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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十一章　形势险左调稍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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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的曾希圣已不是三年前紧跟毛搞大跃进那时的曾希圣了，他
决心替百姓行点好事，保护刚刚到农民嘴里的那点「甜头」。他敢那
么说，心里是有数的。全省两个月前刚对三十六个县作了调查，每县
各抽一个实行「责任田」和未实行的生产队进行统计，结果是实行「
责任田」办法的三十六个生产队，平均亩产比一九六○年增加了百分
之三十九，而未实行「责任田」的三十六个生产队，平均仅比六○年
增产百分之十二。农民包了自己的一份田，耗在地里的时间少了，收
的粮食反而多了，扛回家的米也多了，当然十分欢迎。曾说「明年再
看」，是希望「责任田」优于集体生产这一点为更多人承认，从此可
以坚持下去，永不再改。
　　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一个月后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即通常
称为「七千人大会」的会议，从一九六二年一月七日到二月七日，开
了一个月）．毛泽东竟拿他开刀了。会议快要结束时，毛在大会上讲
话之后，特别说明收到安徽一个干部写的揭发问题的来信，当场宣布
会议延期，让大家「揭开」安徽的「盖子」。安徽饿死人的事本是事
实，毛泽东从未追究，但对于「责任田」却断不容忍。由此可见，在
毛看来，饿死农民是小事，「搞资本主义」才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在这次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因为主持收拾大跃进造成的烂摊子，
处理濒临破产的经济而赢得了大批高、中级干部的尊敬，声望上升到
逼近毛的地步。但为免「震主」而受猜疑，他处处小心，尽量不与毛
正面冲突，所以刘虽曾经赞成、支持曾希圣搞「责任田」，这时却不
站出来阐明其观点，为曾辩护。像两年多前丢弃彭德怀一样，他丢弃
了曾希圣。于是曾被撤了职，再也回不了他主政十三年的安徽省了。
　　不过，曾希圣究竟是谁搞倒的似乎混沌不清。一九六二年七千人
大会延期结束，批判曾希圣是毛亲自宣布的，可是刘少奇起的作用也
不小。曾倒台后不久，安徽人民便听到了刘要枪毙曾的传说。可能会
议批判曾时，中、下级干部将安徽的灾难如实披露，刘少奇一怒之下
，便以安徽饿死人太多为由要枪毙他；但更可能的只是说曾该枪毙，
并不是真的要采取行动，因为要是曾希圣该杀，该杀的省委书记就太
多了，刘少奇可能没有想过这一点。
　　可以肯定的是，毛、刘批曾的角度不同。毛认为曾搞「责任田」
是「代表富裕农民」，「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注１９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而刘则认为曾
要对二百万人民死亡负责，所以说他该枪毙。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共
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刘少奇去讲了话，其间说到曾希圣这个人，
我看不是那么坏」，「曾希圣早调出来就好了」，可见并不真认为曾
该下油锅。但是，打倒曾希圣，他倒确实出过大力。后来文革初刘少
奇被打倒，曾希圣想翻身，说「我在一九六二年是刘少奇斗下来的」
，声称自己受了刘的害，多少也是实话。刘被整死之后，毛在七三年
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刘少奇在千七人大会上要开除曾希圣党
籍」，「要置他于死地」，那只是借题发挥，为倒刘增加一个籍口，
并不说明他真的以为刘要杀掉曾希圣。
　　曾在毛、刘的夹攻下倒台，毛除去了在省委书记中带头「搞资本
主义」的人物。其他各省中顺从民意、实行「包产到户」的干部也一
一予以清算。譬如接替张仲良主持甘肃工作的省委书记汪锋在一九六
一年春天到临夏回族自治州，发现集中营式的「共产主义生活」和公
共食堂害苦了老百姓。汪同州委书记葛曼研究后，决定在全州农村实
行「包产到户」，将农民从公社桎梏中解放出来。临夏百万农民包产
还不到一年，刚尝到一点自由的甜头，就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
型在七千人大会上批判了，葛曼为此受到了降职处分。以后到了文革
，毛泽东于六六年八月第一批点了三个「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的名
，其中之一就是汪锋；葛曼更因为这个「资本主义」而被残酷斗争，
终致饮恨自杀。
　　一九六二年初，刘少奇扩大自己在党内的影响，同时顺应毛的意
思，帮助毛整肃了一批干部。这批干部同他的观点大同小异，所以整
掉他们也就成为日后他自己被毛整死埋下了种子。
　　当时农村的严重局面丝毫未变，由于一九六二年的春荒，大片青
黄不接的农村发生断粮、缺柴、大批人逃荒的现象，全国大中城市在
依靠进口粮食过日子，而且情形还有恶化之势。此时，主持党务的刘
