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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雨雪风霜话秋白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Wed Mar 16 19:19:27 2005), 转信

□陈铁健

　　由驻俄记者到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家 
　　由共产国际代表的助手到中共中央领袖 
　　由共产国际代言人到共产国际的替罪羊 
　　这是张秋实新作《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的封面导语，全面、概括、准确，透视了一个人、一个时代的悲剧历史走向。 
　　瞿秋白一生，从1921年他参加共产党算起，到1935年殉难，共约十五年的政治生涯中，有12年与共产国际息息相关。先是和风细雨的四年，后是冷雨严霜，狂风暴雪的八年。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之间由喜到悲的不解之缘，不仅构成其本人重大政治活动的历史背景，决定其坎坷曲折人生的命运，而且折射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的密切关系。这一涉及瞿氏生平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重要课题，长期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张秋实这本书，是试图弥补这一缺憾的初步尝试。作者利用近年解密的大量绝密档案，将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放在苏联与中国革命大历史框架下进行论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有益的见解，某些方面的研究是拓荒性的。其结论未必完全正确，但对今后的研究当有不可忽视的学术启示。 
　　本文将沿着《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一书所揭示的历史轨迹，在叙事中体味和感悟七八十年前那场雨雪风霜留给我们的异乎寻常、永当铭记的经验和教训。 
　　 
　　莫斯科的东方革命战略 
　　 
　　1919年创设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以区别于被视为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它是列宁世界革命理论在组织上的体现。在列宁看来，1917年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俄政权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诸多因素不能与帝国主义国家和睦相处，冲突不可避免。他说：“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按照列宁和俄共（布）所设计的革命程序，就是在国际联合组织的领导下，各国共产党进行世界革命，建立一个国际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3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成立大会，通过由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纲领》、托洛茨基起草的《共产国际宣言——告全世界无产者》等文件，成立执行委员会和它选出的五人政治局（列宁、拉柯夫斯基、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帕拉吞）。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真正和事实上的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参加它的各国党只是它的支部。章程赋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不受限制的权力，各国支部对它的决议和指示，必须服从和执行。可见，共产国际的任务是把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进一步发展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其方法是用“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把十月革命输送到全世界。但是，并非所有的左派政党都同意列宁的计划。德国共产党领袖罗莎·卢森堡担心一个主要以俄共（布）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将不可避免地置于俄共（布）统治之下，必将危害社会主义前途。后来事实证明，卢森堡是有先见之明的。 
　　1920年夏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通过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决议，制定世界革命“东方路线”的最初构想：一是在东方国家组建共产党；二是在东方国家开展民族革命运动，用以配合苏俄政权，确保其远东边界安全，消除撤退到满洲和外蒙古的白卫军的进犯威胁，以及取得北京政府外交承认等对外政策目标和苏俄国际利益。这也是俄共（布）推行的“东方路线”。从理论上说，俄共（布）应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接受共产国际领导。但事实上，共产国际日益成为苏俄国家政权的一个实施对外政策即包括“东方路线”在内的机构和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共产国际由俄共（布）领导人一手创立，总部设在莫斯科，而且所有开销全由俄国卢布支撑。这就决定俄共（布）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只能是超然于共产国际章程之外，由俄共（布）主宰共产国际的决策和领导人选。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可以说是共产国际的决策核心。1922年底，列宁病重，苏俄的领导权逐渐转到斯大林手中。此后，不再是苏俄外交政策适应共产国际，而是共产国际政策反过来适应苏俄外交政策了。因此，本书在论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时，往往用“莫斯科的领导”加以表述，即莫斯科＝俄共中央政治局+共产国际。 
