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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trijif (国王与小鸟), 信区: History
标  题: 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17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4年03月29日10:25:49 星期一), 站内信件

第二章
    
    衰落与改革
    
    　　中国在晚清未遇西方前已陷入某种传统王朝经常遇到的危机，太平天国战争爆发
的主要原因并非是由于外部的刺激而起，而还是内在矛盾的爆发，战后虽有短暂的中兴，
但由于新的时代因素的介入，传统制度已难凭自身走出这一危机，结果就是不仅科举制度
，而且是整个传统社会的被打破。但是首先覆灭的是科举却是颇具戏剧性的一幕，这一中
国历史上最具“现代性”、最具形式理性、平等精神和个体主义色彩的制度，却必须在中
国想进入“现代化”时最先被废除，这真像是历史的揶揄。
    
    晚清科场的衰落
    
    清代康熙朝是一个休养生息、国泰民安、统治层最有生气也最有信心的朝代，雍、乾
两朝承其积累下来的国力并予以展开，使繁华与武功都达到了一个高峰，然到乾隆晚期，
内囊已开始上来。当道光年间中国与西方大规模冲突之际，不巧正是一个西方解脱羁绊、
发展气势最盛，而中国却正接近一个王朝的晚期，是一个积弊已多、积弱趋深的时期。西
方列强的几次入侵使中国的元气受到了严重斫伤，而在沉重的人口、生计的压迫下，1 由
华南贫瘠之地兴起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席卷了半个中国，尤其使中国最富庶的一角——
东南部的经济实力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然而，在此之后，在一批最早有所觉悟的官员
的艰苦努力之下，仍然有过一个短暂的同治中兴，但毕竟，这样一个老大的帝国适应新形
势的调整速度远远赶不上西方进逼的速度，乃至也赶不上急起直追学习西人的东邻崛起的
速度，光绪初中法战争的刺激，把一批原先的清流党（多为翰林）也驱入了适应改革的潮
流，而甲午中日战争的刺激更使朝野震动，使整个士绅官员阶层都受到一次深深的震憾，
于是就有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而如果说上次是居清要的“翰林造反”，这次就主要是刚
入仕的“进士、举人造反”了，这次维新表面上虽然失败了，但由于其后深藏的社会矛盾
及危机并未解除，所以在经历了庚子事变之后，2 从1901年起，朝廷实力派自己发动了改
革，而这次新政改革的规模与深度，实已远远超过仅仅三年前失败的变法维新，其中就包
括废除科举。
    现在我们想再描述一下废除科举前的社会情势，尤其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前后
十年的形势，这十年是传统中国真正在社会结构层面开始发生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变化的
十年，3 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传统士绅官吏的社会中坚地位此时仍然保持着，但由晚清战
乱及训练新军而催生并加强的新的军人势力已开始上升，商人、企业家、及至专与西人打
交道的买办阶层也崭露头角，不同于传统文人学士的新知识阶层也借助报业、出版、学会
等开始形成，新式教育和学校也在开始探索过程之中。但在社会下层，在广大的农村，基
本的体制依然如故，只是绅士越来越城市化，其在乡村的权威和影响力都趋下降，“不在
地主”越来越多，人口在太平天国，捻军等内战造成大量死亡之后又迅速恢复，并超过了
原先水平而居高不下，流民越来越多，总的说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但也有一些暴发户
出现，在传统以“四民”为主体的有业阶层之外，无业阶层的人数大量增加，4 产业工人1
894年有10万人，到1912年增加到66万人，但与众多的农民相比还是区区之数。不时爆发的
民众运动与骚乱大部分是由秘密会社煽动起来的，旋起旋灭，5 而孙中山的革命组织的力
量尚很微弱。但一种普遍的忧虑，焦灼不安的气氛却笼罩着社会上层，社会下层的多数人
也感到生活不安定，前途莫测。总之，社会的各方面都已出现一个过渡期的各种征兆。
    我们下面着重来看一看科场的情形及其在社会上地位的变化。晚清出现的新情况∶列
强的侵略及战争赔款，大规模的内乱，不得不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努力（如练新军）等等，
都大大加剧了原本就已严重的国家财政危机、以及科场“人累”、官场“人累”的状况。
士人不仅在获得科名前的考试因人多拥挤而获隽甚难；在获得科名之后的任官出路也越来
越窄，越来越难了。
    何刚德如此描述晚清入仕之途的拥挤∶“从前举人不中进士，即可截取，以知县按省
分科分名次，归部轮选，当时举人何等活动！乾隆年间，以此项选缺尚欠疏通。乃加大挑
一途，凡举人三科不中，准其赴挑。每挑以十二年为一次，例於会试之前，派王公大臣在
