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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kick (缘份的天空), 信区: History
标  题: 高岗魂断中南海(06)
发信站: 紫 丁 香 (Mon Mar 30 15:05:56 1998), 转信



第六章　毛泽东的世界

　　毛泽东住进丰泽园的菊香书屋后，四处叫人连买又借来大批古今中外
的书籍，使过厅北侧的两间房屋变成了他的书房。除了外出和开会，他的
大部份时间全用在了攻读各种书本上。
　　陈伯达来到毛泽东的院落，最感兴趣的是这里的布局。典雅、堂皇的
书屋是南北向、长方形的结构，完全符合北京标准的旧式四合院的建筑形
式，可见就是皇帝也和老百姓们的生活习惯是相同的。只不过北房、南房
和东、酉厢房比普通的四合院显得宽敞罢了。
　　北房五间成一明两暗的古建筑，正中间的房门上挂有“柴云轩”三个
圆浑挺拔的金色大字，象征着这里是不平凡的世界。进了这间过厅，东侧
的两间已经贯通，是毛泽东的起居室。成东西向的长方形。西侧的厅间有
山墙相隔，靠过厅的一间是江清住的地方。西侧的里间与西厢房相通，都
已成了毛泽东的藏书室。
　　南房与北房的结构相同，也是五间。东侧的两间属于江青，靠过厅的
一间是卧室，东边的一间是洗漱室，中间一间是过厅，南可去南院，北可
去菊香书屋的院落。西侧的两间由毛泽东的女儿居住。到了东厢房那五间，
穿过过厅，靠北的两间就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办公桌上摆着已经摊开的好
几本马列的著作，还有一本《联共〔布〕党史教程》，说明这里的主人正
在研究马克思、列宁的某一个观点。
　　“老夫子，最近正攻什么书啊？”江青迎了出来。她的精神显得很充
沛，头发梳的光光溜溜、抹了雪花膏的脸蛋红粉扑扑，散发着一股刺鼻的
清香。衣服还是黄色的军装，但洗得很干净，都显得发白了。“主席刚才
还和我探讨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时间到底需要多长呢？”
　　陈伯达一怔，立刻觉得这个问题马虎不得，一旦当毛泽东问到自己头
上，回答不上来不是显得难为情吗？不过他也没个准谱，便笑嘻嘻地装出
漫不经心的样子问：“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江青说：“那我们得看看苏联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用了多长时间。从十
月革命成功到一九二五年底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他们用了大约八
年。当时他们的困难比我们多，我们相比较用不了那么多时间，从解放到
现在才三年多我们就奠定好了基础。苏联从一九二六年开始国家的社会主
义工业化建设，到一九三三年底取得决定性胜利，共花了八年时间。就是
按斯大林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所作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所讲
的情况，苏联一九二四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三六年资本主义在国
民经济所有部门中被完全消灭，时间则为十三年。这期间，苏联工业总产
值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成份所占的比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九二三年
至一九二四年公有制占百分之七十六点三，一九三五年增长到百分之九十
九点九六；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所占的比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九二
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工业占百分之三十二点四，一九三三年增长到百分之七
十点四。这些数据表明，苏联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从社会主义政造开始
到完成，用了十年或稍多一些时间。那我们呢？”
　　陈伯达脱口而出∶“我们不用那么多时间。”
　　“为什么？”江青紧追一句。
　　陈伯达嘿嘿一笑∶“就是你刚才讲过的，我们现在的条件要比苏联那
时的条件要好一些。”
　　江青把陈伯达让到毛泽东的办公室里后，娓娓而谈∶“现在，工业经
济结构中我国私营的比例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
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私营比例会更小，但绝对
数字仍会有发展。主席考虑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
过渡，我看还可以更短一些。”
　　“你的根据是什么？”
　　“就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江青更加兴奋了，索性站了起
