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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四章：吹牛皮乱放「卫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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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每天都有新的「历史奇迹」出现的日子里，作为中央主席的
毛泽东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要取其中一个「奇迹」解剖一下，察其真伪。
他相信了，而且认为一处能做到，别处也应当能做到。这样一来，两
千多名县委书记回到各自的辖地真的深翻起土地来了。一说深翻，自
然是越深越好，你说一尺五，他说二尺，我说三尺，大夫们一个个成
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好汉。不知哪位科学家说，农作物的根须可以长
到三尺长。由于下层生土板结，根须伸展不下去，不能吸收足够的营
养，因此要充份提高产量，应当翻土三尺。于是毛泽东对农业机械部
部长陈正人说：「深耕要逐步做到翻三尺。只有深翻，水、肥才能充
份发挥作用。以后单位产量（亩产）搞到八千斤，每人二分地就够了
。」（注１３：华北、东北九省农业协作会议后向毛泽东汇报时毛的
「九点指示」。）
　　陈正人向全国传达了毛的这个指示，但是究竟是下面自行攀比，
先发明了「深翻三尺」的口号，还是毛发了这个荒诞的指示后各地响
应，如今已很难考证了。在那些「敢想敢干」的日子里，深翻三尺已
经不光荣了，有的地方互相攀比，越挖越深，甚至挖到一丈二尺，比
造楼房的房基还深。下命令的中共干部自然不会动手去挖土，遭殃的
只是成了「人民公社社员」的老百姓。
　　公社社员们本已疲于奔命，如今又要深翻土地，只有挑灯夜战。
电灯、灯笼、火把，凡能用来照明的全拉到地里点起来。中国农村的
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那样壮观的场面，感情再冷漠的人见了也会感
动得热血沸腾，诗人、作家见了更是灵感泉涌，写了无数的诗歌、散
文，歌颂那「挑灯夜战」；唯有手执锄头干活的农民才知道，自己
「被驱不异犬与鸡」！
　　《安徽日报》十月十八日头版刊出一篇报导：「浅水养不出大鱼，
浅土长不好庄稼，全省已组织二百三十万人的深翻土地的大军。」文
章说，通过「鸣放辩论，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扭转了抵触情绪，使
群众认识到深耕的好处」。由此我们知道，农民对如此深耕是有「抵
触情绪」的，在「辩论」、批判之后，被逼得无奈才去深翻土地的。
在这块土地上，农民并不是主人。譬如山西阳城县，十二月份已冰冻
三尺，可是还有干部逼著农民摸黑去「深翻土地」（因为没有灯可挑）
，尽管锄头抡下去砍不进一寸深。这时的中国农民已完全成了没有自
由的役工。
　　好在生产大队和公社里的书记们光有无限忠于毛主席之志，却并
没有五年内挖三百条（深翻一尺五）或六百条（深翻三尺）大运河的
决心。他们可并不真的想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上上下下关心的只是
如何在最显眼的地方（譬如上级的轿车最可能驶过的公路旁）挖一块
地，插上个「深翻三尺」的木牌牌，县里来检查时好有个交代；或者
将大报、小报的记者招待一顿，请他们弄个消息，在报上登一登，出
点风头。挑灯夜战虽然壮观，但谁也没有本事连续两年不睡觉，一般
都是熬它个三、五夜，编个数字往上一报，也就偃旗息鼓了。一九五
八年十二月，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彭德怀在湖南视察时曾见过上
千人挤在一块二十亩的田里深翻土地的场面。可以想见的是，这种场
面并没有维持几天。
　　可以说，那些书记同志们用弄虚作假的办法挽救了共产党。不然
的话，认认真真地将全部土地深翻一遍，等不到五年头上，只怕一年
也要不了，几亿累得半死的农民就会变成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了。
　　由于认为自己有著伟大的动机，干部们在撤谎、吹牛时一点也不