少奇说：「如不采取紧急措施，我们会回到苏联内战时期的情况。全
国人民将各奔前程。」（注２０：《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六期第
二十四页。）
　　这所谓「紧急措施」是以三月份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通报全国的
，总的精神就是给农民多一点自由，扩大分给社员的自留地，开放自
由市场（集市贸易），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一九六一年比五八年提
高了三分之一。）（注２１：《经济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期第四十
四页。）这些措施固然可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增加农业收
成，但从把地分到农民手里到长出粮食倒进锅里还得好几个月，眼前
的粮食难关如何过去？
　　城里人没饭吃就要闹事，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将大跃进时期「大办
工业」盲目招收的工人「下放」，退回农村去。一九六一年下放了一
千多万，六二年还要再下放一千多万。周恩来在五月间的中央工作会
议上说：「这是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
有的，也可能真是空前绝后。」（注２２：《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
第四期。）
　　城里没粮，乡下更没有粮。一九六一年粮产比五七年低百分之二
十三，可是国家规定留给农民自食的粮食却减少百分之三十。如今又
要将两千万城镇人口送到乡下去，分农民一碗粥，被送下乡的和乡下
人都不愿意。中央在作此决定时，曾准备出乱子，准备学生、工人闹
事。刘少奇甚至说一旦出了乱子，「只好戒严，断绝交通，把秩序恢
复。」但他又预先警告说不得开枪打死人。（注２３：同注２２。）
　　幸而十多年来「一切听从党安排」的口号已深入人心，上了下放
的「光荣榜」的人留在城里也无生路，闹事又势单力薄，百分之九十
未上榜的不会支持。再说，这些人大多是大跃进中招来的，乡下多少
还有些亲友，因此一般也就接受「党的安排」下了乡。全国那么多人
「下放」而未出乱子，这的确了不起。所以，当年八月毛泽东在北戴
河会议上自豪地说，「二千万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
权，哪个能办到？」倒是句大实话。
　　不过，要是不解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问题，再增加一亿人下地种
田也没有用。扩大自留地固然好，可是扩大了也不到农田的百分之十
，农民还得守在一起种集体的田，还是提不起精神。凡是关心国计民
生的中共干部对此都十分清楚。譬如安徽省曾希圣因为搞「责任田」
下台了，关于「责任田」和「包产到户」的争论却未结束。取曾而代
之的李葆华本在工业部门工作，现在一下子卷入「责任田」的纷争漩
涡，马上成了「责任田」派。同许多干部一样，他了解毛、刘在这一
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心里赞成刘的观点。但既然刘不敢与毛正面对抗
，他也就只能对毛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慢慢拖的方针。三月间，他
主持全省的地区、市、县三级干部会，随后作出了「关于改正『责任
田』办法的决议」。但与此同时，他又公开说：「『责任田』是不是
方向性错误，要不要改，大家还可以讨论。」「今年改，明年改，甚
至留个尾巴都是可以的。」「不要一风吹过来，又一风吹过去。」于
是他规定当年改正的不得超过百分之十，「改多的不奖励，改少的不
批评。」总之就是打算拖延，等待中央为「责任田」恢复名声。
　　李葆华知道，把地分下去是帮助农民渡荒的最好办法，农民有了
地，就不会饿死。原先与曾希圣搭档，现在同李葆华配合的省长黄岩
还特地在全省广贴布告，宣布每人可从公社「借」地种粮、种菜。在
不触犯毛的社会主义教条的前提下，他们尽可能多给农民自由，或将
生产队由大划小，父子队、兄弟队也允许存在，扩大自留（最多的地
方竟达百分之四十以上）或将好地分作自留地。他又大力开放自由市
场，指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人们去放，国家不要管得太多太死
。他鼓励农民将增产的粮食拿到自由市场去卖，「高价卖，高价买，
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管他干什么！」「只有这样
，农民多搞些钱，多搞些布，农民才有劲头，才能多生产粮食。」安
徽的目然条件不坏，本是鱼米之乡，经李葆华这样一疏通，农民获得
的自由虽极有限，仍给安徽城乡带来了不少活气，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
　　邓子恢本来是不赞成「包产到户」的，但一九六二年四月安徽宿
县一位区委书记写信给他，说「责任田」的好处，他即派人前往调查
。而且他自己也外出到几个省份去调查了一番，又听取了派往安徽的
工作组的汇报，认为「责任田应予肯定。在五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他发表自己的观点：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的。给农民一点小自由，
