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mark (大漠孤烟), 信区: History
标  题: 崔可夫元帅回忆录5(转载)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2月17日20:14:52 星期六), 转信

【 以下文字转载自 Reading 讨论区 】
【 原文由 shinu 所发表 】
发信人: wildsun (野太阳), 信区: Biography       
标  题: 远接近地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Fri Dec  8 23:50:49 2000)

远接近地

1
    每一个伟大卫国战争的参加者，在达到勇敢无畏和坚韧顽强的崇高境界之前，都有自己
的一段漫长的经历。尽管命运各不相同，但我们都是社会主义祖国——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
家的儿女，条条道路都可以建立伟大的战斗功勋。
    我1900年2月12日出生在一个叫做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村的农民家庭里。那时，这个
村子属于图拉省，现在它是莫斯科省的一个地区中心。
    我12岁那年，就背着背囊离家出走，来到彼得堡挣钱糊口。告别家乡就意味着我告别
了童年。我开始过自食其力的生活。
    我经常回忆彼得·萨韦利耶夫工厂。这个工厂当时制造响声清脆的马刺，很有些名气。
它位于彼得格勒市中心，在喀山大街上。
    1915年到了，上工的是一些孩子和上了年纪的人，因为工人们被硬性派到前线，同德
国人打仗去了。我们从早到晚忙得直不起腰来。你还没来得及加工头一批锻件，另一捆就叮
当作响地扔到了你的脚边。你要钳起烧成雪青色的带角的毛胚，再放进张开大口的台钳
里……身边到处都是铁制品、铸铁和钢材。你要想对付得了它们，就得加油干，别想休息。
你不想买劲，就别想拿到工资。
    中午时分，工厂里闷热得令人窒息，空气中飞扬着稠密的金属粉末，搞得人人嗓子里发
痒。双手又沉又重，脊背和双肩就像灌满了铅一样。想喘口气吗，那可不行，领班就在身
后。只有上厕所，他才允许你暂时放下手中的活。
    要捉弄一下他。我左边和右边分别是两个14和15岁小伙子。我们相互使眼色。一会
儿，领班发现了，气得大喊起来：
    “你们要是出废品的话”，他在我们眼前来回挥舞着双拳说，“小崽子，我可要教训你
们。”
    而我们，没有商量，所有人都扔下手中的活，一动也不动地呆着，望着大声吆喝的领
班。在他大吵大闹的时候，我们正好休息。
    就这样，我们给他上了一课，后来，又教训过他一次……几次以后，他再也不敢对我们
大喊大叫了，也不在我们头顶上挥舞双拳了。但活儿并未因此而轻松些。
    普季洛夫和奥布霍夫的工人以及喀琅施塔得（我哥哥伊里亚在那儿工作）的水兵，经常
来我们这里。
    “要坚持住”他们常鼓励我们。
    但是，什么是真正的工人团结，我们当时并不懂。我们的天地只限于窄小的、闷热的工
厂。有时，只有一些重大事件的余波传到这里。
    但是，城市的大街小巷，象春汛时的河水，喧闹、沸腾起来了。我们的工厂也开始骚动
起来。在工作台下，在工具箱里，传单、禁书、政治小册子都开始出现了。我们贪禁地读着
这些东西，并转述给不识字的同志。因此，后来发生的2月革命、推翻沙皇的消息传来时，
我们一点也不大惊小怪。
    “就该这样，我们工厂也该发生变化。”大家心里都这么认为。
    但是，任何变化，哪怕是一点变化也没有发生。
    “这是什么革命？那个萨韦利耶夫仍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小伙子们愤懑不平地说：
“是谁这么喜欢他？”
    “谁？这还不知道，”伊万·济明冷嘲热讽地说：“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克伦斯基呗！”
    伊万·济明与我同岁。他是个个子不高、淡黄头发、蔚蓝色眼睛的年青人。在那些日子
里，他能很快地在错综复杂的政治事件中理出个头绪来，他知道在彼得堡各个角落里都发生
了些什么。他在我们中间很有威信。
    从第一次见面后，我就与他形影不离了。伊万性格快活，善于交际，精力充沛，极富于
幽默感。他嗓音很高，微微有些沙哑，但唱起歌来，声情并茂，十分动人。当万尼亚·济明
跳起舞来，他那灵巧的、富于弹性的舞姿，甚至使那些平时最抑郁不乐的人的脸上，也放出
愉快的光彩。他绕着圆圈飞转，很轻松地就跳出一些特别花样，他的脚快速地敲着地板，似
乎从鞋后跟下就要迸出火星，说实在的，我很羡慕他，并且心甘情愿地向他学习跳舞。有一
次，他甚至说我是最有才能的学生，我也以他的嘉许而自豪，并且暗自怀着将来超过他的念
头。
    但是，没过多久，不幸的事发生了。我永远忘不了1917年7月4日那个闷热的中午，
当时我们站在喀山大教堂旁边，那里正在进行着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突然，枪声响了。我
们推开人群，推倒了一切挡路的东西，跑回工厂……过了几分钟，锻工安德烈·霍列夫的熟
悉身影出现在门洞里，他似乎有些犹豫地迈过门坎，然后停了下来。只是在这时，我们才看
见他的双手抱着万尼亚·济明，济明的头很不自然地向后倾着，好象在霍列夫胸前睡熟了一
样。
    我们把万尼亚安放到一张工作台上。他眼睛紧闭，双手攥成拳头。他那显然还没有碰过
刮脸刀的嘴唇上，长着淡白色的茸毛。他的上嘴唇微微地翘起，似乎想大声说点什么，但没
来得及。不，我们不信、不愿意相信他已经死了，不相信今后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要知
道，他才17岁呀……
    万尼亚是让士官生的子弹打死的。当时他正和工人们一起参加游行，高举着要求资产阶
级的部长们满足人民的要求和停止战争的标语。而临时政府却命令士官生开枪。
