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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南风窗》：解读小平的“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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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闫建琪

　　本刊记者 郭宇宽 发自北京

　　反思历史教训的勇气

 
　　《南风窗》：闫先生您好，您多年从事对邓小平同志的研究，邓小平堪称一位划时代
的政治家，您对他的生平有何印象？

　　闫：在解读他的时候，我有一点较深刻的体会。那就是小平同志参与的历史事件，几
乎都和毛泽东有较密切的联系。他23岁参加革命起，就担任中央秘书长，25岁就参加创建
红军，30出头就是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都长期在第一
线，有丰富的革命经历，但他又比毛泽东同志年轻。这使他既深入见证了那一段革命历史
，又相对超脱一些，所以他观察问题显得全面和冷静，对历史的反思也相当深刻。

　　《南风窗》：小平同志给人印象是很实干、不爱长篇大论的人，可是在“文革”有一
段时期他没有工作，他回忆说“这对我冷静地思考问题很有好处”。您认为他思考的最主
要问题是什么？

　　闫：他在“文革”中的思考触及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这
是一个在当时非常尖锐的问题。每个重大选择的时候，他一说搞生产，就被人批为“唯生
产力论”；他想搞按劳分配，就成了“资产阶级法权”。他在这种环境下思索，什么才是
真正的社会主义？后来在改革开放中每当面临一个重大关口，都会引起这方面的争论和思
考。

　　所以小平同志后来总结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
键看三条：第一是国家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能否增进人民团结，改善人民生活；第三是
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南风窗》：在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发展目标方面的思考，和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以
后的实践有何关系？

　　闫：他所面临的关键性抉择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当时事情千头万绪，主要摆在
党和人民面前有三条路，一是延续“文革”的道路；第二是回到“文革”以前的状态；第
三是要闯出一条新路，而这条路谁都没有走过。

　　当时对于搞“四个现代化”，包括高层谁都没有异议，可如何搞就有很大分歧，一些
人认为要延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搞法，还有就是经济建设中超英赶美的高指标计划。小平
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出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中
来，另一方面小平同志反对高指标，强调实事求是，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给一个原
本的通俗说法赋予了新内涵。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把工业生产总值当作社会发展唯
一指标时，小平同志就提出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有人均国民收入这样的指标。他还把
第三产业流通领域的发展也纳入了考量，更全面地体现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程度，这在今天
看来也是一种科学发展观。

　　你想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人均收入250美元左右，要搞现代化，不要说两番，翻
一番都不容易，所以小平同志说:“过去我们开了个大口，现在要改口，把不切实际的浮
夸目标降了下来，要争取在下世纪中叶中国才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把国家的未
来规划建立在清醒认识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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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邓小平与夫人卓琳在江西新建县望城岗

　　把体制改革当作革命的魄力

　　《南风窗》：按照以往逻辑，治理“文革”的混乱需要集中权力，而小平同志没有在
集权方面走下去，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走了放权搞活的道路。为什么能有这样的突破？

　　闫：这是根据对国情和实际情况的深入观察下的决心。1978年，我国只有15万个体户
，当时每年要解决1000万人就业，还有几百万下乡知青要安置。单一公有制体制已不堪重
负，可以说中央的决心也是给形势逼出来的。小平同志做的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决策，
推行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后来他明确提出改革的关键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否
成功，而衡量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要看三点：是否有利于国家保持活力；克服官僚主义
，提高工作效率；是否有利于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

　　在我接触的材料中，他1977年就提出必须要改革，在他的认识里，改革是革命性的，
1984年10月10日他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
。1985年3月28日又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认清中国要发展就必须走改革道
路。

　　《南风窗》：最初的改革也许主要目标是搞好生产，但对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
政治体制改革，小平同志当时有多少思想准备？

　　闫：对此小平同志看得非常清楚，他从来没有回避过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早在1980年
8月1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深刻透
彻地剖析了“文革”历史错误的制度原因，这是一篇光辉的文献。他把改革矛头指向体制
和制度问题，他说“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
、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这篇报告深刻剖析了干部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
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以及产生这些弊端的社会历史原因。他提出了必须要党政
分开，批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
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
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特别是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
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

　　他批评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
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指出“必须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而且还
需要进一步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
（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做出
适当的、明确的规定”。

　　他还批评“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
大肆宣扬，很不妥当”；包括“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
制和作风”；“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等不正之风。

　　是他提出了要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坚持民主和法制的改革方向，小平同志的鲜明态度
表明了我国新时期改革事业一开始就是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进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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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夏，邓小平在办公室

　　驾驭改革之舟的智慧

　　《南风窗》：在一个有深厚封建土壤的国家里搞改革，就好像历史上的变法，往往会
触动很多人的利益，小平作为驾驭改革之舟的船长，会遇到很多激流险滩，于是他有了“
摸石头过河”之说，你认为小平同志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最成功之处是什么？
 
　　闫：小平同志做事公道、周到、厚道，从不搞小圈子，所以在党内外有崇高威信。他
还有一个强烈的信念，就是中国决不能乱，一乱就要出事，更不能搞运动，一要靠教育，
二要靠法制解决问题。

