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inghua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Landau (Dau), 信区: Tsinghua
标  题: 费正清的中国情节
发信站: 紫 丁 香 (Tue Aug 18 09:04:26 1998), 转信

【 以下文字转载自 History 讨论区 】
【 原文由 stking 所发表 】


　　 在今天美国的汉学界，恐怕无人不知约翰·金·费尔班克
（John KingFairbank）。中国的历史学家，多半也知道费正清。费
正清生前是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自
1945年他执教于哈佛起，到1992年去世的将近半个世纪时间里，费正
清在中国研究这块园地里辛勤开拓、耕耘，他的研究和教学不仅直接
影响了三代美国的汉学家，而且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府和公众对中国
的认识和态度。

　　
                 一位汉学家的诞生


　　1929年，约翰以优秀的学业赢得了一份罗兹奖学金，罗兹奖学金
为19世纪英国企业家、探险家、政治家和殖民主义者罗兹所设，专门
资助西方各国的青年学者到英国的牛津大学学习，美国政界和学术界
的不少领袖（包括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都是罗兹奖学金的获得者。


　　罗兹奖学金这样的殊荣让约翰喜出望外，不过也迫使他选择一个
专业。这时他得到在哈佛当客座教授的英国伦敦大学历史教授查理斯
·K·韦伯斯特

　　（Charles K·Webster）的指导。在此之前，韦伯斯特曾告诉约
翰，一批秘密的中国外交文件正在北京付印出版，这些文件一旦问世，
必定会成为外交史的热点。约翰接受了韦伯斯特的劝告，决定把中国
近代的外交关系作为自己研究的课题。不过，当时约翰对中国的了解
几乎等于零。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信念”的选择，他敏感地认
识到，“美国和哈佛大学都需要了解中国”。 

　　从此，约翰·费尔班克踏上了中国研究的不归之旅，并在这个领
域里做出了不同凡响的贡献。回顾30年代的学习，他写道：“我不敢
说是什么先见之明引导我研究中国，把它作为近现代革命变迁的主要
焦点。当时我跟许多争取成绩全优的大学本科生一样，关心得更多的
是自己的学业，而不是世界局势和国际关系。不过中国研究需要才智、
想象力，需要探求、创新，更需要进取精神。一旦进入这一领域，我
马上为之着迷。我不知道它会让我产生什么认识，也不知道它会把我
引向何地。但这到底是一桩事业，一桩使人心醉神迷的事业。”

　　1929年里，约翰可以说是双喜临门。这一年的情人节，他在哈佛
的一次舞会上邂逅了威尔玛·D·坎农（Wilma Denio Cannon）。两
人几乎一见钟情。可是当约翰接受罗兹奖学金，前往英国求学时，他
不得不跟威尔玛暂时分手。

　　来到牛津不久，约翰就决定以19世纪中英关系为题撰写博士论文。
但是牛津图书馆所有的资料不仅有限，而且是一面之辞，他需要到中
国进行实地调查，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这样，他在
1931年夏天争取到罗兹基金会的支持，出发到中国调查、进修。两年
的牛津生活已经使约翰习惯用英国人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历史。实际
上他无论对中国历史、美国的对华政策还是对东亚的革命和民族主义
几乎都一无所知。此外，他的博士论文的范围也十分有限。这种状况，
不失为一个理想的起点。

　　约翰·费尔班克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是出于较狭隘的学术需要。不
论他的想象力有多么丰富，他恐怕都没有料到这次旅行的意义。这一
次中国之旅的结果大大超出了他的原定计划。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把他
从19世纪的外交文献引到中国20世纪的社会现实里面。在中国进修的
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些自己原来完全不了解的课题：中国革命和美国对
华政策。他也有机会接触了从人力车夫到社会名流的中国各阶层人士。


　　1932年7月，威尔玛也到中国。在北平，两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在北平约翰认识了中国知识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其中包括北京大
学校长胡适、北平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研究员丁
文江。这批中国学者既继承了中国儒家文化的某些优良传统，又受到
西方的现代教育，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无疑是当时中国的精英人物。
哲学家、思想家、中国新文化的先驱胡适自不必说，地质学家丁文江
留学英国七年后，不仅创立了中国地质调查所，而且关心政治，曾经
担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大力鼓吹科学救国的思想，可惜因烤火
时一氧化碳中毒，英年早逝。

