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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陈毅系列传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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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与陈毅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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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
一
    民国初年，人称大收藏家张伯驹、少帅张学良、袁世凯的次子袁寒云、溥仪的族弟
溥侗（红豆馆主）为北平城里的“四大公子”。其时，军阀混战，群雄争霸，外贼乘虚
而入。一时间，一批批堪称国宝的极为珍贵的文物古董和名人字画纷纷流向海外。为了
国宝的失而复得，作为大收藏家的张伯驹，曾不惜倾家荡产，置生死于度外，同形形色
色的魑魅魍魉作过惊心动魄的争斗，显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威武不屈、功成
不居、蒙冤不颓的宝责品格。解放以后，尤其是1957年“反右”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
原因，张伯驹的名字几近被人遗忘。《张伯驹和陈毅的交往》，就是一个鲜为人知而又
感人至深的故事。
    　　　　　　　　　　　　　　　　　　　　　　　　——编者
 
    1952年春节。
    北京西城劈柴胡同，齐白石宅。
    齐老先生整整九十岁了。
    劈柴胡同（今改为辟才胡同）是东西走向的大胡同，中间还有许多南北走向的小胡
同。跨车胡同是其中的一条。周围邻里的人，每每以此而自豪。嘴边上，时不时地要带
上一句：“齐白石和我们住街坊。”
    今天，从一大早，齐家宅院里就特别热闹，人进人出。张伯驹和王樾一路走，一路
聊着什么。进了院子，正碰上于非an、陈半丁、王雪涛几个从里面出来。雪下了四五天，
昨天夜里就晴了，今天的太阳也就特别大。空气中，弥漫着炖肉的香味和鞭炮的火药味。
到处都可以听见有人在互相唤着：“走哇，逛厂甸去！”
    上房里，白发苍苍的齐老先生眯缝着眼睛，正同廖仲恺先生的夫人、双清楼主何香
凝谈着什么，旁边坐着专程从天津来北京的画家刘奎龄、刘继卣父子。老人的大弟子李
苦禅执弟子礼，站在一边。
    见到张伯驹和王樾，老人站了起来。笑吟吟地扬了扬手道：“哇，丛碧兄、森然兄，
你们也来了。坐，坐！”
    叙年齿，张伯驹、王森然他们比齐先生晚了整整一辈人。齐白石为人谦坦热诚，便
是晚辈，只要是有书画往来之谊的，一律以“弟”相称相属。
    二人依着老例，给齐老拜了年。齐白石见王樾竟穿着军装，皱了皱眉，问道：“森
然，你一个文化人，怎么也凑起热闹来了？”
    王樾回道：“湖北解放后，陶铸邀我去武汉，接收敌产，所以，我就去了。”
    张伯驹在侧补了一句：“他是临时帮忙的，在军管会文教部当副主任，就快完事了。”
    齐白石点点头，有些感慨地说：“比来比去，倒是解放了的好。政治清明，百姓安
乐。这几十年，乱子就没停过，这儿打了那儿打，都说自己对，是为民立命。搞来搞去，
还是共产党拿了天下。”说到这儿，他笑了起来，捋着胡子说：“那毛泽东，还是正经
八辈儿我们湖南的老乡呢，也是湘潭人。前些天他接我到中南海，唠了一下午，一点儿
架子也没有。”说着，他指了指身后挂着的一幅大字篆书对联道：“我送了他一幅对子，
也不知写得对不对？”
    王樾看看张伯驹，张伯驹把那幅擘窠大字的对联看了一遍，点点头道：“这字是没
得挑了。倒是有个字，面生！”
    王樾问道：“对子已经送去了？”
    “送去十几天了。”齐白石笑道，神色有些紧张，看着张伯驹道：“哪个字面生？”
    张伯驹笑而不语。
    论交情，却是王樾同齐先生更熟一些。王樾曾就师于齐白石，后引为知己，往来频
密。王樾主攻诗画评论和教育，也爱画，画风老辣沉厚，不拘成格。齐白石老年变法，
画风陡然一新，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同那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有密
切关系。不久前，齐白石曾亲书了一幅大字对联，送给王樾，居然是“工画是王摩诘，
知音许钟子期”十二个大字，亦可见交谊之深厚。
    王樾道：“这两句，当出自清季安徽完白山人邓石如的成句。”
    齐白石连连点头，道：“对，对，是邓顽伯的话。”说着，又回头看了看挂在墙上
的那幅对联。
    海为龙世界
    云是鹤家乡
    当时，他写了两幅。一幅送给了毛主席，另一幅自己留下来了。
    王樾道：“邓石如的原句，下联为‘天是鹤家乡’！”
    齐白石面色一沉。好一会儿，才摇摇头道：“对，对，是个‘天’字。当时我就觉
着不大顺呢。唉，这下麻烦了，对联已经拿去，如何是好？这要是在过去，可是杀头之
罪呢！”
    张伯驹微微一笑道：“齐先生不拘成格，自成一家。依我之见，这个‘云’字便好
过了邓石如的那个‘天’字。上联若是‘地为龙世界’，下联的‘天’字便不可一动。
上联为一个‘海’字，与‘云’字相对，又有什么不妥。”
    听张伯驹这么一解释，齐白石才宽了宽心，笑了起来。
    话题自此扯开，张伯驹说起了民间传的纪晓岚改唐诗的故事。
    “乾隆皇帝有一次得了一个十分珍贵的扇面，让纪晓岚题一首王之涣的《凉州词》
在上面。晓岚得意，一挥而就，写完一看，才发现丢了一个字。那原诗本是一首七绝：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纪晓岚一
时得意，竟写丢了一个‘间’字。”
    齐白石问道：“那怎么办了？”
    张伯驹继续说道：“扇子递给乾隆皇帝，乾隆一下便看出来了。这位‘古稀天子’
自幼饱读诗书，岂能骗得了他？一问。纪晓岚答得却妙：古人向有‘一字师’之说。惜
墨如金，方有千古文字。王之涣这一首，‘间’字原本多余，臣便把它略去了，乾隆不
解，让纪晓岚详述。纪晓岚便道：这本是一首词，词，长短句也，方名实相属。这首词
念来，却是这样：‘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
玉门关。’乾隆听罢，连声道好。”
    齐白石听了，细细一想，也觉有趣，笑了起来。
 
    小叙片刻，齐白石忽然对张伯驹说道：“前次去中南海，我见到了政务院总理周恩
来。他告诉我，《伯远帖》已从香港买回来了，不知是花了几百万还是几千万，用的是
外国钱。周先生说了，有时间，可以去故宫看一看。”
    张伯驹心头一震！
    他仿佛听到了久别的亲人的消息。
    “听森然说，这《伯远帖》在丛碧兄手上过过？”齐白石问。
    张伯驹猛地站了起来，似乎并没有听到齐白石问什么，怔了好一会，才对齐白石说：
“齐先生，过了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怎么样？”
    “好，好！”齐白石连连答应着。
    方才他们进屋的时候，何香凝便出去了，这时，她同齐白石的夫人胡宝珠一同拉着
手进了屋。因为常来常往，自然免去了客套。何香凝向张伯驹问起了他的夫人：“伯驹，
这两天慧素怎么没到我那儿去？”
    何老太太已经七十多岁，身体健朗，广东口音很重，为人热情豁达。她的画属于岭
南画派，高洁冷艳、苍劲峭丽，尤工画松竹花卉，别具一格。最近，慧素正和何香凝以
及刘继瑛、肖淑芳为慰问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做几幅大画。自古以来，女画家便寥若晨星，
女国画家、女书法家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何香凝望重德高，又十分好客，在北京
的女画家都愿意同她在一起。
    张伯驹道：“这几天，孩子有病，脱不开。”何香凝关切地问候了一番，又道：
“一半天，我要去府上拜拜呢。听人说，慧素临过一张吴历的山水，绝了，不少人题词
呢，真该看一看。”张伯驹热切地表示了欢迎。大家又闲聊了片刻，便告辞了。
    齐白石送他们出了门，临别，不放心地嘱
咐道：“对联的事，就不用往外传了，免
得不好。”张伯驹见老人慎重的样子，觉得挺有意思，又劝了几句，便离去了。