　　“东方路线”确立后，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从组织上分三条路线加以推行。一是通过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司和远东共和国政府派遣外交官到东方各国。如契切林、加拉罕、越飞等到中国与南北方政府建立联系；二是通过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俄共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遣人员到远东各国进行活动；三是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派遣使者，帮助东方各国建立共产党组织，聚集革命力量。 
　　共产国际最早派遣来华的代表维经斯基、马林等，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在中国的活动从总体上来说，是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实施“东方路线”的战略组成部分。他们在中国不仅帮助中共建党，而且与吴佩孚、陈炯明、孙中山进行接触，寻求建立亲俄政权。他们始终将中国革命利益置于服从苏俄国家利益的地位，力图使中共成为为苏俄国家利益服务的党。 
　　1920至1922年，瞿秋白旅俄期间，通过实际采访、考察，写出一系列文章系统介绍共产国际历史、组织、思想、理论、纲领。张秋实书说他“是向中国系统介绍共产国际理论的第一人”，并非溢美之词。张书尤其指出，瞿秋白以敏锐的眼光洞察到社会主义的俄国，处于资本主义围困之中，唯一的出路只有世界革命。世界革命的理论，导致苏俄存在着两种外交：一种是苏俄政府的外交，其机构是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一种是俄国共产党的外交，其机构是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这是瞿秋白对共产国际最本质、最真实的认识。实际上，两种外交最后都统一到先是列宁、后是斯大林为首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主要职能，是追求建立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结交他国的上层政权；共产国际则要推行世界革命，发动他国下层人民起来推翻上层政权。两者的区别和矛盾，最终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予以协调解决。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革命时期，莫斯科的指导就有充分的表现。 
　　 
　　维经斯基和马林争相罗致的人才 
　　 
　　瞿秋白1921年5月经同乡、同学、好友张太雷介绍加入共产党，属俄共（布）党员。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此时已由新闻记者兼作东方大学中国班理论课翻译并讲授俄文。学员是中共第一批党员中的精英，有刘少奇、罗亦农、肖劲光、梁柏台、彭述之、王一飞、汪寿华、柯庆施、曹靖华等。瞿秋白对苏俄革命和建设事业及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表现出强烈向往和激情，加上良好的语言条件，使他很快成为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欢迎的中国人。 
　　第一位来华帮助中共建党的俄共代表维经斯基，1922年底向正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提议，希望让瞿秋白到苏俄远东沿海地区，协助远东局从事华工工作，并沿中东铁路做中国东北的工作。这个提议，由于陈独秀要瞿秋白回国工作而未能实现。 
　　瞿秋白以新闻记者身份出访苏俄，却以青年革命者的形象回到祖国。他先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的编辑工作，“二七”惨案后随同中共中央赶往上海，主编中共党刊《新青年》、《前锋》。而与此同时，围绕对他的使用问题，维经斯基和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过一番争执。 
　　1923年3月9日，维经斯基在海参崴写信给在中国南方的马林，要求中共派遣瞿秋白到苏俄远东地区工作。此时，马林也需要瞿秋白。马林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信里，流露出对维经斯基的不理解，认为这是维经斯基想从海参崴指导中共的工作。3月27日，维经斯基回信说：“在莫斯科时瞿秋白曾同意和我一起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作，陈独秀同志在莫斯科时也曾同意瞿秋白去该市。我在给斯列帕克信中提到这件事时，本意是让瞿秋白在党内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当然要听从党的决定。……因为瞿秋白精通俄语，当然希望他能同远东局一起为中国东北和〔苏俄〕沿海省份工作，后一地区大约有两万华工，其中有些已加入工会。……我现在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只要党认为有可能，就应立即派瞿秋白到这里来。”瞿秋白后来没有去海参崴，显然与马林的挽留不无关系。这时，瞿秋白正在与马林、张太雷等在广州春园，一起进行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而在此之前，马林对瞿秋白已有相当的了解。早在1923年1月，马林在莫斯科草拟国民党改组的设想中，就准备赋予瞿秋白重任，把他作为国民党中央联络部长和上海党部负责人的人选。随后，中共三大在争论是否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问题时，瞿秋白积极配合马林，说服反对者，促成“三大”顺利通过莫斯科指令下的国共合作决议。几乎与“三大”召开同时，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前锋》创刊号联袂出版。《新青年》以“共产国际号”专刊面目出现，15篇著译文章全是有关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践，集中宣传和阐述列宁和列宁主义学说。其中瞿秋白自撰论文9篇、短论3篇以及《国际歌》译词、《赤潮曲》等。《新青年》季刊筹备期间，编辑几乎只有他一人，组稿写稿，兼做设计和校对工作。 
