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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andau (Dau), 信区: Tsinghua
标  题: [转载] 朱自清与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1
发信站: 紫 丁 香 (Fri Jul 17 13:47:10 1998), 转信

【 以下文字转载自 Reading 讨论区 】
【 原文由 stking 所发表 】


·许纪霖·


　　朱自清留给历史的，似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形像，一个是写了《背影》
、《菏塘月色》这样经典名作的白话散文大家，另一个是毛泽东亲定的“宁
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１］的“现代伯夷”。我知道，这两重形
像一个代表着朱自清的早年，另一个象征着他的晚年，但我依然被他们之间
的巨大反差所疑惑。我总是想寻找两者之间的某种关联，不想以习以为常的
“转变”二字简单地搪塞过去。在他去世前八个月，朱自清曾经写过一篇《
论不满现状》的杂文，在最后谈到像他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现实境遇：［２
］
早些年他们还可以暂时躲在所谓象牙塔里。到了现在这年头，象
牙塔下已经变成了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在拆卸了。于是乎
他们恐怕只有走出来，走到人群里，大家一同苦闷在这活不下去
的现状之中。如果这不满人意的现状老不改变，大家恐怕忍不住
要联合起来动手打破它的。

　　象牙塔与十字街头，在现代中国话语中，是两个众所周知的隐喻。朱自
清当了二十年的清华资深教授，是标准的塔中之人，像他这样的自由知识分
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潮流，推动着他走向十字街头，加入扭秧歌的
人群？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驱力，促使他改造思想，自觉地从“知识阶级
的立场”到“人民的立场”？以前的研究多是从时代的外部因素分析朱自清
的“转变”，但我以为，朱自清的“转变”是内在的，有其自身的思想背景
，那就是从五四时期播下的民粹主义种子。理解了朱自清的民粹主义思想背
景，就理解了他的“转变”并非突如其来，也就可以理解现代中国知识分子
为什么会变得日趋激进，理解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实际上从四十
年代末就已经悄悄地开始。


五四时期的民粹洗礼


　　在现代中国知识群体之中，有两类影响比较大的知识分子，一类是自由
知识分子，另一类是民粹知识分子。这两类知识分子，并非实际意义上的思
想或政治派别的划分，而仅仅是一种粗线条的类型学意义上的区别。顾名思
义，他们分别受到了现代中国两种极有势力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一种是自由
主义，另一种就是民粹主义。这两种思潮，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就几乎
同时出现在中国，深刻地影响着知识界的思想政治取向，主导着知识群体的
分化。

　　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虽然不象俄国那样有比较独立的、充份的发展，但
依然有其不可忽视的潜在动能。民粹主义（ＰＯＰＵＬＩＳＭ）亦可翻译为
平民主义，从广义的角度看，是指“与农村小生产者在现代化中面临的问题
相关的众多运动和理论。这类运动常常把农村生活中的社会传统理想化，想
在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和官僚社会主义两极之间走一条温和的中坚道路。”［３
］按照顾昕的研究，中国的民粹主义，与世界各国的民粹主义一样，具有知识
庞杂性的特征，有无政府主义的劳动主义、卢梭人民主权论式的民主思想以
及俄国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者们寻求通过社会改造，以建设一个
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新秩序。中国的马列主义在诞生之时也受到了民粹主义的
知识滋养。［４］不过，民粹主义在中国始终没有发展成一种独立的、有着自
己鲜明旗帜和主张的社会思潮，而是作为一种隐性的、又相当普遍化的精神
要素，深深地渗透到除自由主义之外的众多流派与群体之中，比如李大钊、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鲁迅、郭沫若等左翼激进知识分子，梁
漱溟、陶行知、黄炎培等乡村改革派，以及一大批温和的、具有本土色彩的
平民知识分子。

　　朱自清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民粹知识分子，比较确切地说，他应该
属于具有民粹倾向的自由知识分子。朱自清出身北大，他是新潮社的成员。
五四时期北大的两大学生社团新潮社和国民社，前者比较具有自由主义色彩
，后者更多民粹主义倾向，但在当时这两大思潮都是属于西方的新学，一般
知识分子都同时经受了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双重洗礼，他们暂时没有能力
将二者加以选择和区别，因此新潮社的成员在五四时期也往往具有朦胧的民
粹倾向。比如在《新潮》第一期上，罗家伦就发表文章，认为二十世纪的浪
潮将是俄国式的社会革命，它将使民主战胜帝王、平民战胜军阀、劳工战胜
资本家。［５］朱自清也是这样。因为对新文学、新文化的兴趣，朱自清参加
了新潮社，但他与国民社的成员尤其是邓中夏的关系也不错。在民粹主义的
思潮鼓荡下，１９２０年３月北大成立了以国民社为骨干的平民教育讲演团
，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新潮社的一些成员也参加了，朱
自清更是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担任讲演团的第四组书记，到城里和郊县四
处作讲演，向平民大众解释“平民教育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劳动
节”、“我们为什么要求知识”等等。［６］

