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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十章　大灾劫咎由人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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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maxam (小农), 信区: history
发信站: 饮水思源站 (Wed Mar 14 21:58:03 2001), 转信


　　有一天，总参谋长罗瑞卿在晚饭时对全家说：「毛主席已经不吃肉
了，从今天起，我们家中也不吃肉。人民和国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
们要和人民同甘共苦。」山西省省长卫恒，也因此而几个月没有吃肉。
上行下效，互相传说，很快地，全国有相当一部份人知道了「毛主席不
吃肉了」的消息。方方、卫恒、罗瑞卿都是怀著崇敬的心情看待毛不吃
肉这件事的。那么多的农民饿死了，他们不去想应当追究某人的责任，
却一听说毛不吃肉了就感动得热泪盈眶，可见「君主圣明」的观念在他
们脑子里是如何根深蒂固。顺便说一笔，文革中此三人一被整死，一自
杀身死，一自杀身残过早死去。毛泽东若与他们黄泉下相见，真不知会
作何感想。
　　说起不吃肉来，使人想起了一位明君隋文帝。有一次隋文帝杨坚视
察关中一带，因正闹饥荒，他便派员去看看乡民们吃什么。随从取回来
一碗「样品」——豆腐渣与杂糠混成的饭（比一九六○年中国农民吃的
好得多）。杨坚让周围群臣都看这碗东西，随即承认是自己的过错，并
下令以后吃饭不得给自己摆宴，不得有酒和肉，如是坚持了一年，比毛
泽东不吃肉的时间还长五个月。
　　不吃肉是事实，但与人民同甘共苦则说不上。就在全国各处大批饿
死人之时，有关方面为毛泽东在庐山又开工兴建了一所巨型别墅，仅主
房建筑面积就达四千五百平方米，容一座小学还绰绰有馀，其装修之豪
华更非亿万正挨饿的寻常百姓所能想像。这别墅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
时毛居住的原国民党政府总统蒋介石的别墅「美庐」大几倍，由庐山管
理局党委书记亲自督战，几千名工人通宵达旦施工抢建而成。六一年八
月毛泽东再上庐山开会住进去时，并没有因为有关方面在举国饿肚子的
时候为他挥霍民脂民膏而愤怒。如果说庐山的别墅是下面搞的，与毛无
关，那么韶山的「滴水洞工程」就不是这样了。
　　一九五九年六月底，毛泽东曾要求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他的
老家韶山冲「搭个茅棚」，使他「退休后」能落叶归根。不久周被毛定
为「反党份子」下台，毛又让继任的张平化「修房子」，并指明修在滴
水洞。张向其上级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请示，陶为讨好毛，竟决定拨款
一亿元搞「滴水洞工程」（包括修建中共中央开会的场所和铁路专用线
的费用）。只因湖南也在饿死人，财政紧张，工程不得不缩减。但工程
规模仍不小，从六○下半年动工，直到六二年年底方完成。一个连的军
队守卫那片空房，直到六六年六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几天。毛对那「
茅棚」十分满意，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大家都忘了那是在到处有人饿死
，毛主席拒绝吃肉的时候盖起来的。更没有人去想，要是六○年用那「
修房子」的钱去换粮食（换一千万斤小麦是不成问题的），可以使多少
饥民免于饿死。而自从毛六六年六月住过几天之后，那片房子就永远空
在那里了。
　　似乎没有「周总理不吃肉了」的传说，但是周恩来也确实停止了吃
肉。据李银桥回忆，每次周劝毛吃肉时，毛总是摇头说：「你不是也不
吃吗？大家都不吃。」当时粮食部长陈国栋经常在国务院与周一起吃饭
，据他说：「饭有窝窝头，有馒头，有时有面汤，菜是白菜熬豆腐，有
时里面有点粉条。」看来也没有肉。有一次周在火车上服务员送去饭菜
中有肉，他退了回去，仅以豆腐乳和酸菜下饭。饭后，只喝了一杯白开
水。有一次召开国务院会议，会前他特别作了讲话：「我们都是党的高
