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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十一章　形势险左调稍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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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粮食可以救急于一时，却消除不了灾难的根源。有两个小例
子可以点明问题的征结所在。
　　一九六○年，在安徽的农民被饥饿折磨得濒于死亡时，宿县一位
七十二岁的老农向公社党委书记要求，要带他有肺病的儿子到山里去
生产、休养。他保证若产粮有馀便交给公社，若自食不足也不向公社
伸手。获准后，这个没有牛也没有犁，只有一把铁锹和一把四齿钩的
老农就进山去了。当年秋收，他除了留足自己及他生病的儿子的口粮
、种子、饲料以外，还交给公社一千八百斤，超过了自己留的。除此
之外，他又交给公社六十元现金（养猪养鸡的收入）。
　　云南省弥勒县有一户农民，因为女的是日本移民战后留下的孤女
，没有资格享受社会主义新生活，这家人也就成了当地唯一被排斥在
合作社、人民公社之外的单干户。结果是大家都在挨饿，他们却不仅
自己有吃的，还能拿出一些粮食周济眼看就要瞑目的乡邻。自然，凭
这一家单干户的力量，救活不了几个人，但既然公社社员濒于饿死，
而单干户却自给有馀，问题就十分清楚了。
　　说穿了，要摆脱灾难就要先摆脱毛式社会主义，扯掉那件「一大
二公」的漂亮外衣，给农民自由，让农民重新单干。然而这有违共产
党的宗旨。作为共产党，不能不按照导师的指示去做：「我们对于小
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
占有。」（注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七一页。）
　　问题只在于：农民自己是否愿意？如果农民不愿意，共产党是否
应当用专政的办法逼使农民就范？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掌权，未置答
案，而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就是这么做的。作为斯大林的学
生，毛泽东当然也要这样做。
　
　　对于共产党和农民的分歧，毛看得很清楚。自从共产党将土地分
给帮助它打下江山的农民之后，农民和党的目标就不一致了。毛一九
五五年五月九日对李先念，邓子恢说，「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
会主义。」他将这分岐说得再明白不过。要实行社会主义，就不能给
农民目由。为了实行社会主义，不惜采取强制手段。在这一点上，毛
泽东是斯大林的好学生。
　
　　苏联强行搞集体化的后果世人有目共睹。「一九三三年，当这一
行动完全结束时，苏联的农业产量和家畜总数减少了一半以上。在一
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的前夕，还没有恢复到一九二八年集体化以前
的水平。」（注２：《赫鲁晓夫回忆录》爱德华．克兰克萧的评语。
）直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之时，俄国的耕牛还依然少于一九一
三年。」（注３：麦克尔．莫洛佐乌著《勃列日湟夫传》。）
　　中共跟老大哥学，结果几乎一模一样。一九四六年，乌克兰一位
集体农庄主席给共和国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去信，告诉他：「我们已经
完成了上交国家粮食定额的任务。我们什么都交出来了，自己一无所
有。我们深信政府和党决不会忘记我们，将会给我们援助的。」（注
４：《赫鲁晓夫回忆录》。）但是党的援助尚未到来，素有粮仓之称
的乌克兰便发生了大饥馑、人吃人甚至父母吃子女的惨事。
　
　　将一九六○年中国的大饥馑同它一比，我们就明白，学生毛泽东
除了制造的灾难比先生斯大林制造的范围更大、死人更多以外，走的
几乎就是苏联的老路，连制造饥馑的过程都一样，都是农民被迫把粮
食交出去而后饿死。
　　史大林至死都没再把自由还给农民一分，毛泽东也是如此。但是
，这并不等于他们的社会主义就可以从此万岁了。事实是，中国的农
民一直在向执政者要求自由。
　　早在一九五七年初，即高级社成立不久，就有农民要求实行「包
产到户」——按户包种一定数量的农田，每年交给集体相应的粮食，
超产部份归耕作者个人所有。由于退社单干已不可能，包产到户是农
民可争取到的最大自由。当时中共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在人民公社
制造灾难之前，中共党内几乎是一致地予以反对。譬如邓子恢，他一
方面攻击党内热衷于办几千户甚至上万户的大社的人是「社会主义狂
」，（注５：《党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一期第三十九页。）另一方
面又指责「按劳（力）分田，包产到户，实际上退回到单干的做法。
」（注６：见邓子恢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
议上的总结报告。）
　　邓子恢在毛眼中已是一个「老右倾」，连他都不赞成包产到户，
可见当时中共的决策层不仅一致地要搞社会主义，而且对社会主义的
认识差别也不大，都不赞成给农民以自由。
　　中下层干部，尤其是身在农村的，有的同情农民的处境，自行实
