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inghua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Landau (Dau), 信区: Tsinghua
标  题: 学者的晚年(3)
发信站: 紫 丁 香 (Mon Sep  7 17:48:05 1998), 转信

【 以下文字转载自 History 讨论区 】
【 原文由 stking 所发表 】



                            三

    和他那些挚友几十年前悲壮式的死相比、顾亭林死得很平淡，
但他晚年生命意义的余响则穿越二百余年一直延续至本世纪初，
甚至可能还要久远。顾亭林对传统文化的承传那份独特的忧患意
识，更跨越了两个世纪影响了整整一群人。本世纪的博学鸿儒王
国维、陈寅恪等人到底承续了多少顾氏的学术思想暂且不论，在
文化情怀、人格气节、道德精神等方面，王、陈等人身上赫然可
见顾亭林的影子。十分有意思的是，顾氏数百年间以痛恨大清的
明遗民身份垂于后世；而王、陈两人在本世纪却一直被认为对大
清充满了怀恋。由此可见，顾亭林的情怀与精神，绝不关乎一家
一姓之兴亡，而具有超越了时间、地域的一种文化精神。二百余
年前，顾亭林自感惟己在独守与苦守此精神，面对滔滔世象不免
［口敫］然而哭；二百余年后，王国维与陈寅恪同样自感惟己在
独守与苦守此精神，只是他们中宵之泣声在时贤听来所谓“陈腐
的气息”显得很浓……

    面对这样的古人，今人不知能说些什么！面对这样的前贤，
今人又能够说些什么？

    顾亭林之业也许随着他所处时代的消失已成为过去；而作为
一个学者，顾氏晚年生命的升华，将永远今后人感慨不已。

    在生前，顾亭林已将自己的一生划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
其严苛的程度已有点“不近人情”。第一阶段包括青年及中年时
期，晚年顾亭林回首这段时期的人生，足可用四字形容——“悔
其少作”。“弟少年时，不过从诸文士之后，为雕虫篆刻之技。
及乎年齿渐大，闻见益增，始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炳烛之
光，桑榆之效，亦已晚矣”（《与陆桴亭札》）。这是一段很典
型的对中年以前人生的评述。顾亭林对青年时期“从诸文士之后”
的经历极悔之，在《与人书》中云：“《宋史》言，刘忠肃每戒
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一
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在
这里顾亭林透露了重要的信息，晚年他眼中的“文士”、“文人”
，即是那些专为“注虫鱼，吟风月而已”（《与黄太冲书》）等
应酬文字之士。顾亭林笔下的“诸文士”应当泛指明季空浮的士
风，因为他早岁从游之士便有奇士归庄等人。归、顾过从甚密，
互为气类，在当时已成佳话。在漫长的晚年，顾亭林一直在忏悔
早岁的“雕虫篆刻之技”，并且越到暮年越苛刻。“年过五十，
乃知‘不学礼无以言’之旨，方欲讨论，而多历忧患，又迫衰晚
……遂于此经未有所得”（《答汪苕文书》）；“年逾六十，迄
无所成，如何如何”（《与黄太冲书》）。至今已不易追寻顾亭
林早岁“从诸文士之后”的确切生涯，虽然后世学者一般认为存
世的顾氏文集并非由顾本人最后亲定，但顾亭林在生前已对一生
之著述作过严谨的删削则是可以相信的。因为在现存的顾氏遗稿
中早岁之作少之又少，顾氏存世的四百多首诗歌按编年体例是从
崇祯十六年“甲申之变”起编定。近人徐颂洛以为顾诗“无一酬
应语”。可以推断，顾亭林一生为诗为文并非“无一酬应语”，
实为“酬应语”早经晚年的顾亭林全部删除了。删除得很干净，
也很撼人心弦，留下了一片巨大的教人浮想联翩的空白，映衬着
一个学者暮年时一尘不染的洁白灵魂！面对着这样的文字，面对
着这样追求真理的完美者与苛求者，无论何时，无论何人，都应
该感受到一种文化的尊严，一种治学的尊严，一种人格的尊严！

    《初刻日知录自序》云：

        炎武所著《日知录》……历今六
    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
    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
    书已行于世，不可掩……盖天下之理
    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
    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
    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学术，
    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
    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
    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其无以是
    刻之陋而弃之则幸甚！

    顾亭林作此感想时已经六十四岁。《日知录》的著述已延续
了三十多年，此书在士林早有名声，顾亭林却仍旧这样说，“未
敢自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同上）。

    “老而益进”四字点题，它足以概括顾亭林晚年不凡的生命
过程。这种过程因了顾亭林亲历着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所以顾
亭林“今是而昨非”的扬弃，其意义已超出了一个个体生命的独
善其身、自我完善，而开启了在历史大变局下一个有良知的知识
分子在对待民族存亡、本土文化，及为人气节等重大问题上“处
变之则”的一种新的文化精神；又因其晚年坎坷的经历，凸现其
情深如许的灵魂，使这种文化精神弥漫着博大的人格化的情怀。
此情怀数百年缭绕不散，印证着自明清以降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
子在现实中所经历的命运历程及在精神世界中走过的心路历程。
在这个意义上说，今人仍在慢慢体味顾亭林已体味过的历史情感
与文化情感。——若从长远的目光来看，没有谁可以否认中华民
族在二十世纪同样处在一个历史大变局之中！

