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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petrel (紫燕＊自在飞花轻似梦*燕燕于飞), 信区: ITnews
标  题: 创业和发展：中关村高科技企业的集聚和扩散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Wed Nov 13 14:53:42 2002) , 转信

创业和发展：中关村高科技企业的集聚和扩散 
(2002.11.12)   来自：新浪科技   田子睿 曾晓洁  
 
 
 
  
 
　　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

　　引言：中关村历来被认为是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摇篮，也被誉为中国高科技创新企业的
聚集地和中国智力密集程度最高的地区。这里诞生过中国最大的IT企业，也是中国最早产
生高科技民营企业的地方。国内已经有一些学者对中关村高科技企业的集聚做过一些研究
，包括王缉慈(1998、2001)、吴敬琏(2002)等。

　　从1980年开始到现在，中关村已经发展了20多年，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2000年
中关村科技园区实现总收入1679亿元，利润总额109亿元。中关村从原先纯粹的学院集聚地
，发展成了目前拥有近8000家高科技企业的企业聚集地。而且，目前中国最大的IT企业很
多都来源于中关村，例如联想，方正等。

　　但是在处于发展中的中关村，目前却出现了另外一种现象：一大批处于扩张和成熟阶
段的企业，正在或者有意愿将企业的核心业务甚至整个公司迁出了中关村。例如，2001年
末，许多在村里成长起来的大型企业，例如摩托罗拉、惠普、微软、新浪等东迁到北京CB
D地区；而新一代创业较成功的信美达，也将自己的大部分业务迁出中关村，只在中关村保
留了基础研发队伍。

　　北大网研本次研究的对象，是创立于中关村地区，以技术为主导的新一代创业企业。


　　这种现象隐藏在“繁荣”中关村的背后，引起了我们的浓厚兴趣。本文通过对这种现
象的分析，发现中关村具有创业企业的集聚因素，但是它缺乏支持这些企业进一步发展的
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引起了这些企业的迁出。

　　下文将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主要阐述了国内外学者对高科技产业集
聚理论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分析中关村具备的引发“潜在企业家”进行创业的因素；第
三部分讨论中关村缺乏企业发展的支撑因素；第四部分讨论了一种“中关村悖论”，即既
然中关村缺乏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因素，那为什么中国IT巨头联想、方正、紫光等都产生并
现在还在中关村；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和启示。

　　文献综述

　　近年来高科技产业区的迅速兴起，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例如萨克瑟尼安(Annal
ee Saxenian)、李钟文(Chong-Moon Lee)等人对硅谷做了大量的研究。这些学者们的研究
结果表明，企业集聚是高科技产业区域发展的重要特征。这些学者对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企
业集聚研究表明，这些企业集聚体(High-Tech Agglomeration)，是以公司间越来越精密的
交易关系而组织起来的，这些关系包括面对面的接触、战略信息的详细交流等(王缉慈等，
1998)。

　　国外学者对高技术企业集聚理论的研究表明，影响高技术集聚的大致有四类因素，即
产业的本地联系、企业衍生(spin-off)过程、高技术产业的劳动过程以及面对面的知识和
信息交流(王缉慈等，2001)。

　　产业的本地联系，可以分为前向和后向联系两种。前向联系是企业和市场的联系，后
向联系是企业与其供应商的联系。具体来说，具有高水平研究和开发、小批量生产、规模
较小的企业具有较显著的后向联系，主要原因是由于其产品还没有标准化，产品的独立性
较强，其投入品的供应商也较强；规模小的企业多是地方性的，其组织结构不够发达，没
有能力像大企业那样从大范围内寻求资源。相反，如果企业规模较大，那么它更加侧重于
市场，也即前向联系，它需要从大范围、甚至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企业衍生过程，就是
原先在高科技组织(包括企业、研究院所等)工作的人创立公司，这种公司可以看作是这个
高科技组织的“衍生公司”。