不可能发展为资本主义。从本月到七月，他又在军队机关中和中央党
校多次作报告，宣传「有些地方包产到户，搞得很好」，「不能把．
．．．包工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包产到户，超产奖励，这是允
许的」。
　　邓子恢的助手，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也坚决赞成邓的主
张。他亲自到农村去调查后，回到北京兴奋地对人说：「包产到户就
是好，夜里十一点地里还有人，早上天还不亮就满地是人。」他甚至
说：「我就是犯错误，也要说包产到户好。」在中国，「犯错误」就
是挨整、挨斗、被扣上「右倾」、「反党」帽子的代名词，说明决心
相当大。
　　党的副主席、副总理陈云自大跃进以来一直不吭声。一九六二年
刘少奇处理经济烂摊子，亲自登门拜访陈云，请他出来重新组织中央
财经小组，并说「陈云讲过许多问题，现在我们走他的路」。三月十
四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去武汉向毛汇报工作，并提出由陈云
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意见。陈出山后曾对人说：「过去几年说了
话不算数，现在要真正出来管事情了。」（注２４：引自一九六七年
三月十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批判陈云大会上的发言，见文革时首
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批判陈云联络站的《大字报选》第二辑。）
　　陈云也是个「包产到户」派。「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毛泽东
还在外地，陈云曾向刘少奇提出农村包产到户的建议。毛泽东回京后
，不但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反而批评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注２
５：《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四十五页。）但实际上，陈云
当时的思想比包产到户更远。他认为包产到户「是二百二（按：红汞
、红药水的俗称——作者注），是红药水，不解决问题」。他提出要
争取时间，分田到户，以致毛泽东后来说他「是主张百分之百分田到
户」。（注２６：同注２４。）
　　陈云主张分田，并非因为背叛了共产党的宗旨。同刘少奇一样，
他也把这看作「紧急措施」，使国家渡过难关，避免出现「全国人民
各奔前程」的危机。当时占据他头脑的主要思想是：「我们花了几十
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
这个「丧失革命成果」，指的是农民造反推翻共产党；所谓「争取时
间」，指的则是农民失去忍耐之前再度赢得农民的信任。一九六一年
六月他回上海青浦县老家调查时，已经听到农民发牢骚说：「蒋介石
手里受难，吃饭；毛主席手里享福，吃粥。」他对此感到震惊，于是
说：「吃稀饭农民是不满意的。统购统得太多了，这样统购的情况不
能维持太久。不能太欺侮农民，他们要造反的。．．．农民长期吃粥
不行。」所以，他主张分田，是因为他相信农民分到了地，乾饭自然
就有了。他指示财政办公室算账，看「分田到户以后，农业生产每年
能增加多少？」至于农民单干之后是否会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
可能，他则回答：「反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以后再来。」（意指
若出现新富农，就再来一次土地改革或其他形式的均贫富再分配）所
以，毛泽东认为陈云主张在中国搞资本主义，那只是毛的想像，并非
事实。
　　当时邓小平的立场，可由他在文革期间写给中央的《我的自述》
中看出来：「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
』，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
『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一九
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
　　当时刘少奇的思想也在变化。一九六一年五月他在湖南调查时，
陆续发表的意见比较保守、谨慎，如「零碎的土地可以包到户，让社
员讨个便宜．．．．」（五月四日晚）「你们看荒土包给户行不行？
包给户，收的东西百分八九十归户」（五月六日下午）。到了六二年
，他就明确主张包产到户了。「一切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办法都
可以。不要说哪一种办法是最好的、唯一的。」「工业上要退够（指
政治路线上后退），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注
２７：一九六二年六月，见《历史的见证》第九十五页。）
　　文革初少奇被打倒时，任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比省委第一书
记降了半级）的曾希圣说：「刘少奇搞『三自一包』，我这个『责任
田』还不够他的格。」说的倒是实语。