级干部，应该和人民有苦同受，有难同当。我提议，今天会议餐吃白菜
豆腐汤。大家同意不同意？」那天开饭时，果真每人一勺白菜豆腐汤。
自然，周恩来的不吃肉不像「毛主席不吃肉了」那样有许多人宣传。但
是据罗瑞卿的孩子回忆，当时军队也缺乏食物，内蒙古的部队打野物补
充，有时打了黄羊送到北京，罗便送到中南海，可见如果有机会，这些
领导人也还是要吃一些肉的。
　　一九六○年九月前后，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自内蒙古回京休假，一
天中午与父亲同桌吃饭，卫士端来一小碗萝卜炖牛肉。刘爱琴因难得见
到肉，一下子差不多把肉吃光了。外婆在旁制止道：「你爸爸也有好长
时间没有吃肉了。」由此可知，除了毛泽东夫人江青还能有本事搞到食
物养猴子之外，中共领导人在那「困难时期」的日子过得的确很苦。
　　当时中共还有一些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干部。譬如解放军总政治部秘
书长袁子钦将军领导掌管物资的管理局，但他不利用这近水楼台为自家
弄食物，而是让孩子们打榆树叶，他亲自将树叶掺和在玉米面里做成饼
，同家人一起吃。中共制造了那么大的灾难而不垮台，正是因为有这样
一批忠心耿耿的干部。
　　那时十七级以上的中级干部每月可获额外配给黄豆两斤、白糖一斤
；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大致是市、地区的书记或厅、局长）猪肉两
斤、鸡蛋两斤、白糖一斥；八级以上的高干（大致是省、军、部、级）
则猪肉四斤，其他各物加倍。高级知识份子如学者名流、教授等，亦有
相应的照顾配给，同食不果腹的饥民相比，虽俨然如特殊人物，但实在
也算不上有任何享受。北京的高干每月可到政协礼堂的餐厅去吃一顿，
但仅一顿而已。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胡锡奎有一天在中南海开会，
半夜散会后与司机到那餐厅，欲饱食一顿，惜仅有一张餐券，司机没份
。胡请求多给一份而不得，二人竟空腹怅然离去。
　　由此可知，当时的中国，「路有冻死骨」不假，「在北京前门外的
某些贫民区，例如龙须沟、金鱼池一带，几乎每天都有饿死冻死在街头
的人，其中多数是从附近的农村逃荒来的。」（注１５：黄秋耘著《风
雨年华》。）但是，「朱门酒肉臭」（「臭」字作酒肉之「香气」解）
却的的确确没有。人民没有造反，这也是原因之一。
　　高级干部们自己节省几两肉，救不了百姓，关心民生疾苦的干部们
决定担当政治风险，动手向公社食堂这个肿瘤开刀。由于不到一年前，
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在自己家乡无为县大批解散食堂而被当作「反革命
」抓了起来，因此胆小怕事、以保官为首务的干部是不敢碰这个问题的
。
　　在离无为仅一百馀里的江苏省会南京，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刘顺元
知道不解散食堂便不可能遏止饿死人的灾情。因此，当省委派去宝应县
救灾的干部向他汇报，建议先解散三分之一的食堂时，他立即指示：「
该解散多少就解散多少，不要定框框」，「要严格保密，对内对外都只
说是『调整』，不要说『解散』。上面查问，也照这样说，出了岔子我
们共同负责吧。」当时的江苏省长惠浴宇后来回忆说：「这样一个决
定．．．．在当时需要承担多大的政治风险，又救了宝应县多少条人命
啊！」
　　惠浴宇说的是对的。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要是别的书记们也那样
不怕丢官，毅然解散自己管辖地区的公共食堂，许多农民及其孩子不是
可以免于一死了吗？再退一步说，要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后毛泽东不是
倒行逆施地下令将已解散的食堂重又建立，并没收自留地和家畜、家禽
，那些农民是决不会饿死的。说到底，他们饿死是由于毛泽东造成的人
祸而不是天灾。
　　另外不可不提的是各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农民外出逃荒的政策。
各地的干部竭力防止农民外逃，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保住大跃进的声势