　　谈到“摸石头过河”，真是很奇怪，文献资料中没见过这种书面表述，也许是别人概
括出来的，其实它的理论内涵就是毛主席的“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但小平同
志有个明确态度：“大错误争取不犯，小错误难于避免”，一旦出现问题及时纠正，比如
克服1985年第一次物价上涨，就是这样。

　　《南风窗》：作为一个政治人物，面对不同派别的观点和政治诉求，特别是“左”和
“右”的路线较量，小平同志是如何把握的？

　　闫：小平同志说过这样的话：“左”的危害不可低估，“右”也会犯错误，要警惕“
右”，但主要是防“左”。其实按我的理解，小平同志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在诠
释和继承毛主席的政治遗产中，是小平同志把“实事求是”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
非常有创造性的，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无论遇到什么问题，
小平同志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排除片面意见的干扰。他心里对改革的大方向一直把握得
很准，这样他才能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样的改革需要很强的驾驭能力，如果
草率鲁莽，搞不好要出大乱子的。他认准了中国发展的大方向，把影响稳定发展的因素都
排除掉，来实现改革的平稳进行，这是他一贯的鲜明态度。

　　《南风窗》：我记得小平同志说，在废除干部终身制时设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过
渡措施。这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有创造性的，还有小平同志三起三落的经历，也让人觉得
他非常懂得妥协和韬晦的艺术。我们今天解读小平同志作为政治家的言论时，哪些体现他
的真实想法，哪些可以当作策略？

　　闫：在解读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时，我觉得不能光就书面文字理解。

　　举个例子，1989年的杨浦搞开发区，当时把土地租给外国人，一租70年。这引起了很
大争议，香港才99年，有人说这不是卖国么？报告递到小平同志桌上，小平同志批：“我
们要郑重考虑”。过了一个月，1989年4月28日海南省的同志打了一份报告，表示支持这
一做法。小平同志马上批：“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意见是正确的，机会难
得，不宜拖延，但是要向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说明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到。”这里可以读
出小平同志的领导艺术。

　　顺应历史潮流的决心

　　《南风窗》：很多改革者早年意气风发时，都有改革热情，但当改革改到自己头上时
却退缩了，当小平同志把改革推向深入时，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
 
　　闫：小平同志对于认准的事情是非常有政治原则的，从一件事就可以看出来，在他最
富权威的时候，冷静提出“党和国家的安危不能系于一两个人的健康和威望上”。在他任
期上，解决了干部终身制的问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步，要知道中国没有这种历史传统
。

　　在他主持下通过的第四部《宪法》是我们国家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它规定国家领
导干部只能干两届。他当时还说“得罪人的事还是我来做吧”。最后他自己坚定退了下来
，他开这个头做了表率，谁也不能再搞终身制了，谁也不能走回头路了。

　　《南风窗》：小平同志能否预料到改革未来的发展？他对社会主义性质的思考，在今
天来看，会不会遇到更新的问题？

　　闫：有些问题当然不是小平同志所完全能预料到的，比如后来的信息产业发展，全球
化浪潮，他在80年代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不能出现百万富翁。”确实从当时社会的承受
能力来说，那样就两极分化了，但今天亿万富翁都不稀奇了。

　　但他对中国发展大局的判断是非常高瞻远瞩的，比如他提出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的三
大任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现代化；统一祖国；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特别
是统一祖国，可以说是小平同志一个未了心愿，他说实现这一点不能空想，要想实现统一
就要从历史的实际和现实的实际出发，一国两制的构想就是实事求是的产物。

　　这样的战略思考非常有气度，后来人可以在这样的战略布局基础上进一步继承发展，
比如十六大就在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康社会基础上，又提出落实全面小康社会，给小康注入
了新的内涵，不仅是人要温饱，还要全面的社会发展，建设政治文明。这就说明党对于社
会主义的内涵不断有更深入的认识。

　　《南风窗》：记得在所有别人对他的赞美中，小平同志只对一个头衔比较认可，就是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怎么自信他的设计能得以贯彻？

　　闫：在晚年，小平越来越清晰认识到中国必须稳定，而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真正保
持稳定。包括1989年前后，他所考虑的关键问题都是改革开放的总路线不能被干扰，所以
他要求在十三大里谈到改革开放连表述都不能变。后来南巡时还说过这样强硬的话：“谁
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人民决不会答应，谁就要被打倒！”之所以他
有这样的信心，是因为他认为改革开放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不受个别人和一点风波的影
响。

　　所以小平同志的晚年是非常坦荡和平静的，他在1988年就说：“我希望自己的影响消
失得越早越好。”他有个特点是，越到晚年越爱孩子，这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欢，家里有
孩子就高兴，不管谁的孩子来家里作客，他都要抱一抱，亲一亲，孩子在他身边闹，他非
但不反感反而开心。他其实很喜欢像普通的老人一样到处走一走，可是他生怕扰民，连家
乡都不回。1997年1月份他临终前，在医院病房里看电视，看到大型电视记录片《邓小平
》，里面有很多颂扬他的话，身边的人看到，他像小孩子一样脸都红了。

　　最后他走得非常平静，而且全党和国家也非常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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