　　除了这些使约翰感到受宠若惊的人物之外，他还结交了不少中国
朋友，并从他们那里受益不少。中国朋友中跟费尔班克夫妇交谊最深，
也最受他们推崇的无疑要数梁思成、林徽音夫妇。约翰的中文名字费
正清和威尔玛的中文名字费慰梅便是梁思成给他们取的。梁思成跟林
徽音青梅竹马，同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学，毕业后双双回国，
通过实地调查研究中国传统建筑。跟梁氏夫妇这样的中国朋友交往，
对费正清和威尔玛是件赏心乐事，他们互相学习到不少东西。通过梁
思成和林徽音，费正清夫妇又结识了其他中国朋友，包括哲学家金岳
霖、政治学家钱端升和物理学家周培源。从中国朋友那里，费正清逐
渐意识到中国面临的文化整合问题，那就是如何鉴别出过去的糟粕加
以抛弃，又如何在外来的东西里挑出精华加以吸收。这种同时驾驭两
种文化的工作实在需要智慧、毅力和勇气。这批中国知识分子在生活
上经历了不同的坎坷，但却始终保持爱国的赤子之心。在梁思成夫妇
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费正清找到了思想和感情的共鸣。但更吸
引费正清的是这些中国知识分子那种超越时空的智慧，强烈的爱国主
义和追求真理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费正清也清楚地看到，他所尊敬的
知识分子在中国为数极少。

　　在中国的四年时间里，费正清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学会了
如何跟中国人相处。作为学者，他和威尔玛还周游了中国的名山大川、
名胜古迹。在北平，他们经常到剧场，欣赏那使人眼花缭乱的古老的
京剧艺术。当时在北平的外国人群中，费正清和威尔玛无疑是最活跃、
最喜走动的两个。北平的魅力常常使两人倾倒：“站在城墙上看去，
北平的夜色使人心醉。黑暗中的街道和城墙根闪烁着疏疏落落的微弱
灯光，就像无数灯笼，把城市装扮得像过节一样，既神秘又浪漫。在
这温暖的夏夜，四合院里往往有人怡然自得地吹奏悠扬的洞箫。或者，
院里的居民聚在一块，聚精会神地欣赏一个人清唱。当人们这样行乐
的时候，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艺术。”

　　跟当时在北平的其他西方学者相比，他对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政治
风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无疑跟他的思想和左派朋友的影响有关。
作为有心人，费正清不会看不到中国社会的不公。这里既有中国人彼
此之间的不公，也有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不公。不管怎么说，中国
社会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传统的儒家文化给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划定
了他们各自在帝国中的位置，给每个男女老幼在他和她的世界里指定
了位置。在北平的几年，他发现谁尊谁卑，往往可以通过人的风度和
教养表现出来。在考察旅行途中，他亲眼见识了他的朋友梁思成高雅
的谈吐和举止，通过透露自己的上层的社会关系来打通门路。这种方
法非常灵验：原来行为粗鲁的官兵，一旦听到梁思成的自我介绍，马
上就对他和他的朋友毕恭毕敬起来。这使费正清大开眼界，让他看到
了中国的上层人士是如何利用关系获得成功的。

　　他还发现，通商口岸的外国人以优等民族自居，表面上可能对中
国表示友好，内心里却蔑视中国人。

　　使费正清有些不解的是，就连关心中国的外国人也不相信中国人
有一天能管理好自己的国家。这些人害怕中国人对西化的反对，更担
心共产主义会席卷中国土地。他们看不到中国的光明前途，认为中国
的传统文化已经过时，构成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障碍。这些西方人士
曾经在孙中山创立和领导的国民党身上寄予厚望，希望南京政府能通
过励精图治振兴中国，然而他们发现，就连孙中山的思想和国民党也
失去了中国人民的支持，因为30年代初的国民党已经逐渐丧失它早期
的活力和理想，变得越来越保守，越来越腐败，越来越不得人心。

　　于是，在中国的第一个四年里，费正清跟中国、中国革命和中国
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开拓中国研究


　　50年代初中国研究在美国似乎是一张白纸，美国还不曾有任何一
个大学有像样的中国历史专业，这方面的学术专著也寥寥无几。然而
这项工作却有意想不到的有利条件：这是因为中国人民的崛起引起了
全世界的瞩目，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对抗状态，朝鲜战争使美国人再不
敢小觑中国。出于对苏联的扩张和革命的恐惧，美国政府千方百计地
阻挠中国扩大其国际影响，尤其是阻挠其参加联合国。可是，中共在
内政和外交上不仅我行我素，而且跟美国及其盟国针锋相对，在世界
政治舞台上成为日益重要的角色。另外，美国的西方盟国，如英国和
法国为了自身在远东的利益，在对华政策方面也常常跟华盛顿分庭抗
礼。这种在美国外交史上的非常现象，刺激了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的浓
厚兴趣，更不用说中国共产主义对世界局势的深刻影响了。