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不愿饥民到别人那里去乞食，丢自己的脸。但是，
他们之所以敢公然将饥饿的农民困死在家中，那是有中央文件作依恃的
。
　　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即张闻天夫人说「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
人的警报」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
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三月十一日发出。一九五九年郑州会议制定的
文件原本没有这一款，毛泽东三月五日在会上说，「文件还要修改，里
面．．．．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讲」，以后才发了这个紧急通知。
）该文件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
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予以收容、遣返。
　　自这时起，中国的词典里多了一个新词：「盲流」。作为动词，它
指农民未经政府许可进入城市、矿区的行为；作为名词，它是所有未经
许可即离开乡土的农民的统称。乡下人「盲目流入」城市，自然有碍观
瞻，而且有害于社会治安，再加上城里人有饭吃，尽管只够果腹或半饥
半饱，总没有饿死之虞。他们相信共产党的宣传，视乡下人「饿死人了
」的申辩为「胡说」，因此普遍对这些「盲流」们不予同情。这里有个
小例子，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友梅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份子，
连他也相信了共产党的宣传。他有段文字回忆那时的情景：「在一九五
七年的那场误会不久，我的亲弟弟和堂弟弟竟『盲目流入』到东北大森
林里去了。他们到北京来求我帮助路费，诉说困难。我拍著桌子怒斥他
们『攻击三面红旗』。后来，他们流落在一个小车站上衣食无著，来信
叫我寄点钱去帮助他们继续赶路。我为『划清思想界限』不予理睬，反
把信交到一个组织部门里去．．．．从此兄弟间断了关系。我以为我是
对的。」
　　那些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各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数进入城市
的遭遇最惨，越大的城市越惨。因为大城市常有外国人往来，当局不愿
让「外国朋友」看见他们衣衫褴褛、当街乞讨的模样，连城里同胞也认
为他们丢了中国人的脸。再说，其中有些人也难免有偷摸行为，既然中
央、国务院有指示要收容遣返回乡，而回去后还是没饭吃，还是要往外
逃，有些地方索性便将他们成百上千地押往劳改农场，名曰「收容安置
」，实则视作劳改犯人，与真正的犯人无异。他们唯一的罪过，只是未
经政府许可「盲目流入」城市而已。
　　中央文件写得十分周到，对于流入东北、西北、内蒙古的农民，规
定可不予遣返，算是对那些地广人稀的地区的支援。「盲流」们到了上
述地区，通常成了最下等的苦力——新社会的剥削对象。东北长白山区
的设备简陋的小煤矿，下井挖煤的除了劳改犯人（不少是右派份子）便
是「盲流」。人民公社办的煤窑，更欢迎盲流们下井去挖煤，因为条件
恶劣，时常死人，而死个盲流是无人注意的，连抚恤金都不必付。
　　有些盲流比较幸运，笔者在辽宁鞍山钢铁公司就碰见这么一位。他
原是山东一个农村的生产队长，一个字也不会写的标准文盲。他「盲目
外流」的经历是这样的：「到了一九六○年，农村劳力不得乱走了，我
们找人开了张证明，说是外出办事，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在一天夜里
，一共七个人，打起铺盖卷溜出了村子。．．．．到了北京立即转去关
外的火车，闯关东了．．．．」他们的确是盲目的，并不知道目的何在
。幸运的是，「火车开到山海关外头一个站时，有人上车来挨个儿问，
『有没有工作？要不要工作？』原来是鞍钢的招募人员。我们愿意干的
便被集中到后面几节车厢。一共四百七十三名，除了少数河北人，以及
几个妇女，其馀全是男的农农民，来自山东。我就成了这四百七十三个
