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elsila (临●举轻若重), 信区: History
标  题: 感天动地的义和团运动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ue Feb  6 20:19:52 2007), 转信


感天动地的义和团运动


1、 序言

我相信，只要是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点儿点解的人就会知道中国历史上那个赫赫有名的义和团运动，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对这个运动给以了很高的评价，称之为“近代史上著名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是几代国人对他的评价。然而在西方基督教国家，对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则一直采取了敌视与诋毁的态度，80年代以后随着中外交流的不断进行，我发现不少的国人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接受了这些西方国家的观点，比如某企业的董事长（出于一些方面的考虑我就不提具体名字了）就是这样评说义和国运动的：“义和团过去了一百年，从现在的角度去反省的话，应该看到中国的自身内部也是有很多原因的。我们不能全部怪罪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比如，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守旧贵族强烈排外，甚至连基本国际关系准则都不顾，要把洋人全部赶出去，断绝与外国的所有关系。这是激起当时重大变故的一个导火线”，“现在看来，义和团运动是一种非常落后的，用封建迷信、反动的会道门式组织形式的运动。它的口号、思想和理念都与当时的时代完全不合。当时的科学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他们还相信神鬼附身、刀枪不入，搞龙头大哥，象黑社会一样。可悲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当时的执政者还相信这些东西。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好了，就说这些吧，应该说双方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那么，我们不妨透过历史重新看一下那段时光，分析一下当时的具体历史事实，看一下那究竟是在什么社会背景下发生的、是如何发生的、是应该如何去让今人看待与评判的一段什么样的历史与过去，它究竟一个反帝爱国的战斗史，还是一个被某些人所称的“民族的悲剧”！


2、 义和团的历史渊源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关于这一组织的历史来源，国内外史学界莫衷一事，目前基本有起源于白莲教说、起源于大刀会说、起源于梅花拳说、起源于乡团说等各种说法，虽然说法不一，但是关于其人员组成却基本一致，主要是由贫苦农民、手工业者以及破产的流民所组成，以习武练拳为其活动的主要特点。综合比较各种说法，笔者基本采用其来源最早的说法，即义和团起源于陕西，本为元末时期民间秘密的组织白莲教的一个分枝机构。清嘉庆元年，白莲教在陕西、四川、湖北一带发动了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武装暴动，暴动失败以后，义军队伍流落各省继续进行反清活动，遂出现了最早的义和拳。但后来随着义和拳的不断发展状大，他的来源也变得越来越广，很多的民间秘密反清团体，如大刀会、梅花拳，甚至于是一些民团组织也先后改称了义和拳，由此可见，义和拳的来源并不单一。但“反清复明”长期以来都是这个组织的主要宗旨，如山东义和拳首领朱红灯起义时，就自称是明室帝胄，要推翻满清，恢复大明，由此可见，义和团最早时期与白莲教等反清复明的民间秘密组织是基本相同的。但是到了后来，随着西方列强不断加剧对华的侵略行径，扩大在华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其行径不仅损害到了清政府的统治，也直接损害到了普通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国外商品的大量输入，使农民和手工业者生活更加贫困，面对中外矛盾的日益尖锐，义和团开始把斗争的矛头由清政府指向了西方列强在华的侵略势力，义和团武装反帝的斗争首先在

8、 义和团的合法化和八国联军的成立

1900年6月16日清廷明发上谕：“该拳民既以义勇为名，如足备折冲御侮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愆，以观后效”，并择其“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这实际上成为了清政府公开承认义和团合法化的宣言。此时，山东的义和团正面临着袁世凯的疯狂镇压与血腥屠杀，大量义和团民转移到达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北方的义和团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同时，很多原本非义和团的武装在义和团合法化之后，也纷纷改称为“义和团”，一挥帜而群山应，一挥手而群马啸，各路民间武装组织纷纷高举着“扶清灭洋”的旗号，从四面八方涌向京城。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00年6月初，北方的义和团已经超过了数十万，仅进入北京城内的义和团数量就已达数万之众。

西方列强对于清政府承认义和团合法化的行为恼羞成怒，更对义和团在华北地区的迅猛发展感到惊恐万状，外国列强多次胁迫清政府予以镇压，并将舰队聚集大沽口进行威胁。当看到总理衙门已经“无力说服朝廷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时，便策划直接出兵干涉。1900年5月28日，英、法、德、奥、意、日、俄、美八国在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入北京。5月30日至6月2日，八国的海军陆战队400多人，陆续由天津乘火车开到北京，进驻东交民巷。随后，各国继续向中国增兵，各国军舰24艘集结大沽口外，聚集在天津租界的侵略军已达2000余人。6月6日前后，八国联合侵华政策相继得到各自政府的批准，战争阴云已经笼罩中华大地。

7月27日时，德皇威廉二世针对中国发表一个臭名昭著的演讲，中文摘译如下：“……你们应该对不公正进行报复。象中国人这样，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国际法于不顾，以令人发指的方式嘲弄外国使节和客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事件，在世界史上还没有过先例。...你们如果遇到敌人，就把他杀死，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谁落到了你们手里，就由你们处置。就象数千年前埃策尔国王靡下的匈奴人在流传迄今的传说中依然声威赫赫一样，德国的声威也应当广布中国，以至于再不会有哪一个中国人敢于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至此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事实上已经爆发。 
山东爆发了起来！





3、 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历史背景

义和团运动首先在山东爆发与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普法战争以后，德意志帝国以一个欧洲大国的身份出现在了西方列强当中，但是他与英、法等老牌列强不同的是，在他崛起的时候，广大的殖民地区几乎已经被其它列强瓜分殆尽，可供他去占领的土地已经不多，所以较之英法等国他的对外侵略步伐更加疯狂、更加肆无忌惮。当时中国的山东就正处在他的压榨与蹂躏之下，而当时山东的教会正是其推行对华侵略政策的急先锋。

首先，我们对于当时的教会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他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宗教组织，而是有着相当强烈的政治色彩的。以罗马教皇为首的梵蒂冈教廷，向全球各国传播天主教，并领导各地的教会。在向亚非各国传播天主教的过程中，教廷往往借助于强国和它的政治权势，这就无疑地给传教事业带来了复杂性和危险性。天主教的海外传教史，从来就和国际上强国扩张政策相关联，从早期的殖民主义，直到后来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都是如此。当时的传教活动是受到这些西方强国的资助的，这些宗教活动从一开始就被渲染上鲜明的政治色彩。外国传教士是以着特殊的身份闯进中国的。他们都是一身而二任：一方面是宗教团体的宣教师，另一方面又是战胜中国的外国侨民，他们享有着很大的特殊权利。有人这样形容外国的某些传教士：“右手拿着宝剑，左手拿着十字架，而在他们道袍里面却藏着武士的全副盔甲。”（Forsyth，Robert Coventry,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PP.161—167。）