　　才华横溢，重病在身，又具奉献精神的瞿秋白，日夜勤奋工作。他为“三大”起草党纲，参与修改党章，向大会报告党纲草案和共产国际四大情况，努力促成中共策略的历史性转变。这使马林深为折服。1923年6月20日，马林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对瞿秋白赞誉有加，说在中共党内瞿“是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是唯一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同日，马林在广州致越飞、达夫谦的信中，又说：“感谢上帝，中国的领导同志陈独秀、李大钊在年轻的瞿秋白的帮助下，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大家想在国民党内引导这个政党去执行国民革命的政策。瞿秋白曾在俄国学习过两年，他是这里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马林以为瞿秋白是东方大学培养的学生，于是专门写信给东方大学教师、苏俄民族人民委员勃罗伊多，赞誉东方大学办得出色，希望再送几个像瞿秋白这样的人到中国，同时对瞿秋白病弱的身体表示担忧和惋惜。 
　　马林倡导的国共合作，进一步发展到苏俄与孙中山国民党的合作。此后，苏俄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利用由莫斯科指导和支持的中国国民革命力量来推翻现存的北京政府，在中国建立一个有工农社会基础的、进而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亲苏政权。它孕育了中共后来的重大发展，推动了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但是，它也为中共在1927年的惨重失败埋下伏笔。十多年后的1935年8月19日，马林在与伊罗生谈话时，不无痛心地承认：“尽管提供了发展真正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机会，共产党人却变成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具。作为工具，他们此后不过是为蒋介石做嫁衣裳。” 
　　马林促成中共与国民党实行合作的开端，但两党的合作进程遇到种种阻力，收效甚微。马林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等人难以和谐相处；与苏俄在中东铁路归属和对张作霖评价上分歧很大（马林认为中东铁路权益应属中国，张作霖不是日本的走狗，而苏俄则持相反看法）；孙中山只对苏俄的军事援助感兴趣，而对国民党改组缺乏积极性，尤其拒绝中共党刊《向导》对国民党的批评。这一切，使莫斯科对马林失去了信任。马林给莫斯科的请示报告，布哈林久拖不复。莫斯科先后提议马林出任驻广州领事和俄罗斯通讯社记者，被马林拒绝。在中共三大结束后，他就黯然离开中国；在哈尔滨，马林与刚到中国的鲍罗廷相遇。 
　　 
　　鲍罗廷的得力助手 
　　 
　　鲍罗廷与加拉罕、维经斯基一起来华。苏俄和共产国际给三人的任务是，协调中国各地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复杂关系，将其纳入莫斯科对华政策轨道。鲍罗廷到北京、上海，先后与李大钊、陈独秀晤谈国民党改组问题。10月，鲍罗廷到达广州。设在广州大东路31号的鲍公馆，实际上成为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和莫斯科三方汇合的政治中心。鲍罗廷既要担任改组国民党的总顾问和组织教练员，又是共产国际驻中国南方的代表。他接触的人员广泛，取阅的资料繁杂，急需得力的助手和翻译。瞿秋白在俄语方面的特长和在苏俄的经历，以及前任代表们的推荐，使他成为鲍罗廷的首选人物。鲍罗廷只是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陈独秀，还没等陈独秀从组织上作出决定，他就把瞿秋白调到广州鲍公馆。对这件事，蔡和森于1926年2月10日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抱怨说：鲍罗廷当时对陈独秀说，“希望瞿秋白做翻译，甚至没有取得中央的同意，就把他调走了”。在蔡和森看来，这是不符合党的组织程序的。这件事预示着瞿秋白在鲍罗廷与中共一些领导人之间的微妙处境。 
　　瞿秋白的才华和敬业，同样赢得鲍罗廷的信赖。为加强上海地区国民党改组工作，鲍罗廷特派瞿秋白与胡汉民、汪精卫一起前往上海主持上海国民党党部，领导《民国日报》的改组工作。1923年12月16日，鲍罗廷与瞿秋白在上海有过一次长谈，就国民党改组及中共工作等交流意见。上海工作稍有起色后，瞿秋白又随鲍罗廷回到广州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经鲍罗廷安排，孙中山同意，鲍与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瞿秋白等组成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至少花费15个小时的紧张商讨和修改，才使宣言草案得以定稿。在意识形态分歧的激烈争论中，在从中文译成俄文、又从俄文译成中文的过程中，瞿秋白比他人做了更多的工作。国民党一大顺利召开，国共合作正式确立后，鲍罗廷又派瞿秋白到上海参与落实将《民国日报》改组为国民部机关报的工作。1924年2月到10月之间，瞿秋白写给鲍罗廷的九封通信表明，瞿秋白实际上成为连接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以及国民党上海党部的枢纽和中介。（待续） 
　　 

　　鲍罗廷的得力助手 
　　 