    我们大家咬紧牙关，默默地站在万尼亚的遗体旁边。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领班跑来了，他结结巴巴地说，工厂主命令把扰乱分子的尸体从工厂搬出去。但他看到
我们坚定的、充满仇恨的目光，就慌慌张张后退逃了回去。大概他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什
么都能做得出来。
    万尼亚·济明没有亲属。我们讨论了怎样将他埋葬的问题。
    那些日子，彼得格勒实际上处于戒严状态。在城市的大街上行走很危险。在通往墓地的
所有道路上，都有可能碰上喝醉酒的哥萨克骑兵侦察队或士官生巡逻队。他们都可能让我们
挨一顿鞭子或吃几粒弹丸。
    要不是我那在喀琅施塔得的水雷教导队里当水雷手的哥哥伊里亚正巧来到我们厂，我们
还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是和他的同志们一起到我这里来，当他们知道我们的忧虑后，就
决定帮助我们。
    水兵们的办法非常巧妙。他们找来一个赶马车的，给济明套上了海魂衫，戴上了水兵
帽。四轮马车向孔博格瓦尔杰伊斯基林荫道方向驶去。那里离海军第二支队很近，哥萨克和
士官生不敢去放肆。伊里亚坐在右边，他的一个同志坐在左边，他们装成醉鬼。在他们中
间，躺着济明，他好象在睡着。
    我们目送轮马车到达“五角”楼，然后转向海军支队方向，渐渐地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
    也许，正是这个时刻，正是在告别万尼亚·济明的时候，我也彻底地告别了我的青年时
代……
    1917年9月，我们那生产马刺的工厂，由于需要量下降，关闭了。我们失业了。
    我闲了下来，便开始经常到我的两个哥哥彼得和伊万那里去。他们和伊里亚一样，都在
波罗的海舰队服役。正是在他们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关于列宁的事。在他们那里读了《共
产党宣言》，看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和传单。当然，在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宣言里所说
的深奥的理论。但我深深地懂得：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枷锁，而他们将得到整个世界。工人
阶级在反对资本家和地主的斗争中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我逐渐开始理解，布尔什维克的口号“穷人需要和平，富人需要战争”的具体涵义。
    有一天，我去喀琅施塔得看望我的哥哥们。但没看见伊里亚，他去放哨了。我犹豫了一
会儿，不知该怎么办。后来，我干脆躺到他的铺位上，睡熟了。
    有人在我背上猛地一推，把我惊醒了。我一下子跃起身来。在我面前站着一个水兵。
    “崔可夫，你为什么离开哨位？”
    他肯定看错了人，我与我哥哥长得很象。我平静地回答。
    “我是崔可夫·瓦西里，伊里亚是我哥哥。”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水兵是支队委员会成员。他马上详细地询问起我来：
    “你有什么事，为什么在这里？”
    我向他讲了我的许多想法。我什么也没隐瞒，甚至对他坦白了我想打机会搞到武器。为
我死去的好朋友向克伦斯基复仇。显然，他很欣赏我的坦率态度。他请我抽空儿到委员会去
一趟。
    我哥哥回来后，我把同那个水兵的谈话内容告诉了他。
    “他是库兹明同志，”伊里亚说：“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布尔什维克。”
    ……不久，我又来到喀琅施塔得。我很快找到伊里亚，刚刚告诉他，我依然还没找到工
作的事，库兹明就来了。他问明了事情的原委，建议我留在喀琅施塔得，留在水雷教导队。
17岁就当一名水兵，而且还在喀琅施塔得。还有什么比这更了不起的呢？我高兴得不知怎
么说才好。
    “太好了，谢谢你！”
    从这时起，穿上一身水兵装的想法，占据了我的整个头脑。
    过了两天，我把装有零碎物品的小箱子带到了喀琅施塔得。正如库兹明所允诺的我作为
一个水兵被编入了水雷教导队。
    于是，我的新生活、军人的生涯开始了。
    在十月起义以前，我两次去彼得堡的奥布霍夫工厂，库兹明派我带着党的任务去那里找
工人同乡，了解他们的情况。一切迹象表明，奥布霍夫的工人们已在积极地准备着，他们正
在焦急地等待出发的信号。
    10月23日，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队伍开始编队。几乎所有人都被编入队伍。一支队伍要
去海军第2支队，另一支队伍去波罗的海造船厂。但是，不知为什么哪支队伍里都没有我，
大概这是哥哥伊里亚对我的关心。他自己带一队伍去彼得堡了。我心里感到很难堪——要知
道我同样可以消灭士官生。但我所受的这种委屈并未持续多久，一天以后，好消息从天而
降：列宁领导的武装起义胜利啦！……我们欢呼着，跳跃着。就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得知二
哥伊万的命运。他在几个月以前就失踪了。原来，他在7月就被抓进了监狱，囚禁于死牢
中。伊万怒斥克伦斯基之流是革命的叛徒、是屠杀工人阶级的刽子手。法院判决伊万死刑，
但狱吏没来得及执行这个判决。
    冬天来了。芬兰湾和涅瓦河都封冻了。许多水兵从喀琅施塔得来到彼得堡，在那里执行
着苏维埃政府的各种任务。这一时期发生了计多使人忧虑的事件。革命的敌人开始抬头了。
他们不断地暗中破坏人民政权各项决议的实施，接连地组织反革命暴乱。党把最可靠的波罗
的海舰队的水兵队伍投入到与他们的斗争中去。这一次，伊里亚把我带上了。我们被派去警
戒莫斯科至萨拉托夫铁路上的列车。列车从萨拉托夫将粮食运送到俄国中部地区。整个1月
和2月，我们都在粮食专列的取暖货车上度过。
