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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elsila (戒贪●戒嗔●戒痴●戒慢●戒疑), 信区: History
标  题: 试论武安君白起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Mon Feb 26 18:32:15 2007), 转信

公元前260年，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决战——长平之战，在秦赵两国之间展开。这场被后世认为是中国战国史上最大规模、最惨烈、最经典的战役以秦国武安君白起率领的秦军合围赵军四十万人胜之而告终。同时，白起坑尽四十万赵人降卒而仅放回二百四十名幼者的举动，也被后世所诟病。时至今日，多有称白起残暴无人性者，而少有称其气魄盖世、用兵如神者。长久以来，白起这个形象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我遂翻看了一些文史资料，试图探究一下武安君白起、长平之战以及坑卒事件的前前后后、是是非非。


·白起这个人
     
中国历史史料浩如烟海，但断代史中先秦部分的则相对较少，对白起的记载更是不多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对他的身世仅仅简单概括为：“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据《秦史集》载《太平预览》引晋孔衍《春秋后语》这样说：“（白起）为人小头而锐，瞳子黑白分明，眈视不常。”上小下大而为锐，大概意为白起躯干魁梧，身板稳健。而称其瞳子黑白分明，实际上是相当不错的评价了。在我印象中，即使是在史记人物中，被司马迁描述为双瞳特别的，唯有舜和项羽而已。瞳子黑白分明，证明其人机敏异常，对人对事条理分明、一丝不苟。从白起的事迹来看，司马迁的这个描述还是很中肯的。
     当然，白起是个土生土长的秦国人，这点是没有疑问的。秦，起西鄙之地，近夷狄、西戎。相对战国其他六国而言，是游离在中原文化之外的蛮邦，被东方诸侯视为野蛮之国。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如果民族以水为德，水色黑，则人尚黑，秦境内泾水、渭水养育了关中子弟，黑衣、黑旗固然成为秦的标志。而白起，也就继承了关中汉子的朴质、宏阔、刚毅，而不是卖乖和伪善。商君改制之后，秦多尚刑名之术，举国多严峻之性，不可避免的生蹭而冷倔。白起日后毅然坑掉四十万降卒，赢则痛快，输则服气，绝不模棱两可的态度和作风，不能不说与典型秦人的习性有一定联系。长平一役，并非白起，而是秦国需要一个彻底赢的结局，而和赵人死磕。既然如此，就一定需要把敌人打击到零点！而不能也不可能在乎个人名誉得失。纵观白起这一仗的指挥，甚至之后的坑卒，也的确是典型秦人的做法，我个人认为是责任意识极强的秦风代表。
     从另一个角度看，秦历来被六国视为蛮邦而倍受鄙视，“虎狼之师”的恶名和吞并天下的野心也深深扎在六国人心中。与其说六国人恨秦，不如说秦人恨六国。长时间被鄙视、长时间被压抑于西陲，可以说秦人的压力是很大的。而长平之战的另一方是赵。“赵氏之先，于秦共祖。。。。。其后世蛮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恶来，其后为秦。恶来弟曰季胜，其后为赵。”由此可见，秦和赵的历史感情渊源是不寻常的，如果互相为敌，这种仇恨固然会很深。而于天下大势，赵也注定是秦东进最大的敌人，秦也注定是赵的最大之痛，这点将在本文后面详细论述。那么，白起之所以没有像仁义君子般善待降卒，可以解释为以国家利益为上，以军人职责为重；也可以解释为身出西陲蛮邦，不如中原大儒般风度；当然更可以解释为秦赵连年征战而仇怨极深所致。这些因素或许不是决定性的，但起码应该是辅助性的，而共同促成了坑卒事件的发生。所以，作为一个秦人，同时又是一个职业军人，白起并没有脱俗于自己的历史角色，在秦“兴国措政，以追逐于时代潮流急转之下。。。。。。”的形势下，完成了自己的角色使命而已。
综上所述，如果从白起这个人来看，后世对他坑卒的理
解和评价过于偏激了，把坑卒的责任归咎于他一人也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