人的大队长．．．．来鞍山后，老工人都称我们『盲流』，为此常发生
打架事件。后来领导正式宣布，应当叫我们『新工人』，这才了事。」
　　华北的农民为求生计，二百年来一直在闯关东。东北好几千万人口
就是这么来的。官府既未组织移民、屯垦，那些农民自然也是「盲流」
。他们开发了那一大片国土，对国家的页献有目共睹。中共对到达东北
、西北的「盲流」网开一面，不予收容遣返（其实东北的城市照样「收
容」），做得很对；但是在大片饿死人的农村地区采取把守交通要道、
禁止饥民外出，使他们坐以待毙的政策却是人脑能想出的最残酷、最不
人道的政策。毕竟在一九六○年初，中国还没有什么「自然灾害」，象
前文说安徽三兄弟中的一个逃到江西生存下来那样，很多人是会找到活
路、免于一死的。中共「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制造了大量不该
发生的「非正常死亡」。相信至少数百万农民像安徽三兄弟被困死在家
里的两个那样，是这种政策的牺牲品。
　　把关堵道，在边强地区就不那么容易。所以，在千万人饿死时，边
疆部份人民逃离中国，寻到了活路。从一九五八年到六○年，云南不少
边境居民逃到了国外。跑的人数不详，但六○年之后的云南省委第一书
记阎红彦的说法是「边疆跑人多，震动很大」，「跑人问题，跑了那么
多人，当然不对」，（注１６：见《光明磊落、耿直刚强——阎红彦
传》。）可见问题相当严重。广东毗邻香港，起先人民逃往香港，途中
被堵截抓住后均绑起往回押，有的人还未到收容站就倒下不起了。后来
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决定放百姓一条生路，指示「不要武装堵塞，不要捆
绑」，结果至少有十万广东人逃离。一九六二年新疆边境伊犁、塔城地
区七万多人逃往苏联的事件，固然与苏联暗中挑唆、诱惑有关，也有一
定的民族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因大跃进的人祸使那里的边民们也沦于
缺吃少穿的境地，苏联人用面包、黄油一诱惑，对人民公社失望了的边
民们连同县委书记、县长们便不要自己的家和国，逃亡了。
　　从一九六一年起，中共又将苏联「修正主义者」的破坏说成是造成
中国经济困难的一条主要原因。因此，对于苏联政府撕毁合同、中止援
助、撤走专家并进而逼债（一九五○至五三年朝鲜战争的军火债与提供
工业设备的费用）与中国当时的困难有何关系，也需要叙述一下。中苏
交恶，主要起因于意识形态的纷争，所谓「苏共要当老子，中共不愿当
儿子」倒在其次，领土争端构不成主要原因。中国人固然希望收回被沙
俄夺去的国土，但两国并未因此而交恶。相反，五七年凡是就此发表「
反苏言论」的人，都一律被中共扣上「右派」帽子送去劳改营，可见毛
泽东并不打算因此而同苏联撕破脸皮决裂。
　　导致两党决裂的主因是中共认为赫氏改变了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按
照马克思、列宁的教义，共产党要实现其主张，唯有以暴力革命夺取政
权一途，毛泽东对此坚信不移。而赫氏则致力于结束同「美帝国主义」
之间的冷战，代之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
新政策。中共局限于自己的经验，又因为美国是其解放台湾、统一国家
的主要障碍，拒绝接受这一方针。
　　一九五七年底，毛在莫斯科十二个执政的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就批判
了和平共处的方针。不过当时为寻求苏联的援助，毛仍然提议由苏共作
「社会主义阵营」的「头」。赫氏虽对毛反对与美国谅解的方针感到不
快，但对毛推举他为「头」的做法却颇为满意。作为回报，赫氏对援华
也颇积极。
　　一九五八年夏天，台湾海峡局紧张，金门、厦门整日炮战。由于中
共无轰炸机，赫鲁晓夫于九月十六日告诉中共驻苏大使，说苏联可派携
带火箭的图——十六图轰炸机到中国助战。中共不愿外国军队来华，表
示不接受助战，但想自行制造轰炸机，希望苏联帮助。赫立即同意。五
九年一月，两架样机以及另外两架的散装件和有关图纸已运到中国，使
中共从组装开始进行仿制，从此有了自己的轰炸机。
　　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一架从台湾出发的美制Ｕ－２型高空侦察机
在北京近郊通县上空被击落，令世人瞠目结舌，美台更是不明所以。毛