    2月份，我们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富农、商人、官吏煽动人们起来反对苏维埃。因为你们，他们向我报复。前几天，他
们放火烧了我的谷仓，整个棚子都烧光了。家里已无粮草，盼你们回来帮助我……”
    在这一天，伊里亚被批准短期休假。
    “跟我走，回家去看看父亲！”他对我说。
    “时间很长吗？”
    “咱们看情况。”
    ……谢列布里亚普鲁德村散布在奥谢特尔河河谷里。村庄的中心部分在右岸。笔直的街
道两旁是木板或铁皮屋顶的房屋，或者是高高的围墙。在中心区的广场周围，布满了贸易货
栈和石头房屋——商店、小铺、仓库等等。在中心区居住着富裕的农民、商人、牲口贩子和
工人。在河的左岸，沿着坡地和洼处，乱糟糟地散落着一些小房子和残破围墙围着的小木
屋。河彼岸的这部分村子被称为“鳄鱼嚎”。这里住着贫农。只有我父亲伊万·伊万诺维
奇·崔可夫的房子夹在这一带都是两个窗子的木屋中间显得突出。房子呈十字形，一共有6
个窗，大门安装在深埋地下的橡木柱子上。我父亲是个身强力壮、性格刚毅的人。他养活着
一个有8个儿子和4个女儿的大家庭。家庭生活水平虽然还不能摆脱贫困的威胁，但还能维
持下去。他用尽最后的心血，建设了这个还算是坚固耐用的家。林里人都叫他“大力士约内
奇”。当村里进行角力时——这是常有的事，父亲站在密密的人群中间，无论谁也别想在他
身上讨到便宜：他那一普特重的拳头，打得又猛又准，谁也招架不住。但是，现在他顾不上
拳斗了，谷仓被烧光了，春天播种用的种子一口袋也没有剩下，用于磨粉的谷粒一俄斗也不
到。
    我们晚上回到家。父亲坐在桌子旁，满脸阴云，忧虑重重：拿什么来喂饱从长凳这头到
那头的一张张饥饿的嘴呢？离秋播作物的第一次收获还早着呢。
    在这个星期里，我的两个哥哥彼得和安德烈也回到家里。他们都已经结婚。妻子和孩子
在父亲家里生活。经过贫农委员会的共同努力，好不容易搞到了几口袋留种用的谷粒。粮食
有了，除此而外，还在已逃到国外的舍列梅捷夫伯爵的庄园里，弄到了牲畜饲料。
    不久，伊里亚回自己的支队去了，支队司令部设在莫斯科帕韦列茨车站。他让我在家待
命。
    春天来了。
    村子里传起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说是国内许多地方都发生了反革命判乱，资本主义国家
勾结在一起发动了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看看报纸或其他什么宣传品，才知道协约国用经
济封锁和直接干涉我国内部事务等办法来威胁苏维埃共和国。他们妄图扼杀革命，扑灭人民
的革命热情。
    有一次，我在牧场遇见了童年时代的朋友，与我同岁的格奥尔吉·明金、阿列克谢·古
巴廖夫和瓦西里·雷金。他们全都穿着缀有白色钮扣的黑色单排扣短大衣。他们刚从市立学
校毕业，这种学校相当于今天的七年制中学。他们也被许许多多的流言蜚语搞得惊恐不安。
他们怀疑巴黎公社的历史是否会重演？
    “如果我们不是躲在家里的火炉旁等待观望的话，那么，历史是不会重演的。”
    在受教育方面，我在他们中间是个才疏学浅的人，因为我只读了四年书。但是，在彼得
堡五年的工人生活经历，却使我可以用平等的身份与他们交谈。
    “那我们做些什么？”他们说。
    “为工人的事业准备斗争。”
    “怎么，斗争？”
    “这个问题正是我们要考虑的。你用拳头是打不倒协约国的。”
    第二个礼拜日，有人对我们说，在莫斯科有个军事训练班。它从可靠的工人和农民中录
取愿意当红军指挥员的人。这个消息使我们振奋起来。我们准备先去一个人了解一下情况。
格奥尔吉·明金到莫斯科调查去了，我们焦急地按天、按小时计算着时间，经常去车站迎候
我们的“侦察员”。终于我们收到了他的来信。他告诉我们，他已经成为第一期红军军事教
官训练班的学员了。他说，录取条件很简单，最要紧的是，需要村苏维埃的证明信，以证明
来人政治上可靠。
    不久，我们三个伙伴带着几只木头箱子，从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来到了列福尔托沃。训
练班就设在这里的一座建筑物里，这座建筑的前身曾是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军事学校。当我们
闯入前厅时，立即被哨兵拦住了。他是一个学员。他询问我们来此的目的以及我们的身份，
并立即报告给训练班的政委。不多会儿，政委来到我们面前。
    “是来服役的，还是来学习？”
    我身上穿的是水兵短大衣和宽脚的裤子，很远就看得出是水兵。我首先回答：
    “即学习，也服役！”
    政委看了我们的证明信后，让我们去他的办公室。显然，明金已得知我们的到来，他站
在政委的办公室旁，直向我们使眼色，这使我们增强了勇气。
    进了办公室，政委看了我一眼，问道：
    “除了村苏维埃的证明信，你们还能用什么来证明，你们是真心实意来干革命的？”
    “用行动”。我回答，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道：“我没有其他证明，但如果您给帕韦
列茨车站的契卡①支队的首长去个电话，您就会了解到，他的支队里有个水兵崔可夫·伊里
亚是我的亲兄弟。”    
　　①肃反委员会——译注。
 
    我不知道政委是否给车站打过电话。但是，在第二天宣读的命令里，把我——崔可
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和雷金·瓦西里·库兹米奇编入步兵第2班，把古巴廖夫·阿列克
谢·阿列克谢维奇编入炮兵排。
    就这样，我成了红军第一期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的学员。
    “这就是彼得堡，革命的彼得堡，你应当锻炼好自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伊里
亚看见我穿着新的军装时对我说，“你应该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指挥员。”