觉得羞耻。譬如河南省召开省党代表大会，登封县的县委书记在大会
上堂而皇之地发言，为自己吹牛、造假的行为辩护道：「不虚报，就
不能鼓足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
众脸上无光．．．．」一连七、八个「不虚报」，就如何如何，俨然
把自己当成了英雄。后人也许会问，难道这位登封大夫不怕下油锅？
答案是：一、法不治众，大家彼此彼此。二、河南在省委书记吴芝圃
的率领下，已吹出了「千斤省」（即全省粮食平均亩产一千斤）的牛
皮，天塌下来先砸个儿高的，要下油锅也轮不到他县委书记。三、省
委吴书记正在物色接班人，既然他喜欢吹牛，那么为吹牛寻找理论根
据自然可以博得大人的青睐，说不定可以脱颖而出，升迁到省城去。
后人也许还会再问：难道省委书记就不怕得个「欺骗朝廷」的罪名，
被套上大枷送到京城？答案也还是上面那三条。
　　总之，吴大人就是不怕。八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批评党
的监察委员会不起作用，主持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日常工作的副书记
刘□五便率领了一批人到吹牛最凶的几个省去调查。他们一路上不敢
乱发议论，到了河南，见吴芝圃等人闹得实在不像话，方出面向吴提
了一些意见。但吴自恃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归本省，认为自己是大跃进
的英雄，根本不将监委书记放在眼里。刘无可奈何，结果真的是「不
起作用」，白跑了一圈。「不起作用」倒也罢了，八年后文革一开始，
中央监察委员会就被诬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据点」。以刘为首，十
五位常委中被整死和被逼自杀的竟有八位。监委被一举摧毁，毛泽东、
林彪在中央为所欲为，成了不受监督、约束的君主。这是后话。
　　当时，规规矩矩做事的省委书记也有，陕西的第一书记张德生可
算一个。由于在别人胡来时他坚决不跟浪潮，不肯向中央吹牛说大话，
陕西被批评为「黑锅底」。但周恩来心里有数，曾风趣地夸奖张领导
的省委是「守法户」。由周恩来这话可以判断，当时规矩守法的必定
是少数。这一点也可由五、六个省的统计局长向薛暮桥诉苦这件事得
到印证。
　　对于一九五八年的种种疯狂行为，音乐家、上海音乐院院长贺绿
汀有一句很精辟的评语：「大跃进是空洞名词，鼓励急躁情绪，浮夸
作风，不要科学，违反规律。」
　　在那一年中，中国人制造的荒唐事件，表现的疯癫行为可能超出
了过去一千年的总和。除了前述与大炼钢铁有关的外，这里再略述几
个。
　　二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除四害（苍蝇、蚊子、老
鼠、麻雀）」的指示，公布了各省市计划实现「四无」的期限，如北
京定为两年，河南三年等等。由此搞了个全民动员、亿万人参加的剿
灭麻雀的全国会战。仅北京一处就有三百万人上阵，连续闹了三天，
共打死麻雀四十万只。平均起来，每二十五个人合作奋战一天，消灭
麻雀一只。剿雀大军中包括华罗庚、钱学森等最优秀的科学家。
　　全国各地统一的行动似乎不多，全民「除四害」之外，还有一个
「全民写诗」。
　　由于毛泽东在三月间成都会议上指示「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
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中共中央竟号召「全民写诗」。中央
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发言中说，老百姓对
此「不胜其烦」，这大致是事实。譬如山西省委号召大放「文艺卫星」
，要青年人每天写几十首诗。作家赵树理就对请他去讲话的年青人说：
「我给你们泼凉水啦！我是一个职业作家，一年还写不好一本书，你
们一晚上怎能写出几十首诗？别说放卫星，连个起火（即烟火炮——
引者注）也放不成。」可是讲完后，主持会议的干部照旧宣布，每人
必须写诗若干，不得偷工减料，气得赵树理当场拍了桌子。
　　有一个人倒是一个晚上写了几十首诗的，这是正在黑龙江北大荒
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份子聂绀弩。他在其《散宜生诗》自序中告诉我
们，一九五八年「大办文化」时在北大荒劳改犯农场中发生的一件趣