来∶“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相对比苏联当时的
两个阶级都弱小，但是我们政党要比他们的强大和巩固，因为我们党经历
过了二十多年艰苦战争的考验。我们党的这个有利条件可以大大缩短我国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
　　陈伯达吃了一惊，这显然已经和中央绝大多数负责人的估计不一样了，
而且带着很大的创造性。他试探着问∶“主席同意这种分析吗？”
　　江青不以为然地说∶“我的看法正是受主席的启发而来的。主席在四
九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已经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
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
法，教育自已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
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
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主席在这里已经提
到了国家政权的重要。权力，是可以对经济基础产生泱定作用的，当然这
里要有一定的条件。”
　　陈伯达不作声了。
　　这时，毛泽东从北房外面东头的夹道口走过来。夹道的北头有个便门，
走出去就是中南海西岸上的马路。毛泽东去怀仁堂开会，常从这个小便门
出入。刚才他听取完几个部委负竟人的汇报，满脸不高兴。
　　“主席，又发生什么事了吗？”江青关切地问。马上把一杯热气腾腾
的茶水端上来。
　　毛泽东接过茶杯，呷了一口，问坐在身边的陈伯达：“少奇同年去年
六月在中央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你看到了吗？”
　　“我听过。”陈伯达面色茫然。
　　“有这样一种观点∶‘现在是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时期，待十年建设
后，中国面貌焕然一新，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提出过早。’
你同意吗？”
　　陈伯达立刻听出那是刘少奇的言论，他有点醒悟，便看着毛泽东的神
色摇了摇头∶“不，不对头。对社会主义的建设，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准
备。”
　　毛泽东打了个手势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但是，
至今还有一些共产党员，甚至党的高级干部还认为社会主义是很遥远的事。
他们奴颜卑膝地主张向资产阶级投降，向资本家大献殷勤。为什么我们一
解放就要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就是因为我们党内有类似武训那
样的人物。”
　　陈伯达心里一惊，眼前出现了刘少奇和武训两个人物的形象。他不自
觉地把这两个人物联系在一起，进行对比。他一会儿觉得他们有相似的地
方，一会儿又觉得根本不像，两个人物忽而重叠，忽而分开，最后打起了
转圈。这位比毛泽东小十二岁的理论家很熟悉面前的党的领袖，他只有政
治上和理论上的对头而不会有个人感情上的私敌。从他给毛泽东当了十五、
六年的政治秘书的经历中，他发现毛泽东在党内一和同事们产生分歧，便
总是埋头于书本之中苦苦思索，然后就是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从中寻找
答案。在这方面，自己远远不能和他相比拟。
　　陈伯达本名叫陈建相，字尚友，生于一九０四年十月，其家是福建惠
安有名的三代书香。他八岁那年，父亲逝世。以后他只得去他堂兄所办的
私塾去上学。还在十八岁时，他便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出版的第九卷第四期
《学生》杂志上，登出《兵？匪？》的文章。从此便与文字结缘、不断有
文章和著作发表。
　　一九二七年四月下旬，生活处于风雨飘摇中的陈伯达秘密加人中国共
产党，以其文才而结识了王明和蔡和森，不久便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宣
传鼓动科科长。这年九月，他奉命赴苏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一九二九
年回国后先后在上海和中共北方局工作。一九三一年四月八日他在天津被
捕，关押于北平行营军法处看守所，到一九三二年二月出狱。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陈伯达带着妻子诸有仁和三岁的儿子一起奔赴延
安。由于陈伯达熟读中外哲学著作和善于写文章，很快引起了毛泽东对他
的关注和器重，便于一九三九年担任了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的职
务。从此陈伯达便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建国后，他又担任了中共中央宣
