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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18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4年03月29日10:27:16 星期一), 站内信件

第三章
    
    走向终结
    
    实力派变革科举的基本思路
    
    　　1900年义和团事变，八国联军进占北京，避居西安的清廷于1901年1月29日诏议变
法，着各内外大臣、督抚在两个月内参酌中西政要，对国政的各个方面发表改革意见，与
戊戌变法颇不同的是，这次改革主要不是由年青新进的进士发动，而是由久居权要的上层
官员自己倡议进行，且改革的内容更深且广。1901年6月3日，张之洞请降旨议改科举，7月
26日，张又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会奏改文科、罢武科，8月29日，即有诏自次年开始，头场改
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
且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又谕永远停止武科。1 这不仅是恢复三年前百日维新
的改革内容，而且是一个新的开始。
    
    　　在清代1900年前后约十多年的政治舞台上，张之洞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张之洞
出身于世宦之家，又是乡试解元，会试探花，担任过考官、学政、巡抚、总督，中学深湛
，又久经政事历练，对改革取的是一种现实主义态度，既注重传统的基本价值，又考虑改
革措施的可行性，其事业声名不及李鸿章，却是清末最得曾国藩精神真传的一位重臣，2 
在清末变革科举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反映了朝廷实力派变革科举的基本思路，故我们约
略追溯其基本思想。
    
    　　1898年春风云变幻之际，张之洞撰成《劝学篇》，他认为“保种必先保教，保教
必先保国”，因而“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3 
他又引《礼记·大传》∶“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
也”，认为民权之说不可行，4 “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
乱四起，倡此议者，岂得独安独治？”，而“泰西诸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
有政，政必有法，……君民皆不得违其法”。张之洞注意到作为自由民主之前提的法治，
并认为“惟国权能御敌国，民权断不能御敌国，势固然也。”5 然而，张之洞也反对恶西
法者一概屏之之“自塞”、以为中国早已有西法之“自欺”，以及杂糅中西、以为中西无
别之“自扰”三种弊病，以为合适的态度是以“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
西学应世事”，6 要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7
    
    　　具体到兴学改科举，张之洞主张∶各省、道、府、州、县皆宜有学，并形成京师
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的层次升级体制，并提出了校舍、经费筹集
之具体举措∶即先以书院改为之，以善堂之地、赛会演戏之款为经费，不足再以僧道寺观
改为之，可取十之七以改学堂，留十之三以处僧道。8且师不苛求，渐渐过渡。鼓励民间自
愿兴学，自立学会。9 而变科举一节， 张之洞认为仅仅科举之外设学堂，或者在常科之外
开特科是不够的，“夫学堂虽立，无进身之阶，人不乐为也。其来者必白屋钝士，资禀凡
下，不能为时文者也。其世族俊才，皆仍志於科举而已。即有特科之设，然二十年一举，
为时过远，岂能坐待？则仍为八比诗赋小楷而已。救时之才，何由可得？……故救时必自
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所以，张之洞主张，对今日科举之制，宜存其大体而斟酌
修改，将今日三场先后之序互易之，而又筛选汰取，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五
道，此为中学经济。二场试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政如各国地理
、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此为西
学经济。三场试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大抵首场先取博学，二场於博学中求通才，
三场於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后约，先粗后精，且分场发榜，下第者先归，二三场卷数愈少
，校阅亦易，寒士无久羁之苦，誊录无卷多谬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善，
人才必多，而著重尤在末场，犹之府县试皆凭末复以定去取，不愈见四书五经之尊哉？”1
0 张之洞又建议省去朝考，以后职官的考试文艺小楷之事也一概停免，而只讲求政事。
    
    　　以上主张基本上也见于其在戊戌变法期间于1898年7月4日所上的“妥议科举新章
折”中，此议虽同为维新之举，赞同开经济特科与废八股，却也表现出对改革新流弊的担
忧，张之洞担心废八股会波及人们对四书五经的信念，重申四书五经道大义精，“圣教之
所以为圣，中华之所以为中，实在于此。”他强调废八股“非废四书五经也”，且考试还
须有定式，否则为文者必至漫无遵守，徒骋词华，乃至于背道忘本，所以，经义不仅要正
名、定题、正体、征实，还须闭邪∶“若周秦诸子之谬论，释老二子之妄谈，异域之方言
，报馆之琐语，凡一切离经叛道之言，严加罢黜，不准阑入。”11 此奏由上谕实行，虽不
久随变法失败而中止，但在前述1901年8月的诏中，除随场去取之外，皆已得实行。
    
    　　但为什么上述改革还不够？甚至于很快就显得不够？为什么旧科举与新学校以及
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如此难于整合，乃至难以并存？这里当然有多种原因，张之洞等
局中人是否已如百年后的我们一样认识到旧科举与新学校， 实在是性质上根本不同的两件
事，12 是否意识到也许虽然不能不改科举，乃至不能不废科举，但此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事情，意识到由此导致的将不止是一个制度的废止，而且是一种社会形态的终结，中国
将进入一个全然新颖的“现代社会”，我们自然不能以“后见之明”去苛责前人无“先见
之明”。但无论如何，1900年以后的形势变化，已使人们不能不走向废除科举之途了。
    
    从主张渐废到主张立废
    
    　　舒新城说∶“光绪二十五年庚子变后，国人始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存。二十六年上
谕京内外官条陈时政，二十七、八年之间，各督抚应诏言事者极多，而实际上影响之最大
者为张（之洞）、刘（坤一）二人之变法三疏，时刘为两江总督，一切主张多出自张，刘
不过画诺耳。”13 1901年7月26日，在张、刘会奏变法三疏的第一疏“筹议变通政治人才
为先折”中，提出了四条重大举措∶一为设文武学堂，二为酌改文科，三为停罢武科，四
为奖劝游学。会奏先叙述了选举取士的发展过程：“取士之法，自汉至隋为一类，自唐至
明为一类，无论或用选举，或凭考试，立法虽有短长，而大意实不相远。汉魏至隋，选举
为主，而亦间用考试，如董晁郄杜之对策是也。唐宋至明，考试为主，而亦参用选举，如
温造种放之征召是也。”会奏并指出察举、科举的共同特点是：“要之，皆就已有之人才
而甄拔之，未尝就未成之人才而教成之。故家塾则有课程，官学但凭考校，此皆与三代学
校之制不合。现行科举章程，本是沿袭前明旧制。承平之世，其人才尚足以佐治安民。今
日国蹙患深，才乏文敝，若非改弦易辙，何以拯此艰危！”晚清主兴学校者初期每以三代
为据，此殆是尊古的思维定势使然，以后进化观点流行，就越来越不如此了。
    
