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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skyfoot (眼睛), 信区: Ad_art
标  题: 《大卫·奥格威自传》 二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12月23日10:20:57 星期天), 站内信件


    违反校规时,我们会被老师或高年级的学生责罚。有一天法文老师向会监打小报告,
说我上课不专心,于是我就被叫去受罚。我知道舍监很讨厌法文老师,于是就说:“老
师,如果学生在罗德斯先生(Mr.Rhoades)课上不专心,并不是学生的错,而是他自
己的问题。”“我不得不承认我同意你的看法。”他回答。后来当我自己成为高年级学
生时,我拒绝参与这种责罚。在这方面我得到了当时的学者兼音乐家,后来成为英国环
境部部长的贺尔·萨莫斯(HalSummers)的支持。
    唉!真遗憾我没有多少音乐细胞。有一个假期,我躺在浴缸中大声唱着赞美诗第
104首:“船只往来航行,你所造的海兽戏游其中。”随着一声“阿门”,父亲在隔壁
大声喝彩。“你在高兴什么啊?”早餐时我问父亲。“因为,”他回答,“这是我第一
次听到你可以不走调地唱完一整句歌词。”接着就一边计算着锅里的蛋煮开了多长时间,
一边用口哨吹出《费嘉洛》(Figaro)序曲,整整吹了四分钟。
    我可以用心聆听交响乐,领略管弦乐的丰富表现力,但不幸的是我继承了母亲对音
乐的令人伤心的弱智,从我的嘴里,永远无法发出正确的音调。但我的低音提琴却拉得
不错,而且加入了学校的管弦乐队。拉低音提琴有个好处:它的音阶低于大提琴,所以
没有几位指挥可以听出来拉得对不对。但它同时又是个危险的乐器。我第一次参加音乐
会演奏,从左耳后面传来的巨响,差点就把我震得神志不清,我还以为是定音鼓手把他
的乐谱架砸到了我头上,原来是我自己的低音提琴的E弦被我拉船缆般的力量给扯断了。
将粗弦压按到指板上需要的力量比我的指力要强得多,无知道纽约爱乐乐团
(NewYorkPhilharmonic)那位美丽的低音提琴手欧云·欧布莱恩(OrinO’Brien)是
怎么做到的。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低音提琴手是卓根尼提(Dragonetti)。他在乐队演奏
时,他的狗总是坐在他旁边。贝多芬最喜欢花功夫写些极困难的低音提琴曲子刁难他的
朋友卓根尼提。我开始痛恨卓根尼提了。如果演奏时用尽全力,低音提琴能震得地板发
颤、脚底发麻,让人坐都坐不稳。它还是携带起来最费力的乐器,又笨又重,从一个音
乐厅带到另一个音乐厅非常累人。搭乘英国火车时,低音提琴要跟三轮脚蹬车付同样的
行李费,而大提琴则只相当于缝衣机。
    我因为跟别人打赌可以在低音弦上把D调拉得比E调还低而赚了一些钱。诀窍是在琴
弓上涂抹许多松香,把弓弦拉过尾片。因为这件事,费提兹非常好的音乐老师哈佛葛
(D.HenrgHavergal)还带我去参加格洛斯特教堂(GloucesterCathedral)的三大唱
诗班音乐节。在那儿,我与大作家萧伯纳(BernardShaw)、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爵
士(SirEdwardElgar)、沃汉·威廉斯(VaughanWillinms),以及爱斯尔·史密斯
(DameEthelSmyth)夫人有过一面之缘。埃尔加那天穿着一件鸽灰色外套,扣眼上别着
一朵兰花,沃汉·威廉斯看起来就像一头温和的大象。爱斯尔·史密斯夫人则穿着一件
