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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中苏关系内幕纪实----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ue Aug 31 16:24:02 1999), 转信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
    （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９年）
    随着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至１２日中共中央第八届第十一次全体会议的召开，开始
了中
苏论战新的转折点，这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针。８月１
３日
①发表的一份长篇公报重审了中国党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敌对态度，拒绝了在越南问
题上
与苏共的合作。虽然这个公报只是重复了中国党过去曾屡次表达过的观点，但是，这个
被中
央委员会正式通过的公报被西方观察家看作是中国党与苏联党关系彻底破裂的标志。
    中共公报断言，苏联的政策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
，在
社会主义世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苏联对越南的政策是“表面上支持越南的事业，但
实际
上背叛了越南的事业。”公报继续说：“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共同敌人。
为了
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必须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国际
统一
战线。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奉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
族解
放运动中，进行分裂破坏和颠覆活动，积极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他们当然不包括在这个
统一
战线之内……”
在过去的四年中，两党关系破裂的扩大，可以用１９６６年８月的中共公报和１９６２
年９
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后所发表的公报之间的对比来加以说明。１９６２
年的
公报宣称：“现代修正主义者是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与苏共发展友谊，互助和合
作的
关系”是中国的政策；公报同时表示拥护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宣言和１９６０年莫斯科声
明。
而这个新公报则把苏联领导人说成是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对苏共采取了一种强
烈的
敌对态度。并且，没有提到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宣言和１９６０年莫斯科声明。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最猛烈地谴责苏共为“修正主义者”的那些人中间，有邓小平
——
他在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会议上和１９６３年莫斯科会谈中率领了中国代表团，以及彭真
——
他在上述两个场合都是代表团成员，并且还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
在北京苏联大使馆处的游行示威
（１９６６年８月）
    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和中小学生被组织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他们于１９６
６年
８月２０日在北京开始示威游行。
    红卫兵们经常在苏联大使馆外面举着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画像进行游行示威，而且把
通向
苏联大使馆的那条街道刻意命名为“反修街”。８月２０日，一群人阻止一位苏联高级
外交
官离开大使馆去履行正式约会。８月２６日，苏联政府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出强烈
抗
议，反对这种“直接破坏大家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行动，并要求立即结束苏联驻北京
大使
馆外面的这种“流氓行为”。８月２９日至３０日，中国官方通过在苏联大使馆外面组
织群
众示威游行来予以反击。在这次示威游行中，成千上万名红卫兵敲锣打鼓，高喊反苏口
号。
不过，大使馆的门口被军队和警察严密守卫着，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１日，苏共发表的声明把大使馆外面的这种“暴行”说成是“破
坏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团结的一个新的严重措施”。８月２８日，东德大使馆在其武官和
家属
受到红卫兵的攻击之后，已经提出过一次强烈抗议。
    １９６６年８月，红卫兵在进行反苏活动的同时，伴随着普遍的反宗教的示威活动
。这
种活动导致了北京和其他城市天主教教堂和新教教堂的关闭，宗教象征被摧毁，很多外
国尼
姑被驱逐。
    在１９６６年９月的上半个月里，苏联报刊集中报道了其他共产党对中国政策的批
评，
但是９月２０日，伊兹韦斯蒂娅写了一篇社论，把中国国内最近的发展说成是“不但是
中国
人民的悲剧，而且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前所未有的耻辱。”
    社论在阐明了中国已经将自己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开除出去之后，表示相信：“
中国
共产党的健康力量最终必将领导中国回到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
苏联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批评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２月）
    从１９６６年９月起，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日益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采取了