那么，外国传教士拥有哪些特权呢？我们下面简单地介绍一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陆续和外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条约中的规定，来到中国的外国公民，不管他是商人或传教士，都一律享有特殊权利。所谓特殊权利，主要指的是“领事裁判权”，就是全体外侨都享有一国外交使节的特权，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具体说来，十九世纪末，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有三个主要内容：第一，外侨犯罪，由外国领事组织法庭审理，按外国法律判罪。第二，中外人民间的词讼，外国领事与中国官吏共同审理。这种“观审”制度，外国领事有权添传证见，逐细辩论。第三，外国船只和外人寓所，中国官吏无权管辖，如有中国犯人到外船或外人寓所潜匿，中国官吏不能派兵逮捕，只能要求引渡。（参阅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十三款，1844年《中美贸易章程》,1869年《中英增订通商条约》第九款，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第二端第三段，1880年《中美续约》附立条款第四款。）根据这一系列的特权，外国传教士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中国法律制裁，而且得到领事的保护。传教士的寓所和教堂，中国无权管辖，中国犯人逃到那里，中国政府不能去逮捕。

并且，外国传教士不但具有以上外国侨民的一般性特权，而且他们的现实特权远远超过了这个界限。一般外侨只能在通商口岸及百里以内自由活动，不能到内地居住贸易，更不能在内地租买田地。而传教士则凡是持有“盖印执照”的，都可以进入内地。还可以在内地购买土地或租赁土地，建造教堂及其他房舍。（内地置产权是1860年《中法续增条约》第六款所规定的。1895年中法互换照会，并规定卖地人，不必先报官准办。）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不平等条约中，清政府还允许保护传教士和教民。“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当处分。”（1860年《中法续增条约》第六款。）中国教民的保护权，反而由外国的要求订在条约里，这是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严重破坏中国的主权。更有甚者，1896年5月清政府颁布的教案处分办法，凡教堂被毁，“将该地方官照防范不严，降一级留任例议处。”“其保护未能得力，自属办理不善，应查照历办成案，以不应重公罪降二级留任例定议。”“教案赔偿之款议结后，由该督抚藩臬道及府厅州县分年按成偿还归公。”（1896年总署奏遵议教案处分折。）清政府赔偿教民所受的损失，这笔款要交给传教士，由传教士发放。这无异于将教民置于外国管辖之下。从以上各项规定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地方官为什么“畏教如虎”同时又“视之如仇了”。

外国传教士除了具有上述种种特权以外，在政治地位上，官方更有明确的规定，1896年3月28日，总署颁布了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事宜五条，这个条例，天主教、耶稣教一律通用，其主要内容有三方面：“第一，总主教或主教，品位与督抚相同。摄位司铎，大司铎与司道同级。司铎与府厅州县同级。第二，分别教中品秩与同级中国官吏相来往。第三，教案发生时，主教司铎转请护教国公使或领事官，同总署或地方官交涉办理，也可以直接向地方官商办。”（1896年3月28日总署致直隶纳尔经额咨文。）山东传教士不但在品秩上与清政府官吏分别同级，而且实际上已经得到清政府的品秩。例如1893年，清廷赏给山东南境教区主教安治泰（Anger）三品顶戴，两年后又提升为二品顶戴，把他列为总督一级。（Thauren,John S、V、D,The Missions in Shantung, China(Techny, Illinois, Mission Press,1934).P.41。）

同时，现实当中的外国传教士并不局限于上述的特权和地位，他们更加随心所欲地抬高自己的地位，行使各项权利，破坏中国主权。例如：“山东传教士有擅称巡抚之事。”（法国主教顾立爵）（1871年总署与各国大臣商办传教条款。）又如，“山东邹县西南乡教堂，教士向商贾收税。”（1896年总署致直督纳尔经额咨文。）甚至于有的主教“擅用关防印信”，发出照会“擅由堤塘官驿递送”，保举官员，请撤地方官，俨然地方上的首脑。正如总署大臣所说：“是侵官吏之权，事已难恕，甚至侵国家之权，情实难容。似此无礼已极，安得不犯众人之怒。”他们的感受是“犹之一国之中有无数敌国而自专自主者。”（1871年总署与各国大臣商办传教条款。）统治阶级感到威胁最大的莫过于自身的权威被剥夺。外国传教士深入到中国各县各乡，他们进行了哪些宗教活动？简单说来，他们干了两件事：一是设立教堂，二是传播宗教和吸收信徒。这两件事，本来应当是正常的传教活动，但是，由于传教士具有各项特权，又怀有为他们国家开辟殖民地的想法，同时又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因而惹起中国人民的忿懑，散布了民教冲突的种子。更有甚者，外国教会通过它们的国家，动用武力来开展传教活动。传播福音竟然带来了杀人放火。连教会本身也不禁惊呼：“哎呀！这竟然是真事，战舰成为推进传教事业中决定命运的主角！”（Thauren,John S、V、D,The Missions in Shantung, China(Techny, Illinois, Mission Press,1934).P.17。）这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传教士成为了西方列强进入中国内地的最早的一批人，所谓的传教只是成为了其推行殖民统治的前奏，这样的传教活动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内地人民的强烈不满与抵制，他所能带来的也不再是文明与福音，而只有仇恨。