　　（续上期）国共合作大潮中，国民党内始终有一股反苏反共的暗流。国民党改组虽由孙中山主持，但实际指挥者是来自莫斯科的鲍罗廷。用鲍氏1924年2月在《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中所说的话，俄国人对孙中山的策略是“利用”：“利用他的左倾，利用他的威信，利用他建党的愿望”，以引导国民党走上俄国人所满意的“真正的国民革命运动”。鲍对孙的评价是：“孙是个共产主义者，是国民党左派，是国民党中派，又是国民党右派。有时他的言辞极端革命，比我们共产党人还革命；有时他又忘记了所有革命辞藻而成了小资产阶级的庸人。”“在孙身上充满了对中国国民运动最有害的矛盾。”国民党改组一旦成功，国内现有的革命分子团结在国民党左派的周围，“那时孙就必须同以前组织上的混乱和思想上的涣散一刀两断，并完全投入真正的国民革命运动，或者他销声匿迹。” 
　　国民党改组的模式以俄共（布）为蓝本。苏俄式的集中制政党，秘密的群众工作，军事的或暴力的革命，军党合一、以党治国或以党专政，对于东方专制国家如鱼得水，吸力极大。一向把人群分为先知、后知、不知，知行不必统一；以革命为少数人之事，不必与民意求同的国民党党魁孙中山，对此一拍即合。苏俄和共产国际支持或“利用”东方革命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摆脱帝国主义列强对它的威胁，以保全自己。孙中山联俄之后，在鲍罗廷影响下反帝倾向激增，足以使苏俄感到满意。但国民党并不就是孙中山，国民党意识形态中的内核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联系远较与苏俄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联系要多得多。对于中国革命中反帝是否比反军阀更重要，国民党人的认识大异其趣。当孙中山主张“以俄为师”一边倒时，他所倚重的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等，实际上与他貌合神离。 
　　莫斯科深知，推动中国走上革命道路，仅靠孙中山和国民党是不够的，必须使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内孙中山和左派的支持者，并对国民党上层决策施加影响。因此明确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取得领导权，组织中共秘密党团，统一行动，谨慎行事，力争变国民党为工农党。国民党人指责中共此举“欲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指控中共案件迭起，联署党员达二千人。孙中山力排众议，压下这些指控，并努力说服部下。他指出，容共本意在联俄求得俄援，以三民主义包容共产主义，使中共党人成为三民主义者；同时，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其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创立的国民党。在吸纳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同时，又安排一批对共产党心存疑惧甚至忌恨的国民党人担任中央监察委员。在批判反对容共者的同时，又不满共产党人试图吸纳国民党人加入中共，损害国民党在共产国际面前的声誉。对于扶助农工，孙中山有他自己的界限：工人不得罢工示威，农民不得以暴力强夺地主土地。至于共产国际和中共在国民党内划分左中右派的做法，孙中山尤其不满。他明确宣告，国民党人只有激进与温和之分，而对实现三民主义的愿望和决心，国民党内绝无分歧。 
　　性质不同，思维迥异，国共两党之间的分歧，必将走向纷争。1924年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择如、谢持、张继等联名向中央党部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并上书孙中山，要求紧急处理中共在国民党内的秘密党团活动。广州的政治形势严峻，鲍罗廷一面向苏俄驻北京大使加拉罕请示办法；一面向孙中山推荐瞿秋白担任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以便使瞿赶往广州协助他做国民党上层领袖的工作。政治委员会，是根据鲍罗廷建议，仿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4年7月11日成立，作为党的政治指导机关，扶助孙中山制定和筹划政治方针。孙中山任主任，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伍朝枢、瞿秋白等为委员，鲍罗廷任顾问。8月13日，瞿秋白经陈独秀同意，从上海赶赴广州出席政治委员会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鲍罗廷处理“弹劾案”的前提是，必须确保中国作为保卫世界革命中心苏俄的东方革命前哨的稳固地位，因此他与加拉罕商定采取退让策略，以避免国共两党的破裂。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则认为不能无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应支持左派，否则就是帮助敌人。鲍罗廷提议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内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由国共两党和共产国际各派一名代表组成。职责是：与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联络；与第三国际联络，弄清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以达到互相了解，消除误会之目的。而《关于在国民党内之共产党问题的决议案》，则明显是针对右派，警惕右派，回答右派对中共的攻击的。可见，“国际联络委员会”之设，并不能对中共的合法活动构成重大限制。瞿秋白把上述议案意向报告上海的陈独秀，陈的反映非常激烈，当即决定拒绝承认上述议案，并采取进攻姿态。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到达广州时，议案已获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极为不满，蔡和森认为这是想消灭独立的共产党，陈独秀则要求退出国民党。瞿秋白被中央召回上海训斥。瞿再三解释“国际联络委员会”不过是哄骗右派的一种方法，国民党可用它来束缚中共，中共也可用它反对国民党右派。他认为，采取一味进攻方针未必是策略的。 