内阁验看。由吏部分班带见，每班二十人之内，先剔去八人不用，俗谓之跳八仙，其余十
二人，再挑三人，作为一等，带领引见，以知县分省候补，余九人作为二等归部，以教谕
训导即选，行之数科。逐渐拥挤，外省知县，非一二十年，不能补缺，教职亦然。光绪以
来，其拥挤更不可问，即如进士分发知县。名曰‘即用’，亦非一二十年，不能补缺，故
时人有以‘即用’改为‘积用’之谑，因县缺只有一千九百，而历科所积之人才什倍於此
，其势固不能不穷也。”过去举人於大挑之外，还有教习誊录议叙各途，种种疏通，无非
使举人皆得由知县、教职两途入官也。秀才则予以五贡升途，恩、副、岁三贡可选教职，
拔贡、优贡许以朝考，亦以知县教职入官，拔贡且有小京官之希望。再说进士，进士分省
之即用知县，拥挤固如前所述，主事一途，光绪年间，非二十年不能补缺。何刚德说：“
余十四年而得补缺者，因在吏部，较疏通也，中书一途，欲升侍读，与主事之难同，至於
补缺后，截取同知，分省候补者，则与即用知县等耳，惟翰林一途，当时最为活动，每科
学政十八人，正副主考三十六人，乡会试房考各十八人，每科有九十人之差，而当时翰林
不过数十人，以之分派，每科一人竟有得两差者，宜其优胜也，乃至光绪年间，长短大小
之差，仍是此数，而馆选太滥，人才拥挤，考差者竟有二百余人之多，平均牵算，每人约
须九年可得一差，且得一差而若系房差，则九年之中，只得数百金而已，试问如此养士，
如何能济。”因此，何刚德感叹说：“古者学古入官，谓官必须学古，而后可入也，然官
有限，而学古之人无限。学古者必欲人人入官。则天下乱矣。……有清时代，一科举时代
也，二百余年，粉饰升平，祸不作者，不得谓非科举之效，所谓英雄入吾彀中是也，大抵
利禄之途，人人争趋，御世之术，饵之而已，乃疏导无方，壅塞之弊，无以宣泄，其尾闾
横决，至不可收拾，末季事变纷歧，何一不因科举直接间接而起，而究其始，特一着之错
，不知不觉耳。”6
    另一方面，士人本身质量也愈来愈成问题，士风日趋卑下。如陈独秀回忆说∶“大概
是光绪二十三年七月罢，我不得不初次离开母亲，初次出门到南京乡试了。……那时到南
京乡试的人，很多愿意坐民船，这并非保存国粹，而是因为坐民船可以发一笔财，船头上
扯起一条写着‘奉旨江南乡试’几个大字的黄布旗，一路上的关卡，虽然明明知道船上装
满着私货，也不敢前来查问”。7 试期士人常聚众闹事，当时一般市民不太敢惹他们，地
方官员也因害怕耽误考试大典而尽量求息事宁人，对士人此时言行不无姑息偏袒。又钟毓
龙回忆说∶不知起于何时，第三场乱号竟已成定例，至壬寅科（1902年），二场就乱了，
其原因大概是三场考策论，大多数士子未尝梦见，非求救于相识之有研究者，则必曳白，
二场‘五经’亦不熟。壬寅科头场史论五题，阅过《通鉴纲目》等书者，尚可成篇，至于
二场策题，兼问洋务，斯时怀挟虽多，亦无从措手，故二场即乱，官员强欲整顿，又虑激
成事变。他参加的癸卯（1903年）科为最后一科，所见有三事∶1.头场拆魁星。即头场末
封门之前，就有考生上明远楼将塑像之头拆下，抛掷以为戏；2.二场捉枪手。去年已中式
之费某被怨家召人从号中曳出，后提调审讯，故意指其是冒充费某，仅枷号示众，否则须
正法；3.三场许多士子偷号灯，甚至有公然提灯出者。“魁星”本为应试士子最尊重敬畏
之对象，此时却已成其中一些人手中揉捏玩弄之物，足见科举之神圣已去，此正如钟毓龙
所言：“士子之无行至此，科举虽欲不废，不可得也。”8
    如此入口既堵塞，出路又狭窄，士人无行，量、质互累，科举在其最后一朝──光绪
朝最后三十年的地位就不能不日趋衰落，尤其是在庚子之后。如胡思敬谈到：在社会下层
非科目中人的眼里，科举的地位已远非昔日可比，“本朝最重科目，咸、同时俗尚未变，
士由异途进者，乡里耻之。……江西人嫁女，必予秀才。吉安土俗，非士族妇人不敢蹑红
绣丝履，否则哗然讪笑，以为越礼。新翰林乞假南归，所至鼓吹欢迎，敛财帛相赆，千里
不赍粮。庐陵周氏、泰和萧氏由淮鹾起家，拥赀各数百万。新法初行，巡抚柯逢时劝令输
财市义，为奏奖京堂，两家子弟皆不屑。周维藩选拔萧敷德、敷政兄弟，先后领乡荐，极
力营求，一举掷数万金不惜。光绪庚子以前，予亲见者尚如此。后遇永新龙舍人于京师，
询其遗俗，今不然矣。诸生焚弃笔砚，展转谋食四方，多槁死。翰林回籍措赀，俗名‘张
罗’，商贾皆避匿不见。科举废，学堂兴，朝局大变，盖不独江西为然也。”9
    而光绪朝最后十一位状元的遭遇远不如前亦是一证。“近岁十一科殿撰陈冕早卒，黄
思永由狱中赦出，久之乃还原官。赵以炯、刘福姚、骆成骧皆困踬不起。后进若刘春霖、
王寿彭入进士馆，屈伏充生徒。张建勋，吴鲁稍通声气，同时简放学使，又投之吉、黑。
夏同龢游学东瀛，三年毕业归，自循其发已割辫，改易西装，妻孥相对悲咤。唯张謇以经
商致富，人皆艳之。”10科举末科状元刘春霖按惯例得魁后到各地“打秋风”，连在张之
洞那里也受到相当冷遇，11 后于四十年代在默默无闻中死去。清末年青士子，在新的风气
影响及有见识的父兄乃至官员鼓励之下，许多人已改进新学堂，乃至出国留学而不愿再应
科举，12 或者脚踏两只船。
    最后，科举的衰落也反映到贡院的凋败上，何刚德回忆说：“ 京师贡院，余会试时已
极破坏，号末座位离地仅及尺，号壁崩蚀，棹板不能安，每以带悬板於梁，以置笔砚，可
谓苦极矣。雨天滴漏，尤为不去，每科必有工程，余念过来之苦，於承修时，曾於应修之
号，各捐灰一斤以益之，乃匠人巧滑，改用灰水，将全号屋顶一律刷之，以致无从复验，
偷减掩饰，愈修愈坏，后经全体改造，焕然一新，余亦与其役，当未改造时，人言明季因
修贡院而国亡，有清一代，相戒不敢改造，似以仍旧贯为宜，当时多以迷信斥之，谁知国
未亡而科举先废，亦可怪也。”13
    
