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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基督教与民国时期政治
发信站: BBS 哈工大紫丁香站 (Sun Dec 19 12:28:28 2004)

转自铁血
基督教是在近代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的国际大气候下进入中国的，民
国以来尽管他们采取了“中国化”、“本色化”等等改良措施，但要完全摆
脱西方国家的控制是不可能的，故仍对民国时期的中国政治产生了重要影
响。不过，随着中国社会反帝、反封建两大主题的转换，帝国主义国家之间
关系的张弛，国、共两党关系的松紧，教会的作用亦在不断变化之中。
    在1912—1927 年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中，中国人民逐渐认清了帝
国主义的本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代理人——北洋军阀的斗争一浪高
过一浪，许多教内人士也投身于其中。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便是孙中山先生。
1883 年，孙中山用孙日新之名在香港受洗入教，他早年的战友陈少白、郑士
良、宋耀如也都是教徒。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旗手，他一生革命工
作繁忙，极少参加宗教活动，但是在临终给孙科及其母卢氏的信中说：“我
本基督教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要如是奋斗”①。表明他是以一种
基督徒的精神投身革命斗争。冯玉祥将军1913 年加入美以美会，“立志归
主”。以后邀请刘馨廷、古约翰等人为军中牧师，在西北军部队中开布道会、
奋兴会，发展教徒，冯玉祥自己也亲自证道，悔罪认错，人称“基督将军”。
他的部队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中建立了功勋。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青年学生成为爱国救亡运动的先锋，许多教会学
校的学生也参加了罢课和示威游行。 1919 年6 月，天津教徒发布《为外交
泣告教中人书》，呼吁教友“速起救国”。他们召开了“讨论挽救青岛外交
等事”的教徒大会，成立“天主教救国团”，加入天津绅商学教四界联合会，
向社会各界散发传单及宣言书，到社会上演讲，成为全国爱国运动中的一个
组成部分。但是当时控制教会大权的外国主教、神父对此却很反感，他们从
所在国的狭隘民族利益和狭隘国家利益出发，对中国教徒的爱国行动百般压
制。如《圣教杂志》编辑部的“特别声明”指斥天津教徒的行为是“诬蔑神
长”，“使教徒与神长为难”，“或竟背教，或成裂教”。反对神长、背教、
裂教的罪名，在教会内部就要受到“绝罚”。就是在他们的威胁恫吓下，天
津教徒的爱国运动被扼杀了。
    对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教会人士先是表示支持，但当革命危
及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时，一部分教士又转而反对。如意大利教士斯伏尔匝在
他的《中国之继》一书中曾经写道：“孙中山本人不就是教会教育的光辉成
果吗？这个广东的煽动者，在他一生最险要的关头，不止一次受到传教士的
保护。但他有实力以后，就抛弃了他的信教的妻子，放弃了和基督教的友谊。”
其不满情绪溢于言表。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美国传教士李摩提太
却说：“孙中山先生辞总统职而让位给袁世凯是他一生中最聪明的一件事”。
1912 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北京的基督新教会举行盛大的
庆祝礼拜。
    孙中山在南方组织讨袁革命，传教士李佳白向袁世凯献策说：“制止革
命最好的方法，就是当它开始时迎头痛击之。”1916 年袁世凯称帝，北京的
基督新教会还举行大规模弥撒，祈求天主保佑袁大皇帝“万万岁”②。基督
教如此支持北洋政府，主要是由于封建军阀统治比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革命更
符合西方列强在华利益。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公开举起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旗帜。尽管20
年代共产党势力还很弱小，但基督教会已清楚地感到了共产主义是他们的大
敌。他们千方百计地歪曲共产党的宗教政策，说共产党要“共产共妻”，“消
灭宗教”，在教徒中制造反共、仇共情绪。早在1922 年开始的基督教本色运
动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扩大农村阵地，建立基层组织，与共产党争夺农
民。
    1927 年国共合作解体，基督教各派积极开展反共扶蒋活动，配合国民党
剿共。1927 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伊始，教皇即派刚恒毅作为特使前往祝
贺。同年12 月，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爱伦教堂举行了洋式婚礼。1928 年8
月1 日，教皇庇护十一世发布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特别通谕”：“天主教宣
