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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flaxs (想去挪威的森林), 信区: History
标  题: 蒋介石传14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0年06月19日20:26:09 星期一), 站内信件


    第十四章   日本和西安事变
     张学良与蒋介石两人中的一个必须承
   担不抵抗的罪名。
     蒋介石说：“现在的局势就象一条在
   惊涛骇浪中上下颠波的小船，我们两人中
   只有一个能乘它渡过河去。如果两人都想
   过河，那么，要么是我们俩都沉下去，要
   么是其中一个人跳下去。问题是：“你跳
   还是我跳？”。张学良说：“我跳下去！”

     宋美龄到达西安，蒋介石正在读《圣
   经》旧约中的《那利米书）》的一章，他
   看到这样一句话：“耶和华现在做一件新
   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
   于是，这段话就“应验了。”
  蒋介石的前面总是困难重重，在1935年下半年，他更是麻
烦不断。
  虽然他已经确立了全国军事领袖的地位，但他的那些占据
各省的对手们却始终没有放弃有朝一日取而代之的企图，而蒋
介石在抗击日本侵略上明显的勉强和拖拉，则正是这些对手可
以大加利用、以图东山再起的理由。
  广西的将领们（他们总是不断地造反，而又不断地失败）在
六月份开始组织“全国抗日救国军”。参预此事的两位广西将领
是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和当时的广东将领陈济棠合兵一体。
  出于相似的动机，为人熟知的“基督将军”冯玉祥也开始
在北方活动，自任“抗日同盟军司令”。和以往一样，冯玉祥的
表演匆匆收场，他并不热心于同日本人正面交锋。
  南方的问题似乎比较严重，蒋介石这个总司令根本不能理
直气壮地驳斥三个将领的抗日主张。
  在起兵之前，三位将军曾致电蒋介石，要求他对日宣战。
  将介石没有改变其战略中预定的先后次序，他回答他们说：
“你们不能因一时的冲动而拿国家的命运去冒险。”如果国民党
的历史学家可信的话，那么事实上为了他们所宣称的抗日壮举，
陈济棠就曾经从日本人手里购买过武器弹药。唐引用日本驻华武
官高桥但少将的活来印证他在1935年6月12日所下的断言。
  不管怎么说，反正几位“救国者”在收到蒋介石拒绝的答复
时，就统率他们的部队前进十五英里进入了和广西接界的湖南
省。
  此时，蒋介石还抱着一种妥协修好的态度，命令他在湖南
的部队后退，避免由于冲突而加剧中国的内战。
  这时可以看出，对于这些将领们来说，钱是比全国抗战更
为重要的东西。广东急需钱用，广西则由于蒋介石发动的反对
运输鸦片的运动而造成收入急剧下降。在六个星期里，内部反
叛和争吵阻碍了这些军队的行动。
  陈济棠逃往香港，广西将领们则因蒋介石宽容的政策而受
惠。作为表面上承认蒋介石的权威的回报，李宗仁被任命为
“广西绥靖公署主任”，而白崇禧则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会议执
行委员会委员。中国的面子保住了。
  虽然这些反叛将领们的抗日立场无疑是伪装出来的，但在
1935年，那些反对日本侵略并希望抗日的中国人却有很紧迫
的理由对此表示关注。
  这年初，人们曾一度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能建立在新
的、稳固而比较友好的基础上。蒋介石曾提出在完全平等的基
础上和东京达成一项友好条约。
  相对比较温和的日本外相准备接受这个建议，他有意把这
个建议解释为蒋介石准备排除西方列强的势力、转而向日本寻
求帮助和指导。
  但日本国内局势的发展却不如人意。日本军人希望采取野
蛮的解决办法，他们有意向使用武力的方向发展。
   1月，日军借口东察哈尔应该属于“满洲国”，占领了这块
中国领土。
  5月，危机进一步加深。7月6日，签订了所谓的“何梅协
定”，规定国民党军队和组织撤出河北省，并取缔蓝衣社的活
动。这还不是全部，南京政府被迫颁布一个“敦睦邻邦令”，答
应惩治反对“友邦”的行为和言论——“友邦”是对日本的委
婉称呼。
  12月，中国进一步蒙受耻辱，日本人把河北、山东、山西、
察哈尔、绥远并为“自治的”中国地区，实际上，是将这些地区
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蒋介石进一步作了妥协。在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五次代