　　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的立场，还可以由他在文革初期作的检查中
看出来：「当年邓子恢在中央工作会议（按：应指一九六二年五月在
北京召开的那次）上说过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没有加以批驳，因此
他就在几次会议鼓吹包产到户，有位中央同志（按：应是指陈云）就
提出分田到户．．．．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没有
把它顶回去，这是很错误的。」（注２８：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由于刘少奇持这种态度，半年前曾希圣挨批时闭了嘴的干部逐渐
敢说话了。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一个会议上说：「安徽实行责
任田增产了」，「突竟包产到户好不好，可以试验。」另一位副总理
李先念则说：「假如让农民自己表决的话，多数农民都是愿意包产到
户的。」
　　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思想同陈云接近。他说：「单干可以
，只要你照我的四个条件去做就可以。一、土地按人口平均负担。二
、保证搞好生产。三、完成公粮任务。四、交纳水费牛租。」一九六
二年四月，河南省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借」给农民自耕，陶
大为赞赏，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宁愿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
死人。」「你们要搞个贫穷痛苦的社会主义吗？」（注２９：见文革
期间广东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红旗（贫下中农）报》。）
　　这时河南的大跃进积极份子吴芝圃也已经下台。借地一事，据康
生说，「这个问题是陶铸提出的，真正坚决执行的是（省长）文敏生
。」（注３０：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接见河南省文革各派代表时
的讲话。）由此可知陶铸也是个分田派，不管怎么说，陶铸的态度是
鲜明的，虽然大跃进初期他也曾积极过一阵子。
　　张闻天是下台干部，虽然政治局的席位还象徵性地保留著，参加
会议发表意见的权利却没有了，他只能自己对自己发表意见。七月十
八日，他在笔记中这样写道：「包产到户的发展」，「是群众迫切要
求自力更生增加生产改善生活的结果」，是「调动积极性的一种办法
」。
　　不过，彭德怀却不赞成让农民分田单干或包产到户。他于一九六
一年底前在家乡湖南湘潭县做了近两个月的调查，写了四个调查报告
。对其老家乌石村的现状，他这样写道：「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
有相当一部份社员要求分田单干或者包产到户。这部份人，按户计算
，约占总户数的一半左右。」
　　「主张单干的理由是：『人心不齐，集体生产搞不好。』『现在
粮食困难，先搞几年单干，等干富了再来合。』『只要土地不出卖，
包产到户不能算是资本主义。』有的甚至说：『公社不如高级社，高
级社不如低级社，低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
　　其实，乌石大队社员所说的「先搞几年单干，等干富了再来合」
，同陈云说的「反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以后再来」，大体是一个
意思。借地给农民也差不多，反正权力在共产党手里，暂时把土地分
下去，像放羊似地给农民一点自由，等到农民有饭吃了或者「干富了
」，国家渡过危机了，土地随时可以再收回来。可惜彭德怀认识不到
这一点，他将这种主张说成是「歪风」。他主张「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保证集体经济在全部收入中占绝对优势」。他和大队干部「引
导农民回忆、对比解放以前受地主剥削的苦处，回忆土改以后两三年
，由于各人单干，有些地方重新发生阶级分化，出现困难户出卖青苗
等情况」，说服了农民，将下边一个己部份分田到户、一个已包产到
户的生产队作了纠正。（注３１：《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三期第
六十一至六十六页。）
　　毛泽东后来临终前圈定的继承人华国锋那时也是坚定的反包产派
。华在当了几年毛的老家湖南湘潭县县委书记后，升迁为地委书记。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不久，他在省委的刊物《学习导报》上发表了
一篇文章《胜利属于高举跃进红旗的人民》，用他收集的材料证明毛
的正确和彭德怀的错误。他还跑到平江县（彭德怀当年率部起义加入
中共红军的地方）去领导批判彭。这就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升迁的机
会，毛泽东亲自提名他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为他以后在文革中
脱颖而出打下了基础。本来提拔一位省委书记处书记只是中央组织部
和中央书记处的份内事，毛越俎代庖，就是为了将他纳入其接班人的
队伍之中。一九七六年华国锋当上党主席后，报刊介绍他的光荣历史