说不出来有多奇特的中国旗袍式外套。
    60年代我成为纽约爱乐乐团的董事时,乐团正陷入低谷。乐评家毫不留情地批评他
们的演奏,音乐家们士气低落,音乐会的上座率只有一半。因此当有人提议邀请利奥纳
多·伯恩斯坦(LeonardBernstein)来担任首席指挥时,其他董事都热烈响应。“他无
疑是个票房保证,”我说,“他会让我们的上座率大增,但他是个自我宣传的天才,不
出五年,纽约爱乐就会变成伯恩斯坦的乐团。”史坦威夫人(Mrs.Steinway)说:
“1909年我们请马勒(Mathler)来当指挥时,大家也是这么说的。”后来,伯恩斯坦
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纽约爱乐因此重振声威,而五年之后,《纽约时报》的乐评也
不出所料地把纽约爱乐称为伯恩斯坦的乐团。
    纽约爱乐的其他董事之所以当选,不是因为有钱,就是因为在音乐方面极有声望,
不然就是两者兼备。唯一二者皆非的我在其中扮演着败家子的角色。第一次参加董事会
会议,董事们被告知团里有一位小提琴手去世了,他在乐团服务了35年,他的遗嫣穷困
不堪,需要董事会讨论能不能给她一笔额外的善款作为养老金。我是唯一投赞成票的董
事。那些从不知道贫穷为何物的人心脑之硬,常常会让我既惊骇又愤慨。
    当时,美国乐团的音乐家每年只有2800英镑的收入,比水管工和木匠的薪水还低。
每次劳资谈判,我总是同情他们的工会。但是现在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今天,音乐家
的薪资高到让所有的乐团都遭受破产的威胁。这大多都要归罪于19世纪那些谱写需要庞
大乐团演奏的曲子的作曲家们。马勒的乐团登峰造极,达到1000人。巴赫、亨德尔和海
顿都只谱写少于30人的交响乐团就可以演奏的曲子。现代的交响乐团每场音乐会都不得
不上场一百多人,以每位演奏者的年薪14000英镑计算,这样的支出谁也负担不起。此
外,指挥每年要拿走56000英镑,有些独奏家每场演出的费用是6700英镑,一个好的合
唱团每唱一出清唱剧要6700英镑。可怜那些乐团经营者到处去募款、筹钱来支付这些费
用,跟乞丐没什么差别。
    指挥家为什么都那么长命?托斯卡尼尼(Toscanini)、布鲁诺(Bruno)、沃尔特
(Walter)、曼柏格(Mengelberg)、丹姆罗施(Damrosch)、克林派尔(klem-
perer)、安瑟米特(Ansermet)、蒙太克斯(Monteux)、卡素尔(Cacals)、爱瑞恩
·波特(AdrianBoult)、毕萨姆(Beedam),还有斯托考斯基(Stokowski)都是到80
多岁还在指挥。李奥纳多·高登(LeonardGordon)博士和杰洛米·李德(JeromeZ.
Litt)博士认为那是因为即使到了大多数人都年老力衰的年纪,指挥家仍然一直持续激
烈地运动。或者也许是因为听众那狂热的掌声,年复一年,使得指挥家的生命值得超乎
寻常地延续?第一次遇到华特·丹罗姆施那天,他走到钢琴边,演奏了一首他称之为
“上帝保佑有武力的国王”(GOdSavetheKingwi汕Gunfire)的曲子。演奏这首曲子不
但要手弹琴,还需要通过臂部有节奏地撞击低音鼓来模仿炮火的声音。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喜欢音乐的人绝少会喜欢诗歌,反之亦然?除了吉卜林
(Kgbing)和纽波特(Newbolt)的以狂欢为题材的作品外,我对诗歌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见过的唯—一位诗人是叶芝(Yeats),那是我加入沙威俱乐部(SavleC匕b)的那天
