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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artist (手艺人), 信区: Programming
标  题: 挨踢人物英雄榜（21）－－RichardStallman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3年12月11日09:19:16 星期四), 站内信件

软件业自由之神：RichardStallman 
[来源：网天] 
 
　　　　斯托尔曼的理论下，用户彼此拷贝软件不但不是“盗版”，而是体现了人类天性
的互助美德。对斯托尔曼来说，自由是根本，用户可自由共享软件成果，随便拷贝和修改
代码。他说:“想想看，如果有人同你说:‘只要你保证不拷贝给其他人用的话，我就把这
些宝贝拷贝给你。’其实，这样的人才是魔鬼；而诱人当魔鬼的，则是卖高价软件的人。
”可以断定，进入世纪末，软件业发生的最大变革就是自由软件的全面复兴。在自由软件
的浪潮下，软件业的商业模式将脱胎换骨，从卖程序代码为中心，转化为以服务为中心。

　　五短身材，不修边幅，过肩长发，连鬓胡子，时髦的半袖沙滩上装，一副披头士的打
扮。看起来象现代都市里的野人。如果他将一件“麻布僧袍”穿在身上，又戴上一顶圆形
宽边帽子，有如绘画作品中环绕圣像头上的光环。一眨眼的功夫，他又变成圣经中的耶稣
基督的样子，散发着先知般的威严和力量。野人与基督，恰恰就是自由软件的精神领袖理
查德·斯托尔曼的双重属性：他既是当今专有（私有）商业软件领域野蛮的颠覆者，又是
无数程序员和用户心目中神圣的自由之神。

　　在他的理论下，用户彼此拷贝软件不但不是“盗版”，而是体现了人类天性的互助美
德。对斯托尔曼来说，自由是根本，用户可自由共享软件成果，随便拷贝和修改代码。他
说:“想想看，如果有人同你说:‘只要你保证不拷贝给其他人用的话，我就把这些宝贝拷
贝给你。’其实，这样的人才是魔鬼；而诱人当魔鬼的，则是卖高价软件的人。”可以断
定，进入世纪末，软件业发生的最大变革就是自由软件的全面复兴。在自由软件的浪潮下
，软件业的商业模式将脱胎换骨，从卖程序代码为中心，转化为以服务为中心。

　　有人说，斯托尔曼应该算是世界上最伟大，软件写得最多的程序设计师。但是，斯托
尔曼真正的力量，还是他的思想。

自由软件是计算机业的传统

　　自由软件不是新生事物，而是计算机业与身俱来的传统。纵览计算机发展史，从1946
年到60年代，从IBM蓝色巨人到ARPANET，从集成电路到PC机，从互联网到电信自由经营，
每一个时期都留下了“自由”的影子。

　　可以说自由拷贝和源代码开放是整个计算机业，包括个人电脑及互联网两大领域的天
然的软件开发和传播模式。早在60年代，就有以大学为阵地，以年轻人为主题，自由地交
流的风尚，并在软件开发与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如Unix、TCP/IP、Fortran、Pascal、LISP
等等。

　　当70年代，ATT被迫退出计算机业时，KenThompson和DennisRitche从贝尔实验室将Uni
x的源代码拿出来，结果吸引了成千上万名程序员，为其改进、修正、添加，诞生了多年来
高端系统最核心的操作系统--Unix的繁荣。

　　70年代中期，个人电脑革命还在酝酿之中，当时的软件是鼓励自由拷贝的（那时还没
有发明盗版的名目），正是这种自由拷贝、信息共享的精神上点燃了个人电脑革命，促成
了软件业的发展。甚至连盖茨起家的Basic也是依靠这种自由软件才流行起来，才为事实标
准。其实，后来的许多软件都是依靠共享方式才取得成功。

　　在互联网发展初期，程序员也是将源代码自由共享。当时基于UUCP的UUCPNet和基于TC
P/P的ARPANet（互联网前身），都有Usenet社区，其目的就是共享源代码交流经验。进入9
0年代，奠定互联网爆炸的一些关键技术，如伯纳斯-李发明的WWW技术，浏览器以及Apache
、BIND等等全部都不是诞生在专有软件世界里。可以说，是自由软件的精神和创新奠定了
整个计算机业的核心。忽视自由软件的传统和作用是不科学的。