行了「包工到户」的政策。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的甚至在地方党的
刊物上鼓吹「包产单位越小越好」，「产量高，由户包」，主张「包
工到户、包产到人」。但是真敢这样与中央唱反调的并不多，并未形
成潮流。当时毛泽东的注意力正集中在公社干部中的所谓「五风」问
题上（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对此
暂时容忍了，未立即予以制止，庐山会议之后，他全力投入反右倾运
动，便立即著手批判起「包产到户」这一政策来。
　　十月十三日，在转发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产到
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的批文中，中共中央正式将「包产到户」说成
「实际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与此同时
，党中央的理论杂志《红旗》也指责「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企图用
所谓『包产到户』之类的形式来破坏集体所有制，恢复单干，使农村
重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注７：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一期。）
　　这样，各地主张实行政策的干部纷纷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整
肃，「包产到户」的呼声立即沉寂了。但是没出几个月，国民经济迅
速恶化，饥馑偏布全国，相当多的干部醒过来，明白继续按毛泽东的
左调行事不会有好结果。他们从此不再将毛的指示奉为圣旨，甚至走
上了与毛的极左路线对抗的道路。
　　清醒过来的首先是刘少奇。一九五八年全党发烧，他的昏话也说
了一大筐，同毛泽东比不相上下。他到处去讲话：「我们人多，人多
可以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注８：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在北京石
景山钢铁厂的谈话。见一机部、北京机械学院、二机部于一九六七年
七月合编的《历史的见证》第八十七页。）「现在农村粮食已开始走
到『各取所需』了．．．．一九六三年开始，住房子、穿衣都可以做
到『各取所需』，这就是共产主义！」（注９：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二
日接见某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时的谈话，见《历史的见证》第八十八
页。）「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
英国。这不是假的。」（注１０：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八日在北京石景
山钢铁厂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超过美国也很快，五年到
七年就可超过美国了。」（注１１：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上海
江南造船厂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他有些话，如「中央有决
定，要十五年普及大学教育」，（注１２：一九五八年十月八日关于
教育方面若干问题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则反映了整个中央
决策层的热昏。
　　刘少奇对于制造大跃进灾难自然有一份责任。在庐山会议助毛反
右倾，使灾祸一发不可收拾，他更是罪人之一。但是千万农民饿死后
，他似乎醒悟了。一九六○年五月，他说：「庐山会议一开，还要跃
进，不跃进就『右倾』。」他大约是从这时开始悔悟的。到了六一年
五月，他说：「饿了一年饭，苦了一年，这个教训很深。」（注１３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在其家乡调查时对县委书记等人的讲话，见《
历史的见证》第四十七页。）七月间，他又说：「党爬上了领导位置
，乱指挥。」「继续这样下去，要下台。」（注１４：一九六一年七
月六日在讨论「科学工作十四条」的会议上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
》第八十九页。）刘少奇这时已深刻认识到中共无法再坚持「三面红
旗」，加上他本来对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即搞半资本主义半
社会主义那一套有兴趣，并不主张搞毛泽东理想中的那个纯而又纯的
、大家都吃大锅饭、靠供给制过活的「共产主义」，他的立场从人民
公社的「一大二公」后退，成了党内主张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错误
的那派人的领袖。
　　安徵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是大跃进的积极份子，在农村搞大锅饭
，拆村并庄，收缴社员的家禽家畜去办「万猪场」、「万鸡山」，虚
报产量，徵购过头粮。一九五八年出现过的荒唐事，除了宣布进入共
产主义这一条之外，安徽件件有份。但他似乎是「人在江湖，身不由