　　关于“劳动过程”和“企业集聚”的关系，欧基和库泊(Oakey & Cooper)做了比较深
入的研究。他们认为：当一个企业最初诞生时，如果创业者都将厂址、店铺选择在具有最
低成本优势的地区，包括劳动成本最低、运输费用最低、房屋费用最低和其中的某几项，
那么结果很定产生集聚。经过几年的竞争以后，以上的成本将逐渐上升，生存下来的企业
如果继续留在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的优势便不再只考虑以上的成本因素，或者说低成
本已经不是经营者考虑的重点。这个区域对经营者的吸引力包括：该地区内高质量的劳动
力、各种各样的服务、地方物质和信息的投入产出联系等。高成本、高利润的产业集聚优
势之所以能够取得，关键在于劳动的特征。

　　最后一个因素是“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也就是区域创新环境。这些学者认为，越
来越复杂的高技术产品需要产业融合和交叉繁殖，只有存在创新环境的区域，才能创新。
只有当相关学科进行交叉融合、相关的科研机构和人员进行合作，产学研的结合，才能发
挥协同效应。

　　以上因素是促使高科技企业产生集聚效应的主要原因。因此，高科技企业往往都集中
在某一个地区，例如美国硅谷，印度班加罗尔，台湾新竹等。中关村也是高科技企业集聚
的地区，这里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到现在，已经闻名世界。

　　我们将上面欧基和库泊的理论作进一步地细化，将创业企业从前期诞生到后期发展所
面对的环境分成两个部分：

　　创业者创业时所面对的环境，称为“创业环境”。创业时，创业者会从自己收益的角
度考虑而将企业选择建立在具有最低成本的区域，这些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房屋租金、
政府政策(特别是税收)优惠、创业者自身资源的可利用程度、信息流畅等。在初期缺乏资
金的情况下，低成本是他们考虑的重点。

　　我们将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市场环境以及所在领域的竞争程度等定义为“市场环境”。
经过几年的竞争以后，生存下来的企业如果继续留在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的优势便不
再只考虑上面的那些因素。这个区域对经营者的吸引力主要包括企业能雇佣到发展所需的
高级管理人员、在平等的市场环境中获取资源等。一个高科技风险企业从创业到发展成稳
定的、持续的大企业，至少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是孵化阶段，第二是发展阶段。由于处
于孵化和发展阶段的企业对资源的需求和获取资源的渠道以及生存的环境有不同的要求，
所以对孵化有利的环境并不一定有利于发展，有时甚至成为抑制发展的导因。对技术创新
企业而言，在初创阶段会非常重视“创业环境”，但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市场环境”
会逐渐成为企业决策的核心因素。我们认为，中关村具有很好的“创业环境”，它能够支
撑起大量的创业企业，所以中关村能集聚大量的创业企业，产生集聚效应。但是，这些“
创业环境”带给创业企业的发展缺乏后续“劲头”，因为该地区缺乏培养企业发展壮大的
“市场环境”。这就是导致希望进一步得到发展的企业会产生扩散效应，然后迁出中关村
的主要原因。

　　六大优势：创业企业的策源地

　　目前来看，中关村确实存在有利于创业的环境，这些环境导致了大量的创业企业首选
在中关村建立创业企业，其结果是中关村集聚了大量的创业企业。2000年，中关村科技园
区新认定企业在1999年创记录增长的基础上又翻了一番，全年新入企业2461家，比上年的
1227家增长了1倍。2001年，新入的高技术企业保持了高增长势头，初步认定达到3060家，
比2000年增长了24.7%。

　　中关村的“创业环境”突出表现在以下几大因素：

　　(1)创业文化优势。中关村存在积极的创业文化，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创业者的心理
。首先，在中关村，创业是一种能力与勇气的表现。这里的创业者不害怕失败，因为失败
了可以再来。而整个社区对个人创业的失败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这里的人不仅不把失败当
成无能的表现，反而是一种冲劲与财富的象征。这种文化在美国硅谷体现得更为具体。硅
谷的发展与西岸文化有关，屡败屡战的精神被视为是可贵的，没有人会因为一次失败而对
你做出一生的评价。只要你能面对失败，可以随时重新来过。