    唯一有所区别的是，今天芸芸众生中不知能有几人可以接近
顾亭林的境界？

    三百年间，历史的条件、历史的内容已今非昔比，历史的精
神却依然始终如一——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思
想者，此话顾亭林说得极为亲切；作为一个学者，此话表明顾亭
林显然感悟到了冥冥中承中国传统文化之“命脉”的天意，顾亭
林一生有两次重大的自我否定：一为明末清初之际对早岁从诸文
士“步扬、班之逸躅”的否定，“扬、班”即汉代的扬雄、班固，
俱早年喜为汉大赋，扬雄晚年醒悟，以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
“辍不复写”，这就是“悔其少作”的典故。扬雄晚年“意欲求
文章成名于后世”（《汉书》本传），这种人生观的变化，对汉
以后历代中国学者影响深远，在顾亭林身上亦可见其烙印。二为
当大清政权日见牢固、复明事业已不可为时，顾亭林遂转向“保
天下”的孤寂而又凄寒的极至追求。“孤寂”者，世既滔滔，天
仍梦梦，众人皆沉醉，惟吾独醒。顾亭林已强烈意识到在此分崩
离析之际文化、风俗、人心已到了“薪尽火传”的转折关头，而
以添薪传火、孤身救危亡之人自命。在那一刻，滚动着的历史之
流似乎也在这节骨眼上久久徘徊，将焦点凝聚在这张布满了人世
风霜、仰对着茫茫苍穹的脸上。这是很动人的一种历史定格。并
不是每一个朝代都能出现这样的定格。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每
到紧要处，总会出现一两个凝聚其精华、续延其命脉的关键人物。
文化的推进，在此时呈现“一脉相牵”的形态。因孔子降世，后
代儒者方有“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之慨。孔子没后一千年，
韩愈自负千年间只有自己能承续孔孟之道，“每言文章自汉司马
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新唐书·韩愈
传》）。至明末清初，“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顾亭林忧
切的目光越过了动荡纷争、最惹人悲欢愁肠的当世，在寂寥的历
史时空中追寻；追寻着“不可绝于天地间”的那一线历史之脉、
文化之脉，这种追寻构成了顾亭林晚年的生命本质：孤峭、痛苦、
悲凉，一句话，承受着裂变时代带来的沉重负载。同样这种追寻
也构成了顾氏晚年的生命意义：凝重、高洁、永恒，一句话，可
以“垂示后来者”！“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古”，“天下之士，
于是乎不知今”（《日知录》“秘书国史”条），顾亭林痛心疾
首于“有明三百年之文人”的堕落，每每发出这样的痛呼：“君
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
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与潘
次耕札》）。也许顾亭林感受太深了，也许顾亭林太苛求自己了，
与其他同时期的文化大师略有不同，顾亭林的著述非洋洋洒洒之
作，多短小简略之论，但很多精粹的言论已包容着一个时代思考
的精华，蕴含着一生的思想总结——如“（吾）未尝一日忘天下
也。故君子之学，死而后已”；“故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指、当世
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

    这是一块无法绕过去的思想碑石。

    距顾亭林死后二百五十年的一九三四年，陈寅恪在《王静安
先生遗书序》一文中这样说道：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
    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
    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
    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
    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
    而示来者以轨则也。

    所谓“托命之人”，自是指承传中国文化一脉相牵者。中国
文化屡屡演进至紧要关头时便出现的“托命之人”，他们的历史
地位与历史作用，到了陈寅恪的手里，才获得了比较详实的论述。
陈寅恪的提炼也非凭空而来，作为明末清初“托命之人”的顾亭
林，在他的著述中已多次强烈表达他的学说将会“转移一时之风
气，示来者以轨则”。“吾辈所恃，在自家本领。足以垂之后代，
不必旁人篱落，亦不屑与人争名。弟三十年来，并无一字流传坊
间，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代二百年来
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与人书》）。而在《答曾庭闻书
》等文中顾氏自负地云：“一生所著之书，颇有足以启后王而垂
来学者”；“而有王起者，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
。顾亭林很自信，越到暮年，这种自信越化为浓浓的生命意志，
其活着，其老而益进，全部服膺于“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
王，自信其书之必传”（《与杨雪臣》）。

    顾亭林的书的确传了下来，并已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顾亭林的天分，也许只有极少数者才可以领略；不过这并不妨碍
后世的学人，面对这么一位有血有肉的学者、这么一段艰苦卓绝
的晚年人生，去静听他那不绝如缕的传世遗音。这或者正是顾亭
林在“人”的意义上具有悠久审美价值的根本所在？！

        天生豪杰，必有所任。如人主于其臣，授之官
    而与以职。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
    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己。故一病垂
    危，神思不乱，使遂溘焉长逝，而子此任已不可谓
    无尺寸之功。今既得生，是天以为稍能任事而不遽
    放归者也，又敢怠于其职乎？
                        《病起与蓟门当事书》

    写下这样的文字时，顾亭林的生命已接近尽头；未几，一代
大学者便撒手西归。这样的文字，已将一个学者的晚年所应有的
内容、意义全都包含在内了。

    三百年前有这样一位学者作这样严苛的删削，留下的是这样
的文字；三百年后，同样世既滔滔，但对于现代许多为文者来说，
他们晚年的文字已不可以视作他们一生中最真实的心声，当然更
遑论是传世之音。本来，积一生的阅历，最好的文字，最好的思
想，应该产生于这段“老而益进”的人生时期。

    由此可知，现代人并不一定比古人幸运多少。

    由此也可知，在本世纪历尽沧桑、至今仍健在、仍在不断反
思一生、仍在对往昔作“否定之否定”的一些文化老人，他们的
暮年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当然，要对此作出客观的文化价值的判
断，恐怕要留待下一个世纪了。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时，而其效见于数十百年之后者”（
《日知录》“立言不为一时”条）。没有多少人会留意顾亭林的
这段话，但历史的确是这样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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