批判
性的态度。在对中国所反复声称的苏美“勾结”的答复中，苏联发言人暗示，中国政府
本身
在与美国发展联系的同时，企图引起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冲突。
    这一观点是由伊兹韦斯蒂娅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１日发表的一篇全部是由西方报纸
的引
文组成的文章中首次提出来的。
    文章不加评论地引述了被认为是“高地锚斯科事件之后，共产党中国发表了最强烈的反苏宣传文章
。一
个典型的例子就是１月２７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痛击苏修混蛋们的疯狂挑
衅》
的文章，文章包括下列内容：
    “一小撮苏修混蛋们，你们听着：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
你们
欠的血债是一定要偿还的！……
    你们血腥镇压我国留学生的暴行，同沙皇、希特勒、三Ｋ党何其相似！这充分证明
你们
在苏联搞的是最反动、最野蛮的法西斯专政……”
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６日傍晚，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面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暴力示威游行
。包
括武装士兵在内的大批人群朝出入于苏联大使馆的人啐唾沫，进行骚扰，朝他们的车上
扔颜
料，用棍棒欧打他们；这些人群还越过围栏，猛掷干草和燃烧的火把，制造一种失火的
危
险。大使馆大门和围拦上张贴着反苏标语，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模似像被吊在树上。

    高音喇叭昼夜不停地高喊着反苏口号，干扰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的睡眠。西方记者被
误认
为俄国人，难以逃脱中国示威者的暴力行为。
    虽然苏联外交部于１月２９日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保护苏联
大使
馆，赔偿对大使馆大楼的破坏，但是，示威者变得更加狂暴。２月２日，苏联外交官员
被红
卫兵围困在车里达１６个小时。第二天，从北越归国的苏联专家遭到围攻。２月４日，
苏联
提出第二次抗议，警告中国政府说：“苏联人的克制和忍耐是有限度的”，“苏联保留
视情
况采取措施的权利，以保护苏联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
    １９６７年２月４日至６日，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家属分三批从北京撤走。２月
４日
离开的那些人在机场遭到红卫兵的嘲弄。次日，第二批人被红卫兵阻碍了６个小时未能
登
机，红卫兵闯进公共汽车里，把他们带到机场。他们到达那里时，红卫兵打他们，向他
们啐
唾沫。
    ２月６日，发生了最残暴的场面，妇女（有的抱着孩子）和儿童被红卫兵逼迫在毛
泽东
和斯大林的画像下爬过去。当苏联和欧洲其他外交官们——包括唐纳德·霍普森（英国
代
办）和卢西恩·帕耶（法国大使）力图保护妇女和儿童时，遭到粗暴的虐待。返回大使
馆的
苏联官员们遭到袭击，一些人在公共汽车里被囚禁了１２个小时。示威者破开苏联大使
馆大
门，走进庭院，挥舞着亵渎人格的标语牌。
    １９６７年２月６日，中国外交部通知苏联大使馆，禁止苏联使馆官员离开使馆大
院，
否则，他们的安全无法予以保障。
    有几天，大使馆实际上处于包围之中。２月７日，东欧的外交官给苏联同行送食品
，次
日他们受到警告：如果他们走近苏联大使馆，那么他们的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２月９
日，
那些外交官不顾警告和监督把从莫斯科空运来的食品供应送到苏联大使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９日，苏联政府在第三份抗议照会中指出：
    “中国当局所采取的措施只能说明，不是蓄意地破坏苏中关系，就是这个当局没有
能力
保障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正常关系的国家的代表在该国生活和工作的起码条件。
苏联
政府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停止针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及使馆人员行动自由所采取的蛮横措
施。
    如不能在最短期限内做到这一点，苏联方面保留采取必要的措施的权利。”
    当天，苏联政府单方面取消了允许中苏公民不需签证互访对方国家的协定。１９６
７年
２月１０日，中国政府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苏联大使馆被围攻，特别是苏联妇女和儿童被侮辱这些情况，在苏联激起了极大的
愤
慨，许多城市都举行了抗议聚会。从２月６日至９日，代表们每天带着抗议决议案来到
中国
驻莫斯科大使馆，当中国使馆拒绝接受抗议决议案时，代表们把这些抗议决议案贴在附
近。
２月７日，苏联一个代表团获得允许进入使馆院内，但是随后，中国人向苏联外交部提
出抗
议说，他们强行闯入了大使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１日，周恩来在北京的一次群众会议上，强烈指责苏联“修正主

义”，但他说决不会对苏联外交官员采取报复行为。他的讲话予以广播，但没有在报刊
上发
表。２月１２日，苏联大使馆接到通知，“如果他们不挑起事端的话”，他们现在可以
离开
使馆大楼。于是，使馆外的示威活动结束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０日，巴黎的莱蒙德在发表的一篇分析示威游行原因的文章中指
出：
“在围绕于毛泽东周围的文革小组的心目中，加强国内团结，反抗苏联‘外来威胁’是
最重
要的问题。当时，反抗‘革命派’的暴行的斗争已经在部分地区蔓延，而且甚至发展成
为边
境地区——如：新疆、西藏、满洲和云南——的内战。一些东欧外交官把康生（１９３
３年
至１９３５年中国党驻莫斯科第三国际的官员和研究中国与兄弟党关系的专家）看作是
与
‘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阵营彻底决裂的最坚决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周恩来似乎
代表
着比较温和的一派的观点，而且试图避免发生最坏的情况。除了国内原因之外，反苏运
动可
能是以下列考虑作为动机的：
    “（１）继续与苏联人之间所剩无几的联系和最后向苏联人提供中国情报的必要
性。……
    直到最近，在北京之外发生的事件上，苏联外交官要比其他任何同事消息灵通。前
中共
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被红卫兵的报纸指责为把党的文件传给了苏联人，甚至在毛