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基督教与天主教在历史的各个不同时期的表现也是有着很大不同的，例如欧洲中世纪的教会在很多时候就代表着反面、黑暗、残忍和反科学，他们会因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意见就不惜搞起一次次的大规模流血冲突，并最终演变成为宗教内战，他们更会毫不留情地除掉任何异见者，从异教徒到科学家，比如早期的“日心说”主张者布鲁诺就是被教会的异端裁判所判处死刑，并且被其活活烧死的。总之，不同于现在的基督教和天主教，那时“宽容”这个概念并不流行。并且19世纪那些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本身也是良莠不齐，大多是神学素质极低的普通神职人员，并非真正为宗教献身的圣徒，并且相当一部分人身上带着当时西方普遍流行的种族优越感和沙文主义色彩。极端者如伯驾牧师就曾经扬言：“中国人如果不服从，就让他毁灭”。——这话听起来哪一点还像个圣洁的信徒？更有甚者传教士中还混进了不少阴谋家，这些人的作用近乎于间谍，完全没有宗教修养，应愧对于他们的信仰和所侍奉的主与基督。如德国传教士安治泰，早于1896年就怂恿德国瓜分中国，他“激烈地要求政府为教会的利益做一次有力的行动”。而就是如此这样一个人，后来居然成为了山东南境教区的主教，那么当时的外国在华传教士究竟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之上，我们也就可见一斑了。

而且，更为有害的是，教会为了所谓的发展传教事业，盲目扩大自己的教徒数量与规模，他们是怎么发展教徒的呢？大致说来有两种：一是靠物质上的援助，二是靠外国特权的保护，而尤以后者为主要形式。当时的广大农民处在封建压迫和剥削之下，生活十分艰难，一但遇到水旱灾荒，便面临绝境。在这种情况下接受了一些教会的援助，因而信教受洗，这是可以理解的。根据巨野农民提供的情况：“也有很多穷人参加，他们并不是真信教，而是生活没出路，为穷困饥寒所逼。入教只是为吃教堂供给的馍馍，或用教堂两吊钱。”（《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36页。）也有的是为了逃避当时的政府迫害，如鸦片战争以后，沂水、蒙阴、单县、巨野、汶上、嘉祥、即墨、乐陵等地，大批的白莲教及其支派皈依了天主教和耶稣教，为的是逃避清政府的迫害，有的甚至于是整个村庄的居民投入了教会。（参考连警斋《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上海广学会出版，第343一351页。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v Journal vol12，no．6．PP．245—266，King，Clifford J, A Man of God，PP.73—74，Stenz,George,Twenty-five years’in China（1893—1918）。）但是，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信教，其往往的结果也是一但外部环境改变了，如自然灾害一旦结束了，就又离开了教会，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当然也有少部分人的加入是真的出于对基督教的信奉而成为基督徒的，比如后来的宋氏家族的开创者宋耀如等人，就成为了忏诚的基督信徒。

但是，同样不可讳言的是，当时也有相当数量的市井无赖，流氓恶棍，混入了教会当中，这些人同样也不是真的信教，而是想利用进行教民的特权为其为非作歹的行为提供保护，还有一些地主恶霸也乘机投靠洋人，这些人“一旦入教，即可以无所不为耳，犯法者，入教可以逃刑，报怨者，入教可以雪恨。入教之后，不但可以抗官府，免差摇，凡鱼肉乡里之事，恣其所为。”（《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48—49页。）这类人可以说是当时挑起民教冲突的主凶。据记载当时就有很多的地方官员对于教会不分良莠，甚至于把一些当时清廷通辑在逃的犯人都吸收进教民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但是所有的这些，都为教会漠然视之，到了十九世纪末，在中国的天主教、基督教、沙俄东正教等外籍传教士已达3200多人。至1900年，仅山东一省108个州县中，就已有72个州县有基督教会的活动，设立总堂达27所之多。山东的天主教、基督教设有教堂共大小1300余处，教士150余人。传教士们甚至扬言“要在中国“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中国教案史》）

随着教会在华势力的不断恶性膨胀，更多的恶霸无赖也籍着入教为名来逃避官府的管辖，以教会的特权为掩护为非作歹。如倡导西学的郑观应在当时的奏折上提到，“莠民以教为护符。尝闻作奸犯科，讹诈乡愚，欺凌孤弱，占人妻，侵人产，负租项，欠钱粮，包揽官事，击毙平民……”；毓贤的奏折也说，“……迩来，彼教日见鸱张。一经投教，即倚为护符，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每因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对义和团坚决镇压的袁世凯在奏折中也认为“……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原其故，固由教民之强横，亦多由地方官未能持平办理……教民之气焰益张，良民之激怒愈甚，一旦发作，势同决川。”由此看来，清廷的官员们并非不知事情缘由的，郑、毓、袁三人政治立场不同，不过都认为是因为教会对平民的欺压和官吏的袒教抑民而激进民变，最终酿成后来的义和团民变的。无有独偶，在中国的义和团被镇压不久，韩国的济州岛也发生了类似的当地民众与法国教会教民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他们以中国的义和团为样榜，并且其民族主义更加激进，首领王守义围攻法国教堂所在城郡三月余，在攻陷后一口气就斩杀了数百教民。对比这些，义和团反帝斗争的种种原因，究竟谁是谁非，已经不言自明，那些口口声声指责义和团是愚昧反抗文明的无耻谰言已经被揭穿！

4、 曹州教案与德国强租胶州湾事件

如果只是如此的话，还只能说当时的只是一些平民与教民之间的小规模冲突，后来的义和团运动还不足以产生，但历史的发展正是沿着这样的一条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主线发展下去，让一场如火如荼的义和团反帝斗争变得顺理成章，而不可避免！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山东曹州府辖下的巨野县城里的德国天主教堂的一些中国教民与当地群众发生冲突，教堂袒护教民，矛盾处于激化。曹州是当年黄巢、捻军造反的发起地，自古以来民风剽悍，加之平民与进行教民之间长期以来的矛盾已深，双方的积怨终于在此时爆发了，三十多个当地群众冲入教堂，将教堂拆毁，并将两名德国传教士Franz Nies和Richand Heule打死。这就是当是时著名的“曹州教案”。案发以后，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采取了完全的妥协投降政策，下令“火速破案”，短时间内就将涉及教案的当地群众全部抓获，并照会德国公使。


然而，投降者的妥协脚步已经晚了，此时的德国正处于奉行扩张主义的德皇威廉二世的统治之下，他野心勃勃，为了抢占殖民地和扩张领土到处找茬闹事，据说当年在他听说了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撒拉热窝刺杀事件”以后，高兴的狂呼“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此时面对早已被日本人打得威风扫地的大清帝国，他更把这当做了一个发动侵略战争的难得借口。