　　另外，创业文化具有很大的示范效应，后来者可以从前者(无论是成功或失败的经验)
得到感染和启示。前面有许多开始的人，后来创业者不觉得自己是唯一的，孤独的，而且
别人能够做到的，自己也能做到。在硅谷，许多出身卑微的工程师通过成功创建公司而成
为百万富翁，给了年轻创业者巨大的示范动力。这在社会结构稳定的美国东部很难想象，
因为那里“财富之间的差别在摇篮里就决定了”(萨缪尔森)。中关村的文化同硅谷一样，
给予创业成功者最高的敬意，这里的社会地位更多由技术成就而非经济地位所决定——尤
其不以出身、阶层而定。而在中国其他地区——以上海为典型，人们偏好到国际化的大企
业工作，认为给外国大公司打工是身份的象征。创业被看作是没有能力、或个体户的表现
。海派文化传统使当地人以进入大企业并在企业中稳定向上爬升为目标，没有人愿意冒险
。因为在大企业里一旦犯错，你过去的努力都会白费，很难有重来的机会。所以，这些地
区天然地缺乏创业的氛围。

　　(2)积累优势和溢出效应。这里是中国高科技民营企业的诞生地，这里拥有中国最著名
的学府和科研院所，以及中国最大的IT企业，如联想、方正等。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北京
市地方政府，都对中关村给予了最大的关注。以上因素，使得中关村具有了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基地的整体品牌，该地区企业在技术方面的实力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这种“品牌
效应”(Brand Name Effect)，对这里的企业产生了很好的积累优势和溢出效应。和其他地
区的高科技企业相比，初创企业可以很好的利用中关村的这种品牌去理顺市场关系，减少
交易费用，降低获取其他资源的成本，达到快速进入市场的目的。

　　(3)企业衍生效应和同行优势。中关村地区有将近50所大专院校和研究所和30万大学生
。中关村的创业企业，其创业者主要是附近的学生、学者和技术人员。所以，中关村具有
强烈的企业衍生的特征。另外，中关村二十年的积累，已经产生了高科技产业的集聚效应
，这种效益使得这里的企业能够很好的获得国内最新相关技术的进展。另外，由于中关村
地区拥有中国最好的大学和中国最好的实验室，这些大学和实验室总是能够跟踪、产生中
国甚至世界最好的技术。所以，创业者在中关村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准确的同行信息
。

　　(4)关系网络优势。中关村地区的科研院校，例如北大、清华和中科院，都具有较高的
研究能力，所以这些院校的教授和学生更容易获得一些关系网络和市场资源。所以，很多
技术人员(学生)在创业之前，就通过导师、朋友等和一些企业建立了联系。这些都是创业
初期的业务渠道。其他地区大学的毕业生也可能拥有这样的渠道，但是他们获取这种渠道
的成本要比北大、清华的毕业生高得多。

　　(5)基层技术人员的低成本优势。由于创业初期的运营费用较高，所以初创企业希望能
够在最快的时间内、以最低的雇佣成本找到需要干活的人。这在中关村非常容易办到。中
科院、北大、清华、北航等学校的理科在全国是顶尖的，它们能够向这些创业技术企业提
供大量费用低廉的学生。这些学生完全能够胜任来完成初创企业的一些基层开发项目。另
外，企业甚至可以通过朋友或者其他关系，获得免费的帮助。由于企业周边的这种人力资
源比较充分，所以企业初创成本也会很低。中关村地区是全国甚至全球脑力最集中的地区
，如果在全国范围内创业者和技术人员中的比例在1：100，那么中关村几乎是倒过来的，
而且很多创业者就是技术出身。

　　(6)留学生优势。中关村周边大学，特别是北大、清华，每年都有大量的学生留学到海
外。这些留学生一方面可以向仍然留在中关村的朋友、同学介绍硅谷、海外最新的市场和
技术发展，这些信息能够快速地被响应；另一方面，如果这些留学生希望回来创业的话，
很大一部分人可能会和留在中关村的朋友合作，利用他们的渠道开拓业务。身在中关村的
技术人员(学生)，他们在创业文化的熏陶下，通过学长、导师以及同学的示范效应，也会
进入参与创业的行列。他们可以利用他们原先的关系网络优势来获得第一桶金，通过各种
关系低成本的获取技术和市场的最新信息。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因素其实完全符合企业集聚的因素。所以，这些创业环
境导致了创业企业的集聚。