泽东以他惯有的幽默对外国来客说：Ｕ－２飞机是被我们用竹竿捅下来
的．．．．如今真相已披露：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枚苏制
萨姆——二地空空道弹运抵满洲里，前后共六套发射器、六十二枚导弹
运到北京四周的防地。苏联派来专家及一个导弹营的官兵前来一对一地
教练。三十年后，中方的学员仍然认为，「苏联人授课是严谨、认真实
意帮助中国人尽早掌握技术。」（注１７：傅振国《昨天的秘密》，见
《海南纪实》一九八九年第五期。）中国人有理由记住：那架Ｕ－２侦
察机是历史上美国第一架被对方以导弹击落的飞机。
　　三十年来，所有中国人写的论述中苏关系的文章都把一九五八年四
月苏联要求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共同使用，以及一九五八年七月要求
与中国合建「联合舰队」这两件事，说成是苏共想控制中共海军，觊觎
中国主权，从政治上控制中国的证据。这种说法根据是不充份的。在两
项要求均被中共断拒绝之后，赫鲁晓夫仍然送来了轰炸机、导弹、潜艇
，并没有用断绝援助为要胁逼中共就范。这历史事实不是几篇论文就能
说清的。
　　当然，要说苏联援华毫无保留，那也不是事实。不过世上本无「无
私援助」，人家留一手也在意料之中。如给了潜艇，却不肯给其他重要
装置。但这并不构成严重问题。中苏分裂，可以说是当时中共反对苏共
和平共处方针的必然结果。当然，这和一九五八年以后中共的异常表现
也不无关系。
　　苏共对中共一九五八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做法，曾经提出「同
志式」的意见，但毛泽东正在兴致勃勃地指挥跃进，而且内心并不认为
苏共真的就是什么「头」，自然不买苏共的账。赫鲁晓夫大约在那时就
看出毛是个一意孤行的蛮干家。一年前，毛在莫斯科作演讲：「有人说
中国人爱和平。我们说不对！我们中国人好斗。依我们的意见，牺牲世
界半数人口，消灭资本主义，换来社会主义．．．．」用常规武器是打
不掉半数人口的，毛显然指的是用核武器打掉半个世界，轰掉资本主义
。主张与资本主义世界对着干的人民公社和随后的大炼钢铁运动，
中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疯癫，赫氏可能便已作出判断，不应继续帮助中
共设计制造核武哭器了。但直到五九年五月，他宣布要在全世界面前树
立和平形象，为和平作出新姿态之后，才作此决定。可以说，这是苏联
向美国递出的一枝橄榄枝。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收到苏共的通知：「提前中止一九
五七年十月十五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定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
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不过，迟至六○年八月，苏联才将在中国核工业部门及其研究院的
专家、图纸撤走。
　　在这件事上，受损害的是中国，惹祸的却是毛泽东。他一向说「我
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可是如果社会主义要用世界半数人的生命来
换取，这个「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是正义的。可能世上没有一个政治
家会愿意协助持有这种主张的人得到核武器，尽管中共在一九六四年十
月拥有核武器之后，毛没再重复其「牺牲世界半数人口，消灭资本主义
」的论调。
　　一九六○年七月，在中国饿死了两千万人的情况下，苏联单方面
中止执行几百个援华合同，自然加重了在那之后中国的困难，延长了
中国人民的痛苦，滞缓了以后的经济复兴。这好比在中国的伤口上撒
了一把盐，但却不是出现伤口的原因。中共至今将这说成是「我们国
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受重
大损失」的原因之一，是不妥当的。看看时间表就一目了然了。
　　对于「苏联逼债」给中国造成的影响，也被当时中共的宣传机器
夸大了。由于韩战苏联提供军火，外加经济建设提供的设备，中国共
欠苏联债务七十七点五亿元。到一九六一年底，共还掉四十七亿。（