二
    大年初三，家里来了一位稀客：谭得侃。
    一晃几年不见，谭得侃明显地老了，皮肤松弛、粗糙，抬头纹又密又深。走起路来，
步子也不那么稳了。一双黑黑的眼睛，全无昔日的光彩。一身毛料的中山装，只能带给
人一点儿强打精神的感觉。看得出，这几天他的日子不那么好过。
    他从广东来。
    北平解放后，为还欠款和维持家用开支，张伯驹把护国寺的一处老宅卖了，全家迁
到了后海南沿的一个小院里。这是他最后一点儿不动产。院子不大，也不够规矩，一排
四间北房，西边是一个偏厦。街门冲着后海的南沿，进门是个不大的天井。右手拐过去，
便是那一排北房。院子里，种了几棵桃树，到南墙，不过几米宽。早年间，这个小院是
安顿老家来人临时住一住的，全然是寻常百姓之家的模样。张伯驹会住到这种地方来，
谭得侃也是万万没有想到。若不是傅湘领路，他根本就找不到这里了。
    一见张伯驹，谭得侃便直截了当地说：“我打算在这儿住几天，方便不方便？”
    张伯驹自然应承了，让荣管家把谭先生带到客房里安顿了下来，谭得侃一路劳累，
洗了洗，便关上门睡了，直到傍晚，才出了房。
    虽说睡了一大觉，可他的气色依旧不大好，分明有什么心事。
    谭得侃是有心人，礼数上是周到的。傍黑，有人把他的行李送了来，是沉甸甸的两
口大号木箱。谭得侃让人把其中一箱抬到上房，打了开来，居然全是各地的名产，有南
京的板鸭，金华的火腿，姑苏的酥糖，山东的牡蛎，江苏的银耳，广西的猴头，浙江的
鲤鱼，广东的龙眼和月饼。一个大箱子，装得满满登登。张伯驹颇觉意外，客气了两句，
谭得侃却随意说道：“一点土仪，不成样子，胡乱送人算了。不值几个钱的。”“谭先
生好似有什么心事？”张伯驹关切地问。
    谭得侃目光发涩，微微一叹，好一会儿才说：“张先生，我是来求你帮忙的。”他
回身看了看，又道：“请借一步说话。”
    张伯驹好生疑惑，便把谭得侃请到了书房里，关上了门。
    谭得侃闷闷地吸上了烟，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听傅湘兄说，你把城里的房子家
里的地，都卖了？”
    张伯驹点点头道：“哦，是四九年初，正是北平解放前后。”
    谭得侃目光发滞，点点头说：“你是聪明人，聪明！得侃当初不服，还想同仁兄一
争高下，如今才知道，确是万不及一。”
    “谭先生这话是从何讲起？”张伯驹更加不解了。
    谭得侃一叹，摇摇头说道：“这事，说来话长。本来，我这个人是抱定宗旨，一件
古董不卖的。可那一阵，地贱得让人流口水，钱又毛。我想着是机会来了呢，一下子买
了八千多亩上好的水田。辛辛苦苦攒了几十年的古董，一下子卖掉了一多半。想不到，
共产党真得了天下，上来就搞土改。开头，我以为是减租减息呢，没怎么当回事。唉，
结果是分田地。八千多亩良田，一下子全分了！”
    张伯驹默然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好。是命中注定，还是因为贪心不足呢？
    谭得侃又道：“好在，那些地不是用我的名义买的，要不，非得划个地主，戴上高
帽儿游街不可。”谭得侃咽了口唾沫，唏嘘了几声，又说：“这还不说。最惨的，是上
海的那些房。我想着上海自古便是块风水宝地，寸土寸金。打上海的那阵，房子稀烂贱，
买幢三层的楼，才几百块大洋。正好，上海有几个南洋来的商人想买古玩，我就把余下
的都拿出来，换了几十万现洋，买了大大小小八千多间房子，有楼，有店铺，还有厂。”
    “也没收了？”张伯驹问。在他的印象中，似乎这不属于没收之列。
    “麻烦就出在这儿！”谭得侃连呼吸也粗重了起来，说道：“这个事，外界一般还
不知道呢。民国十七年，孙殿英不是掘了慈禧太后和乾隆的陵么？民国三十四年冬天，
曹志福又带着遵化县县长贺年汉、民兵队长穆树轩一伙，偷着把同治的惠陵、康熙的景
陵也给盗
了。东西装了几辆大车。中间，因为穆树轩私藏，让曹司令给崩了。接着，又
一口气把咸丰的定陵也给掘了。那东西，真是没少弄。”
    张伯驹点着头说：“皇室的载涛、载润上书政府清查，但没有下文，对吧？”
    谭得侃恨恨地说：“事情，又毁在项林这个混蛋头上。不知怎么搞的，他同贺年汉
这伙人拉扯上了，劝我买下一点儿来。那价钱，也真是过得去。我动了心，弄了一批回
来。在上海卖给那些南洋来的商人的古玩，就是这批东西。事情，就麻烦在这批东西上。”
    他说得有些气促，喘吁吁的。张伯驹给他倒了一杯水，他双手把杯子捧着，喝了几
口，一声长吁道：“那些东西，让上海军管会的人发现了，全扣了下来。张伯公，听说，
你跟共产党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交情挺深。能不能帮着……通融一下。我实在是……倾
家荡产了。一念之差，竟落了这么个下场，真是太没想到了……
    说到这里，谭得侃突然停住了。
    张伯驹的面色一下子变得十分难看起来。他停顿了一会儿，说道：“谭先生，你让
我为难了。”
    谭得侃身子一震，呆呆地望着张伯驹，嘴唇动了动，喉咙里呼噜了两声，没说出话
来。
    张伯驹道：“谭先生知道，我是国民党的旧人。同陈仲弘先生，我只是以文会友。
陈先生精于诗词，每有佳咏，令伯驹钦敬。至于别的方面，他当他的市长，我当我的百
姓，是没什么联系的。这类事，我看，倒是谭先生的不是。审时度势，顺乎潮流，是我
们文化人的立身之本。发国难财，趁乱投机，正是伯驹一向所不齿的。”
    “张伯公，你和陈市长讲一下，成不成另外再说。堂堂一市之长，这么点小事，打
个哈欠就办了。在我，却是一生的心血。我家上有老，下有小，这辈子，真是不敢吃、
不敢喝，有了病，连剂药都是舍不得吃的……”
    他说得声泪俱下，张伯驹却不为之所动。
    “谭先生，这件事，伯驹实在难以开口，你还是听凭军管会处理吧。”
    谭得侃脸上的肌肉滚动，眉目中，是一种使人看不下去的绝望。
    第二天，谭得侃便离去了。
    两口箱中的土产，一箱给张伯驹，一箱是打算由张伯驹拿去送给陈毅家的。张伯驹
执意让谭得侃把东西带回去，谭得侃死活也不肯拿。张伯驹无奈，便把家中的最后一百
块银元包了一包，拿给了谭得侃。
    送走谭得侃，慧素道：“他这是贪心不足、机关算尽，聪明过头了。”
    张伯驹道：“古人云：欲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他这
是一个太好的例子了。”
    这时候，门外一阵热闹，竟是何香凝老太太同几位女画家一齐来串门了。一块来的
还有一个人是张伯驹夫妇所没想到的--西谛。
    西谛比张伯驹略小，三十年代初便已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著述甚多，尤以藏书丰
富著称。抗战期间，他在上海留居，致力于进步文化。他所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中国俗文学史》二书，享誉甚高，亦为张伯驹十分推重。以往，张伯驹同他来往不多，
只是一般的相识，打打招呼而已。一九四一年张伯驹被韦江魂绑架，慧素找到了他，他
当即鼎力相助，当成自己的事来办，不但慷慨解囊，而且通过舆论界向歹徒施加压力。
张伯驹脱出樊笼之后，曾同慧素一道登门道谢。解放后不久，他出任中央政府的文化部
副部长，事务多多，二人之间的往来便少了。张伯驹为人倨傲，尤其对当官的人，你不
理我，我决不去求你，免得让人看低了。一上岁数，他的这股劲就越来越突出了。
    “伯驹，老郑来请你出山呢，”何香凝热切地说：“为新中国，你应当干点什么。
一个人闷在家里，会老得快！”
    西谛的本名为郑振铎。
    张伯驹忙道：“我一个衰朽之人，能干什么？”
    “起码可以自食其力。”何香凝不客气地抢白道：“新中国不喜欢吃闲饭的。我这
个人，别看七十多岁了，这些年，还不全是靠着事撑着。真闲下来，什么也不干，早就
死了。李济深、蔡廷锴、程潜，还有冯玉祥夫人李德全，都是你熟悉的，哪个不在干事？
昨天我碰见了李书城，比你岁数大多了，光绪七年（1881）生人，才比我小三岁，还不
是干得热火朝天？最近，准备出任农业部的部长呢。”
    张伯驹连连摇头道：“晓圆先生（李书城字晓圆）乃一代人才，伯驹怎么和他比？
辛亥武昌举事时，他便是汉阳总司令部的参谋长了，后来又出任过北京摄政内阁的陆军
部总长，乃国之耆宿。伯驹何德何能，只要不给人家添麻烦，也便心满意足了，不敢再
奢望什么。”
    何香凝冲着西谛一笑，指指张伯驹说道：“瞧丛碧这股劲，竟是比我还老了呢。”
    满屋一阵哄笑，闹得张伯驹也有些不大自在起来。
 
三
    何香凝她们是来看画的，于是，慧素取出了《雪峰图》。《雪峰图》画心不大，高
二尺许，宽一尺许，原本乃是清六家之一吴历所作。吴历字渔山，号墨并道人、桃溪居
士，江苏常熟人，生于1632年，殁于1718年。他五十岁上入天主教，后至澳门进耶稣会。
在上海、嘉定一带，传教三十年。其善画山水，初学黄公望、王蒙，丘壑层叠，笔墨苍
润。自澳门归来后，画风有变，构图设色更为邃密苍郁，多用干笔焦墨，格调独特。
    慧素临这件东西，其中还有一段故事呢。
    《雪峰图》原为傅湘之父所藏，传到傅湘手中，自是极为珍贵。傅湘个人收藏不多，
唯有这一件《雪峰图》，是可以自豪的。
    民国二十七年夏天，突然一场豪雨，使傅湘家那栋年久失修的房子四处漏雨。傅湘
的夫人和孩子们帮着搬东搬西，竟然把挂在墙上的这幅画给疏忽了。傅太太也知丈夫对
这件东西的珍爱，当时，傅湘碰巧外出，没在家。傅太太把画摘下来，卷好，因为孩子
在里面叫，她随手把画放到了柜子顶上，一转身，便忘了。雨停了，傅湘回来，一进屋
便找这幅画，傅太太竟不知放到什么地方去了，急得傅湘又摔碟子又摔碗。后来，总算
在柜子顶上找到，已经让漏进来的雨水泡得面目全非了。傅湘一急，登时说不出话来。
傅太太知道这下祸事大了，吓得周身发抖。
    “就你的破衣烂衫是金的，我这东西全不是东西！”傅湘恨得直骂，然后，把自己
关在房里，寻死觅活。书房里的盆盆碗碗，全让他摔了。
    他一辈子也没发过这么大脾气。
    傅太太跪在房门口，央求他看在孩子分上，看在她多年操持这个家的分上，饶了她
这一次，开开门。傅湘不听，房门紧锁，整整一天不吃不喝，傅太太怕出人命，打发孩
子去请来了张伯驹夫妇。
    张伯驹夫妇和傅家，说不上是世交，门第也相去甚远。但张伯驹一向喜欢傅湘的为
人，闻听这事，马上同慧素赶到了傅家。
    听见是张伯驹夫妇来了，傅湘总算是开了门，泪流满面，痛不欲生。
    “这是要我死哇……”他一声长叹。
    张伯驹把残画拿在手里，看了看，又看看慧素。
    慧素凝目想了好一会儿，点了点头。
    心有灵犀一点通。
    张伯驹上前一步，不屑地一笑道：“傅湘，亏你也是搞了几十年古董字画的人。这
幅画，就完了么？”
    “这……”傅湘不解。
    “古来传下的那么多画，历尽几多风波？吴历的东西，才有几年历史？莫非那古书
古画，一浸水，便都不能要了么？这画补一补，重新揭裱一下，根本没问题，行家都看
不出来！”
    张伯驹的语气肯定而自信。他平素的学问和威望，更为他的话增加了分量。
    傅湘半信半疑。
    张伯驹道：“傅湘，这件事就由我来办吧，没问题的。小事一桩，何必生那么大的
气？瞧把你太太吓的，真有个好歹，你就该后悔了！”
    张伯驹夫妇回到家中，马上就开始着手临摹。仿制古画，第一位重要的是纸。一个
时代同一个时代的纸不同，外行人看不出来，内行人一看就能见真假。张伯驹是鉴赏名
家，认出那纸是一种泾县出的熟宣纸，恰好家里收着有一张，找出来一量，刚好可以画
两幅。
    “一幅先练练笔，一幅定稿。印章，我找金禹民帮帮忙。”张伯驹说。
    于是，慧素便画了起来。
    她胸有成竹。傅湘的原画，经水一浸，已然面目全非，颜色尽脱，只剩下依稀的轮
廓，模模糊糊。不过，这难不倒她。她不但熟悉吴历的画风，便是这张《雪峰图》，她
也临摹过多次。
    整整十天，她足不出户。有伯驹在一旁指点，她更放心大胆了。伯驹的目光如炬，
十分挑剔，些微不足，也瞒不过他的眼睛。
    这天，金禹民刻的章也送来了，张伯驹亲自试了几个样子，拿准了分寸，小心地印
在了临摹成的画上，终于说了一句：“成了。”
    慧素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他说成了，那就是问题不大了。这方面，慧素佩服得五体投地。
    两件临本，一模一样，毫无二致，张伯驹随意拿了一幅，让荣管家拿去荣宝斋裱了，
另一幅则留在了家中。
    没过几天，便是八月十五了，家里来了许多客人，好几位都是书画界的名家。有文
坛耆宿章士钊、著名画家黄宾虹、书法大师沈尹默、于右任、孔子的后裔孔德成等。后
来，张大千和溥儒也来了。
    这幅画竟骗过了“伪造大师”张大千。
    “哦，丛碧兄，你从哪儿弄了一幅吴历的真家伙来？还没装池呢！”
    “是吴历的东西么？”
    “骗得了我么？我是干什么的！”张大千的口吻十分肯定。
    “值不值三百块大洋？”张伯驹故意问。
    张大千道：“你卖么？”
    张伯驹呵呵笑起来。
    “张大千骗过了汉卿，骗过了罗振玉、陈半丁，天下传奇，想不到，也有受骗的时
候！这一幅，是假的！”张伯驹说。
    张大千把画又细细地看了一遍，摇摇头道：“丛碧兄便没有看走眼的时候么？智者
千虑，必有一失。”他叫了另外几位道：“心畲兄，沈默老，黄公，潘（伯鹰）兄，你
们看看，这件东西莫非有假么？”
    章士钊已把画拿在手里，正在细看，沈尹默、黄宾虹都凑了上来。
    画面风情古朴，景致深郁，韵味十足，实为佳作。
    章士钊点点头道：“确是吴历的风格，真若是临本，临者的技艺也当十分惊人了。”
    正在这时，荣管家从外面进来，把一轴刚裱好的字画递到张伯驹手上。
    张伯驹爱和大千开玩笑，故意走到大千面前，笑笑说道：“那么，我们赌个东道如
何？”
    张大千自付便是输了，也可赖三分，便不假思索道：“可以。不过，我不会输。你
拿出证据来。”
    “你若输了，便拜这临画的人为师，不过分吧？”
    “可以。”大千叫道：“真有这等高手，还怕求不到呢！”
    张伯驹取过画竿，挑住手中那幅画的一头，把另一幅《雪峰图》挂了起来。
    两幅画，一模一样。
    张大千叫道：“怎么能说这一件便是真本、那一件便是临本呢？干这行，我的经验
多了。有一回，罗振玉借给我一张苦瓜和尚石涛的中堂山水，我临了一幅，把假的还他，
他深信不疑。后来我拿真的去和他换，他还不换呢！这套猫匿的东西，不新鲜了。”
    张伯驹却不理他，招手叫过慧素，笑着说：“哈，人道南张北溥，如今南张要拜到
你的门下了，来，看看你这个学生。大千兄，还不快来见过师傅！”
    张大千愕然。
    他不相信这画竟出自慧素之手。
    慧素脸边儿一红，说道：“你胡说什么，能给张先生当学生，慧素便感激不尽了。”
    张大千知道慧素为人一向认真、不苟言笑的，听她这么一说，开始相信了，问道：