　　有鉴于这种形势，费正清感到当务之急是在哈佛大学建立一个中
国研究的基地，充分利用哈佛的智力和物力资源，也充分利用哈佛大
学的名声。1946年，费正清回到哈佛不久，就积极进行中国研究的组
织工作。同年，哈佛大学的部分学者组成了“国际和区域研究教授委
员会”。这一组织使原来互不相干的学者和研究领域捐弃门户之见，
汇聚到一起。福特基金会率先在1955年为哈佛提供资助研究中国经济。
这种援助以及校方的支持，使费正清及其同事建立了哈佛东亚研究中
心。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不甘落后，先后慷慨解囊。“哈佛东亚
研究中心不但开战后美国研究中国风气之先，而且其规模之大、出版
之多与影响之巨，在整个西方也是首屈一指的。”

　　万事起头难。尽管有许多有利条件，在最初几年里，费正清和他
的同事还是惨淡经营。当他在哈佛开设东亚学科时，东亚史、中国研
究在美国高等学府尚无足轻重，美国的中国研究仍几乎是一张白纸，
在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影响，图书馆里可以利用的英文资料也非常贫乏。
但他从来相信“有志者，事竟成”这一道理，而且深信，一个人的伟
大与否，不仅取决于他的智慧和能力，更取决于他追求目标的专一和
热情。另外一个困难是，当时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英文资料不仅浅
薄，而且片面，谬误百出。要发展中国研究，首先必须批判前人的错
误观点。就像后来他在给一个学生的信里说的，“历史的本质是批判
的。所有的历史学家在开始研究一个课题时，首先认为自己有些与众
不同的见解……每一代人都会对历史上一些重大的课题提出新的解释。”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费正清及他的同仁几乎不得不从零开始。

　　费正清面对的实际上是一块肥沃的处女地。哈佛仅有的一些有关
近代东亚的资料既贫乏又肤浅，而且往往是以英国和欧洲人为核心来
写的，亚洲只不过为这些富于冒险精神的西方人提供了一个大舞台而
已。通过与日本的汉学界人士的合作和对日本的汉学的了解，费正清
得益不少。例如，他发现日本在1937年已经有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中亚、东南亚的众多的民族和文化有它们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悠久历
史，这些文化互有交往，互相作用，早已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化区域。
而美国却没有任何人真正了解这一对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结
果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行动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作为学者，他感到自
己有责任帮助美国人民廓清一些对东亚的模糊认识，这当然是件重要
而艰巨的任务。

　　跟任何一位高明的教师一样，费正清在传道、授业、解惑上有许
多独到的地方。他的长处不在于像一部百科全书，记载有学生所有问
题的答案。但是他能用悖论、反诘等方法，引导学生去钻研，去独立
思考。他甚至不是直接地为学生“解惑”，而是把他们投进孕育真知
的困惑状态中去。有一次，一个学生问及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费正
清意味深长地回答道：“请你就记住这一点：毛泽东不是为了你才发
动中国的革命。”这种方法使他的学生认识到不应该轻率地对中国革
命下结论。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费正清的活跃，也由于他的成就，他在中国
研究方面的影响从60年代初就超越了国界。他在美国、加拿大、欧洲、
亚洲的学术界招兵买马，延揽人才，往重要的地方安插“亲信”。其
中之一，就是他在美国新闻署工作时的上级、后来任《太平洋事务》
杂志编辑的罗兰德。《太平洋事务》因资金来源枯竭而倒闭，罗兰德
面临失业。这时，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突然来信邀请他去
那里筹建一个亚洲研究系，这使他绝处逢生。后来他才了解到，在此
之前，费正清曾给该大学的校长去了一封信，极力推荐罗兰德。罗兰
德上任以后，费正清又把他在哈佛的两个弟子介绍到他门下。也正是
由于他的这种不懈努力，后来才形成了美国汉学界令人嫉妒的所谓
“哈佛学派”。

                      促进美中交流


　　从1966年起，他就在探讨美中关系的前景，寻找改善两国关系的
突破口。

　　在1966年6月号的《大西洋月刊》上，费正清发表了一篇题为《关
于中国的新思考》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对美国政府当时的中国
政策提出了质疑。自朝鲜战争以来，中美两国互相防范，在宣传上互
不相让。中国政府把美国当做头号敌人，美国政府则在军事和外交方
面围堵中国。这种单纯的敌视中国的政策，多半受感情的支配，并无
足够的现实的依据。显然，冷战的僵局对中美双方都是不利的，对整
个世界局势的缓和也是一种障碍。为此，美国有必要改弦更张。他指
出，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也不能割断历史，而必须把它放到中国
的文化传统的背景上去理解。

　　1966年12月，英国的《邂逅》（Encounter）杂志上刊载了费正清
的题为《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外交关系的传统》的文章。在文章中，
他从历史的角度，再次探讨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在中国政府外交政策
上的反映。这种优越感是建立在中国过去的辉煌成功的基础上的，由
于这种优越感，中国人难于平等对待他人，也就难以适应现代民族国
家的平等外交。但他没有认识到的是，平等外交在欧洲只是近代民族
国家出现的副产物，而在中国跟西方的交往中，恰恰是西方把不平等
强加在中国的头上。实际上，中国人比欧洲人更迅速地接受了现代国
际关系的准则。