表大会上的一次讲话中，他声称：“我们不应轻易地谈论牺牲，
除非把我们逼到了不能不做出牺牲的最后关头。”事实上，他在
这里发出了一个温和的警告：中国准备做出的退让妥协是有限度
的。
  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长征到达陕西。对于学生和那
些反蒋的军人来说，反对日本入侵是争取力量的最好的口号。
但是更能鼓动人心的是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
  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里，埃里克·周的左倾的同学们传播
着红军长征中的英雄事迹。这年秋天；他认识了黄敬。黄敬是
从青岛来到这个北方都市的（他使用俞启威这个化名），他后来
在1949年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早些时候，黄敬是北京大学的一个临时学生，但他更多的
时间是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度过的，他在那里的学生中进行
宣传和鼓动工作。
  黄敬是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青年组织的前身的
早期发起组织者之一，他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很成功的。12月
初，当蒋介石的将军何应钦来到北平时，黄敬决定给他制造点
麻烦。五个月之前，正是这个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丧权
辱国的协定。
   12月9日，一万名学生在北平示威，反对日本人。对一些
年长资深的人来说，它使人想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但是
此次运动规模更为浩大。在杭州和上海，在武汉、长沙和福州，
另外一些学生举行示威或暴动，在全国各地各种“救国联合会”
纷纷成立。
  “一二·九”运动爆发了，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对蒋介石
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麻烦；而在组织这场运动的共产党人眼
里，它是“人民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若干年后，在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篇论文里（北京，
1961年），作者说刘少奇把这次学生运动当作“中国历史上反
动时代和革命时代分界的标志”来加以称颂，并将其归于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
  另一桩反叛事件出在蒋介石的家里。1935年，他的大儿子
蒋经国给他的母亲（当然蒋介石已经和她离婚很长时间了）写
信，指责他父亲的政策。
  他用这样一些欢欣鼓舞的话来表达在苏联的感受：“苏联
是我们的祖国。看到我的祖国苏联一直在各个领域内取得惊人
成就，我感到光荣和欢欣。”信的印戳是列宁格勒，蒋经国已
经在苏联居住了十年。
  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当蒋经国去苏联时，他只有十六
岁。虽然蒋介石已经转而反对共产党人，但这个情况还鲜为人
知，他还经常被称为中国的“托洛茨基”。
  1925年，蒋介石刚刚当上黄埔军校的校长，他的儿子到了
广州，那时广州被称为“革命的麦加”。
  当他们见面时，这位父亲正为怎样使他的儿子受进一步的
教育而大伤脑筋。正在这时，莫斯科中山大学请革命政府选派
一批学生去俄国。由于蒋经国的热切赞同，蒋介石便把他列入
名单。
  这样做有很好的理由：这表明蒋介石对苏联的友好态度，
同时，给他儿子一个学习革命技能以备将来之用的机会，也解
决了孩子的教育问题。由于差不多的原因，蒋介石后来又把他
另一个儿子蒋纬国送到纳粹德国。
  然而，两年后这个实验就不那么有味道了。那时蒋介石在
上海和其他地方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
  到了这时，对蒋介石来说，把他的儿子召回国已非轻易之
举了。事实上，他确实曾经指令他的儿子回国，但蒋经国已身