    一位乡绅所见的清末世变
    
    下面，我们再来观察一位一直生活在晋中乡间的士绅日记，以对科举被废前十多年的
社会变迁，尤其是内地基层的变化有一比较具体和连贯的印象。作者刘大鹏（1857—1942
）1894年中举，以后三次会试未中，一生未做官，其家“贫穷，只有薄田十数亩，不足养
十口之家”，自己播种，耕作，仅收割时雇几个农夫，并在太谷县一票号商人家中任塾师
近二十年，其日记对晋中地方士风民习，人们生计出路记之甚详，现仅分类摘引有关生计
、科举、士风可见世变者若干条如下∶14
    一、有关生计者
    人们的生活在光绪年间已明显不如同治年间，如1893年2月7日所记∶“犹记忆同治年
间，吾乡到处皆家给人足，气象甚觉丰隆，而贫穷之家，寥寥无几。迨光绪初年遭大荒后
，人民去其大半，所留者多贫不能支，到处皆墙倒屋塌，气象凋零，人人嗟叹无钱，莫能
度日为生。今日者去荒年已十四、五岁，世势日觉贫穷，人情愈觉浇漓，即如生意之家，
每年到此时收账，前数年欠账者甚少，迄于今，欠账之人，不惟不还，甚且有欠人钱而以
为无者，然此亦由贫穷所致也。”不仅缺钱，饭食也压缩到吃一顿是一顿的地步，如1893
年12月11日记∶“朝食朝买，午食午买，晚食晚买，如此人家一乡总有大半。”生计日蹇
于剃头之类小事亦可略见一斑，1894年2月2日（阴历腊月廿七）记∶“巳刻，适剃头部，
只是一里老剃头，余问剃头工人曰∶‘此数日宜多剃耳？’工人曰∶‘尚少，’余曰∶‘
比前岁若何？’工人曰∶‘前数年一过廿三日，每日剃头者接踵而止，吾等四五人自朝至
夕，无一刻暇隙，天未晓吃早饭，二鼓后始能吃午饭，去年虽不若前数年，颇觉可以，今
岁只吾一人，自廿三日以来，犹常常坐之。’”
    一方面货币贬值，如1897年7月31日记∶“吾邑钱数从前九五周行，浸浸而九十文，浸
假而八八九矣；浸假而为八五六矣。迨于去岁，不惟钱数之滥，更有奸商从外贩来小钱甚
多，凡周行之钱，每百钱中有小钱二三十文。今岁更甚，小钱、大钱参半周行，百姓苦之
。”另一方面物价却呈腾飞之势，如1901年4月12日记∶“当此之时，菽粟腾贵，斗麦千七
八百文；斗米千四五百文；觔面六、七十文，且非止此也。觔葱三十文；每觔菜一、二十
文；生姜每觔三百文；每觔猪羊肉二百文，凡入人口之物，无一不贵，此人所以饥困特困
，日不聊生也。”
    二、有关科举及出路者
    科举之路日见狭窄，如1893年10月17日记∶“中举一事，若登天然，太原一邑应乡试
者九十余人，未尝中了一个。”又1895年5月6日∶“三晋西馆下会试场者共十人，俱落孙
山之外，同人皆曰∶‘吾等寓此，令馆减色。’余曰∶‘科名有定，岂在人谋，况吾省只
取十名，下场者二百七、八十人乎。’”又1898年5月2日∶“山西来京会试者三百八十余
人，所中才十一名。”15
    教馆者也处境悲惨，如1893年6月21日记∶“半途遇一教书人，……备言所教童子五、
六人，每人送束修钱一千六百文，一年所得不满十千钱，糊口亦不够，何能养家乎，真苦
之至也。”又1896年3月17日∶“前岁定馆时言明∶及门者四人，看文者一人，修金一百，
馔皆东家备办。此外尚带外徒二人，小儿一人。今者来馆，东家又荐一人及门，未曾言修
金多寡，此亦够吾办理矣，世之舌耕者不少，余亦与之为伍耳。”1896年3月24日∶“教书
一事，累人太甚，今因母亲大人之病，而去来不能自如，殊令人闷闷。”1896年6月24日∶
“谚云∶‘家有三石粮，不作童子王。’盖深知教学之难也，读书之士若能于他处寻出糊
口之需，即可不从事于一途矣，盖此事不但耽搁自己工夫，而且大损己德也。”1896年12
月28日∶“近来教书之人往往被人轻视，甚且被东家欺侮，而犹坐馆而不去，作东家者遂
以欺侮西席为应分。”1897年4月30日∶“读书一场未能身登仕版，上致君而下泽民，而乃
流落教学一途，受东家之气，被弟子之恶，真有负于读书矣。”
    不仅应试难筹旅费，侯得官职后也须再筹资金，如1897年10月25日记∶“郝济卿来函
，言其来年无志公车北上者，其故有二∶一、因数年未曾作文；一、因资斧不给。”又189
7年10月15日∶“王锡九今晚来看余，言∶其起服文书到京，只因费金四两未绞[缴]，部吏
阻隔未能起服。虽有教缺而未能补，必须再费一二十金，方可起服。吏之作弊不亦甚乎？
！锡九大挑二等以教官用，于今十年方才赶上得缺，而且有此阻隔。仕途偃蹇亦何至此！
”
    因此，进入本世纪后，欲应试入仕者也日见减少，如1903年1月13日记∶“吾邑于本月
初四日开棚考试童生，应童生试者才二十三人，较前锐减太甚，去日考试完竣，余初应童
试时尚百数十人（光绪三年），是岁晋大祲，光绪四年，余入泮，应童试者尚八十余人，
自是而后，屡年递减，去岁犹垂四十人，今岁则减之太锐，学校衰微至是已极，良可浩叹
。”又1904年7月22日记∶“去日在徐沟见考试之事十分萧疏，士皆无甚精神，而应童生试
者甚少。太原、交城、清源三处均有余额，榆次甫足额，祁县、徐沟二处皆不足额，冒籍
大半，始足其额，六处统共二百八十余人。”
    三、有关士风及社会风气者
    以上情况不能不影响到社会风气发生变化，如1893年1月2日记∶“近来吾乡风气大坏
，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
有既游庠序，竟弃儒而就商者。……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又1893
年5月3日∶“吾乡僻处偏隅，士人甚少，即游庠序者，亦多不用功，非出门教书而塞责，
即在家行医而苟安，不特读书求实用者未尝多观，即力攻时文以求科名者亦寥寥无几。”
同年6月22日∶“吾邑应桐封书院课者，生有三十余人，童二十余人，尽心作文者不过数人
而已。或直录成文窃取奖赏、或抄袭旧文幸得膏火……。”
    而功名一途也名器甚滥，士风浇薄，如1897年2月16日记∶“当此之时，名器甚滥，所
到之处，有顶戴者甚多，或金顶，或砗磲石顶，或水晶顶。究其顶戴之来历，彼亦不知其
所以然也。吁！名器如斯，宜乎读书者之少也。”又1901年10月27日∶“为赔汉款，山西
一省共捐二百余万金，凡出捐输金者，皆赏给实职官阶。现在因捐输而得官职者纷纷，上
至道台、知府，下至知县、教官杂职，皆因捐输而得，名器之滥，如此其极，无论至贱之
人，亦有官职在身，良可慨也。”1901年11月15日∶“今岁七、八月间，各处捐赔汉款，
士多借此捐纳职官，富者以己之捐项，贫者借人之捐项，温饱者买人之捐项，以百金买千
金，如是者纷纷。”
    以上描述展现了清末一幅民生凋蔽、士人亦惶惶然的画面，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这
是一个自身已经数百年流弊，又遭遇数十年西潮轮番冲击，内忧外患下的传统中国，是一
个已入衰态的传统中国，而并非是处在其盛期或者常态中的传统中国。近人所耳闻目睹的
旧中国正是这样一个百孔千疮的中国，它仍属于传统社会，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段，但以
之概括全部传统社会的历史却显然不妥。16 一百多年前，龚自珍于吴市偶得康熙三十年旧
本制举之文，忽然有感，神游于往，赋诗曰∶“红日柴门一丈开，不须逾济与逾准，家家
饭熟书还熟，羡杀承平好秀才。”17 康熙年间的中国之承平景象，确非道光年间的中国所
能比，而道光年间的中国之尚能相安，也远非光绪年间的中国所能比，其后则更勿论矣。
    
