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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十二章　毛「皇帝」不知罪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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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前言曾提到，一九六二年初李葆华赴安徽就任前，刘少奇要
他把「前三年」的事写书、编剧演出，甚至立碑留给后代。为什么书
、剧、碑始终没有出现呢？
　　在中共党内来说，李葆华这个在北洋军阀绞刑架下牺牲的中共元
老李大钊的儿子不能算是不解放。除了前节所述那些救民于水火的好
事外，他还做了一件当时任何省委书记都没有做的好事。就任安徽前
刘少奇曾指示他，在为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整肃的人平反时
，也可以为右派平反。他到任之后不久便写了个「关于右派案件的报
告」，并大刀阔斧地开始对全省的右派进行甄别。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指责，「近来平反之
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注１：一九六二年
九月二十四日，中南海怀仁堂。）于是很多干部都胆怯、退缩，不敢
再给被整的人平反了。譬如，（解放军）总政治部已准备给陈沂（原
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和其他几位错划为右派的人进行甄别，但是由
于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强调「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
争」，于是甄别工作又停了下来。（注２：《罗荣桓元帅》第八九九
页。）可是李葆华就比别人有勇气，决定不理睬毛的指责，坚持「要
善始善终搞下去」。当有人提出异议时，他反驳道：「我来安徽时，
少奇同志当面交待要搞右派平反．．．．少奇同志不是中央吗？还不执
行少奇同志的指示吗？」由于他坚定不移，继续为大批「右派份子」
进行甄别，终于一举为几千名右派平了反。遍数全国二十馀省，从省
委书记（李世农）到当年的大学生，一下子平反了几千右派冤案的，
仅安徽一省。
　　自然，在当时的局势下李葆华也不可能做得很彻底，当压力太大
，他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时，也就下令煞车了。未能赶上这趟平
反车的人，要再继续受十几年的罪，下一班车迟至一九七九年才到来
。
　　这里有个小故事：「右派份子」黄行本是青阳县人民法庭庭长，
在押到一个铁矿和劳改农场「教养」了四年之后，李葆华开始为右派
甄别平反了，黄被调去做这件事。因人手不足，他夜以继日地处理案
件，为一个一个蒙冤的人写报告，平反昭雪。等别人搞得差不多了，
关于他自己的报告才开始动手。当关于为他平反的报告刚刚完成，正
待上级批覆时，甄别工作突然「煞车」了。他没能赶上这班车，结果
还是「右派」。他经手甄别平反的人恢复了职务，而他自己却又被赶
出了法院。几经周折，他才有幸离开劳改农场，到芜湖市搬运公司当
了一名拉板车的的车夫。他日复一日地拉著沉重的板车，在芜湖市的
大街小巷里熬了十六个春秋。他的妻子本是师范毕业的教师，饱受岐
视和凌辱之后，被迫离开了学校，终至精神失常。儿子进了造纸厂，
又因父为「右派」、「政审（政治审查）不合格」而被辞，遭此打击
也患了精神分裂症。
　　安徽省会合肥是宋代名人包拯的故乡，包公祠至今还屹立在合肥
市内。李葆华到安徽没多久，便赢得了人民的普遍爱戴，很多人称他
「南包公」、「李青天」、「活海瑞」。但是他在安徽的所作所为，
在毛泽东看来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等到在文革中将刘少奇斗倒
之后，毛便于一九六七年春将李葆华送上了斗争台。书也好，剧也好
，碑也好，统统无从谈起了。李葆华被斗时，罪名是「反革命修正主
义份子」、「刘少奇在安徽的代理人」。他同当时被打倒的各省的书
记一样，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外，人人都有一顶「刘少
奇代理人」的帽子。而他们所「代理」的，大致也就是李葆华所做的
上述那些事，只是各人做的程度有深有浅罢了。
　
　　李葆华只是许多中共干部中的一个。一九六二年的上半年，许多
中共干部幡然醒悟，明白不能再盲目追随毛泽东了。无数农民饿死这
一历史浩劫在他们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悔恨，因为他们当初参加中
共的革命，就是为了解救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一
九六二年邓小平有段话很能说明当时这些干部的心理：「我们过去是
搞错了，我们承认。群众说怪话，埋怨也是对的。．．．．要承认错
误，群众还是会给我们『改过自新』的机会的。」（注３：一九六二
年七月七日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工作人员的讲话。）
　　至于如何「改过自新」，这些中共领导人想到的便是顺应农民的
要求，使农民再度成为土地的主人。按邓小平的说法，「我们在考虑
．．．．譬如说．．．．包产到户，或叫做分田到户，要它们合法化
。这都是些想法，究竟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全党、中央在考虑。」