不由己，他给家里写来一封满不在乎的信，拒绝服从并指责其
父。
  按照国民党的说法，这封信是王明（原名陈绍禹）口授给蒋
经国的，他是中共的一位领导人，那时刚好在苏俄。一年年过
去了，到1936年（这一年蒋经国再次拒绝他父亲的要求），他娶
了一个俄国妻子，看来他要在苏维埃俄国定居下来了。
  为了不妨碍其战略中“攘外必先安内”的先后次序，蒋介石
必须在自我约束和独立决策方面得到认可，以便尽可能地避免
和日本人遭遇。
  他指示他的战略顾问蒋百里制定一个全国性的防御计划。
  1935年冬，他送蒋百里到欧洲各国学习总动员的法律规定。
蒋百里首先访问了意大利，在那里他特别关注空军的发展情况。
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他特别强调“防空地理学”的重要性，
他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里，最为重要的是空军要有速度和
活力。他指出，对一个长期的战争来说、经济动员是很关键的，
宣传工作应该和军事行动同步进行。
  蒋介石在对付日本人方面消极从事，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
掌握的权力的基础很不稳固。地方派军人怂恿他抗战，因为如
果他抗日而且失败的话，他们就可以对他的王国进行瓜分。
  蒋介石很清楚这种危险，所以他按兵不动。
  按理说，苏联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是很乐于对蒋介石所
采取的任何初步行动表示欢迎的，尽管他们有理由不相信他。
  1935年7月到8月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号召在一
切可能的地方建立人民阵线。
  在中国，共产党人受命寻求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
性。
    对于经过长征而被严重削弱的中国红军来说，新的决议制
定的下列方针是很不现实的：“在为解放而团结全国人民进行斗
争的统一战线中，苏维埃必须成为领导核心。”
  这些说教自然不受毛泽东的欢迎，他对共产国际决议所作
出的唯一让步，就是在党的宣传中不再把蒋介石说成是反动派，
而统一口径把他称作“民族败类”。
  毛泽东认为，更有希望的办法是利用张学良。在1936年春，
共产党秘密和张接触。他们受到张学良的欢迎，张邀请共产党
派代表到他在西安的司令部里来。
    蒋介石对少帅和共产党人发展起来的亲密关系并不是完全
不满。他认为，在他重新开始“剿共”行动的时候，他将有机会
同时消灭共产党和张学良的部队。
  这样，就可以除去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角色的少
帅了。但使他不安的是那些关于1936年间毛泽东的军队迅速恢
复并壮大的报告。  10月，两支国民党部队投向新根据地的共
产党。
  长征结束时，毛泽东只有二万人马，现在他已经指挥大约
八万人了。应当承认，他们许多人缺少枪支，但是这支部队又
一次醒目地成为共产党的主力。
  这时，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的关系十分冷淡。称张学良为
“不抵抗将军”的说法风行一时，敌对派系的军阀们推波助澜。
  张学良本人认为这极不公平，因为难道不是蒋介石在日本
首先发动进攻时明确指示他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吗？在沈阳事件
后不久，两个人在河北保定的一列火车上会谈。
 根据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蒋介石说：
 “现在的局势就象一条在惊涛骇浪中上下颠簸的
      小船，我们两人中只有一个能乘它渡过河去。如果我
      们两个人都想过河，那么，要么是我们俩都沉下去，
      要么是其中一个人跳下去。问题是：你跳还是我跳？”
  鲁丕（音译，可能是张学良一位朋友的笔名）在援引这些话
时，补充道：“他的意思是：现在全国都在反对不抵抗政策，形
势很严峻，他们两人中的一个必须承担不抵抗的罪名。张先生
慷慨他说：‘我跳下去！’”
  为了治愈他吸毒的习惯，张学良在欧洲国家旅行了大约一
年，当1934年春天回到中国时，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除了跳
舞，喝酒和打高尔夫球的兴趣，他还具有了幽默感。
  一位朋友问少帅对意大利的看法是什么，“很好，”他说：