    　　会奏再论西方学校之义及与富强的关系说∶“今泰西各国学校之法，犹有三代遗
意，礼失求野，或尚非诬。其立学教士之要义有三∶一曰道艺兼通。二曰文武兼通。三曰
内外兼通。其教法之善有四∶一曰求讲解不责记诵，一曰有定程亦有余暇，一曰循序不躐
等，一曰教科之书官定颁发，通国一律，大小各学，功有浅深，意无歧异。其考校进退章
程；皆用北宋国学积分升舍之法，才能优绌，切实有据。既不虞试官偏私，亦不至摸索偶
误，故其人才日多，国势日盛。”耐人寻味的是其欲整合旧科举与新学校，使科举之意入
学校，学校之中含科举，新学生也享有旧日科第中人之政治性功名之良苦用心∶“统计自
八岁入小学起，至大学校毕业止，共十七年——计十八岁为附生，二十一岁为廪生，二十
五岁为优贡举人，二十八岁为进士——除去出学入学程途考选日期外，亦不过三十岁内外
，较之向来得科第者并不为迟，此大中小学层递考取录用之大略也。其取中之额，即分旧
日岁科考取进学额，以为学堂所取生员之额；分乡会试中额，以为学堂所中举人进士之额
。优贡应请新定学堂之额，大率比本省中额加倍而略多，初开办数年，学堂未广，取中尚
少。前两科每科分减旧日中额学额三成，第三科，每科分减旧额四成，十年三科之后，旧
额减尽，生员举人进士皆出于学堂矣。”这即意味着渐废科举，这时仍限名额。“至日久
才多以后，应仿各国章程，视其学业分数以为中额之多少，并可不拘定额以昭核实而资策
励，总须较旧额之数有增无减，此学堂取中额数移拨旧额，日后并不限以定额之大略也。
”待新学校兴起，就不必限额了。此时天平实际上已决定性地倾向学校一边了，而倘若真
的如此，此类“功名”是否还能保持旧日少而尊贵的地位呢？甚至是否还能保持旧日入仕
为官的性质呢？
    
    　　会奏又谈到改革科举的宗旨与方案∶“科举一事，为自强求才之首务。……改章
大旨总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大略系三场先后互易，分场发榜，各
有去取；以期场场核实。头场取博学，二场取通才，三场归纯正，以期由粗入精。……此
系原本朱子救弊须兼他科目取人之意，欧阳修随场去留、鄙恶乖诞、以次先去之法，而又
略仿现行府县复试童生，学政会考优贡之章。”14 虽然宗旨还是强调“有用”，但又有“
永远不废经书”一条。
    
    　　此前，还有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上疏列十条，其中有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
开民智等。两广总督陶模上疏列十三条，其中有整饬国子监，汰考生、减中额、定小试年
限、停捐例、设算学艺学科目等。陶又有奏请变通科举折，其中说到∶“自小学以上凡涉
洋务者，许参用各国之人，在学有成，小学大学均各授以本学执照一纸。嗣后无论旗汉，
无论由何项进身，非有学堂执照者不得授以实官，则所取皆实学，所学皆实用，学校既兴
，人才自出。吏治、民生、军政、财政、渐可得人而理。其商学、农学、工学、化学、医
学、亦皆听民间自立。仍於京师国学附列专科，学成各就所学用之。……俟学校齐备、课
有成才，即将科举停止，俾天下向学之士归於一途，庶几真才蔚起，百废俱兴”15 此折已
明确主张凡学成者皆有执照，无论旗汉，无学堂执照者不得授官，而改革科举只是向废除
科举过渡的权宜之计。舒新城称此折为“废科举之先声”，我们也可说这是由选拔极少数
精英集中于政治一途的功名社会，转向比较广泛普及的教育、多途分流的文凭社会的先声
。
    
    　　其时也有明确反对骤废科目者，安徽巡抚王之春上疏说∶“科举学校当逐渐变通
，不宜骤行偏废也。治国以求才为先，育才以学校为始。而群材之所奋兴，恒视乎科举之
所取舍。国朝承前明之旧，向以制义取士，而名臣硕彦亦多出乎其中。……自俗儒专尚揣
摩，以声调章句为弋取科名之具，遂不免为世诟病。究之实浅学之有负科举，非科举之果
误人才也。……至易制艺为策论，近来洋板书籍广刻盛行，徒恣钞胥，难窥心得，故臣愚
以为时至今日，国家之所以取士，与士之所储以为世用者，诚不可以旧制自限，而要不妨
即借为新学之始基也。盖凡工制义者，其於圣贤道谊，中国文理，先已晓然於中，由是而
更译外洋有用之书，令求今世当亟之务，较诸颛蒙末学毫无根底者流，必当事半功倍，斯
固理之灼然共见者也。议者动欲骤废科目，不思此时各府州县学堂尚未周设，或教之无其
人，或立之无其费，究从何猝拔奇尤以应选举。”16
    
    　　孙宝瑄也有类似的意见，他在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八的日记中写道∶“日内与荫
亭论废科举。余谓∶以今日政府及督抚手段，虽停科目，而学校亦必不能养育其才。何以
故？以办学务者不得人，故学生程度稍高，必不肯低首下心，甘受无礼之压制。于是动遭
嫉疾，不免无故被斥。如浙省大学散堂事可鉴矣。充此以往，则凡国聪达才敏一派，必不
为学校所容，而舍此又无进身地，不驱而之乱党几何哉？不如暂留科目，使草野通儒志士
得藉此上进。盖科目中多一明白人，即宦途中多一明白人。明白人通显者日多，终为国家
之利，科举奚为无用耶？荫亭始不谓然，辨之良久，终服余之说。”17 孙已预感到科举骤
废，学校将接不上来，不仅草野之人材，乃至学校学生也可能将激成革命之先锋。
    