·职业军人

    胡乱比较一下，美国二战时期的著名暴戾军神巴顿倒有几分白起的味道。不过确切而言，巴顿又哪里比得上白起呢（或说根本没有可比性）。但这里不以此为重点。我想说的是，白起理应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出色的将军之一，起码在春秋战国这段时间内，他的在军事地位上是立于诸名将之上的，而后世却不多见在这一点上对他更为公允、理性的评价。
    要讨论一个职业军人是否出色，应该先从军人的基本要素出发，例如：战功、将才、军事历程等。至于性格、人品之类，是相对次要的。那些存在极大争议，永远都不可能得出结论的如“战争的破坏性”“战争中的人性”“战争中的反思”等问题，要钻牛角尖是在浪费时间。试问，一个将军如果打不了胜仗，空有圣贤之品、君子之德，又该不该说是个好军人呢？恐怕只能说是一个极好的人，而和一个军人的角色挂不上钩。白起并非圣贤，仅仅是一个好军人好将军罢了。
     白起是一个为战争而生的人，从秦昭襄王到始皇帝的诸位名将中，除了白起，还有司马梗、胡伤、王龁、王翦、王陵、蒙骜、蒙恬等。其中白起是仗打得最好的一个。史记上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又虏其将公孙喜，拔五城。起迁为国尉。涉河取韩安邑以东。。。明年，白起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与客卿错攻垣城，拔之。后五年，白起攻赵，拔光狼城。后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白起迁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华阳，走芒卯，而虏三晋将，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沉其卒二万人于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五万。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阳太行道，绝之。”再加上之后的长平之战，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自西向东，从关中到中原腹地，历经魏韩楚赵，白起战功卓著！可谓当时无敌于天下犹不过分。秦的天下，有一半是白起打下来的。等到白起死后，王翦、蒙恬们要做的其实相对容易了。
     长平一役，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降卒，加之先前对决中歼灭的，活活四十五万赵人尽毁其手。这一坑，以致十几年内，赵国元气大伤；这一坑，让六国小孩夜里听见白起的名字都不敢再哭泣；这一坑，时至今日，战场当地的百姓仍保留着喜欢吃白豆腐的习惯，意为“吃白起”。“秦坑赵众，收头颅，筑台于垒中，因山为台，魁魁桀起，尽仍好之曰白起台。”白起把仗打到这个地步，能让敌国闻风丧胆到如此地步，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再加上白起杀妻（其妻为齐人，白起为表示自己不会因妻是齐人而攻齐不利而杀之）的传说，使得这位军神让敌方己方都惧怕得不行。白起甚至在坑卒时，对放回去的赵国小孩说：“你们回去，把今天被坑赵人的痛苦喊叫说给你们的父母兄弟听。”这又何尝不是他为打击赵人士气心理而用的最绝的办法！一支军队，能够在心理上让敌军胆寒，则大事成矣，横扫六国实在是水到渠成。黎东方先生说：“白起用一种彻底解决的方式，长平，于是在历史上留下了永不能磨灭的悲苦记忆。”
    战争就是这样，要死人，会有骇人听闻的惨剧，白起没有选择，身为军人的他必须避免妇人之仁、优柔寡断。他对情况的判断也是准确的，秦军远道而来，四十万人战俘根本不可能带回秦国。“前秦已拔上党郡，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武安君对形势看得透，四十万人的生死，犹岂是他个人的慈悲与否所能决定的。
    后人也许会说，这是失人心之举，这样的胜利会有极坏的后果。几十年后，项羽同样坑杀乐二十余万秦降卒，而大失天下人心，失道而寡助，最终速亡。但情况是不同的，白起时，天下势在统一，秦伤了赵人心，却应了历史，加速了统一步伐；项羽时，天下厌暴秦久矣，项羽这一埋，也埋了百姓的希望，认为项羽与秦无贰，后果当然是灭亡。白起为将，项羽为王，情况当有所不同。