“每张桌上都是通心粉，每面墙上都是墨索里尼。”
  他为什么回国呢？为了一件事。
  福建事变引起轩然大波，他觉得他回国也许能为稳定局势
提供点帮助，另一个原因是，东北军希望他回来。官兵们日夜
不宁，反日情绪使他们身心不安。由于担心再次出现反叛，蒋
介石也希望少帅回到他原来的职务上。
  少帅一回国，蒋介石就任命他为河南、湖北和安徽的“剿
共”副总司令，这样他就直接接受委员长本人的指挥。
  少帅很有理由反对日本。日本人炸死了他的父亲，他自己
也为把大片土地丢给日本而深感自责。
  他的朋友和助手们也和他持同样的观点。这些人中有w·
H·端纳，他是一个澳大利亚记者，从1928年开始他就被聘为
张学良的主要顾问。这位通常被称为“中国的端纳”的外国人强
烈赞成中国民族团结以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少帅的中国助手
们发现，接受反对共产党的建议是很难的。相对于日本侵略者
来说，这些人毕竟是中国人，而且其中许多人还是同乡。但是，
在1934年底，张学良仍然效忠于蒋介石，他仍然执行委员长的
命令，这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他自己的观点。
  到1935年冬天，张学良开始改弦更张。当时，少帅正在南
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东北军和红军进行了一场大规
模的战斗。
  红军伤亡惨重，但东北军也一样，他们损失了整整两个
师，如果这就是“剿共”的代价，按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张
学良就没有什么人马去打日本人了。
  共产党传话说，他们希望结束内战，联合抗日。正是这个
建议，促使张学良开始同毛泽东的代表进行谈判。
  在研究了关于红军发展壮大和重现生机的报告之后，蒋介
石决定到张学良在西安的司令部，去研究已经计划好的第六次
”剿共”战役。
  蒋介石头一次看到张学良不愿意服从命令。张学良解释
说，他知道共产党现正在准备与国民党合作，并在实行一项抗
日的全国政策方面听从蒋介石的命令。他主张和苏联结盟，并
建立抗日联合阵线。
 蒋介石“非常痛心”。作为他的一个部下，而且一贯忠于他
的张学良怎么能建议他和共产党联合呢？他大发雷霆，大骂张
学良，并宣布张学良已经失去他的信任，接着就返回他在洛阳
的司令部。
 尽管在这段时间里，蒋介石正加紧对日本的秘密备战，但
他并没有改变其既定的战略次序。实际上，离开西安后他的第
一个行动就是下令逮捕上海救亡运动的七位著名的领导人，关
闭十四家很有名气的杂志社，罪名是宣传抗日。
  此后他开始做他私人生活中比较公开的事——按中国的算
法，准备庆祝他的五十岁大寿（在世界大多数地方，应该算作
四十九岁生日）。祝寿之日为1936年10月31日，他本人在古
都洛阳有意简单地庆祝了这个日子。两块很大的生日蛋糕被拿
上来，在蒋介石吹灭蜡烛之后，蒋夫人把切成一块块的蛋糕分
给当地显贵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个场合，蒋介石在一篇
给国人的祝词里颂扬了他的母亲。
  在其他地方，庆祝活动就不是那么鸦雀无声了。一年前公
开征集的祝寿资金已经收集到很多，足够用来支付购买100架
美式飞机的费用，在南京，  200000人聚集在明宫飞机场观看飞
行表演，他们在一幅巨大的画像面前点火致敬，按中国的礼节
三鞠躬。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一个好日子。
  然而仅在几个星期之后，他生活中最古怪、也差不多是最
耻辱的插曲在等待着他：西安事变。
  11月底，蒋介石收到的各方面的消息都是糟糕的。他曾派
出其最精锐的部队。著名的第一军，在胡宗南的率领下，搜寻
并企图消灭甘肃红军。开始送来的消息说胡宗南取得了胜利，
共产党逃走了。
  但料想不到的是，第一军已受到包围。红军发起进攻，消
灭并解除了两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团的武装，缴获了几千挺步
枪和机枪，作为额外的代价，一个政府军整团的兵力投降了红
军。
  这些事件发生在1936年11月21日，四天后德日签订了
反共产国际协定。战争还会遥远吗？
  这些消息并没有使蒋介石改变初衷，走上民族联合的道
路，反而更加强了他全面地、一次性地解决共产党的决心。
  就好象10月份并没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一样。  1936年
12月7日，蒋介石飞往西安。他此行有明确的目标：通过他的