事：「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做诗，
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要做诗。．．．．说是要使
全中国出多少李白、杜甫，多少鲁迅、郭沫若。」「立刻每人炕头都
点上一盏灯。这房里是两条几十人的长炕，一时百来盏灯点起来，满
屋通明，甚于白画．．．．」劳动了一整天，大家都想睡觉，对这种
命令自然是「不胜其烦」，但聂绀弩却窃窃私喜，因为他可以光明正
大地做诗了。他写了大半夜，第二天一早交出一首七言长诗，想不到
竟荣获表扬：领导宣布他做了三十二首诗！原来领导为了凑数，将他
的诗按七言绝句四句一首的标准裁成了三十二份。可见名曰「大办文
化」，当官的关心的只是「大办」而非文化。
　　在「大办」的热潮中，云南省会昆明办了个「万人赛诗会」，一
连数天，满城都是张贴的诗画。云南大学校长、文学家李广田看了
三天之后，在教室里对学生说：「同学们，我仔细琢磨了三天三宵，
这里面确实没有一首可以称之为诗的东西。」
　　由于平民百姓的诗作无人刊印，我们仅能由名人诗作之不堪卒读
来推断李广田的言之不虚。如戏剧家、诗人田汉时为文化部副部长，
在大跃进中写的是竟是这样的「诗」：「一九五八年，祖国不寂寞。
人民干劲大，一个赛一个。」
　　全民写诗，劳民却不伤财，至多破费点笔墨纸张。毛泽东号召的
「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虽然号称有两亿四千万民兵，但那
只是花名册上的兵，造成的危害也并不严重，仅仅苦了解放军总政治
部主任罗荣桓元帅。他主持民兵工作，可是对各地汇总来的民兵人数，
他吃不准应当打六折还是打四折，只好说：「究竟民兵有多少，是个
谜。」（注１４：《罗帅最后十五年》第九十九页。）
　　经济建设就不一样了，各地搞的五花八门、举不胜举的名堂，造
成了极大的破坏。
　　湖南凤凰县城是沿山筑的城墙，城内一律是青石板、红石板砌的
路。跃进了，应当实行「运输车子化」。但石板路是肩挑人扛的时代
的产物，如何行车子？于是县委下今令用泥土将全城的石板街道盖上
了厚厚的一层。「车子化」的准备工作是做好了，可是谁也没本事
「化」出一部车子来。有路没车，白干一场。要是县委书记们肯认错
，再下个命令将泥土扒去倒也罢了，可是他们就是没有这份勇气。老
百姓就遭了殃。在那个一年四季时常下雨的地方，一到雨天全城就泡
在泥浆里，因为石板下的下水道全堵死了。直到二十多年后，车子化
也没实现，新一代的领导人终于老老实实地将石板翻出重见天日。
　　因为有科学家说，天山、祁连山的积雪融化成水后可以解决西北
的乾旱问题，物理书上又说黑色物质从太阳光中吸热的本领最大（夏
天可不要穿黑衣服），于是便有人行动起来。事前连可行性也不论证，
成本、收益一概不加考虑，便派人去雪山撤煤渣，甚至派空军去轰炸
冰川，结果一无所获。
　　又因为有专家说，人的粪便在高温下发酵更快，使用的肥效更高，
广东番禺县动员农民用大锅煮粪煮尿，以此制造高级肥料，说是这样
粮食高产卫星就有了保障。
　　南方农民绝大多数都住茅屋，因为茅草可以沤肥，湖南便发明了
拆茅屋，将茅草混上人畜粪浸入水塘，然后开塘水灌田的施肥法。他
们将这称做「茅屋洗澡」、「屎湖尿海」。仅宁乡县就拆了十五万间
茅屋，占全县五分之一的住房。
　　粪便发酵再好也还是粪便，于是又有人想到榨芝麻油、胡麻油往
玉米地里浇，给庄稼注射葡萄糖液。河南有个生产队为了放一颗亩产
一百二十万斤的巨型卫星，干部下令打死了七十多条狗，煮成狗肉汤
浇到地里。但是由于下种过多，出秧过密，结果不得不将秧全部割掉。
七十多条狗连一斤种子都没换回来。九月十日，刘少奇去河北徐水县
视察，见那里用麻油、葡萄糖、狗肉汤灌庄稼，非但不制止，反而说：
「那你们可以养狗嘛！狗很容易繁殖嘛！」
　　「多快好省」，多字当头。为了多产粮食，不惜工本多下种子。
四川重庆竟然有人想在一亩田里下一千斤种子，以为这样便可以收获
十万斤。邓小平见到，提出异议，方才制止住。（注１５：一九五九
年二月二十日在上海市委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的新鲜事中还有一椿是不可不提的。搞共产主义，革
命革到了家庭头上，许多地方不许再提「家庭」两字，改之以父母兄
弟姐妹为成员的「小组」。革家庭的命，政治局成员康生是最积极的
鼓吹者。他对农村干部说：「既然已经公社化了．．．当然不需要家
庭了。家庭是革命最大的包袱．．．．革命就得革掉身女情长，一律