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所以在党内颇有一定的影响和地位。
毛泽东研究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理论问题，总喜欢把他叫去，一块聊天
或探讨。但是陈伯达很谨慎，他并不敢在毛泽东面前随便发表什么看法，
担心失宠。于是，江青便成了他试探毛泽东思想脉络的预测表。
　　刚才听了江青的一番高论后、又听到毛泽东如此见解，陈伯达暗暗惊
叹江青的学识长进，她在毛泽东身旁的确不同寻常，今后再不能低估她了。
于是，他马上说∶“刚才我还和江青同志讲，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实际上
已经到了我们身旁了，只是我们的同志还没有觉察到而已。”
　　毛泽东脸上露出笑容∶“噢，你也嗅到社会主义的气息了？那好，看
来我不孤立了。快把你的想法说说！”
　　陈伯达暗暗为他准确地摸到了毛泽东的思路而兴奋不已，他的脑瓜子
的确好使，马上就把他捕捉到的信息归纳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
需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政策，争取用五、六年的
时间完成这一过程。”
　　毛泽东吃了一惊∶“噢？五到六年？这是不是太快了？我给一些负责
同志打过招呼，我们打算用十年到十五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基本上完成
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
渠成，防止急躁情绪啊！就像过桥一样，要一步一步地走，跑得太快了要
防止落水嘛。”
　　“当然，主席无论考虑什么问题都是充分留有余地的。”陈伯达说，
“主席这种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远见和考虑问题的方法，无疑是我党
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但是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我们也有加快步伐的有利
条件。第一，我们在主席的领导下实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
‘五反’等一系列民主改革和社会政治斗争、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为进
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政治基础。第二，国家已掌握了重要工工矿企业、
铁路、银行等国民经济的命脉。我们有必要的物质基础。第三，我对反对
资本主义的斗争节节胜利，和抗美援朝的伟大战争密切相连，我们必须也
应该乘胜前进，这样才能更符合于人民的利益。”
　　毛泽东点点头，从桌上的烟盒里摸出一根烟，叨在嘴上，自己掏出火
柴点上烟后，沉思着说∶“你不要把过渡时期的问题看得太简单了。整个
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
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
革命。党内很多同志跟不上队了。比如少奇同志，眼睛只盯着资本主义和
资本家，到现在还在提什么‘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那完全
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
　　“如果少奇同志的主张不改变怎么办？”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他不改也不由他。”毛泽东充满
信心地说，“只是党内有这样一批同志令人讨厌。它客观上造成了党在整
个过渡时期的困难性。不过，马克思主义总是在斗争中前进和发展的嘛。
上次少奇同志访苏时，我特意让他就这个问题请示斯大林同志，看来苏联
同志也是赞成我们的观点的。这对少奇同志转变思想多少有点好处。有些
人总是被动地前进着，在革命大潮的冲击下，他们不往前走也不行哇！”
　　杨献珍已经物色了一番聚贤楼饭店的摆设和雅座，但他一点也不知道
陈伯达和田家英是否会应邀到那儿去聚会。然而，他还是早一刻钟赶到了
这儿，他并不想在餐桌上消磨时光，而是确有一些重要问题想和他们商量。
这里的环境很好，知识份子、商人、大作家们以及市面上某些闲腻了的阔
佬们和爱传流言蜚语的少奶奶们都爱坐在这里一面喝茶、吃饭，一面谈论
他们所掌握的点滴新闻。
　　杨献珍和陈伯达早就认识。当陈伯达在天津被捕后，中共河北临时省
委的领导人陈原道、刘亚雄等十多人也相继人狱。消息传出，负责北方政
治情报工作的胡鄂公和杨献珍奉命赶到天津，组织营救工作。不料由于新
的顺直省委秘书长郭亚先被捕后版变、导致前往营救的杨献珍也落人虎口，
整个营救计划彻底破产。但事后杨献珍和陈伯达提及往事，哈哈大笑，俩
人建立了很好的友谊。陈伯达手书‘知已末必真兄弟，会文亦有大豪杰’
的字送给杨献珍。同时，杨献珍也和田家英一块商讨某些哲学问题，彼此
处得也很融洽。所以，他们接到他的邀请后，都赶来了。
　　他们三人都按自己的喜爱点了两个菜，要了一瓶茅台酒，便各自斟满，