（注４：同注３。）
　　可是过了一个月，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还没有「考虑」出个结论
来，他们就遇到了毛泽东的当头棒喝。毛把「包产到户」的主张斥之
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在九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进一步说，
「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
（注５：《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二十二页。）
　　七月间，邓子恢在中央高级党校对几千名来自全国的干部大声疾
呼：「我们应该悬崖勒马了，再也不能搞左的一套了，那是祸国殃民
的做法。它使成千上万人非正常死亡，凡是有一点良心的人，都应该
感到痛心、内疚。」（注６：林青山著《康生外传》第一八八页。）
他是有良心的，他带著他的良心下了台。可是毛泽东呢？
　　两千万人饿死，毛泽东身为祸首应当受惩，至少也应像过去的皇
帝那样下个「罪已诏」，昭示天下，向人民告罪。可是这个人间惨剧
在他心中留下了什么悔恨没有？没有，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可以说明这
一点。的确，他曾经有几个月不吃肉，但他并没有认错。在一九六一
年八、九月间的庐山会议上，他就很不在乎地说过：「错误就是那么
一点，有什么了不得。」（注７：《党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六期第
四十一页。）
　　毛泽东果真没有「良心」吗？倒也不能这么说。据他的私人保健
医生徐涛回忆，他还是关心农民疾苦的：「一位卫士回农村探亲，毛
泽东叫他把农民吃的饭带些来。那卫士带回来的是糠窝头。．．．．
毛泽东刚吃一口，眼圈就红了．．．．他命令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全叫
来．．．．对大家说：『吃，每个人都要吃。这是农民吃的饭。你们
比比你们吃的饭，要将心比心！』」「毛泽东抓起筷子时，总习惯敲
敲碗盘感叹两句：『什么时候农民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不得了
啦，那就太好啦。』」（注８：见《热河》一九八九年第七、八合期
中《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一文。）
　　但是，毛是个认为即使用世界半数人口的生命去换取资本主义的
灭亡也值得的人，既然人民公社是未来共产主义的雏型、是通向天堂
的桥梁，是几亿人民的「万年幸福」的所在，饿死几个人，两万也好
，两千万也好，当然只不过是「那么一点」错误罢了。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毛「退居二线」，被迫交出了一部份权力。
以后形势逐渐好转，并非由于他的思想「战无不胜」，而恰恰是他甩
手不干，静观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去搞的结果。刘少奇等人所做的不
仅挽救了国家，使经济免于崩溃，在挽救共产党政权的同时也挽救了
毛的统治，只不过客观上降低了毛的声望而已。即使这样，毛也不愿
接受，危机刚一过，他就把刘少奇那些救民于水火的政策当作罪恶讨
伐起来。
　　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劈头第一句就是：「
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其实，共产党真有垮台的危
险，那也是在六○年而不是六二年，到了六二年夏，中共执政以来最
危急的关头已经过去了。刘少奇在那年三月五日的一次谈话中曾说：
「什么叫最困难时期？就是农民暴动时期，这样的困难时期过去了。
」这是实话。在饿死那么多人的情况下，农民都没有造反、暴动，共
产党渡过了最危急的难关。
　　毛所以到这时再来危言耸听这一套，把共产党垮台的危险说得那
么严重，其心理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一样。那时他怕的是彭德怀
聚众逼他认错，进而请他靠边休息；现在他担心的则是大权旁落，刘
少奇突然有一天会提出要他退休的意见。早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之
前，毛自己曾表示在将来适当的时候不再担任党的主席，因此八大修
改党章时便加上了一条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
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到了六二年，刘少奇声望日隆，要
是中央委员会突然认为「有必要」请毛担任名誉主席，一生不甘寂寞
的毛泽东是断然不能接受的。他在北戴河突然大讲「我们要搞一万年
的阶级斗争」，就是想制造一个外部形势险恶的气氛，藉以箝制并清
洗内部持不同攻见的人。
　　毛的目标当然是刘少奇。只要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时又把持
著党的日常工作，毛就有可能被请到一边去。但是，他没有足够的力
量触动刘少奇。在中央委员会的投票表决的程序仍然未被废弃时，也
决无扳倒刘的可能。这样，剩下来所能做的便是「清君侧」，砍倒刘
的左右手：一个是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一个中央财经小组组