泽东
的官邸也安装了窃听器。杨尚昆的事情可能在引起破裂的决定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２）在不远的将来，召开国际共产党会议的前景被认为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在
北京
看来，保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表面的有机统一是毫无用处的，现在的问题是要找到使莫
斯科
承担最后决裂的责任的办法。
    去年，日本共产党对北京路线保持忠诚的最后几个党中的一个对‘修正主义’给予
支持
这一事实，普遍被认为有助于使毛泽东相信对外国党的一切考虑都是无用的。
    “（３）希望事先割断中国与最终解决越南战争的关系。
    ……”
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１日，中国外交部宣布苏联使馆的两名二等秘书为不受欢迎的人，理
由是
他们解雇了抗议１月２５日莫斯科事件而进行罢工的大使馆的中国雇员；这种“政治迫
害”
被看作是“对中国法律的极端鄙视和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粗暴侮辱”。３月１８日，苏联
政府
驱逐了中国使馆的一名一等秘书和一名三等秘书，指责他们策划组织了大使馆的反苏活
动。
３月２５日，莱蒙德说，中苏报刊对驱逐的两名中国外交官的报道都表示了克制。他并
且评
论说：“在周恩来２月１１日的讲话以后，双方似乎达成了一种不恶化关系的默契。”

苏联谴责毛泽东和文化革命
（１９６７年２月～５月）
    继苏联驻北京大使馆被围攻之后，从１９６７年２月起，苏联报刊发表了一系列猛
烈攻
击毛泽东及其政策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表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６日《真理报》
上的
一篇对文化革命的长篇分析文章。
    《真理报》说：“毫无疑问，希望转移中国人民对他们正在忍受的贫困和困难的注
意
力，转移中国人民对中国在内外政策方面许多错误和失败的注意力，这是中国现领导反
苏政
策和反苏宣传的一个直接原因。
    在‘大跃进’政策和令人悲惨回忆的人民公社运动失败之后不久，中国领导人在其
反对
苏联国家和党的政治斗争中发出了第一次攻击，这决不是偶然的。……此后不久，纯粹
的民
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因素在中国的宣传中就已经变得明显起来了。……北京领导人
通过
使中国人民相信自己被敌人四面八方地包围着的手段，企图把他们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
组织
起来。北京领导人希望转移工人对国家所面临的真正问题的注意力，并且为毛泽东及其
集团
的军事和官僚专政辩护……
    “伴随着由毛泽东发动的经济冒险，中国领导人实际上被迫放弃了经济计划和社会
主义
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建设，并且公开放弃了旨在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政策。在这些条件下
，北
京的统治者不得不把进行经济建设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人宣布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和‘
资产
阶级分子’。……由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完全否认了这些思想，于是中国领导人发动
了一
场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诽谤的运动，把他们为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物质及文
化水
平的斗争说成是‘修正主义’、‘经济主义’，甚至是‘资本主义复辟’……
    “中国领导人面对反对他们政策的人的不断增加，他们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对
那些
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运动。在苏联党和其他共产党的整个实路中，始终如
一地
发展列宁主义的党的生活准则，加强集体领导原则以及自始至终严格坚持一切组织活动
中的
民主原则，因此，它们指出毛泽东及其政权的危险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长期以来，毛
泽东
集团一直反对自己的党。因此，党的最基本的准则和原则——党的机构的选举、从党的
领导
人至它的组织的选举、党的路线的公开讨论，等等——在中国都受到了践踏。毛泽东的
个人
崇拜被推行到了荒谬可笑和盲目至极的地步。
    “在‘文化革命’的旗帜下，党组织的破坏和党的战斗力的困挠和消灭，现在在被
部队
和安全机构支持下的毛泽东的突击部队所继续进行下去。为了对所有这一切进行辩护，
并使
那不由自主地把本国所发生的事情与其他共产党的实践相比较的中国共产党人保持沉默
，毛
泽东集团需要以对‘修正主义’的荒谬谴责来诽谤苏联党的列宁主义路线。工人阶级运
动的
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总是对他们背叛的旗帜怀有一种强烈的仇恨。在这一方面
，毛
泽东集团也毫不例外。
    他们正在煽起歇斯底里反苏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切断中国人民与权威的马克思列
宁主
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经验的联系。
    今天，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一经验不仅是无关联，而且也是危险的。因为了解这
一点
只能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明：他们的领导人离开革命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是多么
的遥
远……
    “由于害怕党和人民，毛泽东集团的作用不是被加强了，而是被削弱了。最近的事
件已
经显示出了北京领导人具有充分的理由害怕党和人民。‘文化革命’暴露出来了已经扩
大到
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间，甚至已经渗透到军队和青年人中间的不满的程度，而毛泽
东集
团就是领先了这些人。在‘文化革命’旗帜下所发生的这些事件，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
毛泽
东及其合作者为权力而进行的一种激烈的斗争。他们的政策表明，他们为了保持权力而
准备
牺牲一切——牺牲社会主义的利益、他们的人民的利益以及革命的利益……”