    改革科举的意见
    
    以下我们将观察清代废除科举前四、五十年间朝野的主要议论及科场改革，尤其注意
那些与传统的批评及改革意见不同的新看法，新理由。晚清文字言语之禁已弛，士人多已
敢放言，有一“夙有狂名”的举人饶廷襄说科举一途是明太祖有意禁锢败坏天下英雄才人
之举，冯桂芬则认为验诸史实，此非正论，但嘉道以降，时文取士之功效确已渐不如前，
至近二、三十年乃至等于探筹，所以，“穷变变通，此其时矣。”他认为，考试取士不过
是区别人之聪明智巧高下而已，试诗赋，人则把聪明智巧用之诗赋；试经义，人则把聪明
智巧用之经义，故所试异而所得仍同，但如果所试之事太易，则难辨聪明智巧之高下。所
以，考试内容要有一定难度，这样，中材以下的人可知难而退，中材以上的人可奋勉而进
。而所谓难者，不外乎经解、古学、策问，宜以经解为第一场，经学为主，且先汉学而后
宋学，以策论为第二场，史学为主；以古学为第三场，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各一首。并主
考分校 ，搜检加严。18 总之，是提高难度，此基本上还是欲以传统方式减轻人累，而其
“改会试议”，“广取士议”，基本上仍不出传统范围，但其“采西学议”、“制洋器议
”等篇，却显然是对西湖涌入的吸纳回应，虽然所重还在科学器用，目的在“以夷制夷”
。
    王韬十八岁即考中秀才，以后却屡试不中，太平天国期间先是向清廷献策，据说又曾
向太平天国苏州当局上书。他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避居香港，又游历英法，对西方有
了较切实的认识，力主变法自强，但其论科第仍不离传统大体，他引何镜海言说∶国家之
所以岌岌可危，在于“农多则治，士多则乱，非士之能乱天下，托于士者众，则附于仕者
亦众”，又引管同之言说∶“今之士，皆民之实而窃士之名。”今国家之于士，取之太多
，简之太骤，人人皆可为士，而士遂为人所轻。为今计者，当废时文而以实学，略如汉家
取士之法，又于考试之外行乡举里选，尚行而不尚才，则士皆以气节自奋。至于考试取士
，亦当减其额，远其期，与其多取而贤不肖者皆多，毋宁寡取而贤不肖者皆少。19
    郑观应于1874年在香港刊行的《易言》三十六篇本中“论考试”一篇则谓∶古乡举里
选宽其途以求士，严其制以用人，降而唐、宋，却严于取而宽于用，“其取士也隘，则豪
杰每有沉沦；其用士也宽，则庸妄不无忝窍。”此意是承黄宗羲的看法而来 ，20 但郑又
叙述了西人设数科量材取士，虽王子国戚，无不兼习各门科学，试为各种至贱至粗之事，
“坐而言者，可起而行焉。”中国之士专尚制艺，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此无用之
物，国家措治无从，“皆因仕、学两岐，以致言行不逮也。”然而，郑观应并不主张废文
科，而只主张分列经史、策论、诗赋、政事四科以拔真材。在1894年出版的《盛世危言》
“考试”篇中，郑观应又一次强调“一材一艺，总期实事求是，坐而言者，即可起而行”
，说以之入仕的时文不能用于内政外交，而一旦入仕者又尽弃其所学，是“所学非所用，
所用非所学”。在改革方面，这次他提出在文、武岁科之外另立一科，专考西学，而看其
所列西学，主要是天、地、生、数、理、化一类自然科学，考取后曰“艺生”，此科亦即
所谓“艺科”。又建议全国州县设小学，府、省会设中学，京师设大学。认为西人籍各种
西法已臻富强，中国步趋其后，较易见功。21
    郑观应已提出“富强”口号，但其注意得较多的尚是西人之技艺，至于对西人技艺之
后精神、价值观念的认识以及对富强目的与手段的阐述，自然远不及在英伦留学多年的严
复。严复1895年2月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他说∶
    