　　市场环境不佳：创业企业黯然迁都和较好的创业环境相对应的是，中关村的市场环境
不适应产权明晰的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些不利于企业发展的“市场环境”具体体现在：

　　(1)获取非市场资源的成本较高，在竞争上处于劣势。创业者在创业之前，一般都在本
地拥有一些资源，这些资源是促使他们创业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在企业较小时，他们的
客户大多是凭借创业之初的资源得来的。但是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这些最初的资源
已经不足以支持企业的扩张，所以他们必须要获取其他资源。北京作为首都，行政行为在
市场中起了较大的作用。因此，那些有政府背景的、财大气粗的企业远较那些没有背景、
资金缺乏的中小企业容易获得政府的资源和支持，因为他们根本不能承担去游说政府或者
去获得政府资源的成本，因此他们在和这些企业竞争时，总是处于劣势。其二，从中关村
创业企业本身而言，虽然都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但是这些技术又并非尖端的、原创的垄断
性技术，多数只是对一些应用技术，企业间的同质性较高。所以一个拥有同质性技术的中
小企业不可能凭借这个技术去市场或者政府获得青睐。

　　(2)市场经济的活跃度与规范度落后于沿海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东南沿海经济
比较活跃的地区，由于离政治中心较远，市场行为受到的干预也较少，所谓的“天高皇帝
远”。这些地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中关村高科技企业的潜在客户聚集地。让企
业接近客户群体，有利于建立自己的品牌，有利于公司进一步的发展。另外，这些地区市
场经济比较发达，企业的经营更多的是从市场角度考虑，而不是从政府的角度进行考虑，
市场经营规范度较高。他们较少考虑也没有太多必要从政府处获取资源，所以和那些有政
府资源的企业相比，他们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劣势。另外，这些地区这几年也都出台了促进
高科技发展的政策法规，包括税收、法律、咨询等。因此，中关村的政策优势其实已经削
弱甚至消失。所以，竞争优势是这些企业更加看重的。

　　(3)离政治中心太近。吴敬琏(2002)也曾提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
，毫无疑问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所以中关村的企业可能会受到政府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
可能会使得高科技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灵活性减弱甚至丧失。政府由于角色定位不当，对
高科技行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其他国家也有表现。美国硅谷有Stanford、伯克利等大学，
而128公路也拥有MIT等著名院校，但是硅谷近几十年来发展非常快，而128公路则并没有达
到很好的效果。很多学者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128公路离华盛顿太近。日本
的高科技发展也是如此。著名的筑波科学城，其形成和发展完全靠日本政府的指令，从规
划、审批、选址到科研等全部过程都由政府进行决策，最终它变成了“科技乌托邦”，因
发展迟缓而日显僵化。

　　(4)北京地区的制造成本高于东南地区。北京地区从来就不是制造业发达的地区，这里
的劳动力成本要远远高于江浙一带。这一点中关村的企业很早就意识到，因此联想在发展
之初就将其工厂建到了广东东莞，四通、方正等也是。这几年创业的企业也都有这样的举
动，例如信美达就投资了300万在浙江建了一个工厂。20年来的发展，中关村没有大量发展
硬件制造业，因为海淀区缺乏制造业的基础和蓝领工人这两个制造业的基本条件。最近一
年来，外资企业的本土化战略也在经历一次重要的变迁——“孔雀东南飞”战略，即从80
年代第一波竞争中，单纯利用“珠江三角洲”人力资本廉价、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劳动密
集型”比较优势，开始转向了第二波依靠国内智力密集、人才资源的竞争战略。从2000年
，有一大批具有先发优势的外资企业已经悄然将研发基地从北京、上海等总部，移师江浙
一带具有丰富智力资源且成本低廉的“智力密集型”地区。从“珠江三角洲”到“长江三
角洲”的这种地域迁移，反映了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重要的战略调整，对中国IT经济特
别是中关村的发展施加了巨大的压力。(5)中高层管理人才稀缺。中关村地区存在大量基层
技术人员，而缺乏中高层管理人员，导致企业在发展阶段出现人才瓶颈。在中关村地区，
中高层管理人才的搜寻成本和雇用成本往往要高于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甚至是北京的CB
D地区。中关村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的创业者是顶着政策、社会的压力艰难起步的。
这批最早创业的企业，生存下来的现在都已经成了中关村的大企业集团。但是很明显，这
些企业的成长并不是靠管理，在原始积累的初期，他们大多利用头上的“红帽子”，去获
取和垄断政府的各种资源。所以，中关村缺少本地化成长起来的职业经理人。经过原始积
累的企业，可以花大成本去村外聘请中高层管理者，比如用友集团近来化了五百万年薪聘
请了台湾背景的CEO，这是国际价格。但是处于发展期的企业是不可能支付这些费用的，而
且在同样薪金的条件下，职业经理人更愿意去有名气的大公司，而不是小企业。在这方面
，这些中小企业更加没有优势。