晚上,上厕所时我站在他旁边。叶芝那时候70多岁,因为服用猴子的腺体而保持年轻。
那天我满肚子红酒——俱乐部一位上了年纪的酒侍推荐给我一瓶酒,说他记得罗伯特·
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LoutsStevenson)是这个俱乐部的会员时,最喜欢喝这种酒。
    我对音乐清唱剧有股英国人特有的热情,无论是宗教剧还是世俗剧。连门德尔松
(Mendelssohn)自己都觉得过于甜蜜的《以利亚》,从头到尾都可以让我沉浸在快乐
的泪水中。吕利(Lully)、洛谬(Rameau)和库普林(Couperin)的任何作品都绝对
可以让我脱离最深沉的忧伤与不快,而亨德尔(Handel)的英雄咏叹调,随着必不可少
的号的伴奏,则使我心荡神驰,不能自己。最让我难忘的是《犹大·麦克白》
(JudasMaccabaeus)中的“呜警”(SoundanAlarm)、《亚历山大盛宴》(Alexander’
sFeas)中的“复仇的提摩西之喊”(RevengeTlmotheusCries),《弥塞亚》
(Messiah)中的“号角即将吹响”(TheTrumpetShallSound),还有专为女高音和高
音号所作的“让光明的天使”
    (ietheBrightSeraPhim)。我受不了肖邦(ChoPin)、瓦格纳(Wagner)、威尔
第(Verdi)或普契尼(Paccini),但是聆听莫扎特(M。zart)却让我快乐无比。我
一天到晚用留声机听军队进行曲,把我妻子都快搞疯了。爵士乐和它的由来我都不了解,
我喜欢的舞曲只有波尔卡和号管舞曲两种。所有的交响乐中,我心中的第一名是贝多芬
的与他的一贯风格相去甚远的《战争交响曲》(作品第91号),这部曲子是为了纪念威
灵顿1813年在维多利亚打败约瑟夫·波拿巴(JosephBonaparte)而作。假如你从未听
过这部作品——事实上没有几个人听过——它是为三个演奏起来像机器一样整齐准确的
管弦乐团合奏而谱写的,另外还模拟毛瑟枪、榴弹炮以及火炮的声音。这部曲子从“英
国律法”(RuleBritannia)开始,然后以“天佑吾皇”(GodSavetheKing)结束。听
这样的曲子真是夫复何求?
    让我们再回到费提兹的学校生活。当时的我不大合群,所以不大受欢迎,但是我却
交到了几个非常好的朋友。其中跟我最要好的是阿拉斯戴尔·夏普(AlastairSharp),
他当初刚进费提兹的时候,操一日浓重的亚伯丁(Aberdeen)腔,他说的话我一句都听
不懂。他是个出色的小提琴手,12岁时就当上学校乐团的指挥。现在他是个法官——而
且还是个好法官。另外还有诺克斯·康宁汉(KnoxCuningham),一个个子高挑总是兴
高彩烈的爱尔兰人,他是学校足球队队长。当他发现我和他一样,都非常喜欢爱尔兰剧
作家约翰·密林顿·辛格(JohnMillingtonSynge)、格莱葛瑞夫人(LadyGregory)和
西恩·欧凯西(SeanO’Casey)时,他就把我列入他私人的候补特权名单,这是一种可
以享受很多特权的殊荣。3G年后,当他成为首相的机要秘书时,我要他再给我一项特权
——在国会中给我安排一个安全的座位。他莫名其妙,以为我喝醉了。
    还有一个爱尔兰男孩,布莱恩·温菲尔德(BryanWingfield),来自鲍尔斯考特
(Powerscourt)。他在拳击赛前总是坐在自己的角落里叉手祈祷。我在费提兹期间,
他是唯一早夭的学生。疾病总让人沮丧。如果你有办法说服校医送你去学校的医务室,
那么就会有一辆像黄包车一样的交通工具来拖你到那儿去,我们管那种车叫死人车。一