要男编男队，女编女队，小孩进托儿所，老人进敬老院，家庭就解散
了，消灭了，人人都一身轻松地闹革命，这是生产力的大解放。」
（注１６：林青山著《康生外传》第一五八页。）不少地方，如山西
省阳城县就真的这么干了，把各家各户分男女各撵到大屋子里去住。
幸而康生并不具体掌管一处，所以认真去解散家庭的干部并不多。
　
　　闻名于世的京郊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在「大办工业」的口号下
办起了水泥厂、石灰厂、小煤窑。工厂开山炸石，罩住了好几个古脊
椎动物的化石点。因为学问不值钱，专家们无力制止这种破坏行为，
直到毛去世后十年，学者的话才受到「党的重视」，将工厂迁出了遗
址。
　　正在建设中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尚未证明成功（事后证明基本
上是失败的），人们就热昏了头，不加论证，不计后果，一下子竟然
在花园口、信山、乐口又修了几座拦河大坝。黄河倒是被驯服了，但
发电、引水浇地的甜头刚刚尝到，河床就被泥沙淤高了。两岸的农田
迅速碱化，不长庄稼了。当时华北平原约有耕地二点八亿亩，一九五
八年「大搞水利」之前，盐咸地约占百分之十五，即零点四亿亩左右，
但一个「大搞」，三、四年间盐咸地剧增至约一亿亩，（注１７：中
国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远距离调水》，赵大康等主编。）于是人
们又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将拦河大坝一座座炸掉。一九六二年，在范
范县（就是那个预计一九六○年进入共产主义新乐园的范县）召开的
解决黄河灌区土地碱化问题的会议上，人们大骂引黄灌溉的馊主意，
赌咒从此不再引水了。会后，他们填平了引黄灌溉的渠道，炸掉了闸
门。
　　本来，引黄灌溉并不能算馊主意，只要地址和引水量定得恰当，
引水浇地是可行的。问题就在一搞跃进，大家都要跃，你拦河筑渠，
我筑渠拦，完全未经科学论证。结果是用人民的钱筑坝，又用人民的
钱去炸坝。当政者说是为人民交了学费，人民只好认账。
　　又如成都平原上的都江堰已造福人民两千多年，现在为了跃进，
竟在它上游近旁又修了一条大坝。大坝造完才发现那是水利破坏而不
是水利建设，结果只好再拆除。
　　兴修水利也是一样。中共马列权威艾思奇一九六五年批判党校校
长杨献珍时说：「我们的广大干部对三面红旗（指建设社会主义的总
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领会得不全面，所以在一九五八、一九五
九和一九六○年出了一些毛病。这些毛病并不妨害我们的三面红旗根
本正确，而且并不妨害我们在那几年实际上有大跃进。」「在北京郊
区．．．．水利很好，生产很好，原因就是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搞
了密云水库。」艾思奇混淆了问题。没有大跃进运动，密云水库也是
要建的，生产上有必要，又有合格的设计队伍，健筑材料也有充份供
应。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只要处于非战争时期，如果连个水库都建
不成，早该卷铺盖走路了。建密云水库，关大跃进何事？大跃进的兴
修水库，是不顾条件，不管有无设计能力，有无材料，有无资金，一
哄而上；一说要搞水库，你搞一个，他搞十个，我搞一百个。
　　譬如山东省，仅一个临沂地区就在大跃进中建了十一座大型水库，
三十三座中型水库，近一千座小型水库。临沂地区是跃进了，但是不
出三十年，百分之八十的小型水库完全报废，其馀的大、中型水库，
不是病库就是险库，一旦出事就非同小可。一个三、四百万人口的地
区，仅水库一项就浪费了上亿的资金，无数的人力，再加上大炼钢铁
中糟蹋掉大量物资，人民无法不吃苦受穷。
　　湖北省的黄岗地区，也同时修了上千座水库，但资金、材料均不
足，从一九五八年起修修停停、停停修修，三十年后还没完。浇地、
发电的效益没有得到多少，老百姓却遭了殃。山里本来田地就少，水
库一修，好田被占去了一大半，水库四周山上的树木又统统被砍光，
水库归「国有」，养殖没有农民的份，国家将他们迁往水淹不到的地
方就算了事，又不许他们搞副业、跑运输，他们只好年复一年地守著
人均几分耕地叹气。
　　除了经济账，还有人命账。一九七五年，河南舞阳县板桥等两座
水库崩塌，淹没数县，死亡十五万人，便是一例。十五万是当时河南
