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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andau (Dau), 信区: Tsinghua
标  题: [转载] 朱自清与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3
发信站: 紫 丁 香 (Fri Jul 17 13:47:21 1998), 转信

【 以下文字转载自 Reading 讨论区 】
【 原文由 stking 所发表 】


中年人的“无话可说”


　　当朱自清躲在清华的象牙塔中，一头扎进国学的故纸堆时，还刚刚只有
三十岁。但他已经以“中年人”自称了。在朱自清的感觉中，中年人最痛苦
的，莫过于“无话可说”了：［２６］
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
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
，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

　　“多余的人”还可以悠然自得，而“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却是彻
底的绝望，而且是对自己的绝望。这样的心态岂止是中年，几乎已经与步入
暮年无异了。为什么会“无话可说”？朱自清心里很明白：“这年头要的是
‘代言人’，而且将一切说话的都看作‘代言人’；压跟儿就无所谓自己的
话。”［２７］朱自清既然不愿意被“有机化”，被看作别人的“代言人”，
而在那个时代里又没有自我表达的空间，所以他只能陷入失语的状态。他是
诗人，却不再作诗；他是散文大家，也失去了抒情的心境，整天只是伏在故
纸堆里，消磨光阴。对于一个以文字为生的知识者，一旦落入失语，又是如
何的痛苦！象朱自清这样的中年人心态与失语症，在三十年代几乎成为清华
、北大教授的通病，学术的象牙塔成为他们冬眠的最好山洞，即使是“一二
九”学生的呐喊、“七七事变”的炮声也没有将他们惊醒。对于塔外的时世
变幻，朱自清不是不关心，只是与五四时期比较起来，少了一点年轻人的激
情，多了一份中年人的理智。

　　朱自清在整个三十年代的政治立场，既非保守，也不激进，只是一种基
于超然的温和。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开始是认同的，特别到西安
事变和抗战爆发，更是无保留地支持。然而，到１９４３年以后，情况慢慢
发生了一些变化。１９４３年并非一个特别的年份，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
态史上，却是一个历史的大转折点。正如时在中国的费正清教授所敏锐观察
到的：“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象征和中心，在１９４３年后期已失去了
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和忠诚。”［２８］蒋介石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失去知识分
子的信任，与他当时发表的那篇国策性的《中国之命运》有关。《中国之命
运》以一种民族主义的保守立场，大肆诋毁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攻击所谓西
方来的自由与民主，要以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重建道德基础。这立即在自由
知识分子那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弹。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认为这是对学术界的一
种公然侮辱，金岳霖拒绝阅读这本要求每人必读的“最高领袖”的著作，不
久前还在与朱自清商量是否要去登记参加国民党的闻一多，［２９］读了以后
吓了一跳，他后来回忆说：［３０］
《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
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
五四的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朱自清对《中国之命运》的反应如何，虽然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但从
他对按照《中国之命运》精神召开的国民党“六大”的态度可以见其一斑。
当他从冯友兰处听说“六大”召开的情形，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３１］
余等大失所望。老头子毫无远见，失去声望。彼全然背弃自己之
信念，迟早将引起反抗。

　　朱自清、闻一多都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都直接参加过新文化运动，五
四成为他们一生的思想底色、精神徽记。他们可以容忍物质生活的贫困，但
绝对不能容忍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背叛，更不用说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
复旧。有一次同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的罗常培声称中文系就是研读古文，
爱好新文艺的就不要读中文系时，一向与世无争的朱自清竟然当众站起来，
激动地驳斥说：［３２］
我们不能认为学生爱好新文艺是要不得的事。我认为这是好现象
，我们应该指导学生向学习白话文的路上走。这应是中文系的主
要道路。

　　只要一提到新文学、新文化，朱自清就无法保持平常的冷静。但这还仅
仅是学术领域的事情，一旦“最高领袖”也要开倒车，也要背叛五四，朱自
清如何能够安心，如何再能象以前那样信任“蒋委员长”，认同那个政府！
朱自清虽然还沉默着，但他的内心与国民党发生了疏离。

　　西南联大成为了民主的堡垒。在如火如荼的民主浪潮推动下，闻一多卷
进去了，重新焕发了诗人的热情，而且进一步成为激烈的斗士。但朱自清还
保持着“中年人”的温热，保持着那份理智和冷静。他觉得，象自己这样的
中年人，“他们的精力和胆量只够守住自己的岗位，进行自己的工作。这些
人不甘颓废，可也不能担负改造的任务，只是大时代一些小人物。”。他敬
佩青年人不怕幻灭，勇于改造一切，丢掉传统，去建立一个新的理想。但他
也担心这种改造究竟会给国家带来安定呢，还是进一步的动乱？他没有把握
，他不愿向闻一多那样义无反顾地叱吒风云，做一个狂士；他仅仅愿意有所
不为，狷而不狂，谨慎地调整过去的传统与原则。他以为，象自己这样的温
和的调整者与激进的改造者“相辅为用”，可以“维持着活的平衡”，“比
较快的走入一个小康时代”。［３３］

　　也许朱自清对“知识分子的有机化”有种天然的警惕，或者性格的局限
，尽管在道义上他是同情学生、同情民主运动的，但一旦要付诸于行动，他
总是怀有几份谨慎，尤其是回避针锋相对的场合。不仅是自己，而且对于过
于政治化的学生运动，他也怀有某种警惕，不希望青年人都成为政治势力的
工具。１９３９年，朱自清写过一篇《中年人与青年人》的杂论，指出中年
人最不满意青年人的，是后者的“恃众要挟”；认为大学“如果只有集团组
织和救亡运动两种作用，学校便失去他们存在的理由，至少是变了质了。”［
３４］即使到了１９４６年春天，整个知识界都陷入激进的狂热时，朱自清还
是希望将青年人的激情与中年人的稳健结合起来，“两下合作起来，才能办
事”。［３５］

　　历史似乎总是在重复，让朱自清再次走出象牙塔的，竟然又是一次发生
在身边的血案，这次流血的不仅有学生，还有自己的同事、大学教授闻一多
。


［２６］朱自清：《论无话可说》，《朱自清散文》，中集，第３页。
［２７］同注释［２６］，第５页。
［２８］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译本，知识出版社（上海）１
９９１年版，第３１１页。
［２９］当时国民党要求大学系主任以上的教授都必须集体加入国民党，故
闻一多有此一举。参见姜建、吴调公：《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１
９９６年版，第２４８页。
［３０］闻黎明、候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版，第６６２页。
［３１］《朱自清年谱》，第２７１页。
［３２］同注释［３１］，第２０８页。
［３３］朱自清：《动乱时代》，《朱自清散文》，中集，第１０页。
［３４］同注释［３１］，第１９８页。
［３５］同注释［３１］，第２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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