中有这么一段：「一九六二年，在刘少奇『三自一包』的妖风影响下
，这个大队（按：清联大队，在毛、彭的老家湘潭县）有的生产队闹
著包产到户，有的干部甚至主张单干．．．．华国锋同志带领工作组
来到这里．．．．在华国锋同志的亲切关怀下，清联大队的干部社员
迅速煞住了单干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注３２：《光
明日报》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由此可见，一九六二年八月之前，中国农民能否得到一点自由，
享受独自经营一块土地的好处，完全取决于当地执政官员是哪一派。
全国究竟有多少农民欢迎这一自由，现在已无从查考。彭德怀老家乌
石大队是百分之五十左右，这个数字说明不了全国的情形，所以不妨
提一提两位中低级干部于八月上旬写给毛的信：中共河北张家口地委
第一书记胡开明给毛写信，说明「群众要求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
安徽太湖县一位干部则给毛和省委写了一个「关于保荐『责任田』办
法的报告」，说「农民群众中拥护『责任田』的起头占百分之八十以
上，其至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说「责任田」「是农民的一个创举，
是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
　　毛泽东并非不知道农民欢迎「包产到户」、「责任田」，但他要
坚持他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认为搞包产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半年就可以看出农村阶级大分化，两年都不要，农村就会出现阶
级大分化。」（注３３：《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二十一页
。）将这话与彭德怀的「乌石调查报告」一比较，我们就发现：在党
的高层领导人中，观点与他最接近的正是被他骂作「祸首」、「忘八
蛋」的彭德怀。彭只是对他搞「大炼钢铁」，「会把家底烧光」不满
而已，对于经济政策并无深入研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答案
也只是「集体化」，同毛大致一样。毛将彭视作仇敌，那是被权力迷
住了眼。他在庐山知道党内多数有不满情绪，以为目己有被赶下台的
危险，遂对彭发动突袭，演出了那贻笑千载的一幕。
　　在毛看来，「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这是不可调
和的矛盾。他认为共产党的责任就是带领农民干社会主义，不能给农
民自由。「人民救星」的使命感，使他深信只有他才能给五亿农民指
出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康庄大道。至于有百分之几十的人，五十
也好，八十九十也好，不愿意走这条金光大道，那只有强迫他们走下
去，他们以后会得到「万年幸福」的。
　　至于党内分岐，毛认为只有他才有资格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邓
子恢说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的，那是不作数的。认真说来，对于「什
么是社会主义」，几乎不可能有肯定的答案。譬如曾希圣下台之前曾
在一次全省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上说，宿县那位带著病儿子进山
单干，半年后上交公社一千八百斤粮的老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甚至指著一屋子书记们说：「像这样
的人，在我们这个房子里恐怕还没有。」
　　社会主义由权力大的人解释，安徽归曾希圣解释，全国当然就得毛
泽东说了算数。毛的解释与曾希圣、邓子恢们正相反，他在八月上旬
的北戴河会议中发动批判邓小恢，指著邓说：「你这次搞包产到户，
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注３４：《＜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三六二页。）尽管邓重申自己的观点，据理
争辩，其他赞成过包产到户的人却象三年前庐山会议那样纷纷见风转
舵，不再坚持其主张。三个月前刘少奇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天
灾是一片，人灾是一国，要记取这个教训。」可惜他自己就先忘了这
个教训。刘和周恩来、邓小平都不敢陈述自己的真实观点，一般的中
央委员除了赶紧同邓子恢划清界线外，确实也没有别的选择。
　　这样会议便以批判邓子恢「支持农民闹单干」收了场。不久，毛
泽东宣布邓是「十年一贯制的老右倾机会主义」，农村工作部「十年
没有办一件好事」予以撤销。「包产到户」这一帖可以救几亿农民于
水火、使他们脱离苦难的良药，终于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被宣判死刑
，一下子给扔到太平洋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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