    　　然而，时势似已不可逆转，1903年3月13日，张之洞、袁世凯又一次奏请递减科举
，这次主要理由是科举阻碍了学校，会奏说∶“盖学校所以培才，科举所以抡才；使科学
与学校一贯，则学校将不劝自兴；使学校与科举分途，则学校终有名无实。何者？利禄之
途，众所争趋，繁重之业，人所畏阻。学校之成期有定，必累年而后成材；科举之诡弊相
仍，可侥幸而期获售。虽废去八股试帖，改试策论经义，然文字终凭一日之长，空言究非
实诣可比。……今不入学堂，而亦能得科举，且入学堂反不能如此之骤得科举，又孰肯舍
近而图远，避易而求难。”会奏尤其认为科举阻碍了普遍教育而使国家不能进于富强∶“
大抵高等教育之责，国家任之，普遍教育之责，士民任之，唯其众擎，是以易举。中国非
无忧时之人也，而绅民不闻倡建学堂者，亦以群情注重科举，父兄以是勖子弟，乡党以是
望侪偶，但使荣途不失，何暇远虑深谋！故不独不肯倡建学堂，且并向来宾兴，公车等费
，亦不能移作学堂之用。其为阻碍何可胜言！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
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
衡于各国。”18 会奏并引乾隆九年（1744年）上谕减额的理由为据∶“国家科目，岂为养
老恤贫而设乎？”重申要在三科中将科场名额减尽，使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
阶。奏上后，潘庆澜批评张、袁误解了乾隆九年的减额，指出那是为了改进而非废除科举
。
    
    　　1904年1月13日，朝廷正式颂布张之洞及管学大臣所厘订之学堂章程，明确宣布十
年三科内减尽科举名额，这是废科举过程中决定性的一步，由于许多争议是在幕后，我们
尚不很清楚反对此举的具体人物和意见，19 但从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为此而上的“奏请
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约略看出反对者的几条主要理由∶一是恐科举
一废则无人再讲中学；二是担忧考核取材不能如科举那样客观公平；三是担心学堂品类不
齐，不无弊端。此折一一回答了这些反对意见说∶“兹臣等现拟各学课程，于中学尤为注
重。凡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
不优为。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皆所未备。是则取材于科举，不如取材于学堂彰彰明矣。
顾或又虑学堂功课虽重积分之法，而分数定自教员，难保无以爱憎而意为增损。殊不知学
堂功课之优绌，皆系当堂考验，全堂学生及堂内执事人员众目共睹，教员即欲违众徇私，
而公论可凭，万难掩饰。臣等尚恐偶有此弊，故于中学堂考试归诸学政主持，督同道府办
理。高等学堂毕业，则请简放主考，会同督抚学政考试。大学堂毕业，则请简放总裁，会
同学务大臣考试。并不专凭本学堂所定之分数。如是则中西之学既已兼赅，固不患其偏重
。取舍之权，仍在试官，更不患其不公。凡科举抡才之法，皆已括诸学堂奖励之中。”此
折还不是明言废除科举，而是说“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 。”20 但科举实只剩下
分等第、黜差劣、奖优秀之意，这大概是所有学校都程度不同地要做的一件事。
    
    　　科举之革废也受到外部列强压力的刺激。1901年改革的直接动因即起自庚子之变
及八国联军入京，且1901年签订的辛丑和约第二款规定：停止外人被戕害地区的科举考试
五年，这些地区包括重要的顺天府、天津府、保定府、山西太原府、东三省之盛京等地，
如果真的严格实行这些规定，则等于华北许多地区已在1905年前先行废除科举，但事实上
，这些地区的考试多只是易地举行（如顺天的考试移至河南开封，山西改到陕西），所以
，说科举之废出自辛丑和约并无证据，21 但是，列强的压力及斗争仍是内部改革的一个持
久和强大的动因，并常常成为采取改革措施的直接导火索。就像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刺激
了1898年的改革一样，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京剌激了1901年开始的改革，1904至1905年的
日俄战争显然也加速了废除科举的过程：这两国之间的战争竟然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且
所争主要是它们在中国的权益，这使中国感到屈辱和改革的迫切性；战争的结果竟然是新
起的，通过改革急起直追的东方岛国日本战胜了庞大的、改革缓慢、运转不灵的俄罗斯帝
国，又使急欲改革的中国感到某种鼓舞和信心。1905年9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终于会同
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与湖南巡抚端方六人
一起奏请立停科举，获诏准自丙午（第二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
试亦即停止。
    
    　　这次立停科举之议主要出自袁世凯，而由端方促成之，故奏折是在袁处主稿。22 
一向主动倡导改革乃至渐废科举的张之洞，这次却不是很主动，甚至颇有些犹豫观望。以
前张、袁这方面的会奏多是在张处主稿，而1905年夏，当袁世凯打电报给张之洞，建议他
们联合要求立停科举时，张却回电说他今年已有大量奏折，他只愿附议以袁为主的奏折，
并加入考优拔，与举贡考职两段。23 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坚决的反对者是王文韶，据说王文
韶在枢府，恒以聋自晦，为人透亮圆到，遇事不持己见，独於废科举一事极坚持。其时荣
禄当国，自以非出身科目，不敢力主废。王文韶谓“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及王
文韶出枢垣，端方以江督入觐过天津，袁世凯与之商废科举，乃约张之洞联请诸朝，遂得
请。24 《清史列传》卷六十四“王文韶传”亦载：“文韶退出军机后二日，停止科举之诏
始下，知文韶在直时持异议。”
    
    　　袁世凯等六人会奏首先陈述了为何等不及在十年三科内渐废科举的理由∶“科举
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
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
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
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近数年来，各国盼
我为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
转瞬日俄和议一定，中国大局益危，斯时必有殊常之举动，方足化群疑而消积愤。科举夙
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
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而中国士子之留学外洋者，亦知进身之路，归重学堂一途
，益将励志潜修，不为邪说浮言所惑，显收有用之才俊，隐戢不虞之诡谋，所关甚宏，收
效甚巨。”然后，又对“最为新政大端”的学堂宗旨及其与国家富强的联系做了一番新的
阐述，“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且
有普通之知能，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
合格之国民，兵农工商，各完其义务而分任其事业。妇人孺子，亦不使逸处而兴教于家庭
。无地无学，无人不学，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图强奚不强。故不独普之胜法，日之胜俄
，识者皆归其功于小学校教师。即其他文明之邦，强盛之源，亦孰不基于学校。而我国独
相形见绌者，则以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
新也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25 这一
阐述已由原来的英才选拔及教育，转而更为强调“无地无学，无人不学”的国民教育，普
通教育了。
    