己」（如办「万猪场」就是中央的指示），内心未必就那么热衷于共
产。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等人无端被整，曾希圣即使没有大彻大
悟，也半彻半吾了。回到省里，他发牢骚说「庐山气候不对」，使他
「不敢讲话」，说反右倾是「一边倒」。省里艺人创作历史剧《宝英
传》，叙述太平天国洪秀全与石达开的纷争，他热心参与，从台词到
服装设计都亲自研究修改。该剧批评「天王」洪秀全「听信佞言」、
「排斥忠信」、「屈煞贤臣」，将身份类似总司令的石达开描绘成「
傲慢自负」、「受排挤打击」、「失败了的英雄」。观看预演后，曾
希圣特地点明这出戏「在庐山会议后，更有现实意义」，可见他对彭
德怀多少有点同情。



　　一九六○年初安徽大量饿死人，曾希圣当然应负首要责任，安徽
人民恨他也恨得有理。但是不可抹煞的事实是，在那之后，他的确变
了。六○年春天，邓小平、彭真、杨尚昆到安徽检查工作，在宿县召
开过一个座谈会，会上有提出「现在保命要紧」，要求拿出主意来，
改变现状，渡过难关。曾希圣接受了此一主张，八月间在全省的地、
县委第一书记会上正式提出搞「保命田」，将土地划出一部份给农民
，让农民专种口粮，自种自吃。由于人多地少，平均每人占有耕地只
有两亩左右，如果将种口粮的土地分给各户，那么公社的土地至少要
分掉一半，公社也就名存实亡了。
　　过了不久，曾希圣觉得「保命」二字太难听，又在省委内提出「
是不是可以试行『井田制』，井字中间的土地集体耕种，交公粮，井
字周围的土地由农民自种自吃」。但是由于在省委内先后有两名书记
被整，先是一九五七年李世农当上右派份子，五九年张凯帆又成为右
倾机会主义份子，剩下的书记、委员大都心有馀悸、胆小怕事，因此
「保命田」也好，「井田制」也好，都等于革公社的命，在省委内就
通不过。曾无可奈何，只得提议搞早已有人搞过的「包产到户」，但
这也是被毛宣判为「反社会主义」的，他便将其改头换面，挂上个「
责任田」的名字，在全省推行起来。此外，他又搞出「借地」一法，
公社的田不能分，但可以借，借地种粮食，借地种油料，借地种蔬菜
，谁种谁收。
　　自一九六○年底至六一年初，安徽成了全国第一个全面推行「三
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省份。六一
年三月广州会议期间，曾希圣就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不过他汇报
的是「责任田」而不是「包产到户」。他在会议中也说，责任田「不
同于包产到户」（二者都是分田由个人耕种，区别是前者是田间耕作
各尽责任，分配时还是并大锅；包产则是上交所包的定额后，馀粮归
个人支配。故农民欲得「包产」不成才退而求次，接受「责任田」制
度）。向毛汇报后，他立即打电话回省，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
搞」。但没过几天，会议尚未结束，他的顶头上司、华东局第一书记
柯庆施将他找去，说「责任田」是错误的，要他立即打电话回省，通
知下面煞车。但曾不买柯的账，照旧搞他的「责任田」。四、五月间
，柯又说那是「方向性错误，不能在全省推广」，可是曾仍坚持认为
「没有错」。此时，刘少奇、邓小平直接人赴安徽调查，派去的人回
京汇报，当汇报到柯说的「责任田是方向性错误」时，邓小平大为光
火，说「华东局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这场纷争决非柯、曾二人的事，实际上这是庐山那场争论的继续
，而且由于无数农民饿死的灾难，使这场争执更形尖锐了。是共产党
就都赞成搞社会主义，这不成问题；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却是个老
而又老、始终未得答案的问题。排队下地，排队上食堂当然是社会主
义，但是「田蛤蟆一口饭，癞蛤蟆也一口饭」，「勤快人瞅著懒人气
得肚子疼」可说是懒人不劳而获，剥削了勤快人。如果说剥削是资本
主义的特徽，公社的大锅饭又像是资本主义了。不过，党的领导人多
数更著重实效而不太注意「主义」。譬如政治局委员，在中央书记处
地位仅次于邓小平的彭真，一九六一年三、四月间在京郊怀柔县做调
查期间发表的谈话，就很能代表他的思想：
　　「集体经济到底有没有优越性，看我们生产搞得怎么样。生产比
个体经济搞得好，有优越性，否则无优越性。」（三月三十日）
　　「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哪儿？优越是优越，大家劳动就是不积极。
个体经济没有优越性，就是大家都积极。」（四月十九日）
　　「你说集体经济优越，社员不积极，你说个体经济没有优越性，
自留地平整得好，没有坷垃，还夹上篱笆。集体耕种的地，哪一块赶
得上？．．．．农民对集体的积极性不及个体的高，是带普遍性的，
这不是偶然的，是带有必然性的。」（四月二十六日）
　　「你们怀柔县怎么弄我不管，只要你们把地种得像自留地似的．
．．．」（日期不详）
　　党内有彭真这种不在乎主义、只求将农业生产搞好的思想的人不
在少数。总书记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注１５：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工作人员的
讲话。）所表达的思想与副总书记彭真大体是一样的（这话最早是安
徽干部说的，为邓接受。「白猫黑猫」是误传）。
　　一九六一年四、五月间，中共的主要领导人都在乡下搞调查。
　　四月底至五月中，周恩来率人在河北农村搞调查，五月七日他打
电话给正在上海的毛泽东汇报：「（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全