注１８：《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五期第二十八页。）这个数字同
大炼钢铁中浪费的千亿元相比本是小数，同三年跃进中计划外的基本
建设投资二百四十五亿相比也是小数。（注１９：《党史研究》一九
八一年第四期第十三页。）那二百四十五亿元额外投资大都未取得应
有的效益，白白被糟塌掉了；若用它还债，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债还清
了。
　　这些投资之所以白白浪费，多半是因开工前未经专家论证。譬如
甘肃省搞的「引洮工程」就是个实例。按毛泽东的说法，「甘肃洮河
引水上山，那么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人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
搞起来的。」（注２０：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北戴河会议
。）该工程是毛推行大跃进的样板，规模是不小，几百里的渠道，沿
线调集十万民工，从一九五八年一直干到六一年。结果，饿死、累死
、打死万人不说，整个工程完全报废，一滴水也没引上山，浪费的金
钱难以计数。仅仅在一九六一年之内，全国报废工程就折合人民币一
百五十亿元。（注２１：引自成都《天府新论》一九八九年一月号中
共四川省委党校韩西林的文章。）这刚好是中国对苏债务的一倍。
　　假如中共以困难为由推迟偿还那四十七亿元，改用以进口粮食，
按一九六○年国际市场小麦价格每吨六十多美元计，可购买约三千万
吨粮食，即六百亿斤，拿去救灾当然是够了，但却不能这样计算。我
们只能算六○年内还给苏联的是多少，因为只有那一年才能以困难为
由要求推迟偿还债务，而只有在那一年这个要求被拒绝之后才能说人
家「逼债」、「趁火打劫」。这个数字目前无从得知，但离十亿元不
会相差很远，这同自己的浪费相比，更是微不足道了。再说，在六○
年苏联「逼债」之前，千万农民已经饿死了。「逼债」固然不义，但
确实不是饿死人的原因。
　　中国不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即大批人饿死之前，而是迟至
六○年底即无数农民已经饿死之后才决定进口粮食，并非因为向苏联
还债而手头无钱，而是由于在「反右倾」、整肃一千万人的政治气氛
中人人自危，不敢说真话，饥馑真相被掩盖，致使周恩来无法下决心
。据当时的外贸部副部长林海云说：「一九六○年．．．．必须从国
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抛售黄金
，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
说，黄金不能卖！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
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一九七○年。」
（注２２：《不尽的思念》一书中林海云的文章。）
　　从林海云的话中我们无法判断周恩来何时决定购买黄金，是在决
定进口小麦之前还是之后。由于到了一九六○年十二月底才决定进口
粮食，我们可以这样作个小结：一九五九年本是歉收年，中南海却认
为是丰收，于是在六○年出口了二百六十五万吨粮食，购买了几十万
两黄金，而人民则饿死了两千万。
　　这笔当年买黄金的钱虽然只能用来买十几亿斤粮食，可是如果庐
山会议后紧急动员，立即用这笔钱进口粮食，运到缺粮最严重的几个
省去，在农民饿死之前运到，救活一两百万人还是可能的。国家储备
黄金应当是为了救急。当时要是动用储备金，各省再及时开仓放粮，
或者紧急中止粮食出口，撇开庐山会议少量饿死的人不算，那两千万
人一个都不饿死，也是可能的。
　　全国范围的死人始于一九五九年十一、十二月间，七、八月里召
开的庐山会议是阻遏灾难发生的最后机会。「反右倾斗争」使毛泽东
巩固了他的统治，也葬送了那最后的机会，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大
饥馑就无声无息地席卷了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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