1897年1月14日，德国驻华公使，外交部中国事务首席顾问冯.勃兰特在一次报告中就说：“德国应尽快而且主动在华行动”。而上面提到的那个德国主教安治泰也建议德国要尽快强占胶州湾，他说：“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机会占据胶州，它对我们在各方面是个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他还直接觐见德皇威廉二世，强调“胶州湾有比上海更大的发展前途，巨野事件是德意志帝国在东亚取得属地的机会。占领胶州湾“不会使东方任何人惊异，因为一切人早已料到这件事”。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德皇威廉二世电令远东舰队：“华人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和事件。舰队立即驶往胶州湾，占领该处现有村镇，并采取严厉报复手段。”威廉二世的意思很明显，教案的发生，是个天赐良机，焉可错过。当年11月14日，德国海军率先对中国炮台发动攻击，随即陆军登陆，强占胶州湾。

面对德国强占山东的过程和事实，当时的美国《纽约时报》竟然置国际法的一般性准则于不顾而做出了这样的一则报道，摘录如下：……11月14日，星期日上午，三艘德国军舰进入胶州湾，它们分别是由德国远东舰队司令亲自指挥的旗舰“卡法瑟号”，及“威廉公主号”和“阿哥娜号”。德方舰队司令通知当地驻军的中国将领，说明他此行的目的是为对发生于11月1日山东省东部（实际是西部）地区的巨野县的两名德国传教士Franz Nies主教和Richand Heule牧师被杀事件，向中国方面索取一个满意的解释。因此他下一步准备让他的水兵登陆并占领中国军队的一些炮台。中国的将军答付，他无法决定，希望得到时间，将此事火速向北京请示。但德国舰队司令立即给了他一个态度强硬的回讯，限清军在三小时内从堡垒中撤出，德国水兵将在三小时内登陆，并将使用武力执行他的命令。这些由号称为“勇士”（大概是指清军士兵服装上都有个“勇”字）组成的中国军人们，发现德国的舰队的战斗准备：舰炮转动方向，正压低射角直接瞄准他们；同时几只小艇已从军舰上放至水面，海军陆战队准备登陆……这时，这让中国军队十分惊慌。中国将军向德国旗舰回话，说他愿意向德国海军屈服，服从德军的差谴，条件是德国军队保留他和他的家人的性命。接下来，数百名德国水兵分成六个战斗分队，分三路登陆，攻击岸边的中国军队设的堡垒，但未遇抵抗。中国的旗帜被登陆的德军扯下，换上德军的旗帜。此时，三艘德国军舰鸣炮庆祸胜利，并向德国军旗致敬。居住在附近的中国居民意识到发生的事情，他们接受了这个事实，并未发生任何混乱。另据日本报道，日本外相在获知德国海军占领中国胶州的消息后，立即电示日本驻伦敦、巴黎、圣彼得堡、柏林和北京的使节，要求他们了解如下几个问题：一、德国人占领胶州是不是在德、法、俄之间并未达成谅解的情况下单独进行的？二、德国人是否打算永久占领中国的这部分领土，或者德方并没有这方面的意图？三、德国舰队是否将从胶州湾轻易地撤离，中国政府的反应如何？四、德国人夺取胶州湾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温哥华，B. C. 12月10日讯。

对于德国的以“教案”为名起兵占地杀人放火的公然侵略性行为，腐败无能的大清帝国却是全然不敢抵抗，竟然于次年3月6日与德国签下了《胶州湾租借条约》，除了赔偿数百万两白银外，青岛及胶州湾租借给德国99年，山东正式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德皇威廉二世的弟弟Admiral Prince Heinrich亲王在后来的远东舰队远征中国时，还于德国汉堡作了一个对中国侮辱已极的送行训辞，原文刊于1897年12月26日的《伦敦观察报》，翁同龢看过这则报道，并记入其日记，其中一句话译为：“……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法国史学家Henri Cordier对此也忿忿不平，认为是德国人的蛮横与无理加剧了对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刺激，而最终成了导致后来的义和团的兴起。1900年6月19日德国《前进报》在一篇社论中也说：……中国人民运动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维也纳《时代报》上发表的一位熟悉中国情况人士的文章认为，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时期应从德国强占胶州湾算起。德国发出侵占的信号，俄、英步其后尘，而这一切的自然的结果，便是出现了一个民族自卫的团体。


5、 列强对中国的瓜分狂潮

甲午战败后的清廷，纸老虎的外皮已经被无情戳破，而面对德国强占胶州湾的近于乞求的无能态度，更是让西方列强原先对中国实力仅存的一点疑惑和顾忌全都有了答案，在他们看来：中国已是一只无力反抗的待宰羔羊，已经安安稳稳地躺在了西方文明世界的餐桌之上，只等列强下手了。。。。。。

于是，在这以后的几年当中，西方列强们纷至沓来，迫不及待，生怕自己来迟了，就被别人抢了先。继德国之后的是法国，《纽约时报》上海，12月29日讯：……据此间消息报道，法国海军上将在南中国海和北部湾之间的海南岛上升起了法国国旗。中国方面未表示反对。伦敦，12月30日讯：从新加坡发来的《每日邮报》证实了法国已占领大清国海南岛的报道。柏林，12月29日讯：据伦敦权威人士宣称，俄国经与中国长达数月的谈判后，中国已于今年10月同意沙俄临时占领亚瑟港。英国闻讯后，立即向中国进行交涉，要求中国将香港岛附近的一大片土地割让给英国……英国知道法国也想获得补偿，于是建议法国向中国政府索要海南岛……

由此以上，我们已经不难看出，所谓当时的“教案”，其实很多只不过是西方列强故意为其扩大在华侵略权力而存心挑起的争端，我们已经知道，列强中至少日、德、俄、英等国是早已打算好要对中国下手的，但是这些西方国家在真正的虎狼心肠的外面还总要带上一张文明的面纱，以所谓的“文明社会”来自居，所以，即使虽要对外搞起这些侵略战争也总要编造出各种如今看来本就是荒诞不经的理由出来，所以，在中国不断的制造各宗教案出来，然后再以此来发动对华战争来谋求更大的侵略利益，西方列强侵略------清政府让步------教会为所欲为------引发所谓的“教案”------西方列强再进一步对华侵略，就是在这样的恶性循环当中，中国已经面临了要被列强瓜分殆尽的局面了。面对这些情况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们不给他们理由，我们不再去招惹洋人不就得了！——这说起来实在是太天真了，所谓“欲加之罪，何患于辞”呢，人家一心要找你的茬，你在怎么忍让也是根本不可能避免的！有人说，我们的历次与外国人做战是因为不懂的用国际法来保护自己，那么我问你，第一次中英战争是因为什么打起来的呢？是因为英国人到中国来卖鸦片烟，而我们不让他们来卖，这本是《国际禁毒公约》所规定的，也是中国政府当然之权力，可是最终又怎么样，英国人不还是挑起了战争，他为了保护他们的鸦片贩子就可以来侵犯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与尊严！这难道是我们给的英国人以口实吗？这正如东郭先生与狼里面所说的那样，狼的本性就是要吃人的，帝国主义要发展自己就是要到处去发动侵略战争，来赢得自己的市场和原料产地，就如同时下的美国一样，他所说的一切，诸如“打击恐怖主义”、“推动海湾地区的民主”都只是一些漂亮的借口，而真正的动机却是朝着那里丰富的石油去的！狼吃人本不需要理由，但他还是要编造出东郭先生的种种“不是”来为自己做辩护，面对这些也只有糊涂的东郭先生还在幻想着与狼来讲道理！