“那……吴历的真本呢？”
    慧素从书橱中取出那幅已被水浸坏了的原件，递给了张大千。张大千细细看了，连
连跺足而叹。他这个人却是应了便做的，恭恭敬敬站在慧素面前，行了个大礼，直弄得
慧素面红耳赤。
    张伯驹把事情原委一说了，众人皆惊叹。这两幅画，慧素临了十四天，伯驹也在边
上指点了十四天，可谓炉火纯青。慧素的功力，加上伯驹的眼光，在这幅画上达到了完
美的结合。
    章士钊道，“慧素将来定有造就，我们每人题一句，也为今天留下纪念，如何？”
    众人一致说好。伯驹便让家人备好了纸笔。公推之下，章士钊最先挥笔，题了一句。
接下来是黄宾虹、孔德成、沈尹默、潘伯鹰、溥心畲。张大千早已想好了句子，拿过笔
来，也不犹豫，便写了一行：
    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扬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
    放下笔，张大千又道：“丛碧兄，这重男轻女，实在是要不得了。依弟之见，莫若
让大家都看一看，你把这一幅也裱了，裱得大一点儿，给人们留下题词的地方，将来，
也算是个纪念物儿呢。”
    张伯驹点头称是。
    待众人走后，张伯驹便亲自拿上另一幅《雪峰图》，让人裱成了中堂大幅，所留空
白，远大于画心，几位名家的题字，也裱在了上面。未久，这件事越传越广，许多人闻
讯而来，一饱眼福，并于画上题词。时间不长，便已题满了。题词的人，达五十多个，
蔚为奇观。
    画一挂出来，便是满堂彩！
    大家细辨着在画上题名的人，只见夏敬观题道：“妙似冰蟾笔，能追墨井踪，为谙
松柏性，写出岁寒容。”
    陈庸题道：“墨井安能独擅名，纤纤女手白描成。漫劳重立门前雪，云水光中老眼
明！”
    傅湘题道：“瀑光寒不流，山容静逾妩，幽入夜未眠，坐玩群玉府。”
    众人一一看去，五十多家题咏，直看得眼都花了。
    “真正叫人扬眉吐气！”王雪涛的女弟子刘继瑛不胜兴奋地说：“潘大姐给我们女
人好好地出了一口气！”
    何香凝喜爱地把慧素拢在怀里，笑着说：“我们的张夫人胜过了当年的管夫人（传
说中的女画家）呢。女人画山水，也能有这样的造就，真让我们这些老派人羡慕了。是
谁说的，女人只会‘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不是也有大匠
之笔么？那些老封建，该都让他们看看！”
    刘继瑛道：“何老，您也应当在这上面题一句什么。”
    “不，我不题，”何香凝得意地一笑道：“让男人们题，也杀杀他们的威风霸气。
凭什么就该女人众星拱月地捧着男人？”
    众人都道痛快，在边上的西谛和张伯驹反倒像是做了天大的错事一般，成了众矢之
的。众人说笑一阵，何香凝又问：“伯驹，慧素自打解放后，可是干了不少事，你呢？
你干了些什么？”
    张伯驹喏喏连声，竟无言以对。当下，勉强答应了到文化部去工作，先当顾问。
    又坐了一会，何香凝等人便离去了。临走时，何老把《雪峰图》借了去，说是要让
更多的人看一看。送走何老一行人，张伯驹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手里拿着一支笔，呆呆
地发愣。慧素知道他有心事，给他沏了一杯热咖啡，放到桌边，便悄悄地退了出去，掩
上了门。
    他在想到文化部当顾问的事。
    每逢朝代更迭，总会有一批这样或那样的“遗老遗少”。前朝为官，新朝又为官，
向为张伯驹所不齿。他更欣赏史可法、郑成功，自然还有郑所南。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国
民党人，他应当效忠于谁呢？他这个人，无论干什么，都特别认真，不盲从。一旦决定
了，便义无返顾。
    他还想看看共产党到底怎么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冰三尺，又怎能赖一日之暖呢？
    好多人奇怪他为什么没有走。张学良去了台湾，溥心畲、梁容若，都去了台湾。张
大千则去了海外。陈诚1948年底便去了台湾，给他来过信，劝他去台湾，词义恳切，并
夸了一番台湾如何好，如何有发展。可是，他连封信也没回。
    他也曾想过：共产党得了天下，会和他们这些国民党的人过不去。解放后，共产党
一边搞土改，一边搞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间还搞了一阵“三反”和“五反”运动，声势
大得很。可是，却没有触及他。相反，把他当作“开明人士”对待。从内心来说，他喜
欢现在的这种样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近乎透明，简单，坦率，很少等级的观念，似乎
大家都是从老远的地方来，在这儿聚到一起了，彼此之间相敬如宾，没有什么尔虞我诈、
勾心斗角。人际关系简单、直接。而从前，则复杂得多。那时，每个人都把自己武装了，
像一个个圆球。所谓接触，只是那么一点点。礼貌多，真情少。谁也不愿意自己那个球
削掉一部分，因为一厢情愿，仍旧只是一个小小的触点。像傅湘那样的人，王樾、张大
千那样的人，委实太少了。如今呢，却比比皆是……
    或许，真是自己的脑子太旧了？门“砰”地一声开了，女儿闯了进来，打断了他的
思路。
    “爸，有空儿么？”女儿问得突兀。她已经十六岁，十足的大姑娘了，刚刚读高中
一年级。
    “坐吧。”张伯驹指指旁边的一把椅子。
    女儿坐下了，问：“爸，咱们算是什么出身？学校里要填登记表呢？”
    “出身？”张伯驹皱眉反问：“问这干么？”
    “都要填的呢！”女儿的声音有些发急：“有人说，你是旧官僚，属于资产阶级。”
    张伯驹正色道：“官僚？谁？你爸爸是旧官僚？去问你妈，你爸爸什么时候当过官？”
    “那……是什么呢？”女儿有些迷惘了。
    “算什么都行，就不能算官僚。写上去，人家该说咱们吹牛了。你爷爷，倒可以算
个官僚，当过河南督军。你爸爸这一辈子，从来都不想当官，要想当，也早当了。”
    “那……算资产阶级么？”女儿认真地问。
    “资产阶级？”张伯驹沉吟了一会，说道：“这个么，也算，也不算。咱们家有什
么资产呢？抽屉里还有三千多万块钱（当时发行的货币，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元），
这所房子，或许能值五千万，就这么多。”
    女儿颇有点失望：“终不能算地主吧？”
    “不能。”张伯驹摇摇头：“咱们家没有地，一分地也没有，河南老家还有块坟地，
一个宗祠。”他想了想说：“你把表放在这儿吧，明天我问问再说。”
    “爸，您为什么不出去工作呢？女儿扁着嘴道：“人家的父亲都上班儿的，您……”
    “明天爸爸就到文化部上班了，怎么说不工作？”张伯驹不愿被女儿看不起，不假
思索地说道：“不信，去问你妈！”
    女儿高高兴兴地走了，张伯驹也站了起来，用力舒展了一下筋骨，似乎刚刚丢掉了
一些什么，也像是刚刚得到了一些什么，觉得一阵轻松。
    许多时候，失去信仰同得到信仰一样，都是一种精神上的飞跃与解脱。
    第二天，他真的去文化部上班了。
    从此，他的精神找到了新的归宿。
    他这个人的特点，是从不轻易决定，也不轻易转变。一旦决定了的东西，便不后悔，
而且不再去考虑这决定是否正确，只是想怎样才能把事干好。这一次，他的转变可以说
是缓慢的，沉重的，却也是发自内心的。
    从这时起，一直到十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到二十多年后他去世，他的信