告、教训和劝导它的教徒尊敬和服从中国合法组成的政府。要求天主教的传
教士和教徒们在法律保护下享受自由和安全。”这篇“通谕”正式表达了对
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国内各教区、修会积极贯彻教皇的“通谕”，在农村与
各种地主势力相结合，宣传“反共、防共”，并帮助国民党军队收集情报，
刺探军机，围剿红军。1930 年6 月23 日，蒋介石在上海爱伦教堂由江长川
牧师施洗入教，从而使国民党政府与教会的关系更为密切。1933 年夏，大批
基督教上层人士到庐山避暑，并召开了题为“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的讨论会。
当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全力剿共，传教士们关心的是红军撤走后如何在苏区建
立教会组织，消除共产党的影响。会议期间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到会讲了
话，并同意划出一部分红军撤出地区作为基督教农村服务试验区。
    1934 年红军撤出江西后，蒋介石把黎川县划给教会作试验区。美国公理
会传教士牧恩波被选为试验区总干事。蒋介石在接见牧恩波等人时讲：“这
是给你们一个表现基督教怎样能重建中国社会秩序的机会。请你们和我合作，
筹划一个详细的复兴计划。”③黎川试验区计划共分教育、妇女、卫生、农
业、新运（新生活运动）等五部分，传教士一方面抓紧对农民进行宗教灌输，
给农民一些种子，农具等小恩小惠，另一方面，又要求农民把土地还给地主
富农，甘心忍受剥削和压迫，以等待来世天国。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国共两党由
对抗转为合作。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一般而言，由美、
英等国控制的基督新教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持反对态度。“九·一八”事变
后，著名的美籍传教士，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便在学校集会上痛斥日本帝
国主义侵略，并指责美、英政府对日本的妥协立场。“七·七”事变后，基
督教青年会十分活跃，1937 年冬在上海成立“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委员会”，
并成立各地支会50 余处，进行战场服务工作。中华基督教（新）协进会先后
组织过“战时服务委员会”，“伤兵之友社”，“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
等组织。其它差会也组织过类似团体，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在敌人的枪炮下，
救护伤员，赈济难民，直接投身于抗日战争之中。有些教徒为了民族解放事
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基督新教教徒，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1895—
1938 年），“七·七事变”前就曾在欧美、南洋等国发表演讲，揭露日军侵
华暴行，并号召教徒团结抗日。“八·一三”战事中，他被推选为上海各界
救亡协会主席，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积极援助中国军队抗日作战。
上海沦陷后，他在租界中坚持抗日活动，并严辞拒绝南京伪政权聘请他担任
伪教育部长的职务。1938 年4 月7 日，日伪政权派人杀害了他。
    教会不但支持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争，也积极向共产党控制的敌后
根据地输送人材，物资。如司徒雷登和英千里曾冒着危险帮助青年学生逃离
敌占区，到敌后根据地参加抗日武装。据不完全统计，仅燕京大学就有700 
多人参加了八路军。基督教青年会1939 年7 月派人赴延安，送钱兴建国际学
生疗养院，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天主教在抗日战争中的立场则比较复杂。罗马教廷受意大利、法国的影
响，在1929 年和1933 年，分别与墨索里尼、希特勒签定条约，互相支持。
伪满洲国成立后，教皇庇护十一世于 1934 年2 月10 日派使节表示祝贺，
并正式承认“满洲国”，在“满洲国”建立天主教会，派驻宗座代表。教皇
的宗座代表蔡宁（Marjo Zanin）发布命令，要求教徒“不偏左、不偏右”，
实际上就是不要反抗日本侵略，甘作日本帝国的顺民。在关内，一些天主教
上层人士散布基督教超国家、超民族、超阶级的论调，反对教徒参加抗日救
亡运动，鼓吹中日两国基督徒要联合起来，影响和说服本国政府，“使友爱
和亲善能主宰国家的一切。”这种和平主义的空谈，在当时只能起到麻痹人
民斗志，掩盖侵略的作用。
    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感到在占领区由西方传教士控制的天主
教会辅助侵略战争不利，干脆从国内调来日本教士另起炉灶，直接控制沦陷
区的广大中国教徒。如日本天主教神父、特务岩下庄一到了华北，立即散发
宣传品，为日本侵华战争辨护。他说：“我们主张当前的讨伐是符合正义的，
其理由蕴藏在中国中央政府允许由于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而发生的事实里。”④

    他们利用教徒恐共情绪，借反共为名使日本侵略战争合法化。在日本