到医务室,护士长不论任何病情,直接就递给你一烧杯蓖麻油。不过,我感染风湿热时,
这个亲爱的凶护士长却用她细心的护理救了我的命。上世纪70年代她在因佛内斯
(Inverness)认识了我外祖母,她还记得外祖母因为蓬裙太大,箱形马车装不下,只
好坐着家里的独轮手推车参加高地舞会的情景。
    费提兹的低年级学生还必须当高年级学生的“苦力”,帮他们清理房间、擦皮鞋、
做晚餐。我在这方面远胜于别人,因为我从小到大在家里都必须做这些杂务。星期日,
我们都必须到爱丁堡的教堂做礼拜,戴着高顶礼帽、穿着燕尾服,沉重地走街过巷去圣
公会的圣灵教堂或长老会的圣史蒂芬教堂。身为英国国教的逃兵,我一开始选择的是圣
灵教堂,但是后来换到圣史蒂芬教堂。学校里一位热心的老师认为我一定是在经历一个
离经叛道的时期,就自告奋勇地来开导我。我一直都没有向他承认转换教堂的真正动机
是因为到圣史蒂芬教堂的路程比较短。我发觉长老教会不但可怕,而且沉闷,圣经旧约
诗篇中到处都是反对这个教会的证据。
    除了每周固定去爱丁堡之外,学校的教堂每个礼拜还要举行13次宗教仪式,而且规
定每个人都要参加。唱诗班每次都用最强音高唱(fortissimo),来布道的每位牧师都
非常能鼓舞人心,像乔治·麦克劳德(GeorgeMacleod)、哈利·米勒(HarryMiller),
还有迪斯特教堂的主持牧师瓦夫博士(Dr.Waugh,theDeanoftheThistle)。他们的布
道消除了我从圣赛普瑞恩获得的有害的价值观。直到现在,我从未遇到任何一位牧师的
布道能与他们相比。
    每个月学校都会请一位著名的贵宾来演讲,这些人之所以被选中,好像完全是因为
他们演讲中令人无法抗拒的有趣的援疵。我最难忘的演讲者是位退休的海军上将,他给
我们讲泽布鲁格(Zeebrugge)之战。当他一边洪亮地打着嗝,一边大吼“就在此刻,
柏汉一卡特的屁股被打开了花”的时候,整场演讲达到了高潮。
    假日的时候,我常常爱上美丽的女孩,但是几个礼拜后,一回到费提兹僧侣般的生
活,我就像监狱里的犯人一样把感情转移给同性。40年后,1969年,我重回费提兹,并
且在校庆那天对学生做了场演讲:
    我一直在研究我们学校创始人的遗嘱。他留下所有的财产“以扶养、教育并且提供
学习用具给那些父母无力给他们适当教育的孩子”。第一届校董事会有什么权利决定我
们的创始人所指的只是男孩子?他的意思很清楚,这所伟大的学校应该既教育男孩也教
育女孩。如果董事会继续漠视我们创始人的愿望,我劝你们效法国外大学的同龄人——
造反!台下的男孩们对我这番话报以持久的掌声。第二年,费提兹就开始男女合校。接
着我开始同情学生们生活在考试的暴政下:
    老师把事实硬生生塞进你们的头脑,因为这样你们才能通过考试。这就像把玉米从
鹅的喉咙硬挤下去,让它们的肝脏长得特别大一样。也许这样才能制造出优质的鹅肝酱,
但是对鹅本身却没有任何长久的益处。这所伟大学校的任务应该不是硬塞给你们一些事
实,让你们在几个星期之后再把它们吐回到考卷上,学校应该激发你们对学问产生终生
不变的爱好。之后,我又尽力安慰大多数像我当年一样不能成为学校里的大人物的学生。
    我是个领不到奖学金的学生。在运动场上我笨拙无能。我讨厌高高在上的平庸之辈。
我是个叛逆,一个不合群的人。简而言之,就是个没用的家伙。各位没用的家伙们,振
作起来!在学校的成功与生命中的成功并没有一定的关联。看看我的朋友伊恩·麦克劳
德(lainMacfeod)——历史学家、健康部部长、劳工部部长、主管殖民地事务的国务
大臣,以及众议院的领袖。在费提兹的时候,伊恩也是个不出风头的没用的家伙。另外
还有一个平凡的学生,他在学校只有一样出名——他的外号叫粪坑。到我认识他的时候,