念便再也没有改变过。

四
    他开始热爱新社会，热爱新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热爱蓬蓬勃勃的建设事业。上面布
置下来的一点小事，他也是尽心尽力去做，忘早忘晚，似乎比什么都重要。他这个人多
才多艺，对美术、书法、文物鉴定、戏剧、音乐等等，都有过专门的研究。在文化部里，
他经常会提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抒发一些使人吃惊的见解。他坦白，直率，热
情，无所顾忌，把国家的事看成是自己的事，很快，便受到了周围同志的好评。虽然已
经垂垂老矣，但他终日想的，是怎样多干一点事情。
    事业使他年轻了，他庆幸自己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没有到台湾去。
    可是，不久，他的热情便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这件事，改变了他今后的命运，使他的人生之路充满了更多的坎坷和不幸。
    他透过厚厚的镜片看着面前这个貌不惊人的小老头，目光虽然游动，却是有力的，
坚定的。
    “康生。”他自我介绍，同时，伸出了一只又湿又软的手。
    多骨的手，棱角分明的嘴唇，挺直的腰板，配上那副黑框的近视眼镜，使人一望而
知他是个执著、自信而富有学识的人。
    张伯驹双手伸出，同康生相握了。
    他知道，康生是共产党里的大文豪。
    因此，那股肃然起敬的神情也全然出自内心。
    “我们随便一点，好么？”康生的问话颇有风度，有着一点山东人的豪爽，也有着
一种领导者的从容。
    然后，他不等主人让，便坐下了。
    “听夏衍同志说，张伯驹先生在戏曲方面很有研究，今后，这方面的担子，你还要
多担一点呵！”康生微笑着说，“新中国需要自己的新戏，不能总是《打渔杀家》、
《凤还巢》、《借东风》。这些天，我一直在考虑请一位专家来牵头，搞点现代戏。毛
主席有一封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张先生不妨看一看。新中国的舞台上，如果还是让帝
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恐怕说不过去。当然，搞新戏，会有很多阻力，有些人不赞
成，有些人不热心，遗老遗少的那一套，让人不舒服。听陈毅同志说，当年你也登过台，
唱过《空城计》，对么？那个时代，是这样的，现在不行了。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中央
打算成立一个现代戏创作小组，想请你来牵头，你看怎么样？”
    “我不行。”张伯驹出言无忌，马上回道：“我是个局外人，刚参加革命工作不久，
打打杂，或许还可以，让我牵头，这个我可真是干不来。”
    “哦？”康生皱皱眉，颇觉意外，顿了一下，用手轻轻压了压前额的头发，目光炯
炯地说：“不要这么肯定，可以先试一试嘛。张先生，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旧瓶
要装新酒，抱残守缺，是不行的哟！”
    张伯驹无言以对。
    康生站起来，抱着膀子，在书房中来回踱了两圈，最后站在了墙上挂的那幅《雪峰
图》前，细细地看了好一会。画是昨天何香凝托刘继瑛送回来的，张伯驹想再欣赏一下，
便挂在了那里，没有收起来。
    “你认为这种情致很好么？”康生背着身子问。
    张伯驹不知他想说什么，便道：“这是好多年前的了。”
    康生微微一笑道：“可现在仍挂在这里。”
    张伯驹道：“终是一种传统，似也无可厚非吧？”
    康生摇摇头，转过身来，口吻宽和地说：“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就要走在时代的前
面。传统，说到底，其实是一种惰性，一种阻力。月下花前，弄月吟风，这是封建阶级
士大夫的那一套。我看，张先生是人到了社会主义，心还没到。一脚在门外，一脚在门
里，是不是？”
    张伯驹觉得有些气闷。解放以后，他见过不少国家领导人，还从未有人用这种教训
的口吻同他说话。
    康生又道：“所以，思想改造问题，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大问题，不可小看。搞现
代戏，也就是为了促进人们的思想改造。对那些不愿意走的人，羞羞答答的人，就要在
后面推他一把。”
    “我是说，对现代戏，我一点也不懂，恐怕……”
    “这没什么，会推碾子就会推磨。旧瓶装新酒，旧瓶还是要的嘛。自古以来，矫枉
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所以，我们的步子就要大一点儿，口号就要响一点儿，
决心也要坚定一点儿。为什么要批判《武训传》？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抓意识形态。如
果思想仍停留在从前，就会被历史所抛弃！”
    张伯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康生挥了挥手道：“好吧，这个事，你自己再想一想。考虑好了，再答复我。”他
的声音低了一低，关切地说：“张先生，大家都是读书人，我这也是为了你好。识时务
者为俊杰，别人抢着干，我还不一定相信呢。”
    说着，他走到了大书架前，拿起一函线装的清版《宋元学案》，随意翻了翻，用一
种漫不经心的口吻说：“听人讲，你收藏了不少古画，可以看一看么？”
    张伯驹谦词道：“多少有一点，不过大都不在这里。”
    “哦，没关系，随便看一看也好。我这个人，革命几十年，对古书古画，却一直有
所偏爱，也爱瞎写几笔。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好好切磋一下呢。”康生兴致勃勃地说。
方才那些关于“传统”之类的议论，一下子全丢到一边去了。
    张伯驹让慧素从里间小书房中取了七八幅字画来。这都是北平解放前夕买的，基本
上是明清两朝画家的作品。
    张伯驹把画一幅一幅地全挂了起来。
    康生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又戴上，凑近一幅明代画家戴进（字文进，号静庵）
的山水画卷，眯着眼睛看了起来。他看得认真、仔细，甚至有点儿挑剔。
    “这……是真迹么？”
    “是的。”康生点点头，又看第二幅。
    这一幅是明代画家吴伟（字士英、次翁，号鲁夫）的《江夏秋居图）。吴伟于明弘
治年间被皇帝赐“画状元”之印，名动一时，笔触恣肆而秀劲，山水画的意境很独到。
康生看了，不住点头。
    再下一幅是清代画家黎简（字简民，号二樵，广东顺德人）的山水画，画风又是一
脉，苍润而淡远，康生看得如醉如痴。
    接下来是一幅任伯年的人物和一幅虚谷的山水画，康生看得更入神了，竟情不自禁
地连声赞了起来。张伯驹站在一边，心下甚是打疑。他不明白，这位康生心里到底是怎
么想的。
    “这几件东西，能不能借给我看一看。内人伴竹（曹轶欧的笔名）也喜欢写写画画
的，让她也欣赏欣赏。”
    张伯驹自无不允，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慧素去找了个布兜，张伯驹则把画一一取下
来，卷好，放进布袋里。最后，康生又握着张伯驹的手说：“张先生，方才的话，请你
再考虑考虑。记住，千万别错过了机会。”
    送走康生，张伯驹只觉心中很乱。他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
    康生是共产党的大干部，说出来的话，似乎不无道理。可是，那些画，难道便不是
“封建阶级士大夫”的那一套了么？到底哪一种说法更对呢？
    此外，对现代戏，他真是一窍不通，连这个名词，也是第一次听说。突然让他去搞
现代戏，还要让他去牵头，这不是开玩笑么？
    他所说的“机会”，又是什么意思呢？
    他不得其解。
    三天后，他措词谨慎地给康生写了一封信，表明他“实在难以胜任”，请康生同志
“另择高明”。
    然而，一晃两个月，康生那儿再没了一点儿消息。


五
    本打算春节一过，就去看从香港重金购回的《伯远帖》的。因为齐白石一直忙，身
体又不大好，不能一块儿去。所以，拖到年底，才算办好了看《伯远帖》的手续。手续
是由文化部报到中央批的，可见对这件文物的重视。虽然拖了这么久，但张伯驹反倒有
一种宽慰的感觉。

    古时候，那些王府的千金小姐，也是难得一见的。太轻易了，反倒会失了身份呢！
这比喻虽不甚恰当，从道理上说，却是差不多的。想当初《伯远帖》流落街头，被人一
次次翻卖，成了一件有价的商品，简直是一种亵渎呢。后来，在张伯驹手上，又呆了整
整八个月。八个月中，他几乎每天都要把《伯远帖》细细地看上好一阵，对上面的一笔
一划，都印象极深。可以说，已经深深地刻到了脑子里。便是上面的渍点，也印象深深。
今天，他又站到了《伯远帖》前。“是它！”他在心中狂唤。
    他强作镇定，凝视着《伯远帖》。《伯远帖》放在一个玻璃罩里，平素罩上蒙着不
透光的布套，以免紫外线的照射而损坏画面。张伯驹他们进去时，布套才取下来。一块
儿去的，还有一位《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背着一架照像机。但是，那里不许拍照，以
防对画有破坏作用。这些，他都一一看在眼里，百感交集。
    国民政府时代，他曾几次上书，
    大声疾呼，要政府出面，把流落于民间的珍贵文物尽数收购下来，以存国粹。后来，
也曾自行成立了保存国故委员会，可直到最后，甚至得不到一纸政府的委任。为了和美
国老板交谊，政府甚至劝他把《平复帖》拿出来，送给美国人。解放后，正是百端待举，
到处都在用钱之时，国家却不惜重金，将此画从香港购回。天渊之别，只一比较，又怎
不令人感慨万千！在这一件东西上，反映出来的内容却实在太多了。
    《伯远帖》静静地躺在绒布的衬底上，显得华贵而精美。书右，是两款乾隆皇帝的
亲题，写道：
    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
珍。今又得王dang此幅，兰纸家风，信堪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
    御识
    又一款题曰：
    乾隆丙寅春月，获王dang此帖，遂与快雪、中秋二迹，并藏养心殿温室中额，日三
希堂。
    御笔又识
    书左，是一幅吴昌硕的题字，并有一幅小画，老树半石，别有雅趣。
    同去的河北束鹿画家赵望云道：“张伯老，都云你收藏巨富，这一件又在你手中留
过，为什么你没把它买下来？”
    张伯驹不知从何说起。
    千头万绪，又怎么能一下子说得清。
    赵望云小张伯驹近十岁，是王樾的学生，为长安画派的创始人。石鲁、黄胃、方济
众等后起之秀，都师承于他。他久在西北，这边的事不大清楚，这时，正好王樾过来了，
说道：“那时候，他也差不多是个‘无产者’了，买不起呢。”
    蓦地，张伯驹又想起了卫福海将《伯远帖》拿走时的情景。可惜，卫福海已于去年
底去世。否则，让他一同来看一看，怕是会有更多的感叹呢。
    于潜移默化之中，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也更深了一步。
    回到家，他特别兴奋。慧素因为有病在床，未能一同去看。张伯驹把参观的情形细
细地向慧素说了，慧素也是感触万千。当晚。张伯驹夜不能寐，披衣而起，却见外面月
色正好。时钟悠悠地敲了十二下，恰是午夜。
    他铺纸振笔，写了起来：
    钟敲夜半窥长沟，平生愿，几曾休。琴棋书画，难系天下忧。便是杜鹃尽啼血，心
不老，鬓先秋。一帖《伯远》千虑收。看中流，放兰舟。风发意气，百舸竞上游。抖擞
精神狂歌去，新中华，万民讴。
    他觉得写的很不理想，太浅，也太杂乱。他的心太冲动，像年轻人呢。
    第二天上午，他接到两封信。第一封是陈毅寄来的，照例是最近写的几首诗，请他
指正。陈毅的诗词有一种大将风度，不拘成格，用字大胆，貌似浅显，其义却深，很为
张伯驹所喜爱。说起来，当初他与陈毅认识，也是命中有缘呢。
    全国解放后，张伯驹与慧素前往苏州扫墓，回来时，应一些朋友之邀，在上海小居。
一天，旧友丰子恺、靳以、魏金枝一同邀他出席上海文化界同仁的一个聚餐会，他去了。
席间，见到了南社创始人之一、老词人柳亚子。趣味相投，二人不免谈起诗词来。听说
柳亚子同陈仲弘先生相熟，张伯驹很想一见，便托柳亚子将自己的一本诗词集转呈仲弘
先生。文人以文会友，古来便是一件雅事，本来没什么。这几年，他不断地见到一些陈
仲弘的诗作，有几首，甚至他都能背出来了，可谓心仪已久。他发觉，在陈仲弘的诗词
中，有一种他最缺少的豪迈之气。比起来，陈仲弘的东西是豪放派，若辛弃疾的“醉里
挑灯看剑”之悲壮，若苏东坡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之深邃，若岳武穆的“壮
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雄壮，而他的东西，则每每总有一点“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或是“小桥流水人家”的遁世之感。他几次想写一些奔放的东西出来，总
不能如愿，苦恼了好久。也正因为这样，他才对陈仲弘的诗文特别欣赏。
    有这样几句，他最为叹绝：

    “后死英雄多努力，
    捷报飞来当纸钱！”
    “此去泉台集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严冬到来时，百花迹已绝。
    红梅不屈服，树树立风雪！”
    “三峡束长江，欲令江流改。
    方知破夔门，东流成大海！”