向中央报告的数字，而后来全国政协委员乔培新等人在关于长江三峡
工程的报告中提及此事件，说是「死亡二十三万左右」。（注１８：
《美洲华侨日报》一九八三人年版《远距离调水》，赵大康等主编。）
　　当时崩塌的两座水库是大跃进前开工、大跃进中完工的。这笔账
即使不算在「大跃进」上，也应算在在那之前的「冒进」上。如前所
述，周恩来所以提出反对冒进，原因是各省各部争著搞建设工程，钢
材、水泥严重不足。本来建筑材料不足，该缓的工程就该缓，但大家
都要上马，便只好修土坝，即背水面用泥土夯筑。一般情况下，土坝
可以承受库水的压力，但决不容许库水漫坝。那次河南遇到特大暴雨，
主事者未及时下决心放水导洪（因水库的任务是蓄水，一旦放掉，雨
停天晴，库中无水，主事者会被追究）。等到发现暴雨不停时，库水
已来不及排泄，库水涨满，漫过坝顶，背面土坝顷刻被冲垮。几亿立
方米的库水排山倒海，冲决而出，所到之处无人可以逃生。
　　要是不冒进、不跃进，国家还是要建设，该建的水库还是会建，
但不致因缺乏水泥而建那些不安全的土坝。所以，河南这场灾难实在
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灾后，政府决定永远不再建土坝，算是正式与
大跃进告别）。
　　此类灾祸并绝无仅有，只不过河南的那个崩库事件冲断了京广铁
路，以致人人皆知，而另一些崩库死人的事件被封锁了消息，外人无
从得知罢了。
　　一九五八年辽宁省某地搞水电站工程，因为水泥不足，有人提议
用水泥掺白灰土作代用品兴建大坝。代用品制成后，一位早年毕业于
浙江大学的老工程师认为强度不够，不能使用。他强烈反对将此代用
品运往工地，但搬运工人说我们作不了主，坚持要运。火车车皮装成
后，他心急如焚，决计阻拦到底，便横卧铁轨阻止火车启动。这下犯
了大忌，工程局党委说他破坏建设，要斗他。只因他是水电部东北设
计院派往工地协助施工的人员，工程局党委须征得设计院同意方能斗
争此人。设计院将这位工程师调回，才算平息了一场风波。
　　如此「跃进」，后果不言自明。河南商城县要与全国一起跃进，
修水库，可是没有人设计，一无图纸，二无专家，只有干部在指挥。
工程干到一小半，水库已蓄成四平方公里的水面。一天深夜，忽然一
声轰响，五百米长的大坝土崩石塌，几千名民工和十九名劳改的右派
份子葬身水底，集体成为大跃进的牺牲品。事后，口口声声说「为人
民服务」的官员将此事件封锁得严严实实，没有任何一种新闻媒介告
诉人民，几千名同胞成了当权派们瞎指挥的牺牲品。只因一名右派
（林业工程师）死里逃生，三十年后他的不寻常遭遇被人写成文字发
表，外间才知道那椿死了数千人的事件。
　　中共前辽宁省委书记李荒于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发表的一篇文
章，引述了原东北主管农业工作的一位干部在六十年代初说的一段话：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某些地区盲目上马，大办水利．．．．结
果若干水库经不起洪水考验，先后垮台，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损
失．．．．」损失如何巨大？死了多少人？人们一概不知。被库水淹
没地区之外的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发生了那样的灾祸。多亏他的这篇
文章，我们才得而知之。其他各各省想必也有类似的事件，只是各地
党委封锁了消息，不为人知道罢了。可以肯定，还在「跃进」时，老
百姓就已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了。
　　说到修水库，我们不能不感谢周恩来在大跃进中做的一件绝大的
好事。早在大跃进前讨论长江三峡应否筑坝修库的国务院会议上，与
会者众口一词，主张立即上马开工，唯独电力部副部长李锐一人唱反
调。周即说：「有一人说困难，这很好。」此案即被搁置。由于毛主
张兴建三峡工程，并有「高峡出平湖」的诗句，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兴
起时，三峡工程上马的呼声又高涨起来。三月初周率若干部、省的负
责人及中国、苏联的专家乘船查勘三峡。在船上的会议上，周有意让
李锐第一个发言，让他舌战群儒，坚持他的反对意见。随后，李随周
赴成都参加中央的会议。这个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大跃进运动，可是