　　一次偶然的机会，费正清跟后来成为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在飞机
上邂逅，话题转到美、中关系上来。费正清告诉基辛格，古往今来，
中国的皇帝在京城接见了无数“番邦”的来使。同样，毛泽东主席驾
临异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美国的总统却几乎没有什么不能去的
地方。这次短暂的会面之后，费正清又先后给基辛格寄去了《中国的
世界秩序：中国外交的传统》一文以及论文集《中国的世界秩序》。
在这些著作中他和他的同事详细分析了中华帝国的外交政策，以具体
例子说明中国文化虽然有妄自尊大的一面，但是其外交政策的重点却
是自卫。这些著作显然大开了基辛格的茅塞。用基辛格自己的话来说，
费正清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1971年7月，以穿梭外交著称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巴基斯坦
总统叶·海亚汗的帮助下，秘密访问中国，在北京会见了周恩来总理。
不久，白宫发言人宣布，尼克松总统宣布将在1972年5月以前访问北京。
使费正清聊以自慰的是，他的《美国与中国》的第三版被中国方面迅
速翻译成中文，供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人参考。费正清的名字
从此在中国大陆不胫而走。

　　1972年，费正清在北京的老相识周恩来总理邀请他访华。想必他
们知道费正清在促成中美邦交正常化上的特殊贡献。邀请费正清即可
表示感谢，又能加深感情，并通过费正清向美国社会各界宣传新中国。


　　当年5月14日，费正清偕夫人费慰梅作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客人
到达广州，开始了他们在中国为期六周的访问。他们由四个中国随行
人员陪同，参广州、北京、石家庄、安阳、西安、延安和上海。考察
了城市和农村以及六所高等院校，会见的人包括周恩来总理和普通农
民。费正清旧地重游，感慨良多。

　　总的来说，费正清对中国的印象不错。在广东、在河南、在山西，
他目睹了中国人民为了生存的艰苦奋斗，发现政府在组织人民植树造
林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巨大的变革已经使昔日满目疮痍的华北大
地披上了新装。

　　当然，中国也有许多使他不尽满意的地方。对一个偏爱历史的人
来说，拆毁北京的古老城墙是亵渎神明的事。最使他不安的事大概要
算“文革”期间的政治空气。一个善于观察的人不会对“文革”造成
的破坏无所察觉。他感到，官方人士跟他的谈话时常敷衍搪塞。连他
的旧相识张奚若也不例外。张奚若在会见时滔滔不绝，但也许因为翻
译水平不高，使客人感到他言之无物。费正清极想知道张奚若是如何
躲过“文革”的大祸保住高官厚禄的，张对此显然未作正面答复。

　　跟费孝通和钱端升等高级知识分子会面时，费正清明显感到他们
心怀恐惧，不敢畅所欲言。费孝通虽然向客人炫耀在“五·七”干校
锻炼出来的手臂上的肌肉，却不敢用英语接待客人。钱端升在会见时
闭口不谈自己因为跟费正清的关系而受到的不白之冤，而且十分虔诚
地说“中国要遵循马克思主义五千年”。这次访问的高潮是周恩来对
费正清一行的接见。在人民大会堂的安徽厅门口，费正清等美国客人
站成一排，费正清走在第一，鱼贯而入，周恩来站在门口，身着灰色
的中山服，胸前戴着“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像章，跟来宾一一握手。


　　会谈长达十一个小时。费正清作为在场的美国客人中唯一的周恩
来的老相识，以叙旧开始会谈。但作为学者，他最感兴趣的事是恢复
美、中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这多半因为他相信交流是增进美、中两
国人民相互了解，促进两国外交良性互动的必要手段。他设想了一个
初步的计划，其中哈佛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跟周恩来的谈话时，他
拐弯抹角地把话题转到学术交流上面。他企图让周恩来相信，中国有
必要派遣大量的学者、科学家到美国学习或从事研究。不料开始周恩
来对他的建议反应冷淡，显然周恩来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再者因为当
时中共内部路线斗争尚未见分晓。周恩来大概感到自身难保，不敢贸
然答应美国客人的这一突然要求。于是，他列举了语言方面的障碍，
以中国缺乏翻译人材为托辞。费正清当即建议中国政府先派遣一些翻
译人员到美国学习。周恩来又借口美、中两国尚无正式外交关系，费
正清则解释说哈佛不是美国政府的一部分，像哈佛大学这样的学府美
国政府鞭长莫及。周恩来是明白人，迟疑之余，原则上同意逐步恢复
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这无疑是费正清的外交艺术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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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Landau 于 Aug 18 16:36:07 修改本文．[FROM: 202.118.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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