　　以上的分析表明，和中国东南部地区相比，中关村缺乏中小企业发展所需的市场环境
。因此，如果这些企业继续留在中关村，那么他们很难发展壮大。对于一个企业来讲，长
期的停滞会带来最终的死亡。所以，企业的决策者会考虑将需要发展的企业迁出中关村。


　　中关村悖论：第一代企业因何长大

　　既然中关村缺乏发展大企业所需要的“市场环境”，为什么中关村产生了像联想、方
正这样的大企业？这些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现在已经发展成中国最大的IT企业
集团之一，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否和我们研究结果相互矛盾？

　　表面上这确实是一个“中关村悖论”。但其实不然，通过对联想等第一代创业企业的
分析与研究，我们发现这些企业的发展历程恰恰证明了中关村的企业从来没有在“市场环
境”上得到过优待。这些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企业，从成立开始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的
野孩子，需要戴顶红帽子为自己正名。了解中国民营企业历史的人都知道，按照原有的计
划经济体系和制度结构，是不可能存在市场经济的，当时最多就是提一个商品经济。作为
民营企业，要想在石缝中生长，一定要利用某些体制落差——为此，有人公开了提出中国
民营企业的“原罪说”，即我们的民营企业最初往往是通过非市场的手段获得原始积累。


　　具体地讲，当时中关村的以下因素促进了第一代创业企业的发展：(1)技术积累的释放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就仿造苏联的模式，将大量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迁往中关
村。也正是由于苏联模式，中关村的科学技术知识只是禁锢在课堂和实验室里。与此相对
应的，实际上中关村和整个中国却缺乏科技的应用。1980年，陈春先在参观了美国硅谷后
，回来讲述了美国的技术应用情况。而且，他马上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成立了“中关
村技术服务部”，成为中关村科技创业的第一人。因此，80年代初中关村的发展，可以看
作建国以后30年间国家在中关村所积累得能量的释放。

　　(2)得益于国家对电脑产品的贸易保护和屏蔽国际竞争。建国以后30年，以美国为首的
国家一直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中国也禁止外国厂家直接在中国销售产品。那些在80年代
从零开始的企业，大多通过经营贸易和技术服务，或者给外国公司做OEM和销售代理而获得
原始积累。当90年代初跨国企业进入中关村时，这些企业或多或少都进入了跨国公司的转
包网络。

　　(3)凭借“红帽子”获得资源。由于政策以及体制的关系，第一代创业企业几乎都带有
红帽子。在非市场经济中，红帽子的牌子确实可以给企业带来额外的收益，使得这些企业
能够获得某些原罪色彩的优先资源。中关村第一代企业的迅猛发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得
益于这种特殊的资源，这在当时可以视为政府资源、创业者所在单位资源和创业者人力资
源在特定时期最有效的结合：以权利换市场。很典型的是，上世纪80年代，电脑贸易是个
暴利产业，而且其潜在的客户都是政府和机构，普通消费者不可能去购买电脑。所以这些
客户的获得，更加需要“红帽子”提供的资源。

