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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magic (从头再来), 信区: History
标  题: 想说几句西安事变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10月20日14:01:48 星期六), 站内信件


　　听到少帅辞世的消息，想说几句西安事变。

　　近来读了些国内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进展，使我对西安事变的看法有
了很大的改变。现在看来，西安事变的参加者中，张学良等人，都不失爱
国者本色，至于中共那些人，恐怕就要打很大的折扣了。

　　刚好在西安事变前一年，1935年12月12日，日伪军攻占了察北的沽原
、张北、商都等县，筹划成立蒙古国，华北西北都感觉到了日本侵略的绝
大压力。一心想报国恨家仇的张学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与共产
党接触。

　　张学良看中的是红军背后的苏联。在最初几次与共产党人李克农、周
恩来的会面中，张学良衷心希望红军能北上绥远，背靠外蒙，接通苏联，
取得援助，发动抗战。只要红军与日军一接触，共同抗日的风潮就会兴起
，对红军的进攻就自然消解，从而形成全国一致抗战的局面。

　　当时的共产党人，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苏联利益是看得比中国民族
利益还重的。他们警惕地拒绝了张学良的建议。彭德怀在打给毛泽东的电
报中说，这分明是想“导火日苏战争”，将日军进攻矛头引向苏联，绝不
能接受。

　　为了拉拢张学良，毛泽东画了一个大大的画饼，这就是西北大联合的
计划：共产党将助他在西北自成局面。还许诺进一步助他夺回平津、东三
省，武器弹药都有办法从苏联解决。自然，政府主席加联军总司令，非张
学良莫属。

　　这个计划，说白了就是：进一步分裂中国，在西北再搞一个象外蒙古
那样依附苏联的独立政府出来。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促使张学良下决心“要干就彻底干”，甚至向中
共提出了入党的申请。原来1936年3月底，苏联不顾中国主权，竟与当时名
义上属于中国的外蒙古签订了同盟互助条约。南京国民政府接连于4月7日
和11日接连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中苏关系急剧恶化。

　　本来，张学良一直认为，要抗日，就必须取得苏联援助。现在蒋介石
与苏联交恶，就是该他出场争取苏联承认和援助的时候了。再者，既然苏
联可以抛开南京政府单独与外蒙签约，到时候自然也可以不顾南京政府单
独与他的政府建立同盟关系。为了赢得信任，他郑而重之地向中共提出了
入党要求。

　　中共自然求之不得，毛泽东给张学良的信中，甚至开始称他为同志。
只可惜，在张学良入党的问题上，中共自己不能作主，必须上报共产国际
批准。苏联人权衡利弊，觉得要抗衡日本威胁，还是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
更为有利，于是迎头给中共浇了一桶冷水，不仅不同意张学良入党，也不
支持西北大联合的计划，严令中共必须设法与南京政府达成合作抗战协议
。其时正是1936年8月。

　　时下许多人认为，中共向张学良隐瞒了同南京政府政府谈判之事。其
实不尽然。潘汉年去南京谈判之前，先去了西安，转达了中共欲与南京谈
判的决定，甚至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交张学良过目，征求他
的意见。张学良还自告奋勇愿意担任中共与蒋介石谈判的中间人。

　　中共对张学良耍了心机的是，隐瞒了共产国际对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否
定，告诉张学良说现在是做两手准备，先争取与南京政府合作抗日，这是
最好结果，如果不成，还是要在西北自成局面的。

　　此后，张学良多次向蒋介石进谏，以致痛哭流涕，请求停止内战，联
共抗日。正是从这一点上，我觉得张学良的与中共勾搭，不能说尽出于自
立为王的私心。他的满腔抗日救国的热诚，还是昭然可见的。

　　1936年11月，红军西路军全军覆灭之后，陕甘红军在大军压境之际，
已经不得不准备放弃陕甘，进行第二次长征了。急电一封封飞向苏联：西
北大联合还有考虑余地否？如果不行，我们将被迫分途远出山西、湖北乃
至四川，进行长时期的游击战争。

　　但是共产党对张学良又是另一番说辞，以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时，
仍确信他能得到苏联支持。一开始，张学良将事变称为“革命”，可见他
并非打算搞什么“兵谏”。对蒋介石“诤谏”“哭谏”不管用，难道“兵
谏”就能管用？他不会那么天真。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举国一致反对事变，苏联也严厉斥责此举为
日本阴谋。张学良发现大事不好，毅然负荆请罪，以一己之身，承担下天
大责任，消弭了一场国家大祸。

　　戴晴言，近年来北京流传著一则有待证实的传闻：

　　少帅伴同后来将他监禁终生的蒋介石登上飞机旋梯。匆匆赶到机场的
周恩来跑上前去喊道：“就这么走么？蒋这人可是从来不讲信义的?”