    淋漓酣畅，恣肆痛快。
    文如其人。可以想见，作此诗词的人，一定是卓荤不凡之人。
    后来，他才知道陈仲弘竟然就是共产党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原来的新四军军长陈
毅。
    他愕然，失悔当初不该那么轻率。
    “人家一个共产党的大将，会理睬你一个不足挂齿的国民党遗老么？”他在心中暗
说。
    想不到的是，聚餐会后不久，陈毅便给他来了信，信中对他的诗词大加赞赏，并指
出尤其对哪几首最为喜欢。显见，陈毅已把那本诗词仔细看过了。信中，还给张伯驹寄
来几首他的近作，并邀他有时间到家中一坐。张伯驹犹豫再三，终于去了，在陈毅家吃
了一餐饭，并谈到很晚。从此，便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二十年的友谊。
    第二封信是康生寄来的。信封很大，用的是牛皮纸的公文口袋。打开来，是一封便
函，很短，仅寥寥几句话，无非是问候一下，并说那几幅借去的画，夫人和朋友见了都
很喜欢之类。信尾，是一行小字：
    昨，心血来潮，书章单一幅，尚觉满意，寄上。
    张伯驹打开了那幅字。
    字是用的二乘四的整张宣纸，中间，分两行写了十六个字：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署款为：“康生左手”。
    一侧，别有一行行书，写道：
    值康生同志参加中央会议归来，兴酣而草。
    署款为“伴竹”。
    慧素走进书房，把这幅字看了看道：“这也是草书么？”
    张伯驹点点头道：“对，早期的草书，是隶书的草写，由草隶发展而成的一种字体。
字字不连写，流行于两汉时期，史游的《急就章》便用的这种字体，所以叫‘章草’。
应当说，这一幅写得不错。”
    慧素道：“怪不得口气那么大，果然有点本事。这一幅，要不要裱起来？”
    “先放着吧！”张伯驹淡淡地说。
    不知为什么，他不愿同这种人打交道。一想起他，心中便有一种闷闷的感觉。
    他不愿意勉强自己。

六
    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使得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形势空前高涨。
    几年的工夫，张伯驹更有了一种“新中国的主人翁”的感觉。
    热爱从来离不开参与。在文化部，他干着力所能及的事情，提意见，提建议。有时，
便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也拿到桌面上来，供具体办事的人参考。他的见解独特，从不
人云亦云、旅进旅退。文化部负责文物的整理与收集、鉴定工作，这上面，张伯驹也付
出大量的心血。康生的那个现代戏创作小组一直没搞起来，以后就无声无息了。借走的
那几幅古画，也再没了下文。从内心深处说，他不愿意同那些爱教训人的人在一起，更
不愿意听那些口是心非的夸夸其谈。康生不再找他，他也乐得少一点应酬。几件明清的
古画，虽说算不了什么，可他总觉不那么对滋味。若是康生痛痛快快地开口说：“我喜
欢，想要”，他不会皱一下眉头。这般以借代取，未免缺了一点儿君子的风度。
    陈毅从上海调到北京来了。由于住得近了，二人之间走动更多。一天，无意之中，
张伯驹把这件事说了出来。陈毅是个耿性子人，当下十分生气，回去后，便把这件事告
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是“西安事变”时才听说张伯驹这个人的。当时，他在张学良的官
邸见到了一幅字体很怪的条幅，上面写了这样一段话：

    举人不望其报，恶人不顾其怨；
    官非其任不处，禄非其功不受；
    见人不正，虽贵不敬；
    得不为喜，去不为恨；
    非其罪，虽累辱而不愧也。

    周恩来很欣赏这段话，于是，张学良便把张伯驹的为人细细向周恩来讲了，并把这
幅字转赠给了周恩来。以后，周恩来戎马倥偬，这幅字同许多东西一道都遗失了，可张
伯驹这个名字他却记了下来。后来，他又听傅作义、何香凝、茅盾等人谈起过他，印象
就更深了。此番听陈毅这么一说，周恩来想了想说：“事情虽然不大，可影响不好。康
生同志也许忘了，不记得有这回事了，我们想个办法提醒他一下。”
    陈毅有些不服气，说道：“他这是老毛病了，见了好东西不肯撒手，开头说得好听，
借。借借就不还了。”
    周恩来微微一笑道：“我让颖超和小曹谈一下，慢慢来。否则，对张先生也不好。
康生同志是聪明人，一点就透的。”
    邓颖超找到了曹轶欧，谈话是十分委婉的。
    “小曹，听说康生同志借了几幅不错的明清山水画，不知还了没有？恩来说，想借
来看看呢。他那个人，别看忙，也喜欢看画，真的，看一幅好画，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
呢！”
    曹轶欧一怔，马上说：“哦，那几幅画，刚刚还了。总理喜欢，我想办法再借来。”
    邓颖超摇摇手：“既然还了，就不麻烦了。以后若借到什么好的字画，告诉我一下。”
    当晚，康生便让人把那几幅画儿送到了张伯驹家。见了画，张伯驹好生惭愧，以为
是错怪了人。对陈毅一说，陈毅听说画已经送回，心中暗觉好笑。见到总理时，便把这
件事说了。大家都知道康生一向的为人，也便没再说什么，这件事就算放下了。
    便是连周恩来、陈毅也没想到的是康生对这件事竟然耿耿于怀！
    曹轶欧把邓大姐的话对康生一说，康生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张伯驹这般小气，
不识时务，委实是他所没想到的。这几年，光是地方上送的古玩字画、碑帖砚墨，也有
几百件呢。有些人想送，他还未必收呢！张伯驹算个什么人，国民党的遗老。解放初镇
压反革命的时候，没拉他去“打靶”，已经便宜他了。如今神气活现起来，以为这天下
还是国民党的，真正让人切齿。前番让他出山搞现代戏，太高抬他了，他居然不干。为
几张破画，居然告到了总理那儿去，实在是太过分了！表面上，他让人把画送了回去，
心底里，却牢牢地记下了这笔帐。
    
 
有帐就不怕算，等着吧！    这些，张伯驹一点儿也不知道。    虽说张伯驹婉言拒绝了参加现代戏的创作一事，但他内心里，对中国传统的京剧艺
术还是极为偏爱的。1942至1943年间，高庆奎、言菊朋、余叔岩接连去世，令张伯驹极为悲悼，所以，好多年中，他不听戏，不去戏园子，怕触动伤心事。高、言、余三位同
庚，均生于1890年，又几乎是同死，死时均不过五十岁出头，怎不让人难过。忆起依稀往事，每每怆然泪下。解放后，四宇宁和，万象峥嵘，人的精神好了，加上有了几分岁
数，从前的爱好又浓了起来。北京的票友、戏迷最多，不相识的人，也常常可以在京戏中找到共同的语言，像张伯驹这样的老戏迷，自然不甘闲呆。他不懂现代戏，但对传统
的保留剧目如《让徐州》、《卧龙吊孝》、《李陵碑》、《哭秦庭》、《逍遥津》等几十个剧目，还是耳熟能详的，高兴时便哼上一段。天桥戏院只要有演出，他除非有特别
的事，肯定是场场必到的。北京的一批著名京剧演员，如长于“方巾丑”的萧长华，演旦角的梅兰芳、荀慧生、尚小云、程砚秋，文武善能的谭富英，演净角的袭盛戎，演老
生的马连良，他都熟得很。若去上海，无论如何也要看一场周信芳的《四进士》或是《徐策跑城》。这一年，文化部搞传统剧目的整理等项工作，征求他的意见，他欣然地
参加了，任顾问。虽忙，却乐此不疲，为传统保留剧目的整理工作出了许多点子，被授予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名誉理事。康生见到名单上有张伯驹，心底的火更盛了。
    因为这等于是在对着干了。    而张伯驹，却以为这是在为革命做贡献，年届六旬，他反倒更觉年轻了。
七
    文化部开了整整一下午会。    会议的主题是动员大家为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购买公债。
    晚饭后，在部机关的大会议室，又继续开小会。参加会的，除了几位部领导外，还有一些文化界的知名人士。
    晚上的会由副部长郑振铎主持。因为下午部里已经开过全体大会，部长茅盾做了动员报告。购买公债的意义，就不必再重复了。今天晚上的任务，是抓落实。在许多时候，
数量也反映了态度。    解放后，中央各部都吸收了一些民主人士担任各种职务。从经济状况来说，大家的
收入都不高。解放初，实行供给制，从部长到科员，都是挣分。1950年，实行包干制，大部分东西都是统一发的，现金津贴很少。自1955年，供给制和包干制才改为工资制，
大家的手中多少有了一点钱。工资制才实行一年多，钱很有限，所以，要搞好这次买公债的工作，也不那么简单。
    小会是座谈式的，没有什么程序，大家随便议论。文化部文人居多，古来便是“穷文富武”，便是旧时出名的文人，也没有几个是真正有钱的。靠“爬格子”挣稿费，终
是有限的几个钱。而那些工业部、商业部之类，留用人员的经济基础则好多了。    先是部长茅盾带头。他的稿费多一些，在文化部算是“大财主”了，一上来，先自
报买五千元的公债，接下来是夏衍副部长，自报了四千。郑振铎的经济基础好一点，又是党外人士，头一定是要带的，报了八千元。接着，会场便沉默了。
    沈部长笑笑说：“没关系，大家量力而行，条件好的就多报一点儿。支援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人有责。今天在座的，都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扭脸看看夏衍和
郑振铎：“包括我们几个，也算是知名人士吧？”说完他又把目光在会场上扫了一圈，继续说道：“自古‘人怕出名’，为什么呢？因为时时处处有人在看着你。名人的‘名’
不是在家里，而是在社会。所以说，当了一个名人，便不仅仅属于你那个家庭，而是属于社会了。全国的文化工作者干千万万，最出名的今晚差不多都在这儿了。希望大家都
能带个好头，别让人家在后面戳脊梁骨。”    会场又是一阵静寂。    郑振铎的目光落在了张伯驹的身上。
    今晚在座的几十个人中，他是公认最有钱的人了。关于他倾家荡产买古字画的事，还很少有人知道。    “丛碧先生，你来讲几句巴。”郑振铎笑着说。?
    张伯驹如坐针毡，让郑振铎这么一叫，更有点儿不知所措了。    憋了好一会儿，他才吃力地说：“我……一定带头，一定。回去，我和内人商量一
下，争取……买多一点儿。”    会又开了半个多小时，散了。后来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张伯驹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他有口难言。谁相信他会没有钱呢？
    当年的“四大公子”，哪个不是家财巨富、挥金如土？若在以往，十万八万，绝不在话下。可如今，让他凑一千块钱出来，也是太难了。而且，又能找谁去借呢？从前，
凭他的一个名字，随便到哪个银行、钱庄，都可以借几万块钱，可如今，谁会借给他呢？    终不能只报一千元吧？
    而这一千元，已经是在“瘦驴屙硬屎”了。能不能凑够，还难说呢。    话说回来，堂堂张伯驹，买公债只报一千块钱，还不会让人笑掉下巴！大家会怎么
看，又会怎么说呢？    他这个人，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此番，才生平第一次尝到了“阮囊羞涩”的滋味。
    散会了，大家三三五五地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外走。张伯驹双腿发沉，脑子发木，也往外走，心里乱糟糟的，真的，这又不是硬朝你要，而是买公债，和在银行里存款差