津津有味地喝了起来。酒过三巡，杨献珍才开口∶“不瞒二位，我最近遇
到了一些麻烦。”
　　“什么麻烦？”田家英微笑着说，“中央已内定你为中央党校的校长，
马上就要高升，何来什么麻烦？”
　　杨献珍忧心仲仲地说∶“前几天，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同志我我谈话，
反覆追问我们一九三六年八月出狱的经过，还让我出据当时奉北方局指示
履行手续的内容，我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是不是上面又有什么新的整风
动向？”
　　“哦，他还追问了其他人了吗？”，陈伯达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杨献
珍，神色显得不那么自然。“比如我或者刘亚雄等人。”
　　“没有。”杨献珍说，“但是他追问到了薄一波同志。饶漱石直截了
当地说，我们奉指示履行出狱手续是错误的，是一种自首行为。我当然不
能同意他这种观点。伯达可以作证，我们的这些作法是得到了少奇同志同
意的。当时他负责北方局的工作。”
　　“不，不，”陈伯达连连摇头，“你记错了，这件事和我没有一点关
系。我的出狱比你们早，是我的一位朋友想法子凑了不少钱赎我出去的。”
　　“那你履行什么手续了吗？”
　　“出狱时，赎我的人要我到管监狱的人那里去办一个手续。到了那里，
他们拿出一张写好的单子叫《改过书》，让我在上面盖个指印。我看了那
张单子，不肯盖。管监狱的人说：‘这是我们这里的手续，不盖指印就不
能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盖了。”
　　“报上刊登了吗？”
　　“没有！”陈伯达说，“那时他们对我的真实身份并不清楚，所以没
有登报。那上面的东西都是当时的套话，并不起什么作用。”
　　杨献珍说∶“我和薄一波同志也是履行了一个这样的手续他们就追个
没完，我怀疑他们是冲着刘少奇同志来的。　
　　听到这里，陈伯达心中有数了。田家英则始终没有多开口，只在静静
观望着他们的谈话。他对他们所讲的那段历史毫不熟悉，并不知道那时候
履行不履行一个手续，是要以自己的脑袋来作代价的。
　　杨献珍讲完后才徐徐吐了一口气，说：“二位老朋友，你们都是毛主
席身边的人，比我强得多。我希望你们在方便的时候，在毛主席面前替我
说句话。这时我才体会到宦途生涯深似海这句话了。我只想老老实实地作
学问，对官位或厚禄看得很淡。希望二位能体谅我，不要让人钻了空子。”
　　“还喝些酒吗？”田家英微笑着问。
　　陈伯达用一只食指对他的同伴的酒杯示意了一下。田家英端起酒瓶给
他和杨献珍满满斟了酒后，又给自己也添满，最后说了句宽心的话。杨献
珍知道事情不能操之过急，也许要花一段时间，他也不打算匆匆行事。反
正他已经找到了能办成事情的人。
　　刘少奇当天晚上就知道了这个消息，而且获悉了毛泽东和陈伯达谈话
的内容。
　　他大口大口地抽着烟，迈着缓慢的步子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思考着这
一段时间来所发生的一连串的事件。在革命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来自‘左’
的或右的错误倾向干扰着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当在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
中，往往纠正‘左’的错误要比纠正右的错误更难。因为‘左’的错误，
最容易激发出前所未有的革命热情，幻想在一个早上或晚上使革命成功，
把资产阶级和各种敌人消灭干净，因而对革命工作的危害也会更大。党的
历史上，右倾错误曾断送过革命，‘左’倾错误也同样断送过革命，两者
都是需要自已反对或预防的。
　　但是，要保护正确的方向，很难，很难！
　　高岗和饶漱石等人，已经抓任自己的一些把柄朝自己放冷箭了。他已
隐隐约约地听到了许多反映，也看到了他们整理自己的某些材料，对此，
他还能沉住气。真正令他担心的是毛泽东的态度。现在，连自己曾经歌颂
和敬重过的毛泽东也对自己提出了严厉地批评，而且在好几种场合里指责
自己犯了“右倾错误”，这就不能不令自己好好反省了。他翻来覆去地问
自己∶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坐在沙发里的陈伯达，盯着愁眉不展的刘少奇说∶“少奇同志，我是
冒着一定的风险来向您报告的。我们总是在一起工作了多年，说心里话，
我不愿您在党内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更不愿意看到你和主席之间出现不愉
快。所以我冒昧地向您建议，尽快地向主席作个检查，和主席保持一致，
收回你过去在一些问题上的讲话和指示，这样才能争取主动，不让别人钻
了空子。”
　　刘少奇好长时间一言不发。又过了一会，他才停住踱步，问∶“你看
主席的态度是否经过了深思熟虑？”
　　陈伯达说∶“主席的许多观点不经过深思熟虑是不会拿出来的。这点，
你比我更清楚。”
　　刘少奇若有所思，深沉地点了点头。不知怎么搞的，他对毛泽东，这
位曾经十分熟悉的老战友的内心世界，彷佛越来越不那么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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