    是啊，现在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但我仍然怀着无比真挚的感情回忆起革命的彼得格勒，
回忆起当时的同志们以及他们的战斗精神。涅瓦河边的这个城市成为我个人生活道路上的第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将永远怀着极为崇敬的感情思念着它。
    我是在中国重庆听到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侵犯我国领土的消息的。那时，中国军队的总
司令蒋介石在重庆，而当时我是中国当局的军事总顾问和苏联武官。
    当时去中国时，战争的火焰已经燃遍了整个西欧，波兰、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和
法国先后沦陷。预料法西斯德国将入侵不列颠群岛。英勇的英国飞行员多次击退了法西斯空
军对和平城市的密集轰炸。但是，伦敦在燃烧着，考文垂市被炸成一片废墟。
    战后，当纳粹档案对社会公开以后，我们才知道，早在1940年秋天，希特勒就已经放
弃了强渡英吉利海峡的计划。这在战略决心和战术决心中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对于这一
点，我们军人在德军最高司令部刚一将其强渡英吉利海峡的行动推迟到1941年春天的时
候，就已经清楚。
    在敦刻尔克，当英国远征军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成功地撤退之后，英国的危机状况明显
地改善了。德国空军对英国的空袭没有使英国人民屈服。空中力量的对比也在逐渐拉平。船
队不断地把飞机从美国运到英国。美国的工业体系虽然缓慢地发展，但最终还是转移到各种
武器的生产中去了。
    在远东，军国主义的日本正在等待时机，随时准备争夺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势力范围。
    那时，我在中国工作的任务是：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了中国
的主要工业中心和海港城市。另外，我还要摸清楚日本在太平洋问题上的立场。日本如果继
续执行以前的军国主义政策，它会继续扩大它的侵略范围。
    向什么方向扩张？这就是问题所在。
    苏联政府和苏联外交政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避免战争。这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最主要
的任务。
    我们必需赢得一年、两年的时间，来完成重新装备我们的军队的工作。
    我们的航空工业有新式飞机的试验样机，它们在战斗性能方面优于德国飞机。试验样机
已经投入成批生产。我们在红军中建立了若干个机械化军。我国的工业已有能力成批生产T
—34型和KB型坦克，这些坦克在战斗性能方面也比德军坦克强。各种新型轻武器也开始批
量生产。
    现在，人所共知，我们有足够多的确凿情报，说明希特勒的军队已经在靠近我们边境的
地方集结。斯大林和我国政府做了一切努力，以拖延战争的爆发。我们避免任何轻率的举
动，不给敌人的入侵提供口实。我们还迫不得已在远东边境保持强大的掩护部队。
    这时期，希特勒狡猾地玩弄着政治游戏。他用各种手段，甚至通过私人来试探英国的态
度：英国政府是否想讲和？英国政府是否让德军放开手脚去进攻苏联？
    希特勒到底还是决定入侵苏联。于是，德军开始在两条战线同时进行战争。在入侵苏联
以后，英国是否还有任何一点讲和的愿望？不管怎么说，从德国方面来的这种试探是有的。
    战争爆发了。
    我在中国的这些日子里，心情十分沉重。我的心飞回了祖国，与誓死捍卫祖国的同志们
在一起。但是我要在中国继续完成我的任务。
    1941年夏季，前线形势变得极为困难。明斯克陷落了，敌人占领了斯摩棱斯克，一直
逼到了莫斯科城下，德军围困了列宁格勒，攻陷了基辅。
    日本出兵的危险性也在不断增加。看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不会放过任何入侵我国远
东地区的有利时机的。但就在快入秋时，新的征兆出现了：日本准备向南进攻，矛头对准了
美国。
    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不断地传到莫斯科，但是，在我们自己的情报来源中，还未得到完全
可靠的证实。日本从背后攻进我远东地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初秋，日本人准备向美国开
战的企图已经十分明显，这就使最高统帅部在莫斯科战役最艰难的日子里，有可能从远东抽
出部分战斗师来保卫莫斯科。
    不久，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

2
    1942年3月初，我回到了莫斯科。
    啊，莫斯科。1918年就是在这里，在红军第一期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里，决定了我
终生的使命。
    刚到训练班，不用说，我还不能马上适应制度严格的军队生活。
    “起床！”
    值班员扯着嗓子大喊。他的喊声把我们从清晨香甜的睡梦中惊醒。大家像被开水浇了似
地跳了起来。两、三分钟后，学员们列队集合。然后是早操，洗漱，早点名，然后又是集
合。不管干什么都要列队进行：去餐厅，上课堂，到野外，去射击场和练兵场，无一例外。
在队列中，必需步伐一致，左右看齐。
    战术，射击训练，操枪动作，白刃战——从起床到熄灯，一切训练项目都按照军队作战
强度进行。学员不同于士兵，他们肩负双重任务。你想当个指挥员吗？那么就要忍耐，就要
锻炼。要使你自己能经受住任何严峻的考验。
    训练我们的是沙皇军队的旧军官。应该说，他们教学的态度还是勤勉的。
    “刺杀！枪托击！不对，箭步！突刺！收枪！前进！后退！掩蔽！”