粪论已经是哈得逊海湾公司(Hudson’sBayCompany)堂堂的董事长和伦敦郡的行政长
官了。
    我以为那次之后费提兹再也不会请我去演讲了。没想到六年后,我又被邀请到学校
的庆祝晚宴上发表演说:所有私立学校的生存都在经受考验。它们被通货膨胀、税收以
及左翼政府的敌视所威胁。如果费提兹要生存下去,就一定要有得以生存下去的理由。
费提兹应该与众不同。我建议你们把费提兹变成一个美食殿堂。如果雇一个了不起的法
国大厨,费提兹就会以提供最好的美食——三星级标准——的学校而闻名。如果是我,
我会将费提兹的所有学生训练成水管工人、木匠、电工、油漆工,还有园丁,这样学生
们就再也不需要依赖那些他们永远也支付不起他们的服务费用的商人了。我会开放所有
的课程让学生选修,让来上课的学生付钱,就像买票进电影院一样。这样会让教得好的
老师富裕起来,让教得差的老师饿死。我会支付现金津贴给成绩好的学生,以刺激他们
努力学习。如果我当初念书的时候有人付钱,现在我可能已经是牛津大学历史系的钦定
教授了。
    17岁那年,我去应聘伦敦“自由”毛织品店广告干事一职,但是被拒绝了。几个礼
拜后,一位有名但是有神经病的外科医生拿我当活教材,在学生面前为我的蝶骨窦管动
手术。他的秘技搞得学生们眼花缭乱。手术做得糟透了,我的乳突也感染了。不只我一
个人以为我必死无疑。另一名外科医生救了我的命,但是感染并未完全清除,三个月后
我又被做了第三次手术。我永远都忘不了当医生宣布我再也不能上场打橄揽球时我的轻
松感。
    于是我写了平生第一个广告:年青男性,诚求男秘书或游伴之职。这个天真的小玩
意出现在《每日邮报》(DailyMail)的大陆版上,而且获得了一个叫摩顿(Mor-ton)
的在巴黎的美国人的回复。我会附上自己的照片吗?当然会。这一招果然有用,十天后
他的司机到诺德码头(GareduNord)接我。摩顿先生为把我安置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向我
道歉,他说他得了重感冒。他的房间里弥漫着一股香水味和鹦鹉粪味混合在一起的刺鼻
气味。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坐车去兜风。他问我想到哪儿去旅行?中国?南美?他在贺
密斯(Hermes)要买什么给我呢?我喜欢听布鲁诺·沃尔特(BrunoWalter)指挥的俄
国唱诗班演唱吗?这些都没让我觉得特别奇怪,但是那天晚餐后,他宣布自己的感冒已
经好多了,所以我可以跟他一起睡了。我吓得赶紧关上自己的门,不管他如何把没完没
了的大声谩骂从门外抛进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逃回伦敦,搭计程车直接到祖父家。
“我不懂你干嘛要这么大惊小怪?”祖父对我说,“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喜欢那种事的
人。如果你听我的,就安静点,别再提这件事了。”
    第二年夏天,一个有钱的美国人要找人个别辅导他的私生子,并且要求应聘者具备
下面的能力:
    能教钢琴;能教绘画;会开车;网球打得跟职业选手一样好。
    这4条我一条也做不到,但却告诉他们我样样都行。那个美国人住在爱佛瑞区
(Ville’Avray),靠近凡尔赛宫,是法国名画家柯罗(Corot)常活动的地方。到那
儿两天后,那位先生带我去一家昂贵的餐厅吃晚饭。几杯白兰地、几根雪茄之后,他斜
眼看着我。“我有个不太好说出口的问题想问问你,”他说,“事实上,我有个情妇。
我怕会吓着你,所以把她送走了。但是我实在太想她了。如果我明天就让玛莎回来,你
会不会有什么意见?”