　　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是激进的，新潮社的激进表现在文化变革上，而国
民社的激进表现在社会改造上。但朱自清却是温和的。与他一起编过《新潮
》稿件的孙伏园后来回忆说：［７］
佩弦（朱自清的字号——引者）有一个和平中正的性格，他从来
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词，也从来没有感情冲动的语调。虽然那时我
们都在二十岁的年龄。他的这种性格近乎少年老成，但有他在，
对于事业的成功有实际的裨益，对于纷歧的异见有调解的作用，
甚至他一生的学问实业也奠基在这种性格。

　　温和的不仅是性格，还有他对各种主义和流派的宽容和兼容并蓄。在这
一点上，朱自清很像他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无论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还是西
方新文化，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民粹主义，朱自清都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加
以吸取。作为一个诗人、散文家和学者，朱自清的知识结构是庞杂、多元的
，因而也具有多种发展的可能。即使以后新文化运动分裂了，知识分子分化
成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两大阵营，朱自清依然与各家各派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这不仅仅因为是性格的中庸，更重要的是他思想底处的杂色——自由主义
与民粹主义兼而有之，因此，无论与后来成为激进的革命者邓中夏，还是与
新潮社的其他自由主义成员都可以找到部分共同的语言。他是一个在自由主
义与民粹主义边缘行走的知识分子。

　　１９２５年，朱自清经新潮社的好友俞平伯的推荐，回到北京，进入清
华中文系教书，一直到死都不曾离开过清华。清华、北大、燕京等北京的高
等学府长期以来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在这些国立或教会大学里任教的
教授们，大都从欧美留学归来，享受着优裕的工资收入，呼吸着自由的学术
空气，很容易形成一种自由主义的思想氛围。这样的环境，对于朱自清来说
，自然是很感亲切的，也对他起到了某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不过，在清华园
里，居于主流位置的是那些留学西洋的“洋教授”，而象朱自清这样没有啃
过洋面包的“土教授”，即使是北大名牌出身的，也总是有点被人看不起。
反过来说，朱自清他们也看不惯那些“洋教授”身上的贵族味。他的清华中
文系同事、东南大学毕业的浦江清，因为讨厌徐志摩一类西化教授的“滥情
”与“肉麻”，甚至提议办一个杂志，名曰《逆流》，意思是“以打倒高等
华人、建设民族独立文化为目的”，“逆流者，逆欧化之潮流也”。［８］朱
自清对此应该也有同感。

　　虽然身在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北京，但朱自清的心似乎还是与南方近一些
。二十年代初，当他在上海、江浙一带教书时，认识了一批真正称得上是志
同道合的朋友：叶圣陶、郑振铎、夏沔尊等。这些朋友都是江浙人，有着江
浙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性和宽容。他们象朱自清一样，都是新文学的热心鼓吹
者，写得一手漂亮的白话散文。他们接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但传统文化
的根基也很深，无论对中西之学，都取平和的一视同仁态度。大概都不曾出
洋留学，与土地的关系比较密切，他们身上都没有一般自由知识分子那种精
英气，反而多了一股源于本土的平民气息。作为民粹知识分子，正如一个叶
圣陶的研究者所说：他们“没有鲁迅的深刻与峻急，也没有鲁迅的深广忧愤
与深层苦痛；不像郭沫若那样热情奔放慷慨激昂，也不像郭沫若那样阿从时
尚苦心应变。”他们所体现的人格更是一种传统儒家的君子人格，追求的是
“精神世界的自然和谐、个性气质的恬淡平易、人格建树的稳定完美”。［９
］可以说，这是一群温和的民粹主义者，朱自清无论从文化个性还是精神气质
来说，都与叶圣陶等人十分相契，他与他们几乎是一见如故，成为终身的挚
友，而且在风云变幻的几十年岁月中，始终保持着差不多同步的人生轨迹。
可谓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朱自清与身边的那些自由知识分子的距离，要比上
海这批温和的民粹知识分子要隔膜得多。原因无它，就是因为朱自清与叶圣
陶等是同一类人。试看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散文名作，无论是《背影》，还
是《荷塘月色》，不都透露出作者那一份对自然与泥土的依恋，以及对平民
质朴品格的感叹？这些都是在胡适、徐志摩等自由知识分子那里所读不到的
，却与江南的民粹风格十分吻合。身为清华的教授、自由知识群体中的一员
，朱自清实在有点与众不同。他的民粹主义的另一面性格，将成为以后走向
激进化的最重要潜因。

【注释】

［１］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
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１４３２页。
［２］朱自清：《论不满现状》，《朱自清散文》，中集，中国广播电视出
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１５页。
［３］《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５８９页。
［４］参见顾昕：《民粹主义与五四激进思潮（１９１８－１９２１）》，
《东方》，１９９６年第３期。
［５］参见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新潮》，《新潮》，卷１，１期，１９１９
年１月１日。
［６］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第１９页。
［７］孙伏园：《悼佩弦》，《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地》，第３０５期，
１９４８年８月３１日。
［８］《浦江清日记》，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版，第６９页。
［９］刘增人：《叶圣陶传》前言，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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