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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wodeji (西西), 信区: History
标  题:  邓颖超未公开的遗嘱  
发信站: 紫 丁 香 (Sun Apr  5 22:29:47 1998), 站内信件

邓颖超未公开的遗嘱

    周恩来去世后，他的夫人邓颖超以老一辈革命家的资历与声望，一度进入中南
海权力中枢。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1992年7月10日以87岁的高龄辞别人世。 她的遗嘱即公
开发表，被中国老百姓称为“端正党风的一份难得的好教材”。
                邓颖超点了六个人的名
    除这份公开的遗嘱以外，邓颖超还留下了一份有关身后事处理的委托书，这可
视为她的另一份未公开的遗嘱。邓大姐亲笔把它写在两页普通的信纸上，题目为：
委托下列同志办的几项事。
    她点了六个人的名：杨德中、李琦、赵炜、张佐良、高振普、周秉德。她嘱托
由他们“组成小组”，“请杨德中负责主持”，“赵炜协助”。然后，她列出七件
事，交待给这个小组在她身后办理。
    这六人小组中的杨德中系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共中央委员，李琦曾在总理办公
室工作过、后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赵炜是邓颖超多年的秘书，张佐良先后做
过周恩来与邓颖超的警卫秘书；只有周秉德是唯一的亲属代表，她系周恩来三弟周
同宇的长女，现为《华声报》报社副社长。
    七条遗嘱中的六条属于对遗物的处理意见，邓颖超逐一的详细作了交待：如“
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西花厅(她和周恩来在中南海里的住宅兼公办室)
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西花厅(她和周恩来在中南海里的住宅兼公办室)
交公处理”，“所有图书出版物，除原来中央办公室发给的退还外，其余的交共青
团中央给青少年阅读”，文件、信函还有她和周恩来的所有照片，都交给中央文献
研究室清理酌处，个人的遗物，指服装、杂件等，留给身边工作同志和有来往的一
部分亲属留念使用。
    据悉，邓颖超去世后，这个六人小组开过几次会，很快便开始了工作。先将遗
物分门别类地造册，然后再按照她的遗嘱一一处理，现已告一段落。人们大约很难
相信——周恩来和邓颖超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私人的遗产，他们真正做到了两袖清风
而去。存折上仅有的一万元人民币存款，也按照邓颖超的遗嘱，作为她最后的一次
党费全部上缴了。
                    邓颖超要求万勿抢救
    邓颖超这份未公开的遗嘱，立于1982年11月5日， 距第一份遗嘱之后的四个半
月，从时间和内容上看，主要是对第一份遗嘱的补充或具体化。但它的第一条却是
独立的，公开的遗嘱里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在我患病急救时，万勿采取抢救，以
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及有关党组织、医疗人员、有关同志的负担。”
    这一条很重要，与邓颖超后来一直主张“安乐死”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1982年6月17日写完第一份遗嘱以后，7月11日她曾电话邀侄女周秉德和侄子周
秉钧到中南海去。她对他们说：“现在老大、老二都来了，我得向你们讲清楚，我
已经写了遗嘱了。”
                  邓颖超要求“安乐死”
    周秉德清楚地记得那天七妈(指邓颖超)特别谈到“安乐死”。她说：“我得重
病的时候，或我临死时候，千万不要抢救，那时候抢救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延续那
么一两天的生命，搞得医生和病人都痛苦。我看报纸上说美国有一个安乐死医院，
人老了，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就可以安静地没有痛苦地死去，我看这才是真正的
人道主义。”
    后来她把这段话的意思写进第二份遗嘱里，并列在第一条，可见这不仅是邓颖
超深思熟虑后的决定，而且也是促使她再写一份遗嘱的主要动机之一。她同样地多
次向她的身边工作人员交待了当她病危之际不要抢救的意见。
                  为邓颖超造“胃漏”延长了一年寿命
    作为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多次枪林弹雨中的过来人，邓颖超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但到了晚年，她对死亡采取了更加达观、超脱的态度，却是有感而发的。据说当她
目睹了她的丈夫身患癌症后所受的折磨，心灵震动极大。周恩来病中总计接受了13
次大手术，最后一次手术，只延长了他五天的生命。邓颖超说：“他受的罪太大了，
实在没有意义。但当时我没有权力说这个话。”
    遗憾的是，15年以后，当邓大姐病危时，还是没有任何一级组织或个人敢于拍
板，实现她的遗嘱，他们只有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人力、物力抢救并尽可能延长邓
大姐生命的责任和义务。
    1991年7月27日，邓颖超因高烧肺炎住进北京医院。在这之前， 她进食已十分
困难，一直跟随在周恩来夫妇身边的老厨师，要将做好的饭菜一样样地打成糊状，
放进小碟子，用热水温着，送给她慢慢吃，一顿饭常常要吃一个小时。后来这样的
办法也不行了，她甚至不能喝水、吃药。这次住院，院方已向中共中央及亲属下达
病危通知。
    医院准备实施最后抢救，曾为周恩来做过多次手术的著名外科专家吴蔚然大夫，
提出为邓大姐“造一个胃漏”，即在胃上打一个口。1991年8月1日下午，由吴大夫
主刀这项手术成功了。于是延长了邓大姐一年的生命。         
她最终未能实现未公开遗嘱中的第一条
    生命的最后一年，邓颖超是在北京医院的病榻上度过的。她曾幽默地形容手术
后的自己：“我现在不能吃，不能喝，嘴都换地方了。”她几次表示：“我的手术
是在不省人事时候做的，如果我醒着，就不让动了。”
    她在去世之前的几个月里处于半昏迷状态，病情时好时坏，药不离左右。当她
神智清醒时，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叮嘱：“我这么老，拖累了你们这么多人，以后
再也不要抢救了。”1992年7月1日邓颖超再度告危：低烧、心力衰竭、肺里有积水，
且呼吸太慢，一秒只有十三四次。专家们再次会诊，但此时已无回天之力。1992年
7月10日清晨，这位杰出的女性撒手西去。 至死她也未能实现那份未公开遗嘱中第
一条，即“安乐死”，她本来希望在死后做一名移风易俗的带头人。

                   (摘自《新闻人物报》萧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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