在以后的两个月里，苏联报刊上发表的其他文章把毛泽东说成是“妄自尊大的人”；伊
兹韦
斯蒂娅指责他在中国对少数民族实行“文化种族灭绝”；而《文学报》则指出，毛泽东
“想
在亚洲、甚至亚洲以外创造类似种族主义者的德国”。
    莫斯科电台把它的中国广播节目增加到一周八十四个小时，而第二电台“和平与进
步广
播电台”以前只用欧洲语文广播，１９６７年３月１日，也开始用汉语广播。这两个电
台对
毛泽东及其亲密的支持者——如林彪元帅和康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据说，康生的双
手
“沾满了许多被他拷打和枪毙的共产党人的鲜血。”中国的广播电台以每天二十二小时
几乎
不停地用俄语宣传广播来进行反击。
    １９６７年５月６日，《真理报》驻北京记者被勒令在七天之内离开中国，理由是
他
“诽谤了文化革命，诽谤了中国人民，诽谤了毛泽东”。
“斯维尔斯克号”事件①和对苏联驻北京使馆的攻击
（１９６７年６月至８月）
    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３日，塔斯社报道，最近，苏联外交部就反对红卫兵对苏联外交
官的
敌对行动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出抗议，要求采取措施以保障苏联外交官正常工作和
安全
所需的必要条件。尽管提出了这一抗议，但是６月１７日，苏联贸易代表团的两位成员
因事
出访沈阳时，还是遭到了红卫兵的攻击。红卫兵指控他们收集有关文化革命的情报，并
筹划
了对他们的“审讯”。对于苏联６月２１日的抗议，中国外交部于７月３日用对苏联外
交官
员“偷窃情报”提出反抗议的方式予以答复。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０日，又发生了一个严重事件。当时，大连港当局宣称，一艘苏
联商
船“斯维尔斯克号”二副不仅拒绝接受一枚毛泽东像章，而且还把它扔进大海。结果这
艘船
被阻止航行。当第二天船长上前索要出港证时被捕，与此同时，红卫兵在船上横行霸道
，贴
反苏标语。虽然苏联的照会要求立即释放船长，保障该船顺利出港，但是８月１２日，
船长
在卡车上被游行通过大街。一群暴徒又拥上这艘船，堵死了烟囱，弄断了天线，并且砸
坏了
其他设备。在柯西金致电周恩来，警告他说这些“专横的违法行为对于履行苏中之间的
现有
贸易关系令人怀疑”之后，８月１３日，“斯维尔斯克号”才被允许航行；当天的中国
照会
宣称，“斯维尔斯克号”的全体船员被指示在港内侮辱毛泽东，因此才决定“驱逐”船
长，
并让这艘船离开中国的海域。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０日，苏联的一份照会回忆说，除“斯维尔斯克号”事件外，１
９６
６年９月，苏联的另一艘船只因以某种借口而在大连被扣留了二十天。
    照会声称，８月１５日，另外两艘船只没有装货被迫航行出港。
    照会声称，这些事件使我们“对履行贸易航海协定表示怀疑，……因为，在这种反
常的
条件下，苏联的船只不能入港”。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４日，对“斯维尔斯克号”事件的抗议示威活动在苏联驻北京大
使馆
外开始举行。８月１７日，红卫兵对使馆大楼的攻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红
卫兵
砸碎窗户，破坏家俱和文件，毒打一名苏联外交官，并且放火烧毁了使馆的一辆小车。
８月
１８日，苏联的一份照会谴责这种攻击是“由毛泽东集团预谋、组织和进行的一次严重
挑
衅”，是一种“对两国正常关系的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
庆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日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
    除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以外，来自各个共产党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了１９６７年１１月
在莫
斯科举行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五十周年庆祝会。中国对苏联的邀请不屑一顾。在１１月３
日至
４日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苏共中央委员会联席会议
上，
勃列日涅夫批评了“中共某些领导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堕落”；他赞扬了“中国共产
党的
优秀儿女、中国人民的先进力量维护社会主义成果而进行顽强斗争”；他宣称，“毛泽
东集
团采取了阻挠协调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越南进行援助的立场”。这时，中国的外交官离
席而
去。
    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６日北京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林彪元帅谴责苏联领导人是背叛
革
命、复辟资本主义的“美帝国主义的帮凶”，同一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
《红
旗》杂志发表的社论把苏联领导人说成是“十月革命的叛徒”，并且声称，文化革命“
在马
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中国对苏联及其追随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应
（１９６８年８月）
    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０日至２１日夜间，苏联军队和波兰、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
军队
一起侵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其目的在于镇压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自由共产党人政权。
８月
２３日，周恩来把苏联对其他国家的入侵说成是“苏修叛徒、工贼集团对它的所谓盟国
推行
法西斯强权政治的最露骨、最典型的表现”，并且宣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强烈谴
责苏
修领导集团及其追随者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罪行，坚决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人民
反抗
苏军占领的英勇斗争。……苏修叛徒集团早已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
。