　　党际合作的前提，是互相让步；没有相互妥协，便没有合作。国共两党既然以党内合作形式进行合作，其行为便应以国民党纪律绳之，既不准一方节外生枝，亦不允一方暗置团体。双方的过激行为，皆不利于巩固合作关系。何况，解决党际纠纷，又必须符合莫斯科扶植国民党这一对华战略目标。大错早已铸成，小纠又有何益。 
　　1924年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邀请孙中山北上。鲍罗廷、瞿秋白主张应予响应，陈独秀、蔡和森等则反对北上，瞿因此又遭批评。恰逢上海发生“黄仁事件”，瞿遭通缉，避往北京。陈、蔡转而同意孙中山北上，与鲍、瞿关系得以缓和。12月初，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瞿秋白与张国焘、李大钊、谭平山、赵世炎等参予北方局领导工作，以适应北方政局变化。1925年1月，瞿秋白回沪出席中共四大。这时，他发现“‘左派幼稚病’和‘消极性’似乎已被铲除”。“大会正确地评价了过去一年来同国民党工作的意见”（1月26日瞿秋白致鲍罗廷信）。陈独秀放弃原先的主张，转而赞同鲍罗廷的工作。瞿秋白被选为四大中央委员，并成为中共中央局五人成员之一，长期留上海工作。瞿秋白与鲍罗廷一年多的亲密合作，至此中止。 
　　 
　　远东局与瞿秋白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中国政治形势更趋复杂多变。莫斯科对华战略大格局不变，而其策略则忽急忽缓，时左时右，摇摆不定。它派往中国的代表、顾问、检查团等，意见不一，争论不已。坐镇莫斯科遥控中国革命的斯大林等，没有亲历中国革命实境，却要依据其驻华人员的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报告，把脉、问诊、开药方，没有不出错的。 
　　根据莫斯科的指令，维经斯基在国民党二大共产党人中委人数比例上的退让、布勃诺夫使团在“中山舰事件”上的妥协，引起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的反弹，鲍与中共广东区委要求以同样的事变反击“中山舰事件”；陈独秀重申退出国民党；鲍罗廷期望蒋介石集团在北伐战争中走向政治上的灭亡，因而对蒋发动北伐不加阻拦。布哈林发表文章批评中共准备退出国民党的行动，急派维经斯基到上海矫正陈独秀的“退出”计划。而被莫斯科看重的中国北方政局，仍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由加拉罕一手策动的郭松龄倒戈反奉行动失败，张作霖奉军进入华北，控制北京政府，使苏俄与张的矛盾加剧，苏日关系也趋紧张。为了保证苏俄自身安全，缓和日本的威胁，莫斯科对华策略变得谨慎，主张放慢中国革命的速度，要求巩固华南，坚决放弃北伐远征，以免引发外国干涉。要鲍罗廷设法缓和与蒋介石的关系，尽可能说服国民党领导人放弃立即北伐的计划。鲍执行莫斯科阻拦北伐的指令，与蒋介石长谈，蒋仍坚持，鲍只好让步。其后，确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人选，蒋介石坚辞不就，鲍力劝蒋就任，并说：如蒋不出任总司令，他将辞去总顾问一职。鲍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大讲做好充分准备，保证北伐结局有利于革命。历史正是从这里开始，走向“有利于革命”的反面。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之设，与上述形势密切相关。1926年6月18日，远东局正式落脚上海。第二天，远东局苏俄代表团开会，决定远东局由苏俄代表团成员、中共中央派出的常任代表、副代表，以及朝鲜、日本共产党中央派出的代表组成。决定由共产国际代表、远东局领导人维经斯基参予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中共常任代表定期报告中共中央的工作，远东局俄国成员帮助中共中央工作，中共中央必要时应就主要的政治问题同远东局预先进行协商，等等。张书确认，中共中央派陈独秀、瞿秋白作为常任代表和常任副代表，参加远东局。陈代号“老头子”，瞿代号“文学家”。瞿秋白进入远东局，得以全面参与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工作。 
　　既然莫斯科认为发动北伐战争的时机尚未成熟，维经斯基一到上海，立即劝说陈独秀和中共中央降低北伐的声调。1926年7月7日，北伐出师前两天，陈独秀遵命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说是北伐时机尚未成熟，现在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吴佩孚的南伐。维经斯基说，陈独秀文章是在与远东局成员长时间交谈后写成的，是完全正确的，是党对北伐战争的唯一正确立场。远东局的另一俄共成员拉菲斯也作如是观，说是这样一来，党的方针就纠正过来了。随即召开的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政治报告，也对北伐采取消极态度。 
　　陈独秀反对北伐文章发表后，引起国民党人的批评和攻击。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也持反对意见。8月7日，瞿秋白撰写《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见》一文，全面阐述正确的北伐观，对北伐战争采取积极支持的立场。指出“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中共党刊《向导》拒登此文。直到同年12月14日，拉菲斯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工作的报告》中，将远东局“在6月至8月间没有正确对待北伐”，作为其工作“重大错误和缺点”之一加以检讨时，才算对瞿秋白在北伐问题上所采取的积极态度予以肯定。 
　　瞿秋白还参予远东局考察团，到广州全面了解“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以及中共广东区委的工作。维经斯基根据莫斯科确立的在中国实行谨慎政策的需要，在9月22日写给莫斯科的考察报告中，认为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在1925至1926年期间所采取的“左倾政策”，是导致“中山舰事件”的重要原因，提议撤销鲍罗廷驻华代表职务。瞿秋白则倾向于鲍罗廷采取的“迎汪（精卫）倒蒋（介石）”策略，他回上海后向中央写的《秋白由粤回来的报告》，表明他已觉察蒋介石有野心，主张联合“左派”以代替蒋介石，否则“将来形势非常危险”。 