·天下大势

    细看长平之战时的时局，于秦，至昭襄王，国力已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手上有兵，朝中有将，加之连年对诸侯战争取得的胜利，秦国的黑云，已压至六国头顶。但同时应该看到，秦仍不足以做到为所欲为、所向霹雳。战争的过程仍然是相当艰难的。打了几代人，虽然取城无数，不过实质上仍然在与韩魏楚赵的纠缠之中，各路诸侯又时而联合抗秦，这些都令秦烦恼不已。须知，无论强弱，置于战场之上，是谁都不敢拖，也绝对拖不起的。
    再看赵国，自从武灵王胡服骑射改制之后，又灭中山，国力大增。战斗力强的骑兵，加上名将赵奢、廉颇，良相蔺相如、平原君赵胜，实可谓秦之劲敌。“今赵万乘之国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间，北有代，带甲百万，尝抑强齐，四十余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由是观之，赵于天下不轻。”
    从地图上看，秦若欲东进可先攻韩魏楚三国，但无论攻哪国，之后必定是赵，赵有太行天险，前有韩国做盾，与楚魏呈三角，想不成为秦之最大敌人都难，加上前面所说得感情因素，秦和赵，生死冤家也！长平，远道而来得秦倾国而出，“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赵也以四十余万大军对垒。双方都走到了临界点，谁都输不起。若秦败，几世累积起来得国势将毁于一旦；赵若败，则恐天下从此再无可抗秦。
    这时的关键是，白起在这个紧要关头扮演了什么角色。试想，一场生死之战，如果不把敌人推入深渊，那又有何意义？秦军不需要一个空头的胜字，而是要把赵置于绝死之地，无法翻盘。于是白起的所作所为，皆奔此目的而去。当如此大的压力集于他一身时，历史只有选择让那四十万人悲惨地为这个时代殉葬了，正如后世陈琳所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


·军功爵
    的确，不能否认白起血液里存在残暴嗜杀的因子，但这残暴嗜杀不是天生，而是那个大的社会环境强加在他身上的烙印。想起美国有部电影《现代启示录》，就描述了一个血腥、变态的越南如何把一个正常人变成一个杀人狂。那么，到底是什么让白起挥手间埋掉四十万人而没有半点怜悯，恐怕得从“军功爵制”说起。当时的秦国，封建制度的改革走在六国之前。本来，六国都存在着不同形式、不同规格、不同编制的军功爵制，是诸国在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逐步削弱世袭贵族势力的产物。秦在商君变法后，所实行的军功爵制非常彻底：举国实行“二十等军功爵制”。凡秦人皆按军功、事功受赏。从史料中可知，白起从第十级的左庶长，再升为十二级的左更，再升为十六级的大良造（商鞅当年的官位），同是升国尉（国家军事最高官员），最后封武安君。完全是他从一介平民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没有丝毫掺假。“有才干的平民升进统治集团，成为将军、政治职员和官吏。。。。他们再列国间的残酷的战争时间作军事家或外交家，保证了国家的生存和扩张。”
     不可避免的，作为军人，靠战功生存的白起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多杀敌人、多斩首级。可以试想，长平一战，四十万人的头颅又可以让白起晋升多少级？也许你就能理解“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话了。可以骂白起没有人性，喝着人的鲜血往上爬，但这毕竟是制度所致，是时代所趋，白起是没有选择的。从另一角度看，白起的军事生涯很朴质，是真正靠丰富战功积累而成名，长平是其中的闪光点和顶峰！奠定了他先秦第一名将的地位，而后世不推崇他，只是因为他坑卒罢了。战国名将有乐毅，下齐七十余城；有伍子胥攻破楚都；有单田火牛阵，皆不可比白起鏖战四国，几乎是每战必胜。