    玛莎是蛮有趣儿的女店员,她很喜欢我。“B先生曾经在树林里跟我做过好事,他
办事时的样子就像一只狗!”她还问我要不要在床上试试看?我说这是对我的雇主的不
忠,她就对主人说我企图勾引她,然后我就和那孩子一起被放逐到布列塔尼
(Brittany)。这个可怜的小泥资很快就发现我既不会画画,也不会弹钢琴,他威胁说
要告诉他老爸我是个骗子。这让我病重得躲进了巴黎的关国医院。在医院里我跟法兰克
·斯科利(FrankSCully)住同一病房,他是从洛杉矶来的记者,只有一条腿。斯科利
大声地对我读一本地为法兰克·哈利斯(FrankHarris)捉刀的书,那本书讲的是劳伯
纳和爱伦·泰瑞(EllenTerry)的事。每天下午,斯科利的朋友安妮塔·露丝
(AnitaLoos)都来看我们,她有一双大眼睛和一副低沉的嗓音,是《绅士爱美女》
(GentlemenPre-ferBlondes)那本书的作者。
    我决定申请进入大学就读,并且选择了牛津,因为那样可以避免和父亲、哥哥法兰
西斯以及家族里的其他人竞争,他们都曾是剑桥的名人。但是如果得不到奖学金,我根
本负担不起牛津的学费,而且要拿到奖学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一来奖学金的颁发名额
很少,二来它们是以在古典学科方面非常出色为基准颁发的。
    我被安排接受史利格·厄格哈特(SliggerUrquhart)的考评,以决定我能否获得
奖学金,他是牛津大学贝利尔学院(Ba*of)的著名教授。面试之后,他写了封我认为
很傲慢的信给我父亲:“您的公子将无法取得贝利尔学院提供的奖学金,但是我可以向
您保证,如果他选择申请其他任何一所学院,都会毫不困难地获得奖学金。”
    我选择了申请亨利八世的伟大贡献——基督教会学院(ChristChurch),因为那个
学院培养出来的首相、印度总督和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主教比其他学院加起来还
多。据说亨利八世创立基督教会学院时,原本想把它建成一所女子学院,但是他克制了
那个想法。不久,我就因手术在头上缠了绷带,跟一大群奖学金候选者一起在沃尔西
(Wolsey)学院的大餐厅里参加笔试。历史学家凯斯·费林(KeithFeting)担任主考
官,显然我的考试论文给他留下了足够深的印象,他邀请我到他在克兹握兹
(COtSWOlds)的家中度周末。“你对历史一点都不了解,”他告诉我,“所以我们决
定把奖学金给你。”我是基督教会学院的理论的受惠者,因为他们认为奖学金应该颁给
那些将来会有长足进步的学生,他们相信那些在考试中得高分的学生,将来很可能是社
会上的二流人才。
    除了金钱,拿到奖学金还可以享有三项引人注目的特权:被授予一件特别长的长袍,
在教堂中有一个前排座位,以及在晚餐前用拉丁文吟诵谢祷文。教师们费尽心机地对我
进行个别指导,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一位大学教师。两位准副院长,麦斯特曼(J.C.