    盖我中国圣人之意，以为吾非不知宇宙之为无尽藏，而人心之灵，苟日开瀹焉，其机
巧智能，可以驯致于不测也。而吾独置之而不以为务者，盖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而已
。夫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生民之嗜欲无穷，孳乳寖多，镌鑱日广，此终不足之势也。物不
足则必争，而争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
上，是故春秋大一统。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秦之销兵焚书，其作用盖亦犹是。降而至
于宋以来之制科，其防争尤为深且远。取人人尊信之书，使其反复沈潜，而其道常在若远
若近、有用无用之际。悬格为拘矣，而上智有不必得之忧，下愚有或可得之庆，于是举天
下之圣智豪杰，至凡有思虑之伦，吾顿八紘之网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鱼，而已暴鳃断鳍
，颓然老矣，尚何能为推波助澜之事也哉！嗟乎！此真圣人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至术，
而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与外国争一旦之命，则圣人计虑之
所不及者也。虽然，使至于今，吾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之飞车不至，则神州
之众，老死不与异族相往来。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明天泽之义，则冠履之分严
；崇柔让之教，则嚣凌之氛泯。偏灾虽繁，有补苴之术；萑苻虽夥，有剿绝之方。此纵难
言郅治乎，亦用相安而已。22
    
    严复在此指出了中国与西方价值观念的根本差异，与“日进无疆”的西人不同，中国
“圣人之意”主要在相安相养，止足防争，天下太平。假如西人不来，未曾不可有相安之
局，但西潮既已来，中国就不得不被驱向谋求富强之路了，23 而要求富强，求经济与军事
的发展，学术文化就不能仅仅是人文的、文学的，而是要包括各种自然科学与技术，乃至
以后者为主。所以，严复1896在“原强”修订一稿中总结说∶“故曰∶‘民智者，富强之
原。’”24 严复指出旧日学校科举精英性的特点说∶“至于吾民，姑亦无论学校已废久矣
，即使尚存如初，亦不过择凡民之俊秀者而教之。至于穷檐之子，编户之氓，则自襁褓以
至成人，未尝闻有孰教之者也。”25 严复且认识到此一新途难与旧制并存：“今者物穷则
变，言时务者，人人皆言变通学校，设学堂，讲西学矣。虽然，谓十年以往，中国必收其
益，则又未必然之事也。何故？旧制尚存，而荣途未开也。……是故欲开民智，非讲西学
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涂，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
”26
    严复认为今日中国不变法则亡，而变莫急于先废八股。其“救亡决论”一文主要就是
批八股。他说，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并从知识、道德、社会后果三方
面指出其大害有三∶一曰锢智慧；二曰坏心术；三曰滋游手，但其所批主要还是在世俗和
流弊。严复揭出旧科举的两个目的说∶“夫科举之事，为国求才也，劝人为学也。”然而
他认为：“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
致。”27 这就在旧目的之上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目标——实用以臻富强了。即已带入了时代
的、亦即西方的价值观念，而与其前所述中国古代圣人之意已经迥然不同了。集中体现为
“富强”的“有用”并非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而是新引入的价值标准。严复以此衡量旧
学，则自然认为不仅八股制艺，举凡古文考据，汉学宋学一概“无用”、“不实”，当然
，此无用“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
贫之切用也”，28 所以，今日皆宜束之高阁，先考虑如何救亡。“且天下唯能者可以傲人
之不能，唯知者可以傲人之不知；而中土士大夫，怙私恃气，乃转以不能不知傲人之能与
知。彼乘骐骥，我独骑驴；彼驾飞舟，我偏结筏，意若谓彼以富强，吾有仁义。而回顾一
国之内，则人怀穿窬之行，而不自知羞；民转沟壑之中，而不自知救。指其行事，诚皆不
仁不义之尤。以此傲人，羞恶安在！”总之，驱夷之论不可行，则不能不以西学为要，“
求亡之道，自强之谋亦在此。”而严复并非单线思维，以此纯为奔向光明而欢欣鼓舞，这
正是其高出常人之处，他感觉到“运会”之大力，“运会所趋，岂斯人所能为力？”自今
以后，“中法之必变，变之而必强，昭昭更无疑义，此可知者也；至变于谁氏之手，强为
何种之邦，或成五裂四分抑或业归一姓，此不可知者也。”29 茫茫大海，漂漂浮萍，只能
委之运命了。
    严复另一高人一筹处又在其看到现代学术须与政治两分，教育须与政治有某种脱节。
他批评“今日学校官制之弊，实生于可坐言即可起行之立念耳。”30 主张“学成必予以名
位，不如是不足以劝。而名位必分二途∶有学问之名位，有政治之名位。学问之名位，所
以予学成之人；政治之名位，所以予入仕之人。若有全才，可以兼及；若其否也，任取一
途。……农工商各业之中，莫不有专门之学。农工商之学人，多于入仕之学人，则国治；
农工商之学人，少于入仕之学人，则国不治。野无遗贤之说，幸而为空言，如其实焉，则
天下大乱。今即任专门之学之人，自由于农、工、商之事，而国家优其体制，谨其保护，
则专门之人才既有所归，而民权之意亦寓焉。”31 严复为我们粗略勾画了一幅人们各自奋
发，国家仅予保护，各种专门之学多途并进的现代社会的远景，而其间却不幸还可能要经
历一个艰难的、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中尤其突出政治，归重政治一途的过渡时期
。
    谭嗣同亦批评今之所谓官“甚伙而可纪”，尤其是保举滥，捐例开，“士农工商并出
于仕之一途，屠沽无赖，错杂其间”。他主张办学会，使官中之人才皆出于学，而“官中
之人才皆出于学，于是无变科举之名，而有变科举之实”，32 甚至“有废科举之实”。33
    梁启超也与严复一样认为∶假如中国能够闭关画界，永绝外敌，未尝不可以治天下，
而且，他对清代之治给了相当可观的评价。他在1896年开始在《时务报》刊载的《变法通
议》中的“论不变法之害”一文中说∶
    