愿望和权威对张学良全面施加压力，迫使他参加第六次“剿共”
计划。
  首先，他派出大约1500名蓝衣社“特务”团成员，由他的
侄子蒋孝先将军率领。这支部队组织良好，从秘密指挥部出发
投入行动，蒋孝先开始逮捕所有共产党的嫌疑分子。蒋介石抛
开所有其他目标，召集全体将领，在10日召开参谋长会议，最
后落实第六次“剿共”计划。蒋介石宣布，如果张学良拒绝执行
命令，不参加“剿共”战役，他将被解除职务；他的部队也要被
解除武装。
  但是，一场奇怪的、经过预谋的事变打破了蒋介石的计
划。蓝衣社分子在睡梦中被逮捕，被解除武装并关押起来。大
部分参谋人员也被监禁，警卫人员投降，五十架飞机和它们的
驾驶员也被扣押了。
  接下来发生的与其说是一场政变，不如说是一出急转直下
的戏（正如埃德加·斯诺所指出的那样）。委员长当时正住在距
西安十里的一个温暖的四季如春的疗养胜地临潼。早晨5点
钟，少帅的警卫队队长，二十六岁的孙鸣九上尉率领大约十辆
满载士兵的汽车开到蒋介石所在的旅馆，当他们受到哨兵的阻
挠时就开火了。
  委员长的警卫大吃一惊，但还是抵抗了很长时间，使蒋本
人得以逃走。
  根据蒋介石自己后来的叙述，他那时已经起床，锻炼之后
正在穿衣服。当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时，在两个人的陪伴下，
委员长爬上10英尺高的墙，从墙的另一面滚了30英尺，跌进一
条沟里。他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后来才发现背上受了很重的
伤，他还把自己的假牙弄丢了（虽然他自己的叙述里没有这些
不体面的详情）。靠人撑住他的脚，蒋介石爬到靠近旅馆的山
上，在那他遇到了几名卫士，在山顶上，他们遭到下面的射击，
几名警卫被打死。
  委员长意识到他已经被包围了，就又向山下走，他又跳了
一次——这一次是跳进一个被灌木丛遮掩住的山洞里。在明亮
的日光下，孙鸣九和他手下的人在那儿找到了委员长，那时他
只在睡衣外面胡乱地披了一件长袍。雪一直在下，他浑身发
抖，赤裸的双脚和手在爬时都划破了。
  这时，与其说是因为寒冷，不如说是愤怒，他全身颤抖，
大声喊叫：“把我打死，一了百了吧，”孙鸣九回答说：“我们不
会伤害你，我们只是想请你领导全国抗日。”
  蒋介石要一匹马驮他下山，但孙鸣九上尉让他伏在自己厚
实的脊背上，背他下山。下坡以后又走了很远，一名侍从才带
着蒋介石的鞋子赶来。到了平地，一辆轿车停在那里，把他接
进西安城。
  在城里，他被领进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的办公室。过
了不久，张学良走进来，在蒋介石面前立正站好，他毕恭毕敬
地称蒋为“委员长”。
  对此，蒋介石给以回击：“既然你叫我委员长，你就是我的
部下。如果你还把我当作你的上司，就马上把我护送到洛阳去，
否则你就是个叛徒。如果我是在一个叛徒手里，你就马上杀我好
了。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再说的，”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一声
不吭。
   不久，就有消息说杨将军的部队打死或打伤四十多个委员
长的警卫，同时国民党政府的十七名高级官员和将领被关押起
来。
  少帅交给蒋介石八点要求，但蒋拒绝答应。于是张学良等
人把这八点要求电告南京，上面还附带有许多被扣押的国民党
军官和官员个人签名。
  他们提出的要求如下：
 1、改组南京政府，允许各党派共同承担抗日救
    国的责任。
 2、立即停止内战，采取武装抗日的政策。
 3、释放上海的爱国运动领袖。
 4、赦免所有政治犯。
 5、保证人民集会的自由。
 6、保护人民建立爱国团体的权利和政治自由。
 7、实现孙中山博士的遗愿。
 8、立即召开全国救亡会议。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文件第二点中重点标出的部分在国民
党的文本中找不到，或者确切他说只有埃德加·斯诺的《红星
照耀中国》里有这段话（第409页）。很清楚，就连斯诺也用了
斜体字，他只是要明确地强调它的重要性。
  在主张“武装抗日”这个问题上，任何潜在的事情都可能发
生，归根到底，这就是逮捕蒋介石的首要目的。正如斯诺确切
指出的那样，八点要求中有七点恰好和“全国救亡”的主张相
关，而这个主张是1936年12月 1日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提出来
的。想必少帅在西安事变期间和共产党进行了商议。不出所
料，后来苏联政府、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红军马上声明他们