    “与此同时，中国声明强烈指责杜布切克的政权的“修正主义”和平没有能够组织
武装
反抗入侵。
苏联的“有限主权论”和林彪元帅的回击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９６９年４月）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２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的
讲话
中，企图通过提出所谓“有限主权论”（即：当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内部发展危及“整个
社会
主义大家庭”的团结时，其他共产党国家进行干预是正当的）来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辩
护。
    勃列日涅夫在坚持说共产党国家主张严格尊重主权之后，继而指出：“而当某一个
社会
主义国家国内的和国外的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试图使这个国家的发展转向复辟资本主义
的时
候，当出现危及这个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安全的威胁的
时
候，这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人民的问题，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问题和关
心的
事情了。当然，向兄弟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以消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这样的行动是
一种
非常的、迫不得已的措施，只有国内外社会主义的敌人的直接行动，只有对社会主义阵
营的
共同利益造成威胁的行动才会导致采取那样的措施。”
    虽然，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是一个苏联政府曾在中国唆使下，在１９５６年
的匈
牙利已经运用过的学说，但是这个学说现在受到了中国的强烈谴责，这大概是因为它可
以用
来为苏联干预中国辩护罢了。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林彪元帅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
代表
大会的报告中评论了这个理论，并且预言苏联政府将会被其人民所推翻。
    林彪指出：“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了，内外困
难越
来越严重，就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对内，加紧镇压苏联人
民，
加紧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外，加紧勾结美帝，加紧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加紧控
制和
剥削东欧各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
威
吓……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替它的侵略和掠夺作辩护，鼓吹什么‘有限主权论’、‘国际
专政
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这一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主权是‘有限’的
，他
的主权是无限的。你不服从吗？他就对你实行‘国际专政’，即对各国人民专政，以便
组成
新沙皇统治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我们坚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无产阶级和广
大人
民，一定会起来推翻一小撮叛徒集团。”
    林彪元帅在其报告的另一段里，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对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的观点，他
使
“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即：苏联——作者注）与社会主义国家（即：中国和阿尔
巴尼
亚——作者注）相对立。他还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模式中存在着一
种斗
争，暗示苏联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林彪说：“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
经济
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列宁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
主义
革命的前夜，’列宁的这些科学论断并没有过时。
    “毛主席最近指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
，一
种是革命制止战争。’这是因为，当代的世界存在着四大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
、社
会帝国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
义国
家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社
会帝
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引起革命。根据第一次和第二次世
界大
战的历史经验，可以断定，如果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的头上，
那只
会大大加速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全世界人民起来革命，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
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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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克劳塞维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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