不多，到时候既还本，又付利息，个人是一点儿也不吃亏的。最难的，是他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    郑振铎跟在他身侧，关切地问：“丛碧兄，你怎么了，不舒服？”
    “没……没什么。”张伯驹闷闷地答道。    他说不出口，因为一言难尽。    “有什么顾虑么？”郑振铎关切地问：“商业部有位民主人士，担心买多了，政府
会没收。其实，根本不会。买得越多，越表明你爱国。这方面，当然也因人而异。周扬部长不是才买了两千块钱么他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没有钱的。”
    张伯驹回到家，便一头扎进书房里，一个人愣愣地出神。能想到的主意都想遍了，也想不出个办法来。家中，除了那些字画外，真是别无长物了。桌椅板凳，就是卖，又
能值几个钱？    可是，卖字画……他觉得不可思议。    他早就抱定了一个宗旨：无论怎样，也不卖字画的。这话，他对亲戚、朋友，对慧素，都讲过许多次。
    况且，解放前夕，他已经留下遗嘱，把包括《平复贴》、《游春图》在内的最珍贵的二十件古董字画给了慧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便已是属于慧素的东西了。既然已
经给了慧素，又怎么往回要呢？这就像他送给妻子一件首饰一件衣服一样，送出去以后怎么能再要回来呢？
    当然，他没死，财产依旧属二人共有。可这个大家庭中，人与人的关系特别复杂，还有前两房夫人在世。慧素年轻，把东西卖了，慧素将来怎么生活呢？自己已是半截子
入土的老人了，可慧素还年轻，才四十岁出头，孩子又小。将来，她们靠什么维持生活呢？    若在以往，他可以不去顾忌这些。有房子，有地，租出去，一年总可以收到万儿八
千块的租息。如今，只剩下这么一个自己住的小院子了。以前大手大脚惯了，现在只靠那么一点儿工资--加起来只有二百多块钱，月月花光。将来自己死了，她们怎么办呢？
    再有，女儿已经大了要给她今后的婚事考虑了。没一份像样的嫁妆，在他们这么样的一个家里是很丢人的……    他要强了一辈子，如今老了老了，却要丢人现眼了呢！
    慧素见他闷闷不乐，知道一定是有了什么解不开的心事。她已经有好多年没见他这种样子了。他这个人心宽，一般的事，从来不会皱眉头。
    “吃饭了？”她小声地问。    “唔。”他随意应了一句。    她在桌角放了一杯绿茶，一只手搭到了他的肩上。    他心中一阵酥暖。
    人一老，便更觉得妻的可贵了。这么多年了，她总能理解他，总能帮助他。可自己，却总给她添事。    不知为什么，他感到深深的内疚，似乎做了什么错事。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么？”妻子的声音分外柔和，充满了关心。    “没……没有。能有什么呢？”他勉强地一笑，没有再说下去。
    因为他自己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办。    “老傅今天下午来了，说是谭先生故去了，死的时候很孤凄，身边一个人也没有。”
    “噢！”张伯驹若有所思，应了一声。    谭得侃也算是个精明人呢。对古董字画，称得上是个真正的行家。若是不那么贪心，
何至于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上次谭得侃从这里走后，不久，他便听说了，谭得侃被划成了漏网的地主。在新社会，地主是很让人憎的。谭得侃在上海那些房子的事，张伯驹也
向陈毅问过了，其中的情况比谭得侃讲得还复杂。陈毅告诉他：那是一批官僚买办的资产，中间的内容很肮脏，政府已按规定全部没收了。    也许，这就叫“鸡飞蛋打”吧？
    人世间，有没有“命运”这种东西呢？如果有，一定和人的品质相联系。能说谭先生是一时糊涂、走火入魔么？他本来是可以很有发展的，他的收藏之丰富，是罕见的。
然而，从一开头，他的心术便不正，为的是钱，是待价而沽……    这么多年，他也算是阅尽沧桑了。光他认识的人名字写出来，也够挺厚的一本书了。
老谋深算的大帅张作霖，英雄一世，盖棺却仍无法定论；力主封建的大文豪辜鸿铭，反对白话文，却提倡纳妾。还有张勋的辫子军，袁世凯的筹安会，陈独秀的激进，蔡元培
的宽容，胡适的风流，曹锟的滑稽；鲁迅、郭沫若和一班旧派人物的论战，周作人、张资平的鸳鸯蝴蝶派，胡秋原、苏汶的“第三种人”。文坛上，有郭沫若、蒋光赤提出的
“革命文学”，马上便有了王平陵、朱应鹏、傅彦长、黄震遐的“民族主义文学”。哦，让人眼花缭乱呢！《玩偶之家》，《温少奶奶的扇子》，林语堂，严复，易卜生，陀斯
妥耶夫斯基。几十年中，社会像个大戏台，你方唱罢我登场。人都变得警觉，也变得麻木了。每一种爱，都像一个裂得很深的伤口，充满了痛楚；而每一种恨，却又像吸剩下
的烟头，马上就被丢在了脑后。人人身如不系之舟，进，身不由己；退，身不由己，不但失去了选择，而且失去了自身的存在。从光怪陆离的上海十里洋场，到老气横秋的北
京遗老遗少，都让中国这幅大画儿变得让人无法理喻、也无法琢磨了。兵荒马乱，勾心斗角，腐败，堕落，面上的夸夸其谈，实际的口是心非。人们为意气、也为主义而争着，
为面子、也为实惠而打着。三民主义，总理遗训，联合政府，国共合作，有真诚相见，也有同床异梦，有听天由命，也有恬不知耻。三十多年的民国史，就这样走马灯似地一
场又一场地演着，终于轰然一声大幕落下，让共产党坐了江山。开始，他以为恐怕也是一阵子的事。到底江山谁坐，还不一定呢。历史上，大凡根基牢一点的朝代，灭亡之后，
都是要好好乱上几年的。汉朝完了，有三国，魏、蜀、吴，打了几辈人，归到了晋朝的司马氏坐天下。两晋一百五十六年，亡了，又是一场大乱，南北朝，斗了一百七十年，
归到了隋朝。隋朝短命，权归李唐。唐朝二百九十年，气数尽了，出了五代，梁、唐、晋、汉、周，都是昙花一现。大清二百多年，亡了，谁知道会乱多少年呢？可是……
    共产党倒真是替天行道呢！这江山，看样子真会坐下去了呢。当初，真是把共产党看小了！
    北京还是从前的北京，不过名字变了。中央公园改成了中山公园，从前的社稷坛改成了文化宫。可大街上，扬眉吐气的，是从前的那些泥腿子了。这朝代真是变了呢！孙
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权”，国民党没能实现，却让共产党实现了。天下事，就是这么让人不可琢磨……    他微微一叹，闭上了眼睛。
八
    整整一天，张伯驹没去上班，关在书房里，一个人闷坐。    他只觉欠慧素的太多了。他不忍把这个帐再增加，因为他恐怕来不及偿还。
    毫无疑问，他的心中还有很浓厚的旧的意识，认为女人同男人不一样，即便不叫男尊女卑，终是女人更软弱一点儿。况且，他从未把慧素当成妾，而一直把她作为夫人。
慧素嫁给他这么多年，几乎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自古以来，大户人家的女眷，从来都是什么都靠男人的。可如今……
    他看了那么多书，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二十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三百五十四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
家珍。唐诗宋词，脱口而出的，便有一两千首。没点儿本事，又怎能名登“四大公子”？然而，今天，他却没了一点儿主张。
    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这个家，还没有真正穷过呢。    慧素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他的身边，也不知已经站了多久。
    “告诉我。”她的语气平稳而坚定，不容有别的选择。    他顿了一下，长出了口气，低声说道：“部里开会，动员大家带头买公债。西谛一
次就买了八千，以后还准备再多买一些。”    慧素心中一宽。    “那就买嘛，何必愁成这样子，让我担心了一天，昨天夜里也没敢睡。”语气从容
而轻松，全无一点儿顾忌。    “可是，我们……哪儿有多少钱？千把块钱，怎么拿得出手？”    慧素淡淡一笑，看着他，似乎也在等着他。
    她已经猜到他的想法了。    “实在不行，恐怕……就得卖……卖点儿字画了。”他的语气实在艰难。“咱们……
可不能丢这个人，不能的，慧素。让人家在后面指手划脚，我心里……不安稳。”    “卖《平复帖》？”慧素故意问。    张伯驹嗫嚅，不知说什么好。
    “你打算卖给谁呢？谁有那么多钱？”慧素又问道。    张伯驹立时怔住了。这一点，他竟完全没有想到。    慧素又道：“另外，你打算把这些字画传给谁呢？”
    “那些，我都已经做嘱，留给你了……”    “给我？”慧素一笑道：“我可背不了这么重的包袱，也操不起这份心。就算是天
下太平了，不怕人来抢，可万一虫蛀了，霉坏了，我也负不了责。”    张伯驹有些茫然。
    藏在老家的那些古画，他们去年已经全部取回来了。有一部分因为保管不当，让虫咬坏了。所幸埋在地下的那些完好如初。一点没变。不过，张伯驹也明白，放在家里，
终非长久之计。汉唐以来，人们画了多少画，可以说数也数不清。一个画家，一辈子能画几千张画。一千个画家，就是几百万张。然而，真能传到后世的，又有几张呢？据史
书记载，最早的画家可考的，是三国时代吴国的曹不兴。相传，孙权命他画屏风，他不小心将一个墨点溅到屏风上，便随手绘成了一只苍蝇。孙权见了，以为是真的，竟用指
去弹呢。但在当时，曹不兴的画已属珍品，为人们所珍藏，名气甚大，可是，在南北朝时代，他的画便已经失传。唯有南朝的谢赫，在秘阁中见过一个曹不兴画的龙头，赞曰：
观其风骨，名岂虚成！在记载中居第二名的，是西晋时的画家卫协，师法曹不兴，擅画神佛及人物，据传笔法细如蛛丝，尤工人物点睛。古人曾评道：古画皆略，至协始精。
“六法”之中，迨为兼善。虽不该备形似，颇得壮气。他一生作画甚多，但亦已全部失传。排在第三的是东晋画家戴逵，第一次有了卒年的记载，殁于公元396年。他是安徽宿
县地方人，擅画人物山水走兽，被誉为“情韵连绵，风趣巧拔”，名重一时，可是，作品也全部失传了。再接下来，是东晋时的画家顾恺之，比戴逵略晚，时称“才绝、画绝、
痴绝”。他在建康瓦棺寺绘《维摩诘像》壁画，光彩耀目，据说三天便为该寺募捐款几十万。存世的《女史箴图》，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被劫去英国，现藏于伦敦不列颠
博物馆。可惜的是，这张图只是后人的摹本，原画早已失传。他的另一幅《洛神赋》，其实是宋朝人画的，不过伪托了他的名而已。再往后，是南朝画家宗炳（375～443）、
陆探微、张僧繇，都是名噪一时的大画家。像那古传“画龙点睛，破壁飞去”的故事，便说的是张僧繇，然而，这几位画家，传世的真迹也已经一件也没有了。因此，比他们
都晚的隋朝画家展子虔，才领受了“传世第一”的荣誉。由此，亦可见保存之艰难。千千万万珍贵的古画，被无情的历史、沧桑的岁月，一点点地吞噬了，因而才使得传下来
的东西那般稀少而珍贵。    这件《平复帖》，这件《游春图》，又能传多久呢？    想起来让人心颤。
    两幅东西都传了一千多年了，被无数的人珍玩过，占有过，几千几万只手拿过它。它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历史本身。万一有了什么不测，前人心血尽失，后人又将如何评论！
    它们真真都是有灵性的呢！否则，为什么单单它们能传下来？    不难想见，便是那权倾天下的帝王将相，在观赏它们的时候，也会肃然起敬，屏住
呼吸，在遐思中作冥冥之想，仿佛面对着神圣的祖先一般。再有，那天他去看《伯远帖》，不是也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吗？那种神圣，那种庄严，那种忘我的劲头，便是在大雄宝殿
里，也难以得到。    那么，谁又能保证它们以后的命运呢？    他感到周身长久的震颤。    慧素的话听上去很平淡，细一想，却包含了更深刻的东西。
    “我……只是担心你……和孩子……”    “我？”慧素粲然一笑道：“我有两只手，可以自食其力。如今是新中国了，解放
七年，天下安宁，四宇和平，你却担心有一天我会吃不上饭、靠卖画过日子？伯驹，别忘了你自己也曾说过：有些时候，财产其实是一种负担。所以，许多有钱人家的孩子才
那么笨，念不好书；贫穷人们的孩子，反倒聪明伶俐，干成了大事。再说，就算那些画值几百万，能卖么？当初我们买这些画，难道目的就是为了卖大钱么？谭先生的教训，
已经足够了！”    “那……你的意思是……”张伯驹看着慧素，似乎在期待。    “你也知道，”慧素不假思索地说：“再珍贵的东西，在私人手里，也很难传到三
代人以上。项元汴可谓一代收藏大家，却有了项林这样的败类。他的那些收藏，也早不知都流落到了什么地方。现在，《平复帖》、《游春图》在我们手上，可十年后百年后呢？”
    张伯驹不住地点头。    “所以，依我看，干脆，都捐出去，给国家，也算了却一桩心愿。你不相信共产党会把它们保存得很好么？”
    慧素说得从容、轻松，仿佛已经深思熟虑过了。对她的态度，张伯驹深感吃惊。    他在更深的层次上发现了她的美好。
    在一般人的眼中，女人爱计较，太实际，顾虑多，私心多。可是慧素却全然不同。蓦地，他有了一种感觉，似乎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土丘，而她却是在他面前突兀而起的