    这样连续要做10—15遍，然后，还要连续跃进，一直练到你的双脚都站不稳为止。大
概，教官们有意给我们加大训练量，过于严厉地要求我们，是想考验我们当红军指挥员的决
心。但这些丝毫没有使我产生畏难情绪，相反，我还希望经受更多的考验，检查一下自己是
否能够得上一个红军指挥员。因为我知道，我们面临的将是与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白匪军
官和士兵、与外来的武装干涉者进行战斗。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缺少对自身能力的信
心就去打仗，那只能是去送死……
    每星期日，我们每人发15颗子弹，以防万一，然后，带上乐队，沿着莫斯科的大街
“行军”。我们从列福尔托沃开始，沿着萨多沃耶环路、米亚斯尼茨基大街和特韦尔大街前
进。走20公里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因为每个学员一日的口粮只有1俄磅。但是，大家在行
进时精神饱满，歌声嘹亮。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行军”的目的，是让居民们、朋友们和
敌人们都知道：苏维埃政权有可靠的、忠诚的部队，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对反革命的进
攻给予必要的反击。
    1918年7月2日早晨，我们从野外作业地被紧急召回营区，我们受命整装待发，接
着，就列队到室内运动场上参加集会。那里是我们的食堂。我们来到场地时，看到饭桌已被
撤走，前边摆着一个讲台，大厅里挤满了红军志愿兵，所有人都在热切地等待着什么。
    突然，室内运动场的大门打开了，一个个子不高的人快步向讲台走去。立刻从讲台那边
传来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声音就象撞到了石头墙上，又以更大的能量反射回来一样，紧接
着整个大厅响起热烈的呼喊声：
    “列宁！列宁！”
    呼喊声连成一片，变为愈来愈强烈的轰鸣声。
    “列宁同志万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迅速地登上讲台，他举起手，请大家安静。我觉得，他似乎很急没
有时间等待这阵喧哗声停下来。大家渐渐地安静了下来。
    “同志们……”
    他的话里充满信任，似乎这不是伟大领袖开始演讲，而是继续他被打断的谈话，就象在
忠诚的老朋友中间大声地谈论着人们关心和思索的问题。是啊！在大厅里的人都是他可信赖
的忠实的朋友。大概，他的伟大正是表现在这里，他的每一个姿势，每一句话，都使人们靠
拢他，然后开始平等的谈话。他使人们把为苏维埃国家各民族的命运而斗争、为整个国际社
会主义的利益而斗争，当成自己的崇高责任。在结束时，他这样说：我们一定会胜利，“如
果劳动人民的先锋队、红军能牢牢记住：他们代表着并且捍卫着整个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的
话。”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469—470页。
 
    当我听列宁讲话时，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用语言恐怕是难以表达的。我只能说，我
用整个身心在听，全神贯注地看，除了列宁，我谁也没看见。他的话象警钟一样在我的耳边
回响，它号召我们去建立功勋，去忘我奋斗。由于激动，我感到胸中紧缩、呼吸急促。
    列宁在讲话中提到不久前的一段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在芬兰时听说，一个芬兰老农
妇在月台上看见红军战士时说，过去很多人，其中包括她，害怕到地主的树林里去拾柴火，
因为地主派人带枪看守着林子。而现在，世道变了，到树林去不仅没有危险，而且还有人保
护她、帮助她。
    在雷鸣般的掌声和“乌拉”的欢呼声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结束了讲话。他很快离开
了讲台，迈步向门口走去。在门口，他停了一下，向我们转过身来，笑了笑，挥了挥手。
    列宁同志走了，可学员们迟迟没有离开室内运动场。大家回味着列宁的每一句话。记得
我当时就下了决心：如果需要，我将一辈子不放下手中的枪。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使命
就是保卫劳动人民……
    7月初，我们被调到了莫斯科附近的兵营——谢列布里亚内松树林里，我们在这里进行
野外作业。严禁请假外出。
    7月6日，天还没亮，就响起了战斗警报。学员们立即起床，集合。每人发了60颗子
弹。斯维尔德洛夫同志的代表来到军营。训练班政委马斯连尼科夫在队前宣布，在莫斯科，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了反革命暴乱。他们妄图破坏与德国签订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
和约。社会革命党人杀害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暴动者占领了电话局、电报局，拘禁了苏维
埃政府的一些成员，其中有捷尔任斯基同志。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司令部设在三圣徒巷。政
委马斯连尼科夫说，列宁亲自领导这次镇压暴乱的斗争。瓦采蒂斯同志指挥部队……。政委
宣读了列宁同志的命令：训练班和拉脱维亚部队一起占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司令部，平息
暴动。
    过了一会，支队在政委带领下向莫斯科进发。我们连队由学员连连长（旧军官安德列耶
夫）指挥。我随学员连1排前进。指挥这个排的是莫斯科人波列塔耶夫。他选择了一条通往
三圣徒巷最近的路。
