒久的迸发。在六十六岁这一年，无疑是顾亭林
晚年最见光彩的一年。这一年是康熙十六年。在该年正月，已
呈文治武功之象的康熙诏曰：“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
文运，阐发经史，以备顾问。朕万几余暇，思得博通之士，用
资典学。其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勿论已仕未仕，中外
臣工各举所知，朕将亲试焉”（《清史稿·圣祖本纪》）。清
廷欲一举网罗尽“已仕未仕”之中外博通之士。顾亭林出现在
清廷的视野之内。据《清史稿》本传所记，自诏博学鸿儒科后，
“大臣争荐之（指顾亭林）”。同邑名士叶方蔼等也多相劝。
在此“人生难得之遭逢”（顾亭林语）之际，顾亭林以死自誓。
在该年《答次耕书》中云，“处此之时，惟退惟拙，可以免患
”；“果有此命，非死即逃”；“耿耿此心，终始不变”！同
在该年作《答李紫澜书》，有语云，“常叹有名不如无名，有
位不如无位”；“然后国家无杀士之名，草泽有容身之地，真
所谓威武不屈”。同年还有《春雨》、《井中心史歌》诸诗明
志，其中《井中心史歌》序言有句云：“悲年运之日往，值禁
网之逾密，而见贤思齐，独立不惧。将发挥其事，以示为人臣
处变之则焉”。此数书尚是友朋间内心真情的平和吐露。康熙
十八年，叶方蔼受诏出任明史馆总裁，叶氏又一次劝请顾亭林
入史局修《明史》，六十七岁的顾亭林作《与叶仞庵书》一文，
以“一生怀抱，敢不直陈之左右”的胆识，向举荐者、也向朝
廷宣示了一个终生以“行己有耻”为旨的士人最后的抉择，文
内有语云：

        先妣未嫁过门，养姑抱嗣，为吴
    中第一奇节；蒙朝廷旌表，国亡绝粒，
    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临终遗命；有
    “无仕异代”之言，载于志状，故人
    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记》曰：
    “将贻父母令名，必果；将贻父母羞
    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
    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刚烈之辞，掷地有声；孤怀遗恨，满纸激情。顾亭林既是
昭志，也是圆志——终于可以在“欠死”之年，以其“知”与
“行”的完美统一，完成了一生的塑造。

    若说顾亭林愿以死来体现不仕二朝的意志，则顾氏更愿以
死来维护已成生命支柱的“为人臣处变之则”。

    据清人全祖望所述，当朝中诸公争荐之时，“（顾）先生
预令诸门人之在京者辞曰：‘刀绳俱在，无速我死’。”（《
神道表》）

    同年顾亭林有《寄次耕时被荐在燕中》诗，有句云：

        嗟我性难驯，穷老弥刚棱；
        孤迹似鸿冥，心尚防弋［矢曾］；
        或有金马客，问余可共登？
        为言顾彦先，惟办刀与绳！

    顾彦先，晋人，曾有语云：“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
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晋书》本传）。

    全祖望所记，当为实录。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七十岁的顾亭林骑马意外失足坠地，
隔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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