    　　总之，清末科举的革废，从科举与学校的关系看，约略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
段大致是在戊戌变法之前，是与科举分开的维新教育，兴办学堂，仍是以科举为主，学校
为辅；然而，当学校发展到一定规模，就与作为正途的科举发生矛盾，尤当与列强冲突，
国家选拔之精英不适合于富强目标的特点立即鲜明地呈现时，就转入了以1898年戊戌变法
为高峰的第二个阶段，即试图整合科举与学校，尤其是试图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程式，
废弃八股，开设经济特科，以适应新的形势，促进学校的发展，虽然还不是要放弃科举，
但俨然已有日后将以学校为主的意思了。而到了1901年以后的第三阶段，科举之废看来已
经是势在必行了，虽然还经常说要结合科举与学校，但争论和犹豫实际上主要是集中在是
究竟何时废除科举为妥，是渐废还是立废的问题上。最后，原先的渐废派在内外形势的冲
激下自己主动转成了立废派，从而亲手结束了这一延续了一千三百年，他们自己大多也是
从中出来的科举制度。
    
    　　然而，他们是否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一变革的意义和后果呢？他们是否认识到，这
一变革实际上意味着几千年来一个根本价值观念的转换呢？几千年来，中国居支配地位的
价值观念一直不是要追求富强、追求功利、追求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财富的不断增殖，而是
要追求天下太平，追求一种内外、上下的相安相养，并鼓励一种道德的人格类型和一种精
致、文雅的文化，但以这种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国文明，自然无法抵御近代以来强劲、扩张
的西方文明。26 在科举的革废过程中，我们已经看见了由传统中国的价值观向现代西方的
价值观转移的轨迹，此种转移此时自然还是发生在上层，甚至不一定为他们所清楚地意识
到，但它很快就会明显化和普遍化了。而且，统治层是否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废除的深远
后果与影响呢？他们是否意识到了由此将带来的一种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呢？而即便他们
充分地认识到所有这些情况，他们又是否能够不废除它呢？
    
    　　人们对他们亲自参与、推动的一个事件提出的理由（reasons）与真正造成这一事
件的原因（causes）并不是一致的，而短期的理性与长远的理性，个人选择的理性与集体
选择的理性，人们主观的理性与最后由历史呈现出来的某种客观理性也都不是一致的。人
们的行动都是有目的的行动，但由于种种原因，行动的结果与这行动的目的常常并不吻合
，27 人们的行动常常是有理性、有理由，经过慎重考虑的行动，但最后的为人公认的解释
却常常并不是那些理由所指示的解释。形势要比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更强。艾尔斯以下的评
论也许只是由一件事和一个人说明了一个普遍的道理；“一个自唐以来就存在的制度被推
翻了，它是近代中国史上最有意义的变革之一，张之洞帮助发动与保证了这一推翻，但他
看来不久就多少被他所做的震惊了。”28
    
    废除科举后的反应
    
    　　得知诏废科举的消息之后，前述那位在晋中乡村里耕读教馆的举人刘大鹏在自己
的日记中写道∶29
    
    　　1905年10月15日∶“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散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
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
    
    　　1905年10月17日∶“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
之永久。惟所积之德庶可与天地相终始。但德不易积，非有实在功夫则不能也。日来凡出
门，见人皆言科考停止，大不便于天下，而学堂成效未有验，则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
再阅数年又将变得何如，有可忧可惧之端。”
    
    　　1905年10月23日∶“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
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
    
    　　1905年11月3日∶“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
    
    　　1905年11月2日∶“科考一停，士皆殴入学堂从事西学，而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再
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矣，安望文风之蒸蒸日上哉！天意茫茫，令人难测。”
    
    　　作者首先感到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幻灭感，所忧首先在世道人心，虽仍讲积德可垂
之长久，但也知积德不易，尤在失去制度依托的情况下，其次是对文风的忧虑，但最直接
的，很快就要面对的则是一种生计上的压力，是失馆失学，谋生无路。
    
    　　以前对废除八股、改革科举主张甚早甚力的严复此时也采取了一种谨慎的态度，
他在环球中国学生会上的演说表明他深刻认识到此事的重大意义，却不敢盲目乐观∶“不
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
如此，结果何如，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30 而且，他在此篇演说中强调道德将可
能沦丧，而社会之所以为社会，正恃有天理人伦，故非狂易失心之夫，必不敢冒言破坏。
他还批评了新学校的弊病，强调德育应当更重于智育。31
    
    　　《东方杂志》当年第11期教育栏转载了《中外日报》1905年9月10日的一篇文章“
论废科举后补救之法”，文章指出，中国社会行科举法已千有余年，今一日举而废之，必
有大不便处，乃就上谕中安顿诸生，多设小学二事，考虑其有至难处。文章说，停滞于考
试之诸生尚有数十万人，大概不免将归于被时代“淘汰”之例，然而，“国家之政教万不
能以此念置之胸中，当轴者固宜有策以处之。”32 又说过去读书花费不多，且有仕进荣升
之诱，废科举兴学堂之后，“恐中国识字之人必至锐减，而其效果将使乡曲之中并稍识高
头讲章之理之人而亦无之，遂使风俗更加败坏，而吏治亦愈不易言，则于立宪之途更背驰
矣。”33
    
    　　但是，虽有种种忧虑担心，当时社会上总的反应却大致接近于是无声无息，革命
派的报刊几乎不注意此事，改良派、保守派的反应也不热烈，既乏激愤者，也少欢呼者，
似乎这并非是一个延续了千年以上，且一直为士子身家性命所系的制度的覆亡。这里的原
因自然复杂多样∶比方说此事已喧闹多年，从改科举、废八股到主张渐废科举、立废科举
，早已不新鲜，人们已有了相当的心理准备；而废除科举的长久、深远的后果也还没有显
露出来，上层已仕者可以继续享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许多有势力或有金钱者还可以让自己
的子弟占据新学堂以及留学的先机。真正悲惨的可能是那些已经从事举业，而又年龄较大
、家境较贫、不易改业的生员和“童生”，然而他们散居在广大的乡村，不易形成自己的
力量，乃至难于表露自己的呼声。至于大部分的民众，则这事本就与他们无涉。
    