    我们排配属了1门3英寸口径炮，炮手们用双手推着炮前进。我们采取短距离跃进方式
沿着墙边向前运动。接近三圣徒巷时，敌人的机枪响了，一个横穿街道的学员中弹倒下了。
    作为对敌人机枪火力的回答，我们的大炮开火了。一声，两声……，但我没听见第三
声。大炮就在跟前，看来我被震聋了。耳朵里嗡嗡作响，外界的声音什么也听不见。我只看
见同志们手中的枪在颤动，炮身管里卷出一股股火药的烟雾，这说明我们正在进行射击。同
志们张着嘴向前跑去，这就是说，已经开始冲锋了。大家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努力使自
己不落在同志们的后面。
    小巷深处的地面上，冒出一股股闪着火光的浓烟。这是炮弹在爆炸。烟雾愈来愈大，这
说明，不仅是我们排的火炮向这里送来小礼品。大地在脚下颤抖着，愈颤愈烈。火炮向敌人
齐射。学员们和拉脱维亚的射手们从左边和右边向毗邻的街上冲去。
    当我们跑近敌司令部的大楼时，射击停止了。浓烟由楼房的窗子里滚滚而出，所有的玻
璃全打碎了。暴乱者举着双手从大门走了出来。大部分叛乱参加者被拘捕。我们仅仅减员了
一个同志。
    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因为在莫斯科没有一个人支持左派社会革命党。第二天，莫斯科
和莫斯科人又同往常一样地生活、工作，就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7月9日，训练班的全体学员为死去的战友（很遗憾，我把他的名字忘了）送葬。我们
把他埋葬在万民圣灵墓地。
    当我们在哀乐声中一起把棺材放进墓穴时，枪声齐鸣，我们向战友致告别礼。这时，我
好象又感受到了我们冒着机枪火力向叛乱者进攻时的那种紧张情景。
    在敌人的机枪火力下锻炼一下，学员们——未来的年青指挥员们——仿佛一下子长大成
人了。大家学到了平时学不到的东西。
    8月31日夜间，又传来了命令：
    “取枪！”
    值班员的声调显然在说明，这不是平常的演习警报。
    我跳向枪架，抓起我的步枪，放在床位旁，开始穿衣服。
    “领子弹！”值班员命令道。
    在黑暗中，我们整好队，点了名。然后被分成组，并分别被带开。
    我和其他7个学员坐上了汽车。我们这个组由两名契卡人员指挥。他们中的一个人与司
机并排坐，另一个和我们一起坐在车厢里。汽车开始后，坐在车厢里的肃反工作者说：
    “今天有人谋杀列宁同志。”
    我们的心一下子抽紧了。
    “在哪儿？是谁干的？怎么回事？列宁还活着吗？”许多问题在脑海里翻滚，但没敢提
出来。
    “列宁还活着。”他好象回答我们的问题似的说道。他接下去说明了我们此行的目的：
我们去反革命分子的秘密指挥所驻地，我们的任务是务必将他们一网打尽。
    从这一刻起，我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注意，我只想着快点与敌人遭遇，为列宁报仇！
    汽车沿着昏暗的街道急驰，由于紧张，我不知道汽车把我们带往什么地方。我只知道，
这时是在城外，到了一个什么别墅村镇里。汽车停在镇子边上。周围漆黑一片，我们向前走
了几百步。这时肃反工作者让我们查看一下周围的地形。片刻，黑暗中显出了别墅围墙的轮
廓。再往深处，是高大房屋的屋顶。契卡人员让我们包围了别墅，并严厉地命令我们：任何
人都不能放出去，任何人也不能放进去。然后，他亲自带着两个学员翻进了围墙。
    过了10分钟，或许更长的时间，房子的窗户里闪出了灯光，同时传来了两声枪响，紧
接着是打碎玻璃的声音。我听到有人在跑动，就隐蔽起来。借着微亮的天色，在围墙上隐约
地闪出一个陌生人的影子。
    “站住！要开枪了！”
    但是，那个人已经跳下来了。我立刻向他开了枪。离我不远处有个什么东西啪的一声倒
在地上，很快又安静了。没有呻吟声，也没有其它动静。我凝神看去，难道没有命中？不
会，不可能。但还要准备应付一切。我端着枪，随时准备射击……
    过了几分钟，从别野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自己的人来了。他们拿着手电筒。
    “谁开的枪？”一个契卡走近我，问道。
    “我。”
    “他跑了？”
    “好象没有……”
    汽车驶过来，我们把被打死的人装上车，把两个被捕的人捆好。汽车向莫斯科、向卢比
亚卡驶去。
    8月31日清晨，首都的大街上挤满了举着标语牌进行的莫斯科人的游行队伍。上面写
着：“反对白色恐怖，我们需要红色恐怖！”我感到自豪的是，不管怎样，为了替列宁报
仇，我已经让敌人付出了代价，我已经用实际行动回答工人们的口号。
    在兵营里，我收到了哥哥伊万和伊里亚的来信。他们告诉我，他们已动身去镇压富农暴
动。这就是说，农村的社会革命党人也在进行着罪恶活动。我又一次想到了自己的使命，想
起了在列宁演讲后我所下定的决心。是的，我要做一个带枪的人，保卫革命的成果——这就
是我的使命。
    9月初，根据莫斯科卫戍区的命令，所有居住在莫斯科的旧军官都要重新登记。他们应
该到室内运动场来报到。契卡人员负责登记，我们担任警戒任务。
    应该说，苏维埃政府的这项措施使那些参加了反革命组织的旧军官措手不及。他们奔向
车站，想逃到有白匪军的地方去。但是，在车站和月台上已布置了契卡的部队。
    我记得，旧军官们一群一群地涌到我们这里来，那些没有卷入反对苏维埃政权阴谋的
人，很快就获准去参加工作了。
    但大部分人需要进行仔细的审查。委员会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我们学员们同样也整日
整夜地执行着警戒任务。
    1918年9月，好消息不断传来。红军击溃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白匪军的联合军队之后，
向喀山和辛比尔斯克①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    
　　①现叫乌里扬诺夫斯克——译注。
 
    对共和国来说，最危险的战线——东部战线的战斗更加激烈了。而我们仍象以前一样，