·士的命运

    白起的命运是悲惨的，战功卓著，为秦的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他，却依然还是落了个良狗烹的下场。自刎之前，白起叹道：“我固当死。”
    何固当死？我试着从战国社会结构和战国军事制度转变两个方面去微探一下白起命运的必然。
    白起所处的社会背景是这样的，根据许卓云先生的春秋战国社会流动理论（social mobility），在那个大转变时期，国家权力载体从以天赐神授为政治信仰的国君转移到以家族血缘为组织纽带的贵族卿大夫，再转移到以政治军事才能以及道德品质为地位基础的士。到了战国，严格的社会等级有所松动，个体从社会阶层向另一个阶层的移动更为容易了。而白起正是身处士阶层兴起的洪流中，即是从君主、卿大夫、士这样的三曾整齐有序的社会结构中的最底层，也就是介于权力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的地位，去冲击旧有结构。“而当这个阶层开始认识到他们是一个新的精选群体、新的精英，从而培养出了自我尊重意识。组成了一个超越国界、遍及中国各地的阶级”。可见，白起就是这样一个有“自我尊重意识的”新兴力量代表，本来就是矛盾的结合体。资深的“士”看不起君主是很自然的事，也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日益向中央集中的国家权力是不能容忍的。这就是为什么吴起、甘茂、白起、乐毅、廉颇等能会被“反间计”无情的打到？我个人认为，在那个风云聚变的特殊时期，他们亲手关上了旧有时代的大门，自己却无法踏入新时代的门槛。
     深层原因何在？君主与大夫的关系从家族关系转变为了契约关系。国君，不再是一个半身的父权形象，而成了世俗政府的首脑。也就是说，白起是政府公务员，为秦王工作，拿秦王俸禄。而秦王对他的处理，是“行政处罚”，因为他违背“服从工作调整”的条例。可以说是中国模式的君臣“典型故事”，但在那个时代，又有些特殊意味，在于白起是促成这个模式的力量，自己也被这个模式所害。所以，并不能用“狡兔死，良狗烹”来简单概括他的结局。从“靠天意而执政”到“凭延年以掌权”，统治阶级君主逐渐发展扩大的自信心最终吞噬掉了作为新兴士的白起。
     既是大变革时代，又士战乱连年的岁月，战争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头等大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戍。”理所当然，军事制度的改革也不可避免，即“寓将于卿”格局的打破。童书业先生指出“春秋以上，贵族文武不分职。”也就是卿与将职责不分，卿是将，将也是卿；平时理政是卿，战时统兵为将。”秦国的范睢,魏国的信陵君等都是如此人物。随着常备军的出现，要求有一批军事专长的人来担任各级军官，并保持军官队伍的相对稳定性。于是将相分离，职业军官出现。白起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职业军人。
     那么，白起身为“上将军”是怎样的情况？即由君主任命，直接对君主负责，受命后，行军在外，军中一切号令皆由其指挥。而因为是职业军人，大体上与政治脱节，也就失去了和统治阶级的频繁沟通和协商。这就存在将在外而不受君命的隐患。几乎可以肯定的说君主对在外军官的猜忌是天然形成的，白起也就很难幸免了。所以白起俨然是一个范本，在他身上，可以找出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虽然对他的死，人们还是多少感到遗憾和惋惜的。

·白起的兵法

     正如前面所言，本文立足于长平之战、立足于坑卒事件。而把白起定位为职业军人，战役指挥者。那么就应该涉及长平之战战役本身。而后世对白起评价不高，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之前白起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战役均无详细记载，皆一笔带过，人们知道他打胜仗，却不知道到底是怎样打的。唯独长平一战有简短介绍，也不甚详细。既然他的用兵用计不得而知，评价自然就低了。而就是这唯一的可以微探白起用兵的一战，却被后人认为打得不好。事实应该是怎样的呢？
    司马迁评价白起用兵“料敌合变，声震天下。”而白起一身无数的胜仗是无愧于此的。长平一役，白起中途受命而赴长平，现是于应侯范睢配合，用离间计使赵国撤下了坚守不出的老将廉颇，然后出两支奇兵，一支引新将赵括深入包围，一支截断赵军壁垒和粮道，最终围而歼之。这几方面人们是比较熟悉的，也都持肯定态度。
    然而，文史大家黎东方先生在《细说秦汉》一书中指出：白起此战用兵有很大失误。首先，秦军远道而来，粮道运转本就困难，而赵军以逸待劳，优势在赵，而秦军居然采用合围战术，不顾己方困难，而去围本土作战的赵军四十万之众，实在冒险。其次，“围师必阙”是作战常识，把赵军围得水泄不通，兵力本就不占优得秦军就不怕有一处闪失？但情况是看似赵军形势比秦好，白起的布置也欠妥当，结果秦军越来越占优，赵军则越来越势弱，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这是以白起为首的秦军战役决策层的独特见解。其一，是役，极其惨烈，双方都倾国而出投入大量兵力，上下相持三年！双方士兵均疲惫不堪，精神压力之大，思乡情绪之浓，都到了临界点。其二，赵中反间计，临阵换将，军心并不稳固，虽四十万众，战斗力已大减，加之赵括的轻率使得赵军被分割包围，首尾不能相顾。其三，各国心怀鬼胎，救兵难至。正因为看到了这些，白起决定死围。实际上是在兵士劳顿，战日过长的情况下，对胜利进行的大胆赌博！就是要看双方士兵谁能坚持下来，赵军死突，秦军就死围。胜利的天平十分微妙，稍有不慎就会毁于一旦。
    白起又怎会没有把握呢，两军比拼意志力，秦是虎狼之师，关中硬汉们是不会输掉的。事实也证明如此，白起终究赌赢了最关键的一次，赵军先溃了。所以我认为，战场上兵法是死，而实际情况是活，就当时情况而言，白起的死围也未尝不可，其实是力争早日结束战斗最为直截了当的一招。武安君用兵气势之大，可见一斑。六国的连年征战，各国对战术战法计谋的应用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白起也是这样实践先进军事思想的将军，而且还能根据自己的作风加以灵活利用，不能不说是有一定超越意义的。