    废除科举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在这最后的一节中，我们准备先约略叙述一下废除科举对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社会
所发生的直接影响，最后也对它的长远意义与影响略加评述。
    
    　　废科举是以新学术、新教育、新人才为号召的，废除科举的直接理由就是为了给
新学堂让路，给新教育开路，这从传统方面也许可以说是：为了实现早在王安石改革时就
已怀抱在胸的理想：使育才与拔才相结合；而从现代世界大势方面则可以说是：为了普及
教育，使中国臻于富强。以下的数字或可表明，1905年科举一途道断之后，新式教育相对
于废科举之前的学堂来说，确实有了长足的进展，全国学堂总数的增长情况是∶1904年4,2
22所，1905年8,277所，1906年19,830所，1907年35,913所，1908年43,088所，1909年52,3
48所；学生总数的增长情况是∶1905年以前最多不过258,873人（不含军事，教会学堂），
1907年达到1,024,988人，1909年达到1,638,844人，1912年跃升为2,933,387人，此外，加
上未经申报立案的公私学堂，军事学堂，以及教会所办学校的学生，估计辛亥时国内学生
数在300万人左右，几乎是1905年的12倍。34
    
    　　当时学校教育的质量如何呢？据李宗仁回忆∶1907年冬，李参加广西陆军小学第
二期招生考试，报名不下千余人，录取仅一百三、四十人，李以第一名备取，那时，陆小
重要负责人都是刚自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办事认真，执法如山，李仅以报到迟到十来分钟
即失去当年入学资格。1908年冬，李又考取第三期，学校教育甚好，经费充足，四菜一汤
，有呢制服、大衣，每月有零用钱，而当时物价颇低，师生颇有朝气，注意仪表，学习努
力，但入校后第二年，校内发生两次风潮，学风渐不如前，辛亥之后，陆小改为陆军速成
学堂，学风及质量更每况愈下了。李宗仁评论说∶“当清末厉行新政时，朝廷中一部分大
员和各省少数封疆大吏，可能是敷衍门面，缓和舆情；然下级办新政的人物，都是受过新
式教育的人，的确生气勃勃，有一番新气象。不意在革命之后，这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反而
消失，以前的所谓新人物，现在大半变成旧官僚；以前的新政机构，现在大都变成敷衍公
事的衙门。”35
    
    　　李宗仁所在的学校大致是属于当时比较好的一类学校，当时的学校由于增长过快
，有时是一窝哄而上，教育质量实际上参差不齐，但总的说，当时的学校尚承精英教育的
遗风，并具有乡土的色彩。包括许多出洋归来的留学生等各种人才，乃至一些很杰出的人
才，也都愿回到自己的家乡，办中学、师范乃至小学，不因其小而努力为之。故我们看许
多在本世纪前一、二十年接受初、中等教育的名人回忆录，他们的中小学老师中尚有不少
确具巨大才华、当时或后来全国闻名的学者和文化人。36
    
    　　但是，学生数量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的数量增加，新的中
、小学学生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还远不能与旧日功名获得者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相比，远
比不上旧日的举人、进士，甚至比不上扎根乡土、融于社会、年龄较大的生员，按照原来
新学制建立者的设想，他们还须积以若干年月才能获得类似功名，但后来的革命很快就把
这些如一阵风似地吹跑了。37 这样，由于将文化精英补充进上层的渠道实际上已经中断，
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数量就反而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文化精英的延续接替出现了“断层”
，这种“断层”甚至意味着“断绝”。例如，以大致相应的旧书院与新的中学相比，十九
世纪末有书院两千多处，学生近十五万人，1909年则只有中学702所，学生七万二千多人。
38 另一个可供参考的数量比较是∶十九世纪末有功名或有爵秩的人的总数为1,443,000人
，而在1910年6月散发的，由各省谘议局起草的，要求立即召开国会的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
（主要是绅士）为30万人。39
    
    　　另一方面，教育的普及状况亦不见改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反而是恶化了
。据罗斯基（E.Rawski）的研究，1880年代清代识字率男性为30-45％，女性为2-10％，平
均识字率在20％左右，这一比率不亚于英国和日本现代化以前的识字率。但自1895年后到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期间，全国平均识字率一直在下降，直到30年代，具小学文化程度的人
数只占总人口的17％，以致于梁启超曾在1915年批评新政说，二十年来办现代教育使得全
民不识字。40
    
    　　当时新学术、新教育的弊病还可从1905年废除科举以后重新对科举有所肯定、乃
至要求恢复科举的呈文略见一斑。例如，1907年8月26日，候补内阁中书黄运藩在“请变通
学务、科举与科学并行、中学与西才分造呈”中说：“然以今考之，学堂之推广既稀，人
才之进步转滞。何也？盖原业科举之士失业者千万人，既难一切收入学堂，亦无如许之学
堂概归造就，且地方贫困，搜括已穷，新政屡兴，尤苦罗掘。以是一县之中延至一二年，
不能有一完全学堂，以资教育，官司苟为敷衍，人才坐见消亡，父兄子弟有太息相戒不学
，故一乡十里数十里之中，求一旧有之蒙学馆而不得。又况有学生之习气风潮，潜为构陷
，父兄更甘令子弟废学，以免意外之惊，兴学而学转废，岂先后管学务大臣所及料哉。…
…计惟科举与科学并行，即中学与西才分造，斯益多而害少乎。何言之？科举办法，士子
自少至壮，一切学费，皆量力自为，亦无一定成格，故即有多人应试之州县，尽多贫窘之
家，要不阻碍大局。”41 总之，呈文是想以学堂通科举之穷，以科举补学堂之失。又，曾
肄业高等学堂，乡荐后又充中学监督教员，并游历日本的举人李蔚然在“请变通整顿学务
呈”中也说：“今我内外各学堂，待学生过於优异，食於兹，衣服鞋帽，一切文具，无不
取给於兹。财力几何，势难持久，因其费用浩繁，名额不能不加限制，於是得入校者，千
人中不及一人，教育普及将何日乎？”所以，他认为学堂急须整顿，按立宪宗旨颁行教科
书，按科举成法鼓励毕业生，“科举之弊，近人详言之矣。而其中亦有至善之处，则公平
是也。今学堂学生，近城镇者入之，僻远不与；有势力者入之，寒微不与。今日之学生，
即异日之官吏，同是编氓，谁甘废弃，倘能改为通学，则收纳既多，向隅自少。惟毕业考
试，不能不严定法规，不特糊名扃试宜照科举旧章，并须严重关防，明定私通罪律。寻常
考试，可由监督教员酌定，一至毕业，全由学臣主持，学臣亦必於署内奏派专门职员，分
司校阅。”42 乡下的农人亦常常表现出对于新学堂的反感。43
    
