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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anderson (星光夜路), 信区: History
标  题: 《牛棚杂忆》(十八)
发信站: 紫丁香 (Tue May  4 15:48:07 1999), 转信

                               牛棚转移

    时令已经进入了冬季，牢房里也装上了炉子，生上了火。虽然配给的煤不多，
炉火当然不能很旺。但是，比起外面来，屋子里已经是温暖如春了。

    可是劳改的队伍却逐渐缩小了起来。一来二去，剩下的人不多了，就都受命搬
到一间大屋子里来。什么原因呢？我不清楚，当然也不敢问。我此时反正已经堕入
阿鼻地狱，再升上一级两级，是鬼总是鬼，对我无所谓了，

    屋子里显得空荡荡的。大概是因为人少了，连老鼠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大白天
里，竟敢到处乱窜。我从家里带回来的一个干馒头首当其冲，被老鼠咬掉了一些。
我想赶走它们，它们竟敢瞪着小眼睛，在窗台上跟我玩捉迷藏。也许老鼠们也意识
到，屋子里住的不是人，而是“黑帮”，等级不比老鼠高，欺负他们一下，谅他们
也不敢奈自己何。

    大家虽然不大敢随便说话，不能互通信息，但是正如俗话所说的：“没有不透
风的墙”，我逐渐知道了，聂记革委会改变了对待“劳改罪犯”的“政策”，不再
集中，而要实行分散，把各系所处的“罪犯”分回各自的单位。姗姗来迟，东语系
也把我们几个“罪犯”提回系里。我们的“牛棚”转移了。转移到外文楼去。

    前些日子，“特别班”还在外文楼时，我是多么希望能进外文楼来呀！现在果
然进来了；却是依然故我。我们几个“罪犯”被分配住在二楼北面的缅甸语教研室
里，都在地上搭地铺。靠窗子有一张大桌子，我们的牢头禁子睡在上面，居高临下，
监督我们。他外号叫“小炉匠”，大概是姓卢的青年学生。最使我吃惊的是，“我
们”又增加了新人，是“黑帮大院”中没有见过的。他们也是“罪犯”吗？我心里
纳闷。反正现在是同我们一锅煮了，彼此相安无事。

    在这里，生活比较平静了。不像在“黑帮大院”里那样，时时刻刻都要把神经
绷得紧紧的，把耳朵伸得长长的，唯恐牢头禁子喊自己的名字时答应晚了，招致灾
难。现在牢头禁子就高踞在同一间小屋的桌子上，用不着把神经弄得那样紧张了。

    但是，日子也并不好过，也不可能好过。我仍然是“劳改罪犯”。这楼上有许
多办公室，大多是各专业的教研室。在我被“打倒”以前，我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
这些办公室我都是熟悉的。周围的气氛当然是非常好的。我是这里的主人。而今时
移世迁，我一“跳”（自己跳出来也）而成为阶下囚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
人间。”我当“反革命”已经有一年多了。我并不是留恋当年的“威风”，我深知
自己已被“打倒在地”，永无翻身之日了。我只求苟延残喘而已。

    现在，在整个大楼里，我只有三个地方能进：一是牢房，二是厕所，三是审讯
我的屋子，最后这一项是并不固定的。至于第二项则是“黑帮”同“白帮”（“革
命者”）共同享用的，因为“黑帮”虽然是鬼，也总得大小便呀。——真鬼大概是
不大小便的，待查。

    此外，这里也颇有令人难堪之处。“黑”“白”杂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中国
是礼仪之邦，见了面，总得说点什么。可我们又缺少英美人见面说的Ｇｏｏｄ  ｍ
ｏｒｎｉｎｇ！  Ｈｏｗ  ｄｏ  ｙｏｕ  ｄｏ？或者单纯一声Ｈｅｌｌｏ！现在
习用的“早安”之类，是地道的舶来品。我们过去常用的：“你吃了饭了吗？”是
举国通用的问候语，我想缩为“国候”。现在，在外文楼，见到了以前很熟很熟的
人，舶来品不敢用，“国候”也不敢用。只有低头，望望然而去之。“白帮”怎么
想？我不得而知。似我“黑帮”却实在觉得非常别扭。有时“白人”在某一间屋子
里，讨论什么问题，逸兴湍飞，欢笑之声中溢满了“革命气”，在楼道里往复回荡。
这革命气却一点也没有薰到我身上。我们现在是“谈笑之声能闻，而老死不相往来”。
“能闻”者，能听到也，这是别人的声音，我们是不能有声音的。我们都像影子似
地活动着，影子是没有声音的。

    但是，这里也并不缺少新闻，缺少有刺激性的东西。这新闻并不是哪一个人告
诉我的，现在没有人敢干、肯干这种事。这是我自己从楼道中嘁嘁喳喳的声音中听
出来的。最重要的一条新闻是关于我在上面提到过的那一位蒙古语女教员的。原来
东语系“罪犯”中只有她一个女性。在“黑帮大院”时有女囚牢。到了外文楼以后，
女囚牢没有了，又不能同我辈男士一起睡在地铺上。所以就把她关在另外一间屋子
里。据我的推测，管理她的大概是一个学朝鲜语的女学生和一个系图书室女管理员。
后者姓叶，大名暂缺。此人是一个女光棍似的人物，泼辣，粗暴，最擅长惹事生非，
兴风作浪。她所在的图书室是东语系小沙龙，谣言由此处产生，小道消息在这里集
散。“文化大革命”一分派，她就成了聂记公社在东语系的女干将，大概也属于那
一种“老子铁了心，誓死保聂孙”类型的人物。有一次是她到我家来，大声叱骂，
押解着我到外文楼去接受批斗。女牢头禁子押解男“犯人”，在北大恐怕是罕见的
新鲜事儿。这样一个人物，对唯一的女囚绝对不会放过。在一天夜里，她和其他几
个人对这位女囚大肆审讯，殴打。这位女囚是不是像在“黑帮大院”里那样被折磨
得眼圈发青，我没有看见，不敢瞎说。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心里没有引起什么波
动，我的神经现在已经完全麻木了。