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二）社员不赞
成供给制．．．．」
　　朱德在陕西、河南、河北调查后，于五月九日给毛写信，说明食
堂有「五不好」，并告毛，这三个省的省委均主张开放自由市场。
　　五月十日，邓小平、彭真就北京郊区的调查结果向毛写报告，表
示基层干部和农民均主张取消供给制。
　　五月十一日，刘少奇在湖南老家给毛去信，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
。
　　五月十三日，邓子恢向中央送去报告，主张停办农食村食堂，扩
大分给农民的自留地。
　　五月十六日，毛收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报告，该报告建
议解散公共食堂，将经济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
　　其实当时毛泽东也知道，食堂这块「社会主义阵地」是守不住了
。一九六○年底的一天，他表弟贺晓秋的儿子从湖南来京找他诉苦，
当会客室里只剩下他们二人时，贺从一个布袋子里掏出一大堆公共食
堂的餐票说：「主席，我想请你到我那里去吃几餐钵子饭。吃食堂饿
死人啦，食堂不散我不回去了。」贺显然说出了几亿农民的心里话，
毛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现在党内主要同志都明白地用电话、信、报
告的方式表达了意见，他便在五月下旬开始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采
取守势，作了退让。他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
，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注１６：一九六一年五月
二十三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又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
要受惩罚，要检讨。我现在受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瘦了，
『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
负主要责任。」（注１７：一九六一年六月八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
　　这次会议终于决定解散全国农村的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结束
搞了近三年、害死无数人命的大锅饭。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的立场稍微软化了一些。一九六一年七月
，他到安微蚌埠，曾希圣又向他汇报搞「责任田」的事。他表示：「
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点。」（注１８：《党史研究》一
九八三年第五期第三十六页。）
　　这样，柯庆施和曾希圣的争论就该有个结论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此时，毛泽东并没有放弃他那误国害民的极左路线，他只是鉴于国
民经济形势险恶，稍稍收敛其左调，不那么咄咄逼人而已。这位深谙
权力斗争艺术的老手只是在作暂时的退却，这是曾希圣乃至刘少奇等
人都没有摸透的。毛丝毫没有改变他的观点。在他看来，农民在一个
集体里生产、分配才是社会主义。所以，到了六一年秋天，他见各省
干部在刘、邓的支持下，或派人去安徽学习、「取经」，或省委书记
亲自在本省推广安徽的经验，个个热衷于搞「责任田」、「包产到户
」时，便认为党的干部们又在搞右倾了。他亲自批发了一个批判包产
到户的文件，要求各省开会研究，实际是要求停止、煞车。
　　但是，即使不识字的农民也明白「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道理，他
们不愿意混大堆干活，只希望将土地分到农户，包产最好，包工也可
以，总之对集体生产没有兴趣。
　　曾希圣虽然曾是最受毛宠爱的省委书记（他是唯一曾同时担任两
个省的第一书记的人），但这时已不再追随毛的左倾路线，而转向刘
、邓靠拢了。所以，文件到了安徽，曾希圣向全省的地委、市委书记
草草念完，往旁一丢，说「这还不是中央哪个处长起草的」，根本不
予理睬。到了一九六一年十二月间，他去江苏无锡向毛汇报工作，此
时中共已决定将农村的收入、分配基本单位由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
，以解决大集体效率低下的毛病，因此毛便问曾：「有了以生产队为
基本核算单位，是否还要搞责任田？」他认为只有集体生产才是社会
主义，大集体不行，至少也要维持一个小集体，让农户各自种自己的
「责任田」就不是社会主义。就坚持理想、原则这一点而言，毛倒是
前后一贯的。但是将国家引到那样深重的灾难之中，他还不醒悟，足见
其思想之僵化、狭隘，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曾希圣不能公然违抗
党主席的意见，便采取拖的办法，答了「农民才搞了一年，尝到了一
些甜头，明年的产量刚刚包下去，现在不宜改，明年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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