Masterman)和麦克卡兰(R.B.McCallum),竭尽全力教我历史;帕特里克·戈顿一
沃克(PatrickGordon -Walker),后来的外交大臣,以及诺威尔·麦尔斯
(NowedMyres)、罗素(AS.Rused)则尽心尽力地教我化学,但是考试的时候,原本
是要求分析化合物,作为我母亲的儿子,我又犯了什么东西部用鼻子嗅的错误,那东西
的气味实在是太浓烈了,我被熏得往后就倒,失去了知觉。来自坎那(Canna)的约翰
·罗思·坎贝尔(JohnLorneCamghell)试着教我盖尔语。但是我对所有的科目都冥顽
不灵。说到底就是我实在是做到了极点,但这又衍生出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为什么会懒
到极点呢?也许是因为我太疲倦了,每天晚上我都辗转难眠,与气喘做斗争。但是我却
并没有疲惫到第二天早上不能打网球,下午不能骑马,晚上不能去约翰·佛德吉尔
(JohnFothergill)的展鹰(SPreadEagle)餐厅吃饭的程度。佛德吉尔在回忆录中说
他记忆中的我是个“粗暴、英俊,而又几乎像白痴的好小伙子。”也许是因为我对学业
的耐心有限,而对开始谋生又充满热望,也许是因为我的才智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不管
是什么原因,反正只要有考试,我就一定不及格。
    在基督教会学院的250大学部学生中,有50名来自伊顿高中,这些家伙组成了一个
让人讨厌的派系。他们不准自己的同伴买车、用车,于是他们中有个家伙就把他的劳斯
莱斯轿车登记在他司机的名下。另外一个家伙在他们一起吃晚饭的时候,雇苏非·塔克
(Sophie”luck-er)来表演。有些家伙还雇佣马夫来照料他们的猪马,有些则继承了
他们祖先的头衔,譬如——威塞克斯(Wes-sex)公爵、罗姆夏(Loamshire)侯爵,
以及布莱克乳(Blackpool)伯爵等等。作为上议院的世袭成员,这些乳臭未干的家伙
被授予制定法律的权力。这让我想到了一个阻止这种臭屁行为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
其他学生也给自己找个头衔。拥有武力而且拥有嘉德勋位(Garter,英国爵士的最高勋
位,译者注)的国王也可能得大出血的病,但即使身为国王之尊也无力防范。上院50年
前就是吉尔伯特(Gi比ert)嘲弄的对象,而在1909年,自己的祖辈就是伯爵的邱吉尔
(WinstonChurch*),则写了一本书攻击这种贵族制度,这种制度“需要在我们的国
家维持一个优越的阶级,他们拥有世袭的立法职能……完全无视他们个人的性格、才智
和经验”。这层“优越阶级”直到
    1977年还在行使他们的立法职能。
    我总是很快就忘记生命中木快乐的时光,在牛津的那两年,我现在能回想起来的只
有最快乐的七件事:
    ·与桑迪·林赛(SandyLindsay)的客人一起在贝利尔学院的高脚桌边吃晚饭。林
赛是个了不起的人,当时他是贝利尔学院的院长。
    ·靠着从一个灵媒那儿得来的神秘启示,赛马时我把赌注押在欧本(Orpen)上,
果然赢了20英镑。
    ·加入圣奥尔本(St.Alban)与圣瑟吉斯(St.Sergius)学会,这个学会的目的
是在布卡科夫神父(FatherBulgakov)的领导下,使英国国教与俄国东正教联合起来。
    ·马布罗(Mar比orugh)公爵60大寿时,在布兰汉宫(Blenheim)参加勇敢的疯子
杰克·希利将军(GeneralJackSeely)组织的狂欢欢宴。
    ·担任白玫瑰协会(WhiteRoseSociety)的主席,这个协会的愚蠢目的是帮斯图亚
特(Stuarts)王朝复辟。
    ·被充满诱人的少女风情的爱斯特夫人(I-adAstor)说服,戒酒三个星期。
    ·远征伦敦,参观贝利福(Balief蝙蝠,然后搭乘最后一班火车回到牛津。那种蝙
蝠以飞天特技师(FyingFornicator)的名声享誉天下。
    我在牛津的时光就这样被我一点点地消磨掉。唯一可以为自己的罪过辩护的是,35
年后,我起草了几封给在美国的校友的募捐信,为基督教会学院募得了一大笔款项。亨
利·鲁斯(HenlyLucc)和我挚爱的友人,基督教会学院的教务长克斯伯·辛普森
(CuthbertSimpson)没对那些信做任何修改,就在上面签了名。
    克斯伯给我讲过一个故事。19世纪60年代,一个自大的年青人痛骂奥利弗·克伦威
尔(OliverCromwell)。一位老太太为克伦威尔辩解道:“我丈夫的第一个妻子的第一
个丈夫认识他,而且非常喜欢他。”当时,克伦威尔已经入土20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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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风起云涌的生活,
回头看来,
就像死水一样波澜不惊……
猫啊狗啊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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