    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
；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秦后至今，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故治法亦可不改。
国初因沿明制，稍加损益，税敛极薄，征役几绝；取士以科举，虽不讲经世，而足以扬太
平；选将由行伍，虽未尝学问，然足以威萑苻；任官论资格，虽不得异材，而足以止奔竞
；天潢外戚，不与政事，故无权奸僭恣之虞；督抚监司，互相牵制，故无藩镇跋扈之患。
使能闭关画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顿，未尝不
足以治天下，而无如其忽与泰西诸国相遇也。34
    
    在“论科举”一文中，他甚至对取代了世卿制的科举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科举敝政乎？科举，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讥之；讥世卿，所以立科举
也。世卿之弊，世家之子，不必读书，不必知学，虽騃愚淫佚，亦循例入政，则求读书、
求知学者必少，如是，故上无材 。齐民之裔，虽复读书，虽复知学，而格于品第，末从得
官，则求读书、求知学者亦少，如是，故下无材。上下无材，国之大患也。科举立，斯二
弊革矣。故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35
    
    但今日与万国既通，要保国、保种、保教，则不能不变法，而“变法之本，在育人才
；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36 中国要
求自强于今日，必须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梁启超虽主张“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先“开
绅智”，而“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37 但两者并不矛盾，因为正要借助绅权来“广开
民智”，先使一部分人（绅士）明白起来，再使大多数人（民众）明白起来，此时绅权尚
未与民权对，而是与王权对。正是从“开民智”的立场出发，旧科举的弱点立刻呈现，此
正如梁启超所问∶“故号为受教者四万万人，而究其实能有几人？”所以他忧虑一旦不再
以经义取士，则儒教之经典殆几绝也。“吾恐二十年以后，孔子之教将绝于天壤，此则可
为痛哭者也。”38
    但更直接更紧迫的焦虑还是国家之救亡图存，保国先于保教。国家要救亡图存，则必
须各行各业都有好学杰出之士；“凡国之民，都为五等∶曰士，曰农，曰工，曰商，曰兵
。士者学子之称，夫人而知也。然农有农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
……今夫有四者之名，无士之实，则其害且至于此。矧于士而不士，聚千百帖括、卷折、
考据、词章之辈，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懵然未有所闻者，而欲与之
共天下，任庶官，行新政，御外侮，其可得乎？”39 他并观察了昔人对科举的批评及今人
的改革意见说：“昔人论科举之弊不一，而以探筹之喻为最当。所谓非科举之能得人才，
而奇才异能之人之能得科举，斯固然矣。然奇才异能者，固能得之；闒冗污下者亦能得之
，则将何择也？……今之为说者，每以科第猥滥，欲裁中额，以清其途；不知由今之道，
无变今之法，虽进士之额，裁至数十，举人之额，裁至数人，而猥滥如故也。”40
    梁氏这里确实接触到了古、今之变的一个关键∶即由旧科举到新学校的转变，41 实质
上是一个由选拔少数道德文化精英从政的制度（即它甚至还不是一种精英的教育培养制度
，而只是一种初步的选拔制度），向一个普及全民教育、广泛实施专业、技术训练的制度
的转变，前者是依附于一个等级社会，而后者是走向一个平等社会；所以前者必须严格精
选，限制数量，保证质量；而后者则尽不妨广开学路，尽量吸引人受教就学，各学一技，
各习所业。前面我们看到冯桂芬、王韬所主张的科举限额尚不离传统范畴，他们虽然也主
张立艺科、办学校，但还是以科举为主。而梁启超则主张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已
不是以严限科举，而是以广开学校为主了，多设诸科只是中策，略变取士之具，改变考试
内容已是下策了。他主张自京师以迄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不限额，不
糊名，并使此学校亦寓“科举”意∶“入小学者比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
士，选其优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学成而归者，授职比编、检。”42 但此“科举
”意实际上只能约同于“分等第”，“奖优秀”，所以，这还不是融合两者，贯彻此一主
张，旧科举实际将被新学校所清除、所替代。
    
