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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elsila (戒贪●戒嗔●戒痴●戒慢●戒疑), 信区: History
标  题: 论孙中山黄兴蔡锷政治人格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Mon Feb 26 18:33:40 2007), 转信

 

本文原题：《孙中山政治人格辩说》 
大洋新闻2006年11月12日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 
　　近年学界评价历史人物出现一些新说。有人质疑孙中山的政治人格，即其中一例。此论出自某大报一篇历史随笔。该文高度赞扬黄兴和蔡锷，同时旁敲侧击地批评了孙中山。文章略谓，章太炎“在东京发现孙中山私自接受华侨捐款，大为恼怒，声言要和孙决裂，拥戴黄兴为同盟会总理”，黄兴却拒绝了，并劝说章等人“继续维持孙的领  
袖地位”；但在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时，黄兴却不愿宣誓效忠孙中山，拒绝加入。文章赞扬黄兴“始终保持对事业而非对个人的忠诚”，“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几个人能够呢？”结论是：“唯一在政治人格上可以和华盛顿杰斐逊相比的，好像只有这两位（黄兴和蔡锷）”。 

　　政治人格，对于政治家和政治领袖来说至为重要。上述文章，虽然没有正面论述孙中山的政治人格，但把黄兴、蔡锷捧为“唯一”“可与华盛顿杰斐逊相比”的人，不言而喻，其潜台词是，孙中山的政治人格不足道。贬抑之意明显。 
　　按理，任何伟人都有缺点乃至错误，孙中山是人不是神，也有弱点和不足，当然也可以批评。不过，仅以文中提及的孙中山的两宗事，即“在东京私自接受华侨捐款”和中华革命党员要宣誓效忠孙中山，便上纲到“政治人格”受损，毋乃太过？ 
　　关于“孙中山在东京私自接受华侨捐款”一事，首先要订正的是，那不是什么“华侨捐款”，而是日本政府有意安排的日人赠款。日本政府为什么要送钱给孙中山？不是资助他搞革命，而是要他赶快离境。1907年2月，清廷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文出境。日本政府虑及中国革命之不可免，此时压迫中国革命党于日本将来不利，就改“驱逐”为劝谕，让孙自行离境。为让孙顺利迅速离日，需解决旅费问题，乃给予赠款。但若公开由外务省出钱，则于孙中山形象有损，故通过日本人内田良平，以其个人名义为孙文饯行并赠款。事前经过协商，取得孙中山同意。孙为什么同意？因为在日本处境危险，且急于筹划国内新的武装起义。2月25日，内田良平在赤阪三河屋设宴为孙文送行。3月4日孙中山离开横滨乘船前往越南。行前接受内田良平赔款6000元（日元，下同。日本政府原付7000元，其中1000元作宴会费用）。另日本商人铃木久五郎馈孙中山10000元。日本政府此举既满足了清政府的要求，又使孙中山免被驱逐之名，得以体面离去，保存了面子。孙中山从所得款中划2000元给《民报》作经费，其余携往南洋作策划起义之用。时章太炎主持《民报》，认为2000元太少，乃“大为恼怒”，与孙中山矛盾激化，引致东京同盟会第一次倒孙风潮。 
　　孙中山此次接受日人赠款，事前未有与同盟会高层商议，事后对赔款的处理，亦由个人决定，此种行事与领导作风有可议之处；然孙中山大节无亏，所得赠款皆投革命急需之用，并无贪污营私，故无损其政治人格。 
　　至于黄兴拒绝宣誓效忠孙中山，不加入中华革命党，则有着特殊复杂的背景。二次革命（反袁）失败后，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孙中山流亡日本。同盟会原是个“大拼盘”（唐德刚语），组成国民党后山头林立，派系众多，此时遇着压迫，更涣散无力。最严重的是核心领导层两巨头孙文和黄兴分歧加剧，“彼此主张已极端冲突”。孙中山反思二次革命，吸取失败教训，认为要取得第三次革命成功，非实行其主张不可，这就必须组成一个团结统一而听命于他的新党，所以对中华革命党员有特殊要求，必须服从孙中山的号令。当时唯一可挑战孙中山领导权威的。是黄兴。黄兴既坚持己见，孙中山只好与他“摊牌”了，他写信向黄兴提出：“及今图第三次（革命），弟欲负完全责任，愿附从者，必当纯然听弟之号令。兄主张仍与弟不同，则不入会者宜也。”“不入会”，指不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认为黄兴“不入会”是适宜的，对此他“甚满足”。他并要求黄兴禁止其“亲信部下，对于外人，自后切勿再言‘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无人听孙文之令者。孙文所率者，不过一班无知少年学生及无饭量之亡命耳。’此等流言，由兄部下言之，确确有据。”这说明此前很多人是不听孙文号令而听黄兴号令的。孙中山又表示在两年内要“独办”（军务、党务），“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为第二次（革命）之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可见所谓“宣誓效忠”事，是革命处于危急情势下，孙中山为组建一个真正由他领导、指挥的革命党而采取的特殊措施。黄兴不愿加入中华革命党，表面上是“反对写誓约、打指模，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但“实际上是对二次革命失败原因的总结意见不同与对孙个人不满”。后来，“党内同志为使黄兴加入中华革命党设想了变通办法，黄兴也同意，但为其他人所反对，黄兴终未加入。” 
　　纵观辛亥革命史，孙、黄分歧由来已久，由国旗之争，到二次革命不同主张，到这次“入会”风波，争持激烈，导致组织分裂；若仅以“宣誓效忠”事来判定二人“政治人格”之高下，显然是不合适的。要特殊指出的是，黄兴虽然屡次反对孙中山，但孙中山对黄兴还是友好的。孙中山对黄兴和党内其他同志，从没有搞过阴谋，在党内斗争中体现了政治文明，适足见其政治人格。 
　　（作者系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史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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