　　70年代末，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致电脑业余爱好者的一封公开信》为标志
，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伯尔尼公约》为框架，软件步入了Copyright的时代。随着现代商
业软件的发展，对利润的疯狂追逐不但割裂了传统，极大地偏离了计算机的基本精神。而
且还在不断变本加厉。因此，自由软件的复兴首先是对现有版权体系的强力反叛。

　　软件源代码是交流技术、交流思想的主要媒介，正象传统的科学是通过论文、著作进
行交流一样。企业为了保护软件的知识产权而将源码秘而不宣，已经背离了知识产权保护
创新的基本精神。斯托尔曼在《为什么软件不应有‘所有者’？》一文中指出，软件的编
写者将软件“据为己有”看上去天经地义。但必须看到，一个软件并不是单纯的工具，一
旦软件的编写者将其传播出去，就不简单地是在提供“工具”，而是在传播“思想”。在
这一点上，现有的版权体系采用了所谓保护“表达（Expression）”，不保护“思想（Ide
a）”的两分法，为软件保护问题设置了无法解释的障碍，造成了软件的精神分裂。

　　同时，自由和共享也是计算机发展的内在精神和永恒的追求目标。有人指出：在互联
网被标榜为“资源共享”、“资源优化”的利器的时代，却不能对软件产品真正实现“共
享”和“优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黑客传统

　　StevenLevy的名著《黑客：电脑时代的英雄》论述了个人计算机兴起的历史。该书最
后一章讲述了理查德·斯托尔曼的故事。题目就是：“最后一个真正黑客”。这是对他最
恰当的评价。连他的反对者也说：“如果不存在斯托尔曼，人类也应该把他创造出来。”1
971年，年轻、聪明绝顶的程序员斯托尔曼进入MIT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成为软件共享社
区的重要成员。其实这个社区已存在多年。当然，软件共享也只不过局限于这个特定的社
区中。它与计算机的历史一样悠久。就象配料共享与烹饪一样古老。计算机业的传统就是
：一切为人人所共享。私有让人嘲笑，专用受人鄙视。

　　当时，人工智能实验室使用一个ITS（不兼容分时系统）分时操作系统。黑客们（不是
大众媒体所谈的安全破坏分子，而是指酷爱编程的人）是用汇编语言为Digital的PDP-10设
计和编写的。PDP-10是当时最著名的计算机之一。作为社区成员和实验室的系统黑客，斯
托尔曼的工作就是改进系统。

　　当时没有人称它为自由软件，因为这个词还不存在。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无论是
某个公司成员或另一所大学想获得它，大家都会非常高兴地把源程序给他。如果你看到别
人使用一种你没见过且有意思的程序，你可以坦然地向他索要程序，这样你就可以读它、
改它，或拆卸部分用于新的程序。进入80年代，这种自由发生急剧变化，DEC的PDP-10系列
发生中断了。它的自由体系架构，在60年代显得强劲、先进。但到80年代就捉襟见肘，没
有足够多的地址空间。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为ITS编写的程序都作废了。黑客社区也崩溃了
。

　　然而，到80年代后，计算机的商业化和软件专有化席卷整个产业，黑客们的黄金时代
结束了。一个又一个有才能的MIT编程员离开了校园，投入了市场的怀抱。尤其是Symbolic
s公司的成立，挖走了社区中的许多黑客，大大伤了MIT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元气。斯托尔曼
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

　　斯托尔曼说:“那时，人工智能实验室已没法再支持下去，我是最后一个还想让它活起
来的呆瓜。但后来我也没办法了，因为一个人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开始，他觉得这样与
现实抗争没有什么意义。但他终于看出，他真正的敌人不是Symbolics，而是整个不开放源
代码的商业软件业。

　　1981年，当人工智能实验室购买了新的PDP-10时，领导决定用Digital专有的分时系统
来代替ITS。当时的计算机，无论是VAX或68020都有他们自己的操作系统。但没有一个是自
由软件：你要获得一份可执行的拷贝必须签署一份不准向外公开的协议。

　　这就意味着使用计算机就得承诺：不能帮助你的邻居和朋友。这是软软件业迈出的可
怕的第一步。一个相互协作、彼此交流的社区就这样被禁止了。由专有软件所有者所制订
的规则：“如果你与你的邻居共享，你就是盗版者。如果你想作点改动，那你得乞求我们
来做。”究竟谁违背了道德实际上，恰恰是专有软件的理念--不允许共享或改动软件--是
反社会的，也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是完全错误的。但是长期以来，软件出版商使人们相信
：软件天生就该如此。这种片面的认识禁锢了人们的思维。当他们在谈论如何加强版权或
打击盗版时，他们也认定这是天经地义，人们也会毫无异议地接受。

