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lth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hnlz (如来), 信区: Health
标  题: 艾滋病在中国的现实与未来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Fri Dec 12 10:12:08 2003), 站内信件



商务周刊文章报导，在2003年12月1日艾滋病日到来前夕，中国政府宣布，将承诺对经济困
难的艾滋病患者免费提供治疗药物，同时建立艾滋病防治专业技术队伍，不断提高医疗服
务水平。在我们的地区已经有许多人死於艾滋病，并留下许多孤儿。我们还是晚了，我们
可能要遭受更大的痛苦才能知道我们面临问题的严重性。” 

1988年，当乔纳森·曼恩博士领导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全球艾滋病规划”项目和设立世界
艾滋病日的时候，中国正在设立自己的“艾滋病长城”。这也是曼恩博士当年来中国访问
时对我国领导人与同行提出的问题：“你们要建立中国的‘艾滋病长城’吗？”中国惟一
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获得者高耀洁说，“要把艾滋病拒之国门之外，这
个想法非常具有诱惑力，也非常天真。 


艾滋病已成我们新的国难。但是，我们的救治依然捉襟见肘，由政府主导并由地方行政部
门完成的药品发放缺乏连续性，导致病人缺医少药，吃吃停停；生产抗艾药品的制药厂因
为没有经济效益而步履缓慢；新药品和疫苗的研制同样没有真正的突破；面对艾滋病病人
，我们的政府和社会依然存在不理性态度。 



这是政府第一次到村子里发放药品。对於60岁的河南尉氏县村民丁洪章来说，他们来得晚
了，可怕的疾病已经夺去了他的儿子的生命。但还有更多的村民躺在光线昏暗的床上，持
续发烧38度以上，持续腹泻，体重几十斤地下降，长疮流脓，脸色吓人地黑。他们从30岁
到60岁不等，正值赡老抚幼的壮年，却已经没有力气劳动，失去了经济来源，更重要的是
，他们感染的是致命的艾滋病，从城里三级甲等的155医院到村里的赤脚医生都束手无策。
他们的命运，就像河南民间著名的艾滋病防治专家高耀洁说的那样：“等死。” 


43年前，丁洪章是驻扎在杭州市的一名空军地勤兵。当他获得提干机会的时候，他得知自
己的家乡──河南省开封地区尉氏县邢庄公社曲楼村──饿死了人。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
要求退役，回去帮助自己陷入灾难的村子，并从此担任了20多年的村支部书记。但自从19
92年村前连接开封和县城的马路上出现成群结队的卖血农民，自从他儿子丁军那辆贩运蔬
菜的“奔马”农用车成为接送乡邻卖血的专用车，噩梦便降临到这个家庭头上──在开封
市和尉氏县几家官办血站，丁军也顺便卖了近10次。 


2000年，这个700人的小村庄有4人死於艾滋病，2001年，又是4个。但是没有任何一位政府
官员或卫生防疫人员到来，丁洪章只好写信给在报纸上看到的高耀洁求救。当2001年8月本
刊记者第一次见到丁军时，全家已经为他在城里医院花费了8000多元钱，不仅毫无疗效，
而且胆管堵塞、肝脾肿大，肾脏也出了问题。这个黑瘦汉子拒绝再去医院，拒绝再喝母亲
熬的小柴胡汤。他拒绝任何治疗。 



2003年7月，北京的专家和县乡两级医院、防疫站的医务人员终於来到了曲楼村。“所有村
民都做了检查。”丁洪章说，“现在有几十名病人开始免费吃药了。” 



这个因为4年前出现艾滋疫情而人迹罕至的村庄重新燃起希望。每个月，艾滋病病人们被集
体组织起来，到乡卫生院接受定期的病情检测。“每个人收二三十块钱，”丁洪章说。所
有接受检测的人，都能够从村卫生室的医生那里领取一个星期用量的抗艾药物。村里还建
立了合作医疗，每个病人只需要交10块钱，将来如果住院，可以报销大约30%-40%的医疗费
用。同时，村干部还告诉处於困顿中的家庭，他们可以免缴今年的公粮。 