    改革的最后尝试
    
    以上是在新形势压迫下要求改革科举的主要代表性意见，这些意见形成了一种有力的
舆论，加上一批有现实感、有见识的实力派官员的努力，遂导致了自同治初至光绪中的一
系列改革尝试。
    1862年，恭亲王等奏设同文馆，当年同文馆在北京成立，1866年恭亲王又提议在其中
添设算学馆，倭仁则反对招聘正途来学习天文算学。43 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又建
议设立了各种军事学堂，1875年，礼部奏请考试算学，1884年潘衍桐奏请开艺学科，1895
年盛宣怀请设天津中西学堂，两年后又请设南洋公学，1896年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
，1898年初严修奉请设经济专科。然而，以上多属在科举之外“立”的措施，至戊戌变法
时则对科举有“破”有“革”。1898年6月2日，杨深秀奏请厘定文体，各项考试不得割裂
经文命题，6月11日（阴历四月廿三）光绪帝诏更新国是，变法自强，先举办京师大学堂，
6月17日宋伯鲁奏请废八股，光绪令降旨，为刚毅所阻，6月20日光绪为废八股事诣颐和园
向慈禧太后请旨，6月23日诏命自下科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
试策论，亦即废除八股，44 7 月10日诏改各省大小书院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7月19日
从张之洞，陈宝箴7月4日所奏“妥议科举新章折”，定乡会试随场去取之法，将三场先后
之次序互易，并推行于生童岁科考，且令嗣后一切考试，不得凭楷法优劣为高下，7月25日
部颂发张之洞所著《劝学篇》于各省；8月19日诏停止朝考。45 9月21日（阴历八月初六）
复由慈禧临朝训政，变法失败，10月9日谕内阁∶着仍以八股取士并罢经济特科。说剿袭雷
同“此非时文之弊，乃典试诸臣不能厘正文体之弊。”“试场献艺，不过为士子进身之阶
，苟其人怀奇抱伟，虽用唐宋旧制，试以诗赋，未尝不可得人。设论说徒工，心术不正，
虽曰策时务，亦适足长嚣竞之风。”46
    值得注意的还不是改革的过程，而是这后面的理由。梁启超的观点已略如前述，在189
8年5月下旬的“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梁启超进一步强调教育必须面向全民、面向
世界、面向富强，他对科举的批评正基于此∶“且科举之法，非徒愚士大夫无用已也，又
并其农、工、商、兵、妇女皆愚而弃之。夫欲富国必自智其农、工、商始，欲强其兵必自
智其兵始。……吾生童无专门之学，故农不知植物，工不知制物，商不知万国物产，兵不
知测绘算数，……窃谓当闭关卧治、士民乐业之时，无强敌之比较，无奸宄之生心，虽率
由千年，群愚熙熙，固无害也。无如大地忽通，强邻四逼，水涨堤高，专视比较，有一不
及，败绩立见。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暗，岂能立国乎！”47
    康有为在“请废八股试帖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认为∶“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
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
弃八股矣。”但康有为仍相当地肯定了古代选举制度的发展，乃至认为其优越于欧美：“
夫自《春秋》讥世卿而选效野；汉世举孝秀而考经行；六朝至唐、宋，词章与帖括并用；
元、明及国朝，经义与试帖俱行；自周与宋，曾取士于学校；经汉迄今，多试士以策论，
虽立法各殊科，要较之万国，比之欧土皆用贵族，尤为非才，则选秀于郊，吾为美矣；任
官先试，我莫先焉。美国行之，实师于我。夫若汉之光禄四行，宋臣司马光之十科试士，
朱子之学校贡举法，皆为良法，惜不见行。且凡法虽美，经久必弊。然而，及其弊已著，
时会大非，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
……立法之始，意美法良。迨至明与国初，人士渐陋，然抉经心而明义理，扶人伦而阐心
性，当闭关之世，虽未尽足以育才兴学，犹幸以正世道人心焉。”问题在良法经久亦弊，
又逢开关之世，遂不得不变。然后，康有为具体批判了八股之弊害，中心也是说其无用、
无益，不能培养人才使国家富强，亦即和严复一样，是以能否有助于富强的“有用”为衡
量标准，他说∶“夫人士之才否，国命之所寄托也。举贡诸生，为数无几。若童生者，士
之初生。吾国凡为县千五百，大县童生数千，小县亦复数百，但每县通以七百计之，几过
百万人矣。夫各国试皆无额，惟通是求。而吾国学额寡少，率百数十额乃录一人，故录取
者百之一，而新试者不止百之一。故多有总角应试，耄耋犹未青其衿者。或十年就试，已
乃易业。假三十年之通，则为三百万人矣。故有人士终身未及作一大题，以发圣经大义者
。夫以总角至壮至老，实为最有用之年华，最有用之精力，假以从事科学，讲求政艺，则
三百万之人才，足以当荷兰，瑞典、丹麦、瑞士之民数矣。以为国用，何求不得？何欲不
成？……且童生者，全国人之蒙师也。师之愚陋盲瞽既极，则全国人之闭塞愚盲益甚，是
投全国人于盲瞽也，何以为国？昔在一统闭关之世，前朝以之愚民则可矣。若夫今者，万
国交通，以文学政艺相竞，少不若人，败亡随之。”康有为又认为：“中国之割地败兵，
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48 八股既然学非所用，何不立行废弃？“此在明诏一转移间
耳”，此后，“以中国之大，求人才之多，在反掌间耳。”于此可见出一种对于改革的浪
漫主义态度。康有为并明确提出，以后要“宏开校舍，教以科学，俟学校尽开，徐废科举
”。废除科举看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49