种种的事实只能证明一点，所有的妥协与忍让，只能让侵略者的气焰更加嚣张，狼子之心也会越来越大，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
 

6、 赵三多与平原起义

拉开义和团武装反帝斗争序幕的人是山东义和团领导者赵三多，他以其领导的平原起义而被写入了义和团武装反侵略的历史。

据有关资料记载：赵三多，字祝盛，号洛珠，河北威县沙柳寨人，他生于公元1841年，公元1902年，也就是义和团运动失败的两年后，他在山东河北边境地带被清政府杀害。他家境贫寒，做过推车挑担小生意；因梅花拳冠群，有徒侄孙3000多人；为人「慷慨义气，惯打人间不平」，在冀鲁一带深孚众望。后来他欲谋举反清，怕连累梅花拳派，遂将自己这一支改称为义和拳。

引起平原起义的是“梨园屯教案”，梨园屯教案发生在山东冠县梨园屯村，离赵三多家乡只有几里的路程。教案因1886年法国教士强拆村玉皇庙建教堂引起，从此之后纷争就从未停息过。到了1896年，法国神父梁宗明又「率领教民三、四十人将庙拆毁，将神碰坏，改修天主教堂」。为此村民告到官府，但官府「袒教抑民」，因而导至村民闫书勤等「十八魁」「武力护庙」，并请赵三多相助。随着护庙斗争的激化，为显示义和拳力量，赵三多召集师徒在梨园屯「亮拳」三日，义和拳「到会者有三千人」，他们「短衣带刀，填塞街巷」，在社会上引起很大振动，结果「知县何世箴辞职，署事者不敢履往」，造成「数月无官」。其后，新任巡抚采取先抚后剿策略，以向赵三多赠「直良可风」廪生匾为条件，要求解散义和拳，当遭到拒绝后即派兵镇压。

赵三多闻讯后即将义和拳编成「十人为班、百人为队」的战斗队伍，并于1898年10月3日在梨园屯西北10里处祭旗起义。起义者以火铳、长矛作武器，用头帕、长靴做标记，黄旗镶黑边为旗帜，为防官府率加「不轨」罪名，又在旗帜标上「扶清灭洋」四字。他们首先攻打冠县与临清县交界处的黑刘村、红桃园、小里固等教堂，诸战皆捷，队伍迅速扩大到数千人，其后又「蔓延十余县，声势大振，风鹤频惊」，这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平原起义。平原起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近代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的开端。随着这次起义的发展，义和团的名称也很快为各地农民组织普遍采用，在冀鲁交界处的红拳会、神拳会、红枪会、白莲教、八卦教等，都开始改称自己为义和团。

义和团也由过去的反清复明组织变为了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反帝反侵略性质的爱国组织，虽然以后的事实证明“扶清灭洋”的口号对义和团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使其对清政府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成为其后来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从当时的情况而言，“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对于扩大义和团的号召力及影响力，团结国内的各种力量，共同抵御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的。赵三多擂响了平原起义的战鼓，用血与火掀开义和团武装反抗西方列强的历史序幕。



7、 清政府部分官员对义和团政策的转变

随着山东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势头，更主要是因为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得寸进尺与贪得无厌态度，教会以及部分教民的为非作歹行为，使得清政府的部分官员对义和团的态度发生了某些转变，其颇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原任山东巡抚的毓贤。

毓贤，生年不详，汉军正黄旗人，1889年奉调署山东曹州知府。1896年任山东按察使，屠杀鲁南及江苏砀山（今属安徽）等处的大刀会众数千人。因“剿匪在功”于1899年升任山东巡抚，他对义和团实行“剿抚兼施，剿首解从”的策略，对教案的处理采取了“持平办理”的方针。他对于西方列强“严办义和团”的无理要求进行了一定性的抵制，从而被帝国主义者视为“剿办不力、纵容拳匪”，迫使清政府将他调离。他最早向清政府提出了“拳民可用”的建议，1900年任山西巡抚时，他公报私怨，借口奉旨行事，杀死外国传教士七十多人。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派兵赴直隶“勤王”。后随慈禧太后西逃。《辛丑条约》签订时，被列强指为“祸首”。1901年被斩于兰州。

对于毓贤这个人，我以为应该全面认识。首先，从本质来看，这个人对义和团等人民的反抗运动是极端敌视的，他本身就是镇压农民起义起家，与李鸿章、袁世凯之流一样都是靠“人血来染红顶子”的人，在山东镇压义和团期间，正是他杀死了义和团的早期领导人朱红灯、本明和尚等人。但是与李、袁不同的是，他对义和团的主张不再是完全的镇压，而是主张“剿抚兼施”，即在镇压的同时加以利用，在清政府招抚义和团问题上，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实际上正是他把义和团引向了被封建反动集团利用的邪路，也为义和团运动的失败种下了祸根。

同时，对于其在对待义和团和反帝的立场问题上，也有分两个不同时期来加以分析。西洋楼主以为毓贤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之下被调离山东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关键环节。对于这个环节前后两个时期的毓贤从思想到主张的巨大变化，我们应该加以具体分析：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毓贤在任山东巡抚时在对待义和团和处理教案两方面问题上的表现。