    　　曾长期在京曹供职的何刚德则表示了对日后学生出路的忧虑，他说：“今日学堂
之弊，与学生无与也，而当时兴学者，急於观成，仓猝定制，人不一心，适蹈不知轻重之
弊也。一在毕业太易。科举时代，三年一会试，取进士三百余人焉，三年一乡试，各省统
计，取举人约二千人，五贡并不及此数，进士固即时任用，而得意者尚不及半，举贡分途
，消纳十不得一，日积月累，后来已拥挤不堪矣。今改科举为学堂，大学毕业视进士，中
学毕业视举贡，而且无人不可毕业焉。今默揣其数，试问何以位置？一酬报太丰：前清大
学士，年俸三百六十两，而从前出洋毕业回国，当轴极意优待，年俸视大学士十倍且有不
止，其次亦必五倍。后难为继，向隅者多，此二者皆视之太重，而势处必穷也，一备索学
费：从前寒士读书，无所谓学费也，且书院膏伙，尚可略资以津贴家用，今则举学中田产
，悉数归入学堂，而学生无论贫富，一律取费，且膳宿有费，购书有费，其数且过於学费
，其出洋之由於官费者，寥寥无几，其自费之费，即千金之家，亦必裹足焉，是出洋生不
得有寒士矣。一不恤生计：学生之弃家产，负重债，以期毕业者，不过求出路以取偿耳，
今对待学生者，则曰，学生之头角峥嵘者，不难自谋其生，历次考试，亦有任用，即不然
，亦得有学位，则亦已矣。不观当日之秀才乎？秀才中举中进士，固有出路，若终於秀才
，则亦有秀才顶戴荣身也，有何不可，不知当日秀才无资，本无产可破，今之秀才，则大
半自破产来也。”44 当时学生所费甚多，许多人以破产求学，而观念上又仍以入仕为主要
出路，而仕途早已拥挤。
    
    　　但这些弊病主要还是一种过渡期的弊病，多涉及到转变观念，改进方式，并非是
不可治的痼疾，倘若有一段相对持久的和平时期，也许并不难于克服。而试图恢复科举的
尝试显然是不可能，也不合适的。问题在于中国不久就陷入了激烈并且持久的动荡，渐进
的“教育救国”很快就被看成是不合时宜的了。
    
    　　前面说到了绅士的数量减少，但在辛亥革命前一短暂的时期内，绅士的权力与影
响力并未因这种数量的减少而相应降低，反而因王权的衰落而有所增加了。新式的学堂和
教育只是包括了旧科举的一部分功能，即为社会统治层选拔一批候选者的功能，但真正的
学堂选拔几乎还未开始就被打断了，另一方面，旧日科举的拔才功能则在某种程度上由新
式的选举接替了，所以，我们还须观察一下清末最后几年的新选举。
    
    　　清季预备宪政，仿效各国议会制度选举议员以博采舆论。议员选举有二∶一是资
政院议员的选举，一是各省谘议局议员的选举。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各省谘议局的选举，谘
议局虽非直接的权力机关，但不可低估其当时的影响力。45 据张朋园对全国21省谘议局总
数1643名议员中1288人身分的统计，有生员以上功名的议员占89.13％，而据贺跃夫的研究
，有科举功名背景的议员的比例比这还要高，如广东谘议局的94名议员全部都来自士绅阶
层，因此贺推断：清末各省谘议局议员几乎全部来自绅士群体。46 又据黄炎培等回忆，当
时的人们对选举还相当认真，选举尚没有象民国北洋军阀政府时代那样被权力与金钱腐化
而贿选成风，47 议员也因此在民间享有远比后来议员高得多的尊重，绅士权力至此达到了
一个扩张的顶点，中央及代表中央的地方行政权力出现了某种矛盾和紧张，互有制衡又互
有合作，但冲突明显较前为多。1911年10月，武昌的新军仓卒起义，随之各地不稳，举事
日多，十多个省的谘议局遂纷纷组织和发动了和平独立，最后导致了清帝的退位，绅权抛
弃了王权，漫长的君主制就此宣告结束。绅士群体也许仍然遵奉了儒家“乱不自我、祸非
我作”的原则，但按他们的判断收拾乱局或残局则是另一回事。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
可以说，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是由革命者仓促发动，却是由不革命者使其成功的，而两
者当时均没有享受到胜利果实，后者的势力甚至很快就消退了。士绅上失其根，下失其路
：上失其根则失去对社会下层的影响力和由下层源源不断补充的更新力，于是在辛亥最后
的回光晚照之后立见枯萎；下失其路则大量破落的士绅子弟或潜在的读书种子被驱往对社
会的反抗、成为动员民众和进行革命的先锋。48 绅权在抛弃了王权之后，很快就被一种新
起的、它更难于抗衡的权力所取代。辛亥革命不是革命的结束，而只是本世纪一系列革命
的开始，士绅群体终于在这些革命中被彻底埋葬。
    
    　　一些学者已指出过废除科举前后绅士城市化的浪潮，尤其在这之后，他们逐渐离
开乡土，走进城市从政、求学或者经商，且愈有见识、愈具才干者愈加如此，留在乡村的
多为一些年老力衰的绅士，一些暴发的、缺少文化的“土豪劣绅”则逐渐兴起，许多并成
了地方上新的头面人物，乡村成了一个被文化精英遗弃的地区，宗法关系淡化，地主与贫
困农民的冲突开始尖锐，广大乡村遂成为一块酝酿革命的温床。
    
    　　传统中国的社会上层继1905年的废除科举开始了一种体制上的自我摧毁之后，在1
919年由其子弟发动的五四运动中，则可以说是开始了一种价值核心体系上的自我摧毁。而
这一切又几乎可以说是自然会发生的，乃至可以说是一种传统文化要想有一种凤凰涅槃似
的更新所不得不经历、不得不承受的。49 辛亥革命之后，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各政党尝试议
会政治及武人当政的时期，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单纯的理念组织与单纯的军事力量均未
能持久，随后遂有信奉一种意识形态型理念的政党与军事力量的结合，50 并取得节节胜利
。
    