一座高山！    他的顾虑、担心显得多可笑噢。    饭桌上，慧素一边给丈夫倒了一小杯北京特产的二锅头酒，一边用体贴的口吻埋怨
道：“你呀，六十岁的人了，还像小孩儿似的，一遇上点儿什么事，饭就不好好吃了，一点儿不知道爱惜自己。瞧，肩胛骨都高出来了！”    张伯驹听着，心中甜甜的。
    “哎，我怎么那么有福气，会找上了你呢？”他傻傻地一笑，问得没头没脑。    “又说傻话，吃菜呀！”慧素吟吟一笑，也抿了一口酒，脸边红晕晕的。
    “人家家里的那些太太，净是把家虎，什么都看得紧紧的。可你，真就那么想得开。瞧吧，这事，老傅知道了，能愣得说不出话来，你信不信？”他的话显得特别多。周身
的每个汗毛孔似乎都充满了兴奋。    “我倒觉得轻松了许多呢。”慧素的口吻淡淡的，很平静，像是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一般。    她这个人，喜欢把高兴埋在心底。
    “把我名下的那二十件，都一起捐出去吧。”她又说了一句。    “嘿！”张伯驹把杯中的酒一口吞了，放下杯子，使劲地搓着双手道：“你可真舍
得！你说，别人眼里，会怎么看我们呢？”    “管他呢！”慧素道：“普天之下，没有一件事会人人说好的。我们做得光明磊落、
坦坦然然的，就行了，又不想当官，又不想捞什么好处，问心无愧，由他们说去吧。你瞧着吧，便是老傅，也不理解呢。”
    这一晚，张伯驹怎么也睡不好，几次一个人爬起来，到书房里坐上一阵。那二十件东西已经找出来了，用包袱皮包成了一个包，静静地放在桌子中间。他呆呆地望着它们，
若有所失，又像是若有所得。像是送儿女出远门，又像是准备接受一项新的使命。这么多年中，它们带给他的牵挂太多了，感情上，真有点依依不舍呢。
    他觉出来了，这一夜，慧素也没睡好。    这么大的一件事，她又怎么可能不想呢！
九
    张伯驹夫妇把多年珍藏的二十件珍贵书画捐献给国家的消息，在中国的文化界，引起了锁链般的震动。文化部大张旗鼓地举行了正式的捐献仪式，为他们夫妇发了“褒扬
奖”和三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各大报纸都发了消息，赞誉鹊起。    那三万块钱，张伯驹本意坚辞不受，怕沾上“卖画”之嫌。后经郑振铎一再劝说，
告诉他这不是画款，只是对他们这种行为的一种鼓励，他们才勉强把钱收了下来，并全部拿去买了公债。
    了却了这桩心事，他们都像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那般轻松，同时，也像肩起了一个神圣的使命，脚步分外地庄严了起来。他们把那张奖状仔细地收好，放到箱子里，依
旧像从前那样生活，工作。所不同的，是那种主人翁的参与感更强烈了。此后，又陆续捐了一百多件。    看着报纸，康生的心中阵阵燥热。
    如果他早一点儿知道张伯驹夫妇的手中藏着这样的宝贝，他会对他们采用另一种态度的，会更含蓄，更柔和，更从容。
    他有一种被戏弄了的感觉，恼火，想发脾气。这么糊里糊涂地“败”在一个无足轻重的“资产阶级分子”手中，他心不甘。    因为他懂行，所以才分外痛惜。
    那张伯驹也太嚣张了！那次，他看张伯驹的藏品，张伯驹只拿出了那么几件破烂充景，真正的好东西却藏起来，秘而不宣。真是太张狂了！
    这么多年，有几个人敢这样对他呢？    西太后的一句“名言”跳进了他的脑际：你若让老子一件事不痛快，老子就让你一辈子不痛快！
    不收拾收拾他，他就不知道马王爷到底有几只眼。这年头，还轮不到这些资产阶级站起来说话呢。
    况且，整人，这几乎可以说是他的本行了。这方面，他的经验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任你张伯驹有天大的本事，跳得出如来佛的手心么？
    张伯驹有足够的学识，却缺少最起码的狡诈。他又怎么能知道，在他的身后，已经张开了一张报复的大网。
    任何时代，当权者只要想找，便一定能够找到那种特务式的帮手。那种人不但机智、灵活，而且忠心耿耿。在许多时候，你甚至会承认他们并不是坏人，而是在履行一种神
圣的职责，在表现对事业的忠诚。    罗迈便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广东客家人，大高个，肩很宽，全无广东人的那种瘦小与灵巧劲儿。从延安整
风时起，他便被康生看中了。他总是那么严肃，那么深沉，不苟言笑，说话时喉音很重，一举一动，都有着一种阶级与使命的庄严。他办事认真，仔细，韧性十足，不达目的决
不罢休。虽然他从未真正上过战场，但是，无人会怀疑他在革命需要的时候，把一腔热血交给党的事业。他属于那种根本不可能被收买的一种人，生活简单而无奢求，不吸烟，
不喝酒，连茶也很少喝，以“清贫，洁白而朴素的生活”（方志敏语）为荣，参加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发财或当官。可惜的是，他们这种人的思维方式太简单，只习惯于
接受和服从，从不会用自己的脑子去思索与分析。因此，康生选中了他，把他视为心腹。    因为他无需伪装，他表里如一，他能够坚决服从。康生需要他的无私，他的坦白和
他的忠诚。许多时候，这样的人才更有威力，因为他身上无懈可击。不客气地说，这种人一旦被邪恶所掌握，其破坏力常常是毁灭性的。从延安整风、以后的反右斗争，直到
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常常都是这种人充当了最出色的打手。当他们从事着破坏的时候，与那些幕后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还坚定地以为是在为革命事业而献身。
    康生找来了罗迈，亲手为罗迈倒了一杯上好的碧螺春茶。脸上，是长者慈祥而耐心的微笑。
    “小罗，最近很忙么？昨天轶欧同志还问起你，怎么不去家里玩？没有事，聊一聊也好嘛。不能让人家说我们一进了城，便忘了当年的老战友了。”
    罗迈听着这亲切的话语，只觉周身一股暖流在游走。    “康生同志，您那么忙，我怕……打扰您的工作。”
    “这难道就不是工作了么？作为一个革命人，应当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革命的。因此，我们聊天、吃饭、看戏、看书，其实也都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火车跑起
来是工作，难道停下来加水加煤，就不是工作了么？”康生说得从容，没有一点儿架子，完全像是一位老人在同一个年轻人唠家常，平易而近人。
    罗迈认真地点了点头，把这番话记到了心里。    从延安整风的时候起，他便崇拜康生在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中的大将风度了。在那
次整风运动中，康生同志的一双眼睛多么尖锐，挖出了多么隐蔽的“第五纵队”（即隐藏的特务和异己分子）呵。在康生同志身边工作，可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呢。因为可
以学到许许多多东西。    “本来，我是有点儿私心的，想把你调到我身边来工作，办事放心。可是再一想，
又怕影响了你的发展，所以，就没有调。革命事业蒸蒸日上，哪儿都需要人。我们这些人老了。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挑更重的担子呢！”康生喝了一口茶，把茶杯轻轻地放在
宽大的写字台上，一只手按在玻璃板上，眼睛望着挂在墙上的大幅丝织中国地图。那地图高一丈，宽一丈五，把整面墙都挡住了。他的样子十分严肃，眯着眼，挺着胸，另一
只手拿着一支红蓝铅笔，叉在腰间，像一位决战前夕的将军。“罗迈同志，你对当前的国内政治形势有什么看法？”
    罗迈有些惶惑。他知道，自己无论怎样回答，都会浅得可笑。而且，康生根本不需要回答。
    “应当看到，新中国并不平静。有那么一些人，在磨刀霍霍，伺机向党进攻。他们不会甘心失败，他们会怀念失去的江山！解放七年了，可以说，这场斗争，没有一分钟
平息过。蒋介石还在台湾，虎视眈眈；大陆上，还有他们留下的残渣余孽，遗老遗少。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康生以极为严峻的口吻语重心长地说：“因此，我们
也不能睡大觉，要准备战斗。这是在另一个战场上的、不流血的战斗，却会更尖锐、更复杂，也更残酷。昨天我见到毛主席了，他也说，不能睡大觉！”
    他的样子像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沉着，严肃，平缓的声音也显得格外有力。    “是的，康生同志，是的。”罗迈认真地点着头，仿佛是在接受大战前夕的使命。
康生同志对他--一个小小的副处长--一下子讲了这么多重要的话，使他连呼吸都觉得分外沉重了。
    “现在，”康生踏着绒绒的织花地毯，站到了办公台前，凝视着台上的一部暗红色的电话机说：“文化界、学术界，都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讲怪话，煽动不满
情绪。尤其是一些旧社会留下来的遗老遗少，正在不遗余力地向党内渗透，腐蚀我们的干部，这问题就更严重了，我考虑，让你到文化部去工作一段时间。去了以后，重点是
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你知道人为什么有两只眼睛、两个耳朵，却只有一张嘴么？那就是要人们多看，多听，少说话，平时说得太多，到该说话的时候，就没话可说了。”
    “是的，康生同志。”罗迈连连点头。    “要特别注意那些表现特别积极、特别主动的代表人物。这些人很具有迷感性，脑
子里有一套歪理论，能讲、会说会写，因此影响力也特别大。这样的人物，政府里、民主党派里、学术团体里、大学里，都有一批，不可低估他们的能量。要能够识破他们的
嘴脸，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给予狠狠地打击。但是，现在还不到时候，要等他们充分表演、充分暴露。你去了以后，第一步是先要得到他们的信任，让他们失去戒心。有什么
情况，随时告诉我。”    第二天，罗迈便到文化部上班了。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到来。在文化部这样的大机关中，干部调动是经常性的事。
他为人朴实、随和，骑一辆很破的自行车上下班，穿着补丁的裤子，中午在机关食堂吃饭，总是吃最便宜的饭菜。张伯驹虽然同他谈得不多，却对他印象不错，甚至为共产党
中间有这样的干部而高兴。
十
    1957年，夏。    大规模的反右斗争，随着天气的炎热，也一天天地推向了高潮。    算总帐的时候到了！
    一切，都是深思熟虑的，经过充分准备了的。    4月，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
运动，号召各界给党提意见。态度是认真的，也是诚恳的。    许多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人，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应当说，这些建
议并不是都对，可能很片面，也有些偏激。与此同时，也有极少数确实是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认为机会到了，打出了“轮流执政”、“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反动口号。    立时，形势分外地严峻了。    人们的传统心理，开始潜在地发生作用。
    于是，鱼龙混杂了，一小撮变成了一大撮，变成了一批、一大批。    每天，都有许多罗迈那样的“忠诚的”干部，向中央报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动态。
他们确信，报得越多，越能够表现忠诚。对这些残渣余孽，不但要毫不客气，而且要一网打尽，留下一片干干净净的土地与蓝天。    康生果然没用错人。
    在罗迈整理出来的“文化部右派分子活动情况汇报材料”中，密密麻麻地开列了一大群人的名字和他们的言行录。罗迈工作认真而审慎，他开列的名单，分成了三大类：
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偏右分子。搜集的“反党言论”，不但有现在的，还有以前的。时间、地点、证明人，清清楚楚。    张伯驹被划在中间那一类里面。
    他的右派言论有这样一些：    “一九五六年十月五日。中午，在部机关外篮球场，张对秘书处的赵文中说：既然
讲了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要有个互相的样子，不能只走形式，伸手算一票。从法律上，便要有保证。否则，干脆取消，反倒痛痛快快，直截了当。”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下午，在机关会议室，讨论现代戏的创作问题。张发言说：文艺不一定都要为政治服务，也可以欣赏，陶冶性情。从这一点来说，对社会主