评价毓贤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他对义和团的态度。对此，国内外学术界的认识是颇有分歧的。目前广为流传的主要有三种观点，兹评述如下：
　  
（一） 镇压说。此说由来已久。《清史稿》说毓贤“善制盗不惮斩戮”（注：《清史稿》，列传252，《毓贤传》）。《清史列传》也说他“果于杀戮，捕劣是其特长”（注：《清史列传》，卷62，《毓贤传》）。时人许指严所著《十叶野闻》，其中有“毓屠户”条，谓“清季之酷吏当以毓贤为举首”（注：《义和团史料》）。故有史家称其为“晚清著名的屠户”“任曹州知府时，以屠杀大刀会、义和拳而声名卓著。”（注：林增平：《中国近代史》）接任山东巡抚后态度未改，“不仅没有支持义和拳、大刀会等团体的反教会斗争，而且还镇压这种斗争”（注：林华国：《义和团史事考》）。确实，毓贤不仅捕杀了一些著名的大刀会、义和拳首领，而且杀害了为数众多的大刀会员和义和拳民。但这只是他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即对大刀会、义和拳并不是一味地镇压。否则的话，外国传教士就不会那样不满他，要求清政府撤换他人。

（二） 庇护说。与镇压说相比，庇护说的提出还要早一些。毓贤接任山东巡抚不久，德国驻华公使即根据其驻山东主教安治泰的报告，照会总理衙门称：“山东巡抚不怀善意，从中庇护贼匪”，“地方官深知巡抚仇视外国之心，故意挑唆愚民攻击教堂，为迎合抚臣之计”，“而会匪自夸奉山东巡抚之言，如此行为”。并强烈要求：“设法将不怀善意之官令其离任。”（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此庇护说之由来也。其后，教会所办的《汇报》更登载了这样耸人听闻的报导：“各处刀匪闹教，总因东抚毓中丞仇教心炽，通饬各属州县，凡教士函件，一概视为废纸。故匪有恃无恐，大张红白旗，上书‘保清灭洋’，并有帅字旗‘山东抚提部院毓’字样”。可见，庇护说之最早来源于教会方面及国外的报道，而当时这些外国传教士的报导多夸大其词，甚至捕风捉影，本不足凭信。连毓贤本人也对教会所散布的庇护说嗤之以鼻，反问道：“至谓本部院庇护会匪，何以本部院前办大刀会匪时，立将匪首刘士端、曹得礼正法？昭昭在人耳目，此言可不辩自明。”（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从此观之，庇护说本没有什么事实依据，因为如果毓贤要庇护义和团的话，他又为什么要杀害朱红灯与本明和尚呢？

（三） 由剿变抚说。毓贤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对待义和团的态度既有镇压的一面，又似有抚绥的一面，令人不好理解，故有由剿变抚说的提出。此说系由范文澜先生首开其端。他认为：毓贤做曹州知府时，本是屠杀义和团的刽子手；接任山东巡抚后，“因为说过‘匪已肃清’，又不敢向拳民出击，因为每战必败”，故“表示承认为民间团体”，“可以公开活动，各县遍设拳厂”。（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此说为许多历史学者所接受，故集合多位史学界先进编写的一部《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即明确指出：“毓贤对义和团采取了由‘剿’变‘抚’的策略。”（注：《中国近代史》）该书并引用了毓贤奏折中的一段话：“东省民风素强，民俗尤厚，际此时艰日亟，当以固结民心为要图。”但并不能从这段话中引出“由剿变抚”的结论。因为在同一份奏折中，毓贤曾明白无误地讲明了他对待义和团的方针：“出示晓谕，被匪诱胁之拳民，已散者不准复聚；如有旋散旋聚者，即是甘心为匪，定即严拿惩办。”（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由此观之，“由剿变抚”之说也是缺乏依据。事实上，直到1900年6月16日清廷明发上谕， 提出“该拳民既以义勇为名，如足备折冲御侮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愆，以观后效”，并择其“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之前，还不存在义和团的合法化问题，说这一期间毓贤对义和团“由剿变抚”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事实上，毓贤在山东期间始终坚持的是“剿”“抚”两手并用，即所谓“剿抚兼施”政策。

那么西方列强为什么会说毓贤在包庇义和团呢？是因为毓贤对义和团的镇压并不是如后来袁世凯一样的无条件镇压，而是加以区分，实行“剿抚兼施、惩首解从”的策略，对义和团既加以镇压也进行安抚，对义和团领导者进行“惩办”，对一般性的参与者则只是予以解散，这一政策在当时应该说是比较开明的，对一般义和团群众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而这对于把自己置于清政府太上皇位置的西方列强而言，自然是不能容忍的，在他们看来这种有条件有区别的镇压，自然是“剿办不利”或者“包庇拳匪”了。

同样的问题在毓贤处理教案上反映的更为明显，我们再来看一下毓贤在处理“教案”方面的政策。

在处理教案问题上，毓贤首先申明的一条就是“秉公讯断”。何谓“秉公讯断”，就是凡遇民教交涉案件，必须排除来自外国教会方面的干预，由地方官自主地秉公断案。早在1898年6月， 他还在按察使任上时，就曾建议：“请总理衙门照会驻京大臣饬知各教士，以后不可偏听教民浮言，有伤和好。收人入教，须先细访其人，实无作恶犯罪之事，方可收之。凡遇民教交涉案件，凭地方官秉公讯断，通事不得哄诱教士，搀越干预。凡有罪例应拿办之人，教士不得收留，并不听通事谎言，讹作平民。庶几教士得以安然传教，以遂起行善之心，莠民难施伎俩，良民不受逼迫，则民教永可相安，共享生平之福。”