更大范围的有组织的防治工作已於今年3月全面展开。中国在涉及11个省份的51个县级行政
区划里建立了“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政府承诺，在示范区内凡是因输血感染艾滋病
的患者都能获得免费治疗。到今年年底，示范区的数量将增加到127个。 


从今年4月开始，陆续有3000人份抗艾药物开始发放到河南所属的示范区内。在湖北，这一
数字是420人份。湖北省在随州、襄樊、巴东、鹤峰、大冶、浠水等地建立了6个国家级艾
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另外还有11个县市建立了省级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 



这些抗艾药物主要是由去年刚刚获得生产批号的国内药厂提供的。上海迪赛诺生物医药公
司和东北制药向《商务周刊》证实，今年1月26日，卫生部向它们采购了3000人份抗艾药物
，随后，这一政府订单又追加了2100人份。 



在云南，一项惠及300名艾滋病病人的中美合作治疗项目已於去年开始。该项目由云南省疾
病控制中心和美国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合作开展，所采用的抗艾药物是葛兰素史
克研制的三联复方药物三协唯(Trizivir)。鸡尾酒疗法（高效抗逆转录病毒联合疗法）的
发明人、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执行总裁何大一说，选择这一药物是因为它的服用
对病人来说更简单、更容易。 


何大一的主要助手，也是第一个将鸡尾酒疗法引入中国的中国医科院、协和医科大学艾滋
病研究中心副主任曹韵贞教授向《商务周刊》透露，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起和资助的
中国综合性国际艾滋病研究项目正筹备在山西建立一个规模更大的治疗组，“大概要治60
0到700人”。 



一个普普通通的早晨，韩女士(化名)发现自己的左眼已经失去了视觉。她是一个传统意义
上的贤妻良母。几年前儿子在新房子里娶了媳妇，但一家人还是和和睦睦地住在一起。直
到有一天，韩女士的视觉开始下降，先是左眼，然后右眼也受到影响。 



在当地医院，医生的检查没有得出确定的结论，於是，儿子带上韩女士来到代表着希望的
北京，检查结果把全家人吓了一大跳。HIV呈阳性──一纸薄薄的检测结果证明韩女士患上
了可怕的艾滋病。而眼睛的毛病正是由於艾滋病引起的并发症──眼底炎。在韩女士努力
的回忆中，她想起1995年，自己为了给儿子盖新房，在血站排队卖血时的情景。她委屈得
想哭──整个世界就像是轰然坍塌后的扬尘。 



“最后还是给拉回去了，没有治。”北京协和医院艾滋病诊疗中心主任李太生在这个动词
上用了“拉”字，更加让听者心头一紧。人最遗憾的事莫过於没能把自己擅长的工作运用
到自己认为最应该运用的地方，“虽然我没有办法让她的眼睛复明，但她还没有到艾滋病
晚期。”韩女士的家境并不算差，李太生还清楚地记得韩女士儿子的手机时髦光鲜，在阳
光的照耀下，明晃晃得像把刀子。 



李太生1993年在法国留学时开始接触艾滋病，1997年和法国同行一起发现，鸡尾酒疗法对
艾滋病晚期病人免疫系统的重建作用，1999年回国。当他在法国第一次触碰到这种世纪之
症的病人时，那种紧张的感觉现在还记忆犹新：“摸到艾滋病病人冰凉的胳膊，好像在摸
一条蛇。” 



1999年之前，没有多少艾滋病病人愿意接受治疗。北京地坛医院艾滋病治疗中心的医护人
员回忆，他们当时收治了一些艾滋病患者，但国内的治疗方法还比较原始，只能治疗腹泻
、肝炎等并发症，吃一些很大程度上对患者起心理作用的中药。正如当时河南的一个村子
在向地坛医院求救的一封信中写的那样：“我们这里的人死得就像得了鸡瘟的鸡一样。”
1999年，曹韵贞在地坛医院开设艾滋病门诊后，情况才有所改善。刚刚回国的曹韵贞带领
着李太生等一些同行在全国推广鸡尾酒疗法。 