　　(4)先入优势和卖方市场。中关村的第一代创业企业，是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先祖
”。正是这些创业者打破了旧有体制的束缚，获取了政府的支持，其他地区的科技人员才
敢于建立企业。这些企业建立时，中国其他地区还没有出现民营高科技企业，所以它们面
对的是完全的卖方市场。按照产业组织理论，先进入一个产业的厂商能够获取先入带来的
好处，即超额利润。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超额利润也是对这些创业者勇气和行动的回报
。

　　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整个经济环境从计划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些企业在80年
代面对的优势也几乎消失。随着全球IT经济的升温，这些先行一步的企业恰好发展到一定
阶段，那些有发展远见、并有一定资本能力的企业纷纷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这些企
业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重视企业管理，并且引入职业经理人，进行股份制改造。在我们看
来，这些措施无一例外不是为了弥补中关村企业在“市场环境”中的先天不足。

　　第二代创业企业和上一代企业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关村，这块培养了多少技
术创新企业的策源地，是否能再次承担起孕育伟大企业的重任，如同硅谷孕育了HP与微软
？目前来看，答案是不确定的。中国改革开放20年中，不仅第一代企业家的很多经验在第
二代身上不能复制，而且随着市场规则逐渐透明，企业越来越多地需要参与市场竞争与国
际循环，当年的那些优势还很可能成为今天的劣势。对于第二代创新的中小企业，尤其是
产权清晰的企业，他们迫切需要的是公平优越的市场环境，商业规则，从而实现发展的梦
想。这一切，中关村已经没有优势可言。所以，一个理性的结果只能是选择迁出。

　　中关村启示录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关村适合培养大量的创业企业，但是大凡经过几年发展而生
存下来的创业企业，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其他地区的市场环境优于中关村便会选择
迁出。中关村目前的企业大多是一些正在创业的小企业(在孵企业)，而稍微大一点的企业
(期望能有更大发展的企业)都在准备离开中关村，所谓的“孔雀东南飞”效应。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关村只能是创业企业的“策源地”，而非“栖息地”(Inhabitan
t)。所谓“策源地”，是指它能产生大量的创业企业，但是这些创业企业并不能在该地区
长大成大企业，它缺乏大企业成长所需要的“市场环境”。所谓“栖息地”，是指高科技
企业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在该地区都能够得到有机的发展，它包含了人员、企业和机
构以及它们之间的网络与互动模式，企业之间具有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李钟
文等，2002)。硅谷就被认为是高科技企业的“栖息地”，它不但能够产生大量的小企业，
而且其中的小企业能够在本地长大成大企业。很明显，中关村缺乏高科技企业发展所需要
的各种资源，这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栖息地”。

　　按照著名高科技产业聚集理论研究专家欧基、库泊(Oakey and Cooper，1989)以及王
缉慈(2000)的观点，一个地区要真正成为科技创业的地区，必须要形成专业化的经济和发
达的社会分工。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必须各有所重，进行专业化分工。大企业会把一些业务
打散，交给小企业运作，或者利用大企业的优势支持小企业的技术开发；而小企业也利用
自己的优势，为大企业提供配套服务以及技术服务。这样的专业分工，对技术创新和企业
发展都有相当地促进作用。如果中关村最后只剩下在孵的中小企业，这些小企业必然面对
完全独立地搭建和支撑所有的平台，完成研究和开发、制造、流通、服务等所有的环节，
还必须承当资金、管理、市场等风险。这样的发展布局，将使得中关村不再有地区优势可
言。

　　鉴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尽快建立与健全创业企业退出机制。目前在中关村，一个高科技中小创业企业
的结果无非有三种：长时间内依然维持原状、发展成大公司以及最终死亡。按照高科技企
业发展的路径，长时间维持原状的企业，其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死亡。而上面的分析表明
中关村缺乏中小企业长大的环境，因此它们能够在中关村长大的可能性也不大。那么，为
了发展，他们只能走迁到更适合于发展的环境中去。

　　因此，完善创业企业的退出机制就显得愈加重要，退出机制可以减少创业者的风险，
增加创业者的可选择行为，减少创业企业迁出中关村的可能性。在美国，中小创业技术公
司的退出机制主要包括：(1)策略投资的购并；(2)等待创业板上市；(3)海外上市或OTCBB
。这三种主要的退出机制在中关村几乎都不存在。