毓贤申明的另一条则是“持平办理”。他说：“查民教互控，要在持平办理。”（注：《义和团档案史料》）所谓“持平办理”，就是在处理民教讼案时，无论平民教民，要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那么，毓贤是怎样贯彻“持平办理”方针的呢？从他在山东巡抚任内所处理的众多民教互控案件看，大致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查实原委。不管控案来自平民还是教民，甚至是外国公使所递交总理衙门的照会，毓贤都决不轻率从事，都要一一派员查实，悉其原委。因为当时民教交涉案件多由教民方面提出指控，“而教民一面之词，教士往往偏听，恐亦非持平之道也”（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如德国主教德华盛具名指控嘉祥教民被抢案多起，并谓“教民四散，有家难归，事已闹大”，情况十分严重。毓贤派员彻查，“检齐卷宗，勒传人证到案，会同逐一确切研讯。或因教民先前曾罚乡民钱文、酒席，欲向索还；或被将妇女诱令改嫁，得钱私肥；或教民自与亲属争产；或因家务争执，迁怒排解之人；或被藉以打点使用为名，乘机讹索多赃，后经查知往追，因而教民词曲理穷，捏诬乡民欲行捆打、抢割麦禾暨勾结大刀会匪滋扰等词，赴城内教堂避匿，并向教士诉述，请县传究，以图挟制而冀拖累泄忿。其实皆系谎词虚架，毫无影响。乡民委无平空向教民罚钱、寻衅之事。”从已讯明之实情，可知所控各案，“类皆教民恃入教为护符，平日横行乡里，鱼肉良民。偶有稍与理较，动辄故意张大其词，意图使人莫可谁何”。但控案所涉及之乡民“均因事后希图将被罚、被诈钱文索还，致被藉口，亦不免略有是非”。既弄清了所控各案之原委，处理起来也就有了事实依据。于是，查案官员便质问德华盛道：“何谓教民有家难归？总之事凭实在，公论难逃。民教以和为贵，岂可迫之太甚，致生变端。”经过反复驳辩，德华盛无言答对，“始自言实为教民所激，惟天良不可昧，事如可了，决不好为其难”（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再如法国公使毕盛以平原县“有焚抢教堂、杀毙教民一事”，要求总理衙门电饬山东官员查办。据实地查勘，平原县“并无西式教堂”，不可能有“焚烧教堂”之事。至于“杀毙教民一名”，系据该县教民王付有呈控，谓邻人王朋玉与伊父王明口角相殴致死，并被毁器物。及官员亲往查勘，王付有加以拦阻，承认“伊父王明实未受有伤痕，死由老病气闭”，“恳求免验”。官员“因控情先后大不相侔，且牵涉民教，若含糊了结，必致别生枝节，虽允予免验，仍亲到尸旁详细查看。已死王明年逾80，实因年老气闭，并未受有伤痕。王付有家亦无抢毁器具痕迹”。至此，本案真相已明，实属诬告。毓贤咨复总理衙门称：“查民教生衅，总因教士偏听教民，教民依仗教士，往往借细故以诬平民。而主教又不察虚实，动辄张大其词，电陈贵署，肆口恫喝。本部院惟有督饬地方官，遇事速了，不分民教，持平办理而已。”（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他对所有民教控案都先要查实原委，断案以充分的事实为根据，自然会避免许多无谓的冤案，使诬告者难以逞其讹诈伎俩。　  

第二，是“分别办理”。毓贤所说的“分别办理”，不单纯是针对因义和团活动引起的案件，对民教交涉案件也是一概适用的。就是说，民教交涉案件经过查勘，已质证明确各案，要按具体情况分别办理。例如：（1）诬告案。如嘉祥呈控乡民高顺玉将教民高宏儒“驱逐不家，霸占居住房屋”，经查实“高宏儒房屋并未被人霸占，现仍在家居”；嘉祥教民牟广德控告同里牟广泰“领人将教堂内神像撕毁，桌椅等物全行砸毁”，经查办官员“前往教堂查看，屋门现已封锁，神像、桌椅等物俱全，并没砸毁情形”，皆系挟私诬告。对此，考虑民教以和为贵的大局，一般从轻发落，“或略予责儆，各当省释宁家，谆谕不准再行生事；其有人证未齐，并教民理曲躲避者，或令原差暂行看管，或谕回归候质”，以俟“传集持平断结”。（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2）抢劫案。如嘉祥呈控郑家庄教堂“德教士所有什物抢劫一空”，内“有餐衣一身，真金圣爵一樽，门帘、天棚、台帷、蜡烛、大小神像等均行抱去，余皆毁坏”，经查勘属实，则“勒限严辑务获究办”。（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3）拳民索偿赔款案。如济宁教会呈控教民被索偿赔款案共 31起，经官员查实，其中与教民呈报所偿罚款数目相符者5起； 教民呈被索偿赔款，但虚报所偿罚款数目者5起；查无其事者16起； 查明并非教民，亦委无罚款者5起。由详查得知，“拳民之所索， 索其原物而已，并无奢愿。其毫无影响及索而不偿者无论矣……统计阖境教民所偿罚款不过京钱二千五百两有奇；较之天主教原讹良民之数，十仅二三”。至于拳民索偿罚款案的原因，仍系“教民倚势欺凌，借端讹勒，或罚银钱，或罚屋宇，或罚酒席，民乃不胜其扰，有逼而往索其前日之所罚者”。毓贤于是“咨明总理衙门立案，予以辩论”，并要求：“照会德公使转饬安主教治泰，会同兖沂道将各属教案持平议结，以征辑睦。毋得听信教民一面之词，以少报多，以无为有，致滋贻误。”（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4）官员袒教抑民案。此类案件以兰山知县陈公亮案最为典型。他在任刚愎自用，“审理词讼，擅用非刑；听断不公，民哭一路”。如教民张廷标与平民郭藏“因买花生口角细故”，“即将郭藏讯责押毙”；教民万方魁等呈控孙憨，“即将孙憨讯责押毙”；访闻孙闩偷窃教民家衣物，“遂传责押毙”；保长恐闹教捆送宋广仁、宋凤诏，“亦即重责押毙”。毓贤认为，由以上四案，足见“该员办事荒谬，民怨沸腾”，将其参革。并致函总理衙门称：“查民教互控，要在持平办理。该革令不分案情轻重，一味严刑毙命，为见好教民之计，几致酿成戕害巨衅。且查其近年以来，吏治既不讲求，又复有乖职守。……若不将其参革，实无以讲吏治而肃官常。”（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可见， 毓贤是根据不同的案情，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以期贯彻“持平办理”的方针。
　  
第三，是“妥为保护”（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其本来意图“无非为保护教民起见”。 但毓贤认为，保护教民并不意味着允许教民为所欲为，侵害平民，激成变故。要真正做到“妥为保护”，首先得要求教会要依条约和中国法律办事，无为不轨之举。这才是做到“妥为保护”的关键所在。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民教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是教民，而不是平民。毓贤指出：“查民教生衅，总因教士偏听教民，教民依仗教士，往往借细故以诬平民。而主教又不察虚实，动辄张大其词，肆口恫喝。”（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正由于此， 他对教会方面的严重不法行为也是决不宽容的。如嘉祥教案之起，与在教之华教师高会堂大有关系。他“素称形同光棍，控案累累。近来更肆无忌惮，教案均系此人勾串而起，乡间无不切齿，不得不去其太甚”。在大量事实面前，该处主教不得不允将高会堂“任凭拿办”，“密传讯押，以平民气而弥后患”。（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再如汶上县教民随意捉拿平民，勒讹钱财，或入平民之家“抢掠一空”；济宁德国教堂竟然将平民“两手铁铐，栓在槐树三日”，罚款后才“释放回家”。毓贤问道：“教士无刑讯之责，何得擅用铁铐？主教亦置若罔闻，所谓劝人为善之意何在？”他认为“今教士勒罚钱文，则办理不得谓持平”。因咨呈总理衙门：“请照会德使，遴选公正持平之主教，在兖州、济宁等处主持教务，约束教民，庶可消弭后患。”（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他认为只有做到真正的“持平办理”，才能实现“妥为保护”的目的，看到了二者之间的依存关系，从而抓住了解决民教不和问题的根本。　  