　　他们的第一个假设就是：软件公司对自己的软件拥有毫无疑问的天然权力，因而可以
将权利施加到所有用户身上。（因为如果是天然权力，那不管对公众会造成多大的损害，
我们也不能加以反对。）但有意思的是，美国宪法和美国法律惯例否定了这种看法，版权
不是一项天然权力，只是一项人为由政府施加的独占，他限制了用户拷贝的天然权力。

　　另一个潜在的假设是，软件唯一重要的事就是它允许你可以做什么。而我们的计算机
用户不必考虑我们处在的社会状况，被动接受就行。第三个假设就是如果我们不允许软件
公司给用户施加权力，我们就没有可用的软件。这个假设看起来似是而非。实际上当自由
软件兴起后，我们无须戴上锁链就能获得大量优秀软件。如果我们拒绝接受上述假设，并
从“用户第一”的基本道德常识上来考虑问题，那么我们将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计算机
用户应该有自由根据自己的需求修正程序；用户有自由共享软件，因为帮助别人是社会的
基础。而软件厂商不可以对用户施加压力，剥夺用户的各种自由。

　　斯托尔曼经历过沉痛的遭遇。70年代，激光打印机大得像吉普车一样，所以Xerox（施
乐）送了一台图象激光打印机给人工智能实验室时，人们发现唯有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九楼
机房里，才找得到位置放它。在大楼里所有人只要在各自的电脑上打些指令，叫打印机帮
你服务。

　　它的打印速度令人满意，只是有时纸印光了或夹了纸，一大堆人的列印工作就全部停
了下来。有时有的人要印上一大堆东西，而有些人只要印一两张时，不得不爬上九楼，把
印表机的控制改一下，使它先印一两张。于是一天就这样爬上爬下，没有人受得了。

　　幸好印表机送来时，Xerox把驱动程序的源代码也随机附上，实验室的人就把控制打印
机驱动程序的功能作了些修改，大家都省了不少麻烦和汗水。斯托尔曼回忆地说:“你的打
印工作做完后，它还会通知你；如果夹了纸或你想问些什么打印上的事情，它也会让你知
道。”1978年，一切都变了。

　　Xerox送了一台叫Dover的新打印机机给人工智能实验室，但不愿再附上源代码。斯托
尔曼说:“因此我们没办法修改驱动程序，于是整个大楼的打印效率又回到从前，卡了纸或
把纸印光了，你在下面也无法知道。”他和人工智能实验室为给打印机添加功能以便机器
更好工作，希望获得打印机控制程序的源代码，结果被严正拒绝。“因此，我再无法说服
自己不公开协议是纯洁清白的。当他们拒绝与我们共享时，我十分气愤。我不能更更弦改
辙，对别人做出同样的事。”

　　赤裸裸的道德抉择

　　“随着社区的终结，我面临着一个道德上的抉择。最简单的就是投身于专有软件世界
之中，签署不公开协议，并承诺不帮助同行、同事。而且自己也很可能编写软件，并在不
公开协议的前提下发布软件，去同流合污，迫使更多的人背叛自己的原则。显然，走这条
路，可以挣大钱，而且使编写代码的工作增添一份金钱上的快乐。但是我知道，等到自己
职业生涯终结时，我再回首这些年为分离人类而砌造的‘墙壁’。我会感受到，我将自己
的一生都用在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糟糕。”

　　另一个选择，很直截了当，但令人不愉快，那就是从此离开计算机领域。“这样我的
技能不会被滥用，但也将被浪费，我不会因为分化和限制计算机用户而感到有罪，但这些
事情会继续发生。”“因此，我开始寻找一条出路，使程序员可以做真正的好事。我问自
己，我能写什么软件，我能否让社区重焕生机。”

　　答案很明白：首先需要的是一个操作系统，这是开始使用计算机的关键软件。有了操
作系统，就能做许多事，没有操作系统，计算机都无法运行。有了自由操作系统，我们就
能再次组建一个相互合作的黑客社区。而且任何人使用自由软件都不必剥夺他/她与朋友家
人的共享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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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求精，是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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