·再说白起这个人

    最终，白起还是没有得以善终。曾有吴人钟离父有云：“武安君谓秦王曰：“非成业难，得贤难；非得贤难，用之难；非用之难，任之难。”武安君欲为秦王并兼六国，恐受事而不见任，故先陈此言。秦王既许而不能，卒陨将成之业，赐剑杜邮，观其宁伏剑而死，不忍为辱军之将，其执志之强，信非虚言。”由是观之，白起难道不是忠于秦、忠于秦国统一大业的死忠之士吗！
    其实，我个人认为，白起是一个相当狂傲与自负的天才，不过这种狂傲自负是建立在理智和超然之上的。他的军事生涯很完美，而昭王四十九年邯郸一役，他清楚看到：“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不可。”（《吕氏春秋·应言篇》又言：“秦虽大胜于长平，三年而后决，士民倦。。。”）白起料定了战争的失败。这一次，他自私了，大概是不愿意给自己的军事生涯带来污点，他称病不出，从未作为旁观者目睹了邯郸之败。为此，他的执着也断送了自己的姓命。
    白起就像巴顿，把战争视为艺术，一生都在塑造自己的战争艺术形象。他称病不出，不顾国家利益是不对的，但还是要理解他。白起在军事上追求完美，“观其宁伏剑而死，不忍为辱军之将”，又怎忍心责备于他。司马迁认为白起不如老将王翦精通世故，圆滑变迁，反过来验证了白起的痴狂性格。他的死是悲惨的，但应该获得同情与理解。
    邯郸之战后，白起死。昭王曾说：“今武安君死，而郑安平、王稽皆畔，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吾是以忧！”是啊，秦师威震天下，其中包含白起的很多心血与功劳。作为秦武安君，他交上的军事答卷是绝对出色的。如果他不死，对秦的统一大业仍然是有巨大推动作用的。尽管我们综合看来，他是非死不可的。作为一个人，白起或许性格有缺陷，但作为一个军人，他的确让人无话可说。我宁愿选择把他放在军人的标准下。“（白起）为秦尽长平之事，太白食昴，以其精诚上达于天。。。”“死而非其罪，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能感动于天，能得到百姓拥护，白起这个人毕竟还是成功的。


    我曾到过陕西西安和咸阳，亲身领略了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宏大气魄。进入博物馆展厅，迎面而来的排山倒海般的“秦风”让我折服。站在咸阳的夕阳下，眺望一望无际的关中平原，头脑中仍会浮现那支战无不胜的“虎狼之师”和那个霸气十足的武安君白起。有人说陕西男人是中国最朴质最典型的，对中国民族性格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那么，白起身上的那份执着，是不是也该让今天阴柔有余、刚猛不足的中国男人重新拾起呢？或者说，比起白起的时候，我们今天究竟又差了多少呢？

         白起成就了历史   历史牺牲了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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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变得孤苦伶仃，因为他不论在自己的内心里或者在自身之外，都找不到可以依赖的东西。怨恨是依赖的反面：当一个人给出了一切，他总觉得收到的回报还不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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