曹韵贞第一次接触艾滋病研究是在1986年，那时她已45岁。当年12月，她在艾滋病病人尿
液中检测出HIV抗体，为此项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检测方法，因而一举成名。1990年10月，
曹韵贞从纽约大学转入由何大一领导的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工作，开始参与一系
列重要的艾滋病专题研究。 



1998年7月16日，受中国卫生部的邀请，曹韵贞回国参与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在她的游
说下，美国一些着名的制药公司同意提供药品和经费，向中国输入鸡尾酒疗法。“我们希
望让老百姓知道，这个病还是可治的。”曹韵贞解释了引入鸡尾酒疗法的初衷，“第二就
是让政府看看治疗的重要性是什麽。第三就是先帮国家建立一支队伍。” 


最初的时光是在艰难中度过的。曹韵贞的工作虽然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支持，但国家对此的
投入却很少。曹韵贞频繁地到全国各地的研究机构和大学讲课，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些联系
，推动更多人参与艾滋病的防治，但是这些尝试的结果并不理想。直到2000年年底，中国
暴露出大面积输血感染人群，政府才开始加强对艾滋病治疗的重视。 



曹韵贞的努力没有白费。她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培养了一批中国最早从事防治艾滋病的医
务人员，何云就是曹韵贞的得意弟子之一。自从把防治艾滋病当作自己的事业后，已经30
多岁的她仍然没少哭过。最近一次哭鼻子，是因为病人家属责怪她态度不好，病人和家属
不理解艾滋病为什麽一定要那麽严格的规范治疗。 



当然，在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人们中间，还有76岁的河南民间艾滋病防治专家高耀洁，20
01年，她获得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在记者看望她的
两个小时内，不断有艾滋病患者和家属来到她家。他们表情羞涩，仿佛因为不能报答这个
老太太的帮助而心怀愧赧。高耀洁指点着一幅幅照片上的孩子，告诉记者这些艾滋病的孤
儿今天的生活境况。 



6年来，高耀洁先后投入了50多万元自费宣传艾滋病预防知识，她还资助了几十名孩子的生
活和上学，或者为他们联系那些愿意抚养的家庭。在听到无数个自己曾经帮助过的艾滋病
患者死去的消息后，高耀洁似乎已经无暇为逝者伤痛，只是更加努力地蹒跚着双腿，去为
那些未亡人奔走。 



11月6日，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在北京举行的2003年中国企业高峰会暨世界经济发展宣言上说
，今年中国会同世界卫生组织等有关机构做的流行病调查表明，中国现存艾滋病毒感染者
84万人，占中国总人口的万分之六，在亚洲居第二位。其中发病的有8万人。从1985年至今
，中国累积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有100万人。 



在这次发言中，高强的官方表述上还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在介绍艾滋病在中国传播的
三个主要渠道时，高强首先提到的是非法采血、供血，并对此做了较多阐述，然后说，“
还有就是由於针刺吸食毒品和不良性行为未采取保护措施造成的”。而在此之前，中国的
官方说法一直将针刺吸食毒品和不良性行为列为传播途径的前两位，对上世纪90年代中期
在河南、安徽等地农民到官方审批和政府机构主办的血站卖血传播的艾滋病疫情一直语焉
不详。 



“中国现在正处在十字路口。”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鲁杰11月6日在北京说。在他
主持的这个关於艾滋病的研讨会上，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和联合国官员都在座。他举例
说，中国现在的HIV感染人数相当於1990年代初泰国和南非的情况。泰国后来加强防治，现
在它的感染率保持在5%；而南非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结果占总人口25%-30%的国民感染了艾
滋病毒。“中国会走上哪条道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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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的伴侣，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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