在勤奋地学习军事科学。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训练迟早要结束，迟早会发给我们指挥员证
书。那时候，就该上前线了……。但这一切比我们预想的毕竟要来得早得多。上边来了命
令：“立即把学员派到南方前线，由波德沃伊斯基指挥，去与白匪将军克拉斯诺夫的部队作
战。”
    “10月底考试，那时我们将把你们从前线召回来。”马斯连尼科夫把介绍信交给我们
时告诉我们。
    “到前线去，到前线去，到前线去！”列车的轮子敲击着铁轨，很快就把我们送到目的
地。我们的军用列车停在巴拉绍夫。全俄红军组建委员会主席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
基的指挥车停在铁路预备线上。
    波德沃伊斯基看到我们的列车来了，立即请我们学员到他那里去。我们每10个人为一
组去他的车厢，我在第一组。
    波德沃伊斯基显得十分疲倦，眼睛里布满血丝。他和我们一一握手后，立即给我们下达
了任务：去补充西韦尔斯旅。
    “在旅里，”他说：“有自己的选举制度。指挥员不是由上级司令部任命，而是由士兵
自己去选举。虽然你们已经是指挥员了，但是，我建议你们要适应这个部队的情况。你们下
去看一看，一有可能就向我报告红军战士和指挥员的情况。”
    ……在罗德尼乔克车站的旅司令部里，西韦尔斯接见了我们。他淡黄头发，身材消瘦，
个子很高，身穿士兵套头服，而且用皮带勒得紧紧的。他谈话很坦率，他说：
    “指挥员选举制在部队中已经根深蒂固。要改变人们的这种观念并非易事。现在还不可
能设想你们的职务。我劝你们去当指挥员的助手或副手。你们下去多熟悉自己的部下，在战
斗中表现你们自己。到那时将会……”
    我们当然不能对他的意见表示异议。我被任命为该旅一个团的副连长。
    我来到守卫着新罗德尼乔克村的连队。我一下就感觉到，红军战士们毫不掩饰地用不信
任的目光盯着我。这些还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就是久经战阵的士兵，在与白匪军作战中又身经
百战，而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个黄口孺子，而且还装模作样，搞了个指挥员的官当。他
们认为我这个人什么地方有点像旧军官。一大推风凉话向我飞来：
    “你很早就把军官皮带搞到手了吗？”
    “你为什么在胸前别着教官证章？”
    “为什么你把纳甘式转轮手枪放在手枪皮套里，而不插在腰带里？”
    我明白在士兵们面前替自已辩解是徒劳无益的，于是我沉默不语。
    该旅战线很宽，但只是在一些互不连接的村庄里设有防御，并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的前
沿。与敌军也没有直接的接触。白匪军，特别是哥萨克，经常在大清早对我实施袭击。他们
攻击哨卡，搞得声势很大，紧接着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与这些袭击者战斗是很困难的。他们的战术核心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因此，我们
首先必须对周围的地形了如指掌，并熟悉通向居民点的每条隐蔽接近路。
    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带了几个战士，巡查了所有的哨卡、卫兵室和潜伏哨。然后归队
向连长作了详细的报告。
    一个星期过去了，一次也未与敌袭击者遭遇过。红军战士还象以前一样眯缝着眼睛看着
我说：学员官，听说你很卖劲儿，但还看不出你能搞出个什么名堂。而我们既会打仗，还会
娱乐呢。
    我记得，有一次他们硬拽着我去参加婚礼。结婚的人是我们连的一个战士和本地的一位
姑娘。婚礼在小学校里进行。
    被邀请的人中有一些指挥员。手风琴拉了起来。
    一个红军战士转向我，喊到：
    “喂，莫斯科的学员官，给我们跳一个！”
    “跳就跳”我回答：“但我找不到一个象样的舞伴。”
    “嘿，你还会吹牛呢！”四面传来了怪叫声。“你到圈子里去，我们会叫你出够洋
相，……你会知道我们的厉害的……”
    “来一段《小苹果》”我向手风琴手喊一声。
    一个衣冠整洁的机枪手走到圆圈中心，他使劲地用鞋后跟敲打着拍子。做了几个漂亮的
花样动作就停了下来，好象在说，来跳啊，用力跳啊！我沿着圆圈跳了起来，就象万尼
亚·济明跳的那样。我展开双臂，用手拍着乔特卡舞的节奏，然后……啊，这是水兵《擦地
板》舞，是我流了多少汗才向万尼亚学会的！看来，我没有白学，我好象长了翅膀，跳呀，
跳呀……现在，所有的人都跳了起来，大家微笑着，拍起掌声。后来，大家用手把我托了起
来，向空中抛呀，抛呀。
    “这才象样，学员官！”“好小伙子……”
    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刻，我和红军战士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是我经受了多少
心灵上的折磨、盼望了多么久才得到的。但毫无疑问，这仅仅是开始，我要使战士们不仅在
跳舞方面认为我是个指挥员，而且将在战斗中承认这一点。
    在这次婚礼之后不久的一天，我一大早就往距本村两公里远的一个庄子去，路上我发现
了正在偷偷沿着铁路路基行进的白匪军。我脑子里马上闪出一个念头：给他们来个伏击。
    我派一个随我来的战士回村子向连长报告，我自己弯着腰，跑到铁路旁的一个哨卡。
    我的用意简单：叫醒哨卡的战士们，把他们带到前来偷袭的白匪军的后面，当敌人向村
子发起攻击时，我们从后方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我叫起了哨卡的战士们，交待了任务。然后带他们悄悄地顺着长满小灌木丛的山谷地向
铁路走去。我们一共23个人。而白匪军是我们的6倍多，将近150人。但我并不为此担
心，因为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想从侧翼突然袭击我村庄，而我们则埋伏在其后方，将给敌人