 
【注释】
    1 汪士铎《乙丙日记》：“忆寓陈墟桥蔡村时，通村千余家，并官历竟无一本，四书
五经殆如天书，古或有之，今亡矣。夫民皆不识字，而仇恨官长，问‘官吏贪乎？枉法乎
？’曰∶‘不知。’问∶‘何以恨之？’则以收钱粮故。问∶‘长毛不收钱粮乎？’曰∶
‘吾交长毛钱粮，不复交田主粮矣。’曰∶‘汝田乃田主之田，何以不交粮？’“曰∶‘
交则吾不足也，吾几子几女如何能足！’曰∶‘佃人之田，交人之粮，理也；安问汝不足
？且地不足，当别谋生理。’曰∶‘人多无路作生理，无钱作生理也。’鸣乎，岂非人多
之患哉？”。
    2 在犹豫和绝望之际，最高统治层曾试图利用民气，但结果自然仍是大失所望。
    3 或可扩大到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二十年。
    4 有业与无业之民的划分可参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页794∶“我国人有业之民
，约十四种∶曰士，曰农，曰工，曰商，曰官，曰兵，曰丁，曰幕，曰书，曰差，曰僧，
曰道，曰倡，曰优。尚有无业之民二种∶曰纨绔子，曰乞丐。合成十六种。尚有不在十六
种之内者，则江湖无赖之人，约分八种，彼中人自称曰八行∶曰经，曰皮，曰李，曰瓜，
曰风，曰火，曰除，曰妖。所谓经者，如拆字、占课、相面、算命，及卖春联等，约分九
类，属于文墨者也。所谓皮者，如贩卖药材、行医及伪神仙等，分十八类。所谓李者，如
变戏法等，分四类。所谓瓜者，如挥刀舞拳卖艺等，分三类。以上四行，知者颇夥，盖所
操技业多为王法所不禁也。若风、米、除、妖四种，皆显犯国宪，踪迹甚秘，故罕有知者
。何为风？即绿林大盗，分七类。何为米？如冒充官长、私刻印玺，及假造金银等，分八
类。何为除？即诈骗讹索一流，分五类。何为妖？即惯用邪术，以色诱人者，分六类。此
八种人，大抵无业游民，遁而入此，彼中各联小社会，有急相助，大有共产主意，故其群
能久而不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5 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十章“社会变化的潮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85年版。
    6 何刚德《客座偶谈》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7 陈独秀∶“实庵自传”，收在《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
，页559。
    8 见钟毓龙《科场回忆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9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二。
    10 同上。
    11 参张达骧等文“张之洞事迹述闻”，载《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4册，中国文史
出版社1986年版。
    12 如丁文江等后来的新学者。
    13 何刚德：《春明梦录》下卷。
    14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5 当年全国与会试者总共8200余人，取中349人。
    16 有些学者，包括一些专研近代史的西方学者，因未能上溯传统社会的历史，往往以
其所见的清末民初的中国来概括整个传统中国。
    17 《龚定庵全集》“古今体诗”下卷。
    18 《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
    19 参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原才”、“原士”，卷十二“取士”、“重儒”等篇
。
    20 见《明夷待访录》“取士下”，其视不能自由报考的荐举路为宽（因可多途，可不
拘一格），而视自由报考的考选路反为狭（其客观趋势不能不集中于一途，又集中于首场
），也是一耐人寻味之事。
    21 以上分别见《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页104-106，203-204，
291-301。
    22 《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1-2。
    23 因为在西潮压迫形成的世界竞争格局中，即便仅要求生存也不能不通过求富强来求
生存。对严复此方面论述的分析可参见拙著《良心论》第七章“生生”第四节，上海三联
书店1994年版。
    24 《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29。“原强”发表于1895年3月
的天津《直报》上，1896年10月严复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要删益此篇后给《时务报》转刊
，但不知何故《时务报》后未转载。
    25 同上书，页30。
    26 同上。这是我所见到最早明确提出废除科举的言论。
    27 同上书，页43。
    28 同上书，页44。
    29 同上书，页50。
    30 参见前郑观应语。
    31 《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89-90。
    32 《壮飞楼治事十篇》第六“仕学”。
    33 其父湖南巡抚谭继洵光绪二十四年有“立学校之规模”与“筹科举即出于学校”二
折，亦有兴学校而使科举名存实亡、不废而自废之意，但取而代之的官方“学校”尚不同
于民间“学会”。
    34 引自《梁启超诗文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页11。
    35 同上书，页46。
    36 同上书，页26。
    37 可参见其1898年初所撰“论湖南应办之事”。
    38 同上书，页39。二十余年后，差不多正是五·四运动开始批孔之时，此一批孔在七
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达到最高峰。
    39 同上书，页34-35。
    40 同上书，页51。
    41 虽然当时人并不一定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由传统选举到现代学校的质的转变，而常是
以复“三代”之学校为理由。
    42 同上书，页54。显然，在教育一旦普及，真的实施了全民教育的情况下，大学学成
乃至留洋博士何能与昔日进士地位相比？今日数百万大学毕业生从数量上大概只能约略与
往日诸生相比，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已远不如诸生。
    43 他认为“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算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见《同治
朝等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七。
    44 又据梁启超《戊戌政变纪事本末》，旧历三月康有为等就曾奏请废八股，为礼部尚
书许应骙所驳。四月初旬，梁启超复联合举人百余名连署上书请废八股，亦格不达，当时
多数举人因与八股性命相维，闻梁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
”
    45 参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46 《清德宗实录》卷四百二十八。
    47 引自《梁启超诗文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页88-89。
    48 又据梁启超《戊戌政变纪事本末》，康有为于光绪召对时言∶“台湾之割，二万万
之赔款，琉球、安南、缅甸、朝鲜之弃，轮船、铁路、矿务、商务之输与人，国之弱、民
之贫，皆由八股害之”。但诏废八股后亦有人持反对意见，《申报》光绪廿四年六月十九
日有一篇文章“八股辨”说：“今之訾议八股者，以中国无可用之人材故也，人材何以知
其不可用？以中东之役战败故也。姑弗论近世科第进身人员，非加捐保，多半束之高阁，
朝廷并非专用八股人材，官吏非以八股治地方，将士非以八股筹守御，试问平壤等处败，
粮械垂诸草野，是八股之咎乎？旅顺之失险要，让诸敌兵，是八股之咎乎？刘公岛之降，
举数十年经营，数百万赀财之海军，举诸邻国，是八股之咎乎？他若机器总办之潜遁，电
报学生之漏师，皆与八股人材无涉。惟厥后主持和议之大臣，则系八股出身，然其人是非
功罪，自有公论，初非以八股为轻重，况中土受困於外国，自昔有然，唐则西京屡失，不
闻归咎於诗赋，宋则二帝蒙麈，不闻归咎於经义；何犹以今此之败，集矢於八股，此不可
解者一也。唐以诗赋取士，宋易以经义策论，徽宗政和年间，曾禁士大夫习诗，其时律书
云∶士庶等有习诗者，杖一百，然两宋诗集甚多，此禁当亦虚设。今明诏第云∶停止八股
，改用策论，未尝云废，亦未尝云禁也。宋以后人，仍作诗赋，明以后人，仍作词曲，文
人行写，各体皆宜，考试之余，何妨涉笔，而乃视同厉禁，屏若坠渊，此不可解者二也。
刻下中国臣工，力主维新之议者，除东粤某公，非八股中人外，若某某等，皆系举人进士
出身，可知能言时务者，未尝不工时文。因时制宜，不外简练揣摩之旨，而乃谓时文时务
，判若冰炭，此不可解者三也。时文为文章之一，立言居不朽之三，苟有本，虽田歌樵唱
，亦同瞍赋师箴，言苟无本，即演易伪经，无异虫雕彖刻，今里巷习俗，不知文章为各种
之总名，而以文章为八股，而直曰，不考文章矣，此不可解者四也。”
    49 转引自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页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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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生下来都是王，而大多数人却在放逐中死去 —— 王尔德（英国剧作家）
如果人被迫只顾眼前的目标，他就没有时间去展望整个的生命 —— 雅斯贝尔斯（德）
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多于应该藐视的东西 ——《鼠疫》阿尔贝.加缪（法）
仁者爱人，人恒爱之；有礼者敬人，人恒敬之 —— 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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