支持八点主张。
  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大大震动了中国，中国人陷入深深的
忧虑之中，这一点甚至一些反对派的见证人也承认，而且得到
许多中间人士的进一步肯定。
    埃里克·周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
   1936年12月12日下午稍晚的时候，蒋被扣押的
      消息传到北平，震动了整个校园。对政治不感兴趣的
      教授和学生们都突然关心起已经发生的事情来了。北
      平决不是一个拥蒋的城市，但是在以后的几天里，到
      处都在为蒋的安全担忧。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左翼
      团体在西安事变期间不同寻常地保持沉默。
  这种普遍的忧虑与后来发生的奇怪的神经战有密切的关
系。这次扣蒋事件的制造者张、杨二人，曾经坚信那些因蒋介
石一统天下的野心而受害的军阀们会联合起来做他们的后盾，
指责蒋介石。
  但事情恰恰相反，冯玉祥、胡汉民（他刚刚去世）的追随
者，甚至包括桂系军阀，全都声明支持并忠于蒋介石，并要求
释放他。这使两位将军明白了他们的困难处境。
  在南京，中央政府任命孔祥熙为代理行政院长，任命冯玉
祥领导国家军事委员会，由何应钦调动军队。而张学良则被免
去所有职务，并要提交国家军事委员会予以处罚。12月12日，
孔祥熙和宋美龄乘快车从上海抵达南京。
   在南京，何应钦表现得很愤怒。他建议对西安进行讨伐，
用飞机轰炸来削弱对方的士气。
  这时，蒋夫人指出，飞机轰炸分不清目标，蒋介石本人也
可能被炸死，何将军勉强地收回他的建议。
  共产党左右为难。
  苏联人对这次扣押事件感到震惊，或者至少表面上是这
样，  12月14日，苏联报刊严厉指责扣押者，还异想天开地指
责张学良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收买。在苏联人眼里（根据书面
资料来看），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是唯一能够在中国实现抗日
联合阵线的力量。
  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很难接受这种观点。他们一开始的
想法可能是把蒋介石带来进行审判，然后处决他。
  但这时莫斯科下达了命令：中国共产党要为建立蒋介石领
导下的民族联合政府而努力。这时，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
幕小小的喜剧。
  周恩来，这个在1927年蒋介石政变中从上海行刑队的枪
口下逃脱的人，如今却被延安派到西安来救蒋介石的命。
  12月中旬，周恩来到了西安，他马上去见蒋介石。蒋介石
这时仍很虚弱，背上的伤口还在疼痛，在心理上，他也为自己
的痛苦遭遇感到苦恼。一看到周恩来，蒋介石脸色变得苍白
——他一定记起了自己曾悬赏80，000元买这位客人的头。但
周恩来很克制，表现得很友好，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少帅，两人
都称呼蒋介石为“委员长”。经过一阵很冷淡的沉默，蒋介石听
了周恩来对共产党观点的详细说明。第一次谈判没有结果，以
后谈判日复一日进行，一直到12月25日。
  无论是在他的日记里还是在他的著作《苏维埃在中国》中，
蒋介石都没有提到他和周恩来的会面。
  很多年以后，我从蒋的密友陈立夫那里了解到一些有关的
背景。在西安事变以前，蒋介石曾派他和周恩来谈判（蒋介石
被捕后，周立即被召回延安），参加谈判的还有苏联代表鲍格
莫罗夫。
  周恩来坚持这样的观点：“如果你们抗日的话，我们将和你
们合作。”
  对此，陈立夫反驳道：“如果我们抗日的话，你们应该和我
们合作。”
    接着他提出四点作为国共协议的基础。
   1、中国共产党应该维护三民主义。
   2、共产党应该服从委员长的命令。
   3、红军应该解散。
   4、中国的苏维埃组织应该予以解散；但是，可以
      和延安签订一个特殊协议，根据协议，作为中国地方
      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共产党可以有他们自己的自治政
      府。
  周恩来接受了这些条件，因为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按陈
立夫的说法）。