一个出乎意料的打击。
    我们在距铁路路基约200步左右的地方隐蔽了起来，等待着……这是个小丘，阵地对我
们非常有利，从这里可以看到左、右两边发生的任何事情。白匪军的行踪一目了然……
    突然，远处传来了射击声。看来是敌人暴露了自己。我们要再稍等几分钟，敌人可能布
置有后方掩护。就让他们陷入到相互对射中去。事情果然是这样。我看见两辆架着机枪的双
套马车沿着铁路向村子飞奔而去。它们奔上高地，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拉开距离，开始向村
子里哒哒地扫射起来，现在该是我们参战的时候了。
    我整个身子跳了起来：
    “同志们，跟我冲！”
    白匪军的机枪手正在疯狂地向村子里扫射，他们没有发现我们从后方逼近他们。
    “瞄准敌人机枪，同志们，放！”
    23条枪一起发言了。
    钳制住敌机枪火力之后，我们立即腾出些火力射击袭击者。
    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经受不住正面和后方交叉火力的打击，狼狈地向草原逃去，战场上
留下了一具具尸体和伤员。
    我们获得了丰富的战利品：近100条枪，两辆双套马车，两挺“马克沁”式重机枪和
38个俘虏。
    在这时，我才知道，连长负了重伤。团司令部派来了通信员，带来了任何我为连长的命
令。“可是还有选举制呢，为此，红军战士该怎么议论？”我沉思着，还不知道在这种情况
下我该如何处置。但战士们马上提醒了我该怎么办：
    “指挥这个连吧，给我们下命令吧！”
    这时所有的战士都按操典规定的动作转向我，喊了声“连长同志。”就这样，我当上了
连长。
    一个月以后，召回所有学员到莫斯科参加考试的指示到了。
    我们在西韦尔斯旅的这一批指挥员—教官，在返回时少了我的朋友瓦西里·雷金。他牺
牲了。我们大家分散在各个部队，所以在走时我才知道他牺牲的细节。我在旅司令部里听
说，雷金在一次侦察任务中，带领自己的排与哥萨克骑兵遭遇，四周是一片荒漠。他们排有
14个人，在撤离时，他们向攻击者回击，直到打完最后一发子弹。所有人全部阵亡。瓦西
里·雷金才18岁就告别了这个世界……对他来说，第一次考试——在前线经受战斗的考验
——成了最后的一次考试。但是，他用他的荣誉经受住了这次考验，就象一个红军指挥员所
应该做的那样。
    我们又回到了列福尔托沃。
    为了充实我们的知识，训练班开始对我们进行政治教育。
    一些著名的党的活动家给我们讲课。他们中有B·M·斯维尔德洛夫、A·M·科隆泰、
C·M·库尔斯基等。我们如饥似渴地吮吸着他们所讲的一切，课后我们经常互相争论得面红
耳赤。
    不久，所有到过前线的人不用考试都得到了《红军军官》证书。同时，我与训练班另外
6个同志还接到命令。命令我们前往伏尔加沿岸军区，到喀山去参加第40步兵团的组建工作。
    出发前，红军军官们被邀请出席在工会大厦举行的全俄中央执委、莫斯科市苏维埃、工
厂联合委员会和各工会的联合会议。
    这一次，我又十分幸运地看见了列宁，并聆听了他的谆谆教诲。
    我们穿着崭新的军服，挺着胸膛，兴高采烈地来到工会大厦。
    我们坐在指定的座位上，会场上静下来，会议主席雅科夫·米哈依洛维奇·斯维尔德洛
夫宣布：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发表演说。”
    起初，我以为我听错了，或是雅科夫·米哈依洛维奇说错了，因为现在距弗拉基米
尔·伊里奇被谋害的日子并不长。众所周知，列宁被搽过毒药的子弹打伤之后，动了很大的
外科手术，因此他应该躺在床上，精心治疗……
    但是，他现在竟走上讲台。
    礼堂里静了下来，接着，呼喊声象雷鸣般地响了起来：
    “乌——拉！”
    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又是“乌拉”！。就象是在冲锋，又象是攻克了要塞一样，经久
不断的胜利的呼声响彻着大厅。
    这样持续了好几分钟。
    在大厅静下来时，领袖的声音响了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起了我们的共和国、我
们的革命事业所面临的危险。他揭露了协约国的计划，揭穿了向白匪军提供武器、弹药以至
军服的各帝国主义集团的卑鄙龌龊的行径。报告的第二部分直接讲到了我们这些军人。
    “我们知道，”他说：“红军的意识在发生着巨变。红军开始走向胜利。它从自己的人
中间提拔了上千名军官，这些军官在新型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学校里学完了课程……现在我们
可以说，我们有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建立了纪律，变得更加有战斗力了。”①    
　　①见《列宁全集》中文版（1956年）第28卷第109页。
 
    ……联合会议还未结束，而我们已经来到喀山火车站，登上了车厢。我的心早已飞到了
前线。途中，伊里奇的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回响。他的话就象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进的道
路。它使我澄清了糊涂的认识，抛弃了陈腐的观念，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就这样，我告别了莫斯科，来到了东部前线。我准备在这里与武装干涉者和白匪军战斗
到最后一口气。现在，他们正凶恶地扑向我们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首都，而那里生活和工作
着伟大的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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