　　远东局本来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到广州纠“左”，以便贯彻谨慎策略。然而，10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否决了远东局关于召回鲍罗廷的建议，决定鲍罗廷直接听命于莫斯科，远东局一切决议和举措须同鲍协商。莫斯科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原因何在？国民革命军的胜利推进、武汉的攻克、两湖地区群众运动的高涨，这一切使莫斯科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估量空前乐观。9月23日，斯大林告诉莫洛托夫：汉口不久将会成为中国的莫斯科。鲍罗廷扶植国民党左派、限制和削弱蒋介石权力的策略，又开始为莫斯科所垂青。先后发生的迎汪运动、迁都之争、恢复党权和国民党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自“中山舰事件”遭压制以来所取得的不小的胜利。然而，左派的胜利只停留在纸面上。表面上看，扶植左派的策略可谓道顺理合，绝对不错。问题是：第一，谁是左派，必须看准。不能是软弱动摇的左派，更不是口蜜腹剑的假左派。莫斯科、鲍罗廷与中共拥戴的汪精卫，恰恰就是一个假左派。第二，不能把希望只寄托在左派身上，必须自己有力量，特别是武装力量。实际情况是，除了叶挺独立团等少数部队能够掌握，中共和左派几乎是无拳无勇的空手革命派。军事斗争靠实力，政治斗争也非有实力不可。左派们有党权，蒋介石有军权，左派的基本策略是党权限制军权，幻想用党纪、法规、舆论制服蒋介石。但是，在手握枪杆子的蒋介石面前，虚夸党权的左派们，是那么苍白无力。事实证明，胜利者是军权，而非党权。 
　　瞿秋白的主张和意见，尽管不无可取之处，却难以为莫斯科变来变去的对华策略所容纳，更不能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他的有限度的独立思考，注定不会得到完满的结局。相反，在集权专断的政治和组织体制中，坚持独立思考，坚持不同意见的正直的共产党人，其命运必定是坎坷多舛，磨难重重的。 
　　 
　　夹在鲍罗廷和罗易之间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打到长江一线。随着国民政府由粤迁鄂，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莫斯科各路驻华代表、国共两党领袖一时云集于此，武汉似乎真的成了“中国的莫斯科”。此前，蒋介石挟北伐的威势，从南昌一路杀到南京、上海。而远东局和中共中央也不甘示弱，经莫斯科批准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共产国际领导人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为根据，宣布中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战略方针。向这条道路过渡的保证应是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开展土地革命及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要求把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同农民土地革命方针结合起来，要求在国民党内排挤右派，发展群众运动的进攻态势。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相互排斥的荒谬的方针。上海武装起义促使蒋介石与江浙资产阶级合作，加快实行他与中共和武汉政权的决裂；引发英国军舰炮击南京，张作霖袭击苏联驻北京使馆、封锁苏联驻沪总领馆。而在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在蒋介石实行大屠杀前夕，部署总罢工和夺取租界，以反击蒋介石时，却遭到莫斯科的断然制止。斯大林一厢情愿地试图尽可能长时间拖延宁汉之间的分裂。 
　　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决议，意见分歧，不能统一。彭述之反对这个决议，陈独秀不清楚决议是对是错，瞿秋白则完全赞成。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认为彭述之的观点正是托洛茨基的主张；瞿秋白是值得信赖的。正是在这样背景下，瞿秋白很快写就《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并在武汉迅速刊印。5月间，当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时，这本小册子就赫然摆在每个与会代表的面前。瞿陈之间由来已久的分歧，是在共同执行莫斯科的路线方针、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产生的。他们背后既有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的影子，也有两个人的独立思考和自我判断。瞿秋白从1923年到1927年所发表的大量文章，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如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农民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等等。《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是在上述思考基础上，对中共党内分歧和争论的总结。它得到中共党内不少同志的赞同，更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首肯。前来指导中共五大的新代表罗易、已被撤销的上海远东局成员纳索诺夫、阿尔布列赫特、曼达良等都称赞瞿秋白的言行。 