  陈立夫也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人答应可以不
帮助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同意去见少帅，告诉他和他的追随者不要再给他们
自己找麻烦，因为无论如何国民党政府准备抗战了。
  陈立夫声称是斯大林本人命令扣押蒋介石的，同时他还指
示日本共产党采取一项支持日本军事行动的“爱国”政策。
  这些观点中的第二点是有可能性的；但我知道没有别的证
据来证明第一点。但是，必须承认，斯大林确实可以从扣押蒋
介石中获得益处，因为看起来没有其他办法来加速实现他抗日
的决定。
  现在，另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澳大利亚人w·H·端纳
出场了，他曾效力于张学良，现在则作为中间人为南京方面服
务。他受到热烈欢迎，端纳到西安的时间是12月14日（在周恩
来到达的后一天还是前一天尚不清楚）。  15日回到洛阳之后，
他打电话向南京作了汇报。当时南京方面正处于绝望和频频发
来的各种关于委员长死讯的情报之中，而端纳能够进一步证明
他还活着并且受到优待。
  这个消息使蒋夫人更加反对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张。很明
显，现在有可能达成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了。
  蒋夫人的哥哥宋子文很了解少帅，他飞往西安为蒋夫人的
到来做一些安排。这个安排是很明智的。
  这位委员长夫人长得漂亮，很有魅力，既老练圆滑，又有
外交手腕。她这时的角色是调解人，她表演得很出色。
  在她本人的叙述中，对少帅的描述是“很疲倦，忧心忡忡，
甚至有些惭愧”，杨虎城则“明显的很紧张”。她友好地会见两
个人，好象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
  在12月22日蒋夫人到达的那一天，蒋介石正在读《圣经》
旧约中的《耶利米书》的一章，他看到这样一句话：“耶和华现
在做一件新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于是，这段
话就“应验了”。
  1936年圣诞节，蒋介石和他的夫人飞往洛阳，然后飞向南
京，带着一种牺牲精神，少帅一路相伴，作为他们人身安全的
保证。
  他为这个决定后悔了很多年。蒋介石把他送上了军事法
庭。判决他十年监禁，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后来他被赦免，但
不光是到国民党1949年失去中国政权为止，就是在国民党流
亡台湾以后，张学良仍被软禁在屋子里（在1975年我写作本篇
时，他仍然不能自由活动）。张学良的遭遇一定使宋子文感到
不安，他（根据目击者的说法）曾以个人名义保证张到南京后不
受惩罚。
  张学良本人也确实没料到要受监禁，他把他自愿护送蒋介
石到南京当作是对委员长继续效忠的表示。
  至于杨虎城，他也被关押起来，有意报复的蒋介石乘1949
年共产党行将占领重庆之际杀害了他。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说
法：扣押蒋介石是杨虎城的主意，他劝说张学良袖手旁观。
  在西安事变中负责的决不止一方。蒋介石可能会理直气壮
地声明——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他从未正式接受扣押者交给
他的八项要求。当然，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在任何文件上签字。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他至少默默地接受了上述要求的大部分
内容。他停止了其“镇压”或“消灭”共产党的计划，不再称之
为“共匪”。
  他的终生好友张群被称为亲日派，并被免除了在外交部的
职务；共产党受邀派出一个代表团参加定于1937年11月召开
的国民参政会。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所做的准备工作在不断进
行。
  在西安事变这台令人惊奇的各种力量的三角戏中，只有少
帅和他的迫随者失去了一切。
  共产党受益匪浅。他们不再受到骚扰，并赢得了国内和国
际上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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