长陈云。毛给邓、陈下结论，说邓的「包产到户」是不要社会主义、
陈的财经小组的报告和文件则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对前途丧
失信心。于是中央农村工作部连同部长一块儿撤销，中央财经小组则
是陈云「被剥夺了财经工作的领导权」，「小组陷于瘫痪状态」（薛
暮桥语）。刘少奇似乎不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也可能因力量尚不足
以与毛对抗，他采取迁就、退让的态度，听任毛将两个主要助手整掉
而没有加以保护。
　　与此同时，张闻天到南方数省调查了两个半月，写成了一份主张
农民「有在集市上按照市场价格自由出卖其农副产品的权利」的意见
书，经过经济研究所的专家们讨论修改后，于七月中送到毛泽东的办
公桌。张本意是为中央提供决策依据，毛却认为这个右倾份子坚持搞
资本主义。他把那意见书当作张的新罪证，决定对张「进一步审查」
，从此禁止张参加任何中央会议，阅读任何中央文件。刘少奇、周恩
来、邓小平虽然赞成张闻天的这类意见，但他们连邓子恢、陈云都不
加以保护，对已戴著右倾帽子的张闻天无端被二度打击自然也就袖手
不问了。
　　至于彭德怀，毛泽东也顺便打了他两棍子。由于在一九六二年初
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宣布「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人，只要不里通
外国的就可以翻案」，彭于三月间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
表示要写信给毛和中央，要求审查他「里通外国」的问题：「查出来
，就把我的头宰掉，挂在天安门上示众，我毫无怨言。查不出来，我
倒要问问他们，为什么．．．．」（注９：马辂等著《国防部长浮沉
记》第一七五页。）六月中，他递交了一份八万言的申诉，「请求主
席和央组织部份立案审查，处理我这类莫须有的罪名」。这样，北戴
河会议中毛又将彭的申诉斥为「要翻案」，宣布五九年的反右倾不能
一风吹，拒绝给彭平反。于是整个中央委员会又次跟著毛的调子对彭
进行缺席批判，说他配合国际反动势力向党进攻云云。
　　除了「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之外，毛还提出阶级斗争要「年
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为证明其必要，他便到处寻找阶级
斗的靶子。
　　正好七月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班禅就整个藏族地区
（西藏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部份地区）在民主改革中出现的过
左的做法给中央写了份长篇报告，要求纠正，这就使他成了毛泽东唾
手即得的斗争靶子。据班禅本人说：「报告中有些问题讲得厉害一点
，语言上刺激性大了一点，当时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以后，一九六
二年八月的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
纲领，我就变成阶级斗争的对象。到了一九六四年，我被作为『阶级
敌人』受到公开批判。『文革』期间，又关了整整九年零八个月的监
狱。．．．．邓小平为我出狱出了很大的力。我在监狱中没有死掉，
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注１０：《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八
八年四月四日。）
　　就像彭德怀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一封致毛的信使自己至死不得翻身
那样，班禅的一份报告也使自己做了毛泽东的十年囚徒。



　　班禅一案又殃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这个中共高层人物
中毛最早的战友被批为搞「投降主义」，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因
而他根据班禅报告中的意见主持制订的关于藏族问题的政策文件也就
统统作废了。李维汉所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批判并在以后被撤职，
还由于他在知识份子问题上与毛意见相左。六二年三月前后，周恩来
曾数次批评对待知识份子的过左行为，宣布中国的知识份子属于劳动
人民的知识份子，「如果把他们当作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那是不对
的。」（注１１：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李便于五
月间向中央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主张工人阶级和知识份子的联盟是
中国的第一个联盟。这是毛泽东绝对不接受的。毛在八月北戴河会议
中把知识份子与地主、富农的子弟相提并论，说还「没有来得及对他
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份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
注１２：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这样，负责