    可是我却万万没有想到，第二条引起人们震动的新闻竟然出在我身上。

    到了外文楼以后，我没有再挨揍。大概我天生就是一个不识抬举的家伙，一个
有着花岗岩脑袋瓜死不改悔的家伙。虽然经过了炼狱的锻炼，我并没有低头认罪。
有一天，解放军派来“支左”的常驻东语系的一个大概是营长的军官，大名叫赵良
山（此人后来听说已经故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问我一个问题。我当时心
里非常火，非常失望。我想，解放军水平总应该是高的，现在看来也不尽然。我粗
声粗气地说道：“我的全部日记已经都被抄来了。一定会放在外文楼某一间屋子里。
你派一个人去查一查那一天的日记。最多只用五分钟，问题就可以全部弄明白了。”
万没有想到，这一下子又捅了马蜂窝。他勃然变色，说我态度极端恶劣。他现在是
太上皇。我哪里还敢吭气儿呢？

    晚饭以后，回到牢房。原先反聂的一位女教员，率领着几个人，手里拿着红红
绿绿的大标语，把小屋墙上贴满。原来一片白色，非常单调寡味。现在增添了大红
大绿，顿觉斗室生光，一片勃勃的生机。标语内容，没有什么创新，仍然是“季羡
林要翻天，就打倒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
动！”等等，等等。“司空见惯浑无事”，这些东西已经对于我的神经不能产生任
何作用了。我夜里照睡不误，等候着暴风雨的来临。

    果然，“革命家”们第二天就开始行动了。首先由东语系的“红卫兵”——现
在恐怕是两派的都有了——押解着我，走向东语系学生住的四十楼。我自己又像一
个被发配的囚犯，俯首贴耳，只能看到地上，踉跄前进。旧剧中，囚犯是允许抬头
的。我这个新社会的囚犯却没有这个特权。既来之则安之，由它去吧。

    我原来并不知道把我押向何方。走近四十楼，凭我的本能，我恍然大悟。此时
隐隐约约地看到楼外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内容不外是那一套。我猜想——因为
我不能看——，不过是“打倒老保翻天的季羡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此外再加上造谣、诬蔑、人体攻击。从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听到的也不过是那些
东西。我顿时明白了：我现在成了“翻天”的代表人物。

    我被卡住脖子，拧住胳臂，推推搡搡，押进楼去，先走过一楼楼道。楼道本来
很狭，现在又挤满了学生。我耳朵里听的是口号，头上，身上，挨的是拳头。我一
个人也看不到，仿佛腾云驾雾一般，我飞上了二楼。同在一楼一样，从楼道这一头，
走（按语法来讲，应该是被动式）到那一头。仍然是震天的口号声。在嘈杂混乱中，
我又走（同前）上了三楼。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新花样，心里颇有点不满足，觉得太
单调，不够味。“仪式”完了以后，我又被押解着回到了外文楼。

    后来听说，这叫做“楼内游斗”。这是不是东语系学生的发明创造？如果是的
话，将来有朝一日编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时，应该着重提上一笔，说不定
还要另立专章的。至于我自己，我是经过了大风大浪的人。身体上，精神上，都没
有受到什么痛苦，只觉得有点“好玩”而已。

    事情当然不能就这样结束。看来那位赵营长下定了决心，连夜召开会议，制订
了斗争方案。第二天，刚吃过早饭，立即有学生来找我，到一间教研室里去批斗。
这次准我抬头了，看到的是一个教研室的成员，加上个别的学生。我已摆好了架子
坐喷气式。然而有人却推给我一把椅子。我大惊失色，我现在已经成了法门寺的贾
桂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想这个批斗会，还能批出什么，又斗出什么呢？我觉得
十分平淡寡味。我于是把两个耳朵都关闭了起来，“任凭风浪打，稳坐钓鱼船。”
朦胧中，听到一声：“把季羡林押出去！”我知道，这一出戏算是结束了”

    我目录

正准备回自己的牢房，又有人来把我拉到另一个教研室去，“行礼如仪”。
然后是第三个教研室，第四个教研室。我没有记录，也无法统计。估计是每一个教
研室都批斗一次。东语系十几个教研室，共批斗了十几次。接着来的是学生。我不
知道，东语系学生共有多少个班。每班批斗一次（也许有的班是联合批斗），我记
不清回楚，加起来，总有二十来次。以每次批斗一个小时计算，共有三十来个小时。
我看有的班“偷工减料”，质量大有问题。实际上怕用不了这样多的时间。反正在
三四天以内，我比出去“走穴”的人还要忙。这个班刚批完，下一个班接着干。每
天批斗八九场，只给我留出了吃饭的时间。可谓紧张之至了。

    对我产生了什么结果呢？除了感觉到有点疲倦之外， “虱子多了不痒”，我
“被批斗的积极性”反而调动起来了。我爱上了这种批斗。我觉得非常开心。你那
里“义正词严”，我这里关上耳朵，镇定养神，我反而是“以逸待劳”了。

    世间事真是复杂的。我以“态度恶劣”始，又以“态度恶劣”终。第一个“恶
劣� ”救了我的命，第二个“恶劣”养了我的神。当时的真假革命家们，大概是万万
想不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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