综合以上两方面，我们不难看出，毓贤在山东任巡抚时期的表现，特别是在处理民教争议问题上，还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他对于清政府相当数量官员“袒教抑民”的做法进行了纠正，在处理教案时，顶住了教会方面的压力，力争在查明事实的前提下，进行公平处理，他认识到教案频发的根本原因是教民在教会的保护下进行为非作歹的活动，如果一意袒教抑民的话，只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敌视的仇恨，有鉴于此，他对包庇犯罪教民的教会进行了能力范围内的限制，对一些为非作歹的外国传教士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处理。如他咨呈总理衙门“请照会德使，遴选公正持平之主教，在兖州、济宁等处主持教务，约束教民”的行为，即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来和平、公正地解决为非作歹的外国传教士的方法，可说是有理、有力、有节。然而，对于视中华如鱼肉的西方列强来讲，他们是根本不把毓贤的这些善意做法放在眼里的，相反，他们认为毓贤是在有意包庇义和团，对抗教会，对抗“伟大的西方文明世界”，正是在这样的思维之下，他们对清政府施压了巨大的压力，迫使清政府撤换了毓贤。

从今天看来，毓贤在山东任上的所作所为，基本上应该是加以肯定的，特别是他顶住外国传教士的无理纠缠和外国公使气势汹汹的势力，力求做到持平办案，应该说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然而在当时中国与列强的而前，这种合理合法斗争也是为西方列强所不能允许和不能容忍的。面对西方列强仗势欺人的无理行为，被从山东巡抚位置上贬下来毓贤气愤已极，这一切终于促使毓贤走上了完全与西方列强公然对抗的道路上。而他公然与西方对抗的第一个举动就是促使清政府接受义和团！

毓贤被调离山东以后，转任了山西巡抚，到任不久就向慈禧进言“民可用、团应抚”，最早提出了招抚义和团的主张。而其他地区的封疆大吏们也大多有与毓贤类似的遭遇和心境，对于教会的仗势欺人、教民的为非作歹非常不满，不少人也公开表示了对义和团“扶清灭洋”行为的同情。特别是端王载漪、大学士刚毅、徐桐等人，本来就是清政府当中有名的顽固派代表人物，对于西方世界历来抱敌视和反对态度，更是在此时出面对抚团政策表示了支持，主张以义和团来对付洋人，抚团开战。顽固派在此时跳出来，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当中，清政府内部产生了最早的“洋务派”，他们与清政府内部的顽固派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明争暗斗，但因为洋务派相当一批人掌握了地方实权，属于当时的实力派人物，所以一度出现了洋务派压过顽固派的局面，但在镇压维新派的斗争当中，顽固派的力量有所上升，但基本还是与洋务派处于一种平分秋色的局面，顽固派对这一局面不满，力图全面压倒洋务派，而此时在对待义和团的主剿、主抚问题上，主抚明显得到了相当一批封疆大吏的支持，而这明显是一个压倒以主剿的李鸿章等人为首的洋务派的绝好机会。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主抚派在清政府内部占据了优式。



8、 义和团的合法化和八国联军的成立

1900年6月16日清廷明发上谕：“该拳民既以义勇为名，如足备折冲御侮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愆，以观后效”，并择其“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这实际上成为了清政府公开承认义和团合法化的宣言。此时，山东的义和团正面临着袁世凯的疯狂镇压与血腥屠杀，大量义和团民转移到达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北方的义和团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同时，很多原本非义和团的武装在义和团合法化之后，也纷纷改称为“义和团”，一挥帜而群山应，一挥手而群马啸，各路民间武装组织纷纷高举着“扶清灭洋”的旗号，从四面八方涌向京城。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00年6月初，北方的义和团已经超过了数十万，仅进入北京城内的义和团数量就已达数万之众。

西方列强对于清政府承认义和团合法化的行为恼羞成怒，更对义和团在华北地区的迅猛发展感到惊恐万状，外国列强多次胁迫清政府予以镇压，并将舰队聚集大沽口进行威胁。当看到总理衙门已经“无力说服朝廷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时，便策划直接出兵干涉。1900年5月28日，英、法、德、奥、意、日、俄、美八国在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入北京。5月30日至6月2日，八国的海军陆战队400多人，陆续由天津乘火车开到北京，进驻东交民巷。随后，各国继续向中国增兵，各国军舰24艘集结大沽口外，聚集在天津租界的侵略军已达2000余人。6月6日前后，八国联合侵华政策相继得到各自政府的批准，战争阴云已经笼罩中华大地。

7月27日时，德皇威廉二世针对中国发表一个臭名昭著的演讲，中文摘译如下：“……你们应该对不公正进行报复。象中国人这样，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国际法于不顾，以令人发指的方式嘲弄外国使节和客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事件，在世界史上还没有过先例。...你们如果遇到敌人，就把他杀死，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谁落到了你们手里，就由你们处置。就象数千年前埃策尔国王靡下的匈奴人在流传迄今的传说中依然声威赫赫一样，德国的声威也应当广布中国，以至于再不会有哪一个中国人敢于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至此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事实上已经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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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不是静止在他的天堂里，上帝是一个战士，他必须要作战，不停地作战，周围是茫茫的黑暗和空虚，每停顿一秒，黑暗就吞噬上来，所以上帝要不停的战斗，最惨烈灿烂的战斗，生命的大河都被战斗的血染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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