中共对知识份子和党外人士的统战工作的李维汉被批、被免职也就是
必然的了。
　　抓虱子不嫌多，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还整了另外两位重要干
部，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习仲勋和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这件事倒
不是毛本人发的难，兴风作浪的是他宠爱的打手康生。
　　三十年代时曾有民谣：「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
．．．一心要共产。」刘于一九三六年战死，因为死得早，人们对他
了解不多。刘的弟媳于五六年开始执笔写小说《刘志丹》，书中有个
人物「罗炎」，了解故事背景的人很容易想到那是高岗的化身。说来
也巧，这部本来不一定引人注目的小说开始在《工人日报》连载时，
中共正在北戴河开会，毛泽东正在大讲其阶级斗争。并没有看过这小
说的康生听到了早年曾与高岗共事的阎红彦反对出版的意见，便如同
嗅觉灵敏的馋猫闻到了鱼腥味，一边向毛报告，一边下令《工人日报
》停登，责令报社写检查。这个专爱兴风作浪的康生在一九四五年七
月曾说过：「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
反对高岗是错误。」现在高已被捕自杀，他又以阎的意见作为依据将
《刘志丹》判为「反党小说」。
　　毛泽东也没看这个小说，但是在九月二十四日的会议上却念了康
生递给他的一个条子：「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因
为康生的这个意见与他的「阶级斗争学说」正合拍，于是他又借题发
挥说：「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与论，搞意识形态，搞上
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一九五九年初，小说作者曾将《刘志丹》初稿校样请习仲勋审查
，因为习是陕北红军、党组织的元老之一（一九四五年中共召开七大
时进入中央委员会的老陕北干部仅他和高岗、贾拓夫三人）。既然写
《刘志丹》的是反革命，支持作者的习仲勋、贾拓夫自然也就在却难
逃了。毛泽东当场宣布彭德怀、习仲动、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五
个人「罪恶实在太大了」，取消了他们参加中央全会的资格。
　　这是一九六二年的一件大案，中央组成「专案调查小组」，组长
便是康生。康以整人为乐，「因此遭受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有三百多
人，受害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就更多了。」（注１３：《中国青年》一
九七九年四月号，习仲勋的文章。）究竟有多少人受害？小说作者李
建彤在《现代文字狱》中披露：「挨打、关押、逼死的总有上万人。
」其中刘志丹的堂弟被打死，表侄被打后自杀。特别令人不齿的是，
连刘志丹的夫人也成了打击对象。二十年前中共为刘志丹举行公葬仪
式时，毛曾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夫人年轻守寡，守了二
十六年，竟成了半个反革命份子，被送到陕北农村长期劳动去了。
　　一九五○年，诗人柯仲平去向毛泽东道别，说要回陕西，写长诗
《刘志丹》。毛说：「好啊！一个人一辈子能写出像《红楼梦》那样
一部书就可以了。」如今诗写成了，却因为小说《刘志丹》反党，他
的诗也成了「反党长诗」。按李建彤的说法：「党霸们对他也进行迫
害．．．．逼他日夜地写交代．．．．终于使他心血管暴裂，突然死
去。」
　　当时，在此案中打击的至多只是下放劳动而已，到了文革那就真
正成了迫害：贾拓夫被囚禁，不久就被折磨死去；习仲勋蹲了八年牢
；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七年；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六年。另一位刘志丹
当年的战友，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白坚受尽凌辱而死。湖南省劳动
局副局长刘宗焕，被毒打后扔进河里死去。小说《刘志丹》的责任编
辑何家栋，全家被赶到农寸，每人每月仅得五元生活费，母亲和两个
儿子相继病饿而死。小说作者李建彤在陕北采访、收集素材时，两位
为她带路的老百姓也遭了殃，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而寻了死。最荒唐
的是，习仲勋曾经在一家饭馆吃过饭，办案者便认定饭馆经理是习的
「地下交通员」，而且一下株连到几家饭店，逮捕了十几个人，整死
了五、六个。
　　习仲勋是周恩来最重要的日常助手，整掉他是否有警告周的意思
，那只能猜测而没有佐证。但有一条是可以提一提的，李维汉虽是中
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可是中共统战工作一向由周恩来负责，因此李其
实也只是周的副手。把李、习搞掉，周是应当有唇亡齿寒之感的。但
是周除了对习说「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之外，实
在也没有法子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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