　　莫斯科时而谨慎，时而躁动，令人无所适从，徒增混乱。1927年5、6、7月近百天里，从莫斯科、上海、广州来的革命指导者们，对共产国际决议的理解和中国革命策略的制定，诸如对于军事斗争、工农运动、组织发展、对外交涉、土地问题、国共关系等等，自视高明，各有一套。据张国焘、蔡和森说，中央政治局变成谈话会，罗易说完，鲍罗廷反驳，陈独秀、瞿秋白和维经斯基也卷入争论。罗、鲍之间不停的争论，加剧了中共领导层的分歧和困惑，其实质是中国革命实践与共产国际指导之间的矛盾。如前述，中共遵命发动上海武装起义后，引起蒋介石不满。为了拉住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继2月下旬派维经斯基到九江面蒋，修复与蒋关系之后，又在4月7日决定，拟派维经斯基再赴上海与蒋联络，防止他采取极端行动。罗易也准备与蒋商谈革命力量统一问题。鲍反对，罗仍坚持己见，于4月12日电蒋，表示愿赴沪访蒋，弥合宁汉分歧。就在这一天，蒋以血洗上海宝山路，表明他的反共决心，十天后才回电谢绝罗易来访。在反蒋问题上，瞿秋白更接近于鲍罗廷。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下一步目标指向何方？鲍、罗又生歧见，这就是西北与东南之争。鲍主张向西北地区扩展，立即北伐，打到北京后再进行土地革命，所谓先广出后深入。罗主张先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既有根据地，再北进，谓之先深入再广出。陈独秀、彭述之、蔡和森赞成鲍的主张。瞿秋白先是赞同罗易，后又赞同鲍先北伐主张。后经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决定，先行北伐。斯大林支持鲍罗廷的意见。随后，在北伐方向上，鲍主张向东攻进南京，再行北上；加伦在主张经河南北进，与冯玉祥军队会师，斯大林赞成加伦的意见。旋因冯玉祥变卦，这个计划落空。 
　　土地革命，是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对华政策的核心，但从莫斯科到驻华代表乃至国共两党，全然没有一套具体办法加以实施。一些地区放任游民无产者掌控农民协会，做出许多过火行为。城市群众运动则动辄罢工、加高薪、缩工时、随意捕人、私设公堂、断绝交通、没收店铺，造成物价飞涨、市场萎缩、失业者剧增。武汉政府控制的湘、鄂、赣三省财政收入锐减百分之六十以上，武汉政府拖欠北伐部队军饷，不仅影响北伐作战，而且政府自身也难以维持。国民革命的大联合，应该是工农兵学商大联合，而不只是工农的联合。国民革命军中不乏出身于地主士绅家庭的官兵，是大联合的重要成员。既要求他们对军阀英勇作战，又在他们的家乡分田抄家乃至诛杀其亲属，这究竟是巩固还是分裂大联合？武汉政府发布纠正群众运动失序过火的法令，对于维护统一战线是必要的，不能认为完全错误。陈独秀在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联席会议上发言指出，我们如果想同国民党合作，问题主要在农民。第二、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军都是湖南的部队，军官们几乎每天都收到来自家乡的坏消息，家属被戴高帽游乡、土地被没收、父兄被逮捕，如此等等。整个湖南现在出现两个极端，将军们要镇压农运，农民们想要平分土地，甚至想平分一切财产。纠正幼稚的过火行为，不是让步。我们目前暂时不提出土地问题，目的是为了有时间准备我们的军事力量，以便对付那些不可靠的将军，有朝一日把他们打倒。鲍罗廷也说，要在群众运动方面有组织地实行退却，而不是继续进攻。这时，军队由北伐初期的赞扬和支持农民运动，转而敌视农民运动。“这太无法无天了！”“革命革到老子头上来了！”“继续这样搞下去，上面也不理，我们底下就只有造反了！”（魏镇：《马日事变亲历记》）。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发动反共兵变，皆由农民运动中过激行为所引发。瞿秋白一向重视农民和土地问题，但面对纷繁多变的现实，他也没有确定的主张。他先是批评陈独秀、彭述之、维经斯基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让步政策，对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叫好，极力促成它的出版。但在国民革命军将领的强烈反对和军事、财政危机面前，他开始对莫斯科的激进政策表示怀疑。尽管他在许克祥兵变时主张坚决反击，不能认“过火”的错，但从他受中央委托负责中央农民部工作之后，对土地问题的态度更加犹豫。中央致共产国际的大多数电报，经政治局讨论后委托瞿秋白起草，由陈独秀签署发出。电报反映的思想观点既是中央的，也是瞿秋白的。6月15日电报认为，农民运动在湖南发展特别迅速，其主力多是失业和无地的农民。他们不仅要求平分土地，而且要求平分一切财产，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租地者和自耕农之间的冲突。由于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都抱有敌意。夏斗寅叛变和长沙事变是这种普遍敌意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为。鲍罗廷对此表示赞同，他说没收土地是一个过程，首先应该实行减租，反对土豪劣绅，最后才是没收土地。瞿秋白随后提出一个土地政纲草案，将土地问题暂时限定在减租减息、保护佃农、乡村自治的水平上。 
　　工农群众运动的作用越大，一旦形势逆转，他所遭受的损害也越重。蒋介石反共“清党”，首先殃及的就是工农群众。群众运动完全不可战胜的神话，早为中外历史所否定。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没有武力和政权做后盾，群众运动的成功难以达到，而其失败则是必然的。 
　　在对国民党的关系方面，鲍罗廷与罗易意见截然相反。前者主张退却让步，后者主张进攻，进攻。其根源在于，鲍多从实际政治需要出发，注重力量对比，变换具体策略，以求达致既定目标。罗易则多从理论分析着眼，重原则轻措施，不计实际得失，空谈胜于实干。但是，随着武汉局势日益恶化，鲍“玩策略”的做法越来越不管用。正在这时，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制定新的对华政策，即“五月紧急指示”到达鲍、罗之手。五月紧急指示虽然更为激进，却有一个不能超越的前提条件，即每项具体措施都要在不使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则下贯彻执行。而在事实上，汪精卫主持下的武汉国民政府，既不可能实行土地革命，也不会听任中共建立和发展工农武装，更不允许新的工农领袖进入国民党领导机关，至于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尤其不为汪所接受。 