　　其实，这三种退出机制可以统称为Flip(即“跳翻”)。Flip作为高科技创业的退出机
制，在硅谷等地非常流行。所谓“Flip”，就是创业者通过资本市场或者其他手段，将创
业的中小企业“卖掉”，退出企业经营。一般来讲，高科技产业由于产品周期短、市场竞
争激烈等原因，企业面临的风险要远远大于传统产业。因此，创业者能将企业从小带大的
成功率远远低于传统产业。所以，在硅谷，Flip比Grow(即创业的目的在于将创业企业成长
为大企业)有更多的吸引力。在硅谷，一些企业在建立半年后就成功地在Nasdaq上市，而大
量的企业甚至在没有产生利润的时候就被大企业收购，成功地实现Flip。中关村缺少Flip
，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这些企业很多都是技术应用型的，并没有真正的核心竞争优势
，大企业对这些小企业没有投资和收购的动力。高科技企业不像传统企业，中小企业可能
拥有大企业所没有但前景看好的技术，或者这些技术可能给大企业的已有技术带来市场的
竞争。所以，大企业愿意对小企业的技术付出较大的成本去收购。Cisco是个典型的例子。
该公司被认为是世界IT巨头之一，但是它们的研发战略却大部分以购买小企业的技术和产
品为基础。这样，Cisco既可以消除了市场竞争对手，还可以为研发省下一大笔费用。其二
，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缺乏配套的资本市场和观念。在美国，Nasdaq可以成为
高科技创业企业和风险投资商最好的退出方式，但是中国没有创业板，而这些企业又不可
能承当去香港或者美国创业板上市的成本。另外，大的企业习惯于建立全部的平台，他们
不需要收购中小企业来弥补他们的不足，即使中小企业有他们没有的技术，他们也没有动
力去收购，而是进行自主研发，然后利用自己的竞争优势打败中小企业。这种做法，对中
小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所以，没有真正有效的退出机制，等于是堵死了中关村小企业的发展前途。

　　第二，计划培育不出市场环境和公平的竞争。硅谷给我们中国高科技园区的最大启发
是，硅谷不是靠计划造出来的，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当地什么人，都从来没有对硅谷预设
过高科技区，或定义过什么是高科技产业。硅谷的奇迹就在于硅谷在自发的创新中不断走
向了成功与繁荣。只有一种自由的创业体制才能创造出硅谷奇迹。中关村20世纪80年代的
创业，也不是计划出来的，没有人或者政府打算在中关村规划高科技园区。正因为这样，
中关村才有了今天。相反，政府过多地对中关村进行规划干预，反而会阻碍该地区市场环
境的培育。

　　人才和资金并不是发展高科技的充分条件，中关村应该培育的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
，以及以此为基础营造起来的区域创新环境。税收优惠、办公一条龙服务等固然可以降低
企业的成本，但是这些企业更加需要的是能促进发展的市场环境。

　　其二，要培养公平竞争的市场，制订公平的原则，率先以身作则，让这些产权明晰的
第二代民营企业能够面对公平的竞争对手。如果企业的竞争力量要靠非市场力量来获取，
那么这些企业在中关村会毫无优势。民营企业怕的不是竞争，而是不公平的竞争。其三，
中关村政府加强对企业向专业化分工方向的引导。从中关村的发展来看，过去政府总是“
扶大育新”，重点是“扶大”，通过评选“20优”、“50强”、“100强”等鼓励企业壮大
。至于如何改善小企业的生存环境，鼓励大、小企业的专业化分工来降低中小企业的风险
、增加收益，政府做得非常有限。

　　今天的中关村园区已进入了其二十岁的青年期，北京市政府提倡的“三年大变样”政
策也正在得到落实。然而存在的问题很多，而且越来越尖锐。这里既有理论研究上的空白
，也有政策制订上的困惑，还有产业群后续发展机制的不足。以往对中关村的关注政策建
议多，理论根据少，宏观分析多，微观剖析少。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在这方面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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