    　　废除科举所引起的最直接、也是本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自然是知识阶层的变化
。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传统社会在“知识阶层”与“社会上层”之间是大致可以
划一等号的，然而，随着“学而优则仕”这一传统的中断，辛亥之后首先是军人，然后是
有武装力量作依托的党人占据了社会的中心地位，知识阶层的确出现了如余英时所标示的
“边缘化”的位移。51
    
    　　然而，用“边缘化”这一概念也许尚不足以说明本世纪知识阶层内在成分的种种
变化，亦不足以说明其全面和持久的变化。52 更长远、更深刻的可能还是整个社会结构的
变化。比起说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来，说社会的“平等化”也许是立足于一个更广泛的
视角、也是在一种更确切的意义上说的。科举之废除实在是“亘古奇变”的二十世纪所发
生的一个最早的重大事件。它的意义要超过一个王朝的覆灭，它也不仅仅是一个延续了一
千三百年的制度的消失，而是还意味着一种起始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社会形态（选举社会
）的终结，而且还不仅此，它也许还意味着一个有着更为久远得多的历史的社会形态（等
级社会）的终结。等级结构不再是法律明文规定，且为人们广泛认可的一种可接受的社会
组织方式了，平等的观念已经广为传播并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巨大的变革时期的社会动员
力量，或者一种和平时期制约政府的力量。它常常被人们作为衡量政府合法性──乃至衡
量一切公共领域的政策措施、甚至常常被僭越地作为衡量私人努力领域的事务的一个基本
依据。平等的观念虽然常常含混不清，平等的感情却极其强烈。中国在经过了二十世纪这
样一个激烈的社会动员和流血革命的过渡时期之后，人们至少在宪法所规定的法律地位和
一些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方面已相当地趋于平等，在政治参与的程度和经济收入的方面
也要比以前的社会广泛和平均，虽然分化和差别今天又在诸如财富收入等领域不断产生，
但平等的呼声在这些领域也同样高涨。追求国家强盛和人民富裕的目标也更为明确且不可
动摇。相应于社会平等化的潮流的，则是各种价值追求、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以及各种职
业声望的自然分流开始出现。
    
    　　总之，有关中国古代选举所内在具有的矛盾及不断陷入的困境，以及导致其最终
被废止的各种因素及其深远影响，笔者就暂时叙述到这里，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继续研究，
许多疑云需要继续澄清，而我们今天能够比较可靠地指出的一点只是：我们现在依然没有
脱离这种影响。古代选举社会后来所陷入的困境，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平等发展所遇到的
困境，或更准确地说∶是单一的、硬化的政治机会平等所遇到的困境。这种机会平等自然
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平等，但两者又不是全无相似之处，故而仍可给我们提供一面以古鉴今
的镜子。
    
    　　中国经过了二十世纪的激烈动荡和流血斗争，社会结构与本世纪初相比已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似已在开始走向一个自然分流、多元取向的平等社会。这种具有世
界性和现代性特征的平等社会与中国古代的选举社会相比有何自己的特色，有何自身的问
题和矛盾，它可以允诺什么和达到什么，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期望或者失望，以及这种平等
社会如何体现出自己文明的特色，它与传统因素如何关联，它自身又如何构成其平等与不
平等的方面（因为无论如何不可能一切平等），最后，它的未来前景又究竟如何，就不是
我们在此所能回答的了。这一切目前都还处在变化之中，还远不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得很清
楚的。

 
【注释】
    1 见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页4697-4698。
   
    
   
    2 百日维新要臣陈宝箴之孙陈寅恪言其思想囿于“湘乡南皮之间”。
   
    
   
    3 《劝学篇》“同心”。
   
    
   
    4 《劝学篇》“明纲”。
   
    
   
    5 《劝学篇》“正权”。
   
    
   
    6 《劝学篇》“会通”。
   
    
   
    7 《劝学篇》“设学”。
   
    
   
    8 张之洞并认为西教日炽，佛道二氏日微，只有儒风振起，中华乂安，二氏方能受其
保护，此亦是一有意思之见解。
   
    
   
    9 《劝学篇》“设学”。
   
    
   
    10 《劝学篇》“变科举”。
   
    
   
    11 转引自《戊戌变法》第二册 ，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页466-467。张之洞甚不喜新
名词，如“作报告”，“手续”之类，参见张达骧等∶“张之洞事迹述闻”，载《文史资
料选辑》第34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页86。
   
    
   
    12 此对比尚不十分恰当，因旧科举已成以往传统社会政治之命脉，而新学校则不过是
未来新社会教育之一端。
   
    
   
    13 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 第一册，中华书局1933年版，页77。
   
    
   
    14 同上书，页78-88。
   
    
   
    15 同上书，页99-101。
   
    
   
    16 同上书，页101-102。
   
    
   
    17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983年版，页737-738 。
   
    
   
    18 《光绪政要》卷29，转引自《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
版，页428。
   
    
   
    19 一些御史如左绍佐、熙麟、瑞璐提出了不同意见。
   
    
   
    20 转引自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页59-62。
   
    
   
    21 傅吾康亦持此观点，参见Wolfgang Franke: 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Examination System,pp.68-69.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他指出在废除科举前考试已恢复常轨。
   
    
   
    22 据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九，又据王芸生回忆，袁奏请废科举前，曾询时任直
隶学校提学习的严修，严表赞同。参见王芸生“严修与学制改革”，载《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23 参见Willams Ayers: 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P.232
   
    
   
    24 原载《庸言》第一卷，第六期，民国二年二月，转引自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
史科》第四册，中华书局1933年版，页128-129。
   
    
   
    25 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页
63-65。
   
    
   
    26 东西文明类型的不同及其最终估价标准，可参见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令人印象
深刻的卷首语∶“在我看来，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修
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
和能够造出漂亮舒适的农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
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
人（What type of humanity），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生产的男人和
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海南
出版社1996年版，页3。
   
    
   
    27 这种不吻合可参见黄平文“有目的之行动与未预期之后果——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十
年代的经历探源”，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秋季卷。我想强调的只是：这不仅
是某些人在某些时候的一种特殊情况，而是很普遍的一种情况，是不仅包括失败者、也常
常包括了胜利者的一种情况。
   
    
   