　　五月紧急指示，6月1日传到中共中央，又引起一番争论。鲍罗廷、陈独秀早已主张退却让步以维系国共合作，对五月指示自然表示异议。认为实行过火的群众运动与北伐战争并举、土地革命与统一战线并存的政策是荒唐可笑的。政治局多数委员也表示无法执行五月紧急指示，因此未在党内传达。罗易认为执行紧急指示刻不容缓，并将五月指示副本送给正在策划“分共”的汪精卫看，无疑授人以柄，愚蠢之极。罗易这一严重错误，遭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反对，莫斯科迅速将罗易召回苏联。 
　　为了拉住汪精卫，鲍罗廷、陈独秀等热衷于“东征讨蒋”，看重唐生智和冯玉祥的武力，求解武汉困局。唐生智是一个投机者，一度要求加入中共以取得俄援和工农运动的支持，不久即转而反共。势单力薄的汪精卫，只能看唐生智的眼光行事。冯玉祥在苏联援助下，得中共帮助，由陕西南进，5月底攻克洛阳。6月初，与唐生智北伐军在陇海路会师。汪精卫赶往郑州与冯会谈，拉冯反蒋。冯左右逢源，力促蒋汪合流，劝汪不受中共左右而使国民党分裂，实则维护蒋介石。一周以后，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会晤，冯要地盘蒋给地盘，冯要钱粮蒋给钱粮。会晤结束当天，冯即致电汪精卫，要求汪明令驱逐鲍罗廷公开反共，并在自己部队和辖区内清共。风雨飘摇中的武汉，形势愈加紧张。瞿秋白一面发表《革命的国民政府之危机》一文，指出当前迫切任务是夺取“革命领导权”，“进攻新军阀”，“巩固扩大革命”。另一面，接受中央委托起草“集机会主义之大成”的主张全面退却的《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在7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通过。19日，鲍罗廷在提议起草全体共产党人示威性退出武汉政府宣言后，即拉上瞿秋白随他赴庐山。此时，汪精卫已选定依靠唐生智武力实施反共。 
　　汪精卫一生，以受私利驱动而反复无常著称。汪于1926年“中山舰事件”中被蒋介石逼迫出国。1927年春，汪从欧洲归国前，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向汪发出愿意支持汪返华重新掌握政权的信息。汪抵达莫斯科，斯大林等与汪秘密会谈，许诺提供1500万卢布支持他对抗蒋介石。汪回到上海后便与陈独秀共同发表《汪陈宣言》，信誓旦旦地表示与中共相互尊重，事事开诚。但他到武汉不久，便发觉事情并非像他事先预料那样乐观。他难以接受工农运动走向不受控制的局面，更难以容忍莫斯科和中共来支配国民革命进程。汪很清楚，倘若离开国民党，他对苏对共都不会有多少价值。当张作霖查抄苏联驻华使馆，陆续公布国民党得到苏联秘密援助的文件后，汪于6月17日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随后，通过罗易致电莫斯科，要求兑现斯大林许诺的1500万卢布。斯大林回答只能给300万到500万，他既不愿多给钱，又想拉住汪精卫反蒋，可谓如意算盘。可是，这区区几百万卢布对财政危机的武汉政府犹如杯水车薪，远不足以用来吸引各方武装为它卖命，更不足以使汪舍弃他在国民党中的声望和地位，继续与中共联袂反蒋。而突然翻脸的冯玉祥投入蒋介石怀抱，又给汪精卫当头一棒。面对四分五裂的武汉政权和斯大林的出尔反尔自食其言，汪精卫终于现出反共真面目。莫斯科策动的中国大革命彻底失败。 
　　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以国共合作名义发动中国革命，用大量金钱、军火资助国民党，武装蒋介石。“中山舰事件”后，大批苏联军火运抵广州时，陈独秀提议从中匀出5千枝枪给广东农民，这一小小要求也被鲍罗廷拒绝。名为国共合作，实乃国苏合作，在莫斯科指导者看来，共产党人奉命加入国民党，只是扮演一个小伙计角色。蒋介石一旦羽翼丰满，实行“清党”反共，莫斯科指望在中国建立为其推行世界革命效力的亲苏政权的梦幻破灭。驻华代表们可以溜之大吉，遭殃的却是中共党人和工农大众。为了在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争论中占居上风，斯大林竟把他遥制指挥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中共中央和陈独秀。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斯大林还说中共中央执行了正确路线。两个月不到，他就指责中共中央违背国际指示，变成了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7月9日，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肆意辱骂中共：是“各种人物的大杂烩”，“没有一个能够理解所发生的事件的内情（社会内情）的马克思主义头脑”，“对领导权一窍不通”。“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这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被执行的原因所在”。编辑这些档案的俄国学者严肃地指出，斯大林的这种攻击是“不公正的”，“这表明他是把莫斯科方针遭到失败的罪责推到中共身上的首倡者之一。” 
　　斯大林带头推卸责任，布哈林等如法炮制，洗刷自己。在此前一天，即7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秘密会议，一致通过布哈林起草的《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并决定起草公开声明，“批评中共中央的错误”。所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盖源于此。而真正的责任承担者却逃之夭夭。（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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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
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
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
良好教育的狗，而不象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 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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