义建设也是有好处的。换句话说，炒一盘好菜，能表现政治观点有什么毛病吗？吃好了，吃饱了，工作有精神了，也就是政治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部机关新年茶话会上，张发言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古语了。我有一些朋友去了台湾，应当说，其中也有一些是好人，艰苦朴素、
两袖清风。他们只是走错了路，跟错了人，从人品上说，并不是坏人。如果强调阶级性，便把别的都一笔勾销，是不对的。”
    “一九五七年四月，在部里举行的整风工作会上，张说：共产党早该清一清了，不能拨拉脑袋算一个，什么人都是共产党。一个字不识的党员，能懂马列主义么？据我看，
一百个党员里面，有九十个不懂马列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九五七年六月，在整风小组会上，张发言说：黄绍hong的话，我看就有几分道
理。（有会议记录为证）”    “一九五七年九月，在整风小组会后，张对我说：丁玲、陈企霞他们那样讲，也无
可厚非。提意见，就有可能对，有可能不对，用心是好的就行。”    “一九五七年十月一日，有人亲眼看见，张同黄绍hong在一起，谈了足有一个小时。
黄是极右分子，旧官僚，曾经任过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监察院副院长，同张很谈得来。”    可谓是深文周纳了。
    康生把关于张伯驹的言论部份仔细地看了两遍，微微一笑。    然后，他用红铅笔在张伯驹的名字旁边，大大地写了“极右”两个字。
    在文化部公布的第二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名单中，有了张伯驹的名字！
    因为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笔批字，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虽然茅盾、夏衍、郑振锋等部里的领导都为他做解释工作，特别提出他曾在不久前把二十幅珍贵的书画捐献给国
家。然而，功不抵过。有人甚至提出：他那样干，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并说：他那些东西，刚解放时便应当视为官僚资产，予以没收呢。
    张伯驹看了自己的“言论汇编”，也惊得目瞪口呆。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行为，已经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了！
    他痛悔，发自内心地痛悔。不管自己主观上怎样想，客观上，起到了危害党和国家的作用。回头细想一想，委实吓了一跳。
    部里的反右斗争领导小组成员罗迈亲自找他谈了话，指出：“你的灵魂深处，还有一些没落的、腐朽的东西在作怪。可怕的是，恐怕你自己还不大清楚！”
    张伯驹连连点头。    他开始懂得思想改造的意义，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检点自己、反省自己。
    直到名单最后公布，全部上下开始大批判的时候，张伯驹才把被划成右派的事情告诉慧素。    他怕她伤心！    慧素听了，什么也没说。
    他希望她埋怨，她落泪，可是，她的样子却异样平静。    “伯驹，你说心里话。你真的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么？”
    张伯驹沉默了许久，摇了摇头。    慧素轻轻一拢耳边的头发，笑笑说：“吃饭吧。”    张伯驹木然。    他心里很乱，似乎有许多话要说。
    事情是他自己弄下来的，他没有权力让妻子受牵连。这么多年中，她为他承担的不安与烦恼实在太多了。
    “你……为什么……”他呆呆地望着她：“右派分子，这帽子……好重呢。我可能……要离开文化部……”
    慧素泰然地说：“你对我讲过，春秋时楚国有位孙叔敖，三次当宰相，不因此而高兴，因为他认为这是自己的能力使然。三次被罢官，他也不因此而生气，因为他认为这
并非他有什么过失。既然你的内心深处并不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戴顶帽子，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大不了，到乡下去种田。早晚，事情会弄清楚的，你说呢？”
    张伯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微笑。    人在这种时候，最最需要的不就是这种深深的理解与同情么？
十一
    陈毅挺着身子，一手叉着腰，气冲冲地坐在沙发上，样子像一只健硕的正在发怒的公牛。连呼吸，也显得分外粗重了。
    他刚刚看过中办发来的关于国务院各部反右派斗争的材料。那上面，有不少人是他认识的，数量之大，令人不可思议。“乱弹琴！”
    看了关于张伯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摘编”之后，他把那本材料重重地往地上一摔，狠狠地骂了一句。
    张伯驹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根本不信！多年的交往，他对张伯驹夫妇不但了解，而且说得上是理解了。不久前，他们夫妇把最最珍爱的二十件堪称国宝的书画捐给了国
家，他一点儿也不觉意外。不过一年工夫，张伯驹居然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根本不相信。别的人可能会这样，但他相信张伯驹绝对不会。    因为毫无道理！
    由此，他对整个的反右斗争都有了看法。他根本不相信那些“言论汇编”。这种断章取义式的东西，他见得太多了，也早领教够了，知道那是些什么货色。同样一篇文章，
到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手中，这里摘一段，便是最革命的了，那里摘一段，却又会是反革命的呢，又有什么奇怪的。    是什么人在这船挖空心思呢？
    他蓦地想起了最近的一次支部会。会上，有人曾经很委婉地说：“有些领导同志，交朋友不大注意，其中有一些如果是右派分子的话，就会给这些右派分子当了保护伞，
影响了党的光辉形象。”此刻，他才品出那句“如果是右派分子的话”的弦外之音。那分明是有所指。    他开始渐渐冷静了。
    当一种思想变成一股思潮的时候，便应当考虑更深刻的原因了。任何现象的出现，都有其内在的原因，有自身的基础。不改变这个基础，便也不能改变这种现象。这一点，
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    因此，要等待。等待基础的改变，等待人们的觉悟。当然，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积极的，也需要等待，需要用时间和比较去纠正。
    每天，都有关于右派分子被批斗的消息。便是在外交部大院，大字报也已经占领了每一寸空间。千千万万罗迈那样的忠诚勇士，正以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废寝忘食、焚膏继gui，同“一大批”右派分子做着坚决的斗争。举国上下，一片热腾。人们不再喜欢冷清，却热衷于斗争。右派分子的数量在直线上升，越来越多的大人物被
戴上了“右派分子”的高帽：罗隆基、章乃器、章伯钧、储安平、黄绍hong、丁玲、林希翎。有一些，还是颇有才气的年轻人，后起之秀，甚至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
共产党员、大有希望的年轻作家。    才一个月工夫，形势的变化更令人担忧了。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数量已经达到了二十万！    令人瞠目！
    二十万，当年的八路军，才不过五六万人。一个一个挽起手来，能把北京城里里外外围上几层了。真的会有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么？
    陈毅无法相信。    每个礼拜，他都会听到张伯驹被批斗的消息，有时是一次，有时是两次、三次。大
会、小会不停地批斗，大字报铺天盖地。他开始担心张伯驹的身体会吃不消。然而，这种时候，他无法出面。因为搞不好，张伯驹会又多了一条罪状。
    缺少理解的地方，往往也缺少同情。虽然没有亲见，但他能想象得出来此时张伯驹夫妇的处境会多么艰难。已经有些人经不住打击而自杀了，张伯驹是个耿性子人，受得
了苦，却受不得冤屈，一腔热血，却落得这样个下场，会不会一时想不开呢？    应当设法为他们安排一条出路！    陈毅想了许久，想到了一个人：宋振庭。
    宋振庭是当年新四军中的红小鬼，聪明好学，黾勉求进，如今，已经当上了吉林省委的宣传部部长，他这个人热诚、坦白，可信，尤其可贵的，是他能够用自己的脑袋去
分析这个世界。    他富有学识，善于思索，因此，他能够理解。    理解是需要用自己的脑袋去想问题的，而且，还需要很高的思想水平。它是不能用
阶级觉悟或者阶级感情所代替的。在现阶段，这样的人还不多。    陈毅伏在桌前，纵笔给宋振庭写了一封长信，然后，便让人拿去寄发了。
    连日的头戴纸糊高帽子、满处游走地批斗批判，使张伯驹筋疲力尽，脑子也有些发木了。慧素虽然不出声，却也显见地瘦了下去。鬓角，出现了根根白发。
    她努力从生活上关心丈夫，给他做他喜欢吃的水饺、馅饼。便是去挨斗，也要让丈夫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发、胡须都是每天早晨她为他梳理的。作为夫妻，还有
什么能比共患难更为珍贵的呢。    没有她做他的精神支柱，他会倒下去。    这天吃过了晚饭，傅湘悄悄地来了，给他们带来了一包山西的木耳和闻喜的煮饼。
他刚从儿子那里回来，他的大儿子在运城盐化局工作，他去看儿子，在运城住了半年多。回来一听说张伯驹出了事，就马上来了。
    “老了老了，又摊上这路事[害！”傅湘的样子极为伤感，叹着气说：“都说大起才有大落，若没有去年那个事，兴许这回就不会。有人说，去年你们那是‘冒进’呢，一
下子把那么多东西捐了出去，太惹眼了。树大招风，人怕出名，这么大岁数了，还图个什么呢，消消停停地呆几天，比什么不好？”    张伯驹不知道怎么向他解释。
    前些天王越来，两个人谈起来，倒还投缘。许多事不必解释，便能理解。而且，王樾的日子也不见得好过。
    王樾从武汉回来，便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当教授。他这个人也有点儿像张伯驹，看见不对的事便要讲，倔起来也是谁也没有办法。由于和院领导意见相左，他顶了几次，一
气便退休了。就这样，运动中，还有人贴他的大字报呢。若不是因为他已经退了休，这次，少不了也要戴上“右派”帽子。二人认识已久，惺惺相惜，百感交集，谈谈心里话，
精神上多少算是有点安慰。中间，王樾曾问过他：“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没有。”
    “可你那些《言论》，分明是有人去年就开始整理了。你再想一想；肯定是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张伯驹暗付。
    王樾又道：“这个事，应当让上边知道，给总理写信，剖白自己，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地算了！将来，对孩子也有影响。”
    张伯驹也曾想过，向上面反映一下。可是，一拿起笔，又觉得无从说起，便又放下了。此刻，听傅湘一说，张伯驹的情绪立时变得很坏，脸绷得铁青，一句话也不想说。
    冤屈比打击更难忍受。傅湘走后，他开始暗想：是不是真的有人在存心整自己呢？否则，为什么那些“言论”那么清清楚楚，时间、地点、证明人，都有。若不是存心整
人，谁会记得那么清楚。运动是今年夏天才搞开的，可那些材料，大部分都是去年的呢。    他茫然，惶惑，期待。总想，也许，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吧？
    岁月显得异样地沉重与压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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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    往    黄    长    焚    苦    尘    冷
                月    昔    烛    夜    心    思    旧    霜
                拥    淡    耗    耐    耐    耗    淡    拥
                霜    旧    思    心    夜    烛    昔    月
                冷    尘    苦    焚    长    黄    往    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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