“强化治安”时期，沦陷区人民生活十分艰苦，终日以混合面充饥，而教会人
员则可以从日伪机关领到白面，冬天用煤也很充足。日本特务机关就是利用这
点小恩小惠在教徒中发展特务，组织“防共委员会”，专为日军收集情报，维
持交通治安，镇压和监视中国人民的抗日爱国活动。
    然而，广大的中国天主教徒还是爱国的，他们同全国人民一道投身于抗
日救亡事业，其中涌现出象马相伯，英千里这样的抗日英雄。马相伯（1840
—1939 年）出身于江苏丹阳一个天主教家庭，从小受洗。1870 年受祝成为神
父。1898 年创办“南洋公学”，学生不断增加。五年后在此基础上创办“震
旦学院”。马相伯因此名声大振，成为社会上著名的教育家。“九·一八”
事变后，他公开发表抗日言论，批评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讲：“日
本只有8000 万人，而中国有4 万万人，日本只有中国的1/5。五倍大的中国，
碰到只有五分之一的日本侵略，竟不敢出来抵抗，这叫做‘缩头乌龟’。可
是做缩头乌龟的，是政府而不是人民。”⑤他与沈钧儒、黄炎培等人，于1935
年组织了上海文化界人士救国会，马相伯因德高望重被推为会长，不久又当
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全力掩护“七
君子”的抗日活动，“七·七”事变后，马相伯以90 岁的高龄开始了向内地
的颠沛流离生活。但他抗日斗志不减，沿途呼吁同胞奋起抗战。1938 年在转
移昆明途中，因病暂停越南谅山，1939 年11 月4 日病逝于此。对于这位爱
国老人的光辉业绩，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
人联名发出唁电，给予极高的评价。天主教徒，辅仁大学秘书长英千里，身
处沦陷区北平，抗日斗志不减。他在校内组织“炎社”，（取顾炎武不与敌
人妥协之意），宣传抗日思想。1942 年底和1944 年2 月两次被捕，在日军
严刑拷打下英武不屈，被判15 年徒刑。另有教徒赵紫宸、伏开鹏、张怀、叶
德禄等人亦因从事抗日活动而被捕。在1931 年“一·二八”战争中，天主教
将教会医院改为军事医院，救护中国伤员2000 余人。1937 年全面抗战后，
教会在华北、东南的医院也经常收治伤员。同时，在战争期间，教堂也经常
成为难民收容所。总之，大多数中国教徒还是深明民族大义的，在抗日战争
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的矛盾立即尖锐起来。基督教会明确
地站在蒋介石一边支持他反共。1947 年7 月，蒋介石下达“勘乱动员令”，
于斌大主教代表天主教公开拥护。1946 年7 月4 日，梵蒂冈正式与国民党政
权建交，互派公使。
    美国的新教会派纽约教区总主教贝尔曼（Francis Joseph Spellman）到
中国，他通过大批美国救济物资笼络各地教会人员，为他们的反共事业服务。
    1946 年7 月，美国新教牧师司徒雷登被任命为美国驻中国大使，他建议
蒋介石：“亲自领导一场新的革命运动”，以便把“学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团
结起来，重新赢得公众信任。”因为“那是对付共产主义威胁的唯一办法”⑥。
基督新教制定的战后复兴计划重点在农村，目的在于与共产党争夺农民。他们
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区内建立教区，实施“平民教育”计划，以抵制“赤化”。
美籍比利时天主教教士雷震远（RaymendJ·CeJacher）发起的“公教青年报国
团”，在华北地区直接组织地主武装，在“华北剿总”指挥下，对解放区农民
反攻倒算。他们还收集解放军情报，配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国民党军
事失败之后，许多以反共著名的中、外传教士纷纷撤往国外（约有5000 余人），
美国舰队曾拨专款组织他们撤离。
    1949 年初，罗马教廷发布了《天主教友应如何对抗共产党》的“紧急谕旨”，
禁止教徒接近共产党人或阅读共产党的理论文章，违背将受到处分或驱逐出教。
另外，国民党特务也抓紧在教徒中发展各种地下组织，准备在政权易手后与共
产党长期对抗。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共产党掌权后对教会采取了比较严厉的立
场。
    当然，也有相当的基督教徒对国民党的腐败不满，在共产党的宗教政策
影响下，摆脱西方教会的控制，探索中国教会新的出路。




① 荣孟源、章伯铎：《近代稗海》第一辑，第572 页。
② 以上材料均转引自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上，第71 页。
③ 《女铎》1936 年2 月号。
④天津市宗教界史料编委会编：《史料选辑》。
⑤徐景贤编：《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1933 年。
⑥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第167—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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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帝国空军 ● ◥╔╧╧╗◤ ● 炸平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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