关于三峡工程一事，却作了暂缓的决议。可以设想，如果周恩来也头
脑发热，在大跃进锣鼓声中匆匆开工兴建三峡这个「世界第一大坝」，
那结局会多么可怕。
　　据周当时的主要经济顾问、国家统计局局薛暮桥后来回忆：「在
三年『大跃进』中，阵阵热浪势不可挡。总理和陈云同志因『反冒进』
受到批判，不能起来阻挡。但他们从不随声附合，能挡的时候就出来
挡一下。」他这一挡，挡住了一个可能的大祸，实在是功不可没。
　　不过，要论癫疯，一千座水库也好，逼犯人写诗也好，统统比不
上毁坏庄稼作物，将就要到手的粮食、棉花、油料毁弃的行为。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警告全国，「现
在棉花已经盛开，北方各省的棉花甚至已经全部吐絮，但除极少数地
区采摘了一部份外，许多地区甚至还没有开摘。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
情况。如果在棉花盛开的时候下一场秋雨，将使棉花遭受重大损失。」
问题提得很好，结论却是：「关键仍然是能不能．．．．正确贯彻毛
主席提出的『一手抓钢铁、一手抓农业』的方针。」但农民不是神仙，
变不出三头六臂，没有本事贯彻毛泽东的伟大方针，结果就出现了李
葆华（他一九六二年初赴安徽任省委第一书记，之前是水利部实际的部长，
名义部长是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说的情况：「我去密云水库，沿
途见到棉花桃被风吹得满天飞舞，像下大雪一样。农民都去大炼钢铁
了。今年粮食、棉花都一样，是丰产没丰收。」
　　棉花如此，油料作物呢？周恩来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致副总理
李先念的信中说：「油料作物长期被忽视，而去年又大量没收好，严
重地影响了今年油料作物的种子．．．．」这「大量没收好」，显然
与李葆华说的「丰产没丰收」是一个意思。五八年「没收好」的油菜
籽、黄豆、花生等作物是如此大量，以致连五九年的种子都成了问题
，事情是多么严重也就可想而知了。
　　下一个是粮食。当时全国到处都有大量粮食烂在地里。这里不妨
看看毛泽东的家乡是怎样跃进的：一九六○年底，毛泽东表弟的儿子
贺凤生手持毛五○年写给他父亲的亲笔信到北京去闯中南海，直接向
毛告状。这位农村生产队队长告诉毛说：「大跃进来了，要搞公社化
。好不容易一家一户有了房子，一夜之间全部要拆了起居民点．．．．
弄得到处鸡飞狗跳，哭的哭爹，骂的骂娘。一百户二百户连在一起，
越大越是集体化。如果老天爷一把火，从东到西几百间茅棚全会烧成
灰。」「小铁锅砸了炼钢铁，小灶拆了积土肥（南方农家用稻草作燃
料做饭，故灰土能肥田——引者注），筷子碗碟全部归公。」「红薯
烂在田里，犁掉。稻谷不想收，放火烧掉。仓里没得几粒谷，还硬说
亩产达到几千斤。为了迎接上级的检查，把好几块里的稻谷移栽到一
块田里，硬说是亩产几千斤，就是大跃进带来了大丰收，鬼都笑落牙
齿。做假事说假话的是那些人，作官受表扬的也是那些人，吃好喝好
的还是那些人．．．．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这
就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有关人民公社的真实记述。风吹棉桃，火
烧稻谷，如此大规模地暴殄天物，在人类的历史上是仅见的（战争中
被敌方烧掉的除外）。毛泽东没有下令做这些事，他也不赞成这么做，
但他制造了这个「鬼都笑落牙齿」的时代，不能不受惩罚，只可惜直
接受到灾难性打击的是中国农民，而不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
　　一九五八年毁弃农作物的范围极广，以河南省为例，当年竟有百
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作仓。（注１９：罗荣桓一九五九
年六月五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的讲话，见《罗荣桓元帅》一
书。）这可是全国最严重的，以后河南饿死的人数高居各省首位也就
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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