    28　William Ayers: 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P.244.
   
    
   
    29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页146-147。
   
    
   
    30 《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166。
   
    
   
    31 严复实已触及到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化问题，这一转化的方向即是向普遍的、社会的
伦理的转化。参见前引书，页168-169。
   
    
   
    32 意即此皆为人，不可象数字一样轻轻抹去。
   
    
   
    33 见《东方杂志》1905年第11期。
   
    
   
    34 根据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中的统计，页156-158，台北∶稻禾出版社1
991年版。
   
    
   
    35 据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页29，45。
   
    
   
    36 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小学，尤其乡村的中小学里已不复能睹。
   
    
   
    37 1911年京师大学堂的学生尚未毕业，无法授予本拟授的进士功名。
   
    
   
    38 参见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630注
。精英减少的详情可见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和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
命在广东》等书。
   
    
   
    39 同上书，页634。
   
    
   
    40 转引自金观涛、刘青峰著《开放中的变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
155-157。又邓嗣禹在三十年代写道：“三十年前稍可糊口之家，每举一男，甫四五岁，即
令发蒙读书，以便应童子科。中国儿童向学之早，及重男轻女之习，考试之制，不无影响
。启蒙以后，家资虽贫，必茹苦含辛，送子学成：天资虽鲁，父师必严厉挞责，谆谆告戒
，俾成可造之材。贫苦子弟，类皆廉谨自勉，埋首窗下，冀求一第。即纨绔公子，亦知苦
读，以获科第，否则虽富不荣。傥肆业之时，一暴十寒，遇大比之年，名落孙山，则不拘
富贫，皆垂首丧气，无面见人。非若现今学校，毕业与否，不甚紧要也。因此之故，前清
时代，无分冬夏，几於书声遍野，夜静三更，钻研制义，是毕科举鼓励之功：有甚於今日
十万督学之力也！自罢科举后，中大学毕业，无噉饭之所：於是纨绔子弟，终日逸游；贫
困之士，有志莫逮。甚至平民义务学校，免费供膳，犹辞不入。强迫教育之令日盛，反不
若科举时代能使人力争向上也。”《中国考试制度史》，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 页349-35
0。孔子曾目人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后学”、“困而不学”四种，但既
然他自己都不轻许为“生而知之”者，则实际上大概只有三种。不管环境如何都“有志于
学”者可能还是少数，很多人是“困而后学”，一部分人甚至“困而不学”。困且不学，
在今天的社会里，如果不困，自然就更不必向学了。
   
    
   
    41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页981-983。
   
    
   
    42 同上书，页983-985。
   
    
   
    43 如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
，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学校教员。”载《毛泽东选
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页40。
   
    
   
    44 何刚德∶《客座偶谈》卷二。
   
    
   
    45 当时选举权有一定的资格规定，如须办学务及公益事务三年以上；有中等以上学堂
文凭；有五千元以上资产；有生员以上出身等，但只要有上述一条即可，又本省官员、幕
员、军人、巡官、不识文义者等不能参与选举及被选举。
   
    
   
    46 转引自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14
1-142，164-165。
   
    
   
    47 参见黄炎培：《八十年来》，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页50。
   
    
   
    48 士绅子弟的动荡不安及分化可参见路翎的小说《财主底儿女们》。
   
    
   
    49 后者又可以说是前者的继续，有了1905大致就会有1911，就会有1919，虽然前者并
不是后者的必然充分条件。
   
    
   
    50 党军或者说军党，其中党更居主导地位，但军队也必不可少。
   
    
   
    51 参见余英时文：“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载《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台北：
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汪曾棋的一篇小说《徙》也相当生动、深刻地触及到这
种变化，可以参看。又王国维1927年的自沉，亦可从社会学意义上视为是一传统士人在本
世纪命运的典型事件，陈寅恪在“王观堂挽词（并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
，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42年后，陈寅恪亦在长久苦痛后去世，而其死时连悼人亦无。）另一方面，顾颉刚在《
悼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则可以说是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学者找不到可专门研究学问的净
土的绝望，转而大喊∶“士大夫阶级的架子害死了王国维！我们应该打倒士大夫阶级！我
们不是士大夫！我们都是民众！”而之后仍有“士大夫”求为“民众”，求靠拢左派而不
可得的更绝望年代，由后转视二、三十年代，那时反是本世纪学术文化的黄金时代。例如
前清秀才、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钱履周，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化名“左尚”写文章
，“文革”中被斗得很惨，说他用“左尚”笔名之意是想爬到左派之上，钱为自己辩护说
“尚左”是取《左传》“楚人尚左我亦左”之意，即本是靠近左派之意，但仍不能够得到
解脱。钱1981年冬已87岁，半盲，次年夏仙逝（参见陈茂同：《中国历代选官制度》，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士阶级的子弟瞿秋白亦真切地描述了这一阶级的破产，并
对这一阶级作了严厉的自我批判，然而，无论是托命继绝而郁郁死者，或投身革命而终被
革命所吞噬者，传统类型的士大夫及其最后的子弟连同许多传统风俗一样，“说没有，也
就没有了。”（汪曾棋语）
   
    
   
    52 本世纪以来，尤其在后半世纪，知识分子已多次被“掺沙子”（借用毛泽东喜欢用
的一个词）。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呢？他们是不是和一百年前的士大夫无论外在
的、还是内在的方面都有了天壤之别呢？今天知识阶层中出现的成分多元化、队伍扩大化
、其主体部分技术实用化乃至于世俗化等现象，已经使今日一些激烈的批判者或其他类型
的持异议者反复申明自己不是“知识分子”，或者说自己虽然不幸而身为“知识分子”，
却决不愿与今天一般所谓的“知识分子”为伍（如张承志、朱学勤等，又如顾城更激愤地
说“知识分子早在1911年以前就死光了”）；有些干脆进一步使自己的标志更世俗化（如
王朔说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码字工”，虽其骨子里仍是相当骄傲、并不认为自己的码字是
其他的码字工所能码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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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逻辑是人世间的最高逻辑，强权的逻辑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最高逻辑，接受这个最
高逻辑的检验，只有这样做，强权的逐渐进化才有希望，社会进步的代价才可能减至最低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才能落实。否则，强权没有不走向大奸大恶的。
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强权，而是不承认强权的原罪，败则天不假时，成则得意忘形。
一将功成万骨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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