　　张回头望了望这位八个月来与他一直“感情极好”，“初次见面就非
常佩服”（张本人语）的美髯男子，一字一句地说的是：“就我所知，天
下最不讲信义的是中共。”

　　他是罪魁，还是千古功臣？张学良本人看法

　　按：张学良是有争议的人物，但不可否认，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会
剿共成功。关于张学良的真实感受，在1936年已经明了。目前，所争议的
是西安事变的过程，发动过程和结束的原因。目前，较为权威的观点是：
张受共产党员杨虎成怂恿，一时性起。之后，中共坚持杀蒋，但迫于斯大
林压力，决定释放。蒋介石是当时唯一可以使中国统一的领袖，由于苏联
不愿看到中国内战而使日本有力量侵略苏联，指示释放蒋介石。这一看法
张国涛在自传中有表述。另外，张对自己行为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已经反悔
，所以坚持送蒋回南京。当时蒋建议他不要去，因为“我可以谅解你，但
军事法庭不会”。在张去南京失去自由后，一再忠告部下：听从蒋委员长
指挥；也可看出其用心。西安事变最明白的只有张本人，这段历史已经被
录音，并存放于哥伦比亚大学，要等张学良去世后才可公布。(汪士淳)

　　晚代的大陆近代史学者，大多喜欢引用张学良首次赴美之言：“我对
我所做过的事负责，我从不后悔！”大陆学者由此认为，张学良显然作了
一件自己所肯定的事，终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全国一致对外抗日。这正
附合大陆角度的民族英雄定位。

　　西安事变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由毛泽东日后说了这么一句话可以
见得：“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里解放了出来。”周恩来在1956年北京记
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则以“千古功臣”；来推崇张学良。然而，
对台湾朝野来说，评价显然不同。胡适的见解颇有代表性，他曾说：没有
西安事变，共产党早就被消灭了；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才有第二次容共
的政策，乃至于以后中共在抗战时期坐大到后来的占领大陆。

　　两岸之间对西安事变的见解及定位如此分歧，张学良自己呢？他如何
看待西安事变？

　　从1937年起，张学良即被管束，八年抗战期间则迁居十次，外人难以
接近。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11月被送到台湾继续管束；三年后大陆变
色。

　　1954年，张学良见过蒋中正总统后，写了《西安事变反醒录》。这篇
文章基本显示张学良认为自己对共产党认识不清，为求达成抗日心愿，以
致“立志报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这里面表现的是对自己
所作所为后悔莫及，并且对共产党痛加指责。蒋中正次子蒋纬国将军生前
回忆了与张学良几次喝酒的情形：“他酒醉了之后就抱着我痛哭说，老弟
啊，我这老哥哥做错了事啦！”那应是张学良真性情的表白。

　　基督教对张学良的影响很大。以后，他许多外显的情绪都是以《圣经
》做为表白。如果有人提到西安事变功过问题，张学良会引述保罗在《提
摩太前书》的话“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来回应。这个经节，在1990年6月
1日各界公开为他做90大寿时，他又引述一次，而且加强语气：“我是一个
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

　　此刻，两蒋均已谢世。次年，他终于离开长居将近半世纪的台湾赴美
访问，他的自由已经无人怀疑。不过，他一直未对长期的幽居有何怨言。
至于蒋中正，他则始终尊崇。纽约时报于他抵达美国后，刊出一篇由该报
驻北京特派员纪思道在台北对他所做得专访，专访中张学良解释他决定送
蒋中正离开西安并接受惩罚时说：“那是叛乱，我不得不负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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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的感觉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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